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吕思勉写这本书时，把五千年以上的中国历史压进了约三十八万字。原书分上下两编：上编是政治史，按时序叙述从民族起源到民国开创；下编是文化史，拆成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实业、货币、衣食、住行、教育、语文、学术、宗教十八个专题，各自追溯制度的起源与演变。政治史和文化史并列，是继承司马迁《史记》"本纪"加"八书"的结构，同时借用梁启超"新史学"开辟的视野，把中国史放到世界史时空中观察。

吕思勉自幼浸习旧学，未受新式大学教育，却在论述中大量使用当时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分析框架，考察制度的物质基础，而非停留于君臣事迹和道德评价。全书的内在逻辑是：制度产生于特定的生产与生存条件，随条件变化而演变，演变过程中旧制度往往以遗迹的形式保留，可从中反推原始面貌。这一方法贯穿两编，是阅读本书的索引。

政治史：时序叙述

先秦：民族融合与诸侯竞争

吕思勉把中国民族的同化力视为贯穿古史的主题。亚洲东部以黄河、长江流域为文化中心，北面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南面地势崎岖、开化较迟。汉族作为农耕民族定居平原，最初面对的是山戎（山地农耕族群），春秋以前双方争斗为主；战国以后才和草原骑寇直接接触。夷、蛮、戎、狄四称仅是方位标签，并不代表独立民族。吕思勉梳理春秋至秦汉的同化过程，结论是：军事上往往是"进化较浅"的社会征服"进化较深"的社会，但文化上的走向相反——入主中原的族群，最终被农业文明的内部组织所同化。

秦统一的解释，吕思勉不愿归于单纯的武力。他列出三个原因：第一，秦地处西垂，开化较晚，民风较朴实；第二，三晋地狭人稠，秦地广人稀，秦国招纳三晋之民从事农耕，而本国人口专事作战；第三，秦能推行法家政策，裁抑贵族，让努力于农战的普通人有获赏的机会。在此之前，列国内部郡县制逐步取代封建，经济与文化上本已有趋于统一的势能，秦不过收其成功。

秦汉：大一统的建立与衰退

秦并天下后，制度上的突破在于郡县制彻底取代封建制度——郡县官吏由朝廷任免，不可世袭，这是此前列国的分裂格局在制度层面的终结。汉初分封王侯，是封建心理的反弹，刘邦集团本身就带有这种惯性；七国之乱后，中央才重新掌握格局。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在本书中占较大篇幅。对内，武帝采纳董仲舒之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推行均输、平准等法家经济政策，由桑弘羊具体执行盐铁官卖。吕思勉的评价是：桑弘羊筹款的目的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却没有达到——汉代的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措施，同样无实效可见。前汉的衰亡，吕思勉追溯到土地兼并问题长期无解，外戚专权和吏治败坏只是表层现象。

王莽的改制被吕思勉视为先秦以来社会改革思想的总汇。王莽综合儒家平均地权、法家节制资本两路主张，推行土地国有化及若干经济统制措施。失败后，吕思勉写道："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此后中国的土地政策，仅剩"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晋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的租庸调法，直到唐德宗改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

魏晋南北朝：分裂的内因

吕思勉把三国鼎立的成因归结为两种心理：一是封建余习——秦汉统一后，汉代士大夫仍有"仕于州郡，奉其长官为君"的心理，无法骤然改变；二是南方风气的强悍——东吴君臣始终以割据自立为目标。周瑜所说"汉贼"之辩，吕思勉认为是劫持众人的门面话，或竟是事后附会之谈；赤壁之战的实质，是孙氏集团不甘为人下的倔犟之气。他评价赤壁之战说，因这种蛮悍心理，使战祸延续了七十二年。

晋初的乱源，吕思勉追到后汉以来政治纲纪废弛。清谈之风、玄学风气，他认为问题在于学问与现实事务彻底脱节——"谈玄本不是坏事，以思想论，玄学要比汉代的儒学高明得多"，但因为谈玄而忽视现实问题，才酿成祸患。晋武帝恢复分封，带来了八王之乱，五胡乱华随之而来。

五胡中，吕思勉逐一梳理各族势力的消长。北魏统一北方后，孝文帝南迁洛阳、强制汉化，在他看来是胡族融合的加速点，但也直接导致六镇之乱，最终分裂为东西魏，并引出隋唐先世的崛起。

隋唐：再统一及其军事结构

隋唐的先世是否汉族，吕思勉认为这个问题的角度错了：民族论文化，不论血统，隋唐先世渐染胡化是事实，到唐贞观以后，这种文化色彩才渐渐淡灭。

唐代的军事制度，吕思勉花较多篇幅分析府兵制的起源与废坏。府兵制的优点是：士兵平时耕作自养，战时调集应用，将领不能拥兵自重；其废坏在于唐初边境屡靠番兵而非府兵出征，府兵长期不被使用，训练懈弛，高宗武后时已名存实亡。玄宗改宿卫为募兵，府兵彻底虚籍化。募兵制和节度使制度结合，形成"地擅于将，将擅于兵"的藩镇格局，这是安史之乱和唐朝中衰的直接制度根源。

宋：积弱的结构性原因

五代武人乱政，宋太祖以兵变得位，立国之初首要任务是防范同类事件。收兵权、抑武将、重文官，这个选择使宋朝在对外军事上长期处于守势。吕思勉的判断是：周世宗若不在途中遇疾去世，恢复燕云十六州很有希望，此后历史将全然改观；宋太祖继位后能收复的机会窗口已关闭，"北宋的积弱"因此有其制度性起点。

王安石变法，吕思勉肯定其出发点，但指出青苗法在商品经济和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缺乏监督机制，改革最终沦为秕政。这与他对历代社会改革的整体评价一致：宗旨虽善，方法有未善，根源在"受传统思想影响太深，对现实观察太浅"。

元明清：外族统治与汉族光复

蒙古大帝国极盛时横跨欧亚，吕思勉关注的重点在于蒙古入主中原后的统治模式：依赖原有的社会组织和人员，并无系统性的文化建设，因此统治虽广却不稳固，汉人的抵抗运动很快兴起并成功。

清朝与辽、金、元相比，吕思勉认为清的"猾夏"程度更深。女真在渤海和金朝时已经历两次开化，入关时程度较高，因此统治手段更为系统：圈占民地给旗人，分城居住防同化，封锁关东三省，联蒙制汉，文字狱和四库馆烧书改书。他特别指出，乾隆借编四库全书之机销毁书籍逾五百种、一万三千余部，吕思勉的评语是："他岂不知一手不能掩尽天下目？"烧书和改书的用意，在于持续的精神压制，使士人长期处于自我审查的氛围中，让其所造作的东西能否被人相信反而是次要的。

郑成功、李定国在书中被给予较高评价：前者退守台湾务农练兵，后者在西南崎岖周旋效忠，"其晚节能效忠于国家民族如此，真可使洪承畴、吴三桂等一班人愧死了"。

清末民初：近代转型的困境

吕思勉梳理中西初期交涉，指出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与中国的交涉，在于贸易制度和外交体制的根本冲突。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吕思勉逐一分析各方的局限：太平天国内部腐化迅速；洋务派只求器用，不触制度；戊戌变法触动既得利益过猛而缺乏实际力量；辛亥革命推翻了皇朝，但革命后的中国，军阀割据的局面，源头仍在没有解决的政治统合问题。

文化史：制度专题

婚姻与族制

吕思勉从原始社会的婚姻形态入手，追溯同姓不婚制度的起源。他的结论是：血族结婚有害遗传，科学上并无证据；古代所谓"同姓"与血缘远近本不符合；"同姓不婚"之所以能长期维持，真正原因在《礼记·郊特牲》所说的"附远厚别"——因文化进步，妒忌心理渐次发达，氏族内因争色致乱，禁例逐步加繁，异姓通婚则成为联络外交的工具。

族制从母系到父系的演变，留有辈行婚的痕迹。《礼记·大传》中"其夫属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的论述，吕思勉视为古代婚姻但论辈行的遗迹。他援引夏威夷人对父、伯叔父、舅父使用同一称呼的现象，反驳了"野蛮人无知"的解释：野蛮人的言语，总括的名词虽比我们少，各别的名词却比我们多，分辨不出亲属差别是站不住脚的。吕思勉的解释是：原始社会以年龄辈分为组织基础，血缘亲疏尚未成为主要区分原则，因此不需要为这些细别另立专名。

财产、阶级与政体

吕思勉把人类联合的方式分为两种：通力合作，或者划定彼此界限。划定界限之后要享受他人劳动成果，只有交易和掠夺两途，而在古代，掠夺比交易更为通行。农业社会文化最高、资产最厚，却最容易被征服，因为农耕民族性质和平，资产笨重难以迁移，猎牧民族居无定所且以侵略为衣食来源，农业社会最终承认纳贡言和，进而被纳入征服者的等级体系。

封建阶级由此形成，但征服者对被征服者的剥削并非无限度：一、留有余地才能长保剥削来源；二、剥削以享乐为目的，因而是懒惰的，不必干涉对方内部事务；三、征服者的权力在事实上受到约束；四、武力上"进化较浅"的社会可能获胜，但组织上"进化较深"的社会更为坚凝，文化上总是浅者被深者同化。这四条逻辑，吕思勉反复在不同章节援引，用来解释为何征服者被同化是历史常态。

关于阶级与资本主义的转变，吕思勉写道："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他补充：资本主义的惨酷是积重以后的事，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

政体的演变，从氏族族长到君主，君权在中国极为发达，其资格来源有三：氏族族长的传承、政治军事首领、宗教祭司。吕思勉同时钩沉出大量古代民主政治的遗迹：《周官》有"大询于众庶"之法，询及国危、国迁、立君；《书经·洪范》的"大同"条文，实质是以君主、卿士、庶人、龟、筮各占一权的多数决议法。他的结论是：古代确有民主政治，后来才被破坏，不是古代从未有过。

官制与选举

官制从兼职走向专职，从世袭走向任命，吕思勉追溯各朝中央与地方行政结构的演变。汉代的郡国并行，到武帝时设刺史，以六百石之吏察二千石之官，用低级别官员监察高级别官员，是中央控制地方的制度创新。此后历朝官制的分与合、中央权力的集中与分散，都在这条线索上延伸。

科举制度的关键在于投牒自列：凡来投牒者，即使州县不喜，也必须加以考试；州县所私爱之人，若无应试能力，虽欲举之而不得。这是与门阀荐举制的根本区别。吕思勉的判断是：操选举之权者大受限制，白屋之士可以平步青云，有权者不能把持地位，都是科举制度带来的结果。至于考试内容是否切于实用，是另一个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此否定制度在公平性上的进步。

宋代以后科举考试规则逐渐加严，糊名易书、禁止怀挟等制度兴起，吕思勉认为这虽然"似于人格有损，但利禄之途，应试者和试之者都要作弊，事实上亦是不得不然的"。

赋税与兵制

租庸调法是以户为单位的人头税，以土地公有为前提；土地私有化、人口流动加剧后，均田制无法维持，唐德宗建中年间杨炎推行两税法，改以财产为课税依据，"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这在吕思勉看来是一个制度的断裂点。

兵制的主线是府兵制的废坏导致募兵制，募兵制与藩镇结合导致军阀化。宋代以强干弱枝为原则，精兵集中于中央禁军，地方守备薄弱，应对外部威胁时捉襟见肘。明代卫所制沿袭元代遗制，至明末已名存实亡，戚继光练兵是例外而非常态。清代八旗入关后驻防各省，绿营为辅，鸦片战争时八旗绿营战斗力已严重退化，曾国藩、李鸿章的湘淮军体系，实质是恢复了地方私兵的逻辑。

实业与货币

吕思勉对农业停滞的分析分为三层：第一，土地公有时代，沟洫阡陌井井有条，有公共事业的制度保证；土地私有后，水利等公共设施因产权分割无人维护，滥伐林木、壅塞沟渠等损害公益之事日出不穷。第二，封建势力和高利贷的剥削，使农民不能俯仰有余，即便勤劳所得也随时被夺，无从积累。第三，农业技术进化和退化并存，两相抵消。

他援引苏俄1928年集合农场的案例说明大农制的可行性：个别农场主以机犁吸引周边农民联合耕作，第一季加入者耕地九千余亩，秋收后扩至两万四千余亩。"天下事口说不如实做"——他的意思是：机械先行，生产方式变了，生活随之改变，思想才能跟着变，等待农民私见化除后再引入机械是本末倒置。

货币演变从实物货币到金属货币到纸币，各朝铸币与货币政策的详细梳理，关注重点在于纸币滥发引发通货膨胀的历史反复：元朝交钞的崩溃、明朝宝钞的废弃，都是政府以财政压力强制发行不兑现纸币的结果。

教育、语文与学术

吕思勉追溯学校制度的演变：西周官学为贵族而设，汉代太学向更广泛的士人开放，私学与官学随后并行，教育机会逐步扩散。汉代太学生数量从数百人增至数千人，东汉末达到三万余人，然政治腐败时太学生的清议反成党锢之祸的导火索。书院制度兴于唐、盛于宋，是官学之外独立的学术机构，朱子讲学白鹿洞是其典型。

文字的起源，吕思勉坚持汉字是表意文字体系，但否认仓颉造字的神话，指出文字是一种社会产物，集体创造而非个人发明。书法的发展也在这章中有所涉及，隶书的出现与文书行政的规模化有关。

学术史一章，吕思勉梳理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分野，追溯儒、道、法、墨各家的社会土壤。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学的内容逐渐空洞化，经学转为章句训诂。魏晋玄学兴起，是以老庄注儒家，是比汉儒更高明的思想，但与现实事务脱节。佛教传入后，吕思勉认为"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禅宗是这个适应过程的产物。宋代理学，则是儒道释三家融合后的再出发。

对于儒法两家的经济思想，吕思勉有一段综合评价：东周时已有两种思潮——儒家主张平均地权（恢复井田），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官营大事业、干涉大商业与民间借贷）。儒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认识不如法家深刻，只关注土地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中国历代均贫富的思想，"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

宗教

吕思勉把宗教起源追溯到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恐惧与解释，图腾崇拜是氏族认同的载体，祖先崇拜随父系社会的确立而强化。道教的形成，他认为是汉代神仙方术与黄老思想逐渐凝聚的结果，没有统一的创建者，也没有系统的教义设计，更接近民间信仰的自然汇聚。佛教的传入与本土化，在学术一章已有论述，宗教一章补充了佛教的社会功能：提供精神慰藉、积累寺院经济、影响丧葬习俗。

基督教在明末随耶稣会士传入，利玛窦以天文历算打开官方通道，但吕思勉注意到：中国人对基督教的接受始终停留在器用层面，宗教信仰层面的渗透极为有限，这与佛教的情况相似——外来宗教进入中国后，往往是中国文化消化外来宗教，而非反向。

几个贯穿全书的判断

同化力的机制：吕思勉描述的中国文化同化外来族群，依靠的是农业文明内部组织的韧性——被征服的社会内部组织更为坚凝，征服者若要长期统治，必须依赖这套组织，最终被其吸纳。这套同化是被动发生的，吕思勉的解释里没有文化输出或主动传播的成分。

制度遗迹的用法：全书下编反复用现存制度的残余痕迹来推断原始形态。吕思勉认为，制度的演变不会斩断所有痕迹，《礼记》的婚姻称谓、《周官》的"大询"程序、《书经·洪范》的多数决议法，都是古代制度的化石，从中可以还原已不存在的原始状态。这是方法论层面的一贯立场。

改革失败的原因：从王莽到王安石，吕思勉分析历代社会改革失败，最终归结为两点：学者思想受传统框架约束，对现实经济运行观察不足；改革推行时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撑（市场监督机制、信用体系等）。这两个原因，他认为到他写作的时代（20世纪30年代）仍然有效。

以夷制夷的代价：唐代以番将番兵应对边患，一时减轻本国人民负担，但长期效果是养成异族强悍、汉族衰颓之势。安禄山的叛乱、沙陀突厥的横行、宋朝的始终不振，吕思勉都部分归因于此。府兵制的废坏也与此相关：长期不调用的军队，训练无从保持。

货币与财政的反复：历朝政府在财政困难时倾向于发行不可兑现的纸币，结果是货币信用崩溃，交易退回以物易物。吕思勉记录了这一循环在唐宋元明的反复出现，认为根源在于财政制度的结构性问题，而非货币技术的不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