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午之魔》是安德鲁·所罗门在2001年出版的一部关于抑郁症的专著，中译本副题为"抑郁是你我共有的秘密"，2020年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全书共十三章，第十三章增补于2016年，介绍初版之后各方面的新进展。书名取自中世纪僧侣埃瓦格里乌斯对"正午之魔"的描述，那是《诗篇》里的一种意象，指在光天化日之下仍会把人的灵魂拽离上帝的忧郁。
作者在《本书写作方法》一节交代了材料来源。他本人经历过三次严重的抑郁崩溃，长期服药并接受心理治疗。他采访了大量抑郁者，受访者大多同意使用真名；七位受访者要求化名，包括希拉·赫尔南德斯、弗兰克·鲁萨科夫、比尔·斯坦、当基儿·斯特森、洛莉·华盛顿、克劳迪娅·韦弗和弗雷德·威尔逊，情绪障碍支持团体（MDSG）的成员只称名不道姓。书中没有标明出处的引文，来自作者1995至2001年间进行的个人访谈。
作者在书中强调自己不具备医学资格，写作这部书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不能替代正规治疗。他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有两个：第一个是共情，真正理解抑郁的人；第二个是秩序，尽可能基于经验材料整理出关于抑郁的知识，避免用逸事拼凑出以偏概全的结论。
抑郁是什么：症状、比喻与生化
作者在第一章用比喻来写抑郁，把它描述为一种有自己生命的痛苦。他把自己抑郁时的状态比作一棵老橡树被藤蔓缠住：藤蔓有自己的生命力，一点点让树干窒息，吸走它的活力；抑郁来临时，最先失去的是快乐，然后是对爱、对他人、对悲痛的能力，最后人在自己的人生中缺席。他还用深渊、悬崖和坠落来描写抑郁的体验，说明抑郁者很难用直白语言描述自己的状态。
他区分轻性抑郁与重性抑郁。轻性抑郁渐进发生，像铁锈腐蚀钢铁；重性抑郁是一种崩溃，灵魂之铁的结构整个坍塌。他讨论了两种抑郁模型：量度模型把抑郁放在悲伤的连续体上，类别模型把抑郁当作一种与平常情绪完全不同的疾病，他认为两种看法各有道理。他也指出《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四版）》（DSM-IV）把抑郁定义为九项症状中至少五项，这个标准有任意性。
第一章还谈到对"化学作用"的怀疑。作者认为把抑郁说成"只是化学作用"并不可靠，因为脑中发生的一切都有化学展现，快乐和爱也是如此，单独把它们挑出来没有意义。他引用了哥伦比亚大学大卫·麦克道尔的话"血清素这种东西，是现代神经学神话的一部分"，用大量篇幅说明血清素水平与抑郁之间的关系远比流行说法复杂。
作者记录了一些流行病学数字：美国约3%的人口（约1900万）患有长期抑郁，其中超过200万是儿童；双相障碍患者约230万；DSM-IV描述的抑郁是5岁以上人群残障的首要原因；抑郁夺去的健康年份超过战争、癌症和艾滋病之和。他在注释中说明这些数字来自NIMH和世界卫生组织等来源，并提醒统计数字常不一致。
崩溃：三次发作的记录
作者在第二章记录了自己第一次崩溃的经过。1989年8月，他25岁时，母亲被诊断出卵巢癌；1991年母亲去世，时年58岁。1994年3月，他的精神分析师宣布退休，同一时期他感到失去感受力，写作停顿，性欲消失。那年8月他因肾结石住院，疼痛得不到及时处理，他第一次说出"如果这疼痛再不停止，我就要自杀了"。此后他陷入惊恐，无法出门、说话、翻身，连淋浴都成了十二步的艰巨任务。他在31岁生日前不久彻底崩溃，开始服用赞安诺（阿普唑仑）和左洛复（舍曲林），搬进父亲家，由父亲和朋友照顾，强撑着完成了新书巡回朗读会。
作者用"进一步，退两步"来描述那个阶段的康复。他曾爬上纽约公寓的楼顶，在清晨考虑跳楼，最后因为想到父亲为他所做的努力和自己切羊排的承诺而走下楼。在激越性抑郁期间，他决定让自己感染HIV，以此获得结束生命的理由，经历了十五次不安全性行为；拿到阴性结果后，他才知道自己想活下去。他由此写下对自杀倾向的分析：想做个死人、想去死和想自杀，三者之间有差别。
作者此后又经历了两次崩溃。第二次发作时他已有经验，提前服药、向医生和父亲预警。第三次崩溃发生在1999年秋天，一次肩膀脱臼后在急诊室被当作"不配合"的病人对待，八小时后才得到复位治疗，随后他全面崩溃，在服用怡诺思（文拉法辛）、威博隽（安非他酮）等药物的情况下仍然发作。他的精神药理学家给他加了再普乐（奥氮平），调整了药物组合。作者把第三次崩溃称作"小崩溃"，急性期六天，整个过程约两个月。
这一章还记录了作者与劳拉·安德森的通信。劳拉患有双相障碍2型，两人通过邮件建立友谊，作者引用了她大量信件，呈现抑郁患者日常的起伏。他也在文中讨论焦虑与抑郁的关系，引用乔治·布朗的概括：抑郁是对过去之丧失的反应，焦虑是对未来之丧失的反应。
治疗：药物与谈话
作者在第三章讨论治疗的两种主要模式。他主张药物和心理治疗应当互补，反对只选其一的看法。他追溯谈话疗法的历史，指出精神分析来自宗教中忏悔仪式的传统，弗洛伊德的模型虽有缺陷，仍提供了理解无意识的基本框架。他介绍了认知行为疗法（CBT），由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阿隆·贝克发展，教患者识别并修正自动思维；也介绍了人际疗法（IPT），由克勒曼和韦斯曼制定，聚焦当下的人际问题。
作者记录了为寻找治疗师试诊十一位医生的经历，并提醒读者选择治疗师比选择流派更重要。他引用1979年的一项研究：只要治疗师和患者都真诚参与、患者信任治疗师，任何形式的心理治疗都可能有效，实验中英文教授与专业治疗师的效果相当。
关于药物，作者整理了四类抗抑郁药：SSRI（百忧解、左洛复、喜普妙等）、三环类、单胺氧化酶抑制剂和非典型药物。他说明选药多数时候是试错，SSRI流行的原因在于副作用低、安全性高。他详细写了药物在性方面的副作用，包括性欲下降、唤起困难和高潮延迟，以及它们对服药依从性的影响。他引用数据：服用抗抑郁药的患者只有不到25%能维持疗程超过六个月。
电痉挛疗法（ECT）在书中得到专节讨论。作者写它的流程、有效率和副作用，说明它对严重自杀倾向患者见效快，在75%到90%的情况下有效，但会造成短期记忆中断，少数患者有永久性记忆缺失。他也写了ECT被污名化的情况，以及部分患者对它的抗拒。
替代疗法
作者在第四章收录了标准治疗之外的大量替代方法。他先写发表《纽约客》文章后收到的读者来信，有读者建议他用毛线做东西、练踢踏舞、检查家居甲醛，也有人提议离开曼哈顿。他说自己的经验是，这些听起来疯狂的建议里往往有一丝道理，因为抑郁是周期性疾病，任何持续的活动都可能被归功。
他逐项评估了运动、饮食、重复经颅磁刺激（rTMS）、季节性情感障碍的灯箱、眼动脱敏再加工疗法（EMDR）、按摩、拓展训练、睡眠剥夺、圣约翰草、S-腺苷甲硫氨酸（SAMe）、顺势疗法、团体治疗和支持团体。他亲自体验了EMDR，形容这个过程强烈而有刺激；他参加了缅因州飓风岛的拓展训练，认为它像精神分析一样把人从限制感里推出去；他花了四天在塞多纳接受按摩，承认其中的仪式感对他有帮助，同时怀疑水晶和精油的作用。
第四章里最重要的个案是克劳迪娅·韦弗，一位长期依靠顺势疗法的抑郁者。作者详写她从小到大的病史、她在顺势疗法与西药之间的摇摆，以及她婚礼后情绪的恶化。这个个案呈现了替代疗法在真实生活中如何起作用又如何失效。
作者还描述了他在塞内加尔吕菲斯克镇参加的一次ndeup仪式，那是为精神疾病举行的万物有灵式献祭，用白鸡、红公鸡和白公羊安抚"灵"。他完整记录了仪式的过程，并把它与美国的团体治疗做比较，认为任何仪式都有力量，无论是涂满羊血，还是向治疗师讲述童年。
人群：性别、年龄、族裔与文化
作者在第五章分别写不同人群中的抑郁。他先写性别差异：女性抑郁率约为男性的两倍，差异从青春期开始出现，产后抑郁、经前抑郁、更年期抑郁是女性特有的形式。他既承认激素的作用，也承认社会地位的作用，引用乔治·布朗的结论：抑郁率的性别差异很大程度上是性别角色差异的结果。他同样讨论了男性抑郁，指出很多男性用暴力、药物滥用和疯狂工作来应对抑郁，男性自杀率是女性的四倍。
作者坦承自己有过暴力发作。三十多岁时他曾在愤怒中砸碎女友家中的相框，又在一场争吵中打伤一位伴侣，打断了对方的下巴和鼻子。他反思这些行为与抑郁的关系，认为暴力有效但错误，并不为它辩护。
关于儿童抑郁，作者引用了密歇根大学阿诺德·萨莫罗夫的研究，讨论抑郁母亲的子女在两岁左右出现的认知下滑，以及基因、共情镜像、习得性无助、角色扮演和退缩几种可能的解释。他写老年抑郁时用了姨婆的例子：姨婆摔断腿后陷入老年抑郁，拒绝出门，服用喜普妙后逐渐恢复；他也记录了一个老年病医生擅自让她停药、他为此抗议的事件。
第五章也涉及族裔与文化。作者写非裔美国人迪耶里·普吕当，一位从布鲁克林贫民区走出的健身教练，讲他如何把愤怒转化为训练，以及种族歧视如何持续磨损他的自尊。他写格陵兰因纽特人的抑郁，指出那里问题的根源在于谈论情感的禁忌，并记录了伊利米纳克三位女性长者建立谈话小组的经过。他还写了柬埔寨的农帕莉，一位在红色高棉屠杀中失去女儿、后来开办孤儿院和妇女心理恢复中心的女性，她的方法是教人"遗忘、工作、爱"。
成瘾
作者在第六章讨论物质滥用与抑郁的循环。他说明二者互为因果：抑郁者用物质缓解痛苦，滥用物质的人又因生活被毁而抑郁。他解释了多巴胺系统在成瘾中的作用，以及成瘾物质影响脑的三个阶段。他引用数据：三分之一有物质滥用的人同时患有某种抑郁障碍。
作者写了酒精、可卡因、鸦片剂、摇头丸和苯二氮䓬类药物各自的机制与风险。他本人用大段篇幅回忆在莫斯科与艺术家朋友饮酒的生活，以及后来对赞安诺和再普乐的依赖与戒断。他停用再普乐后经历了急性戒断反应，体重上升，多巴胺系统失调，他描述了那种焦虑和空虚。
这一章的主要受访者是蒂娜·索内戈，一位国际包机的空乘，同时患有抑郁和酗酒。作者通过她五十多封信件，写她如何用酒精控制焦虑、多次进出康复中心，以及匿名戒酒会如何给了她一个可以坦诚相待的地方。作者引用她的话说，抑郁"是在刻意寻找着'无效'"。
自杀
作者在第七章处理自杀问题。他首先质疑自杀是抑郁简单"症状"的通行看法，主张自杀倾向是与抑郁相关但需要单独对待的问题。他区分了想做个死人、想去死和想自杀三种状态，并把自杀者分为四类：冲动的、迷恋死亡的、出于错误逻辑的和出于合理逻辑的。
他引用涂尔干的社会学分类（利己型、利他型、失范型、宿命型），也引用弗洛伊德关于自杀是谋杀冲动转向自身的说法。他整理了自杀的统计数据，包括美国每十七分钟有一人自杀、年轻人和老年人的自杀率分布、自杀的传染性，以及低血清素与自杀风险的关联。
这一章最沉重的内容是作者母亲的死。1991年6月19日，他的母亲在卵巢癌末期按自己的计划服药结束生命，作者和父亲、弟弟一起协助并陪伴了整个过程。他完整记录了母亲最后的言行、她的遗言，以及事后清理遗物时发现剩余西康乐（司可巴比妥）的经历。他由此讨论协助自杀、理性自杀和"自杀的传染性"，并说母亲最后的安适让他理解了安乐死的逻辑。
作者也写了他采访的其他案例，包括一位用尽一切方法求死、因脑瘫而无法实施自杀的韩国青年，和一位与妻子约定同死却独自活下来的85岁老人。他在这一章结尾提出，理性的自杀权应当存在，同时强调大多数自杀针对的是暂时的问题，他自己在抑郁中从"任何时候都可以结束生命"的念头里获得了撑下去的力气。
历史
作者在第八章梳理抑郁在西方思想史中的位置。他把这段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古希腊的体液论、中世纪的宗教解释、文艺复兴的浪漫化、17至19世纪的科学时代，以及弗洛伊德与克雷佩林开启的现代。他写了希波克拉底的黑胆汁理论、亚里士多德"天才皆忧郁"的观点、盖伦的体液与气质学说，以及中世纪把忧郁当作"正午之魔"和"怠惰之罪"的传统。
文艺复兴部分，作者写了斐奇诺把忧郁与天才联系起来、莎士比亚笔下的忧郁、以及罗伯特·伯顿的《忧郁的解剖》。他详细介绍了伯顿对忧郁的分类、他对玻璃妄想等幻觉的记录，以及他对治疗的建议。理性时代部分，他写了笛卡尔的身心分离、布尔哈弗的机械论、18世纪精神病院的状况，以及浪漫主义时期歌德、济慈、基尔克果、叔本华对忧郁的推崇。
19世纪的部分，作者写了精神病照护院的兴起、皮内尔的道德疗法、本杰明·拉什和格里辛格的工作。现代部分，他梳理了弗洛伊德的《哀悼与忧郁症》、卡尔·亚伯拉罕和梅兰妮·克莱因的精神分析理论，克雷佩林的分类学，阿道夫·迈耶的心理生物学，以及20世纪50年代抗抑郁药的发现——从治疗肺结核的药物异烟酰异丙肼带来的意外狂喜，到伊米帕明和1987年上市的百忧解。
贫困
作者在第九章写贫困人群的抑郁。他指出，抑郁跨越阶级，但治疗并不跨越；贫困的抑郁者几乎没有获得治疗的门路，而他们的抑郁常常以躯体症状呈现，被当作身体疾病处理。他引用数据：接受"有子女家庭补助"（AFDC）的户主中约42%符合临床抑郁标准，孕期母亲的比率达到53%。
他记录了几位接受治疗的贫困女性的故事：洛莉·华盛顿在计划生育诊所被珍妮·米兰达筛出，通过团体治疗离开家暴的丈夫，找到海军儿童看护工作；露丝·安·简森从卧床的状态里走出来，最终成为一家连锁职业介绍公司的店主；希拉·赫尔南德斯住院32天戒掉毒瘾，成为医院行政人员；特蕾莎·摩根照顾中风的丈夫多年，在治疗师玛丽安·凯内尔的帮助下重新找到自己的声音。
作者强调这些个案的治疗成本很低（每人每年低于1000美元），改善却很明显，并讨论了主动外展项目的必要性。他也记录了弗雷德·威尔逊，一位曾经抢劫为生、感染HIV的男性，通过治疗开始面对自己的抑郁。
政治
作者在第十章讨论抑郁的政治。他指出，什么人研究抑郁、谁接受治疗、谁受责怪、政府如何拨款，这些都由权力结构决定。他写抑郁者承受的污名，举了英国花园派对上夫妻各自向他保密自己抑郁的例子，也写了他公开自己的病史后得到的各种反应。
他详细记录美国精神健康保险的现状：75%以上的健康保险计划对精神疾病的覆盖少于其他疾病，HMO倾向用药而回避谈话治疗。他写国会中为精神健康平等奔走的人，包括参议员韦尔斯顿、多梅尼西和众议员里弗斯，他们大多因自身或家人的经历而投入此事。他采访了乔·罗杰斯，一位曾经流落纽约街头、后来创建心理健康协会的人，并参观了好几家公立机构，其中诺里斯顿医院的描写占据很长篇幅，他承认那里的工作人员敬业，但环境仍然让他感到窒息。
第十章也涉及强制住院的争论、去机构化的后果，以及制药业对研究和教育的渗透。作者参加了一场抗抑郁药上市仪式，写下那场由交响乐团、砖墙布景和销售口号组成的演出，同时承认制药公司开发了救命的药物。
演化
作者在第十一章问"为什么有抑郁"。他梳理了演化学家提出的四种解释：抑郁可能是演化遗留的无用功能，可能是现代生活与大脑不匹配的结果，可能本身在人类社会中有益，也可能是某种有用突变的附带后果。他写了等级社会中抑郁对维持统治秩序的作用、冬眠与退缩的类比，以及"基因组滞后假说"。
作者特别讨论了自由与选择带来的负担：职业、配偶、居住地的选择范围无限扩大，人失去了"我见过所有选项"的确信感。他引用范登贝格的观点，说明后工业社会的职业和生活方式已经超出人的理解能力。他也讨论了抑郁作为沟通手段的理论，以及悲痛与依恋的关系，认为爱让人不愿轻易放弃所爱，而失去所爱的痛苦是依恋的一部分。
这一章还写了大脑演化：保罗·麦克林的三重脑理论，蒂莫西·克罗关于大脑非对称性与语言、自我意识、精神疾病关系的假说，以及理查德·戴维森用脑成像研究前额叶皮质活动不对称性与情绪关系的工作。作者对这些理论的态度保持开放，同时承认证据有限。
希望
作者在第十二章以安琪·斯塔基的故事开场。安琪是一位分裂性情感障碍患者，在诺里斯顿医院长期住院，反复自残，接受过大量药物和30轮电痉挛治疗。作者写她出院后的进展、她给作者做的鸟舍、她想去《奥普拉秀》的愿望，以及不到半年后的复发。他写道："在抑郁这件事里，仅有英雄主义和眼中的光是不够的。"安琪后来又稳定下来，在一家杂货店得到装袋的工作。
作者在这一章集中谈希望。他说自己见过抑郁者中坚强者与脆弱者的差异，认为幽默感是康复的最佳指征之一。他引用了麦琪·罗宾斯、弗兰克·鲁萨科夫、凯·贾米森、比尔·斯坦、蒂娜·索内戈、克劳迪娅·韦弗和劳拉·安德森关于从抑郁中获益的言论，同时明确区分"有益抑郁"的概念与美化痛苦的界限。作者在书中写明，抑郁的反面是生命力，他在写下这句话的那一刻感到生活充满活力，即使悲伤时也是如此。
后来（2016年增补）
作者在第十三章写自己此后二十年的生活，这一章增补于2016年。他与约翰结婚，有了孩子，长期服用一套药物，规律锻炼，并管控自己的焦虑。他记录了几次复发：2002年停服左洛复后陷入汹涌的绝望，2003年约翰搬来同住时复发，2012年出版《背离亲缘》时再度发作，那次还伴随左耳的感觉神经性听力损失。
作者回顾了治疗领域的进展：氯胺酮在难治性抑郁上的应用和它的局限，新上市的几种药物（来士普、心达悦等），经颅磁刺激（TMS）、磁惊厥疗法（MST）、低场磁刺激（LFMS）和经颅微电流刺激（CES）等电子疗法，迷走神经刺激（VNS）和海伦·梅伯格发展的脑深部刺激（DBS）。他本人试用了一台Fisher Wallace刺激器，记录了自己的体验和不确定感。
第十三章也写了安慰剂效应的争议、黑框警告对儿童和青少年抗抑郁药处方的影响、孕期服用抗抑郁药的争论，以及产后抑郁的分类与治疗。他采访了罗伯·弗兰克尔，一位多年难治性抑郁患者，最后通过双侧经颅磁刺激获得缓解。他还写了密歇根大学抑郁中心的建立和全国抑郁中心网络的扩张，以及美国边境拒绝一位有抑郁住院史的加拿大女性入境的案例。
阅读提示与局限
这部书把个人回忆、访谈记录和文献综述织在一起，章节之间体例并不统一，读者需要注意区分作者本人的经历、受访者的陈述和作者转述的研究结论。作者在注释中给出了大量数据的来源，但许多数据（如自杀率、抑郁发病率）在不同研究间差异很大，他在正文里也反复提醒统计数字的不可靠。
作者承认自己写这本书的立场：他父亲在制药业工作，他也长期依赖抗抑郁药，这些背景都写在书中。他在前言里说明，除非省略会造成误导，他在行文中尽量不提父亲公司经销的药品。对书中关于血清素、基因、演化、炎症等机制的解释，多数属于作者综合当时研究的一家之言，证据等级有限，读者应当把它当作一部个人化的综合之作，而不是临床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