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英国历史学家 E. P. Thompson 于1963年出版的历史著作。作者1924年生，1946年毕业于剑桥，此后长期在西约克郡从事成人教育班教学。书稿的材料从1950年代的研究积累而来，1963年由 Victor Gollancz 出版，1968年收入 Pelican 丛书并增写后记，1980年再版时增加新序。书名里的 "making"（形成）被作者明确解释为一个主动进行的过程，而不是某个时刻的被动产物。
全书的时间范围是1780至1832年。作者在序言中说明，这段时期内英国大多数劳动人民逐渐感到自己与统治者、雇主之间的利益对立，工人阶级在1832年成为英国政治生活中最显著的因素。正文分三部：《自由之树》处理1790年代雅各宾运动的民众传统；《亚当的诅咒》考察工业革命中几类工人的经历、新的工业工作纪律与卫斯理宗；《工人阶级的存在》叙述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平民激进主义、卢德运动、彼得卢以及1820至1830年代的阶级意识。作者称全书是"一组关于相关主题的研究"，而非连续叙事。
作者在序言中交代了自己的概念工具与立场。他把阶级理解为一种历史现象和关系，它发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由共同经历（继承或共享）而来，表现为人们感到并说出自己与另一群人之间利益的同一或对立。阶级经验在很大程度上由生产关系和人们出生的环境决定；阶级意识则是这些经验在文化层面的处理，体现在传统、价值体系、观念和制度形式中。经验的决定因素可以辨认，阶级意识却无法归结为任何规律，同类职业群体在相似经历下会有相似反应，但推不出定律。他据此反对把阶级当作可定义的"东西"，也反对把"工人阶级"当作一个实体、再倒推它"应当有"的阶级意识。
写作立场与三股反对的思潮
作者列出他所反对的三类既有叙述。其一为费边派传统，把大多数劳动人民看作放任政策的被动受害者，只承认少数有远见的组织者（如 Francis Place）。其二为经验主义经济史学传统，把劳动人民当作劳动力、移民或统计序列的数据。其三为"天路历程"式传统，在史料中寻找福利国家或社会主义的先驱。作者说，他与前两种的分歧在于它们遮蔽了劳动人民的能动性，即他们以自觉努力参与历史创造的程度；与第三种的分歧在于它以事后眼光读历史，只记住成功者。他申明自己试图把穷苦袜工、卢德派剪绒工、"过时"的手织机织工、"乌托邦"工匠乃至受骗的 Joanna Southcott 信徒从"后代的巨大恩赐式轻视"中解救出来。这些人的手艺和传统也许正在消亡，他们对新工业主义的敌意也许是向后的，他们的公社理想也许是幻想，但他们都亲身经历了这些剧烈的社会动荡。
作者对三类思潮的态度带有明确的取舍，但也在多处承认它们各有一定效力、都增加了知识。他对苏格兰和威尔士读者的致歉说明了他划定的边界：他出于谨慎不把英格兰经验推广到苏格兰，只把爱尔兰作为移民而非本土居民来处理。
第一部 自由之树：1790年代的雅各宾运动
伦敦通讯社与"无限制会员"规则
1792年1月，九个"善良、清醒而勤勉"的男人在斯特兰德附近一家酒馆聚会，成立了伦敦通讯社，制鞋匠 Thomas Hardy 任秘书兼司库。第一晚有八人成为创始会员，组织全部资金为8便士。两周内成员增至25人，半年后声称超过2000人。入会只需回答三个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你是否确信王国福祉要求每个成年理性公民都有议会选举权。成立头一个月，社团连续五晚辩论"我们这些工匠、店主和技工是否有权争取议会改革"，结论是有。1794年5月，Hardy 因叛国罪被捕；同年盖伊·福克斯日被判无罪，Thelwall 与 Horne Tooke 随后获释。
作者把这场审判放回更长的谱系。1647年普特尼辩论中，雷因堡（Rainborough）主张"英国最穷的人也有性命要活"，艾尔顿（Ireton）则以"永久固定利益"为财产权辩护；作者认为1790年代"人权"与 Burke 的"猪群"之争就是这场辩论的重演。他进而列出通讯社的组织特征：工人担任秘书、低额周捐、经济议题与政治议题的混合、会议兼有社交与政治功能、对程序形式的认真态度，以及"无限制会员"这一条规则。这条规则否定了政治为世袭精英或财产集团专利的观念，也背离了"威尔克斯与自由"时代把群众当临时工具的激进主义。
不从国教传统与卫斯理宗
作者花两章梳理1780年代以前就存在的民众传统。旧不从国教（长老派、公理会、浸礼会、贵格会）在光荣革命后日渐富足而失去热忱；理性主义向一位论、自然神论过渡。教会组织上的自治传统与加尔文派的排他性并存。作者以班扬《天路历程》为"英国工人阶级运动的两部奠基文本"之一（另一部是《人权》），分析其中保留的"沉睡的激进主义"：既有对世俗权威的抵抗意象（基督徒与亚玻伦的搏斗），也有顺服与内向救赎的面向。他提醒，同一个班扬传统既可以武装造反者，也可以训练顺民，取决于社会气氛。
卫斯理宗从国教内部崛起，以"你只需拯救灵魂"的简单信息进入穷人工人社区。韦斯利本人是政治上的托利派、组织上的独裁者；他建立的社团网络兼有民主参与与严格纪律。作者分析其双重作用：一方面作为新的工作纪律的载体，培养顺从、勤勉与"内在强制"；另一方面又训练了穷人的组织能力、读写能力和自我表达。1797年 Kilham 分裂出"新联合会"，其成员在哈德斯菲尔德被称为"汤姆·潘恩卫理公会派"。作者反对把卫斯理宗简单当作防止革命的稳定力量：韦斯利去世时卫斯理宗约8万人，不足以"遏制"革命潮流；1792至1793年的激进浪潮也波及多数卫斯理社团，直到1795年后的反扑年份它才明显转向顺从。
千禧年主义：兄弟们与索思科特
1790年代出现一波千禧年幻想。退伍海军上尉 Richard Brothers 1794年出版预言书，声称伦敦将遭毁灭，枢密院把他关进疯人院。更持久的是 Devon 农妇之女 Joanna Southcott。她从1801年起发布预言，号称蒙神启示，出售"封印"作为进入千禧年的凭证，据称有上万人（一说10万）领取封印。她在1814年宣称将诞下"Shiloh"，同年去世，信徒延续到19世纪后期。作者把这些现象放进"绝望的千禧年主义"框架：当政治弥赛亚主义失败，宗教复兴便接替它的位置。他特意批评了把这类运动一概称为偏执或"现实感受损"的做法，认为集体性狂热的意象是民众表达经验与投射期望的语言，需要与真正的精神疾患区分开。
"撒旦的堡垒"：暴民、犯罪与道德经济
作者提醒读者警惕史料对穷人的诬蔑。帕特里克·科尔库恩在18、19世纪之交估计伦敦有5万妓女、1万小偷、5000多酒店主，加上各类罪犯共11.5万人，约占当时伦敦人口的十分之一强；全国估计达132万人（其中含100万领取教区救济者）。这些数字是印象式的，更多反映有产阶层的恐惧而非实际犯罪状况。作者要求把这类文献"放在撒旦的灯光下倒着读"，从中辨认民众自己的价值。
与法律条文并存的还有一套不成文的民众法典：造假币、偷猎、逃税、逃避征兵在某些社区被默许，而杀妻杀子、偷羊、偷布匹则被社区谴责。死刑罪名在1760至1810年间增加了63项。作者以"道德经济"概念解释18世纪末的面包骚乱：穷人相信中间商囤积居奇抬价是不道德的，民众有权按"习惯价格"强制出售。1795年是这类骚乱的高峰年。他举了若干有纪律的实例：Honiton 的蕾丝工把农民的小麦拿到市场自卖，把钱和口袋还回；泰晤士河谷的"监管者"们强制按民众价格出售。他同时区分"自发群众行动"与"受雇的暴民"两种形态，后者包括 "Church and King" 暴民与1780年戈登暴乱中被操纵的一面。
"生而自由的英国人"与《人权》
作者把"英国人的生而自由"这套观念放在宪法主义传统中分析：权利法案、陪审团、人身保护令、不得随意搜查住宅、反对常备军与征兵队。这套防御性意识形态既限制了当局，也长期把激进主义困在1688年妥协的框架内。Tom Paine 的《人权》打破了这套框架。1791至1793年间，《人权》两部的销量估计达20万册（当时人口约千万）；1792年第二部出版，其中"社会"章节提出累进所得税、家庭津贴、养老金、产妇与丧葬津贴等建议，把改革与穷人的日常经济痛苦连接起来。1792年12月 Paine 在缺席情况下被判煽动性诽谤罪。作者评价，Paine 建立了此后近百年激进主义的基本框架：敌视君主制与世袭，相信代议制度与理性，同时不触及财产权与工业资本。
1792—1796年：声势与镇压
作者把1792年称为"汤姆·潘恩的奇迹之年"：一年之内他的名字家喻户晓。同年5月王室发布反煽动出版物公告，11月 Reeves 建立反雅各宾协会，12月 Paine 被剥夺法律保护。1793年2月英法开战。政府通过间谍、效忠宣誓、焚烧 Paine 模拟像等手段压制改革者。1794年5月多名改革领袖被捕，人身保护令中止；当年秋季审判以无罪告终。1795年10月国王马车被砸，随后议会通过"两项法令"，禁止五十人以上的集会、以言词煽动对国王或政府的仇恨构成叛国罪，并新增一项可处死刑的罪名（违抗治安法官命令）。1795年是饥荒与食品骚乱之年，通讯社与改革运动在此之后转入地下或沉寂。作者指出，1790年代英国没有发生革命，原因在于能够发动革命的联盟（制造商、小乡绅与平民改革者）在1792年后破裂；制造商被法国革命吓退，只剩平民改革者独自面对镇压。他把这一过程描述为一种"英国式革命"在萌芽期被扼杀，其后果之一是阶级间的疏离与"隔离"。
第二部分 亚当的诅咒：工业革命中的经历
剥削的含义
作者以1818年一位"纺织机纺纱工"写给曼彻斯特公众的公开信作为剥削概念的入口。信中列举：老板们出身棉纺业而无教养，却炫耀宅邸马车；工人从六岁起每天工作十二至十四小时；蒸汽机取代了小工场主；工资纠纷的裁决偏袒雇主；工人被束缚在特定地区，不能像鞋匠那样流动。作者指出，这封信逐项列出工人感受到的剥削性质变化：主人阶层兴起而无传统义务、主雇距离拉大、剥削变得透明、工人丧失独立与地位、法律偏私、家庭经济被破坏、人被降格为"工具"。他特别说明，这类怨愤涉及的是传统习俗、"正义"、独立、安全与家庭经济，单靠物价与工资序列无法涵盖。
"生活水平之争"
作者概述1920年代以来的"生活水平之争"。Clapham 在1926年提出，1820-21年物价回落后实际工资高于战前，汉蒙德夫妇随后反驳。作者认为双方的硬性结论差距其实不大：没有人再主张"一切都在变坏"，也没有人主张"一切都在变好"。霍布斯鲍姆（悲观派）与阿什顿（乐观派）都承认拿破仑战争期间实际工资下降；阿什顿认为1821年后明显上升，霍布斯鲍姆则要到1840年代中期才认可明显改善。作者本人的立场是：1790至1840年间平均物质水平有轻微改善，同时剥削加深、不安全加剧、痛苦增加，这两件事可以同时为真。他把统计"平均"当作一个可疑的方法，批评 Clapham 以县为单位平均来稀释圈地造成的损失；也批评阿什顿在1954年为 Hayek 编的论文集里把1949年"谨慎的发现"变成"一般已同意实际工资实质上涨"的断言。他提出，争论混乱的根源在于"生活标准"与"生活方式"两个词之间的滑动——前者是可测数量，后者是不可测质量——而"标准"之下总是价值判断。
田间劳工
作者把农业劳工视为人数最多的群体（1831年普查中有96.1万个农业家庭，占全国家庭28%）。他批评"平均劳工"这个统计虚构，指出 Clapham 的"平均"把威尔士山地与诺福克麦田混在一起。他引用几段史料说明圈地的性质：对村社穷人而言，圈地是"按照财产与法律规则进行的阶级掠夺"，是对乡村习俗与权利的彻底改写；小农在短期内可能获利，而完全无地权的茅舍农失去一切。1790年代有北方乡绅喊出"需要一场战争来压低工资"，作者把1793至1815年的乡村政策描述为"社会纪律"：圈地、压缩副业收入、把劳工降到依附状态。Speenhamland（1795年）按面包价格补贴工资，作者认为它既出于人道也出于维持廉价劳力储备的需要，并最终摧毁了劳工对自己工资的最后一点控制。1830年"最后一次劳工起义"（Swing 起义）以打谷机为主要目标；政府派特别委员会镇压，九人被绞死、约457人流放、约400人入狱。作者引用 Somerville 记录的 Hampshire 劳工 Joseph Carter 的自述，说明村庄内外的知情与缄默。1834年 Tolpuddle 六名劳工因组织工会宣誓被流放。
工匠
作者先纠正一个印象：1830年时典型的工业工人多在作坊、家中或街头打零工，棉纺厂工人直到1840年代后期仍是劳动大军中的少数。他以伦敦为中心分析工匠分层：裁缝中的"燧石派"与"粪派"（体面部门与下等部门）、鞋匠的妇女鞋部门、仪表行业内部的等级工资。1814年《伊丽莎白学徒法》学徒条款废除后，"非法"工人涌入，工匠以罢工与行业规则自保，形成封闭的"社会车间"，代价是把更多人推入无组织的"下等"部门。他引用1820年代以后 Mayhew 的调查：伦敦约三分之一劳工常年充分就业、三分之一部分就业、三分之一失业；"协会会员"约占每个行业的十分之一。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地位下滑、技能贬值与"独立"愿望破灭的经历，推动了工匠走向激进主义与欧文主义。
手织机织工
作者用一整章处理手织机织工。他承认"黄金时代"的说法部分是神话（Dorothy George 的批评有道理），但认为记忆本身有依据：1788至1803年前后机纱产量激增，织工收入可观，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读写、宗教、政治激进、独立价值观）。此后工资一路下滑。作者对衰落原因的分析指向一个具体机制：织工的衰落并非（至少初期并非）由动力织机造成——1813年全国动力织机约2400台，它主要起心理与杠杆效应——真正的机制是学徒制度的崩溃、工会保护的缺失、过剩劳动力的涌入，以及雇主与政府的放任意识形态。1834至1835年下院特别委员会在 Fielden 支持下建议实行最低工资法案，1835年7月 Maxwell 提出法案，以41对129票被否决；此后的法案屡次被否决或拖延，最终由 Nassau Senior 主持的皇家委员会以"建议织工离开该行业"收场。作者统计，1833年棉织业手织机织工约21.3万人，全国织工是除农业劳工与家仆外最大的工业群体；1834至1835年委员会估计完全依赖织机为生者达80万至84万。他称之为"工业革命的标准个案"：一个没有工会保护的工人群体，在压制的政治经济下被压到生存线以下。他反对把织工的困境当作"过时行业的自然淘汰"，指出蒸汽与工厂恰恰是扩大外包织工人数的原因。
标准与经历：物品、住房、生命与童年
作者对"生活水平之争"的正面贡献在"标准与经历"一章，分四节。物品：人均小麦消费下降，土豆被当作把穷人压到最低工资的工具；"面包之战"；啤酒（麦芽税导致家庭酿造减少）与茶糖上升；五十年里工人阶级在国民产品中的份额相对下降，"平均工人"仍贴近生存线，身边却是显而易见的财富增长。住房：城镇环境恶化，卫生调查显示贫民区被无视；Sheffield 等较老城镇略有改善，纺织区与爱尔兰移民城市（利物浦、曼彻斯特、利兹）最糟。生命：他引用 Sheffield 医生 Holland 的死亡统计（1837至1842年间11944例死亡中，五岁以下死亡占6038例，婴儿死亡率约千分之250）；曼彻斯特等地一半以上穷人的孩子活不过五岁。童年：作者认为1780至1840年间童工剥削强度急剧上升，工厂系统把家庭内童工的坏处集中化、系统化。他讨论了 Sadler 委员会（1832年）与工厂委员会（1833年）证据之争：前者由工人方面组织、有夸大之处，但大体可信；Hutt 与 Smelser 偏爱雇主证据的做法并不可靠。他批评"良心的觉醒"这类叙事，指出十八世纪末的人道主义在战时衰退，改革更多来自少数激进者与工人的自我组织。
十字架的改造力量：卫斯理宗与工作纪律
作者把卫斯理宗称为工业革命的主导意识形态之一（与功利主义并列）。他引用 Ure《工厂哲学》（1835年）——工厂是"巨大的自动机"，主要困难在于"训练人类放弃散漫习惯，认同机器的规则性"——来说明雇主需要"道德机器"。韦斯利神学中，救恩是有条件的，罪是普遍且"极为邪恶"的；办法是彻底的自我贬抑、纪律化生活与持续劳动。作者分析卫斯理赞美诗中的血、伤口与母腹意象，认为这是一种对性的压抑与移置，把自发冲动转入教会内的情感宣泄。他总结：卫斯理宗把反叛的、前工业的劳工性格"暴力地重铸"为顺服的工业工人，同时又提供了共同体归属、组织训练与自我尊重。他强调这是"改造"而非单纯压制：同样的纪律能力后来被用于工会、汉普登俱乐部与政治组织。
绝望的千禧年主义
作者用"绝望的千禧年主义"解释1790至1830年间卫斯理宗的扩张与复兴运动。1790年卫斯理宗约6万人，1800年9万，1810年13.8万，1820年19.1万，1830年24.9万。作者注意到复兴年份（1797至1800、1805至7、1813至18、1823至4、1831至4）与政治高涨年份接近，但他提出一种与霍布斯鲍姆不同的关系：宗教复兴往往在政治失败之后接替位置（如1816-17年激进高潮后的1817-18年原始卫斯理宗大复兴）。他把这种摆动称为政治与宗教之间的"摆动"，两者是同一社会过程的负正两极；波动的个体是"游离选民"式的信徒。他明确说这只是假设，证据不足，并接受批评者的异议：康沃尔与威尔士"跳跳派"的复兴与政治无关，1814年康沃尔大复兴没有政治联系，他的命题"必须有例外"。
共同体：闲暇、互助与爱尔兰人
作者考察工人阶级社区的生活。先看闲暇与个人关系：十八世纪的节日、集市、体育、饮酒在1780至1830年间被纪律化；工厂钟、安息日学校、卫斯理宗的禁令压缩了传统游乐。他引用 Pudsey 织工村的回忆，说明"老英格兰"并未迅速消失，而是一点一点被挤压。再看"互助的仪式"：友谊会（friendly societies）规则细致，罚款名目繁多，成员估计64.8万（1793）、70.4万（1803）、92.5万（1815）。作者认为这些团体训练了自治、记账、程序与集体主义价值，是工会的组织学校；工会吸收其仪式与身份感（如主教布莱斯节、伦敦各工会的旗帜游行）。最后是爱尔兰移民：1841年估计40万爱尔兰出生者住在不列颠；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的工人中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是爱尔兰人。作者分析爱尔兰劳工在重体力行业中的作用、天主教神父对其社区的控制、以及英格兰激进主义与爱尔兰民族主义时断时续的结盟。他指出爱尔兰移民把一种更激烈、更不驯服的反抗气质带进英格兰工人文化，与纪律化的英格兰工匠形成互补。
第三部分 工人阶级的存在：1815—1832
激进威斯敏斯特
作者从1807年威斯敏斯特选举讲起。1807年，Francis Place 等前通讯社成员组成选举委员会，以街头逐户拉票的方式把 Burdett 与 Cochrane 送进议会；此后威斯敏斯特成为激进主义在伦敦的固定据点。作者评价这次胜利是"威尔克斯式贵族技巧与更先进民主组织形式之间的中途站"：选举人多为小业主与工匠，但委员会没有提名自己人的打算，座位归 Burdett 所有；Place 后来把委员会变成向议会渗透的"核心小组"，远离了街头群众。Cobbett 从1804年起转向激进，1802年创办《政治纪事》，1810年因批评军队鞭刑入狱。
卢德运动与《结社法》
作者先处理1799至1800年《结社法》。《结社法》把几乎所有工会活动置于危险之中，但被起诉的案例并不算多；其效力在于威慑与"笼统禁止"，且没有旧家长制立法中的保护条款。作者详细分析了"准合法"工会（伦敦裁缝、鞋匠）与北部、米德兰制造业区工会的差别。1824年 Place 与 Hume 促成《结社法》废除，1825年修正法又收紧；作者把叙事改写为：Place 的"单一促成"说法过分——Henson 早已提出更周全的替代法案（包含最低工资、禁止实物工资、仲裁机制），Place 与 Hume 实际把他的法案挤出议会；工人对 Place 的支持是"半个面包"式的审慎支援。
卢德运动（1811至1813）集中在三个行业与地区：西约克郡剪绒工（反抗剪毛架与起绒机）、兰开夏棉织工（动力织机）、诺丁汉为中心的袜机工（"切布"与"冷招"）。作者把卢德运动看作"准起义"：它起源于特定行业怨愤，却一再滑向革命边缘。诺丁汉卢德运动最有纪律、最局限于行业目标；约克郡从行业目标转向更一般的革命准备；兰开夏最自发也最混乱。1811年3月至1812年2月间，诺丁汉郡约1000台袜机被毁，损失约6000至1万英镑；1812年2月议会通过使毁机成为死罪的立法。1812年4月 Rawfolds 磨坊之役中卢德派失败，两人重伤致死；4月27日 Horsfall 被刺杀。1813年1月约克特别法庭处决多人。作者重估史料：汉蒙德与 Darvall 把卢德主义化约为纯行业行动、把一切革命证据归于间谍的说法过分；他坚持认为有真实的地下组织、誓词与跨区联络，同时接受 Maitland 的判断——卢德运动"没有真正的底部"，没有全国性领导与中心。他称卢德主义是"工业工人的农民起义"，其中的参与者既是"最后的行会成员"，也是"第一批争取未来工厂立法的人"。
煽动家与殉道者：1816—1820
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1816至1820年是"平民激进主义的英雄时代"。Cobbett 1816年11月的《致工匠与劳工》以2便士单行本发行，到月底卖出4.4万份，1817年底声称达20万份。汉普登俱乐部在米德兰与北部村庄扎根。1817年2月政府以"绿袋"指控叛国，中止人身保护令；同月 Cobbett 出逃美国。Oliver 间谍在1817年春天渗透进各改革团体，许诺"伦敦准备好了"，把起义日期推向6月9日；Pentridge 起义当晚只有两三百人，Brandreth 在途中枪杀一名农仆，起义溃散。作者把 Oliver 案当作英国史上"激进犹大"的原型：政府想要流血示范，Oliver 提供时机；德里审判被操纵以避开 Oliver 之名，Brandreth 与三名同伙被处决。
彼得卢（1819年8月16日）是本书的高峰事件之一。曼彻斯特圣彼得广场聚集数万人，Hunt 为主讲人；治安法官派义勇骑兵（多为制造商、店主）冲击人群，11人死亡或伤重而死，彼得卢救济委员会核实421件伤者申请（161件为马刀伤，100余名为妇女儿童）。作者论证这不是无预谋的突发事件：政府在两周内祝贺并感谢治安法官与军队，拒绝调查，Eldon 称之为"叛国行为"，六项法令随后通过。他把彼得卢解释为阶级仇恨的爆发，并说它的长期后果是确立了民众集会的权利——此后当局再不敢以同等武力对付和平的英国人群。1820年2月的卡托街密谋是最后一幕：Thistlewood 等人在卡托街阁楼计划刺杀内阁，Edwards 是政府卧底，五人于5月1日被处决。作者指出卡托街之败强化了"Oliver 教训"，此后改革运动转向宪法主义。
阶级意识：激进文化、柯贝特、卡莱尔、韦德、加斯特与欧文主义
作者用一章考察1820年代的"激进文化"。这是自学者文化的鼎盛期：读报小组、新闻室、互助改进社、工匠数学与博物学。自由报刊的斗争贯穿1817至1836年：Wooler 的《黑矮子》、Hone 的讽刺小册、Carlile 及其150名志愿店员累计服刑约200年；1830年代 Hetherington 的《穷人卫报》与"无印花报刊"运动。作者以"语气"入手分析 Cobbett 与听众的关系：他对每个公民推理能力的信任、以具体细节与亲历场景组织论证、把政治个人化到他自己身上——这让织工、鞋匠、学校教师进入同一对话。他又分析 Carlile（潘恩传统的教条化、个体主义、反教权）、韦德与《戈耳工》（功利主义与工会经验的结合）、加斯特（伦敦行业工会的核心人物，《行业报》）、霍奇斯金（《为资本辩护的劳动》，1825年）。欧文主义被作者放在"从实验社区到合作商店"的谱系中考察：欧文本人把工作阶级看作"环境"的产物，主张以教育与合作绕过政治权力；工匠与织工则从他那里选取"劳动是财富之源""中间商是寄生者""公平交换"等命题，改造成自己的合作运动。1830至1834年间约500个合作社、至少2万成员。
1832年改革法案与"一台机器"
作者把1832年改革法案当作阶级界限被划定的时刻。改革危机中，中间阶级激进派（The Times、Baines 的《利兹信使》、Brougham）既利用工人运动的压力，又把工人排除在成果之外。Baines 1831年的调查显示：利兹的10英镑房产资格下，工人中不到五十分之一有投票权；Holbeck 镇1.1万人只有150名选民；Marshall 磨坊140户工人中只有两人有资格。1832年法案后，布鲁厄姆的"中产阶级"修辞与工人被排除形成对照。作者引用 O'Brien（布朗泰尔）与《穷人卫报》的评论：改革法案把中间阶级与上层阶级捆绑，工人被当作"一台按照政府意愿运转的机器"。他认为1832年后阶级意识成熟，直接通向宪章运动；他把宪章运动的起点放在改革法案通过的那一刻——许多地方政治联盟没有解散，转而反对"店主阶级"的选举权。
方法与证据
史料与间谍问题
作者交代了自己的史料基础：公共档案馆的 Home Office 档案（H.O. 40、42系列）、枢密院档案、财政部律师档案、不列颠博物馆的 Place 文集、Fitzwilliam 勋爵（西约克郡郡尉）档案、Radcliffe 手稿、诺丁汉袜机工委员会文件。他对 Place 文集的使用保持警惕：Place 是持功利主义立场的当事人，他的回忆录贬低"煽动家"、抬高"稳健派"。他反复提醒读者，1790年代至1820年的官方档案被间谍与挑唆者污染；他把工人阶级社区的自我保护称为"不透明的社会"，指出当局与后来的历史学家都难以穿透它，也因此必须把每份间谍报告"逐字进行批判性消毒"后才能使用。
局限与自我修订
作者在1968年后记与1980年新序中承认若干不足。他承认"田间劳工"与"标准与经历"两章不充分，后者是特定论战（生活水平之争）的产物，并说明他让该章保留为"一篇论战文章"。他承认自己低估了早期工厂工人、矿工、铁工、工程与建筑工人的经历，也较少处理"举旗致敬、仇外、尊敬贵族的平民心态"。对 Church 与 Chapman 关于 Henson 与诺丁汉卢德主义的批评，他逐条反驳但保留余地；对 Currie 与 Hartwell 关于卫斯理宗与集会人数的批评，他给出新普查数据（伯明翰、达德利、沃尔索尔与伍尔弗汉普顿四镇合计20.98万人）并承认"18万仍然偏大，但不荒唐"。他强调自己的命题是假设，不应被"石化成正统"。
结语：可迁移的知识与边界
可迁移的视角
作者留下的可迁移方法可归纳为几条。其一，把阶级当作关系与过程而非实体，研究"阶级如何形成"要在特定历史时段内观察人们的行动、意识与制度。其二，重视失败者与"盲巷"：被后代判为过时或乌托邦的运动，其诉求在其自身的经历中是有效的。其三，"道德经济"概念：市场价格之外存在民众认可的公正观念，食物骚乱这类行动有其内部规则与合法性。其四，对当局史料保持批判：间谍报告、官方委员会报告都带有立场，需要交叉验证。其五，把意识形态与工作纪律联系起来考察（韦伯与陶尼的命题在工人阶级身上的延伸）。
边界
这本书的边界同样明确。它以英格兰经验为主，作者明确把苏格兰与威尔士排除在外，只在移民语境中处理爱尔兰。它的时段止于1832年，把宪章运动视为下一阶段。它对"生活水平"的结论是假设性的：作者接受平均物质水平可能轻微改善，同时坚持剥削与不安全的加剧。它写作于1960年代，回应的是当时的学术论战（费边派、经济史学、反灾难派），其批评对象与今日语境并不完全对应。书中对卫斯理宗的分析、对卢德运动地下组织的重建、对 Oliver 角色的定性，都在后记中被作者自己标示为开放议题，等待更细致的档案研究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