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朱镕基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及总理期间（1991年5月至2003年2月）的讲话、谈话、信件和批语。全书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献绝大部分根据音像资料、文字记录稿和手迹编辑而成，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经济与社会治理的具体过程。
阅读本提炼稿需明确证据边界。文中所述政策目标、预测及工作口径，均源自讲话者当时的判断与主张。部分讲话附有编者对会议背景及人物事件的注释。讲话中提出的要求与设想，与最终的政策落地及实际效果存在区别；对于原文未提供后续结果的事件，本提炼不作延伸补充。
全书内容集中于宏观调控、财税金融、国企改革、农业农村、对外开放、区域治理及政府建设等领域。治理过程中充满多重张力，包括控制通胀与维持增长的平衡、中央集权与地方积极性的博弈、国企脱困与职工就业保障的矛盾、金融稳定与市场化改革的交织，以及对外开放承诺与国内产业承受能力的较量。
宏观调控与经济运行
治理经济过热与整顿金融秩序
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后，中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阶段。1993年上半年，经济运行中出现投资规模过大、金融形势紧张、通货膨胀压力加剧等问题。开发区热、房地产热、股票热引发大量资金违章拆借和非法集资，导致重点建设资金和农副产品收购资金短缺。
朱镕基提出，金融形势紧张的根源在于投资规模过大，产业结构未得到改善。国务院采取了加强宏观调控的十三条应急措施，主要手段是控制基础货币投放、坚决制止银行违章拆借和乱集资、严格控制信贷规模。人民银行要求各级银行领导干部执行“约法三章”，限期收回违章拆借资金，金融机构与所办经济实体脱钩。
宏观调控在执行中面临地方政府追求发展速度的阻力。部分地方认为自身经济不热，对收紧银根存在抵触。朱镕基强调，宏观调控是结构调整，在收回违章拆借资金的同时，银行需保证农副产品收购、重点企业生产和重点建设的资金需求。1993年下半年，乱拆借和乱集资得到遏制，储蓄存款上升，金融形势趋于缓和。
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与实施积极财政政策
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严重冲击，外贸出口增幅大幅下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趋势。
为保持经济增长，中央决定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增发国债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998年至2002年，国家共发行长期建设国债6600亿元，带动银行配套贷款和其他社会资金形成3.28万亿元的投资规模。国债资金重点投向水利、交通、通信、城市基础设施、城乡电网改造及国家直属储备粮库建设。
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朱镕基反复要求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严禁将国债资金用于一般加工工业项目。针对部分地方配套资金不落实、搞“豆腐渣工程”的问题，国务院要求实行项目法人制、招投标制、工程监理制和合同管理制，对挪用资金和工程质量问题严厉查处。国家通过连续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提高低收入阶层收入水平等措施，刺激国内消费需求。
财税体制与金融改革
分税制改革与财税秩序整顿
1993年以前，财政包干体制导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中央财政出现巨额赤字。
国务院决定于1994年全面推行分税制改革。改革方案按税种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收入，分设国家税务局和地方税务局。增值税作为共享税，中央占75%，地方占25%。为减少地方阻力，改革采取渐进方式，以1993年为基数，保证地方既得利益，中央从新增税收中获取较大份额，并通过转移支付返还地方。在与广东省等地方政府协商时，中央同意对地方已批准的减免税项目在一定期限内实行先征后返，以保持政策连续性。
分税制改革实施后，全国财政收入大幅增长，中央财政实力增强。针对税收流失问题，国务院推行“金税工程”，建立增值税发票交叉稽核电子网络，严厉打击虚开增值税发票、偷逃骗税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推进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取消“乡统筹、村提留”及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统一征收农业税及其附加，以减轻农民负担。
银行商业化与金融风险防范
国有商业银行长期承担政策性贷款任务，受地方政府行政干预严重，不良贷款比例居高不下。
金融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强化中央银行的宏观调控和监管职能，实现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分离。国家组建了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和中国农业发展银行三家政策性银行。国有专业银行逐步向商业银行过渡，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和风险管理。为排除地方行政干预，中国人民银行撤销省级分行，跨行政区设置九家大区分行。
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是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针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如农村合作基金会、信托投资公司、城乡信用社）高息揽储、违规经营引发的支付危机，中央采取撤并、关闭等果断措施，由人民银行发放再贷款帮助地方保支付，但明确债务最终由地方政府负责偿还。为处理国有商业银行的不良资产，国家成立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对部分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实施“债转股”，以减轻企业债务负担并化解银行风险。
外汇管理与汇率并轨
1994年以前，中国实行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存的“双轨制”。
1994年1月1日，国家实施汇率并轨，建立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人民币浮动汇率制度。实行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汇率并轨后，人民币汇率保持稳定，国家外汇储备大幅增加。1996年底，中国实现经常项目下人民币可兑换。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周边国家货币大幅贬值。朱镕基多次宣布人民币不贬值，以维护香港联系汇率制度的稳定和亚洲金融市场的秩序。为应对出口下降的压力，国家采取提高出口退税率、打击走私和骗取出口退税等措施，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
国有企业改革与社会保障
清理“三角债”与限产压库
1991年，全国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即“三角债”）问题严重，导致大量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朱镕基在东北地区进行清欠试点，以固定资产投资拖欠为切入点，通过注入银行贷款顺次解开债务链。针对流动资金拖欠，采取“压贷挂钩”政策，要求企业限产压库，将压缩下来的资金用于技术改造。清欠工作缓解了企业资金紧张，但由于重复建设和盲目生产未根本消除，企业间拖欠问题在后续年份仍有反复。
转换经营机制与三年脱困
国有企业面临冗员过多、社会负担重、重复建设导致产能过剩等深层次矛盾。
中央提出用三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方针概括为“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实施再就业工程”。国务院在部分城市进行优化资本结构试点，允许破产企业变现资产优先用于安置职工，银行呆坏账由国家准备金核销。
在推进改革中，朱镕基批评了部分地方将“放小”等同于“一卖了之”或强制推行股份合作制的做法，强调绝不能以逃废银行债务为代价进行改制。针对纺织、煤炭等产能过剩行业，国家下达压锭、限产指标，通过淘汰落后产能促进全行业扭亏为盈。为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国务院向国有重点大型企业派出稽察特派员（后过渡为监事会），以财务监督为核心，查处企业领导人违规决策和弄虚作假行为。
下岗分流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
国有企业减员增效导致大量职工下岗，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压力巨大。
国家建立以再就业服务中心为载体的过渡性保障机制，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由企业、社会、财政各负担三分之一（“三三制”）。朱镕基要求地方财政调整支出结构，确保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两个确保”）。
为建立独立于企业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国务院推进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在辽宁省进行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做实个人账户，逐步实现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向失业保险并轨。为拓宽资金来源，国家决定建立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通过财政拨款、减持部分国有股等渠道筹集资金。
住房制度改革与城市建设
旧有福利分房制度导致住房短缺和建设资金枯竭。
国务院确立住房商品化方向，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实行“房委会决策、中心运作、银行专户、财政监督”。配合“安居工程”（经济适用房）建设，政府通过减免土地出让金和配套费降低房价，银行提供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朱镕基严控高档房地产开发，要求制止城市规模盲目扩大的势头，防止泡沫经济复苏。
农业农村与粮食购销体制
粮棉购销体制改革
1993年粮食价格放开后，部分地区出现抢购风潮，粮价暴涨。1995年后，粮食连续丰收，出现阶段性供过于求，市场粮价持续下跌，农民面临增产不增收的困境。
中央出台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方案，主要内容为“三项政策、一项改革”：按保护价敞开收购农民余粮、国有粮食收储企业顺价销售、粮食收购资金封闭运行，加快国有粮食企业自身改革。朱镕基强调，只有国有企业敞开收购，掌握粮源，才能主导市场价格，实现顺价销售。
在执行中，部分国有粮食企业拒收限收、压级压价，或将收购资金挤占挪用于附营业务和炒买炒卖，导致巨额亏损挂账。国务院要求实行“四分开一完善”（政企分开、储备与经营分开、中央与地方责任分开、新老财务账目分开，完善粮食价格机制），由农业发展银行严格监管收购资金。棉花购销长期坚持“不放开市场、不放开经营、不放开价格”的政策，后逐步引入棉花交易会机制，允许价格在一定幅度内浮动。
农业结构调整与减轻农民负担
面对农产品供过于求的局面，中央提出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
政策要求尊重农民意愿，依靠市场引导，发展优质、专用农产品，推广“公司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针对农民负担过重问题，除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外，国家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实施农村电网改造，实现城乡同网同价，以降低农民用电成本并开拓农村家电市场。
对外开放与加入世贸组织
打击走私与骗取出口退税
90年代后期，成品油、汽车等商品走私及利用加工贸易变相走私泛滥，严重冲击国内产业和税收。部分地区出现内外勾结、虚开增值税发票骗取出口退税的特大犯罪网络。
党中央、国务院开展大规模反走私和打击骗税专项斗争。查处了湛江、厦门等特大走私案及广东潮汕地区骗税案。体制上，组建由海关与公安双重领导的国家缉私警察队伍，实行罚没收入“收支两条线”。技术上，加快“金关工程”和“金税工程”建设，实现海关、税务、外汇、银行等部门计算机联网和交叉稽核，利用技术手段堵塞漏洞。
世贸组织谈判与应对策略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历经15年。
在与美国、欧盟的双边谈判中，中方在农业、电信、保险、汽车关税等领域作出一定让步，但坚守底线（如拒绝放弃化肥等商品国营贸易专营权、限制外资在电信和寿险领域的控股比例）。朱镕基指出，加入世贸组织利大于弊，中国企业必须在竞争中提高素质。面对入世后外国农产品进口压力，中国利用关税配额和专营制度进行保护，并出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要求对转基因大豆等产品加贴标识，以规范进口秩序。国家鼓励国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开拓俄罗斯、印度等新兴市场，开展境外加工贸易和带资承包工程。
区域发展与生态治理
西部大开发与退耕还林
为缩小东西部发展差距，中央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开发重点首先是基础设施建设，国家通过国债资金和银行贷款全额安排重大项目（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减少或免除西部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其次是生态环境建设。针对长江、黄河上中游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国务院下令停止天然林砍伐，实施“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政策。国家向退耕农民无偿提供粮食、种苗费和生活补助，要求将坡耕地退还为林草地，并将森工企业职工分流转产为植树护林人员。
大江大河治理与灾后重建
1998年长江、嫩江、松花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
抗洪抢险取得胜利后，中央提出“封山植树，退耕还林；平垸行洪，退田还湖；以工代赈，移民建镇；加固干堤，疏浚河道”的灾后重建32字方针。国家大幅增加水利建设投资，要求按百年一遇标准加固长江、黄河干堤。朱镕基严厉批评水利建设中的层层转包和“豆腐渣工程”，要求严格执行招投标制和监理制。在洞庭湖、鄱阳湖等地区，推进退田还湖和移民建镇，由中央财政补贴建房材料费，引导灾民迁出蓄滞洪区。
政府机构改革与科教文卫事业
转变政府职能与机构精简
1998年，国务院启动机构改革，组成部门由40个减为29个，人员编制精简一半。
撤销大部分工业管理部门，改设为国家经贸委管理的国家局，后进一步撤销，以实现政企分开。地方政府机构改革随后展开，要求省级政府机关人员精减一半，市县乡机构同步精简。分流人员采取“带职分流，定向培训，加强企业，优化结构”的方针，保留原工资待遇，三年内逐步调配。改革旨在解决机构臃肿、人浮于事、财政负担沉重的问题，促使政府职能转向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和公共服务。
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
面对科技落后和人才流失问题，中央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国家要求财政预算每年增加一个百分点用于科教事业。改革科研体制，推动科研力量进入企业，实现产学研结合。针对留学生流失现象，朱镕基提出放宽工资限制，以优厚待遇和良好环境吸引海外人才回国。在基础教育方面，明确农村义务教育实行“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确保教师工资按时足额发放，坚决制止中小学乱收费。
反腐倡廉与工作作风
朱镕基对本届政府提出“廉洁、勤政、务实、高效”的要求和“约法三章”（轻车简从、精简会议、不参加剪彩等事务性活动）。
针对经济领域的违法违纪行为，要求执法必严。严厉查处金融系统账外经营、违规拆借、高息揽储等问题，对违规银行行长予以撤职。推行“收支两条线”管理，要求公检法和工商等执法部门的罚没收入全额上缴财政，切断执法与部门利益的联系。高度重视信访工作和《焦点访谈》等舆论监督，将其作为体察民情、检验政策和查处腐败的重要渠道。严厉批评地方政府搞脱离实际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及弄虚作假、虚报统计数据的行为，强调统计工作必须“不出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