写作条件与这本书的边界
茨威格在序言里交代了写作处境。他在异国旅馆房间里动笔，身边没有一本自己的书、一份笔记或一封友人来信。战时各国邮件中断或受审查，他无法查阅资料，全书依靠记忆写成。出版社后记补充说，他1941年旅居美国期间在纽约和纽黑文的旅馆起稿，主体在纽约州奥西宁完成，另有一章写于巴西。他同时说明，记忆在他眼里是一种主动整理的力量：一个人忘记什么、记住什么，背后有内在的筛选，只有愿意被保存下来的东西才值得传给后人。
这本书的断点定在1939年9月。茨威格认为，那个月之前形成他这一代人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生于1881年的维也纳，经历了哈布斯堡王朝、第一次世界大战、奥地利共和国、恶性通货膨胀、纳粹吞并奥地利，直到1939年战争再起。他自称身兼奥地利人、犹太人、作家、人道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五重身份，每一重都把他置于时代冲击最猛烈的位置。他说时代灾变三次摧毁了自己的家与生活，把他和过去割开；失去归属也带来一种旁观者的位置，使他有可能更少顾忌地描述这个时代。
作为回忆录，这本书的素材来源与证据等级需要区分。茨威格记录的大部分是亲身见闻：文理中学的课堂、咖啡馆里的文学讨论、与赫茨尔、罗曼·罗兰、里尔克、弗洛伊德等人的往来，属于第一手观察。书中也转述他人的叙述，例如赫尔曼·巴尔和施尼茨勒回忆霍夫曼斯塔尔初次投稿的经过，他都标注了转述者。涉及政治事件的部分，如雷德尔间谍案、拉特瑙遇刺、1917年奥地利上层的主和动向，他写明自己当时的知情范围和事后得知的渠道。全书写于流亡途中，细节可能失真，他在序言里已预先说明，并把记忆的取舍视为写作方法的一部分。
安全世界的成长（1881—1914）
奥匈帝国在1914年以前给茨威格的印象，是一个建立在永久性之上的世界。国家保障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克朗金币流通，人人知道自己拥有什么、被允许做什么。官员可以查日历算出晋升和退休的年份，家庭按固定预算生活，婴儿一出生就开始存"储备金"。这个秩序顶端的年迈皇帝即便去世，人们也相信继任者会维持原状。战争、革命、暴力在这套观念里没有位置，因为十九世纪把"进步"当作宗教来信奉。
这个世界的物质底色在茨威格家里看得清楚。父亲来自摩拉维亚的犹太家庭，祖父做布匹买卖，父亲在三十岁那年创办了一家小型织布厂，靠逐年积累利润扩张，一生以"安全第一"为信条，从不投机、从不赊欠，到五十岁时已是国际标准下的富人。母亲娘家布雷陶尔家族自瑞士边境的霍亨姆斯散布到圣加仑、维也纳、巴黎、纽约，做银行业，说多种语言。茨威格把这个阶层的文化野心概括为一种机制：财富只是手段，真正的目标是让下一代进入智识世界，因此犹太家庭往往两三代后就有人转向学术、艺术或写作。
维也纳把这种文化冲动放大到了全城规模。城堡剧院对市民的意义超过政治：演员的仪表是行为范本，名角的葬礼比政治事件更牵动人心，茨威格家的厨娘会因为没见过面的女演员沃尔特去世而痛哭。犹太中产阶级承担了实际的文化赞助，买票、收藏、办展览，因为在艺术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他们获得城市公民感的途径。茨威格据此提出一个有限的主张：十九世纪被世界称道的维也纳文化，有相当部分由维也纳犹太人推动，纳粹把这座城市"民族化"的举动因此摧毁了它的根基。
学校与文学启蒙
茨威格在文理中学度过了八年，他把这段经历概括为持续的厌倦和压抑。课程排满五种语言加数理科目，建筑破旧，老师与学生之间隔着"权威"这堵墙，八年里没有一个老师问过他愿意学什么。他认为这种教育有明确目的：国家要用学校维护权威，让年轻人服从秩序、推迟成熟，而不是培养他们。这套压力在他身上产生了一个结果——对一切权威和"居高临下"讲话方式的终身反感。
他真正受到的教育发生在课外。维也纳咖啡馆花一杯咖啡的钱就能读遍欧洲的报纸和杂志，一群同龄人在竞争式的狂热里读尼采、斯特林堡、里尔克，把新艺术运动当作自己的事业。这个圈子的坐标是霍夫曼斯塔尔：十六岁以"洛里斯"的笔名发表文章，让巴尔和施尼茨勒震惊，茨威格把他描述为"早熟完美的奇迹"。与之相对的是里尔克的例子——早期诗作并不成熟，到二十二三岁才逐渐成形，这给了普通青年以缓慢成长的余地。茨威格强调，这种文学狂热以牺牲睡眠、身体和正常社交为代价，他直到十八岁还不会游泳和骑车，但他不后悔，因为对智识的热情在那几年被注入了血液。
世纪之交的性道德
茨威格用一章描述了世纪之交中产阶级的性道德，并把它当作社会机制的案例来分析。那个时代的做法是隐瞒与双重标准：社会默认青年男性需要性经验，却要求他做得隐蔽；同时把女性隔离在无知状态里，把"纯洁"等同于对生活一无所知。这套体系衍生出对应的地下结构——妓女被警察登记、每周两次体检，作为合法职业存在，却失去追讨嫖资的诉讼权。茨威格记录了当时性病的普遍与治疗手段的残酷，以及青年为此承担的恐惧和勒索。
他给出的解释是：越禁止的东西越占据感官，隐瞒制造了更多而非更少的情欲。他承认这套道德造就了一些他仍觉得美好的东西——少女的羞怯和梦幻，但他总体上判定这对两性都是坏时代。他把前后对照写得具体：今天能自由交往的青年不必再向任何人撒谎，可以对自己的欲望诚实，单是这一条就压过了他惋惜的那点失落。
大学、柏林与赫茨尔
1899年前后，茨威格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很实际：哲学系的功课最容易被规避，他打算用四年里前三年做自己的事，最后一年补课拿学位。他的第一本诗集《银弦集》由舒斯特与勒夫勒出版社接受，马克斯·雷格为其中六首诗谱曲。随后他成功把一篇散文投给了《新自由报》的副刊，由此结识了副刊主编赫茨尔。
茨威格记录了他与赫茨尔的交往和赫茨尔之死。赫茨尔在巴黎目睹德雷福斯被当众剥夺军衔，认定同化无望，写了《犹太国》，主张为犹太人建立自己的家园。维也纳的资产阶级犹太人对此反应冷淡甚至嘲笑，东欧的贫苦犹太群众却以巨大热情回应。茨威格没有加入犹太复国运动，理由是他反感赫茨尔身边宗派性的争吵，但他承认赫茨尔是第一个公开赏识他的人。赫茨尔死后那场葬礼的场面——四面八方赶来的犹太群众在墓前近乎失控的哀恸——让茨威格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人凭一个思想能承载多少希望。这里他叙述的是葬礼的所见，而非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评判。
巴黎与大师们
1904年前后，茨威格在巴黎住了一年，地点是王宫花园旁一间能望见内院的老旅馆。他描述这座城市把自由变成日常：工人与将军同桌喝咖啡，农民穿着靴子走进高级餐馆不被侧目，街道属于所有人。他跟随维哈伦走进巴黎的诗人圈子，发现这些后来闻名世界的人过着节俭的中产生活，在部委挂闲职领小薪水，为的是保住写作的自由。朋友巴扎尔热特十年间直言不喜欢他的作品，却无私地帮他修订译本、联系作者，茨威格把这种诚实看作友谊的最高形式。
这一章里茨威格详写了两个观察。里尔克在巴黎的生活：没有住址、没有固定安排，安静到近乎隐形，对秩序和美的讲究深入到打包行李和书写格式。罗丹在默东工作室的一次示范：这位老人对一个肩部的细节反复修改，完全忘记了身后的访客，让茨威格目睹了"专注"作为一种创作状态的具体样子。巴黎生活以一场小偷插曲结束——茨威格拒绝起诉偷走他行李箱的穷汉，结果被旅馆老板和整条街视为纵容犯罪，他由此观察到法国诉讼制度与奥地利的不同，以及中产阶级道德在具体事件里的反弹。
旁路：手稿、出版社与戏剧
回到维也纳后，茨威格在城边租了一间小公寓，刻意不买好家具，把一切当作临时安排。他后来承认，这种"为临时而训练"的直觉在流亡时帮了他。这个阶段他建立了终身的癖好：收集手稿和遗物。他收藏贝多芬的书桌、钱匣和头发，歌德的羽毛笔，莫扎特被剪掉又找回来的乐谱片段。他对手稿的兴趣不在签名而在创作过程，认为涂改的初稿比成品更接近天才的秘密。
同一时期他加入了岛屿出版社。这家由海梅尔创办的出版社以内容而非销量为标准选书，霍夫曼斯塔尔和里尔克都在其中，茨威格从二十六岁起在这里出书三十年。他详细记录了戏剧生涯的两次打击：为马特科夫斯基写的《特耳西忒斯》因演员去世搁置，为凯恩茨写的独幕剧《变形的喜剧演员》因凯恩茨患癌症去世而作废，多年后莫伊西演出皮兰德娄的译本时也在首演前病逝。他承认自己把这些解释为迷信般的巧合，但正是这几桩死亡让他过早成名之路中断，得以保留慢速学习的年月。
欧洲之外：印度与美国
拉特瑙建议茨威格至少离开欧洲一次，理由是一个只认识岛屿的人无法理解英格兰，一个没离开过大陆的人无法理解欧洲。茨威格随即动身。印度给他的印象是阴郁的：半种姓少女在船上被英国人隔离，白人游客带着十几名仆人上亚当峰，殖民关系里的种族划分让他警觉。同一趟船上他结识了去日本赴任的军事随员卡尔·豪斯霍费尔，多年后豪斯霍费尔创立的地缘政治学被纳粹挪用，"生存空间"一词成为扩张的旗号。茨威格在这里明确区分了豪斯霍费尔本人的学术意图与希特勒的利用，并承认自己当年未能预见其后果。
美国之行是另一番经验。纽约的摩天楼尚在试探，茨威格用"假装自己是身无分文的移民"的游戏去找工作，两天内找到五个理论上可以谋生的职位，由此得出结论：这个国家的机会密度高于欧洲，而且没人问他的国籍、宗教或出身。他在费城一家书店橱窗里看到自己的一本德语书，成为旅途中最深的印象之一。随后他去了正在施工的巴拿马运河，把运河工程当作美国创造力的象征。
战前欧洲的明与暗
1910年到1914年，茨威格看到欧洲进入一个矛盾阶段。城市年年变美，运动、旅行、卫生改变人的体态，齐柏林飞艇和布莱里奥飞越英吉利海峡让各国人感到共同的技术自豪。他把这种乐观称为"欧洲民族意识"的萌芽。同一时期，列强竞相扩张：法国为摩洛哥几乎开战，意大利要昔兰尼加，奥地利吞并波斯尼亚，军火商克虏伯与施奈德互相竞争。他给出的分析是，1914年的战争找不到合理理由，更可能是四十年和平积累的过剩力量需要释放，而外交官们玩着"对方会在最后关头退让"的虚张声势游戏。
这个阶段茨威格记录了两次个人的预警。雷德尔事件：奥地利军队反间谍总长同时是俄国间谍，出卖了行军计划，东窗事发后奉令自杀，茨威格据此意识到战争其实已经近在咫尺。另一次是在法国图尔的一家小电影院，银幕上出现威廉二世时，满场普通观众突然吹哨跺脚，几秒钟后又被喜剧片逗得大笑。他事后跟朋友们讨论，多数人不当回事，只有罗曼·罗兰认为局势比看上去更糟。茨威格在1913年通过一本偶然翻到的《黎明》认识了罗曼·罗兰，随即在巴黎登门拜访，他描述罗兰住在蒙帕纳斯附近五层楼上堆满书的房间里，把这个瘦弱的音乐学家视为欧洲良知的化身。
1914年战争的最初时刻
1914年夏天，茨威格在维也纳附近的巴登写作，为的是随后去比利时见维哈伦。公园乐队的演奏突然中断，公告栏贴出斐迪南大公夫妇遇刺的电报。茨威格在回忆中把这一天写成6月29日；史实日期是1914年6月28日，这个一天之差正好提醒读者全书依赖记忆。他记录当时维也纳人的反应：缺乏真正的悲痛，因为这位继承人冷漠、不讨人喜欢，很多人暗地里松一口气。官方葬礼甚至因宫廷等级之争把尸体悄悄葬到阿尔茨泰滕。直到一周后报纸才开始连篇累牍地指责塞尔维亚，茨威格仍认为那只是贸易摩擦，照常收拾行李去了比利时。
比利时海岸的度假氛围在七月末被击碎。他在咖啡馆里与朋友争论，坚持"如果德国人开进比利时，就把我吊死在这根灯柱上"。战争爆发前的最后一班东方快车载他回国，火车驶过比利时边境站韦尔维耶、接近德国首站赫伯斯塔尔时被军列挡住；他看到覆盖篷布的车厢下隐约露出炮管，判断德军正在向边境推进。回到奥地利，他看到了另一幅景象：全城陷入狂欢式的爱国狂热，陌生人互相握手，邮差、鞋匠、职员都在其中获得"英雄"的可能。他承认这种集体陶醉有真实的吸引力，并提出一种可能：弗洛伊德所谓"对文明的厌弃"也在起作用，让平时受规范压制的原始冲动得到释放。
他专门比较了1914与1939年民众反应的不同：1914年的人相信领袖、相信战争短暂而浪漫，1939年的人经历过一切，知道战争是长期的屠杀。他自己没有陷入狂热，因为两天前他还在"敌国"比利时，亲眼看到那边的人同样和平而一无所知。作为不适合服役的人，他进了军事档案部门做文职，利用下班时间做他认为更有用的事——为战后的和解做准备。
战争中的立场与书信
战争初期，德奥文坛几乎一致歌颂战争，茨威格写下了判断：把仇恨当作材料来利用，是战争机器的一部分，文人替它敲鼓。他特别用利绍尔的例子说明这种狂热：这位温和的犹太诗人写出《仇恨赞美诗》，被授予红鹰勋章，战后却被所有人抛弃，最终被希特勒赶出德国，死于遗忘。茨威格说他认识利绍尔本人，确信他的情感是真诚的，正是这种真诚使案例更典型。
他本人选择了一条窄路。他在《柏林日报》发表《致外国友人》，声明战争不会改变他对国外朋友的忠诚，其中"无论谁胜"一句被审查删掉。两周后他收到罗曼·罗兰从瑞士寄来的信，只有一句"我不会离开我的朋友"，两人由此建立了持续二十五年的通信。罗兰在日内瓦红十字会为战俘整理信件，并发表《超乎混战之上》呼吁艺术家在战争中保持正义。茨威格记录了两人建立联络网、互相传递文章的努力，也承认这些努力对事件进程没有任何影响，作用仅限于让散落各地的人认出彼此。
1915年春天，他以收集俄军告示为名去了加利西亚前线。他在医院列车上的所见——用货车车厢运送的伤兵、缺少吗啡和绷带的医生、请求他帮忙打水的场景——成为他反战立场的转折点。他承认自己从未真正上过火线，但这一趟让他确认了要写的东西：一部关于失败者精神优势的戏剧。《耶利米》在战争中写作，他选择圣经人物，部分是因为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犹太命运的关联。
瑞士与《耶利米》
1917年复活节，《耶利米》出版。茨威格原本预期被围攻，结果两万册销售一空，连主战阵营都保持了礼貌。他分析原因：两年半的战争已经让人清醒，他不过是说出了别人不敢说出口的战争憎恶。苏黎世市立剧院随即邀请他去参加首演，这趟行程改变了他的生活。
途经萨尔茨堡时，法学教授拉马施向他透露了奥地利上层的秘密：年轻皇帝卡尔正在考虑脱离德国军事路线、单独媾和，前提是奥地利有勇气在尚能脱身时离开联盟。茨威格记下了拉马施的话和这次计划后来因皇帝缺乏决断而流产的结局，并给出自己的判断：如果拉马施当年公开采取行动，奥地利和德国都可能避免后来的灾难。这个判断属于事后推断，他自己也标注了不确定处。
在苏黎世和日内瓦，他度过了战争剩余的日子。他见到罗兰，两人约定在咖啡馆公开会面以对抗间谍猜疑。他记录了这个流亡圈子的众生相：乔伊斯拒绝承认自己是英国人，布索尼在两个语言世界之间摇摆，施克莱等阿尔萨斯人被两国撕裂。他也记录了日内瓦小组的限度——马塞雷尔的木刻呼吁只能在瑞士小报上传播，一次公共朗诵就是最大胆的行动。他还观察到职业革命者的类型，吉尔博这个反战报纸《明天》的主编凭借勇气一时显赫，列宁把他送往莫斯科，他此后在争吵中度过余生。
回到战后的奥地利
1918年11月停战后，茨威格决定回奥地利，尽管当时的奥地利只是一个被裁切过的残骸。他在边境车站目睹了末代皇帝卡尔与皇后齐塔乘专列离开国土，官方和民众沉默相送，他把它写成一个时代的结束时刻。他回萨尔茨堡住进战前买下的房子——一座十七世纪大主教的猎屋，屋顶漏雨、无煤可烧，他在床上裹着被子写作。
他记录了战后奥地利的具体状况：面包像胶水，咖啡是烤大麦，人们养兔子补充肉食，城里人以瓷器、书籍、家具与农民换食物，再演变为以物易物。通货膨胀摧毁储蓄，四十年的积蓄变成乞丐；租金被冻结，房客几乎白住。他同时指出一个反直觉的事实：货币混乱的年代，奥地利人的精神生活反而高涨，歌剧院满座，人们因为钱不再可靠而更看重工作、友谊和艺术。
通胀、拉特瑙与1924—1933
1920年代初，茨威格重新开始旅行。意大利的见闻让他第一次正面遭遇法西斯：威尼斯圣马可广场上，一小队穿制服、手持棍棒的年轻人唱着《青年意大利颂》快速穿过罢工的人群，动作整齐得像排练过。他在《意大利人民报》上读到墨索里尼的文章，意识到这股力量不能当作小团体轻蔑打发。
1922年，他在威斯特兰得知拉特瑙遇刺。此前几天他还与这位德国外长在柏林乘车长谈，拉特瑙去拉帕洛参加会议前对他说，真正的和解要等十年。他写下的判断是：拉特瑙之死触发了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闸门。1923年，报纸从五万马克涨到十万马克，稿费支票寄到时还不够付邮费，一条鞋带贵过一家鞋店，施廷内斯用贬值货币买下大量企业。他记录柏林沦为"巴比伦"，并把通胀定性为德国人痛恨共和国、最终转向希特勒的最重要原因。
1924年货币改革后，欧洲有了十年的相对平静。茨威格把这十年称为灾难序列中的"幕间休息"，同时说明这期间并非没有危机（1929年经济崩溃）。他的个人状况随之改变：新书在德国上市当天、尚未刊登广告时就能售出两万册；日内瓦国际联盟“智识合作”机构的一份统计还把他列为当时全世界被翻译最多的作者，他本人随即表示怀疑统计是否准确。他把自己的写作方法写得很具体：初稿放任，然后反复删削，从一千页里留二百页，把"舍弃"当作自己的手艺。他不把成功归因于天赋，而归于这套删减方法和读者对他形成的信赖。
俄罗斯之行与萨尔茨堡
1928年早春，茨威格受邀以奥地利作家代表身份参加莫斯科的托尔斯泰百年诞辰纪念，后来完成了两周的苏联行程。他描述此行的双重感受：对革命理想的热情与对现实的怀疑交替出现。列宁墓、新建的摩天楼与破旧木屋并存，工农群众在冬宫画廊里戴帽仰头看伦勃朗。他在口袋里发现一封匿名信，提醒他对话被监听、翻译会汇报、所见只是被安排展示的部分，他按信里的要求烧掉了它。他因此克制地只写了几篇文章，没有像多数访俄作家那样立刻表态——几个月后事实就证明这种克制是对的。
此行他结识了高尔基，又在索伦托重聚。他记录高尔基不会外语而他不会俄语，两人却靠面部和手势交流；还记录了一群俄国水兵上门指责高尔基"过资产阶级生活"的场面。同样在意大利，他拜访了因反对法西斯而隐居的克罗齐，后者说"是反对让人保持年轻"。他还做了一件罕见的事：应一位意大利医生妻子的请求，直接写信给墨索里尼，请求把医生改押到允许家属同住的刑罚岛，四天后意方回信同意。他说明这是他一辈子唯一一次向政治人物开口。
萨尔茨堡在这十年里变成了欧洲的艺术首都：莱因哈特和霍夫曼斯塔尔创办的音乐节吸引各国观众，他的房子成为往来名人的聚集点，托斯卡尼尼、托马斯·曼、瓦莱里、乔伊斯都曾来访。他的收藏也达到顶点，手稿涉及从莫扎特十一岁的习作到贝多芬临终的床具，他自认在这方面是专家级的权威。1931年11月他满五十岁，出版社送来各国译本目录，他承认那时他觉得人生已经圆满，同时也记录了一个说不清的念头——渴望有什么东西打破这种安稳。他在书的此处停下，说那个念头后来的实现方式远超他的想象。
希特勒上台与《沉默的女人》
茨威格追述了他对希特勒崛起过程的观察。早年在萨尔茨堡，他只在慕尼黑邻镇的争吵里听到这个名字；1923年啤酒馆暴动失败后，运动似乎烟消云散；经济危机再度把它推起来。他分析德国精英低估希特勒的原因：德国把"教育"神化，不相信一个没上完中学的流浪汉能登上俾斯麦的位置。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时，各党各派都以为他只是暂时的过渡人物，连德国犹太人也这样以为。
他的个人经验紧随其后。国会纵火后他提醒出版社，对方还觉得他在说疯话。随后焚书发生，他的书被学生从书店取出烧掉。他记录了一个具体的细节：根据他的短篇改编的电影《燃烧的秘密》因片名谐谑"国会纵火案"被禁演，他把它当作纳粹审查荒唐性的例证。更重要的是他与理查·施特劳斯合作《沉默的女人》的经过。施特劳斯坚持让这个"非雅利安"名字印在海报上，希特勒亲自批准演出作为例外，两场之后盖世太保截获施特劳斯批评政权的信件，歌剧被禁、施特劳斯辞职。茨威格称赞施特劳斯在这场风波里对他的忠诚，也如实记录了施特劳斯同时向纳粹靠拢、担任帝国音乐协会主席的举动，以及这些举动背后的动机——保护他的混血孙辈和作品。
1933年10月他离开萨尔茨堡去国外过冬，当时还没意识到这次离家已经带有告别意味。1934年初他曾返回奥地利；2月维也纳工人区爆发战斗，他恰好在城里却几乎一无所知，只在街上被士兵盘问了一次。回萨尔茨堡后警察搜查他的房子，声称寻找工人自卫军的武器，他判断这是对全城宣告"没人能豁免"的表演。当晚他收拾重要文件，决定永久移居国外，两天后回到伦敦。
伦敦、慕尼黑与弗洛伊德
1934年2月，茨威格在伦敦租下一间小公寓，用他的话说，三十年前在维也纳租下第一间小公寓的循环重新开始。他在英国刻意保持沉默，从不发表时评、不上电台，理由是他作为客人不愿批评收留他的国家。他记录了一次与肖伯纳和威尔斯的午宴，把两位老人的交锋描写成一场高水平的击剑。他也记录了英国人对希特勒的误判：他们相信"只要讲道理就能达成协议"，而流亡者看得更清楚，两种人因此说不同的语言。
1938年3月维也纳陷落后，他写下了对这场暴行的直接观察：教授被逼着用手擦洗街道，犹太老人被拖进教堂做膝部运动，纳粹用"逐步加码"的方式让世界逐渐麻木。他的母亲在维也纳去世，他坦承自己当时的反应是宽慰——她不必再受这些折磨。随后的细节是护士因种族法令不能在犹太堂兄弟在场时过夜陪伴垂死者。他失去了奥地利护照，换来的是一纸无国籍者证明，从此每次旅行都要为一张签证哀求。他把护照的失去描述为身份的降级，并对比了1914年以前无护照旅行的自由时代。
1938年慕尼黑协定的三天，他记录了自己真实的反应：整个英国都在庆祝"我们这个时代的和平"，他和所有人一样如释重负，一个平时沉默的公务员主动跟他搭话夸赞张伯伦。他坚持说这三天是真实的快乐，随后补充：几天之内细节传开，捷克斯洛伐克被出卖，谎言被戳穿。这个段落是他少有的愿意记录自己判断错误的时刻。
他花了大段篇幅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被玛丽·波拿巴公主营救到伦敦后，茨威格探望了他。他描述这位八十三岁的老人忍受癌症和人工腭的痛苦，拒绝麻醉以保持头脑清醒，直到自己判断无法再写作时才同意结束生命。他记录弗洛伊德对希特勒时代的看法：作为人道主义者深感震惊，作为思考者毫不意外——他长期主张文明只是覆盖在本能之上的薄层，这个判断被现实印证了。他也记录了弗洛伊德对《摩西》一书的后悔：在犹太人最艰难的时刻，他发表论文说摩西是埃及人，"我不得不去夺走他们最好的人"。
结局
出版社的后记交代了茨威格的结局：后记称斯特凡·茨威格与妻子伊丽莎白·夏绿蒂于1942年2月23日在巴西佩特罗波利斯自尽，他的遗言落款则是2月22日。后记引用遗言说，他感谢巴西的收留，自己的语言世界已经消失、欧洲这个精神家园已经自我毁灭，六十岁以后没有余力再作一次全新的开始，因此选择适时而有尊严地结束一生。这本书1943年由维京出版社出版时，他已在巴西去世。
全书以1939年9月1日结束。那天他在巴斯的婚姻登记处申请结婚证，一个年轻官员冲进房间喊出"德国入侵波兰了"，登记员于是搁下笔，说需要向伦敦请示外国人能否在战时结婚。两天后英国对德宣战。他写道，战前他属于的世界——那个能无护照旅行的、相信理性和统一的欧洲——已经结束，而他四十年里为之工作的"欧洲和平联合"理想也被这场战争玷污。书的最后一句话是：阴影本身由光产生，只有经历过黎明与黄昏、战争与和平、上升与下降的人，才算真正活过。这句话是他在已知的处境里写下的个人总结，不是对历史的断言。
作为一份历史材料，这本书的价值在于观察者的位置和记录的诚实。茨威格是当时少数同时接近德法文坛核心、又坚持国际立场的人，他留下的细节——雷德尔事件、图尔电影院的一秒钟、拉马施的密谈、弗洛伊德在伦敦的最后日子——补充了官方档案之外的个人视角。他的判断带着他的身份局限：他是资产阶级犹太知识分子，对群众运动的观察常隔着距离，对俄国革命的评价依赖短期见闻，这些他在文中都以"我不知道""我无法核实"作了标注。读者使用这份材料时，需要把它当作一个特定位置的目击者证词，而不是中立的历史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