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是王晓明写给鲁迅的一部思想传记。作者把叙述焦点放在鲁迅的精神痛苦、内心矛盾和思想悲剧上，对一般传记愿意细细铺排的日常琐事多一笔带过，对能够显示鲁迅怎样理解自己命运的材料则盯住不放。全书按生平顺序写二十章，起于1881年鲁迅出生，止于1936年去世，书后附一篇逐年记事和五篇长短文章。
这本书经过三次出版。1992年，台北业强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分别印行繁体版和简体版；2001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作者只改正误植错讹，另加一个由五篇文字组成的附录；2020年三联书店出新版，作者逐章修改，把长段截短，用句号和问号取代过多的反问号和惊叹号。三联版序言写明，这是作者第三次为中文版作序。
王晓明在初版自序里交代了自己的写作位置。他十七八岁时，唯一能自由阅读的非领袖著作全集就是《鲁迅全集》，此后反复读鲁迅，把书脊都摩挲得裂了口。他写这部传时已经停止把鲁迅当作需要仰视的偶像，他说自己不再像先前那样崇拜鲁迅，但自觉在心理和情感上离他更近。他的目的是写下他理解的鲁迅的一生，以及这理解中包含的共鸣。写这本书之前，中国已经有不少鲁迅传记，多数把焦点放在鲁迅作为革命家、战士、青年导师的一面；王晓明有意写精神痛苦与思想悲剧这一面，用来抵消一味把鲁迅往云端里抬的风气。
序言里的三次说明
1992年初版自序
初版自序解释了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凸现精神危机和内心痛苦"的传。王晓明说，自己1970年代中期在工厂做工，1980年代以后在大学任教，一再在生活中感受到鲁迅当年刻画过的"麻木的国人的魂灵"和"愚民的专制"。他引用鲁迅《论睁了眼看》的呼吁——"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随后提出这本书的判断：鲁迅自己也难以实践这个呼吁，面对走投无路的命运，他多次发生过错觉。一个人要直面人生，须那人生可以直面；鲁迅遇上的偏偏是难以直面的人生。能懂得这难以直面，也就能懂得鲁迅。
2001年修订版自序
修订版自序针对读者的反应。作者说，一些年轻读者来信表示欣赏这本书"剥掉"了鲁迅身上的"神"的外衣，看见"人"的软弱、渺小甚至卑劣。这让作者不安，他担心自己的激愤会误导年轻一代，造成另一种片面。他借鲁迅"醉虾"的比喻（鲁迅曾自责是制造"醉虾"的帮手）来反省，自己的书可能让没有读过多少鲁迅文字的后来者形成另一种理解。他提醒，不要把那油彩和鲁迅本人混淆，也不要以为"凡人"就等同于平庸和卑琐。
2020年三联版序
三联版序写于2020年3月，作者在这里展开对鲁迅思想的总体看法。他先说自己的认识有变化：早先惊叹鲁迅"横空出世"，读多了现代早期思想家的著作后明白，鲁迅的视角和论断多有师承，从龚自珍到章太炎一路的思想脉络都有印痕。他仍然确信鲁迅对现代中国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理由是鲁迅判断社会的第一指标始终是"人"和"人心"，他能掘进麻木底下的"怯懦"，看出装睡的人因为逃生无望而讨厌唤醒者。作者把鲁迅的"绝望的抗战"与上一辈人的革命共识联系起来，说严复、章太炎、梁启超、孙中山一代为现代中国勾勒了大同道路，鲁迅则为在这条路上受挫的跋涉者示范了化悲观为动力的可能。
全书的时间线索
童年与家变（第一至二章）
第一章写鲁迅的童年。1881年9月25日，鲁迅出生在绍兴东昌坊口新台门的周家。祖父周介孚是翰林，做过江西知县和北京的内阁中书；父亲周伯宜温和，母亲鲁瑞偏爱他。家里有四五十亩水田，两只大书箱装满经史子集和小说。六岁开蒙，先读《鉴略》《诗经》《西游记》，再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读书。王晓明强调这段经历埋下的底子：他从小读杂书、抄书、描绣像、与周作人编童话，性格活泼顽皮，心地温良。
第二章写十三岁后的骤变。祖父周介孚替亲友向浙江乡试主考官行贿，事败投案，被关进杭州监狱；次年父亲周伯宜吐血，病三年后去世。鲁迅随家人到皇甫庄避难，被大舅父家的人称作"乞食者"，同院的本家亲戚也纷纷变脸。他出入当铺和药房，饱受冷眼和讥笑。王晓明判断，这段经历在鲁迅心里种下偏重于感受人生阴暗面的习惯；也是在这时，他读到《蜀碧》和《立斋闲录》，对历史上大规模残杀和皇权的残暴产生强烈震惊。1926年，许广平向他抱怨亲戚纠缠，他回信说"尝尝也好"；第二年他在广州回答青年学生，说家庭变故后人们把他看得连叫花子都不如，他从此恨这个社会。
求学与信仰（第三至六章）
第三章写离乡。1898年5月，十八岁的鲁迅离开绍兴，进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他本来想去杭州求是书院，但那里每月32块大洋的学费家里付不起，只能读这所近乎免费的军校。他读了半年就退学回家，这年冬天参加会稽县试，五百多人中考第137名，却没有去参加绍兴府的复试；1899年春天转入南京的矿路学堂。1902年3月东渡日本，先入东京弘文学院，再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最后返回东京。在日本，他一边受日本人的歧视，一边厌恶那些不成器的清国留学生。王晓明从鲁迅当时的诗文读出，这个离乡者没有奔赴新世界的兴奋，只有失群的凄哀。
第四章写鲁迅在日本获得的信仰。他读严复翻译的《天演论》《法意》，读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读林纾译的西洋小说。进化论给了他一个和历史循环论相反的图景：历史不断进步，新物必将代替旧物。王晓明认为，进化论把鲁迅从传统历史悲观主义里拉了出来，赋予他对历史和个人价值的乐观认识。鲁迅剪掉辫子，和朋友讨论国民性，得出结论：民族最缺乏的是"诚和爱"，病根是"两次奴于异族"，救治的办法是革命。他写下"我以我血荐轩辕"的誓词，练柔道，读尼采和安特列耶夫。
第五章写信仰内部的矛盾。王晓明指出，鲁迅一面信奉历史进步，一面又认为中国历史在倒退；一面以启蒙者自居，一面又极度轻蔑大众；一面相信物质进步，一面又主张"掊物质而张灵明"。这些矛盾使他成了"犹豫不定的灵魂"。行为上的两个例子：他加入光复会，却推辞了回国刺杀清廷大员的任务，理由是母亲无人赡养；他接受母亲包办的与朱安的婚姻，婚后第三天就搬到母亲房里睡，第四天离家回日本。在东京办《新生》杂志流产，《域外小说集》两册卖出不到一百本。
第六章写回国后的低谷。1909年8月，鲁迅为养家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和绍兴府中学堂任教。辛亥革命后他当上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校长，一度意气风发，很快又看清新政权换汤不换药。1912年经许寿裳推荐进入临时政府教育部，随后随部北迁，在北京教育部当了十三年佥事，住在绍兴会馆。这期间他每天抄碑、读佛经，刻石章"竢堂"，取号"俟堂"，意思都是"待死堂"。王晓明说，到这一步，鲁迅对自己命运的理解第一次与命运本身吻合了。
呐喊与面具（第七至八章）
第七章写《新青年》和"铁屋子"。陈独秀1915年创办《新青年》，新文化运动兴起。鲁迅最初不重视，1918年接受钱玄同和陈独秀的怂恿开始投稿。王晓明用《〈呐喊〉自序》里"铁屋子"的比喻说明他的处境：他确信铁屋子"万难破毁"，又承认"希望在于将来"不能抹杀，于是把悲观留在心里，对外戴上启蒙者的面具。鲁迅自己在1925年对许广平承认，他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他写随感录高呼"救救孩子"，私下通信却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胡涂而已"。他的小说《狂人日记》《孔乙己》《药》《阿Q正传》在呐喊之外不断漏出阴郁的底色。
第八章写名声与失败并至。鲁迅成名很快：《狂人日记》被选进小学国文课本，从1920年起北京大学等六七所学校相继聘他任教，《阿Q正传》引来广泛关注。敌意也同时到来。1925年女师大风潮中，他公开支持学生，被教育总长章士钊免职，打官司胜诉；"3·18"惨案后他称那天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一度被列入通缉名单而避难。王晓明特别分析了两件让他痛苦的事：一是做官的处境——鲁迅为生计必须留在教育部，被陈西滢讥为从民国元年便做教育部的官；二是他发现自己对黑暗无能为力，写下的文字只是"空话"。1923年，他与周作人因羽太信子冲突而兄弟绝交，大家庭破裂，随后大病一场。作者认为，这十年苦斗的结局比"待死堂"更糟。
虚无与自剖（第九至十一章）
第九章写虚无感的形成。身体变坏、肺病征兆出现的同时，鲁迅开始亲近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那个要救群众反被群众所害、最终对谁都开枪的绥惠略夫。他提出"散胙"论：牺牲者沥血之后，留给大众的只有"散胙"。他宣称自己"渐渐倾向个人主义"，1924年11月的"杨树达事件"显示他的多疑接近病态。王晓明在这里区分三个概念：悲观，相信黑暗难除但人仍可能行动；虚无，怀疑黑暗之外的一切价值，包括自己的价值；绥惠略夫式绝望，对社会绝望但仍确信自己。他判断鲁迅最终落入的是中国式的虚无主义——用悟性把对局部的悲观放大成对整体的否定，借此挣脱悲观的煎熬。
第十章写鲁迅驱赶"鬼气"。鲁迅1924年在致李秉中信里说："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极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他修订了三方面的认识：对将来，1927年冬天提出"大时代"的说法——中国正"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此"大"可以得生也可以得死；对自己，1920年代中期提出"中间物"概念——"在进化的链子上，一切都是中间物"，他把自己定位为"肩住黑暗的闸门"的牺牲者和"破落户"；对知识分子和文学，他承认"文学是最不中用的"。王晓明说，这些修订都在借用"必然性"：先证明牺牲是必然的，再接受这个牺牲，心理上才能站稳。
第十一章转向文学。王晓明认为，1920年代中期鲁迅驱赶"鬼气"的主要战场在小说和散文里。他翻译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认同"生命力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他最喜欢自己的《孔乙己》。《祝福》起，自我分析正式登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的魏连殳、《伤逝》的涓生都带着作者自己的影子，魏连殳几乎按鲁迅的肖像和经历来写。王晓明说，从《祝福》到《伤逝》，作者设置的"我"这个审问者气势越来越弱，魏连殳这类"犯人"的辩声越来越高。写完《离婚》，鲁迅停止了小说创作。同一时期他写下《野草》——最深入的自剖配上最小心的掩饰；1926年又写《朝花夕拾》，王晓明把它读作"无话可说"的证明。
爱情与南下（第十二至十三章）
第十二章写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1925年夏天，鲁迅与女师大学生许广平相爱。许广平比鲁迅年轻近二十岁，是社会运动的热情参与者。鲁迅一面接受爱情，一面被虚无感、对旧伦理的顾忌和对流言的恐惧缠住，起初约定先分开两年。1926年8月，他应林语堂之邀赴厦门大学任教，与许广平同车离京。厦门处处不如意，他写信向许广平列出三条路，请她给"一条光"；许广平回信激励他打破"农奴生活"。1927年1月，鲁迅到广州任中山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务长，许广平陪伴在旁；10月到上海景云里，两人公开同居。王晓明既把这看作鲁迅一生中少有的主动争取幸福的举动，又指出他始终紧张——杭州度蜜月时，他硬让许钦文睡在两人中间。
第十三章写"华盖运"。广州的激进青年批评他"落伍"；傅斯年请来顾颉刚，鲁迅以"他来，我就走"辞职抗议；"4·15"清党大搜捕使他震惊——"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9月27日他离穗赴沪，途经香港遭海关刁难。到上海后应酬不断，创造社先联合后围攻（郭沫若化名杜荃骂他是"封建余孽"），北新书局拖欠近万元版税要打官司，邻居、廖立峨、女佣丈夫的纠纷接踵而来。到上海半年他大病一场，回北京省母时觉得北京更好。他把自己1925年的杂文集取名《华盖集》，自比被华盖罩住、只好碰钉子的俗人。
上海的旋涡（第十四至十五章）
第十四章写局外人的沮丧。"4·15"事变后，鲁迅自居局外人，却用"恐怖"形容自己的反应。王晓明说，这恐怖的对象是从内心涌上来的"鬼气"。1927年7月《答有恒先生》里，鲁迅自称是"做醉虾的帮手"，说自己的呐喊"如一箭之入大海"。王晓明指出，发现自己被挤到社会边缘，比发现社会黑暗更让鲁迅沮丧，他把自己的信心系在"社会还需要我"上。这时期他讲《关于知识阶级》《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论证知识分子必然碰壁、必然做戏给人看，同时开始过"刹那主义"的日子：劝人"积下几个钱"，照领国民党大学院每月300元的"特约撰述员"薪水。他越来越不信任人，与林语堂、钱玄同等老朋友先后翻脸。
第十五章写鲁迅"一脚踩进了旋涡"。鲁迅1925年在致许广平的信里说，走人生长途会遇到"歧路"和"穷途"，他学墨翟、阮籍的样，哭也不哭，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再"姑且走走"。他回答"有恒"的信里，把自救的办法概括为"麻痹"和"忘却"。到上海后，他大量演讲，复刊《语丝》，办《奔流》，组织朝花社，又参加中国革命互济会、自由运动大同盟，参与组织左翼作家联盟。为回击创造社的年轻人，他认真读日文版马克思主义书籍，1928年读了十多本，还翻译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后果随即到来：1930年3月，国民党浙江省党部呈请通缉"反动文人鲁迅"，中央取缔包括"左联"在内的八个团体。此后他过上半秘密的生活，多次避难，杨杏佛被刺后坚持去送殓。
左翼与"横站"（第十六至十八章）
第十六章写鲁迅摆出的"新姿态"。为了支撑与官方的对抗，他需要一个理想。他把苏俄描述成理想的标本，断言"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把工农看作中国将来的主人，1932年还会见红军将领陈赓，打听苏区农民的生活。他同时修改自己的思想：替革命的血污辩护（称"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替大众辩护（说老百姓"像沙"是统治者治出来的），把知识分子一分为二，认定与群众结合的新知识者才有将来，又主张废除汉字、推崇"无产阶级文学"。他与共产党人公开结盟，为瞿秋白提供避难所，充当联络人，联名祝贺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去世前同意发表冯雪峰代拟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王晓明称这是鲁迅逃离"待死堂"的第三次努力。
第十七章写鲁迅的本相。王晓明认为，鲁迅骨子里仍是"五四"式知识分子，写《习惯与改革》这样的文章，用的是"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作封面，内页还是《新青年》"。他对民众的看法三十年没有大变：1934年说中国"彻底的未曾有过王道"，老百姓的"忍从"底下"恐怕也还是虚伪"；他还说"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1930年代他重读宋明野史，反复以古例今，陷入循环论的思路。1930年秋天五十寿辰会上，他致辞说自己"要是真装作一个无产阶级作家，那就幼稚可笑"。1935年他对萧军说："使我自己说，大概也还是一个破落户，不过思想较新"。
第十八章写"横站"。1930年5月，李立三约见鲁迅，要他用真名写文章骂蒋介石，说写完后可以跳上黄浦江里的苏联船去苏联，鲁迅一口拒绝。他对冯雪峰开玩笑说："你们来了，还不是先杀掉我？"他在"左联"内部的处境日益尴尬：郁达夫被开除，他批评《文学月报》上的一首诗而得罪周扬，周扬们革去与他亲近的胡风的职务，又化名攻击他的短文是"花边文学"；1936年"左联"被解散，周扬们提出"国防文学"，鲁迅公开竖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旗帜，在《答徐懋庸》里斥责周扬们"借革命以营私"。他对朋友说："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晚年他几乎不出上海，除内山书店外很少出门，越来越孤独，一再想"歇歇"，想退回小说和研究的书房。王晓明说，那被他赶开的"鬼气"又坐回了他的心中。
晚年与收束（第十九至二十章）
第十九章写鲁迅最后的岁月。1928年5月大病后，肺结核和肋膜炎一直缠着他。1936年春天他的体重降到38公斤，史沫特莱请来的美国医生说，倘是欧洲人，五年前就死了。他越来越依赖身边的照料，拦住许广平说"广平你不要出去"，又抱怨亲族负担没有止期。他越来越多地鼓吹"憎"："能杀才能生，能憎才能爱，能生与爱，才能文"。1936年9月，他在《死》里写道："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他写下《我的第一个师父》《"这也是生活"……》《死》《女吊》等回忆散文。《"这也是生活"……》里，他写病中夜里醒来要开灯看房间，"熟识的墙壁，壁端的棱线，熟识的书堆"，又写"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存在着，我在生活"。王晓明说，这是鲁迅第一次从"自己"的角度打量生活，可惜领悟得太迟。1936年10月18日凌晨气喘病发作，第二天清晨逝世。
第二十章收束全书。鲁迅没有留下正式遗嘱，只在《死》里写了七条。王晓明特别看重"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和"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这两条，认为它们显示了对社会与团体的不信任、对被利用的警觉。作者把鲁迅的一生概括为三次逃离绝望的冲刺——1918年从"待死堂"逃向启蒙呐喊，1926年离开北京南下，1930年转向与共产党人结盟——并承认这些逃离都以失败告终。1992年初版时，王晓明为鲁迅没能"将悲观主义信仰到底"而遗憾，认为他骨子里是"孔墨和老庄"的文人传统的后代；2019年修订时他改了这个看法，说鲁迅更该被视为"龚魏和严章"——龚自珍、魏源、严复、章太炎那一路现代革命传统的弟子，他那些总要逃离绝望的执拗，正来自革命者的"不甘心"。他把"绝望的抗战"称为今天的中国人特别缺乏、格外值得珍重的精神品质，同时说明这种期待带有后代人的自私，因为他无从体验一个把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的煎熬。
反复出现的几个说法
书里反复使用的几个说法，各自有出处和所指：
- "待死堂"：鲁迅刻石章"竢堂"，取号"俟堂"，意思是"待死堂"，形容他1910年代在北京绍兴会馆抄碑时的心态——承认自己被赶进深坑，只能坐在里面等待。
- "铁屋子"：出自《〈呐喊〉自序》的比喻。鲁迅确信铁屋子"万难破毁"，又承认"希望在于将来"不能抹杀，于是心里保留确信，手上做文章。
- "中间物"：1920年代中期出现于他笔下的概念。万物在进化链上都是中间物，他用它论证充当牺牲的必然性，把自己定位成踏脚石和"破落户"。
- "鬼气"：鲁迅书信里的自称，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极憎恶而除不去。王晓明用它统称鲁迅反复驱赶又反复回归的虚无与阴郁情绪。
- "绝望的抗战"：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信的原话："我常觉得惟黑暗与虚无乃是实有，却偏要向这些作绝望的抗战。"王晓明把它当作理解鲁迅一生的钥匙。
- "横站"：1934年12月致杨霁云信里"为了防后方，我就得横站，不能正对敌人，而且瞻前顾后，格外费力"，形容在敌人与"战友"夹攻下的姿态。
- "醉虾"：1927年《答有恒先生》里的自况。鲁迅说自己是"做这醉虾的帮手"，弄清了老实而不幸的青年的脑子和弄敏了他的感觉，使他们遭灾时尝到加倍的苦痛。
- "华盖运"：1925年《华盖集》题记。鲁迅自比被华盖罩住、只好碰钉子的俗人。
- "散胙"：1922年《即小见大》里的说法，牺牲者沥血之后，留给大众的只有"散胙"。
- "大时代"：1927年冬天提出的判断——中国正"进向大时代的时代"，此"大"可以得生也可以得死。
方法与证据
王晓明把鲁迅的书信、日记、公开发表的文章、小说和散文都当作材料，常用对照来读。他反复指出私人通信与公开文字之间的差异：1920年鲁迅给东京朋友的信里断定中国的转变"但有一塌胡涂而已"，同时期《随感录》里却大呼"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他把《野草》《孤独者》《伤逝》《在酒楼上》当作鲁迅自剖的文本，读法依赖作品里"我"与主人公的对峙结构，例如《孤独者》中"我"对魏连殳的责难，与魏连殳"那丝是怎么来的？"的反问。
书中引文都标注了版本和页码。注释主要出自《鲁迅全集》各卷、鲁迅书信集、《两地书》及其研究、薛绥之主编的《鲁迅生平史料汇编》，以及当时的回忆录。作者会交代证据的性质：写兄弟失和，他说明当事人和知情者都回避谈论，周作人只留下绝交信，鲁迅日记只写一句"此可记也"，他据此判断这场冲突极大地伤害了周作人的感情；写鲁迅拒绝当刺客，他明说自己不相信鲁迅当时就想到了那些理由，那些多半是事后持续思考的结果；写禁欲生活的心理代价，他引用郁达夫转述的学生的话（鲁迅冬天不穿棉裤是"压抑性欲的意思"），随即补一句"我不想说事实就一定如此"。
作者大量使用"我猜想""我愿相信""我甚至觉得"这类句子，把推断与史料分开。例如广州"清党"后鲁迅滞留不走的顾虑，他连续用提问口气推想；判断鲁迅中断仙台学业的潜意识动机，他说"我不禁要猜想"。
作者标注的限制与自我修正
王晓明多次承认自己论述的主观性。初版自序说这本书"写下我所理解的他的一生"；三联版序说这是一本思想传记，别人眼里有趣的事他略而不提，别的角度看来可写可不写的事他盯住不放。
2001年修订版自序正面回应了读者反应造成的顾虑。有年轻读者从书中读出鲁迅的"软弱""渺小"甚至"卑劣"，作者担心这本书会让后来者形成另一种片面，于是特别提醒：不要以为鲁迅就只有一副痛苦的表情、思路永远阴暗，他的幽默感、智力上的优越感、强自乐观的战斗意识同样在鲁迅的精神世界里占着位置。
作者自己也修正过结论。1992年他判定鲁迅因传统文人的血液，没能把悲观主义信仰到底，为此深深遗憾；2019年修订第二十章时，他把重点移到"绝望的抗战"的积极价值上，说鲁迅还要被视为龚自珍、魏源、严复、章太炎一路现代革命传统的弟子。附录里《双驾马车的倾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写于1989年，结论是鲁迅"是一个伟大的启蒙者，却还算不上一个伟大的小说家"，与正文侧重同情叙述的调子形成对照，作者把这篇文章收入附录，等于把另一面的判断也摆给读者。
关于材料的空白，作者也如实交代：鲁迅与羽太信子冲突的原因至今成谜；周作人绝交信所指的"过去的事"没有证据；鲁迅一生中有些行为（如拒绝当刺客、接受朱安）他只找到鲁迅自己的解释，这些解释本身可能经过事后修饰。
附录部分
附录一"鲁迅生平提要"是逐年记事，记录1881年至1936年的大事，逐条列出求学、任职、写作、家庭变故和重大事件。
附录二收五篇文章，各有侧重：
- 《鲁迅：现代中国最痛苦的灵魂》写于1980年代中期，从心理角度分析鲁迅。作者认为，少年家变给了鲁迅一副"以童年不幸为窗框"的看世眼光，那种"从阴暗面掌握世事"的习惯形成后又不断被黑暗现实强化；他一面从整体上肯定民众，一面又甩不掉"愚民的专制"的阴暗思路，于是转向"任个人"，推崇撒旦和摩罗诗人。文章结尾把"绝望的抗战"解释成一种由对黑暗的憎恨凝聚而成的意志。
- 《双驾马车的倾覆——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写于1989年，回答两个问题：鲁迅为什么写小说，又为什么停笔。作者认为他的小说创作由"排遣苦闷"和"社会启蒙"两匹辕马牵拉，启蒙意识长期占上风，带来杂文笔法、戏谑、情节突出、象征和人物象征化等理智化手法；另一种散文化的抒情方式则让《孔乙己》《祝福》《伤逝》等作品保有情感容量。他格外看重《孤独者》，理由是这篇小说表达的是鲁迅独有的自我怀疑和绝望体验，比表达普遍启蒙意识的《阿Q正传》更独特。至于停笔，他归结为维持精神平衡、压制可能破坏平衡的内心冲动。
- 《〈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韩文版自序》写于1997年东京，说明写作心情，并提到鲁迅的幽默感这份未被继承的精神遗产。
- 《〈鲁迅：自剖小说〉导言》写于2000年上海，为中学生选本而作。作者解释1990年代年轻人重新关注鲁迅的原因，重点落在鲁迅对"现代化"叙事的独特洞察上：他能从表面的繁荣底下看出荒芜，从"现代"里发现宋明时代的幽灵。他建议读者先读《〈呐喊〉自序》，并拂去教科书里的定义。
- 《就鲁迅答〈南方都市报〉问》是2006年的访谈答问。王晓明用一句话概括鲁迅：一个竭力"睁了眼看"的人，一个看得很深、一定要清楚说出所见的人，一个虽然痛苦却能在大多数时候保持幽默感的人。他解释幽默感来自面对黑暗事物时的精神优越感。他还说明1980年代研究者转向鲁迅内心世界的社会背景，以及1990年代年轻人躲避鲁迅的原因——物质生存压力让人不愿正视严峻的一面。
可迁移的内容与边界
这本书提供了一套读鲁迅和读知识分子的方法。王晓明的做法是：把公开文章与私人通信对照，把论人的文章与写人的小说对照，把作者给自己看的文字与给别人看的文字分开，就能看见一个人如何同时维持两面。这套办法可以迁移到其他作家和公共人物的研究上，前提是材料足够。
王晓明在书中区分了悲观、虚无、绥惠略夫式的绝望三种精神状态，读者可以借用这套分辨方法：悲观者仍可能行动，虚无者取消一切价值，绥惠略夫式绝望者仍确信自己。他据此判断鲁迅走向了虚无，又靠"绝望的抗战"从中抽身。这套区分是作者的解读，适用对象是鲁迅这样的启蒙知识分子，搬到别人身上需要重新检验。
作者反复强调的"绝望的抗战"，描述了一种没有必胜信念也能坚持行动的立场：动力来自对黑暗的憎恶和不甘心，来自把悲观改造为奋斗的出发点。王晓明自己说明，这是他对鲁迅的概括，也是他这一代人对当下的期待；他同时承认，一个把悲观主义信仰到底的人要承受怎样的煎熬，他无从体验。
需要记住的边界：这本书的正文是传记叙述，结论大多带有作者的强烈解释。书中涉及的心理判断（禁欲的代价、多疑倾向、对朱安婚姻的痛苦）有明确的时代和个人处境背景，作者引用了鲁迅自己的文字作依据，也标注了回忆者。鲁迅研究在中国有不同学派，作者在2006年的访谈里也承认，除了一些贴标签的做法，他还没有看到对鲁迅思想的新解读能让他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