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里德（John Reed）是美国记者，1917年9月抵达彼得格勒，为美国社会主义报刊（《纽约呼声报》《群众》《七艺》）报道俄国革命。他在1919年1月1日于纽约为本书作序，把它定义为"一段被强化的历史——我所看到的历史"，并声明只记录自己亲眼所见、亲身经历、以及有可靠证据支持的事件。他承认自己的同情立场："在这场斗争中我的同情并不中立"，同时声称自己试图以一个认真记者的眼光、本着记述真实的态度来写。
全书十二章，加附录与人物注记。第一章至第三章交代背景和起义前夕，第四章至第九章从临时政府倒台写到击退克伦斯基，第十章写莫斯科，第十一章与第十二章写新政权的巩固和农民代表大会。本书1919年3月首次出版，到同年7月已印四版。这个2019年版本依照1934年国际出版社的正文排印，还收录列宁为1922年纽约版写的引言、克鲁普斯卡娅为1923年俄文版写的序、劳森（John Howard Lawson）1967年的《作者小记》和莱布曼（David Laibman）2017年的百年纪念前言——这些后加的编辑材料与里德1919年的正文分开，阅读时应加以区分。
里德在《作者引言》里交代了自己的材料来源：自己的笔记；数百份几乎覆盖该时期每一天的俄文报纸；英文《俄国每日新闻》和两份法文报纸；法国新闻局每日发布的《新闻公报》；他收集的1917年9月中旬至1918年1月底贴在彼得格勒墙上的几乎每一份公告与法令；政府法令与命令的官方出版物；以及布尔什维克接管外交部后发现的密约文件。全书统一采用公历（旧俄历比公历晚十三天），俄文名字用他自创的简化音译。
本书要回答的问题与全书框架
里德在引言里列出一串他无法在本书回答的问题：什么是布尔什维主义；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什么样的政权结构；布尔什维克在起义前支持立宪会议，为何事后又用武力驱散它；资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威胁出现前反对立宪会议，为何事后又转而拥护它。他把这些答案留给了计划中的下一卷 Kornilov to Brest-Litovsk。
本书实际展开的问题更具体：一个公认软弱、不断妥协的临时政府，如何在一夜之间失去权力；一个四个月前还被追捕、被指控为德国间谍的小党，为何能获得首都武装士兵和工人的追随；夺权之后，旧的国家机器（各部官员、银行、邮电、铁路）集体罢工抵制时，新政权靠什么撑过最初几周。里德采用逐日叙事的办法来回答，很少做抽象分析。
概念地图：党派与组织
里德在《注释与说明》里给读者列了一份政治地图，他自己也承认这些俄国组织的数量一开始会把人绕晕。需要辨识的主要力量可以分两组。
党派这一组：
- 立宪民主党（Cadets），三月革命后组建第一届临时政府，因坚持协约国的帝国主义战争目标在四月被推翻，此后越来越保守，参与科尔尼洛夫事件后声望大跌。
- 孟什维克（"少数派"），主张社会自然演进到社会主义，与资产阶级组成联合政府，是"护国派"的主体。
- 孟什维克国际派，以马尔托夫为首，反对联合资产阶级，又不愿与布尔什维克一起主张无产阶级专政。
- 布尔什维克（"多数派"，后自称共产党），主张立即进行无产阶级起义并夺取政权，把工业、土地、自然资源和金融机构收归国有。
- 联合社会民主党国际派（《新生活报》集团），高尔基领导，人数不多，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但留在苏维埃政府里。
- 统一派（Yedinstvo），普列汉诺夫的私人追随者，十月革命后消失。
- 社会革命党（SR），农民的传统政党，有恐怖主义传统，三月革命后立场分化，右翼与孟什维克合作，左翼在1917年秋分裂出去。
- 左派社会革命党，斯皮里多诺娃领导，支持没收地主土地，参与苏维埃政府。
- 最高纲领派（Maximalists），1905年从社会革命党分裂出来的农民无政府主义者，到1917年已无足轻重。
组织这一组：
- 苏维埃，即"委员会"，指由工人、士兵、农民的经济组织选出的议会，从村到省层层组建，全国有中央执行委员会（Tsay-ee-kah）。
- 工厂车间委员会，革命期间工人在工厂里自发组建、试图接管生产的组织，全国有中央委员会。
- 工会，以产业工会形式为主，有三百到四百万会员。
- 杜马，市级自治机构，经直接秘密投票选举，但在经济类组织的冲击下失去影响力。
- 地方自治局（Zemstvo），战争期间承担了军队的衣食采购。
- 合作社，数百万会员，以"温和"社会主义者为主导，十月革命前是保守政治力量，却承担了商业崩溃后的粮食供给。
- 军队委员会与舰队委员会，由前线士兵和水兵选举产生，承担了大量军需勤务甚至指挥。
- 中央执行委员会（Tsay-ee-kah）、中央舰队委员会（Tsentroflot）、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Vikzhel），各自控制着一部分国家机器。
- 赤卫队，武装的工厂工人；白卫队，捍卫私有财产的资产阶级志愿兵，多为大学生。
里德还解释了俄国式会议程序：先选举主席团，按各派比例组成；议题先一般陈述再辩论，各派分别提交决议案逐项表决；议程通常半小时内就被"紧急问题"打乱，任何人在现场都能上台发言。会场的常见喊声包括"请讲""对""够了""打倒他""可耻""安静"。真正的表决工作多在各派的党团会议里预先完成。
起义前的形势
第一章用一个例子开场：一位到访俄国的外籍社会学教授被告知"革命在放缓"，他下乡考察后却发现工人农民中间的革命在加速。里德说两个判断都对——有产阶级越来越保守，群众越来越激进。"温和"社会主义者（孟什维克与社会革命党中的护国派）支持克伦斯基联合政府，对群众的不满只有一个回答：等立宪会议。群众要的三样东西，和平、土地、工人对工业的控制，在八个月的革命里一样也没兑现。
1917年9月，克伦斯基顶住国内强烈舆论，与有产阶级组成了联合政府。里德引用《工人之路》报一篇题为《社会主义部长们》的文章，逐一罗列这些部长的"功绩"：策列铁里配合波洛夫采夫将军缴工人的械，斯科别列夫试图解散工厂委员会，阿夫克先季耶夫把数百名土地委员会成员投进监狱，切尔诺夫签署解散芬兰议会的敕令，萨温科夫公开与科尔尼洛夫结盟。里德评论说，这些人迅速失去了群众的信任，群众转向布尔什维克——当时唯一提出明确行动纲领的党。九月的市政选举里，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只得到18%的选票，而六月还是70%以上。
背景部分还有一组材料说明经济崩坏与有产阶级的抵制。里德写道，彼得格勒的面包配给从一磅半一路降到四分之一磅，最后有一个星期完全没有面包；牛奶只够喂活城里一半的婴儿。他引用矿主烧毁淹井、纺织厂工程师离职前破坏机器、铁路员工被工人当场抓住破坏机车的传闻，以及一位要求匿名的协约国外交官对"经济生活崩溃是诋毁革命的运动"的确认。莫斯科商人家的晚宴上，十一个在场者里有十个回答"宁愿要威廉也不要布尔什维克"。
起义的组织机制
起义前的政治舞台上，双方都做了准备。政府方面：基什金被任命为彼得格勒特别专员，士官生被调入冬宫，军事长官波尔科夫尼科夫连发命令禁止游行集会。苏维埃方面：彼得格勒苏维埃成立军事革命委员会，设在斯莫尔尼学院三楼17号房间，主席是波德沃伊斯基，安东诺夫、克雷连科、德边科等人在其中轮值。委员会向各工厂签发领枪令，接管印刷厂，向冬宫发最后通牒。
里德记录了列宁对时机的判断："11月6日太早……11月8日又太晚。我们必须7日行动，也就是代表大会开幕的那一天，这样我们就能对它说：'政权在这里！你们打算拿它怎么办？'"这份证词来自里德在走廊里的转述——他没能进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密室会议，只能通过门外的扎尔金德和出来的人了解情况。
劳森在1967年的《作者小记》里专门纠正了里德的一段叙述。里德写道，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讨论起义那晚，一位愤怒的粗壮工人逼着委员会投票通过起义。劳森指出这不符合史实：坚持立即起义的是列宁本人，只有两人反对。这个例子恰好说明回忆录式叙事的边界——里德记录的是他听说的版本，而编辑注释依据后见之明作了修正。
彼得格勒驻军是双方争夺的焦点，约六万人。政府打算把驻军调往前线，换上"可靠"的哥萨克和敢死营。驻军各团联席会议通过决议："彼得格勒驻军不再承认临时政府。彼得格勒苏维埃是我们的政府。我们只服从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军事革命委员会下达的命令。"十月末，军事革命委员会命令全市印刷厂未经批准不得印任何东西，武装人员查封了军火库，截下送往新切尔卡斯克的一万把刺刀。
十一月七日至八日：夺权与法令
十一月七日（公历）白天，里德在街上看到银行和机关门前站岗的士兵。一位哨兵回答他"属于哪一边"的问题时咧嘴一笑："没有政府了，谢天谢地。"当晚，赤卫队、水兵和士兵从各处涌入冬宫。里德跟着人流穿过拱门，翻过柴堆搭成的街垒，进了冬宫。抢掠随即开始——有人抱着青铜钟、有人把鸵鸟毛插在帽子上——但很快有人喊"这是人民的财产"，自发的纠察把东西塞回箱柜。士官生被缴械后获释，被捕的部长们被押往彼得保罗要塞。整座宫殿在炮击中只损失了阿芙乐尔号两发炮弹打掉的檐口碎屑。
同一晚，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开幕。孟什维克、右翼社会革命党和崩得派指责起义，随后退出会场；托洛茨基在台上说"让这些所谓的社会主义妥协派见鬼去吧，他们不过是历史的垃圾"。马尔托夫提出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没有获得支持。大会通过了《和平法令》和《土地法令》，成立人民委员会。和平法令主张立即停战、不割地不赔款、民族自决，废除秘密外交，公布密约。土地法令宣布立即无偿废除土地私有制，地主、皇室、修道院的土地交给乡土地委员会和县苏维埃农民代表处理，直到立宪会议召开；法令依据是242份地方农民委托书汇总的《农民委托书》。
清晨五点十七分，克雷连科拖着疲惫的身子上台宣读北方战线第十二集团军的电报：该集团军成立了军事革命委员会并接管了指挥权，北线司令也承认了新委员会。里德写道，全场哭喊拥抱，唱起《国际歌》和《葬礼进行曲》。
抵抗与反击
权力交接在纸面上完成之后，抵抗立刻组织起来。十一月七日夜，市杜马大楼里成立了"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把旧中央执行委员会、军队委员会、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铁路与邮电工会、立宪民主党人拢到一起。十六个部宣布罢工，国家银行拒绝向斯莫尔尼付款，电报员拒绝发报，邮差不送信，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Vikzhel）威胁总罢工并要求组建各党联合政府。资产阶级报刊被查封后换个名字继续出版。里德记录了对立双方在墙壁和报纸上互相指责的"印刷品战争"。
抵抗阵营散布了大量关于冬宫浩劫的谣言：有人说冬宫被洗劫了五亿卢布，有人说士官生被屠杀、女兵被强奸后自杀。里德在附录里核对了这些说法。他写道，冬宫最重要的艺术品九月就已运往莫斯科，公众在夺宫后几天可以自由进出，实际被拿走的餐具、时钟、被褥、镜子等约值五万美元，政府组织的委员会后来追回了大约一半。市杜马调查委员会的报告是：女兵没有被扔出窗户，没有受伤者，三人被强奸，一人自杀，留下的遗书说"对理想失望"；另有部分女兵在巴甫洛夫团兵营里受过粗暴对待。至于"德国军官指挥夺宫"的说法，里德记录了一位原部长私人秘书信誓旦旦的版本，并指出这类故事被反布尔什维克的报纸当真刊出。
军事上的反攻来自克伦斯基。他从加特契纳纠集哥萨克北上，十一月十日进入皇村，十一日在普尔科沃与苏维埃军队交战。里德描述了这支临时拼凑的军队：赤卫队、水兵、掉队的士兵混编，指挥官由士兵选举产生，穆拉维约夫上校任总指挥。十二日夜至十三日晨，哥萨克溃退。里德在附录里引用了克拉斯诺夫将军的供述：十一月十四日晨，克伦斯基从加特契纳逃跑，"化装成水兵"，从而失去了在群众中仅存的人望。同一时期，彼得格勒城内士官生发动叛乱，占领电话局，围攻弗拉基米尔军校，双方都有伤亡——五名士官生被殴打致死，八人在押送途中被暴民杀害。十一月十五日，莫斯科停火，苏维埃军队占领克里姆林宫；里德在红场看到五百口棺材的葬礼。
党内分歧与联合政府之争
夺权后的第一个星期，布尔什维克自己内部发生了公开分裂。铁路工会中央委员会召集各党会议，要求组建包含各社会主义政党的联合政府，并排除列宁和托洛茨基。列宁与托洛茨基拒绝让步，声称只接受以苏维埃纲领为基础的政府。卡梅涅夫、李可夫、米柳京、诺金、泰奥多罗维奇等人先后退出人民委员会，卡梅涅夫、季诺维也夫等人退出中央委员会，理由是拒绝"政治恐怖"的路线。列宁随即在《真理报》发表公告，把退党者称为"逃兵"，用各工厂、部队和前线涌来的声援决议压住了反对派。斯维尔德洛夫接替卡梅涅夫担任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被撤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职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最初拒绝入阁，后来转变态度。
行政权的行使
第十一章的跨度约两个月。里德记录了新政权处理国家机器的第一批动作：发布新闻法令，查封"煽动反抗或蓄意歪曲新闻"的报纸，把广告业务收归政府垄断；颁布工人监督工业的法令；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建立工人民兵；废除军衔、爵位和等级称号，军队实行选举指挥；宣布银行国有化；公布《俄国各族人民权利宣言》。政府官员继续罢工、银行职员继续闭门，国家银行拒绝付款——银行职员的公告说，人民委员们先要一千万卢布，后来要两千五百万。里德写道，罢工资金来自银行和商界，当捐款人确信布尔什维克政权稳固、停止支付津贴后，罢工就瓦解了。高级官员的薪金被限定在每月五百卢布，这是全国政府官员的最高工资。
里德同时记录了镇压的一面：酒窖被砸、葡萄酒被销毁，借酒闹事的"酒类暴动"被水兵的机枪扫射弹压；投机商被抄家，酒店被围；普里什克维奇等君主派军官组织的密谋被破获；被俘的杜霍宁将军在莫吉廖夫车站被暴民拖出车厢打死。外交部前副部长涅拉托夫带着密约逃走，后来在民众激愤中返回，把文件交给托洛茨基，密约随后在《真理报》上连载。协约国大使对和平法令保持沉默，协约国军事随员向杜霍宁发出警告，禁止与德国单独停战。
农民代表大会
第十二章写农民问题。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的根基很薄，农民占俄国人口八成以上。斯莫尔尼绕过旧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直接召集农民代表大会。大会最初对布尔什维克充满敌意，季诺维也夫上台讲话被嘘下台，列宁发言时会场曾高喊"打倒他"。列宁以布尔什维克代表团的普通成员身份出示代表证，用"我们已把地主的地给了你们，你们却想阻止工人控制工业？这是阶级战争"的论证争取中间派。与此同时，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与布尔什维克在斯莫尔尼进行了秘密谈判。十一月二十八日晨达成协议：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吸收农民代表、军队与舰队代表、工会代表。会后农民队伍举着红旗，穿过杜马大楼前的大街，在斯莫尔尼门口与工人和士兵代表会合，两套主席团在台上拥抱，大会一致确认土地法令、和平法令和工人监督法令。里德把这个场面称作苏维埃与农民的"联姻"。
证据的性质与限制
这本书的证据分三层。第一层是里德的直接观察，比如冬宫被攻占当夜的场景、普尔科沃前线的见闻、农民大会上的发言。第二层是他逐字引用的文件，包括法令、公告、电报、报纸社论、克拉斯诺夫的供述——这些内容可以当作当时的原始材料来核对。第三层是转述，例如中央委员会秘密会议的情况、他无法进入的地方发生的事，这类内容带有明显的二手性质，本书编者已在注释里纠正了个别错误。里德还特别指出，临时政府指控布尔什维克通德的文件后来被发现是伪造的。
里德本人的政治立场是公开的。列宁在引言里把这本书推荐给全世界的工人，说它"真实而生动地叙述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克鲁普斯卡娅在序言里称里德是"革命的共产党员"。这些判断都带有立场。里德自己承认同情不中立，但他坚持用记者的方法记录事实，包括敌对一方的说法：他抄录了杜马的抗议书、银行职员的公告、孟什维克的报纸、克拉斯诺夫的证词，也记录了布尔什维克查封报纸、枪决神父、镇压酒类暴动等暴力行为。
还要说明的是，2017年的莱布曼前言和1967年的劳森小记分别带着各自时代的争论。莱布曼把革命的"混乱"、领导人个人崇拜与苏联解体联系起来，主张把"成熟的社会主义"视为对危机的回答——这些是他自己的论点，书里的正文没有这种框架。劳森为里德辩护，批评冷战时期的沃尔夫版本试图诋毁作者。读者应当把这三层材料分开。
里德记录的几种革命机制
里德的叙述反复呈现几种革命机制。其一，革命时期"人人都自称革命者"：资产阶级、哥萨克、各色左翼团体都在以"革命""人民"的名义说话，事实也各说各话——他记录了"布尔什维克洗劫冬宫""列宁带着数百万金卢布逃往芬兰"这类与他的观察相反的传言。其二，具体组织比口号更可靠：工厂委员会、驻军会议、苏维埃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这些机构决定了谁能调动武装力量。其三，时机的选择：列宁坚持让起义与代表大会开幕同日发生，使政变获得"政权在此"的既成事实。其四，夺权之后的脆弱性：即使占领了首都，新政府仍要面对官员罢工、银行闭门、铁路怠工、外军逼近和使馆敌意，其存续取决于武装群众和农民的实际支持。
这些观察受材料范围限制。里德一再提醒，彼得格勒的情况"以或大或小的强度、在不同时间间隔里"在全俄重复，但他在本书中对首都以外的描述是片段的，莫斯科一章和各省的消息大多来自电报和转述。他的数字——选票、伤亡、被窃物品的价值——来自当时的文件与证人，带有战时谣言的不确定性。把他记录的事实与他的立场分开，是阅读这本书的基本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