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nished

Sadiah Qureshi 是曼彻斯特大学科学、种族与帝国史教授。本书利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标本、科学论文、殖民地档案、私人信件以及展览宣传材料，考察了十八世纪至今的灭绝观念史。Qureshi 探讨的具体问题是：“物种灭绝”如何由一个在神学上被视为不可能的概念，演变为科学界公认的自然法则；欧洲博物学家、殖民官员与博物馆馆长如何利用这一科学概念，为帝国扩张、原住民土地剥夺以及全球资源分配提供合理性辩护。本提炼稿依次梳理灭绝概念的科学确立过程、生物灭绝与殖民灭绝在十九世纪的混淆、濒危物种名录的形成机制，以及复活灭绝物种与现代保护政治的具体实践。

灭绝概念的发现与深时地质学

十八世纪的欧洲博物学家普遍认为物种是上帝创造的固定形态，灭绝违背了神创论的完满性原则。1767 年，医生 William Hunter 检查了出土于北美肯塔基州大骨盐卤地（Big Bone Lick）的“俄亥俄动物”（美洲乳齿象）骨骼。Hunter 通过解剖学比对，断定这种巨兽已经灭绝。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在 1787 年的《弗吉尼亚笔记》中引用原住民的知识，推测这种巨兽可能依然存活于未被欧洲人探索的北美西部内陆。

法国大革命后的巴黎，博物学家乔治·居维叶（Georges Cuvier）利用“器官相关律”（correlation of parts）确立了物种灭绝的科学地位。1796 年，居维叶检查了法国在战争中从荷兰没收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和好望角大象头骨，并将其与西伯利亚猛犸象的下颌骨进行比对，证明猛犸象是已灭绝的独立物种。居维叶随后研究了马德里皇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提供的“巴拉圭动物”（大地懒）骨骼绘图，以及北美的乳齿象化石。居维叶提出，这些巨型动物的灭绝是由某种突发的自然灾变（如气候剧变或洪水）造成的。

化石展览与复原图像将居维叶的科学理论转化为公众认知。1801 年，查尔斯·威尔森·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le）在纽约州挖掘出乳齿象骨骼，并在费城的博物馆中展出。他的儿子伦勃朗·皮尔（Rembrandt Peale）将骨架带到伦敦巡展，并印制宣传册，直接引用居维叶的灾变论来吸引观众。在英国多塞特郡，玛丽·安宁（Mary Anning）于 1811 年和 1823 年分别挖掘出鱼龙和蛇颈龙的完整化石。这些化石被富有的男性收藏家买走，并由大英博物馆等机构命名和展出。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在 1842 年创造了“恐龙”（Dinosauria）一词，并利用驻新西兰外科医生 John Rule 寄来的骨骼碎片，宣称自己发现了已灭绝的恐鸟（moa），故意在发表时隐去了 Rule 的贡献。1854 年，本杰明·沃特豪斯·霍金斯（Benjamin Waterhouse Hawkins）在伦敦水晶宫建造了与实物等大的恐龙水泥模型。这些模型与水晶宫内的帝国贸易展品并置，引导游客将古生物的灭绝视为地球历史进步的阶梯，最终通向大英帝国的文明顶点。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在 1830 年代出版的《地质学原理》中提出均变论，主张灭绝是自然界中持续存在的普遍法则，这为后续将灭绝概念应用于人类社会提供了理论基础。

殖民暴力与“注定灭绝的种族”

十九世纪的博物学家和殖民官员将动物的自然灭绝法则直接套用于被殖民的原住民，以此掩盖殖民扩张中的暴力屠杀与土地剥夺。在纽芬兰，欧洲渔民和定居者为争夺海岸线资源，对贝奥图克人（Beothuk）实施暴力驱赶。1774 年，殖民者 George Cartwright 向英国殖民部提交报告，警告贝奥图克人即将被彻底消灭。1819 年，定居者 John Peyton Jr. 带领武装人员袭击贝奥图克人营地，杀害了首领 Nonosabasut，并俘虏了他的妻子 Demasduit。Demasduit 于 1820 年死于肺结核。1823 年，定居者俘虏了 Shanawdithit。商人 William Epps Cormack 将 Shanawdithit 安置在自己家中，提供铅笔让她绘制贝奥图克人的营地分布与遭遇殖民者袭击的历史地图，以此提取民族志数据。Cormack 随后挖掘了 Demasduit 和 Nonosabasut 的坟墓，盗取两人的头骨，将其寄给爱丁堡大学的 Robert Jameson。这些头骨被剥夺了个人身份，编入解剖学目录，成为欧洲科学家研究“灭绝种族”的标本。Shanawdithit 于 1829 年去世，殖民地官员和学者随即宣布贝奥图克人彻底灭绝。

人类学家 Frank G. Speck 在 1922 年出版的著作中挑战了这一灭绝叙事。Speck 在 1910 年遇到了拥有贝奥图克与米克马克（Mi'kmaq）双重血统的女性 Santu Toney，记录了她的口述历史与家族迁徙路线。主流历史学家 James P. Howley 拒绝采信这些口述证据，坚持在 1915 年的专著中维持贝奥图克人已灭绝的结论。现代基因检测公司 Viaguard/Accu-Metrics 曾推出针对贝奥图克人血统的商业 DNA 测试，引发巨大争议。2018 年，加拿大原住民权益活动家 Louis Côté 将自己宠物吉娃娃的 DNA 样本寄给该公司，竟收到包含 20% 原住民血统的检测报告。这一事件暴露了商业基因检测在界定原住民身份时的技术缺陷与伦理问题。经过原住民领袖 Mi'sel Joe 的长期交涉，苏格兰国家博物馆于 2020 年将 Demasduit 和 Nonosabasut 的头骨遣返回加拿大。

在北美大陆，美国政府利用“原住民即将灭绝”的论调推行土地没收政策。1830 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签署《印第安人搬迁法》（Indian Removal Act），在国会演讲中声称东部原住民部落面临不可逆转的衰退，强制搬迁是避免他们彻底灭绝的唯一人道手段。1887 年，参议员 Henry Dawes 推动通过《一般土地分配法》（Dawes Act），将原住民的公有保留地分割为私有小块土地，多余土地被联邦政府出售给白人定居者和铁路公司。理查德·亨利·普拉特（Richard Henry Pratt）将军在 1879 年建立卡莱尔印第安工业学校（Carlisle Institute），推行强制同化政策，提出“杀掉他体内的印第安人，拯救这个人”的口号。

画家乔治·卡特林（George Catlin）在 1830 年代游历北美西部，绘制原住民肖像。卡特林在 1840 年将他的“印第安画廊”带到伦敦展出，并雇佣原住民表演者进行展示。卡特林提出建立“国家公园”来保存这些他认为即将消失的文化。美国政府随后建立黄石国家公园（1872 年）和优胜美地国家公园。国家公园的建立机制依赖于驱逐原有的原住民（如肖肖尼人和米沃克人），并将其传统的狩猎和生火管理土地行为定性为“偷猎”和“破坏环境”。这种将荒野定义为“无人区”的保护模式，直接导致了原住民的流离失所。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在 1871 年的《人类的由来》中，将欧洲殖民扩张描述为文明种族在生存斗争中取代野蛮种族的自然选择过程，进一步将殖民屠杀包装为不可抗拒的生物学灭绝法则。

人类化石与史前史的种族化

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化石的发现迫使欧洲学者重新界定人类的起源与分类。1840 年，伦敦莱斯特广场展出了一具出土于布鲁塞尔的“洪水前儿童”（Antediluvian Child）化石，挑战了人类历史仅有几千年的圣经年代学。1856 年，采石场工人在德国尼安德特河谷发现了异常厚重的人类头盖骨。业余博物学家 Johann Karl Fuhlrott 和波恩大学教授 Herrmann Schaaffhausen 检查了这些骨骼，确认其为古人类化石。

英国解剖学家 George Busk 和 Thomas Henry Huxley 获得了尼安德特人头骨的石膏模型。Huxley 在 1863 年的《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中，将尼安德特人头骨与澳大利亚原住民的头骨进行形态学比对。当时的颅骨测量学（craniometry）依赖面角（facial angle）和头骨指数（cephalic index）来构建种族等级制度，将欧洲人置于顶端，原住民置于中间，猿类置于底层。地质学家 William King 在 1864 年正式将这些化石命名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并在论文中将其智力水平与安达曼岛民进行类比，认为两者都接近野兽。

考古学家约翰·卢伯克（John Lubbock）在 1865 年出版的《史前时代》中，将石器时代细分为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卢伯克使用商人、海军和传教士提供的现代殖民地原住民民族志数据，作为古代欧洲石器时代人类的直接替代模型。这种比较方法在学术界确立了一种刻板印象：现代原住民是停滞在进化早期的“活化石”。1908 年，法国拉沙佩勒欧桑（La Chapelle-aux-Saints）出土了一具完整的尼安德特人骨架。古生物学家 Marcellin Boule 将其复原为弯腰驼背、步态类似猿类的野蛮人形象。直到 1955 年，解剖学家 William Straus 和 Alexander Cave 重新检查该骨架，指出 Boule 误将严重的关节炎病理特征当作了尼安德特人的正常形态。现代基因测序技术（2010 年）证实，尼安德特人并未完全灭绝，其 DNA 序列通过古代混血保留在现代欧亚大陆人群的基因组中。

黛西·贝茨与“注定灭绝”的预言

在澳大利亚，英国自 1788 年起建立流放地并向内陆扩张。历史学家 Lyndall Ryan 编制的边疆屠杀地图记录了 1788 年至 1930 年间，殖民者对原住民实施的 419 起大规模屠杀。在塔斯马尼亚，殖民政府的驱逐和屠杀导致原住民人口锐减。1869 年 William Lanney 和 1876 年 Trukanini 的去世，被殖民地媒体广泛报道为塔斯马尼亚原住民的彻底灭绝。

爱尔兰裔作家黛西·贝茨（Daisy Bates）在 1899 年返回澳大利亚，在西部和南部沙漠地区生活了四十余年，记录原住民的语言和习俗。贝茨坚信原住民是一个“注定灭绝的种族”，无法适应白人文明。她将自己的田野调查定位为“让他们的消亡变得容易些”的临终关怀。1904 年，Walter Malcolmson 在伦敦《泰晤士报》发文揭露西澳大利亚定居者对原住民的奴役与虐待。贝茨在报纸上发文反驳，利用自己居住在沙漠的经历作为权威背书，否认虐待的存在，并声称原住民更喜欢被契约约束。

贝茨极度排斥拥有白人血统的原住民，拒绝将他们视为真正的原住民，并将其驱逐出自己的营地。她反对赋予原住民公民权，主张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1921 年，原住民权益活动家 William Harris 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公开谴责贝茨。Harris 驳斥了贝茨关于原住民普遍存在食人习俗的指控，并指出贝茨提倡的隔离区实际上是剥夺原住民自由的监狱。人类学家 A. R. Radcliffe-Brown 在 1910 年的剑桥人类学考察中，利用了贝茨的语言学手稿和原住民向导网络，但在后续发表的学术著作中未给予贝茨充分的署名认可。

贝茨在 1938 年出版了《原住民的消亡》（The Passing of the Aborigines）。该书在公众中取得了商业成功，巩固了原住民即将灭绝的社会共识。Qureshi 指出这一历史进程的讽刺性结局：贝茨记录的语言词汇表和家谱数据，在 21 世纪成为原住民争取土地权益的法律证据。Fanny Balbuk Yoreel 是一位出生于 1840 年的 Whadjuk 族女性，她终生拒绝承认殖民者对珀斯土地的占领，坚持破坏殖民者建在她祖母坟墓和传统步行路线上的围栏。贝茨在 1907 年采访了 Balbuk 并记录了她的家谱。在 2006 年的 Bennell 诉西澳大利亚州案中，Noongar 族人将贝茨的记录提交给联邦法院，证明他们在欧洲人定居前就与该土地存在持续的联系。法院最终采信了这些证据，促成了涵盖珀斯市在内的西南原住民所有权和解协议。

帝国末代个体与保护运动的诞生

十九世纪末，博物学家开始意识到人类的商业剥削能够导致物种在短时间内灭绝。1741 年，德国博物学家 Georg Wilhelm Steller 在白令海峡记录了斯特拉海牛（Steller's sea cow）。这种温顺的巨型海洋哺乳动物在被发现后仅 27 年（1768 年），就因俄罗斯猎人的过度捕杀而灭绝。在北大西洋，大海雀（Great Auk）因其羽毛被用于制作床垫而遭到工业化捕杀。1844 年，冰岛埃尔德岛上的最后两只大海雀被商人雇佣的猎人杀死。鸟类学家 Alfred Newton 在 1858 年前往冰岛调查大海雀的下落，确认其灭绝后，Newton 认识到人类商业活动是导致物种灭绝的核心机制。他随后起草了 1869 年英国第一部保护海鸟的法律。

在北美，野牛（Bison）的数量从 1800 年的 3000 万头锐减到十九世纪末的不足一百头。猎人为了获取牛舌和皮革进行大规模屠杀，美国军方则将消灭野牛作为切断平原印第安人食物来源、迫使他们进入保留地的战略手段。标本剥制师 William Temple Hornaday 在 1889 年出版《美洲野牛的灭绝》，警告该物种即将消失。野牛的保护运动与当时美国白人对“边疆活力”消失的种族焦虑紧密相连。

1903 年，英国猎人、贵族和殖民官员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成立了“帝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Society for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Wild Fauna of the Empire）。这些被称为“忏悔的屠夫”的精英阶层，致力于在非洲殖民地建立排除当地原住民的野生动物保护区，通过颁发狩猎许可证来垄断大型猎物的狩猎权。二战后，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UPN，后更名为 IUCN）于 1948 年在法国枫丹白露成立。美国动物学家 Harold Coolidge 推动成立了“生存服务委员会”（Survival Service）。1949 年，该委员会在纽约成功湖（Lake Success）会议上发布了第一份包含 14 种鸟类和 13 种哺乳动物的濒危物种名单。名单中包括袋狼（Thylacine），尽管最后一只已知袋狼 Benjamin 已于 1936 年死于霍巴特动物园。

1960 年代，Peter Scott 引入了活页形式的《红皮书》（Red Data Books），使用粉色纸张标记极度濒危物种，绿色纸张标记数量恢复的物种。1991 年，进化生态学家 Georgina Mace 和 Russell Lande 在《保护生物学》上发表论文，提出使用种群数量和灭绝概率来量化濒危等级（例如，将“极危”定义为在 5 年或 2 个世代内灭绝概率达到 50% 且种群数量少于 250 只）。这一量化标准在 1994 年被 IUCN 正式采纳。2012 年，IUCN 引入了“绿色状态”（Green Status）来评估物种的恢复程度。美洲鹤（Whooping crane）是恢复成功的案例之一。其数量在 1939 年降至 14 只，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通过提取野生鸟蛋、使用沙丘鹤代孵，以及工作人员穿着特制服装驾驶轻型飞机引导幼鸟迁徙（印记行为干预），成功将野生种群恢复至 400 只以上。

大灭绝与人类世的焦虑

在二十世纪中叶之前，地质学家普遍遵循均变论，拒绝承认化石记录中物种的突然消失是真实的灾变事件。1950 年代，美国古生物学家 Norman Newell 统计了珊瑚、三叶虫和菊石等海洋属的化石记录，发现生命多样性在特定地质时期末期出现断崖式下跌，提出地球历史上发生过周期性的“大规模灭绝”。1972 年，Niles Eldredge 和 Stephen J. Gould 提出“间断平衡”（punctuated equilibria）理论，指出物种在长期稳定后会经历快速的进化爆发，这要求学界正视化石记录中的突变信号。1981 年，Jack Sepkoski 和 David Raup 汇编了 3300 个海洋科的化石数据，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正式确立了地球历史上发生过五次大灭绝事件（奥陶纪、泥盆纪、二叠纪、三叠纪和白垩纪末期）。

1980 年，地质学家 Walter Alvarez 在意大利古比奥（Gubbio）的白垩纪-古近纪（K-Pg）界线地层中，发现微体浮游生物有孔虫（foraminifera）的化石突然消失。他的父亲、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Luis Alvarez 建议使用铱元素作为分子钟来测定该黏土层的沉积时间。化学家 Frank Asaro 检测发现，该地层的铱含量是正常地壳背景值的 30 倍。由于铱元素在陨石中含量极高，Alvarez 团队在《科学》杂志上提出：一颗直径 10 公里的陨石撞击地球，扬起的尘埃遮蔽了阳光，导致光合作用停止和食物链崩溃，最终造成恐龙灭绝。这一假说最初遭到古生物学界的强烈抵制，直到 1991 年 Alan R. Hildebrand 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确认了直径 180 公里的希克苏鲁伯（Chicxulub）陨石坑，小行星撞击理论才获得广泛认可。

Qureshi 指出，灾变灭绝理论在 1980 年代被科学界和公众接受，与冷战时期的核战争焦虑存在深刻的社会心理联系。1983 年，天体物理学家 Carl Sagan 将 Alvarez 的陨石撞击模型应用于核战争后果预测，在《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核冬天”（nuclear winter）理论，警告核爆炸产生的烟尘将导致全球气温骤降和人类灭绝。1945 年新墨西哥州“三位一体”（Trinity）核试验产生的放射性尘埃（碳-14 和钚-239）在全球地层中留下了永久标记。大气化学家 Paul Crutzen 据此提出地球已进入由人类活动主导的“人类世”（Anthropocene）。

生物学家 Norman Myers 在 1979 年的《下沉的方舟》中警告，人类活动正在引发“第六次大灭绝”。为应对这一危机，联合国在 2022 年的蒙特利尔生物多样性大会（COP 15）上通过了“30 by 30”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承诺到 2030 年保护地球 30% 的陆地和海洋。Qureshi 引用了 49 个非政府组织签署的公开信以及针对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生态护林员在印度、尼泊尔和刚果盆地实施暴力驱逐的独立调查报告，警告这种基于“堡垒式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的政策，如果忽视原住民的土地主权，将重复十九世纪国家公园建立时剥夺原住民生存空间的殖民暴力。

植物末代个体与复活灭绝物种

植物在灭绝史和保护政策中长期处于边缘地位。1994 年，新南威尔士州国家公园和野生动物服务局（NPWS）的 David Noble 在澳大利亚蓝山国家公园的峡谷中发现了一片未知的针叶树林。植物学家 Wyn Jones 和 Jan Allen 通过解剖其雌性球果，确认该树属于南洋杉科（Araucariaceae）的一个新属，将其命名为瓦勒迈杉（Wollemia nobilis）。古植物学家 Mike Macphail 随后确认，瓦勒迈杉与化石记录中广泛分布于 9000 万年前的 Dilwynites 花粉完全匹配。这种在化石记录中消失数千万年后再次被发现的物种被称为“拉撒路物种”（Lazarus species）。

瓦勒迈杉的发现过程与 1943 年中国水杉（Dawn Redwood）的发现机制高度相似。当时，中国林业部研究员王战在四川谋道溪采集了水杉标本，随后由郑万钧和胡先骕在 1948 年正式定名（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为了防止偷猎者破坏仅存的不到 100 棵野生瓦勒迈杉，悉尼皇家植物园利用该树容易萌蘖的特性进行无性繁殖。2005 年，苏富比拍卖行举办了 292 棵瓦勒迈杉树苗的拍卖会，筹集了超过 100 万澳元用于保护研究。在 2019 至 2020 年的“黑色夏天”特大森林火灾中，消防员通过空投阻燃剂和在峡谷内部署灌溉系统，成功保住了野生瓦勒迈杉种群。植物保护在制度上的确立始于 1970 年，当时邱园（Kew Gardens）的植物学家 Ronald Melville 编制了第一本针对开花植物的《红皮书》。2021 年，全球 500 名科学家联合发布了首份《世界树木状况》报告，确认全球 30% 的树木物种面临灭绝威胁。

在动物领域，旅鸽（Passenger pigeon）的灭绝促使科学家探索“去灭绝”（de-extinction）技术。十九世纪初，John James Audubon 记录了遮天蔽日的旅鸽迁徙，估计单一鸟群数量超过 10 亿只。随着铁路网的扩张，商业猎人对旅鸽进行了毁灭性捕杀。1914 年，最后一只旅鸽 Martha 在辛辛那提动物园死亡。优生学家 Robert Wilson Shufeldt 对其进行了尸体解剖，并将剥下的皮毛送往史密森尼学会保存。2013 年，Stewart Brand 创立了“复活与恢复”（Revive and Restore）组织，支持科学家 Ben Novak 开展“旅鸽大回归”项目。Novak 将去灭绝定义为：通过基因工程改造现存物种（如斑尾林鸽），使其在生态系统中替代已灭绝物种的生态功能。

其他形式的生态恢复和去灭绝实践引发了激烈的伦理争议。在荷兰的 Oostvaardersplassen 保护区，生态学家 Frans Vera 引入了海克牛（Heck cattle）来模拟已灭绝的原牛（aurochs）的放牧行为。海克牛最初是由德国动物园园长 Lutz 和 Heinz Heck 兄弟在 1930 年代通过回交繁育（back-breeding）创造的。Lutz Heck 获得了纳粹高官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的资金支持，试图为纳粹的“雅利安化”荒野项目复原史前巨兽。在南非，剥制师 Reinhold E. Rau 在 1984 年从美因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斑驴（Quagga）毛皮中提取了 DNA，随后启动了通过选择性繁育斑马以重现斑驴表型的项目。

1972 年，Kurt Benirschke 在圣地亚哥动物园建立了“冷冻动物园”（Frozen Zoo），将濒危物种的细胞保存在液氮中。2000 年，最后一只野生布卡多山羊（Pyrenean ibex）死亡。2009 年，José Folch 带领的团队利用冷冻细胞，将布卡多山羊的 DNA 植入去核的家羊卵子中，成功克隆出一只幼崽，尽管它因肺部缺陷在出生几分钟后死亡。哈佛大学的 George Church 团队目前正试图将猛犸象的 DNA 片段拼接进亚洲象的基因组中，而俄罗斯科学家 Sergey Zimov 则在西伯利亚建立了“更新世公园”（Pleistocene Park），准备迎接猛犸象的回归。Qureshi 指出，去灭绝项目高度依赖私人资本和科技富豪的资助，这使得决定哪些物种值得复活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同时可能转移公众对保护现有栖息地的关注。

博物馆、帝国财富与利维坦

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建筑布局与藏品来源，深刻反映了科学知识生产与大英帝国资本积累的共生关系。博物馆的奠基藏品来自十八世纪的医生汉斯·斯隆（Hans Sloane）。斯隆在 1687 年作为总督的私人医生前往牙买加，收集了大量动植物标本和原住民遗骸。斯隆的妻子 Elizabeth Langley Rose 继承了牙买加的甘蔗种植园。历史学家 James Delbourgo 的研究表明，斯隆的科学收藏完全依赖于被奴役的西非劳工在种植园创造的巨额财富，以及他本人在南海公司（参与奴隶贸易）和东印度公司的投资。

1856 年，理查德·欧文出任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部主管。欧文利用帝国官僚网络，要求驻外官员和殖民者向伦敦输送全球各地的珍稀标本。欧文推动在南肯辛顿建立了一座罗马复兴风格的独立自然历史博物馆（1881 年开放），旨在通过展示灭绝与现存物种的宏大序列，彰显上帝的创造力与大英帝国的全球统治力。

1891 年，一头年轻的蓝鲸在爱尔兰韦克斯福德港搁浅。渔民 Edward Wickham 用自制鱼叉将其杀死。博物馆馆长 William Henry Flower 以 178 英镑的价格买下了这具骨架（Wexford Whale）。十九世纪末，挪威人 Svend Foyn 发明了榴弹鱼叉（grenade harpoon），配合蒸汽动力捕鲸船和海上浮动加工厂，使得人类能够对蓝鲸和长须鲸等游速极快的大型须鲸进行工业化屠杀。科学家通过检测二十世纪捕获的鲸须中的皮质醇（cortisol）水平，证实了商业捕鲸给鲸类带来了极度的生理压力。

1913 年，博物馆馆长 Sidney Harmer 建立了“搁浅鲸类计划”（Stranded Whales Programme）。Harmer 利用英国殖民部为保护捕鲸业经济利益而资助的南极考察数据，证明捕鲸船捕获的未成年鲸鱼比例急剧上升，警告蓝鲸面临商业灭绝。1946 年，各国签署《国际捕鲸管制公约》（ICRW）并成立国际捕鲸委员会（IWC），但其初衷是按照“蓝鲸单位”（BWU）分配捕捞配额，以维持最大可持续产量，而非保护物种。

冷战期间，美国军方资助了 John C. Lilly 对宽吻海豚的神经学研究，Lilly 在 1961 年出版的著作确立了鲸类具有高度智力和复杂意识的科学认知。1971 年，生物学家 Roger Payne 和 Scott McVay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证明座头鲸能够发出具有固定节奏和重复序列的“歌声”。1975 年，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的活动家 Bob Hunter 和 Paul Spong 驾驶 Phyllis Cormack 号在太平洋拦截苏联捕鲸船 Dalniy Vostok 号。活动家将自己置身于鱼叉和鲸鱼之间，并拍下了苏联人发射鱼叉的画面。这段录像在 CBS 晚间新闻播出后，彻底改变了公众对鲸鱼的看法，推动 IWC 在 1982 年通过了商业捕鲸禁令。2017 年，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将中央大厅的梁龙石膏模型（Dippy）替换为那具 1891 年的蓝鲸骨架，并将其命名为“希望”（Hope）。这一改造由对冲基金经理 Michael Hintze 捐资 500 万英镑完成，反映了现代博物馆在处理生态展示与资本赞助时的复杂政治。

在利物浦世界博物馆的冷冻库中，存放着世界上唯一一件绿斑鸠（Spotted green pigeon）标本。博物学家 John Latham 在 1783 年首次描述了这件标本，随后它被第十三代德比伯爵 Lord Stanley 买下。2014 年的 DNA 测序证实，绿斑鸠是一个独立的物种，其现存最近的亲属是尼科巴鸠（Nicobar pigeon），并与已灭绝的渡渡鸟共享同一祖先。Qureshi 在全书结尾指出，无论是绿斑鸠的孤独标本，还是蓝鲸的骨架，都证明了灭绝不仅是生物学事实，更是人类在资源分配、帝国扩张和技术干预中做出的政治选择。现代保护政策必须正视其殖民历史，才能在应对第六次大灭绝时避免重蹈剥夺与暴力的覆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