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间自己的房间》源于伍尔夫1928年10月在剑桥两所女子学院宣读的两篇论文，一篇在纽纳姆艺术学会，一篇在格顿的 Odtaa 社。论文以虚构的叙事者玛丽·贝顿之口展开。她受邀谈“妇女与小说”，把题目收窄成一个具体意见：女人要写小说，必须有五百英镑的年收入和一间带锁的房间。开篇几页就声明，奥克斯布里奇和弗恩汉姆都是虚构地名，“我”只是一个方便的说法。
叙事沿着伍尔夫所称的“两天”展开。她先在男子学院云集的奥克斯布里奇被校工从草地上赶走、被图书馆拒之门外，并参加一顿丰盛的午餐；当晚在弗恩汉姆吃到肉汁清汤、西梅和蛋奶糊。随后她到大英博物馆查目录，再回到书架前，把女性写作的脉络一路读到十九世纪，最后落在一部虚构的新小说上。第六节写到1928年10月26日清晨的伦敦街景。文末玛丽·贝顿停止说话，作者本人出面回应两种批评，并说出“莎士比亚的妹妹”的收束。
伍尔夫在开头交代了自己的方法：涉及性别的话题高度争议，讲述者无法交出“纯粹真理”，只能展示自己如何得出某个意见，让听众自行判断其中的局限、偏见和怪癖。她明说这一次写作是虚构，同时要求读者从中寻找真实。下面按原书顺序梳理它的论题、证据和限定。
第一天：草地、图书馆与两顿正餐
叙事者坐在河边琢磨“妇女与小说”四个字的含义。一个刚成形的念头被校工打断——她走上了只准院士和学者行走的草坪，被赶回石子路。随后她想去图书馆看弥尔顿《利西达斯》的手稿，在门口被一位先生拦下，得到一句道歉式的说明：女士要进图书馆，须由学院院士陪同，或持有介绍信。
男子学院的午餐从鳎鱼开始，浇着奶油，接着是鹧鸪、各色酱汁和沙拉、薄如硬币的土豆、玫瑰花苞般的芽菜，末尾还有一座从糖浪里升起的甜点。酒杯斟了又空，空了又斟。叙事者说，这场谈话的火焰在“脊背下半段”点燃，那是灵魂的所在，靠理性交往的黄色火焰。弗恩汉姆的晚餐则是肉汁清汤、牛肉配青菜土豆、西梅和蛋奶糊、饼干和奶酪，水壶被大方地传了一圈。她由此得出一个身体性的判断：没有吃好，就无法想好、爱好、睡好，“脊柱里的灯不会在牛肉和西梅上点亮”。
两顿正餐的差别对应两笔钱的来源。奥克斯布里奇的石头底下，曾有历代国王、王后和贵族倾倒的金银；信仰时代过去后，换成商人和实业家遗嘱里的钱，用来捐讲座、奖学金和院士席位。弗恩汉姆则是1860年前后租房间、开委员会、写传单、办义卖，费尽力气凑到三万英镑。书里附了一条引文，说按英国、爱尔兰和殖民地的规模，三万英镑不算大数，但考虑到真心希望女子受教育的人很少，这已经很多。玛丽·塞顿的母亲生了十三个孩子，没什么可留给学院的。直到最近四十八年，已婚妇女才可能拥有属于自己的钱；此前法律不承认她们有权支配自己挣来的钱。
叙事者站在弗恩汉姆的窗前，俯视灯火下的学院和藏书，想起早晨的校工、图书馆关上的门。她总结这一天的心境：被锁在门外不好受，被锁在门内也许更糟；一边是安全与兴旺，另一边是贫穷与不安定。
第二天上午：大英博物馆的目录
叙事者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走进大英博物馆，想从那里取走“真理”。目录让她吃惊：一年里写女人的书数量惊人，几乎全部出自男性之手；反过来，女人不写关于男人的书。她随手勾了一打书目，笔记却变成了“女人与贫穷”标题下一串互相矛盾的条目：斐济群岛的习俗、脑容量小、体毛更少、弥尔顿的意见、伯肯黑德勋爵的意见、英奇教长的看法……波普说大多数女人毫无性格，拉布吕耶尔说女人走极端，拿破仑认定女人不可教育，约翰逊博士持相反意见。她承认“真理从指缝间溜走了”。
一个细节暴露了情绪。她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幅“冯·X教授”的肖像，这位教授正在写《女性在智力、道德和生理上的低劣》。画完她意识到，这幅画是在愤怒中画的。她追问愤怒的来路，得到一组关于镜子的判断：几个世纪以来，女人充当镜子，把男人的形象放大到两倍；没有了这面镜子，男人就失去支撑自信的底座，因此他们坚持相信女人的低劣，也必须抵御女人的批评。
转折来自一笔遗产。姑母玛丽·贝顿在孟买骑马时坠马去世，给她留下每年五百英镑的固定收入。消息几乎与妇女获得投票权的法案同时到达，而她说，选票与钱相比，钱要重要得多，因为固定收入能化掉那些日子留下的“恐惧与怨恨的毒”。此前她靠给报纸打零工、报道驴展和婚礼、写地址、给老太太读书、做假花、教幼儿园字母过日子，那是1918年前妇女常见的谋生手段。怨恨消退之后，她换来一种更稀有的东西：对事物本身思考的自由。
书架上的妇女史：伊丽莎白时代到十九世纪
叙事者转向书架，请历史学家描述妇女的生活条件。她引了特里维廉《英国史》的两段：1470年前后，殴打妻子是男人被承认的权利，无论高低阶层都毫无愧色地实行；拒绝父母指定婚姻的女儿可能被锁起来、殴打、在房间里拖来拖去。到了斯图亚特王朝时期，上层和中层妇女自己选择丈夫仍是例外。
由此她摆出虚构与事实的对照。在诗歌和小说里，女人极其重要，克吕泰墨斯特拉、安提戈涅、克莉奥佩特拉、麦克白夫人、罗莎琳德的名字排成长串；在历史记载里，她几乎不存在。伊丽莎白时代的普通妇女不写自传、很少记日记、只留下少量信件，史料少得连“几岁结婚、生几个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房间”都答不上来。
为了填补这片空白，伍尔夫做了全书最有名的思想实验：假设莎士比亚有个才华相当的妹妹朱迪思。哥哥能上文法学校、学拉丁文、去伦敦进剧院；妹妹留在家里补袜子、看炖锅，被许配给羊毛商的儿子，逃到伦敦后站在剧院门口想当演员，被经理嘲笑，说让狗跳舞还差不多，女人做不了演员。她最终怀孕，在一个冬夜自杀，葬在十字路口——就是现在公交车停靠的大象堡对面。叙事者说，十六世纪带着大天赋出生的女人，多半会发疯、自杀，或在村外的孤屋里了此残生，半是女巫半是术士，被人惧怕和嘲弄。贞洁观念和匿名传统是其中的机制：柯勒·贝尔、乔治·艾略特、乔治·桑都用男名发表，向“女人的名声不该被谈论”的规矩低头。
创作还需要一种精神状态。伍尔夫借莎士比亚立起标准：后人偶然留下他“从未涂改一行”的说法；伍尔夫据作品推想，他的怨怼和憎恶都已烧尽，头脑白热、毫无阻碍。这是她对创作状态的文学判断，并非可直接核实的传记事实。女人的处境比男性作家更糟：没有自己的房间，连世界那种漠然都得不到，落到她头上的是敌意。她举了奥斯卡·勃朗宁的例子：这位剑桥先生宣称最好的女人在智力上也不如最差的男人，回到房间却把病弱瘦削的马夫学徒亚瑟当作高洁的孩子来疼爱；两幅画面放在一起，才看得出那些判断的分量。另一个反复出现的短语是“狗跳舞”：莎士比亚时代经理嘲笑女演员，约翰逊博士用同句式评论妇女布道，1928年又被用来评价女作曲家热尔梅娜·塔耶费尔。
阿芙拉·贝恩与十九世纪女作家
叙事者逐一读了三位出身不同的女作者。温奇尔西夫人（1661年生）出身贵族，诗里有“我们堕落得多么深”的句子，把男人看作“对立派别”，只能设想作品永不发表来安慰自己。纽卡斯尔公爵夫人玛格丽特·卡文迪什孤独又自由，才华被搅乱，把时间耗在没人读的对开本里。多萝西·奥斯本文笔惊人，却相信写书是可笑甚至发疯的行为，于是只写信。
阿芙拉·贝恩带来拐点。她是中产寡妇，丈夫死后靠才智谋生，和男人在同一个写作市场上竞争，靠拼命写作挣到足够生活的钱。伍尔夫说，这个事实比她实际写下的任何作品都重要，因为“此处开始了心灵的自由”：从此女孩可以对父母说，不用给我津贴，我能靠笔挣钱。到十八世纪末，中产妇女开始靠翻译和写小说贴补家用或救急，许多没有进入文学史的廉价小说后来落进查令十字路的四便士书箱。
到十九世纪初，书架上出现了几排女人的书，但几乎全是小说。伍尔夫给出的解释落到起居室上：当时中产家庭通常只有一个共用的起居室，写小说比写诗和剧本需要的专注更少，更容易被打断后接续。简·奥斯丁就在这样的房间里写作，听到门铰链响就藏起手稿。简·奥斯丁“不带恨、不带苦、不带恐惧、不带抗议、不带说教”地写作，和莎士比亚相似；夏洛蒂·勃朗特则在《简·爱》第十二章里被愤怒搅扰——简·爱爬上屋顶眺望远方的段落里，作者为自己的性别抗议，想象因此偏离了正轨。
她还指出价值尺度的偏斜。足球和运动被算作“重要”，赶时髦和买衣服被算作“琐碎”；战场场面被认为比商店场景重要。这些由男人立下的价值被搬进小说，女作家为了迁就外界意见修改自己的价值，留下“中心的裂痕”。在她看来，只有简·奥斯丁和艾米莉·勃朗特完全无视了那些告诫，她们像女人那样写作，不像男人那样写。还有一层障碍是缺乏传统：女人“通过自己的母亲来想”，十九世纪初流行的男式句子不合她们使用；奥斯丁看了一眼那种句子，笑着丢开，为自己发明了自然匀称的句式。
当代女作家的试探：玛丽·卡迈克尔的处女作
叙事者从活着的作家书架上取下玛丽·卡迈克尔（虚构名）的第一本小说《人生历险》，出版于1928年10月。她发现这位作者先是打破了句子，又打破了叙事顺序。然后读到一句“克洛伊喜欢奥利维亚”，她称之为文学史上也许头一次出现的句子。此前的虚构女性几乎只在与男人的关系里出场，克莉奥佩特拉对奥克塔维娅只有嫉妒；而克洛伊和奥利维亚共用一个实验室，切肝脏制药（书中说这是治恶性贫血的办法），其中一人已婚、有两个孩子。
叙事者承认自己险些滑进对同性的赞美，又找不到衡量的标尺。男人可以在伯克或德布雷特的名录里查到他拿了什么学位、担任过什么职务、得过什么勋章，女人几乎无法归类。她转而提醒玛丽·卡迈克尔：还有无数“无限晦暗的生活”等着被记录——街角叉腰说话的女人、卖紫罗兰的、卖火柴的老妇人、绸缎店柜台后的女孩，这些人的生活没有传记也没有历史写过。
她对卡迈克尔的总评是：没有天才，作品会在十年后被出版社打成纸浆；但她“像女人那样写作，却是个忘记了自己是女人的女人”，恐惧和仇恨几乎消失了。结尾她给出展望：“再给她一百年，给她一间自己的房间和五百英镑年收入，让她说出自己的想法，少放进去一半她现在放的东西，她总有一天会写出更好的书。她会成为诗人。”
两性共居的头脑与结语
次日清晨（1928年10月26日），叙事者从窗口看伦敦街景，一辆出租车把穿漆皮靴的姑娘和穿栗色大衣的年轻人载走了。这个寻常景象让她感到分裂的头脑重新合拢，她由此提出头脑的两性说：每颗头脑里有两股力量，一男一女，和谐共处时头脑被充分滋养；柯勒律治说“伟大的头脑是雌雄同体的”，莎士比亚的头脑就是这种类型。
反面例证来自当时的小说。某先生的新作里，大写字母“I”的影子横在书页上，菲比在海滩上被艾伦的观点淹没；她承认自己读得直说“我厌倦了”。男性气质变得自觉，男人只用头脑的男性一面写作。某位批评家谈诗的文章敏锐博学，句子落入脑海却“噗”地死了；柯勒律治的句子则会“爆炸并生出各种别的念头”。高尔斯华绥和吉卜林的作品里没有女人的火花，缺少暗示的力量。她还提到意大利：一群院士集会“发展意大利小说”，给墨索里尼发电报，希望法西斯时代诞生配得上它的诗人；她说诗应当“既有父亲也有母亲”，孵化器里长不出诗来。
玛丽·贝顿到此停止说话。作者出面预判两种批评。其一是没有比较两性作为作家的高下——她说测量无益，只要写你想写的，在校长和教授的量尺面前折损自己的视野是最大的背叛。其二是过于看重物质——她引奎勒-库奇教授的话，说两百年来穷诗人“连狗的机会都没有”，穷孩子想得到智力自由，希望不比雅典奴隶的儿子大多少；“智力自由依赖物质，诗依赖智力自由”，而女人一直贫穷，贫穷的时长远超两百年。她接着吁请听众写各种各样的书，旅行、传记、历史、批评、哲学、科学都可以，因为书与书互相影响；“做自己比任何事都重要”，“想想事物本身”。
结语还列举了手边的条件：1866年以来英国有了至少两所女子学院，1880年后已婚妇女依法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1919年妇女获得投票权，多数职业开放了将近十年。伍尔夫以“这些巨大特权只享有了这么久”的反讽口吻，催促听众停止拿缺少机会、训练、鼓励、闲暇和钱作借口。收束回到朱迪思。莎士比亚的妹妹没有死，她活在“你和我”以及无数正在洗碗、哄孩子睡觉的女人身上。前提是再过一百年左右，人人有五百英镑和属于自己的房间，养成自由的习惯，有照实写作的勇气，走出共用的起居室，去看事物本身，面对“没有手臂可挽、只能独自前行”的事实。做到这些，这位从未落笔的诗人就会获得机会，重新诞生。
论证框架、证据与限定
《一间自己的房间》把论证放进虚构的叙事里推进，这是伍尔夫明说的选择。她声明无法对“女人的真正本质”和“小说的真正本质”下结论，能提供的只是到达某一意见的过程，并且说真理只能靠把许多种错误摆在一起获得。
书里的证据分几类。历史材料有特里维廉《英国史》关于妇女地位和婚姻习俗的段落；作家生平有温奇尔西夫人、卡文迪什、奥斯本、贝恩的传记与书信；当代引文有奎勒-库奇论诗人的话、奥斯卡·勃朗宁的判词、某评论家关于“承认性别局限”的句子（原书写明，那句像是1828年的话其实出自1928年8月的刊物）。另一类是她自制的例子：莎士比亚的妹妹、玛丽·卡迈克尔的小说、冯·X教授，都是虚构。她多次使用“想必”“我猜”“一定是”这类词，自己标出判断的推测性质。
局限同样写在书里。史料稀缺，伊丽莎白时代普通妇女的生活细节她承认答不上来；对当代小说的评价她自认并不合格；涉及两性比较的结论她主动回避测量。全书以1928年为观察时点，书中谈到的法律年龄（1880年已婚妇女财产权、1919年投票权）和职业状况都以那个年代为准，不能外推到其他时期。
可迁移的结论集中在几处。物质条件是创作的前提：五百英镑代表免于恐惧的独立收入，带锁的房间代表不受打扰的思考空间。传统与先例对写作者的意义：没有先例可循，就没有“共同的句子”。历史记载的选择性：被记录的往往是有名号者和战争，普通人的生活需要被主动补写。还有那面镜子：自信的生成有时靠贬低他人，认清这一点，有助于理解批评为何会激起超出比例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