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NOTES
文学理论入门
乔纳森·卡勒
这本书在做什么
卡勒在前言里明确拒绝了"按学派逐一介绍"的通常写法。他认为把理论分解成结构主义、解构、女权主义、心理分析等并列的"研究方法"，会丢失理论真正的活力：它对常识的广泛挑战，它对意义生产和身份形成的追问。本书的结构因此围绕几个共同议题展开——理论是什么、文学是什么、语言意义如何运作、叙述如何组织经验、语言如何完成行为、身份如何被建构——而不是按学派切割。
附录保留了对主要批评学派的简要说明，供读者索引，但正文主体是议题之间的辩论，而非学派介绍。
理论是什么
"理论"在近年文学和文化研究中有一种特殊用法：它既不指关于文学的系统理论，也不是某个领域的单一学说，而是跨学科的话语，包括哲学、心理分析、语言学、政治理论、人类学、历史等各领域中那些对别的领域也有启发意义的著作。理查德·罗蒂描述19世纪以来出现的一种混合体裁：既不是文学批评，也不是思想史，也不是伦理哲学或社会预言，而是这些融为一体。"理论"就是这种体裁的通俗称呼。
理论的四个特征：
- 跨学科性：影响超出其原始学科。
- 分析加推测：试图搞清楚"性"、"语言"、"写作"、"意义"、"主体"等概念里包含了什么。
- 对常识的批评：把那些被视为自然给定的事物呈现为历史建构。
- 自反性：关于思维的思维，用来质疑文学和其他话语实践中创造意义的范畴。
卡勒用两个例子具体展示理论的工作方式。
福柯论性
福柯在《性史》里质疑一个普遍假设：性是自然存在的东西，而现代社会一直在压制它。他的论证是：19世纪，医生、神职人员、小说家、心理学家、行政官员关于性的大量话语——他称之为"话语实践"——并不是在压制已经存在的性，而是共同制造了"性"这个统一概念。把解剖学区别、生理功能、行为、情感、欲望强行归纳为一个叫"性"的整体范畴，是那个时代话语的产物。这个过程的关键逆转是：本来是种种现象的归纳产生了"性"的概念，但"性"随后被当作那些现象的原因。19世纪还使"同性恋"从行为类别变成了身份类别——鸡奸曾是一种行为，而同性恋者成了一种人。
福柯把这种追问称为"系谱式批评"：不问事物究竟是什么，而问这个概念是如何通过话语实践产生的。
德里达论写作
德里达分析卢梭《忏悔录》中对写作的处理。卢梭沿袭西方传统，把写作定义为言语的"补充"——可有可无的附加，甚至是"言语不健全"的替代品。但德里达在文本里发现了一条"补充逻辑"：被补充的言语之所以需要补充，恰恰是因为它分享了写作的特质——言语本身也是由可能被误解的符号构成的。
卡勒用卢梭追求德·华伦夫人的例子说明：在她不在场时，物品成为替代物；她在场时，同样需要替代物（抢过她从嘴里吐出的食物吞下去）。在场与不在场之间的对立瓦解了——在场是一种特殊形式的不在场，仍然需要中介。德里达的结论：没有文本之外的东西（"il n'y a pas de hors-texte"）——你以为触及了"事实本身"时，发现的只是更多的文本和补充物的链条。
这两个例子共同说明理论如何工作：呈现被认为是自然的事物其实是历史和文化的建构。
文学是什么
卡勒的立场是：这个问题对文学理论并不重要，或者至少不是中心问题。理由有两个：
第一，理论本身跨越了学科边界，研究者并不需要确认研究对象是否是文学。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小说和弗洛伊德的病案史可以在"20世纪早期的妇女形象"这个题目下并列研读，方法上没有根本差异。
第二，"文学性"——通常被认为属于文学的特质——在非文学话语中同样起作用。历史解释的模式和故事叙述的模式是相同的；修辞手法在哲学论证和弗洛伊德的案例分析中同样塑造思想。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分越来越难以维持。
五种关于文学本质的理论
卡勒介绍了理论家们提出的五种解答，每种解答都揭示了文学的某个侧面，但也都无法单独成立。
1. 语言的"突出"
文学是把语言本身置于突出地位的语言，让读者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以独特风格组合的语言。霍普金斯的诗"这条棕色的小溪像骏马的鬃毛，一路欢叫，奔腾而下"通过音韵重复（burn, brown, rollrock, road roaring）突出了语言的声音结构。但问题是：绕口令同样突出语言，广告语也常常比抒情诗更密集地运用语音手段，却不被视为文学。
2. 语言的综合
文学是把文本各层次结构——声音、语法、主题、意象——置于错综关系中的语言。雅各布森分析艾森豪威尔的竞选口号"I like Ike"时指出，被喜欢的对象（Ike）和喜欢的主体（I）都包含在行为（like）之中，这种语言各层次的协调制造了必然性感觉。但同样，广告和口号里也有这种多层次综合，文学并不独占。
3. 虚构
文学创造一个虚构世界，其中的指示语（"我"、"这里"、"此时"）指向的是虚构的说话者和场景。华兹华斯诗中的"我漫无目的地飘着"里的"我"是虚构的叙述者，可以与作者的实际经历不同。文学作品对真实世界的指涉是解读赋予的功能，而不是文本固有的属性：《哈姆雷特》是否在讲丹麦政治、文艺复兴自我危机，还是男人与母亲的关系，是由解读决定的。
4. 审美对象
康德的美学把审美对象定义为"无目的的合目的性"：各部分为实现整体效果而协调，但这个目的是作品本身，而非外在目的。阅读文学意味着把注意力引向各部分对整体效果的贡献，而不是把作品当成传达信息或劝导行动的工具。
5. 互文性与自反性
文学作品在与先前作品的关系中产生意义。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我心爱的姑娘的眼睛绝不像那太阳"，在否定爱情诗的传统隐喻的同时使用它们，从而在互文关系中创造意义。此外，小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关于小说的：《包法利夫人》挖掘爱玛的"真实生活"与她读的浪漫小说，以及福楼拜自己这部小说对生活的处理方式之间的关系。但汽车保险杠贴纸"为了耶稣不要用核武器屠杀鲸鱼"同样是互文的——没有"禁止核武器"、"救救鲸鱼"、"耶稣拯救万物"，这句话就没有意义。互文性也不独属于文学。
属性还是关注的结果
卡勒指出这五种说法都面对同一个结构困难：我们说这些是文学的特性，但也可以把它们看作是把某物当作文学来对待时赋予的功能。语言"抵制"我们加给它的框架——想把菜谱里的"用力搅拌，然后放置五分钟"变成一首诗很困难。文学性存在于语言材料和读者对文学的程式化期待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张力中。卡勒的结论是：两种视角都无法包容另一种，必须在它们之间不断变换。
文学与文化研究
文化研究有两个源头。法国结构主义（罗兰·巴特的《神话论文集》，1957）把文化视为一套代码和实践，分析其背后的程式和社会含义——巴特通过比较职业摔跤和拳击，揭示摔跤提供的首先是一种道德满足：善恶对立清晰可见，观众被煽动起报复的愤怒。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雷蒙德·威廉姆斯、理查德·霍格特）则力图复苏工人阶级的通俗文化。这两个源头之间存在持续的张力：一方认为文化是人民自己的表述，另一方认为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的强制产物。
文化研究的两个争论焦点
第一个焦点是文学经典。卡勒指出，理论并没有减少对莎士比亚的研究，反而增加了——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分析的、解构的莎士比亚论文比以往更多。真正减少的是那些"次要"作品：马洛、博蒙特和弗莱彻尔现在很少有人过问。文化研究扩展了文学经典范围（女性作品、少数族裔文学被纳入），但选择标准从"文学价值"向"文化代表性"转移，引发关于"政治上的公正"是否替代了文学标准的争论。卡勒的回应是：哪些作品应该研究从来就不是由纯粹的"文学价值"决定的，而是在要代表什么的语境中做出的选择。
第二个焦点是分析模式。文化研究倾向于"表征型解读"：把文化对象当作某个基本社会政治结构的表象来分析。卡勒以电视警察系列剧的分析为例说明：从《格林码头的狄克逊》到《闪电行动队》的演变被解读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英国霸权危机的表征。这种分析有吸引力，但忽略了每部作品自身的叙述结构和意义的错综性，把同一时代的所有作品都当作同一种社会结构的表述。他认为悬置对直观可知性的要求、探讨意义的界限、关注意义和愉悦如何产生——这些解读实践不仅对文学有价值，对其他文化现象同样宝贵。
语言、意义与解读
意义的三个层面
卡勒用弗罗斯特的两行诗"我们围成一个圆圈跳舞、猜测，而秘密坐在其中知晓一切"区分了三个意义层次：词的意义（"跳舞"是"做有韵律的连续动作"）、言语的意义（说这段话是警告、承认、悲哀还是吹嘘？"我们"指谁？），以及文本的意义（这首诗做了什么，给读者什么潜在影响）。词的意义叠加成言语行为，而文本的意义是作者建构的东西，它不是陈述，而是它所完成的行为。
索绪尔的语言理论
索绪尔提出语言是差异的系统：每个成分的特点不依赖于其固有属性，而依赖于它与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区别。他的火车比喻：上午8点30分伦敦至牛津的直达快车之所以是那班车，是因为它在列车时刻表里与其他班车不同，而不是因为其特定的车厢或发动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形式（能指）和意义（所指）的结合是程式化的，而非自然相似的；更重要的是，不同语言对声音和思维的划分不同，语言不是为先于它存在的概念提供名称的"系统命名法"，而是生成自己的概念范畴。
英语把"椅子"和"板凳"区分，但不区分有无扶手；英语迫使说话者在谈论婴儿时说明性别（he/she），而另一些语言不做这种强制标记。语言编码是关于世界的理论，不同语言对世界的划分不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决定思维，这个极端版本难以证明，但"在一种语言里很'自然的'思维在另一种语言里需要特别费力才能理解"是有据可查的。
诗学与解释学
卡勒区分了两种文学研究课题。诗学从已经验证的意义或效果出发，研究它们如何取得：是什么使一段文字看起来具有讽刺意味？为什么某种结尾比另一种更成功？解释学从文本出发，研究文本意义是什么，努力发现更好的解读。
现代批评大多采用解释学模式，把具体作品的解读作为研究结果。理论话语按各自的承诺提供不同的解答：马克思主义说《哈姆雷特》"是关于阶级斗争的"，心理分析说"是关于恋母情节矛盾冲突的"，新历史主义说"是关于遏制颠覆力量的"，女权主义说"是关于性别关系不对称的"，解构说"是关于文本自我解构本质的"。这些解读本身并不是理论固有的——它们只是各理论认为对文化和社会特别重要的东西的具体应用。
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
卡勒认为意图、文本、语境、读者都参与意义的构成，但都不能单独决定意义。最终，意义由语境限定是最接近原则的说法，但语境本身没有界限：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预先决定哪些是相关的，什么样的语境扩展会改变我们认定的文本意义。托尼·莫里森指出，美国文学中所有关于自由的内容应该放在奴隶制的语境中解读；爱德华·萨义德指出，简·奥斯丁的小说应该放在大英帝国剥夺殖民地的背景中解读。理论话语的历史就是语境不断扩展和再描述的历史。
修辞、诗学与诗歌
修辞手法的地位
亚里士多德把修辞学（说服的艺术）和诗学（模仿和再现的艺术）区分开；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又把二者合并。19世纪修辞学被认为是虚伪的技巧，与真诚的思想活动格格不入。20世纪末修辞学作为对话语建构能力的研究重新受到重视。
德里达在《白色的神话》中证明，解释隐喻的理论本身不可避免地依赖隐喻。一些理论家由此走向更激进的立场：语言从根本上是比喻的，我们称为"字面义"的语言也包含已被遗忘其比喻本质的修辞手法。"抓住"一个"棘手的问题"——这两个表达都是比喻，但因长期使用而被当作字面义处理。
四种主要修辞格
隐喻以相似为纽带（"我的爱是红红的玫瑰"）；转喻以相近为纽带，从一事物转到与其相联系的事物（用"王冠"指代"女王"）；提喻以局部代整体（"十双手"代替"十个工人"）；反讽使外表与实际形成对照（气象预报员野餐时下雨）。海顿·怀特用这四种修辞格分析历史解释的基本结构，认为它们是人类组织经验的四种基本方式。
抒情诗的核心：夸张与呼语法
卡勒指出，抒情诗有一个理论上的核心张力：诗歌对"崇高"的强烈追求（超越人类理解能力的情感）与修辞手法（呼语法、拟人法）绑定在一起。雪莱《西风颂》的开头"哦，不羁的西风哟，你秋神的呼吸"，布莱克《虎》的开头"虎，虎，在森林的夜幕下像炽烈燃烧的火"——这些都是呼语法（对实际不在场的听众讲话）加夸张的组合。说话者以这种方式声称自己具有与大自然对话的能力，从而建立起诗人和预言家的声音属性。"哦"是诗的本能标记，宣告说话的声音不仅仅是诗句里的叙述者，而且体现了诗歌的传统和精神。
但卡勒指出这里有个悖论：最强烈的诗意情感往往依赖于最俗丽的修辞手段（呼语法是最容易显得做作的"诗意表述"）。"叙事诗重述一个事件，而抒情诗是努力要成为一个事件"——诗歌的目标不仅是讲述，而是通过语言行为本身制造某种现实。
诗歌解读的两个程式
诗歌解读建立在两条程式上：统一性程式（把诗歌当作艺术整体，各部分都与整体效果相关）和重要性程式（诗歌无论多短都应与重要的事情相关，具体细节应有普遍意义）。庞德《在地铁站上》两行诗——"这许多张面孔在人群中显现，像潮湿、青黑的枝头上的花瓣"——按重要性程式解读：把人群中的面孔看作枝头的花瓣，是诗人想象力的例子，是"重新观察世界"和抓住意外关联的能力。如此，这首短诗反映了诗人想象力的力量，实现了诗歌本身产生的效果。
叙述
叙述在文化中的地位
叙述理论家认为，故事是人类理解事物的主要方式。科学解释依赖规律（当x和y出现时，z一定发生），但生活遵循的是故事的逻辑：理解就是搞清楚一件事怎样导致另一件事。历史哲学家认为历史解释不是因果关系，而是叙述：要理解法国革命就是弄清楚一种表明事件如何相互导致的叙述。弗兰克·克莫德的例子：我们听钟表"滴答"时，给两个实际相同的声音制造了一种虚构结构，从"滴"开始到"答"结束，这就是情节的模式——"一种赋予时间以人的属性的组织"。
故事与话语的区分
叙述理论的核心是三个层次之间的对立：事件（发生了什么）、情节/故事（事件被如何组织成叙述单元）、话语（具体的讲述方式）。同一个情节可以从女主角、愤怒父亲、男青年，或全知叙述者的角度讲述，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读者真正面对的是话语，情节是从话语中推测出来的。
叙述的五个关键变量
- 谁讲话：第一人称叙述者（故事主角、小角色参与者或旁观者）与第三人称叙述者（无所不知或有限视角）。
- 谁对谁讲话：叙述者与隐含的或明确的叙述接受者之间的关系，暗中建构一群预设读者。女权主义批评指出，欧美文学叙述经常假设男性读者。
- 叙述时间：事件发生时同步叙述、事件后紧接叙述（书信体小说），或事后回顾。叙述时间影响读者掌握的信息量，侦探小说刻意只叙述聚焦人当时知道的事。
- 叙述者的可靠性：当叙述者的认知或意愿不足以理解事件时，产生"靠不住的叙述"。
- 聚焦（focalization）：热内特和米克·巴尔区分"谁说"和"谁看"。亨利·詹姆斯《梅茜所知道的》用第三人称叙述者，但通过梅茜这个孩子的意识聚焦，叙述者和聚焦人是不同的人。
叙述的功能
卡勒从几个层面描述叙述做了什么。
首先，叙述提供快乐和满足，这种快乐和满足通过情节的变换产生：骗人者受骗，局势逆转。其次，叙述受"认识欲"驱动：想知道秘密、结局、真相。第三，叙述教人认识世界，提供充分了解他人的可能性。福斯特指出：小说角色的隐秘生活是清晰可见的，而我们在现实中与他人完全隔绝，这使小说给人一种睿智和力量的幻觉。第四，西方小说训练读者相信真正的自我只能在爱情和私人关系中实现，从而把这种信念内在化为社会准则。
叙述的根本困境
叙述究竟是知识的来源还是幻觉的来源？这个问题无法从外部解决，因为任何试图回答它的尝试本身也具有叙述结构：关于我们从错觉到清醒、从幼稚到成熟的故事。"我们不再围成圆圈跳舞，而是思索着秘密。故事就是这样的。"
述行语言
奥斯汀的述愿语与述行语
奥斯汀区分两类言语：述愿言语发表声明，有真假之别（"乔治答应要来"）；述行言语完成它所指的行为，没有真假之别，只有成功与不成功（恰当与不恰当）之别。结婚仪式上说"我愿意"，不是描述一种状态，而是完成婚礼这个行为本身。如果说话人已婚，或主持者无权主持婚礼，这些词"不产生任何效果"。
但奥斯汀遇到了难题：如果允许"含蓄的述行语"（"我明天付给你钱"在适当条件下是承诺，尽管没有明确的述行动词），那么任何言语都可能成为含蓄的述行语。连基本的述愿言语"猫在地毯上"也可以理解为"我兹证明猫是在地毯上的"，于是它也变成了述行的。结果，述愿与述行的界限被侵蚀：述愿言语同样完成行为（声明、证明、描述）。
德里达：迭代性是语言的根本
德里达指出，奥斯汀把"严肃的述行语"和"非严肃的"言语（玩笑、引用、诗歌）区分开，前者是理论适用的对象。但德里达认为这个区分忽略了语言的根本特征：任何语言符号都必须能在新的情况下被引用、被重复，否则它就不是语言，只是依附于特定场合的标记。述行语之所以能发挥作用（"我愿意"能完成婚礼），恰恰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对某种可重复模式的引证。如果新郎说"好吧"而不是"我愿意"，他可能结不成婚，正说明述行语的力量来自与固定程式的一致。
这种"普遍的可重复性"不是例外，而是语言的规律：语言是述行的，因为它通过重复已经形成的话语实践来完成行为。
巴特勒：性别是述行的
朱迪思·巴特勒在《性别的烦恼》（1990）中把述行概念推向身份和政治的领域。她的论点：性别不是某人"是什么"，而是某人"做什么"——通过无数次重复的行为，你成为一个男人或女人，就像通过重复社会程式，一次承诺得以完成一样。一个婴儿降生时被宣布"是个女孩"或"是个男孩"，这不是对既有事实的描述，而是创造这个主体的一系列述行言语中的第一句。
但这不是说性别是早上可以选择的角色。要成为主体就必须有性别，主体不在性别建构之前存在。"所谓'我'既不在产生性别之前，也不在其后，而只在其中。"抵抗的可能性存在于以下事实：没有人能完美地完成性别规则，重复总会产生偏差。
对于诸如"同性恋者"这样的侮辱性称呼，巴特勒分析其述行力量：它的侮辱性不来自说话人的意图或权威，而来自对历史上一系列羞辱行为的重复和引证。但也正因为述行力量来自重复，历史意义可以被重新引导——同性恋群体自己采用"同性恋"（queer）这个词，试图改变其含义，虽然他们无法完全控制这个词将来的用法。
身份、认同与主体
四种关于自我的理论
关于自我的现代思考有两组对立：先天给定vs后天建构，个人vs社会。组合产生四种立场：(1)自我是先天的内在本质，通过语言和行为外化表述；(2)自我由出身和社会因素决定（性别、种族、国籍）；(3)自我通过独特行为不断生成；(4)自我通过占据的各种主体地位而成为自我（老板vs工人，富人vs穷人）。
文学研究的传统倾向于第一种：个人个性是先天给定的内在本质，行为可以用来解释这个"我"。"理论"对此提出质疑。福柯指出心理分析、语言学、人类学已经"取消了"主体相对于其欲望法则、语言形式和行为规则的中心地位。如果思维和行动的可能性由主体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机制决定，主体就失去了作为解释事件根源的中心地位。
文学与身份建构
文学提供了丰富的身份模式。有些叙述中身份由出身决定（国王的儿子即使被牧羊人抚养，一旦身份揭露就合法成为国王）；另一些叙述中身份由命运的磨炼决定。近年来种族、性别、性行为的理论研究使身份建构更加错综：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视角展现事物，鼓励读者与角色认同，而认同可以创造身份——我们在与所读人物的认同中成为我们自己。
卡勒引用南希·阿姆斯特朗的论证：18世纪的小说和行为指南手册创造了"现代人"的身份概念——一种首先通过感情和个人品质，而非社会位置定义自我的身份。这个观念通过文学传播，至今通过电影、电视和各类话语延续。
心理分析的贡献
弗洛伊德的认同理论：主体吸收另一个主体的某个方面，根据那个主体提供的模式被改造，个性或自我在一系列认同中形成。拉康的"镜像阶段"：婴儿在镜子中认识自己的全貌，把这个全貌当作自己想要变成的样子，自我从被反映的形象中形成，是一系列部分认同的产物，永远未完成。
博尔奇-雅各布森提出更激进的修正：欲望不是基础，认同才是基础，认同使欲望得以产生，而不是相反。这与小说情节的结构相符：欲望由认同和竞争而起（男主人公与竞争对手认同，模仿其欲望）。
能动作用与主体地位
一个持续的争论是：能动作用（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与决定主体的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是否构成矛盾？卡勒引用安东尼·阿皮亚的区分：能动作用的语言和主体地位的语言属于两种不同的叙述框架，不存在直接矛盾，就像解释约翰买了马自达轿车与描述跨国资本主义的运作属于不同叙述层次一样。
巴特勒指出，把身份作为结果而非基础重新构想，反而开拓了能动作用的可能性：传统的"有意识的主体"概念实际上限制了责任范围（我可以声明我无意识地做了某事，拒绝承担责任）；而包含无意识结构和主体地位的扩大的主体概念，可以扩大责任的范围——你要对种族主义和性歧视的结构负责，即使这些不是你的意图。
理论学派简注
附录补充了卡勒在正文中未做系统介绍的学派说明，以下择要：
俄国形式主义：关注文学文学性，把批评注意力从作者引向文字"手段"，强调"陌生化"效果。代表人物：雅各布森、埃钦鲍姆、什克洛夫斯基。
新批评主义：把诗歌作为审美对象而非历史文件，研究歧义、悖论、反讽和诗歌意象，说明每个基本要素如何贡献于统一结构。代表人物：布鲁克斯、兰塞姆、温姆塞特。细读技巧的影响延续至今，但从20世纪60年代起被各种理论话语提供的更丰富的概念框架所补充。
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被推广到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分析，目标是描述使意义成为可能的深层结构。在文学研究中推动了关注程式的诗学，但未能在英美建立系统的文学话语理论；主要影响是提供了新的观点，开创了表征型解读的先例。
后结构主义：放弃了结构主义描述完整连贯符号体系的目标，强调对知识、总体和主体的批评。巴特、拉康、福柯的著作都带有后结构主义特征：理论与它描绘的现象交叉在一起，文本违背结构分析的程式创造意义。
解构：对构成西方思想等级对立（内在/外在、言语/写作、存在/不存在等）的批评，不是要毁灭这些对立，而是呈现其历史建构性并赋予不同的结构和作用。作为解读方法，研究文本中意义的各种论战力量之间的张力，尤其是述行与述愿之间的张力。
女权主义：捍卫妇女身份与权利，同时进行异性策源（以男女对立组织身份和文化）的理论批评。已给英美文学教育带来根本变化：扩展了文学经典，引入了种族、性别、性行为的新议题。
后殖民理论：爱德华·萨义德《东方学》（1978）对欧洲话语建构的"东方"他者的考察是起点。此后，后殖民理论研究西方话语霸权与抵制它的可能性，以及殖民和后殖民主体（混杂的、在相互冲突的语言和文化堆积中形成的主体）的建构。
理论的总体特征
卡勒在全书末尾做了一个概括：理论问题不会有和谐的答案。它不能给意义、身份或文学提供最终定义，不会在各种因素之间做出权威的综合裁决。每一章的结束处，他发现自己都在面对不同视角之间不可避免的张力，而得不出综合结论。理论提供的不是一套结论，而是为新思想的出现开拓视野，要求读者质疑自己赖以进行研究的假设。
这一点贯穿全书的结构：文学既有属性，又是关注的结果，两种视角不能被综合；意义由语境限定，但语境没有限定；述行与述愿不能被彻底分离；能动作用与主体地位的语言分属不同叙述框架。这些"无法综合的张力"不是卡勒认为的缺陷，而是他认为理论本身固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