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原名《自由主义》（Liberalismus），1927 年出版于德国，是米塞斯为普通读者写的一本小册子，与他在此前出版的《社会主义》构成姊妹篇：那本书批判社会主义，这本书正面阐述古典自由主义的纲领。英译本在 1962 年以《The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onwealth》为名问世，1977 年再版时恢复原名，本版（1985 年第三版）即以此定名。书的立场可以在一个句子里概括：分工社会中唯一可行的合作方式是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主义的全部主张都由此推演出来。米塞斯写作的时代，欧洲正在经历自由主义退潮、国家干预和社会化实验扩张，他把这些政策的后果视为逼近的世界性灾难。
全书结构分为五部分：引言阐述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基础；第一章讲自由政策的基础（财产、自由、和平、平等、民主、国家职能）；第二章讲自由经济政策，重点是社会主义不可行与干预主义的自我瓦解；第三章讲自由外交政策（民族自决、自由贸易、移民自由、国际组织）；第四章讲自由主义与政党政治的关系；第五章谈自由主义的未来。附录收有自由主义文献导引和对"自由主义"一词的辨析。
阅读边界：一份 1927 年的政治纲领
下文重在还原米塞斯的论证链，不把这些论证自动视为已经证实的事实。本书把私有制和市场价格当作解释社会合作的起点，进而断言社会主义无法计算、干预主义必然扩张、自由贸易与自由移民总体增进繁荣。经济计算问题至今仍有思想史价值，但书中许多结论依赖一组很强的前提：市场竞争能够约束企业，损益能够充分反映社会成本，政府干预主要制造特权和扭曲，而且由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最终惠及所有人。书中没有系统处理市场势力、外部性、公共品、信息不对称、社会保险和宏观稳定等后来经济学反复研究的问题。阅读时宜把“唯一可行”“必然失败”理解为米塞斯理论体系内的结论，再检验前提是否适用于具体制度。
历史语境同样限制了部分判断。米塞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写作，亲历一战、布尔什维克革命、恶性通胀、欧洲民族冲突和早期法西斯运动；他据此强烈担忧暴力政治与全面计划。书中对法西斯主义的评价既反对其暴力方法，又把它描述成对布尔什维主义的“紧急替代品”，明显低估了法西斯政权自身的扩张和毁灭能力。涉及苏俄、民族性与“文明/野蛮”的表述带有时代偏见，不能当作民族特性的经验判断。殖民政策一章明确谴责征服、掠夺和奴役，却仍优先考虑既有国际贸易秩序，并提出由国联托管的过渡方案；这与殖民地人民的自主视角存在距离。把这些限制保留下来，才能分清作者的主张、论据和今天仍需争论的部分。
引言：自由主义的目标与反自由主义心理
米塞斯把自由主义定义为"科学学说在社会生活上的应用"，因此它随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进步而变化，但根本原则不变。18 世纪至 19 世纪上半叶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休谟、亚当·斯密、李嘉图、边沁、洪堡）制定了一套政治纲领，先后在英美、欧洲大陆乃至世界其他地方指导社会政策，但从未完整实现。即便是被称为自由主义故乡的英国，自由主义主张也只部分兑现。米塞斯承认，"世界曾经经历过一个自由主义时代"这个说法需要打折扣，但正是这段短暂而受限的自由主义支配，让生产力成倍释放，婴儿死亡率大幅下降，平均寿命延长。一战的硝烟尚未散尽，他写道，工业国家工人的生活条件已超过不久之前的贵族，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成员多数是靠自身努力从下层攀升而来，出身和信仰不再构成迫害理由。
关于自由主义只关心物质福利的指责，米塞斯的回应是：社会政策只能让人变富或变穷，永远无法让人幸福；它能做的是消除痛苦和匮乏的外部原因，内在的精神世界只能来自个人自身。20 世纪相对富裕的人比 10 世纪为温饱焦虑的人更容易满足精神需要。他承认，面对主张完全禁欲的教派，自由主义无可争辩，只能请他们自便。
关于理性主义的指责，米塞斯的论证是：人在一切实际事务中都会为达成目标而合理行事——过铁路要避开火车，缝纽扣要避免扎手——唯独到了社会政策领域，人们认为该由情感和冲动决定。他不否认人会不理性行事，但他主张社会政策应当与其他领域一样接受理性审查，因为社会秩序是其他一切的基础。他称社会政策问题是"社会技术"问题，解决方法与解决其他技术问题相同：理性反思与考察给定条件。
引言最关键的一节是对自由主义目标的界定。他明确反对"自由主义只为有产者利益服务"的指控，称自由主义历史上是第一个以全体福利而非特定群体福利为目标的政治运动。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不在目标而在手段。他引入"临时牺牲"概念：合理行动的特征是接受临时牺牲——表面上的牺牲，因为会被之后更大的收益盖过。反对自由主义政策的人要求"牺牲未来以丰裕当下"，是资本消耗政策。他把这种争论比作医生劝病人戒掉有害的食物：医生不是反对病人幸福，而是为避免伤害其健康。贫乏与苦难恰恰是自由主义要消灭的对象，不是反对自由主义的论据。
反自由主义的心理根源，米塞斯分为两类。一类是怨恨：因为嫉妒比自己处境好的人，甘愿自己也受损。他说怨恨尚可用理性说服。另一类是他所称的"傅立叶情结"——一种神经症，源自个人抱负受挫。几乎没有人能实现毕生梦想，健康人的反应是"尽管一切照旧努力"，神经症患者则躲进"救命的谎言"：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社会秩序有缺陷，期望推翻它来获得被现状拒绝的成功。他援引弗洛伊德说，妄想本身是某种渴望、一种安慰，逻辑攻击无法驱逐它。米塞斯由此把马克思主义追溯到傅立叶的妄想，指出马克思主义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时沿用了傅立叶两个违背经验与理性的前提：可供消费的物质"取之不尽、无需节省"，以及劳动在社会主义社会"从负担变为乐趣"、"成为生活的第一需要"。只要物质富足、劳动成乐事，建立丰饶乡自然容易。他引用托洛茨基的话，说社会主义社会里"普通人的类型将上升到亚里士多德、歌德或马克思的高度"。
第一章 自由政策的基础
财产：唯一基础
分工是全部文明的根基：人类之所以能统治地球、创造技术奇迹，靠的是分工而非体力。要生产，需要劳动与土地、资本三要素协同。米塞斯把社会合作的可能形式分为两种：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自由主义的核心主张可压缩成一个词：财产，即生产资料私有制；消费品的私有是理所当然、连社会主义者也不否认的。自由与和平之所以被列入纲领，是因为它们遭到最猛烈的攻击，且可以从私有制这一根本原则推出。
自由：效率论证
米塞斯回忆，在自由主义兴起之前，连高尚的哲学家、宗教创始人都把一部分人的奴役视为合理制度，许多奴隶自己也安于奴役。废奴派的博爱论证遇到"奴隶主也善待奴隶、保留制度对奴隶有利"的反驳时无话可说。能驳倒一切其他论证的唯一理由是：自由劳动比奴隶劳动的生产率高得多。奴隶只求免于惩罚，自由工人知道劳动成果归自己、干得越多报酬越高，因此全力以赴。他由此主张，不必争论上帝或自然是否注定人人自由——自由主义不把上帝和自然拉进世俗争论——只需指出：让全部劳动力保持自由才能实现劳动的最高生产率，这对包括"主人"在内的一切人有利。若保留奴隶制，就不会有铁路、汽车、飞机、轮船、电力与化学工业，就像古希腊罗马虽天才辈出却无这些东西。
和平：分工的生存条件
人道主义者厌恶战争是因为它带来死亡与痛苦，但主战派会说战争是人类进步之父、牺牲值得。米塞斯的反驳换了一个立足点：和平才是万物之父。战争只会破坏，不能创造；建设性劳动是人类区别于野兽的特征。他反对把军人勇敢视为绝对德性——强盗同样勇敢无畏，行为的好坏取决于所服务的目的。分工使个人无法自给自足：村坊分裂成铁匠派与鞋匠派时，一方缺鞋、另一方缺工具，两败俱伤。分工的深化以持久和平的保障为前提：城乡分工要求区域和平，全国分工要求内战绝迹，世界分工要求国际和平。19 世纪自由主义黄金时代，白人之间的大战被视为过去之事；米塞斯称一战正是对"战争与分工不相容"的一次实物教学。他举例说，英国工人家庭的一顿早餐需要五大洲合作供给——茶来自日本或锡兰，咖啡来自巴西或爪哇，糖来自西印度群岛，肉来自澳大利亚或阿根廷，棉花来自美国或埃及——这种依赖在战时会即刻成为致命软肋，因此参与国际分工的国家在战略上必须避免战争。
平等：效用论证
米塞斯批评 18 世纪自然法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它假设人人生而平等。他断言人确实不平等，自然从不重复制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两个理由，都与"人人生而平等"无关：其一，只有自由工人才会全力劳动，实现最高生产率；其二，维护社会和平——一个按阶级区分权利义务的社会，被剥夺权利者必然联合攻击特权者，阶级特权必须取消，围绕特权的冲突才会停止。他承认自由主义实现的只是法律面前平等而非"真实平等"，但说"真实平等"超出人力范围；黑人与白人不可能同肤色，但可享有同等权利，生产多少挣多少。他对特权的定义是：有利于特定个人或群体、以牺牲其余人为代价的制度安排。判断一项制度是否为特权，标准不是它是否有利于某群体，而是它是否有利于公众。船长在风暴中指挥舵轮是公职而非特权。私有财产是否特权由此判定：如果私有制是分工社会繁荣发展的条件，它就是有利于全体的社会制度，即使对所有者尤其有利。
财富与收入不平等
米塞斯先反驳均分财富的提议：中等人远超富人，均分后每人所得微不足道。更重要的是，可供分配的年产出本身依赖分配方式——它不是因为自然或技术条件如此，而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只有允许收入不平等、刺激每个人尽可能多且低成本地生产，今天的总产出才存在。若消灭这种激励，均分后每人所得将远少于今天最穷者所得。不平等的第二个功能是让富人的奢侈成为可能。奢侈是相对概念，是相对于同时代大众生活方式的对比，因此本质上是历史性的：中世纪拜占庭贵妇用金叉吃饭被威尼斯人视为亵渎神明的奢侈；两三代人之前英国有室内浴室是奢侈；三十年前没有汽车，二十年前有汽车是奢侈的标识，如今美国工人也开福特。米塞斯的结论是"今天的奢侈是明天的必需品"：每一项进步先作为少数富人的奢侈出现，随后成为人人视为当然的必需品；奢侈给工业提供发现和引入新事物的刺激，是经济的动态因素。他甚至为游手好闲的富人辩护：他示范的奢侈唤醒大众对新需要的意识，给工业以满足它们的激励。席勒从没见过他歌颂的瑞士雪山，歌德没见过巴黎、维也纳、伦敦，而如今成百上千万人旅行。
私有财产与伦理
米塞斯把道德定义为对社会存在必要条件的尊重。离群索居者无道德规则可循；作为社会成员，个人须在行动中顾及社会的存续。社会要求个人的牺牲只是临时性的：放弃眼前相对较小的利益，换取大得多的最终利益。他批评把牺牲本身当作道德价值的看法——牺牲只有在服务于道德目的时才是道德的。由此推出：一旦认定某制度对社会有利，就不能再说它不道德。
国家与政府
个人未必自愿遵守道德法则，正如酗酒者明知后果仍放纵自己。损害社会的行为危害的不只是自己而是所有人，因此必须用强制和胁迫对付反社会者，否则极少数人就能使整个社会无法运转。米塞斯定义：国家是诱使人们遵守社会生活规则的强制与胁迫装置，法律是国家据以行事的规则，政府是管理这套装置的组织。他由此区分自由主义与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只在天使与圣人的世界里可行；自由主义者清楚，没有强制，社会存续就会受到威胁，必须能强迫不尊重他人生命、健康、自由和私有财产的人服从社会规则。他给国家分派的功能是：保护财产、自由与和平。拉塞尔讥讽自由主义国家是"守夜人国家"，米塞斯反问：守夜人国家为何比操心泡酸菜、做裤扣、办报纸的国家更可笑？德国人反感这一说法，是因为他们尚未摆脱黑格尔式的国家神化。他特别澄清：自由主义限制国家在经济领域的活动，源自它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拥护，而非对任何国家活动抱持抽象敌意。
民主
民主是社会功能的需求：政府官员需要专业化，分工原则同样适用于治理——不能要求同一人既是工程师又是警察。他讽刺"让全民直接统治"的伪民主理想从未实现，连古希腊城邦也只有部分自由民参政，瑞士山区小州只有纯地方事务实行直接民主。民主的真正功能是：在不变动和平进程的前提下，使政府适应被统治者的意愿——用选举和议会程序平顺地更换政府，避免内战、革命、起义。他指出任何政府都依赖被统治者的同意，多数人一旦认定必须更换制度，旧政权的日子就到头了；威权统治能持续，靠的是多数人尚不反对，而不是强制本身。现代大都市的经济依赖复杂的供给网络，一次阻断水电煤气粮食的起义就足以瘫痪城市，因此民主成为分工社会存续的条件。
对强力学说的批判
反民主理论主张"最优秀者应当统治"，最终必然走向强力学说——少数人有权用武力夺取政权、统治多数。米塞斯指出，无论这些学说来自旧贵族、王权派、工团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还是希特勒，其共同点都是崇拜用实力证明统治资格。这种学说的致命处在于：若每个自认为有能力统治的群体都被允许一试，结果就是连绵不断的内战，而分工社会只能存活于持久和平之中；否则分工将退化到每省甚至每村自给自足的原始阶段，地球只能养活现在人口的一个零头。他认为，最优秀者统治的资格应以说服同胞信服来证明，而不是用武力强加。他举布尔什维克为例：他们起初是少数派，靠接受农民的土地纲领获得俄国大多数人支持才站稳脚跟——要么牺牲纲领，要么牺牲政权，不存在用武力逆多数意志长期统治的第三条路。结论是"没有人能违背其意志使人幸福"，长期统治只能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之上。
对法西斯主义的论述
米塞斯把法西斯主义界定为一种方法：在与第三国际的斗争中采用对方同样不择手段的方法。他承认，唯一能有效抵抗暴力袭击的方式是暴力，没有自由主义者质疑这一点；自由派与法西斯派的分歧在于对暴力在夺权斗争中的根本作用的估价。法西斯主义完全信奉暴力的决定力量，但若对手同样以暴力意志相向，结果只能是内战，而内战中人数多者终将取胜。因此关键问题始终是"如何为自己的政党赢得多数"，这纯粹是思想问题，只能用思想的武器赢得。他断言"在暴力与观念的斗争中，观念总是获胜"。他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对布尔什维克暴行的情绪性反射动作，是"紧急替代品"，其胜利只是围绕财产问题的漫长斗争中的一个插曲，下一幕将是共产主义胜利；而最终结局不由武器而由观念决定。这一段也包含他对苏联式恐怖的尖锐表述：第三国际把消灭对手及其观念视为像卫生学家消灭瘟疫杆菌一样理所当然，任何手段——包括连婴儿一并杀害——都被允许。
政府活动的界限
米塞斯主张国家的任务唯一地是保护生命、健康、自由和私有财产免受暴力侵犯，超出此限皆属祸害。他以禁酒和禁毒为例论证滑坡：如果多数人有权把生活方式强加于少数，就无法停在酒精、吗啡、可卡因——为何不能同样禁止尼古丁、咖啡因、规定饮食、节制运动、性生活、坏书、色情表演、"错误"的社会学说、煽动内战和对外战争？一旦交出"国家不应干预个人生活方式"的原则，个人自由就被废除，人沦为必须服从多数命令的奴隶。他补充说，人类的全部进步都由偏离多数人观念和习俗的少数人首创；把思考、阅读、行动的决定权交给多数人，等于永久停止进步。他举例：美国禁酒令通过后，卫理会与基要派随即转向压制进化论，已在若干州把达尔文主义赶出学校；苏俄一切言论自由被压制，是否允许出版一本书取决于少数未受教育的狂热分子。结论是"自由人必须能忍受同胞以他认为不合适的方式生活和行动"，不能一不顺心就呼叫警察。
宽容
自由主义只关心现世生活，宗教王国不在现世，两者本可并存不犯。冲突的根源是教会作为政治权力要求同时管理现世事务；自由主义在这场冲突中获胜，烧死异端、宗教裁判、宗教战争成为历史。但自由主义必须对一切不宽容不容忍：它要求宽容一切宗教信仰与形而上学信念，因为社会和平优先于一切。它要求宽容甚至明显荒谬的教义，因为促使它给予宽容的不是被宽容教义的内容，而是唯有宽容能创造和维持社会和平这一认识。教会可以自由地获得信徒自愿给予的一切，但不能强迫不愿与它有关的人。
国家与反社会行为
米塞斯重申国家即强制与胁迫装置，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他批判黑格尔、谢林对国家神化的哲学——"抽象的狂妄自大"，也拒绝尼采式把国家称为"最冷酷的怪物"的说法，因为国家只是抽象概念，实际行事的是活人，一切国家活动都是人对人施加的恶，目的（社会存续）可为之辩护，但受害者感受的恶不会因此减轻。他主张刑罚的目的只是尽可能排除危害社会的行为，不应是报复或泄愤。他进一步断言，人类全部进步都是顶着国家的抵制和强制力量取得的，"一切有新东西奉献给人类的人对国家及其法律都没有好话可说"。但少数派不能诉诸暴力反抗，只能靠思想手段把自己变成多数；国家的法律必须给个人留出自由活动的余地，不能让人要么灭亡、要么摧毁国家机器。
第二章 自由经济政策
经济组织的五种形态
米塞斯列举分工社会中个人合作的可能组织形式：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周期性没收与再分配（农民式社会主义或土地改革）；工团主义（生产资料归各行业工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干预主义（私有制加零散专制法令的调节）。他只用几句话处理前两种：周期性再分配在现代工业中无法实施——铁路、轧钢厂、机器厂无法分割，除非退回自给自足的独立农庄经济；工团主义同样行不通——各行业资本与劳动的比例不同，均分无法实现，而一旦允许中央权力调配资本和劳动，它就不再是工团主义而是社会主义。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只有社会主义、干预主义和资本主义。
私有制与它的批评者
批评者惯于想象自己是绝对主人，把所有不称心归咎于私有财产。米塞斯处理了"盈利性与生产性"的对立：这种对立被当作对资本主义最严重的指控，但"生产性"概念完全是主观的，不能作为客观批判的起点。社会主义者设想社会主义下劳动生产率至少与资本主义相同甚至更高，这个假设并不自明。资本主义的关键机制是激励：每个工人的工资取决于其劳动产出，每个企业家必须比竞争者更廉价地生产，否则就被无情淘汰——正是这种机制保证了持续的生产改进。他回应"废除广告和营销费用能节省多少"的问题：该问的是"废除生产者之间的竞争还能生产多少"。至于资本家不劳动而享有优越地位，米塞斯说，他们只有把生产资料转移到社会最重要的用途上才能保住地位，投资不当就亏损，不及时改正就被赶下台——生产资料始终由最能干的人掌握，无论他们是否愿意，都必须让生产资料产出最大化。
私有制与政府
米塞斯提出一个政治学判断：一切掌握政治权力的人——国王、共和政权——都天然觊觎私有财产，因为私有财产为个人划出国家无法进入的领域，是自由和一切思想与物质进步的土壤。政府只有在被迫时才会容忍私有制，"自由主义政府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政府只能被人民一致意见的力量逼着接受自由主义"。他追溯"凯撒主义"传统：从路易·拿破仑的第二帝国，到霍恩索伦王朝的普鲁士威权国家采纳拉塞尔的主张，用国家干预政策拉拢工人对抗自由资产阶级，即施莫勒一派的"社会君主制"。但私有制在一切迫害下幸存，因为任何替代组织方式的尝试都立刻显出不可行，人们不得不回头；可他们仍抱着"私有制是恶、只因人类道德未成熟才暂时不能放弃"的意识形态。
社会主义不可行
一般人对社会主义不可行的理由是道德性的：人缺乏社会主义社会要求的品质，不会像在私有制下那样尽职。米塞斯承认这批评正确，但说它没有触及核心。如果社会主义社会能像资本主义用经济计算那样精确核算每个人的劳动产出，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就不依赖个人善意——社会可以按贡献分配。真正使社会主义不可行的正是：这样的计算在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资本主义中，盈利性计算指引企业家判断某企业是否应当存在、是否以最低成本运转；亏损意味着该处投入的原料、半成品和劳动被别处用于消费者更急需的用途或更节约的方式。货币计算的根基是市场为一切商品和服务形成货币价格，使异质物可以通约。社会主义社会没有生产资料市场，没有高级财货的货币价格，因而没有经济计算所需的共同标准。他用修铁路的例子说明：从 A 到 B 隔着一座山，可越山、绕山或凿隧道，资本主义社会容易算出哪条线最有利可图，社会主义社会则无法把各种异质的劳动、铁、煤、建材通约核算，"在寻常经济管理问题面前束手无策"。结论：社会主义的全面实现会导致经济混乱，最终是普遍贫困化和向原始状态的倒退。他还澄清：现有的国营企业不能作为判断依据，因为它们与私有企业并存，从后者获得技术和管理上的刺激；完全社会主义化的中央计划局则连市场价格的标尺都没有。公共企业的低效常被垄断地位掩盖——市政交通和电力可以把价格抬到足够高，掩盖经营不善。
干预主义：没有第三条路
干预主义想走中间路线：允许私有制存在，但用权威法令指导、调节、控制生产资料的使用。米塞斯用价格管制的因果链展示它必然自我瓦解：把价格定在自由市场水平之下→生产者囤货→政府被迫强令出售库存→需求增加而供给不变，部分需求落空→为公平配给必须实行配给制→库存耗尽后生产无利可图而萎缩→政府被迫强令生产、管制原料和半成品价格、管制工资→管制必须扩大到全部生产部门，否则资本和劳动流向自由部门，受管部门被掏空→最终要么停止干预，要么把整个生产和分配交给政府。"要么资本主义，要么社会主义，不存在中间道路。"他举例：维也纳社会民主党近乎废除了住宅租金，结果尽管人口下降、市府新建数千套住房，仍有成千上万人找不到住处——租金管制制造了住房短缺。工资方面，他把工会强制（排外性会员制、罢工暴力）视为与法定最低工资等效的干预：它把工资抬到"静态"或"自然"工资之上，雇主裁员，制造失业。区分两类失业：因产业动态调整产生的摩擦性失业可较快消解；由强制抬升工资造成的失业，只要原因（法律或工会暴力阻止工资回落到市场水平）存在就不可治愈。失业救济只会拖延调整或扩大失业；公共工程靠税收或借款抽走资源，只是把失业从一个行业搬到另一个行业。结论：干预主义无论从哪一面看都是与其发起者意图相悖的、自我拆台的荒谬政策。
资本主义是唯一可行的社会制度
既然只有私有制与公有制两种选择，社会主义又不可行，资本主义就是分工社会唯一可行的组织形式。米塞斯说这符合历史经验：资本主义在政府与大众的一致敌意中幸存，正因为别无可行制度。回到中世纪意味着把人口减少到现在的十分之一乃至二十分之一。他批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公式"手推磨产生封建社会，蒸汽磨产生资本主义社会"——恰好相反，是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发明和运用蒸汽磨所需的条件，"是资本主义创造了技术，而非技术创造了资本主义"；妄想保留技术的物质成果而摧毁其思想根基同样是妄想。他承认自由主义不是宣称资本主义完美，"人间没有完美"，但它是唯一可能的社会制度，如同"进食只有这一种方式，否则就是饿死"——要么生产资料私有制，要么人人挨饿受穷。关于"乐观主义"的标签，他说自由主义建立在经济学和社会学之上，这两门科学不作价值判断，只确认"是什么、如何发生"；资本主义可行是一个与乐观无关的结论，就像力学教人永动机不可行、生物学教人一切生物皆会死，并不因此成为"悲观学科"。
卡特尔、垄断与自由主义
针对"竞争已被垄断取代，自由主义的条件不复存在"的反对意见，米塞斯用分工专门化的逻辑论证：专门化使单个供给者的市场越来越大，最终每个行业可能出现少数甚至单一企业供应全世界——但这是被保护主义人为打断的趋势。他论证制造业主导的持久垄断难以成立：没有政府干预支持的垄断价格只能建立在对矿产资源等自然资源的控制上；制造业的孤立垄断会吸引竞争者进入，把价格和利润拉回一般水平。普遍卡特尔设想也不成立：所有行业同时减产提价会释放资本和劳动，以较低价格被吸纳，催生新企业打破垄断。真正的垄断只能来自土地或矿产资源控制，这类垄断的效果甚至是节约不可再生的资源——世界石油垄断会增加水电、煤炭的需求，使我们对只能用尽的资源更节省，为后代留下更多。当下有实际意义的是关税分割世界市场制造的国家垄断。他还反驳"垄断者操控价格"的说法：任何商品都不是绝对不可替代的生存必需品，不存在"必要"到无法替代的财货。垄断价格的条件是提价后需求下降不至于使总利润减少。最后他举例：人们曾谈论运输垄断，但汽车和飞机成了铁路的危险竞争者，此前水运也早已给铁路费率设限。
官僚化
米塞斯针对"大企业终将官僚化，公私企业之别消失"的异议，先界定商业管理与官僚管理的分野：前者以盈利核算和成本会计为标尺，后者没有客观成败标准。他引歌德称复式簿记为"人类心智最精妙的发明之一"。公共行政无法用数字判定一个地区管理得好坏、一个部门是否必要、其组织是否合宜；唯一成败标准明确的是战争，但连战争胜负中将领的贡献也无法精确分摊。官僚管理因缺乏盈亏指引，只能诉诸正式规则：学历、考试、资历成为任命晋升标准，这从起点就挡住了真正有能力者——"从来没有一个真正有才的人靠既定的学习与升迁程序爬上高位"，德国人用"完美官僚"一词指称软弱无能之辈。私人企业只要纯粹以营利为原则，再大也不会官僚化；今天所见大企业的官僚化是干预主义的结果——企业为躲避国家骚扰不得不迁就政治与公众偏见，他举例说美国某些公用事业为避免与舆论和政府冲突，政策上不雇用天主教徒、犹太人、无神论者、达尔文主义者、黑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和一切新移民。若无政府干预，最大的企业也能像小企业一样按商业原则经营。
第三章 自由外交政策
国家的边界与民族自决
自由主义对内对外政策的目的一样：和平。它从国际分工出发得出反战的决定性论据——没有一个文明国家能自给自足，任何阻断国际交换的行动都会摧毁亿万人的生存基础。米塞斯主张民族自决权，但他严格界定：这不是"民族"的自决，而是每一块足以构成独立行政单位领土上居民的自决权——由自由举行的公民投票决定归属哪个国家。他批评把"民族自决"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有权违背居民意愿吞并另一国境内的本民族聚居地，举意大利法西斯索取瑞士提契诺州、泛日耳曼主义觊觎德语瑞士和荷兰为例。单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是自决权行使的结果而非目的。他提到一个难题：即便全民公决公平举行，语言上被隔绝于本民族多数的个人仍是二等公民，因为政治讨论用多数人语言进行，法庭和行政机关也要求使用外语——"在法庭上能直接向法官陈词，与不得不借助翻译，有天壤之别"。
和平的政治基础
战争起因必须被根除，而非靠说教。第一要件是私有财产在战时也被尊重：胜利者无权夺取私人财产，而公有制下公共财产掠夺意义重大——这排除了一个重要的开战动机。要使自决权不成闹剧，政治制度必须让领土主权转移的后果降到最小：自由贸易和私有铁路使列车跨越国界无关紧要，关税壁垒一旦消失，语言飞地和"走廊"问题就不再存在——"走廊"问题只在帝国主义-国家主义-干预主义体制下产生。他特别处理强迫教育：在多语混居地区，学校语言的选择经年累月决定整片地区的民族归属，学校是压迫异族的工具，是"最危险的压迫手段"。他的解决方案是彻底取消国家对教育的介入：不拨款、不管制，教育完全交给家长和私人团体。他直言"让几个孩子没受过教育，也胜过享受教育的好处长大后冒被杀或致残的风险；健康的文盲总好过识字的残废"。另一项措施是政府活动严格限于保护生命、自由、财产和健康的最狭领域，因为任何经济干预都能变成迫害异族成员的手段，行政自由裁量权越大，民族摩擦越被放大。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
把民族主义的对抗性仇恨归因于“自然”，在米塞斯看来是错误的：巴伐利亚人恨普鲁士人，法国境内群体互相仇恨，但大家在国内相安无事。仇恨的政治意义来自争夺混居边境地区的政治控制并用它压迫异族，学校、法庭、行政机关、经济措施和没收都成了工具。米塞斯把现代帝国主义定义为与绝对君主制扩张不同的现象：驱动力来自大众而非王朝，被视为保卫民族独立的必要手段。他把现代帝国主义的起点定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欧洲工业国放弃自由贸易、竞相争夺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市场。英国式帝国主义主要追求把各属地组成统一商业政策区，其全英关税同盟梦想始终未实现；被吞并的领土在世界原料和工业品供应中占比太小，不足以改变局面。帝国主义若要实现目标，必须去争夺有能力自卫的民族的土地，而它在阿比西尼亚、墨西哥、高加索、波斯、中国都遭到失败或已陷入困境。
殖民政策
米塞斯对殖民政策作了既批判又留有余地的处理。他斥责殖民的根本逻辑是滥用白人的军事优势去征服、掠夺、奴役弱小民族，殖民史是史上最血腥的一章，无法辩护。他嘲讽"欧洲文明优越论"——若文明真的优越，就应能赢得土著自愿采纳，只能靠火与剑传播恰恰证明其贫乏。但他反对立即全部撤出：经济现实是欧洲经济已深度依赖非洲和亚洲作为原料供应者，这些原料是自愿交换工业品的成果，并非贡品，对双方都有利；中断贸易对欧洲和殖民地都是灾难。他判断殖民统治无法长久——资本主义已深入殖民地，土著上层与母国官员不再有文化差距；中国已证明列强不能把它当殖民地，英国在埃及退却、在印度转入守势，荷兰守不住东印度。他的方案是过渡性的：国联对一切无议会政府的海外属地拥有最高权威，母国权威限于保护财产、外国人的公民权和贸易关系，土著和外国侨民可直接向国联申诉，领地先转为国联托管，最终目标仍是殖民地彻底解放。
自由贸易与移民自由
自由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的拱顶石：每个国家按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即使生产条件全面不利的国家也不必担心入超和货币外流。李嘉图时代的前提是资本与劳动在国家间不流动；19 世纪下半叶这个前提部分消失——股份公司分散了海外投资风险，上千万人移居海外，资本和劳动可以在国家间流动。米塞斯用德国案例展示保护主义的动机与后果：德国为阻止国民移民后丧失国籍，在 70 年代末转向保护主义，用关税保护农业、让工业用国内高价利润补贴出口，但提高的国内生产成本使贸易处境更艰难，其工业腾飞主因是钢铁和化学工业的新方法，与关税无关。保护主义唯一能做到的是阻止生产在最有利的地点进行，因此总是降低劳动生产率。
移民自由是同一逻辑的延伸：移民壁垒的效果与保护关税相同——在条件有利的地区少生产，在不利地区多生产，从全人类角度看降低劳动生产率。美国移民法把美国工资保持在自由移民会达到的水平之上，同时把欧洲工资压低到其下。米塞斯把移民限制视为工会保护其特权的工具，并坦率承认"民族"恐惧有真实依据：国家权力如此巨大，民族少数在异族多数统治下确实可怕。但结论仍是：只要坚持干预主义或社会主义理想，移民问题就无解；在按自由主义原则治理的澳大利亚，"某些地区日本人占多数、另一些地区英国人占多数"并不构成问题。
欧洲合众国与国际联盟
米塞斯把"欧洲合众国"视为把民族沙文主义替换为更大的沙文主义。他论证其不可行：民族情感建立在语言共同体的历史印记上，莱茵兰人可以理解保卫东普鲁士的德国人、甚至理解全人类的事业，但永远无法理解为什么要与葡萄牙人并肩而葡萄牙的敌人立场来自"大家都是欧洲人"。他对泛欧经济政策提出具体反驳：要为泛欧关税区辩护，必须证明葡萄牙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利益彼此和谐、又同时与巴西和俄罗斯冲突——这种论证没人做得出。国联在他看来只是"赝品"：美国在外、区分战胜国与战败国两类成员国、只维护现状和既有条约。他期望的真正国际组织是超国家政府加国际法，但其可行性取决于一种精神状态——"无条件、无保留地接受自由主义"。只要各国还抱着保护关税、移民壁垒、强迫教育、干预主义和国家主义，新的冲突就会不断产生。
俄国
米塞斯用斯宾塞的"军事型心态"与"产业型心态"区分，称俄国是唯一仍固守军事型心态的大国，沙皇与布尔什维克在扩张上同样不承认任何限度。他称俄国天赋资源比美国更丰富，若走美国式资本主义道路本会成为世界最富之国，专制、帝国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使它成为最穷之国。他提出的政策是："让俄国人做俄国人"，在自己国内随意行事，但不得越过国境毁灭欧洲文明；不应禁止俄国书籍输入或访问俄国，但欧美政府应停止以出口补贴滋养苏联、停止鼓吹向苏俄移民和输出资本。他强调这不涉及民族优劣的价值判断——自由主义不作此类判断——只确认俄国不愿进入人类合作体系。他当时的判断是俄国已不足以严重威胁欧洲和平，唯一需要抵制的是我们自己助长苏联破坏性政策的倾向。
第四章 自由主义与政党
"教条主义"之辩
对古典自由主义最常见的指责是它不肯妥协、不建政党组织、不讲究竞选战术，因此败给反资本主义政党。米塞斯承认这些事实，但说把它们当指责是误解了自由主义的精神：观念是社会合作大厦的地基，谎言——无论叫"战术"、"外交"还是"妥协"——都无法替代能维系社会的意识形态。启蒙时代自由主义者最大的幻象是乐观主义：他们以为理性认识会自然普及、社会必然走向更高境界，因而低估了对手。米塞斯断言，大众缺乏推理复杂社会问题的智力，也缺乏为长远更大收益作临时牺牲的意志力；干预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口号（尤其部分没收财产的建议）总能立即赢得大众欢迎。
政党与特殊利益
米塞斯把现代政党界定为自由主义取消等级特权之后的产物：只有人人权利平等的政体下，政党才成为主张立法与行政理念的人的联合。他批评今天欧洲大陆的政党实质是特殊利益政党——为争取特权而结成的战斗联盟，在反对自由主义上结成统一战线。他重点批判阶级斗争学说：马克思从未定义"阶级"——《资本论》第三卷"阶级"一章写了几句就中断，他从《共产党宣言》到去世始终未说明何谓阶级。要证明阶级斗争学说需确立两点（同一阶级内部利益一致、一阶级所得即另一阶级所失），马克思主义从未尝试过。事实相反：同一处境中的"阶级同志"彼此是竞争者——工人中处境较好者有兴趣排除竞争者，美国、澳大利亚工人筑起最大的移民障碍，英国工会用繁琐规章封死外行入行。米塞斯提出其利益和谐论：总资本增加使资本家和地主收入绝对增加、工人收入绝对与相对都增加；企业家的利益与消费者从不相悖，企业家越能预判消费者欲望越成功；利益冲突只出现在政府干预或强制力量限制所有者自由处置时。他解释特权政治的困境：特权只对少数人有效，给多数人的特权互相抵消，唯一净结果是劳动生产率下降。特殊利益政党须在"依赖少数人"与"装扮成多数人的代表"之间周旋，其要求又无上限，于是把议会制度推向危机——他说所谓"议会制危机"其实是现代特殊利益政党意识形态的危机。
议会制危机与职业代表制
议会制预设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议员必须相信社会各部分利益一致、特殊特权有害公益，政党只应在实现目标的手段上有分歧，因此议会里只有执政党与想执政的党。今天的欧洲议会却由互相争夺特权的特殊利益党组成，无法正常议事。针对有人提议用职业团体代表组成的"等级院"取代普选议会，米塞斯的反驳简洁有力：先要决定各行业代表名额的分配，而名额分配一旦确定，投票结果就已预定，"不必再费事召集会议"；这种分配对多数人不可接受，且制度无法保证多数人要求的政策变更能和平实现，妥协只有在"不利结果的幽灵"威胁下才会出现。他否定韦伯夫妇的双院制方案：两院争执时要么一院压倒另一院，要么诉诸武力。结论：等级代表制的设想无论叫组合主义还是行会社会主义都撞上同一堵墙，职业划分救不了议会，"这些对抗只能靠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克服"。
特殊利益政党与马克思
特殊利益政党撕碎国家与社会的统一，其政治眼光只看到今天和明天。社会主义之所以赢得许多真诚的人，是因为它在特殊利益政党的逻辑缺陷之外提供了有气魄的理想。米塞斯对马克思作了有保留的肯定：马克思真心要社会主义，拒绝作为特殊利益党去争取工人特权的"小市民式"改良；他看清了干预只会降低劳动生产率。但马克思的理论错误在于相信工人阶级会按教义静待资本主义"成熟"后自然转变，而实际劳工党与其他特殊利益党一样在争取眼前特权；"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理论被用来掩盖一部分工人的胜利由另一部分工人承担成本的事实。马克思的这套论证，其功能与中央党之诉诸宗教、民族主义党之诉诸民族团结、农业党之诉诸农民利益一致、保护主义党之诉诸保护民族劳动相同。自由主义不承诺任何特殊恩惠，只要求每个人为保存社会作（临时的）牺牲。
政党宣传与组织
米塞斯回顾历史：旧政权靠军队和警察的镇压机器对付自由主义，却失败于意识形态征服了官员和士兵的心灵——"世上没有比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家更强大的东西，只有观念能对抗观念"。反自由主义政党学会了用组织把人牢牢攥住：在德国和奥地利，个人首先不是公民而是党员，从小被党包办，体育、社交、合作社、职业介绍所、储蓄银行都按党派线组织，退党意味着经济毁灭和社会放逐。自由职业者（律师、医生、作家、艺术家）人数不足，难以结成特殊利益党，因此最坚守自由主义，于是被组织起来使其依附于党——谁不服从就抵制。政党的最后一步是建立自己的武装。两个暂时缓和局势的因素：主要国家政党力量大致平衡；反资本主义者依赖资本主义的贷款——"反资本主义只能靠寄生资本主义维持存在"。
自由主义不是"资本党"
米塞斯的核心论证：私有生产资料所有制不是有利于资本家的特权，而是有利于全社会的制度，因此自由主义不服务于任何特殊利益。连对手也承认这一点——马克思说社会主义要等世界"成熟"才可实现，布尔什维克也曾承认还太早。富人并不比穷人更有理由支持自由竞争：继承财富者对竞争只有恐惧，他们反而对保存既有财富分配格局的干预主义有特殊兴趣；自由主义者则不承认既得财富的传统权利要求。企业家在战争狂潮中生产枪炮、在对俄投资热潮中把资本投向会被没收的国度——企业家必须适应环境而非对抗环境，正因此"没有任何阶级能为了自身私利而牺牲全社会去拥护自由主义，因为自由主义不服务任何特殊利益"。候选人对选民的唯一回答只能是："自由主义服务所有人，但不服务任何特殊利益。"成为自由主义者意味着认识到：给少数人的特权最终无法靠武力维持，而给多数人的特权互相抵消、只留下劳动生产率下降的净损失。
第五章 自由主义的未来
米塞斯断言此前一切文明都在达到现代欧洲文明的物质水平之前就灭亡或停滞了，而现代文明不会被外部敌人毁灭——没有人能与之匹敌——只会死于自身的行为，即自由主义观念被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取代。他逐一回应浪漫派的"稳定与静止"理想：赞美稳定的人想保住既有成果、放弃进一步进步，但他们忘了人作为思考者天生渴望改善物质条件，这个冲动无法根除；若阻止一个人通过服务社会来满足自身需要，他只剩下用暴力压迫和掠夺同胞使自己变富这一条路。"如果告诉人们他们的父辈更苦，他们回答：为什么我们不该更好？"他批评把中世纪和东方浪漫化的做法，指出回到中世纪意味着灭绝数亿人口。他还论证当代政治分歧并非终极哲学信念之争：除了少数彻底的禁欲者，所有人——无论超自然信念多么不同——都偏爱劳动更有效率的社会制度；分歧只是实现这一共同目标（尽可能满足人的欲望）的最快、牺牲最小的途径。内在幸福各人自求，外在目标只能靠社会合作达成。他给自由主义的定位："它不是宗教，不要求信仰和奉献，没有神秘主义，没有教条；不是世界观，不解释宇宙，不谈人生意义；不是特殊利益政党，不给予任何人或群体任何特殊好处。它是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成员相互关系的学说及其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的应用。"它只承诺一件事：所有人物质福利的和平而不受干扰的发展。它没有党旗、党歌、偶像、象征和口号，"它有实质和论证，这些将带它走向胜利"。
附录要点
文献导引部分，米塞斯推荐休谟、亚当·斯密、边沁作为自由主义的奠基文本，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为古典自由主义的末流——受其妻影响充满软弱妥协，逐渐滑向社会主义，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鼓吹者"。他推重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称赞德国古典文学（歌德、席勒）浸透自由主义精神，惋惜洪堡《论国家的作用》成稿于 1792 年却因出版者畏惧而长期被埋没、戈森 1854 年的著作无人问津直到被英国人重新发现。他称巴斯蒂亚是出色文体家、其反保护主义批判至今无人能反驳。关于"自由主义"一词，米塞斯坚持：今天自称自由主义者的多数人拒绝拥护生产资料私有制，主张社会主义或干预主义，却又说不出所谓"本质"到底是什么；他们也许想用"曼彻斯特主义"来称呼拥护私有制的学说，但这个词历来只指经济纲领。他主张保留旧名——即使它在德国名声不佳："重要的不是人们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而是他们成为自由主义者、像自由主义者那样思考和行动。"他还澄清自由主义与民主的关系：自由主义是涵盖全部社会生活的更广概念，民主只涉及国家制度那部分，自由主义必然要求民主作为其政治推论，而一切反自由主义运动（包括社会主义）最终必然反民主。德国民族自由党从宪法问题上看从不是自由党，社会民主党只在尚未强到能压制对手时是民主的。
主要概念与机制索引
- 生产资料私有制：自由主义纲领的唯一根本原则，自由与和平皆由此推出
- 临时牺牲：理性行动的特征，放弃眼前小利换取更大长远收益
- 经济计算：以货币价格为共同标准，是资本主义理性生产的前提，社会主义因此不可行
- 干预主义的自我瓦解：价格管制→短缺→配给→全面管制→要么回到市场要么全面国有化
- 自然（静态）工资：使全体劳动者就业且企业家仍有利可图的工资水平，强制抬升制造失业
- 和平是分工的条件：分工深化以持久和平为前提，战争与国际分工不相容
- 民族自决权：属于每一块领土上的居民而非抽象"民族"，以公民投票行使
- 特殊利益政党：特权只能给少数人，给多数人则互相抵消，其逻辑内含矛盾
- 商业管理与官僚管理：前者以盈亏核算为标尺，后者无客观标准只能诉诸形式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