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六日中午十二点五十分，二十一岁的女大学生猪野诗织在埼玉县JR桶川站前的人行道旁锁自行车时，背部与左胸各中一刀，失血过多身亡。行凶者逃离现场，最初被报道为随机砍人。清水洁当时是摄影周刊《FOCUS》的记者，休假中被同事的电话叫回采访，这是他接触这起案件的起点。
诗织遇害前长期遭前男友小松和人跟踪骚扰。她与父母先后到上尾警察署求助、报案，警方以"男女问题""难以立案"为由推诿。诗织死前反复对朋友岛田和阳子（皆为化名）说："如果我被人杀了，就是小松杀的。"命案发生约一周后，两名朋友把这句话转述给了清水洁。
本书以第一人称记录清水洁的采访经过，覆盖案发、追查、逮捕、审判等阶段。前言说明本书有两个目的：记录被警方及受其诱导的媒体扭曲的命案真面目与被害者形象，并指出依赖政府机关发布信息的"一流"媒体可能被消息来源带偏。
全书结构
本书按时间顺序分为九章。第一章《案发》写命案当天与最初的随机砍人报道。第二章《遗言》通过岛田和阳子的证词回顾诗织与小松和人的交往和受迫害过程。第三章《锁定》写作者追查小松、发现其经营非法色情按摩店。第四章《侦办》写监视与拍到实行犯照片的过程。第五章《逮捕》写久保田落网与《FOCUS》新年第一期独家。第六章《成果》写小松武史被捕、小松和人下落不明。第七章《摩擦》写批判警方的报道与和人的通缉。第八章《终点》写和人在北海道屈斜路湖自尽。第九章《余波》写国会质询、笔录窜改被公开、审判与国赔诉讼。正文之后有后记、补遗《遗物》和文库版后记。
作者在文库版后记中说明，正文九章刻意不加修改，保留案发后逐步采访所得的事实，即使事后发现新证据也不补写订正。
作者的位置与采访条件
清水洁原本是报道摄影师，后转为《FOCUS》的社会记者。这是摄影周刊，靠照片支撑报道，记者需要"捡照片"，即向相关人士借取被害人和加害人的照片。
《FOCUS》没有加入日本的记者俱乐部。记者俱乐部是各政府机关前由报社和电视台组成的任意团体，以成员资格筛选媒体。上尾署对非俱乐部成员拒绝采访，作者始终没能与署方正常对话，也参加不了记者会。他因此依赖同行T先生（负责警察线的报社记者）交换情报。
作者在书中描述自己的行动方式：现场直访目击者、逐户走访相关人士、向特殊行业从业人员打听、把照片编号交给不露面的线人渡边做"面确"、借用公寓附近大楼屋顶架设1200毫米超望远镜头监视、追踪按摩店店长的行踪。这些方法大多原始且耗时。他同时把诗织朋友、录音带、传单上的信息与警方公开内容相互比对，用来确认证词。
诗织与小松和人
诗织在一九九九年一月六日于大宫站东口的游艺中心认识小松和人。他自称二十三岁的汽车销售员小松诚，递出印着这个名字的名片；诗织后来在车内置物箱发现一叠名片，上面都印着他的真实姓名小松和人。两人交往约两个月后，小松开始展示异常言行：开奔驰车、随身携带整叠钞票、宣称每月赚一千万日元、用相机随时给诗织拍照。
交往后期，小松要求诗织穿戴他赠送的路易威登等名牌衣物，以她父亲和弟弟的安全作要挟。他声称知道她父亲的职业和公司，威胁要靠人脉让父亲被裁员。三月二十日前后，他在池袋的公寓殴打墙壁，逼诗织下跪，折断她的手机以清除联络人。此后他每隔三十分钟打电话查岗，派疑似征信社的人员尾随诗织，还收买诗织的朋友刺探她。
六月十四日，诗织在池袋提出分手。小松和两名男子当天闯入猪野家，自称小松的上司，以"诈领公司五百万日元"为由要挟。诗织在家人支持下于六月十五、十六日连续两天前往上尾署求助，交出录音带，警方以"案子不会成立"拒绝受理。七月十三日，诗织家附近被贴上大量黄色诽谤传单，印着"WANTED""替天行道"和她的照片。七月二十九日，警方受理诗织的名誉毁损刑事告诉。九月二十一日左右，一名刑警到猪野家要求撤销告诉，谎称"撤销之后随时可以再提告"。十月十六日凌晨，两辆车在诗织家门口播放震天音乐后离开。
诗织的遗书日期是三月三十日，写给父母和弟弟、岛田和阳子，明确写出"如果我死了，就是小松杀的"，并留下账户密码给弟弟。这封遗书在命案次日被上尾署搜查员从她房间搜走扣押。
小松集团的底细
作者查实，小松和人在池袋东口经营六七家非法色情按摩店，以"人妻"为卖点，店名频繁更换以规避临检。店面背后有一名被店员称作"一条"的黑道风格人物，实际上是小松的哥哥小松武史。武史是东京消防厅职员，同时经营特殊行业，兄弟两人共同塑造了"一条"这个虚构身份。
实行犯久保田祥史是小松旗下按摩店的前店长，身高约170厘米、短发、肥胖，与目击证词相符。川上聪负责命案当天开车接应，伊藤嘉孝负责监视诗织家动向。作者通过线人和特殊行业人士的指认，把这几个人的身份与命案现场的特征对上。
追查与逮捕的时间线
十一月二日，《FOCUS》第一期刊出诗织朋友的证词，以"K"代称跟踪狂。出刊当天，小松关闭池袋的店。作者随后查到他另有西川口的店，派出樱井、南慎二、松原组成的监视小组。十二月六日，樱井在池袋东口的大楼拍下久保田和川上的照片，作者通过渡边面确确认身份。作者把信息经由T先生传给搜查本部；警方在逮捕后的记者会上公布的过程与作者的调查顺序相同，但把发现者表述为警方。
十二月十九日，久保田被拘提，随后川上、伊藤、小松武史先后因杀人嫌疑被逮捕。二〇〇〇年新年第一期《FOCUS》刊登实行犯落网前照片及小松和人的姓名与照片。小松和人没有被通缉。作者在书中列举疑点：警方从和人这条线索查到久保田，却称和人与命案无关；他在两处店址附近都看不到搜查员行动的痕迹；久保田供称受武史委托后，武史被当作主犯逮捕。一月十六日，县警以名誉毁损罪嫌逮捕包括四名实行犯在内的十二人，同时对人发布通缉令，通缉罪名只是名誉毁损。
警方的掩盖
作者在猪野家采访时，从诗织父母口中得知九月要求撤销告诉的"假刑警"其实是正牌刑警，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报道被警方误导。他在书中写明自己曾相信警方"署里没有这样的刑警"的说法，并把"假刑警"写成报道，等于替警方粉饰。
后来县警的内部调查承认，上尾署把诗织的"提出告诉"笔录用两条线划掉改成"备案"，直接涉事的刑事二课长K、刑事系长F、巡查长H遭到惩戒免职并函送检方。三名前警察在刑事审判中获有罪判决，但处缓刑。作者提出疑问：命案当天记者会上警方就回答诗织是来"备案"，说明笔录被改早已被搜查员看到，承担责任的却只有三个人。
警方在命案后向媒体提供了诗织的服装品牌（古驰手表、普拉达背包）和她曾在提供酒类的店家打工等信息。媒体据此写出"酒家女""迷恋名牌"的报道。作者在补遗《遗物》中写到，诗织的手表实物布满刮痕，是戴了很多年的普通手表，他找不到报道中"迷恋名牌"的依据。
媒体的角色
记者俱乐部成员媒体依赖警方发布的消息。作者引述一名负责警视厅的报社记者的话："我们不是社会记者，而是守在警察单位的警察记者。"命案期间，主流媒体把警方的"武史主犯"说法当作报道框架，直至官方书面声明后才改变口径。
事件通过《FOCUS》的报道、TBS《播报员》、朝日电视台《WIDE! SCRAMBLE》《独家内幕》等节目逐步扩大。二〇〇〇年三月，民主党议员竹村泰子在国会预算委员会朗读《FOCUS》的报道，质问警察厅刑事局长，县警的回答被作者记下来：先称"并非事实，但有造成误会的发言"。国会质询后，《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于二〇〇〇年五月十八日通过。作者在书中说明这部法律的限制：它限定恋爱关系，执行仍依赖警察。
小松和人之死
作者通过黑帮线人得知和人藏身北海道，准备经根室逃往俄罗斯。他和摄影师樱井前往札幌调查，没有找到人。一月二十七日，和人的遗体在屈斜路湖被发现，死因是溺死，解剖验出酒精和类似安眠药的药物，颈部缠着浴衣带子，身上有疑似割腕痕迹。警方判断为自杀。他投宿时用"山田耕一"等化名，留的字条写着"我上不了天堂"。
作者在书中写到一个此前无法公开的事实：与和人有过往来的女子佳织（化名），在人死前一直与他通电话。和人在电话里说他要死了，对不起。作者据此认定和人的死是他自己选择的结果，同时承认，和人是否真的主使杀害诗织，随他死亡已无法确认。
审判与国赔诉讼
小松武史在一审和二审都否认杀人，称"原本应该站在这里的不是我，而是我弟"。二〇〇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埼玉地方法院认定武史直接指示久保田杀人，判处无期徒刑，判决书称诗织是"毫无过失的年轻女性被害人"。久保田被判处十八年有期徒刑，伊藤十五年。
诗织父母以"警方处理疏失"对埼玉县提出国家赔偿诉讼。二〇〇三年二月二十六日，法院认定警方在名誉毁损案的侦查怠慢上有责任，判决赔偿五百五十万日元，但对命案本身认为"警方无法预测命案之发生"，否定了因果关系。县警在诉讼中用扣押的日记、录音带和遗书反驳家属，主张遗书"是一般信件而非遗书"，还指责诗织"性观念自由开放、索讨昂贵礼物"。父母提出上诉。
作者自述的限制
作者在书中多处写明自己掌握的信息边界。他最初相信了警方"没有这样的刑警"的说法，刊出后被证实是谎言。他保留了由佳织转述的、和人亲口说出的"杀人计划"证词，没有写进报道，因为写出来会暴露佳织的身份。他承认案件的一部分真相随和人死亡而被埋葬，诗织"遗言"中关于"小松在警界高层和政界有朋友"这一句，他到书出版时仍无法消化或证实。
作者在文库版后记中写到，诗织命案后第三年，他的女儿清水梓因事故去世。他记录这段私事，说明他对失去孩子的感受是在亲身经历后才理解的，此前他对诗织父母心境的理解有限。
可迁移的观察
记者俱乐部式的信息来源依赖会放大官方口径。当组织以成员资格筛选媒体，警方可以决定报道里出现什么内容；本案中主流媒体长期转述县警说法，直到书面声明才改变口径。
报案与备案在程序上不同。刑事告诉可以撤销，备案不具备告诉效力。上尾署把"提出告诉"改写成"备案"，使案件在程序上接近消失。读者需要留意警方程序用语与实际受理状态之间的差别。
被害人形象可以被人为制造。命案后警方公布服饰品牌和打工经历，媒体放大成"酒家女""迷恋名牌"，这与传单内容构成同样的指控。作者逐项比对后，没有找到支撑这些标签的依据。
法律通过之后执行仍然依赖人。《跟踪骚扰行为规范法》在诗织死后一年通过，作者在书中说明，报案人的求助是否被受理，仍取决于接待警察的判断。
出版背景
出版后记说明，这本书记录的是一九九九年的案件，出版时距案发已二十一年。恋爱关系引发的毁谤、骚扰、暴力甚至杀害事件在东亚和世界各地仍然发生。后记提出的问题包括公权力应在何种程度上介入民事纠纷、受害人与施暴者的关系是否重要。这些问题是后记作者的归纳，书中正文没有给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