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这本书是钱穆1952年在台湾的五次演讲记录，逐朝讲汉、唐、宋、明、清，每讲围绕四个维度：政府组织（相权与皇权如何分配）、考试与选举（谁能入仕）、赋税经济（政府如何收钱养活自己）、兵役制度（军队怎么来、怎么用）。

钱穆写这本书有一个明确的反驳对象："秦以后的中国政治都是专制黑暗"。他认为这个判断把时代意见强加给了历史意见，把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宣传当成了历史事实。他用具体制度的演变来说明，中国传统政治有自身的逻辑与代价，而不能用四个字一笔抹杀。

研究制度的七个前提

前言部分集中在方法论，这是全书最有迁移价值的一段。钱穆列出了讲制度必须注意的七个方面，其中几条在他整本书的论证中被反复援用：

历史意见 vs. 时代意见。历史意见是在某项制度实施时代的人们切身感受后发出的意见，时代意见是后代人用自己处境来批评已往制度。两者不应相互抹杀。钱穆的判断是：现代人因为需要民主政治，就认为历史上凡有皇帝就是坏政治，这如同壮年人因为不睡摇篮就认为摇篮本来就该被废弃。

制度的整体性。任何制度不孤立存在，各制度之间必然互相配合形成一整套。他在全书中反复践行这一原则——讲租庸调制时联系均田制与账籍制度，讲两税制时联系地方行政的衰败，讲科举时联系门第的消亡。

制度与人事。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制度制定时有其外在需要与内在用意，后代人不了解这些，就容易用空洞的批评替代具体分析。一个本来合理的制度，若人事松懈，账籍混乱，也会不攻自破（唐代租庸调的崩溃即此例）。

有利有弊。任何制度绝不会有利而无弊，也绝不会有弊而无利。历史上一切制度，凡沿袭到一两百年的，必然与当时人事相配合，不能单凭后代标准全盘否定。

皇室与政府的划分

钱穆认为这是中国政治史上一条贯穿始终的大线索，也是判断各朝政治好坏的核心尺度。

汉代的格局：皇帝是国家元首，宰相是政府领袖。皇帝有六尚处理内廷文书，宰相府有十三曹处理一切国政。九卿虽名义上是皇帝的家务官（太常管庙祭、光禄勋是门房、太仆是车夫），但全部隶属于宰相，政府公事归政府管。大司农收全国田赋，供政府公用；少府收山海池泽之税，供皇室私用——这个区分在财政上明确了两者边界。

唐代的重构：汉代一人掌全权的宰相制改为三省分职制。中书省（发令）、门下省（复审封驳）、尚书省（执行）各司其职，凡政令须经政事堂会议，须盖"中书门下之印"方能生效。皇帝画敕只是同意程序，中书舍人实际拟稿，门下给事中有权驳回。钱穆将此称为从领袖制改为委员制。官职命名的变迁印证了这一进步：汉代九卿名称充满宫廷私职气味（"卫尉"是皇宫卫兵司令，"太仆"是皇帝车夫），唐代改成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职名始正，政务官的性质才在名称上确立。

唐代的漏洞：皇帝绕过中书门下直接下令，在唐代并无硬性禁止。武则天时刘祎之批评此事被杀；唐中宗私封官职改用"斜封墨敕"，被称为"斜封官"，这些事在当时被记录下来，说明制度有共识，但缺乏强制力。

宋代的下滑：宰相的军事权被枢密院切断，财政权归三司，用人权归审官院，宰相管不着这三项，只剩中书一块。谏官从门下省独立，改由皇帝亲擢，于是谏官的监察对象从皇帝变成了政府，形成谏垣与政府水火的格局。王安石变法时，谏官处处反对，政策无法贯彻，这是宋代制度弱症的典型表现。

明代的断裂：洪武十三年以胡惟庸案为由废除宰相，此后中书省撤销，六部各自独立，直接对皇帝负责，皇帝由此兼任宰相一职。钱穆将这一变化定性为"大大退步"：明太祖个人有精力和意志独裁庶务，但制度设计如此，后代皇帝只能偷懒，政务逐渐交给内阁大学士处理。内阁大学士官阶只有五品，名义上是皇帝秘书，无权下令，但事实上掌握票拟权（用小条子写意见供皇帝"批红"）。皇帝懈怠后，"批红"实权落入太监，司礼监变成真宰相。钱穆指出，明太祖铸铁牌禁止内臣干政，说明他自己也预见了这个风险，但废相之举直接制造了这个空缺。

张居正是明代内阁大学士中权力最大的，钱穆的评价颇为辛辣：张居正以内阁学士身份行宰相之事，在当时制度框架下是越权，六部尚书不必听命于他，朝臣的批评有其正当性。他一死家即被抄，不是出于偶然。在汉唐宋，张居正做的是宰相本分；在明代，他做的是法外揽权。

选举与考试：政权的开放程度

钱穆用"政权是否向社会开放"这个视角贯穿五朝的选举考试制度。

汉代的乡举里选：太学毕业分甲乙科，甲科补郎，乙科补吏；郡国每年察举孝廉，送入中央服务后分发任职。这一制度将仕途从血统世袭转为教育资历，钱穆将此后的政府称为"士人政府"。问题在于，察举权在地方长官手中，书籍传抄昂贵，读书家庭代代有入仕便利，逐渐形成"家世二千石"的门第。汉代制度本意是开放政权，结果制造了书生贵族。

九品中正制：汉末天下大乱，乡举里选无从推行，陈群创九品中正制应急——中央官兼任大中正，调查流亡人才分九品记录，供吏部任用。这是"用贤人代表公意"逻辑的一次制度化。到魏晋南北朝沿用后，毛病暴露：大中正在中央，人才都往中央集中，地方空洞；官员升降权归中正而非上司，在职官员争社会名望而不管实际工作。钱穆的判断是：陈群最初的创设有其应急合理性，问题出在魏晋南北朝照样沿用，从未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加以调整。

唐代的科举：任何人可自行到地方政府报名，赴中央礼部考试，身家清白即可，不需长官察举。这比汉代开放范围更大。钱穆明确说，凭事实讲，科举制度的内在意义是"开放政权"——汉代从封建贵族手中开放，唐代从门第手中开放。唐代还保留"公卷通榜"之制，考生可事先将平日作品送大僚阅看，社会舆论先有评价，考试成绩只是参考之一。宋代为防舞弊推行糊名，考场成绩成为唯一标准，反而可能遗漏人才。

科举的弊端在唐代已出现：报考无限制，录取有限额，政府大量设员外官、候补官，造成"士十于官，求官者十于士"的冗员问题。钱穆认为这是政权开放之"流毒"，与西方民主国家政权不开放引发革命的逻辑正好相反。

明代的流品分化：明代科举在进士及第后设翰林院，翰林出身者才能做大官，举人以下永无做大官之份。钱穆肯定了翰林院作为"储才养望"机构的价值——进士留馆数年，没有实职压力，可以交友读书，建立学问与人脉基础，曾国藩的例子被具体引用。八股文的问题，钱穆认为起因是录取标准客观化的需求，类似律诗对古诗的标准化，只是形式愈来愈脱离实用，消磨人才。

赋税与土地：制度演变的因果链

汉代的轻赋与兼并：三十税一，文帝时曾全免田租十一年，但土地私有可自由买卖，兼并无法遏止。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佃农须向地主缴十分之五的租，与政府的轻税政策无关。盐铁政策是武帝在军费枯竭后将少府私产让渡给政府的应急举措，背后有山海主权归皇室的封建遗制逻辑。

唐代的租庸调：钱穆将其与汉代的核心差异概括为：汉代轻徭薄赋但未能平均地权，唐代的重点是"为民制产"——授田给丁，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这套制度能运转，前提是账籍精确。每岁一造账（壮丁册），三岁一造籍（户口册），地方存五比，户部存三比。唐代承平日久后，书吏惰慢，死丁不销名，生丁不添列，账籍混乱，租庸调制的征收基础随之崩解。

两税制的影响：杨炎以大历十四年的实际税收为基准，硬性规定各地征收额，一年分夏秋两次征银。优点是手续简便，户口流动更自由；缺点是全国各地不再有统一税率，贫困地方逃户后剩余人摊分全额，愈逃愈重，富地则愈轻。陆贽的奏议描述：某县原有四百户，今存一百余户，赋税还是原来的总额。钱穆将两税制定性为中国田赋制度的最大转折：此前历代（井田、王田、均田、租庸调）都保留"为民制产、平均地权"的传统，两税制之后政府放弃授田，土地自由买卖成为定局，直至清末。

两税制改征货币带来另一问题：农民须卖粮换钱，商人从中渔利。陆贽记录：两税制初定时绢一匹当三千余文，数年后只当一千五百文，纳同额税款实际多付一倍绢。

明代的黄册与鱼鳞册：黄册以户为主，鱼鳞册以土田为主，各存数份。设计时兼有限制兼并的用意——记录每户田产的新收开除，大户扩张会在册上留下痕迹。但嘉靖以前已形同废弃，民间"飞洒诡寄"作弊层出不穷，账册变成糊涂账。一条鞭法（嘉隆年间）将差役并入田赋，计亩征银，是免役钱到明代的进一步整合，基本思路与王安石一脉相承。

兵制：制度理想与人事衰退

汉代的全农皆兵：钱穆肯定规定二十三岁才服役（二十受田，三年后有储蓄才可离农），认为这是"道德的决定"而非仅经济考量。问题在于训练每年只有一个月，全国皆兵有名无实，动员后各地方言风俗不同，调度不便。

唐代的府兵制：全兵皆农，上中等户自愿应募，全国六至八百个折冲府，国家不花一分钱养兵，兵卒自备武装衣粮。战时派大将军统领，战后兵归府、将归卫。这一制度的崩溃过程，钱穆写得极为具体：太平日久，赴中央宿卫的府兵被借去充当大臣的建筑苦工，被人贱视；阵亡士兵的抚恤流程逐渐迟滞，家属等不到慰问，人心失散；边境驻守不能复员，第一批不撤，第二批不去，府兵逃亡本府；营官扣押士兵自带的绢匹，用苦役折磨后私吞财物。杜甫诗"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被引为证据。府兵枯竭后，政府用钱募外族，安史之乱的根由在此。

宋代的募兵困境：无法裁军是因为燕云十六州已失，开封无险可守，一旦对辽失败就无退路，不得不养兵。但募兵制配合长期防御战略是错配——士兵募来轻易不退役，二十到三十岁可用，之后三十年坐吃粮饷，军队愈养愈多、愈养愈老。禁军番戍制度要求定期调防，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实战能力极低。国家出马地又被辽与西夏占去（蓟北之野、甘凉河套），骑兵无从整备。保马法让民间分散养马，但内地气候不宜养马，死马要赔偿，变成苦差。

清代：制度与法术的分野

钱穆在第五讲开头作了一个理论区分：制度出于公，有一定的度量分寸；法术出于私，没有固定的节限，只是手段。他认为汉代制度意义多，宋代开始有些只算法术，明代部分只能说是"事"，清代则几乎全是法术。

判据是清代政权背后站着满洲部族。蒙古征服时也是如此。钱穆称之为"部族政权"，与汉唐宋明的"士人政权"相对——士人政权没有固定的私集团支撑皇权，皇帝个人无法真正独裁；部族政权以整个民族为靠山，私心昭然，一切措施都为维护这个集团的统治而设计。

军机处：雍正年间在内阁外另设，最高政令绕过内阁直接由军机处发出，以"寄信上谕"形式密封发给当事人，其他任何人不得知晓。兵部尚书收到寄给总督的上谕，只能转发，无权拆看。钱穆说：唐代的诏敕宰相必须盖章，这是制度；清代的上谕封袋没有正式行政长官的参与，这是法术——前者有公的理由，后者只有私的理由。

六部的架空：清代六部尚书与侍郎均可单独向皇帝上奏，尚书管不着侍郎，侍郎可以绕开尚书直达皇帝。每部设满汉尚书各一、侍郎各两，六个长官各自为政，互不知底。没有给事中封驳权（形式上有，实已废），皇帝的上谕不须经六部副署。钱穆的判断是：一个机关应该由正长官代表负责，副长官向正长官贡献意见，这是政治常理；清代制度把这一层级关系完全打碎，只是为了让所有权力汇聚到皇帝一人，方便满洲部族的统治。

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的变质：钱穆引用邹容《革命军》中的统计，说明清代京官满缺约为汉缺三倍，理藩院全为满人，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三倍以上。开放考试的形式保留，但政权实质并未开放，汉人入仕是"余沥"而非正式分配，汉代唐代的考试是真正开放政权，清代的考试是"羁縻牢笼之一术"。

四个历史趋势

总论部分，钱穆列出他认为值得警惕的四条历史大趋势：

中央集权日渐加重，地方政治日趋衰落。 汉代郡太守地位与九卿相当，出入灵活；唐代地方官已逊于汉；宋代监司官压在州县之上，财权全部上收；明清两代县上叠加府、道、司、督抚，管官的官越来越多，管民的官越来越少。顾炎武的观察——路基坚实的大路和雄厚的城墙多半是唐代留下的——被引来证明地方政治衰退的长期效应。

社会趋向平等，但平铺散漫，不易凝聚力量。 封建世袭很早推翻，门第到晚唐消亡，宋以下是"平铺的社会"。好处是无贵族特权，仕途对全国开放；问题是社会缺乏组织，无法凝结成力量。顾炎武看见山西裴村大族聚居，感叹封建才有力量。孙中山要借助帮会秘密结社，也是察觉到平铺社会无从动员的困难。

皇权逐步上升，相权逐步下降。 皇帝可以连续世袭三四百年，宰相则多是平地崛起的寒士，威望难与皇室相抗。每逢强势皇帝（汉武帝、光武帝），相权即被压缩，制度性保障不足，只靠不成文惯例维持。这一趋势在明代废相后到达极端。

制度日趋繁密，束缚人才。 钱穆描述了一个悖论：中国传统政治一向重法治（制度化），但制度叠加后，有才干的官员反而无从施展。明末黄宗羲提出"有治人无治法"，是对制度过于繁密的反动。他认为这一问题在民国以后依然未解，文书层次和会议程序把官员的精力耗尽，人才被制度所困。

几个贯穿性的判断

书中有几个可以独立使用的判断，钱穆在各朝分析中反复援用：

制度须与人事相配合，否则无法推行。 账籍制度是租庸调的前提条件；均田制是租庸调的土地基础；两者任一松懈，整个财税体系就垮。这个逻辑在唐代账籍混乱→两税制这一案例上最清晰。

应急制度不能长期化。 九品中正制是汉末乱世的应急之作，曹魏初年确有澄清吏治之效，沿用至魏晋南北朝就制造了门第固化。"某药治某病，病愈即不宜再服，否则药以治病，亦以起病。"

制度变坏，多是人事松懈所致。 府兵崩溃的直接原因是太平日久后的积年懈怠——抚恤不及时、宿卫士兵被当苦工、营官克扣财物——制度的构想本身（全兵皆农、自备武装）并无根本缺陷。租庸调崩溃同样是账籍工作的积年马虎。

部族政权的标志：皇帝背后有一个明确的私集团在撑腰，这一政权下的一切措施必然出于私心，称之为制度是名实不符。反过来，士人政权虽然也有种种腐败，但没有以制度形式确认某个集团的特殊地位，政治腐败了只需换人修制，不需要推翻整个权力结构。清代的变革非革命不可，正是因为有满洲部族这一私集团存在，改制无法绕过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