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

《我是寨子里长大的女孩》是扎十一惹的散文集，二〇二五年八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全书约十一万字。作者一九九〇年出生在云南一个偏远山区村寨，属花腰彝人。书以第一人称写了她从寨子里的童年、进汉族学校读书、到镇上读初中、在县城读高中、读大专、进电视台做记者、辞职回乡写作的完整经历，中间穿插阿妈、姐姐和多位女性乡邻的故事。

书名中的"寨子"是她生长的村庄：没有自来水，没有医生，没有公路，通电靠一条绕过树桩的花色电线，多数人家点煤油灯，住房是家家相连的土掌房。书的前半部分用大量篇幅写这种条件下的生活细节——打水、砍树打家具、插秧、种烟、捡菌子、采山茶、一年只洗两次澡。后半部分写她离开村庄以后在矿区小学、县城、省城和重庆的遭遇，以及她与原生家庭的和解过程。

这部书既是一份个人成长记录，也是一部云南山村女性命运的群像。作者在书末的写作自述里说，她写的是"我的生活，我的农村，我的眼睛看到的人们"，并反复强调"爱具体的人"。全书几乎每一章都由具体的事件、对话和场景构成，观察者的位置始终是"我"——一个从村里走出去、又不断回望故乡的女孩。

代序：内心的房间

代序提出了全书反复出现的"内心的房间"意象。作者和一位北京高校任教的朋友聊天时发现，对方好奇她这样"野生放养"的小孩的人生体验，而她同样好奇对方的精英生活。她由此意识到，自己精神世界里有一部分内容无法与他人共享，像一间"有门但推不开"的房间，只有她自己知道它的存在，并一直从里面汲取能量。

她追索这个房间的来源，找到两点：一是童年与大自然和动物的充分接触，二是父亲天生的浪漫体质。她自称"动物的孩子"——巨犬陪她长大直到十三岁去世，午睡时把她抱在胸前；马儿听她倾诉委屈；母牛在雷雨天让她钻进肚子下面躲雨；大公鸡任她抱着脖子。她三十多岁后仍然喜欢摸起来温度接近马儿的人和被揉弄脑袋的感觉，把这归因于动物留下的触感记忆。

这个房间是全书的结构性隐喻。序言里的房间明亮、温柔，收容她在疾病、洪水、金钱与权力的挤压中安睡；第五章"我内心的另一个房间"则写另一间堆满困惑的屋子，她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第一次推门进去收拾。

寨子里的童年

第一章用十二个小节写村庄生活。村子位于丛山围绕的云南偏远地带，通水电都晚，很多老人家里拉煤油灯；打雷下雨就停电，煮饭靠土灶和大铁锅。吃水去很远的水井排队，天干时只能用桶认领、靠驴驮水。房子叫土掌房，家家相连，可以从屋顶串门，楼板下有地道，小孩钻地道找伙伴玩，浑身污泥。

村庄里的权威是村公所之外一位类似酋长的老爷爷，婚丧嫁娶、盖房砍树、出村都要问过他。七岁半那年她身体变差，发烧、鼻血不止，半年后失明。外婆抱着她去找那位爷爷，他请来"贝玛"——人们信仰的跳大神者，用松枝点水洒在她身上，穿着牛皮和棕榈斗篷、戴面具跳起来。阿妈和外婆跑得鞋都没穿，阿爸连夜去远处请乡村医生。后来她才知道住进的是县城的医院，墙是白色和绿色的，她害怕，却不敢说想回家。她写道，好像就是从那年开始，我的童年消失了。

这一章大量出现阿妈的农事智慧。阿妈是村里数一数二的务农好手，能预判天气：黑色云朵在几个山头之外未必下雨，要看头顶天空是否亮堂；空气中有晴天的味道，雨前也有雨的味道。需要风的时候，阿妈扎紧头巾、双手叉腰站在田埂尽头吹一段有旋律的口哨，作者说那段旋律像魔法，很快就学会了。写到这里她查了资料，得知吹口哨只是通过声波扰动空气产生微风，她还是选择把它当作阿妈的超能力存进记忆。阿妈还模仿电视里的天气预报员逗姐妹俩开心："上寨地区，雷阵雨，一万毫米。"这段表演很短，却让全家都感受到明确的幸福。

劳作与天气

农活儿占据童年的大部分时间。家里最远的一块地在海拔两千两百米的半山腰，只有六十平方米，种玉米、葵花和南瓜。写"野猪"那一节，母女在玉米地里遇上两只小野猪撅烂南瓜，阿妈不赶走它们，先打开铝饭盒让女儿吃饭："大野猪要来了。"等大野猪把幼崽领走，她才把烂瓜割下来丢在埂子边，扶正玉米、培土，再继续检查田鼠洞。

阿爸原本是木工，手艺是早年在外村跟老人去个旧打工时学会的。有了孩子后他不再外出，家里的床、桌椅都是自制。砍树做家具讲究天气和工序：晴好天气出门，选中一棵合适的杉木，平锯、敲楔、斜锯，用削尖的木棒把树冠别向一侧，树就倒下来。砍一棵树种一棵树是约定俗成的规矩，作者负责挖坑浇水。她记下这些事时想起的是气味和声音：杉木叶子的涩味、铝饭盒里残留的酸菜味、锯开的木头甜甜的气息、棉线弹在木材表面的"嗡"声和推子的"唰唰"声。

稻田只有一块，比村里任何一家的都小。插秧时阿妈嫌请帮手要还人情，常常从清晨干到天黑；作者插不稳秧苗，姐姐一边骂她笨一边把秧苗一棵棵扶正。有一次两条水蛭吸在她小腿上，阿妈用烫木棍烤水蛭的头把它拔下来。后来一颗稻谷飞进她耳朵，滑进耳道发了芽，耳朵流出血水才被老师发现。医生取出发芽的谷子，说耳膜受损要带去玉溪补。从医院出来已经没有回乡的班车，阿爸牵着她沿公路走，抱她时眼泪掉在她姜黄色的裤子上。那之后她再也没去打过稻子。

冬天、洗澡与"不要紧"厨房

冬天的手和耳朵长满冻疮，没有冬鞋，布鞋湿了只能穿凉鞋加袜子。男生嚼田埂上的冰块，女生把冰块吹出小洞用野草穿起来提回教室，等它在课堂上慢慢融化。星期五下午两点半放学，要走两三个小时回家，路上采山茶（凤尾茶）带回去：外公煨煮喝掉、晾干后卖给收山茶的人（一捆卖一块钱），或被阿妈磨粉拌进饭里。她讨厌吃蔬菜，阿妈往饭里混烤干的四脚蛇、脆蛇和松鼠肉干，希望她长胖。

没有自来水的时候一年只洗两次澡，过年一次、火把节一次，用做饭的大铁锅烧水，在厨房的大铁盆里洗。阿妈搓泥垢下手不留情，作者形容自己的灵魂"从皮肤出逃"。

阿妈的"不要紧"厨房是全书最令人窒息的段落之一。她信奉两条守则：任何食物加热过就没问题；冰箱可以永恒保鲜。剩饭发酸、汤馊了、苍蝇产卵、肉被猫咬过，她都回锅加热说"不要紧的，真的可以吃"。有一次端上一盆真正的肉让女儿多吃，作者吃了几块就流鼻血，很久以后才知道那是胎盘。她当场吐了，接连吐了几天，但看阿妈惊恐的样子没有说破。小学食堂只有清水煮圆白菜和肥肉煮圆白菜两个菜，她仍觉得在食堂吃饭比在家安心，因为打饭师傅不会说"不要紧"。

食物中毒的戏剧性段落写马屁泡（马勃，野生菌）。姐妹俩采回一筐马屁泡，舅妈亲自掌勺做了一顿饱饭，半夜全家上吐下泻，舅妈家也被波及。阿妈苦笑着拍腿："我就说捡菌子的人一轮接一轮，怎么偏偏让你们捡了便宜，原来是从放牛田拿回来的！"那一天她才知道桉树下的菌子吃不得，祖辈的说法是"桉树下的菌子毒死牛"。此前学校在"非典"期间熬桉树叶大锅药，师生轮流喝，她也喝到尿都是死老鼠的味道。

"良医"与民间自救

章节最后一节写乡村没有医生时的自救办法。野生菌中毒先催吐，抠喉咙不管用就"以毒攻毒"生嚼蛇的苦胆；再不行就喝兑水的家禽牲畜粪便，很多人一想到要吃屎就自己吐了。她明确写道这些方法"并不总是见效，有些还笨拙、野蛮，令人啼笑皆非，甚至会夺走生命"，但穷人"至少可以拿出一个方案"。

她亲历过最惨烈的一次：一个长花癣的男人听偏方吃蛤蟆，没治好反而一病不起，老父亲去田间找到一条蛇，当着众人挤蛇胆给儿子灌下去。吃蛇肉的人没死，吃蛇胆的儿子死了。逝者年不满三十，不能办白事也不能立碑，被埋在玉米地旁边。"出生的时候没有庆祝，死去时也不会有太多悲伤。"她和姐姐都学会了田间急救：阿妈被柴刀砍到见骨，用藤叶盖伤口、搓藤条拴住止血；她自己割伤时用青蒿或解放草叶碾碎敷上，稍小的伤口用蜘蛛在屋里结的茧止血，那东西柔软防水，不耽误干活。

走向城市的求学路

第二章从"红果园和松子园"写起。小学在矿区宿舍一楼借地方上课，土木结构的三层楼，一楼昏暗潮湿发臭。矿上时常出事，断了手脚的工人被抬上二楼，几堂课上楼板缝隙会滴下红褐色的血，掉在同学的课本上。有一回蛆掉在她的课本上，她用铅笔挑开，后来说是外地的矿工死掉了。本地矿工出事的家属去闹，能赔几百元到一万元不等；外地矿工无人过问，大多埋在松子园。松子园种的是梨树，作者和姐姐常钻公共厕所后面的狗洞去梨树下看花。后来园里埋了一位在公厕被土炸弹炸死的警察老铁牛，全校学生叠小白花参加追悼会，她看着台上老铁牛哭泣的女儿，也跟着哭了起来。再后来，一个杀人犯在松子园被村民私刑，她和姐姐躲在树上不敢看，回家做了噩梦。阿爸嘱咐她们：看到一群汉族人在一起，不要去看热闹，那是大人的事。姐姐想了个办法，让她把记住的可怕传闻写在纸上，埋进松子园的围栏下，"你就忘记了"。

"童年的死亡"一节写她接触死亡的经历。爷爷奶奶去世得早，爷爷因为被打成"坏分子"跳过楼，腿脚伸不直，在她两岁时第二次跳楼结束一生。邻居老人常来蹭水烟、捉虱子、吃头痛粉，父亲劝过她"不要吃这个"，她死后在正厅放了半个月才下葬。外婆的死是她最深的阴影：寒假里她照顾外婆一个多月，外婆忽然要下床晒太阳，讲舅舅和表哥小时候的故事，然后反锁门午睡，说"我要解手，我害羞"。半小时后屋里没了动静，等大人回来，外婆已经走了。她问阿爸"外婆死掉是因为我吗"，阿爸被问住了。她后来当了记者，见过斧头砍死、烧死、砸死、车轧死、泥石流埋死、吸毒死、跳楼死、喝农药死的各种死亡，"死亡又一次变成了水流进水中"。

"奇怪的同桌"写了三个同桌。第一个是父亲被木头砸死的汉族男生，沉默地坐了一整年，临走送她一束父亲坟头开的小黄花，说"我不读了"，后来辍学去跑大车，几年后回乡开了小卖部。第二个是留级学汉话的彝族女孩，漂亮但话极少，来月经那天趴在桌上哭，被男老师打发回家，随即退学，婚讯由同村同学带到学校。第三个是算命先生的儿子，话多，在一堂自然课上表演汉族跳神被老师没收了道具，气得第二天把她的作业一页页撕下来吃掉了。作者写道，小学毕业继续读初中的同学只有一半左右。

"干不完的农活儿"细数烤烟、萝卜、圆白菜、豆类的完整工序。烤烟最苦：烟苗昂贵脆弱，栽烟季节天不亮下地、天黑了回家，夏末耳朵蜕皮，手指在干燥土壤里刨出茧子，指甲常年是黑的。给烟封顶时药水顺着手臂流进衣服，夜里腋下火辣辣地疼。因为手是黑的，她失去很多和汉族同学一起玩的机会，只能和高年级的"黑手指"们一起排队，自觉站在白手指后面。她写道："书本上歌颂农民是伟大的，伟大在哪里呢？伟大不是一个好词吗？为什么伟大的人要生活得如此辛苦？"萝卜和圆白菜的价格都在赌，早晨十元一公斤的萝卜中午可能变七元；荷兰豆、四季豆要靠缘分，运气不好就烂在地里。让她坚持读书的念头是：好好读书，才有可能摆脱一辈子干农活儿的命运。

初中、县城与省城

到镇上读初中，住校生四五十个女孩挤一间教室，起床、吃饭、熄灯都按学校规则集体行动。她形容自己像缠满蜘蛛丝，夜里听着近旁的呼吸声，"觉得自己还不如家里的猪——它拥有自己的猪圈，且可以独自进食"。汉族学生穿布鞋、校服齐整，女生有彩色发圈，讨论《还珠格格》《流星花园》；彝族学生朴素安静，很少聚在一起大声说话。成绩追不上，尤其是作文，有人直到小学毕业考试作文还交白卷。考试结束，很多同学把书撕掉烧掉。她考上初中，同村同龄孩子只有她上了。初中文化课差距成倍增加，英语连二十六个字母都没搞懂，班主任对城里学生和农村学生用两套评价标准。一位姓普的城里同学拉着同伴说"别碰她"，她听得很清楚，"那可真令我惊讶"。她意识到整个学校没有人和她讲同一种母语，第一次被扔进孤立无援的文化氛围。

学校里也有让她不安的事：宿舍窗外韭菜地边有个男人对着她自慰，她吓得拉上窗帘，恶心反胃好几天；后来三楼学姐们用拖鞋、纸团、水和带血的卫生巾砸他，他才逃窜。初三，月经在课上突然降临，她不知道怎么处理，坐在椅子上不敢起身，憋到膀胱要炸，学阿妈按压膀胱想止住尿意，反而尿了出来。她捂着脸穿过打饭回宿舍的学生狂奔去厕所，此后给自己心头上了一把锁，买卫生巾鬼鬼祟祟，扔的时候先卷起来再放进垃圾篓角落。

二〇〇五年她初三，姐姐考上省城的大学。姐姐的信里反复叮嘱她"一定要努力，拼命努力，坚持读书，考上高中"，放假前给了她一百块钱，让她到省城看一看。她一个人从村里步行转车到镇上、建水县，最后上省城大巴，晕车晕得掐青了虎口。到站走丢，在陌生的小卖部打电话，老板收了她十块钱电话费，她在店门口坐在地上等姐姐，越等越觉得自己土气："路上的女孩都那么好看……我就像人群中的一个村中老人，干瘪、灰暗，散发着泥巴味。"姐姐赶来，先带她吃了两荤两素八块钱的饭，又拉着她回小卖部质问老板，骂完就跑，跳上公交车大笑。那一天她去了家乐福、地下女人街、新华书店，吃了冰淇淋。姐姐说："只要不懒，就能挣到钱，在这里挣一个月的钱，够咱们在家种一年地的。"她睡在姐姐打工的集体宿舍里，记下城市的味道：烧蜂窝煤、泥土、铁栏杆和漂白剂。

高中与大专

初中毕业后她勉勉强强考上县一中。班主任问她家在哪，说只听说过他们乡上有黄牛干巴卖，"不过你能考上县一中也不错"。高中在县城，她第一次知道县城给花腰彝人起的代称"老花腰"，社会上干脏活儿累活儿的就叫"老花腰"，其次是从红河县来的哈尼族"老红河"。她小心藏起自己的身份，模仿县城学生的口音和走路节奏，因为"真的很害怕，很害怕在某一刻，会突然有人用'老花腰'来指代我"。班里一个姓李的同学最先送她"无眉大侠"的外号，后来改叫"小美女"，她们都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她把自己憋屈的心事写成文章投给校刊，高一快结束时拿到十五元稿费，飞奔到食堂买了第一份炒面——又稀又软，没有肉味，还拉了肚子，去校医室挂水花了四十块。她从此记住"乐极生悲"。

二〇〇八年汶川地震，学校因为在地震带上，让学生在操场过夜。同学麦子的母亲把她接到家里住了一段时间，她第一次知道进门要换鞋、床单被罩可以成套、饭后要刷牙、睡前要洗澡。她不敢痛快洗澡，上完厕所要蹲下来检查马桶有没有留下痕迹，拼命干活儿"生怕自己成为一个白吃饭的人"。麦子带她去网吧通宵，她注册了QQ、设计好空间，十点就趴桌上睡着了，第一次喝到百事可乐。

高中舍友失踪一周后回来，被母亲当众拖出办公室，她才知道舍友怀了四十岁男人的孩子、去做了流产。体育考试她跑完八百米脸色煞白，夜里下身流血流湿了床单，拒绝去校医室，第二天就退了学。作者写道，这分明是那个男人的问题，"可人们都在议论她"。高考她考得很普通，没考上正经大学，也没被少数民族特招班录取。广东工厂到县城招工，包吃包住月薪四千五，高三暑假她在皮具店打工一个月才八百块，但她还是想读书——"不读书就会往下坠，必须读书"。在阿爸建议下，她报了师范类专科学校，读了毫不热门的文秘专业。

大专第一堂"生活与礼仪"课上，老师拿出红酒杯、香槟杯、丝巾领带展示十分钟就收了起来，然后教她们怎么洗澡：先在手心打出泡沫再洗头，要用指腹搓揉头皮，要洗耳朵后面，"刚开始搓不掉泥没关系，慢慢洗，总能洗干净的"。作者说，她小时候一年只洗一两次澡，和姐姐共用一盆水；初高中洗澡要交钱，穷，就节衣缩食少洗。那堂洗澡课她们听得非常认真，老师后来又分男女讲了避孕、清洗私处和用卫生棉。她感激那位很凶的老师。为了就业她做过家教，被踢出学生会，加入"礼仪队"打工，早八点站到晚八点，一天收入一百五十元，介绍活儿的老师抽走五至七成，还要忍受异性凝视和语言挑逗。她大二下学期听说系办公室和电视台有见习机会，抓住不放，见习没有酬劳，她跑腿、采带子、偷看记者的文档。副台长说回去找老师协调，至少拿毕业证才能签合同。系主任大笑："憨姑娘，能就业是大好事啊！怎么哭呢？"带着她办了提前就业。二〇一二年六月二十六日她拿到毕业证，工资加到一千四百元，单位给了一间十一平方米的宿舍，有洗手间，热水随便用还不要钱。那天她一边唱歌一边洗澡，"耳朵前面，耳朵背面，大腿内侧，膝盖窝窝……认认真真洗得干干净净"。

阿妈、姐姐与家庭关系

第三章转向家庭。阿妈生于一个四姐妹加一个幼弟的家庭，资源集中在舅舅身上，姐妹们被教育要燃烧自己托举弟弟，各自嫁人后就开始互相比较。阿妈不承认这种竞争，反问女儿"你和你姐姐长大后，难道就不会像我们一样吗"。她渐渐变成一个很爱面子的人：对谁都假笑，话术里不经意透露自己的博爱和大方，选果子要计算怎样既显大方又不真被吃掉太多；她常说的话是"做事就要争口气"。但她种地确实有一手，烟叶等级高、豆子丰产、南瓜也大，种地时"更细心和温柔"，作者察觉她其实有耐心，只是无法对人。她的双手因常年刨地变形，"看起来不似人的手，更像兽的爪"。为了在下雨前抢种，她能一个人打着火把在山间劳作到凌晨。姐妹俩心疼她，却发现即便干完自家农活儿，她也会打着手电去给舅舅家干活儿。

"和阿妈的一次争吵"是全书情绪最重的段落之一。阿妈从前常打她，只要哭鼻子就挨打；她记恨了十多年，住校不给阿妈打电话。二〇一五年她和初恋分手，深夜给阿爸发短信问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爱，阿爸开车几个小时赶来，两人做了晚饭，她哭，阿爸当晚赶回。阿妈打电话来却问她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事，不然人家为什么分手。二〇一七年她遇到很糟糕的事，地西泮用多了，应激障碍发作，晕倒住院，昏迷三天。出院第一晚在门口看见一只蛤蟆，吓得尖叫，阿妈说"来蛤蟆是好事，就当是爷爷奶奶来看你了"，她却在恐惧中爆发，全家在深夜放声痛哭。第二天阿妈端来红糖鸡蛋，说"妹妹，是阿妈对不住你"。作者写，那之后家里的氛围和谐多了，父母在笨拙地学习怎么爱人，"具体地去爱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以习得的能力"。

阿妈打工记与阿妈的渴望

阿妈六十岁以前最勇敢的事，是半个白面包子换阿爸的野菜粑粑，然后私奔。婚后第二天奶奶过世，没有棺材，父母变卖所有家当又借钱安葬。此后十年靠干农活儿求生计，直到阿爸考上民办教师、读函授大学，日子才慢慢好起来。女儿们工作后劝阿妈别再劳作，她抗拒："如果地没有人种，那就是忘本"。同村妇女流行相约打工，阿妈嗤之以鼻，又害怕走出村子——到过几次女儿生活的城市之后，呼啸的车流和普通话让她害怕。作者观察两年才逐渐明白阿妈的心思，但真正打开局面的是一次家庭聚餐：作者问一群婶婶"你们现在最想要什么"，没人回答，直到四婶开口"我就想要钱，想多赚点儿钱，想去北京玩"。当晚作者和阿爸、姐姐决定再鼓励阿妈。三月，阿爸带阿妈在四婶工作的水果销售公司找了采摘装盒的工作。一开始阿妈恋家，打电话说睡不好、吃不惯；过了一阵子语气轻快起来，第一次独立寄快递、第一次请姐妹唱K、第一次完成银行转账、第一次凌晨三点去烧烤摊喝酒。作者问她打工好玩吗，她说好玩，"等蓝莓过季了，我就回家栽万寿菊……万寿菊栽好就交给你爸看管，我们姐妹就要一起去别的公司了"。阿妈的第二次打工是自己找的：去一百公里外的大寨子应聘烤烟分拣员，她年纪最大，但拣烟经验丰富，日薪比其他工序高二十元，结算时领了六千多块。作者说打工带给阿妈的是"参与感"——她明白了货物经怎样的环节到达消费者手中，体验了朝九晚六吃食堂的生活，"皮都展开了"。

"阿妈的渴望"一节作者试图和阿妈对谈，问她如果不嫁阿爸、去外面打工，人生会不会少吃些苦，阿妈认为这是大逆不道，在否定她的人生。作者改用女人的身份追问，阿妈只说"没什么好感受的，这都几十年了"。作者改而观察，得出结论：阿妈渴望大家庭生活，希望兄弟姐妹亲密无间、每天打电话；渴望两个杰出的孩子，希望她们既婚姻美满三年抱俩、门前停满车，又飞黄腾达周游世界——这两种场景很难同时出现；她还渴望与别人建立真诚的联系，但"真诚是很难寻找的，不管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一样"。作者写道，阿妈的人生没有坐标，"也许在她的少女时代，没有一个同性别的先例可以作为参照和榜样，以至于她的未来是如此地面目模糊"。

姐姐

姐姐出生于一九八七年十月，大作者三岁多。作者说姐姐不喜欢她，因为大人们总说"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妹妹"；姐姐讨厌跟着她的小伙伴，两人文斗升级武斗，总是以作者先哭收场。姐姐读了初一学英文后，用"Sorry"当武器讥讽她。转折点是姐姐莫名害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这首歌，作者发现后学会用这首歌反向压制姐姐，从此从武斗学会了智斗。作者至今不知道姐姐为什么怕那首歌。香蕉是赶集才能买到的贵重水果，姐妹各存一根；姐姐用"我演妈妈你演女儿"的激将法骗走了她宝贵的半根香蕉。姐姐也是家中老二——作者出生后，姐姐从全家最小变成老二，"老二总是尴尬的"。姐姐考上大学，是村子里第一个女大学生，却因为"不是什么好学校"不高兴。上大学后姐姐很少回家，过年也大年初一才回、初三就走，说春节假打工工资多。大学毕业后她做导游，不谈恋爱、不存钱、不买房买车，收入大多花在吃饭上。作者说，天天打架的时候她们反而是近的，长大以后就远了。二〇二三年姐姐突然通知要结婚，嫁给一个小她十一岁的男孩，婚礼办得像集体活动，父母塞给她钱她又塞回去。作者常想起小学二年级的暴雨天，姐姐撑着巨大的黑布伞从雨幕里走来背她回家，雨水浸到姐姐腰部，姐姐始终没有把她放下来。

女性乡邻的故事

第四章是全书最接近"群像"的部分。开篇"黑甘蔗"写肤色：云南少数民族少有白的，黑让她们窘迫自卑，急于捂白。阿爸的远房堂妹靠绣花手艺把摊子做成铺子、又做成合作社，早些年辍学的姐姐们在合作社挣到了钱，可她们见面仍会说"你们读了书真好，真清秀……和你们一比，我们好像憨包唷"。作者写道，她们羡慕的不是她这个人，"她们羡慕的是当年自己丢失的那个可能性"。她听得进播客里关于女权主义流派的讨论，却被一条"研究生毕业的农村女孩选择回村嫁人生子"的推送拉回现实：高寒山区少数民族的女性读点儿书太不容易了，"我们的集体烦恼还停留在'能不能读完高中'这一层"。

女人的歌：春里姐姐的婚礼

"女人的歌"写春里姐姐。马缨花开的时候村里出嫁、入嫁的女孩最多。春里姐姐十八岁出嫁，接亲队伍挑着粮食、碗筷、香火、新被子、酒水甜点，用红木棍挑着系红布带的猪，新郎被红布裹成只露一颗头。接亲的人和新娘的寨子隔山对山歌，小姑娘小伙子从早上对到下午两点。作者躲在门背后，听见春里姐姐在哭，她的姨妈说"嫁过去就会好了，谁不是这样过日子呢"，阿妈说"归家了就好了，阿妈在家里等你的"。送嫁队伍走到半途就停，双方一起摔碗、抛撒饼干、把酒洒向天地，寓意拜会天地众神、彼此作别，"春里姐姐不能再吃娘家一口饭"。她哭得嫁衣上的银饰哗啦响，"没有人安慰她，大家都很快乐，歌声像一层保鲜膜一样把春里姐姐包裹起来"。作者说，她长大后才知道这个热闹的仪式对春里姐姐多么残忍。同族女孩里，作者自由恋爱、自由走四方、自由写东西，只因为隔了二十几年，"春里姐姐和我，已经是两个世界了"。二〇一二年她听阿妈说春里姐姐的丈夫肺癌死了，之后再无消息。她希望春里姐姐幸福，希望她也开了一个电器铺子，吹着风扇，自由地唱女人的歌。

堂妹的抑郁症、小姨的孩子与金妹

"妹妹得了抑郁症"写堂叔的女儿。高考前两个多月查出抑郁症，上课听不进去，一星期给家里打十几次电话说不想读书要去打工。她直接从学校跑了，在蒙自的米线店做小工，被找回来只读一周又跑。堂叔带她找了"师父"，师父说孩子"是被活人吓着了"。堂叔不肯带她去医院，"这么年轻就得了精神病，以后怎么做人。我觉得这病就是看了就有，不看就没有"。阿爸劝他听医生的话，他说"我做不到"——"难道和人家说，我生了一个精神病出来吗？"妹妹趁大人下地时翻墙跑走，堂叔在县城找到她，她一看到父母又跑了。从此堂叔失去了她的消息，对外说孩子考完试留在县城打工，村里人都以为她没考上大学。只有作者两家知道真相。作者说，堂叔需要说服自己"妹妹确实是没考上，所以才去打工"，才能接受孩子放弃了父母的事实。后来阿爸去看过她一次，她在蒙自安了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依旧不回家，话少，但看起来比被关在家里时健康。

"小姨的孩子"写小姨：十八岁出嫁，作者只在她生宝宝时去过一次。大人们围在小姨卧房里，小姨抱着粉色的小婴儿伏在大姨妈肩头哭。姐姐翻译说"小姨以前有个小孩死掉了"，那个女婴被埋在了红果园。作者读五年级再去，小姨这回生了儿子，公婆满意了，日子好过许多。三年多前，小姨要去参加女儿的婚礼，姨夫不同意，求作者的阿爸开车送。阿妈这才说出实情：小姨一共生了四个孩子，第一个刚生下来就没了，第三个刚剪脐带就被公婆抱去送人，前不久才找到。婚礼当天小姨全程看了仪式，养父母带女儿来见她，女儿不愿意，直到天黑也没见上一面。阿爸说"你也没办法怪你小姨，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她只是想当面看看孩子"。小姨再没提过那个女儿，此后几次见面都笑眯眯的。作者说，所有知晓此事的亲人都选择逃避，默契地不提这件事，"但是我想，不管我们再如何假装此事不存在，小姨心里的窟窿是永远填不上的吧"。

"骑三轮摩托的女人"写金妹。她十五六岁嫁到村子，第一个孩子在田间干活儿时生下来，接生老太太把脐带看成了男娃的生殖器，跑回婆家说生了个男娃，丈夫把她接回去才发现是女娃，村里人从此说她脑子不聪明。她的女儿跌一跤后走路摇摇晃晃，被取外号"摇尾巴妹妹"，连金妹自家人也这么叫。第二个孩子是男孩，出生不久丈夫就病了，后来公婆先后去世，金妹一个人带孩子、干农活儿、照顾丈夫，还照常去村里的席面洗碗。丈夫查出肺癌去世后，儿子从二〇一五年到二〇一九年先后带回来几个怀孕的女孩，生下的孩子都丢给金妹照顾，儿子又夜里跑掉。金妹两头为难，决定改嫁——挑了邻村一个做收废品的汉族老头。一开始大家不明白她何苦找个老头，直到看见她一个人骑着三轮摩托拿小喇叭挨家挨户收废品。那天周边几个村子都知道金妹会骑三轮摩托、做起生意了。人们说她自私、傻、耐不住寂寞，却有不少女人偷偷去找金妹学骑车，半年左右，村里会骑三轮摩托的女人突然多了起来，几乎家家都买了三轮摩托，步行去赶集的人少了，肩挑手提的体力劳动也减少许多。作者问阿妈为什么男人不教自己的老婆骑，阿妈烦躁地回答"各家有各家的理由"。金妹现在过得怎么样？阿妈说："不怎么样，她学会了做生意之后，她那个汉族老公就什么也不做了。"

刘姨的生育证

"找不回来的生育证"是阿妈转述的一个朋友刘姨的事。刘姨是外地人，丈夫意外身亡，女儿读初中时也意外去世。她再婚后因为生不了孩子，与男方好聚好散。前几年民族文化的商品化让她靠绣花手艺挣过钱，后来机械化刺绣冲击手工，她老了、眼花、收入一天比一天少。今年刘姨六十岁，想申请每月四百元的孤老补贴，需要提供已故女儿的生育证，而她已经把女儿的东西烧了只留一张照片。基层工作人员打了证明让她去镇上补办，镇上的计生办主任不认，说没有原始生育证无法证明女儿是她唯一的子女；派出所打了身故证明，办补助的单位又说必须要有生育证；能批补办的人坚持要有原始生育证。作者问阿妈最后怎么解决的，阿妈说："派出所的高所长骑着摩托去把计生办的高主任骂了一顿。他很快给她补办了生育证。"刘姨的继女后来请了假回镇上配合办手续。这份四百元的补贴能不能领到，要看继女配合与否。作者没有把这件事写成圆满结局，只写了流程里的荒谬和偶然。

阿华与麦子

"我又老、又丑、又笨地在活着"写一位朋友阿华。三十六岁的阿华有一份工作、一衣柜穿不进去的裙子、两大包速溶咖啡和办公椅上的一盆仙人球。她偶尔会说"这样活着也不知道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死了算了"，也会问"是我失败了，还是我父母失败了"。三十七岁前她恋爱了，男人温柔、为她煲各种汤，说要趁早定下来、过完年去见她父母，还送她一条十克的金手链。后来男人以投资为借口带走了她所有积蓄，她一个人去派出所报案，年轻民警说"你一个年轻人，怎么还像老年人一样贪便宜呢"。男人一直没抓到。作者写她"尽量不去想被骗的事，只记着好的部分"——"他说他家院子里有一棵柚子树，会结很多很多柚子"。阿华不理财，觉得存钱是便宜别人。有一天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我又老、又丑、又笨地在活着。"然后很快删了。作者看到那条朋友圈，点开对话框想问问她，又觉得"会不会不问才是温柔"。

"三个桃子"写麦子。麦子是作者从高二起的朋友，两人在停电的晚自习上因为一句"我没有胸"成为好友，又在一个嗍冰棍的间隙完成了关于生死议题的讨论——她说"我有时候会很想死哎"，作者说"我有时候也会，不过还是活着更好"。麦子从小知道自己不喜欢男孩，母亲一直不愿相信。大专毕业后她在县城当售货员，八百元工资，两百给女孩买花、三百给女孩买衣服。作者劝她去大城市，她第二天辞职去了省城，工资变三千多，更受欢迎了。她遇到银行信贷部门的C，两年里被"煤气灯效应"式地拿捏，作者和她爆发激烈争吵，两人做了两年只发外卖红包、不聊天的"外卖红包好友"。二〇一八年她们又莫名其妙和好，麦子已经离开C，进入建筑行业一直做到今天。二〇一八年，麦子二十九岁，母亲终于明白她不喜欢男孩，把"你马上嫁人，不然我就上吊"这类话重复了一整年。二〇一九年三月麦子协议结婚，婚礼上她母亲非常快乐，"她母亲也知道是自己逼出来的表面的和平，但是她只要表面的和平"。二〇二〇年三月麦子告诉作者她离开了男方家，说自己"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生育能力"，让男方母亲放了心。她母亲终于在接受不了的现实里接受了。麦子从不抱怨世界、家人或自己，每天亲吻两只猫和一只狗，上班、吃好吃的、看书。作者写道，她不再评判麦子的人生对错，"管他妈的，随他去吧"。"那三个桃子"是麦子在冰箱里放了两个多月没吃的桃子，"它们迟迟不坏嘛，扔了有一种浪费好东西的负罪感"。文中注明发表已征得麦子本人同意，麦子还一再强调她长得很好看。

记者的八年与自我解放

第五章写作者自己的解放过程，是全书最有"方法"感的部分。她在电视台干了八年多，做过法制组三年、民生组五年、官网编辑一年。这份工作让她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接触社会：被威胁"给我当心点儿"、被骂"走狗"，镜头前多是红着脖子、唾沫横飞或声嘶力竭的人。她和搭档暗访，演过夫妻、兄妹、领导秘书、暴发户和小秘，卧底过黑中介、卖淫窝点、传销组织，开皮卡车到黑砖窑验货。毒贩扔出的手榴弹在几米外爆炸，被斧头砍碎的尸体躺在她脚下，她在垃圾焚烧厂翻过数十吨垃圾寻找婴儿尸体。她写道，做记者的第一段时期，工作带来的成就感和自尊让她"顺带着觉得自己也很重要"。

转折发生在一个凌晨。搭档从夜店打来电话，她赶到现场，看到搭档拽着一个七八岁的乞讨女孩。孩子拿了搭档给的两千多块钱不肯走，也说不清家在哪。警察和孩子周旋，孩子时不时看马路对面一个瘦小男人——那个男人看到警察就逃了，孩子大哭。最后孩子带他们去客运站背后一栋要拆迁的两层民房，隔间里至少有十个孩子，像刚出生的雏鸡惊恐地挤在一起。那个男人来自贵州一个贫困农村，每年寒暑假带孩子出来乞讨，开学再带回去，起初是自己的小孩，后来全村人都把孩子送来。他已经犯罪了，但警方无法抓捕——抓了他，孩子就没人管。最终的处理是给他警告、买票让他带孩子回去。作者问："要是他带着孩子中途下车，照样可以继续乞讨，孩子们还是不能回家啊。"警察带着复杂的表情笑了一下："你说的是这么个事实，但是我们只能做到这里。"她写道，由这件事为起点，她察觉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一切都是徒劳，我什么也改变不了。

"集体"一节解释她辞职的原因。二〇一九年六月她在医院做小手术，年假用完了还没达到出院条件，请假不顺利，于是以身体疾病为由辞职。分管领导刘副台长问她"你父母同意了吗"，时年二十九岁的她觉得困惑——"也许在他的认知里，一个农村女子辞掉体制内的工作是一件会影响整个家庭的大事"。她谈到自己对集体生活的恐惧，读加缪的《异乡人》更有体会；看《切尔诺贝利》让她能用语言表达那种反逻辑：每个工作岗位上的人向自己的上级负责，对工作本身可以判定风险和后果，却没有规避的权利，"如果遇到糟糕的上级，那真的比踏入不适合的行业还要糟糕"。最后一击来自一位同事的表彰会：他在工作中突发眼疾，硬撑着冒双目失明的风险完成了工作。她看着台上开合的嘴，想"究竟有什么新闻，能比一双眼睛重要"，明白"新闻可以没有我"，下定决心辞职。辞职信交出去那天，"累积了数年的不适感，终于从我身边远去了"。

结婚那一天

辞职后她回家休息，自称"退休生活"。结婚是退休后唯一刺激的事。二〇一九年七月四日是她出院的日子，丈夫说不如去登记，"今天应该人不多"。婚检时医生反复问她是否有婚前性行为、是否被强迫、是否自愿；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也问"是自愿和这个男人来登记的吗？家里人知道吗？"，迟迟不盖章，最后近乎焦急地问："你只是说话有点儿问题，智力什么的，其他方面，正常的对吗？"他们这才明白，因为她手术部位在咽喉，说话有障碍、音色古怪，听起来像有智力问题，加上她户口在偏远山区，工作人员怕她是被骗来或拐来登记的。解释清楚后，工作人员脸红了，笑着盖章祝他们幸福。两人在民政局门口拦了一辆蹦蹦，去附近吃了一碗米线，高高兴兴回家了。

内心的另一个房间

"我内心的另一个房间"是全书的自剖。除了序言里那个明亮的房间，她心里还有一间堆满杂物的屋子，从记事起积了三十多年，她一直本能地逃避，直到某天凌晨四点推开房门。对家庭的困惑：她早就知道父亲是胆怯的人，但年幼时需要刚强的榜样，于是在记忆里美化了他；父母过早向她和姐姐表达恐惧与伤痛，年幼的她们"本能地感受到这些痛苦"，背负起拯救父母和分担苦难的责任，却完不成，于是愧疚和不安久久停留。母亲童年被外公殴打，痛苦被她压抑、否认、隐藏，然后到女儿这里爆发。她承认自己更喜欢父亲多过母亲，承认父亲没有那么喜爱母亲——"他们之间与其说是爱，不如说是捆绑和契约"。对婚姻的困惑：结婚后她发现婚姻把女人绑在男人身上，丈夫的焦虑、苦恼和家庭都成为她的，"我连怎么和我的父母相处都没弄明白，又应该如何与一对陌生的老人相处呢"。丈夫的母亲失权又自虐地付出，在细枝末节处折磨所有和她相处过的人；就算不住在一起，亲缘关系的影响也无孔不入。对伤害的困惑：她从八岁起成为其他小孩眼中"不喜欢"的人，书包里被塞青蛙蛤蟆和蛇，头发被剪刀绞掉，厕所里被人用灰斗把蛆倒在她头上、用木棍把大便挑在她身上，老师只说"快帮她洗干净"，她穿着湿衣服走两小时山路回家。初中换了个地方，霸凌换成更隐蔽的心理服从，因为她上下楼梯没让道触犯了大姐头的"威严"，每周五都会挨揍。中考前四周她被人推进莲花池，溺水漂起来被体育老师救起，"救活了，但不了了之"。高中课堂上读卡夫卡的《变形记》，她止不住放声大哭，语文老师把她带到办公室说："小孩子的时候确实会觉得很无力、很糟糕，但是变成大人会好很多的。要坚持长大。要坚持。"作者写道，大人的苦不一样，但变成大人确实好了很多，"知道了很多小孩时候觉得很绝望的事情的原委，知道了不是自己的错"。

惊恐障碍与自救

"我的解放日志"写了她的疾病史与自救过程。她直到二〇一三年秋天才鼓起勇气去医院咨询，被转去心理科，医生喜欢用反问句，她中途逃跑了。那段时间她救了一只被车轧断双腿的猫，伤口一直不好，某天下班回家看到伤口旁有细小的蛆在蠕动。黄昏她把猫埋掉，回家吃了两整盒不同的药，躺在床上等死。头很晕时她想到那只陪她长大的老狗，眼泪流进头发里，最后吐了出来，打了一辆车去医院把吃过的药告诉医生。她没有顺利死掉，开始找活下去的办法：保持运动、规律吃饭，吃不下就把食物煮软慢慢吃；学贴吧女生说的掐表哭五分钟，虽然没控制在五分钟内，但缺氧昏厥的次数少了。二〇二二年十二月，因为几年间反复发作的呼吸性碱中毒和肠易激综合征，她确诊了惊恐障碍。确诊前的最后一次发作是在第一次感染新冠时：丈夫的父亲凌晨去世，她高烧四十度独自在家，抢购不到食物，醒来后收到丈夫发来的骨灰照片，她回"老汉喜欢晴天，他好好地去了"，随即毫无预兆地流鼻血，止也止不住，紧接着呼吸急促、眼前发黑、手指抽搐，丈夫叫了急救，接线员反问"惊恐？什么惊恐？她在害怕什么？你叫她不要害怕嘛"，这加剧了她的症状，最严重的一次躯体反应让她大便失禁，彻底不省人事。此后恐慌从一年一两次变成每天数次。二〇二三年一月的一个晚上她说"我坚持不住了"，丈夫听懂后第二天清晨带她排队就医。她感激丈夫，"如果那一夜他没有醒来……也许我的人生就止步于当时了"。

这次她遇到一个好医生，引导她坚持用药。连续用药两个月左右，躯体症状渐渐消失；用药一年后减了药量。医生对她说："你是我最老实的一个病人，能坚持下来用药，现在预后这么好，是你自己的功劳。"药有副作用，让她的记忆从长片段变成短片段、再变成点，她买了很多小本子记事情；药还让她发胖二十几斤，"人生中第一次体会到圆乎乎的肚腩是什么触感"。她写道，这些和呼吸困难、四肢僵硬比起来都是可接受的，"我愿意接受这样的置换"。她体会到恐慌是一种极致的孤独，"即便所有爱护我的人都在咫尺处，孤独感还是会在瞬间把我的情绪拉进几千尺的海底"。她在枕边写下喜欢的词语来自救：小猫，小狗，牛肉面，薯条，阳光，柔软，小鸟，草地，马房，松树，米饭，牛奶……"重复几次以后才会慢慢平静下来"。

离婚与写作

身体好转后，她和丈夫进行了几次很长的对话，把各自的创伤、恐惧、阴暗和渴求交换了一遍。最后一次对话，他们决定分开。丈夫说"我不能用我自己糟糕的家庭来束缚你，你应该过无忧无虑的生活"，她说"你不必为我的人生负责了，我会自由的"，两人流着眼泪拥抱。离婚很顺利，提交申请、等冷静期、领证他们都是一起去的，因为牵着手，民政局的工作人员以为他们是去结婚的。排队时一位年长女性向她哭诉丈夫拿钱养小三、婚姻没有用，她和丈夫同时点头，对方反而愣住了。朋友们聚在一起吃了一顿火锅庆祝，他们"又成了对方刚认识时的那个好人"。前夫去了深圳，她回到农村，每天带狗进森林看树看鸟，回家生火煮饭，累了就躺下，饿了就吃，害怕就大声哭出来。

关于写作，她思考了"该不该写"和"写什么"。前者靠读女性创作的文学作品、听播客和网友的正向反馈解决了；后者她确定只能写自己的生活、农村和眼睛看到的人。她总结自己写什么时说："人类的内核就是悲剧""不要宏大叙事，爱具体的人"。她总是看到悲剧，也看到悲剧中互相抚慰的人，并把这种互相安慰称为人性发出的光亮，"覆盖着悲剧的底色"。她写道，世界上真正黑白不分的人是少数，努力分开黑白的人是极少数，"要是想堕入黑白不分的世界里，那就得用双脚投票，得站在后者的阵营中大声呼喊"。二〇二三年秋天她写完三十万字小说《一碗水》，拿到出版邀约；二〇二四年春夏写了两部女性题材小说《渔人结》《逃离月亮坨》，前者拿到出版合同和影视改编合同，后者获得年度征文奖项，冬天又慢慢写完这本散文集。附记"泳池"写她一个反复出现的幻想：一丝不挂滑进平静的大泳池，让说过的傻话、做过的蠢事变成水面的油膜，再悄悄从池底潜走。她承认自己连游泳都不会，怕水，"学了两三回，都在丢掉浮板的关口仓皇逃窜"。

回到寨子

尾声的时间是二〇二四年。这一年姐姐和作者先后离婚了，"我们对于婚姻不同的认识和理解，促成了同样的结果"。龙年春节她们回家说了这件事，阿爸只说"身体好好的就行了"。阿妈受了不小的打击，不明白丈夫没出轨、没家暴、更没有黄赌毒的生活里为什么还会离婚，而且同时发生在两个孩子身上。大年初二阿妈问姐姐还会不会再婚，姐姐否定，阿妈低声喊："我真难受，别人总是问我，你的女儿什么时候才生孩子，我真难受。"这一年姐姐三十七岁、作者三十四岁，她们选择全盘接受阿妈的难受，没有辩解，效果反而好——阿妈自己念叨两句就停了这个话题。这是她们离开家读书之后在家待得最长的一次假期，二十几天。

尾声里阿妈的形象仍在流动。她开始说"农民是最可怜的"，认为城市人没饭吃时把年轻人撵来农村叫农民喂，城市人发展起来又叫农民去盖房子，房子盖得差不多了又把农民赶回来。她为萝卜干价格下跌伤心："城市人要吃什么，我们就种什么，种好了他们又不吃了。"作者劝她别再种烤烟，阿妈沉默两分钟后放下狠话："要种，大不了我自己盖一间烤烟房，别人能盖，我也能盖。"阿爸年年都说"烤烟真的好累啊"，年年回家都发现地里种满了烤烟，"这好像就是阿妈从来没变过的地方"。

村里的人事也在更替：表嫂表妹生了二胎，堂姐被丈夫家暴闹离婚又和好；三叔三婶花四五十万在乡下盖大房子，工头没给工人发钱，工人跑来找三婶闹，"农民欺负农民"；三婶不识字，靠包装上的图案认东西，盼着女儿继续考公，"就跟耕地似的，什么角落都不要放过，全部考一遍"。堂妹考公没考上，在县城做协警，过完年初二就走了，脚步比进屋吃饭时松快，"大约是不打算再考了"。姐姐在家庭群里想起二十多年前被叫枫林的女孩污蔑偷钱的事，说要当面质问；阿妈连发六条语音让她"不应该记得她们才对"，姐姐只回了一个"好"。姐妹俩一起推萝卜条时交换童年秘密，问阿妈有没有抱过、抚摸过她们，两人都没有印象，"只记得阿爸总是牵着我的手"。

尾声最后写村里的日常：每天下午小吃车、卤货车、水豆腐凉粉、收头发换盆、赶集轮番进村；姐妹俩自告奋勇种白菜，被阿妈夸"比请工人划算多了"，每人领到一张崭新的百元大钞；一只小鸡掉进粪坑，捞起来用灶膛灰裹了又裹，母鸡不肯认它，作者用一根手指做小鸡的心肺复苏，哈着热气把它救醒又看它死掉，埋在菜园里。结尾是黄昏时的几个画面：金妹把三轮摩托换成二手面包车，精气神一天比一天好，"人家说，因为她当家了，当家的女人有福气"；离家出走的堂妹在蒙自安家，自己挣钱自己花，依旧不回家；春里姐姐最小的女儿出嫁，她回来一趟，阿妈说她几个女儿"生得像马缨花一样好看"；四十多岁、智力有障碍的侄子大掰路过院前，问她"姑，你咋回来了"，她问"你的羊呢"，他答"全卖了，阿妈卖掉了"，再问"那你现在干吗呀"，他答"现在？现在在和你说话呀！"她哈哈笑，他也哈哈笑，狗不知道他们在笑什么，跟着蹦蹦跳跳。"夜晚又来了。"

材料、方法与边界

作为回忆录，这本书的叙述位置值得留意。作者是记者出身，习惯取证和转述，但全书绝大多数内容来自她自己的记忆和现场，她的自述里保留了大量对话、气味、触感等细节，也明确标注了哪些是第二手材料：金妹、刘姨的故事主要由阿妈转述；春里姐姐后来的消息来自阿妈；麦子的故事经她本人同意发表，文中还特意注明麦子要求强调她长得很好看。她写自己的疾病与治疗时交代了时间线和就医过程（地西泮、惊恐障碍、用药与副作用），没有把它包装成康复指南。

作者对书中的材料保持了一种自我限定。她对民间疗法的描述附带了失效和致死的反例（吃蛇胆的人死了、吃蛇肉的人没死），对网上流传的统计数字（"56.18%的网民有胃痛现象"）也如实标为"先前看过一个调查报告"。她多次承认自己文化理论水平有限，不提供宏大结论。全书最有分量的判断都落在具体的人和具体的关系上：阿妈的假笑、姐姐雨里的黑布伞、春里姐姐摔碗时的哭声、刘姨那张补不回来的生育证、麦子的三个桃子。这本书反复追问的问题可以概括为：一个人如何从"没有坐标"的寨子里走出来，在层层落差与伤害中确认自己是谁，以及女性在乡土与现代之间的命运由什么决定。作者给出的回答方式，是写下这些具体的人，让他们在文字里继续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