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 the Success of Our Hopeless Cause

Benjamin Nathans 的《To the Success of Our Hopeless Cause》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 2024 年出版，副标题强调这场运动的"多次生命"。全书讲述苏联异见运动约二十年的历史，这段历史始于 1965 年前后，止于 1982 年。书名取自异见者在厨房餐桌边反复举杯的祝酒辞"为我们毫无希望的事业干杯"。作者在序言中说明两层写作意图：把异见者的名字从"历史已吞没了他们"的断言里捡回来，给他们一段配得上的历史；同时考察在比当下更无望的条件下，公共参与还有哪些可能。这句开场呼应了 2013 年列瓦达中心的民调：受访的俄罗斯人中，能说出任何一位晚期苏联异见者名字的不到五分之一。

Nathans 使用的材料横跨异见者与镇压者两侧。他大量引用异见者本人留下的文本：超过一百五十部书长度的自传、数千件撒米兹达特（samizdat）文献、私人日记与信件。他同时使用苏联解体后开放的档案，包括克格勃的审讯记录、公寓搜查清单、第五局的内部分析备忘录、政治局讨论异见问题的记录。此外还有莫斯科西方记者的报道、大赦国际的档案、阿姆斯特丹赫尔岑基金会的通信。作者在开篇提醒读者，异见者自传天然偏向个人英雄叙事，克格勃档案带着监视者的目光，两类材料都需要对照着读。

全书的基本主张是：异见者是苏联制度的产物。他们是苏联历史上第一代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生、受其教育、说其语言的成年人。列宁当年告诫布尔什维克，建设社会主义只能使用"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人类材料"；Nathans 指出，异见运动使用的材料由苏联社会主义遗留下来。异见者大量取材于苏联世界的现成之物，尤其是苏联法律。作者反复论证的机制是正统会生出自己的异端：异见者拿起苏联宪法和刑事诉讼法这类官方文本作武器，反过来要求苏联国家遵守自己的法律。

沃尔平：把苏联法律当真的人

亚历山大·叶赛宁-沃尔平是这本书的起点。他是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与翻译家娜杰日达·沃尔平娜的儿子，叶赛宁 1925 年在列宁格勒自杀时，他只有一岁半。沃尔平在莫斯科大学学数学，受过"理想语言"哲学的训练，读过罗素的《数学原理》和 1958 年出版的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俄译本，也接触当时兴起的控制论。他追求一种没有歧义的语言，主张"理性的专政"。1961 年，他的《自由哲学论》连同诗集《春叶》在纽约出版，书名从罗素的《我为什么不是基督徒》改为致敬维特根斯坦的标题。

沃尔平 1949 年在切尔诺夫策被捕，经卢比扬卡监狱、精神鉴定、精神病院，被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卡拉干达五年。斯大林去世后的特赦把他带回莫斯科。他在流放中研究了祖父留下的 1903 年刑事诉讼法典，又找来 1950 年代修订的苏联刑事诉讼法典，发现其中有一整套保护被告与证人的程序规则。他由此发展出一种被作者称为"激进守法主义"的策略：严格履行法律明文保护的行为，比如要求审判公开、援引宪法集会条款；这不同于甘地式公民不服从那种公开违抗法律的做法。阿马尔里克称他是"第一个理解到有效反对方法可能是要求当局遵守自己法律的人"。阿列克谢耶娃转述沃尔平的主张：一个人这样做会成为烈士，两个人会被定性为敌对组织，上千人会被视为敌对运动，但每个人都这样做，国家就不得不变得不那么压迫。

沃尔平对法律文本采取字面解读。他把"苏联的"与"共产党的"区分开：苏联权力来自宪法授权的机构，公民的义务是遵守成文法律，服从意识形态指令另有性质。1962 年《星火》周刊发表《一个恶棍的传记》攻击他之后，他以诽谤罪起诉作者和编辑部，要求法院判断"反苏"这个说法的法律含义。法院驳回了他的诉讼，但这场官司推动他思考苏联法律作为表达异见语言的用途。他的终极设想是"元革命"：一场改变革命方式的革命，一场发生在苏联公民头脑里、改变他们与法律语言关系的革命。

权利话语：苏联宪法为何成为武器

沃尔平的主张建立在一部具体文本之上：1936 年通过的《苏联宪法》，俗称"斯大林宪法"。这部宪法生效四十年，是苏联历部宪法中寿命最长的。其中第 125 条规定，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游行示威的自由，前提是"符合劳动者的利益并服务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并且国家要为这些权利提供印刷厂、纸张、会场等物质条件。Nathans 分析了这种"权利话语"的内部逻辑：苏联法律把权利理解为国家赐予公民的东西，与履行劳动义务交换，任何权利都附带义务；"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被压缩进同一种逻辑。

1960 年代初，苏联为起草新宪法征求公民意见，数万人写信给中央委员会。Nathans 依据这些信件指出，普通公民的权利观念与宪法修辞高度一致：权利是国家的赠予，以履行义务为条件。信中很少有人主张权利能对国家的权威本身构成限制，也很少有人赞同分权。赫鲁晓夫 1956 年的"秘密报告"开启了"社会主义法制"时期，1960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典保障了辩护权和庭审证据审查。1966 年，为回应透明集会，最高苏维埃又增设刑法第 190 条，把"严重扰乱公共秩序的群体行动"和"蓄意散布诋毁国家制度的虚假言论"入罪，最高刑期三年。

作者在这一部分指出苏联法律文化的内部矛盾：共产主义理想预设法律最终消亡，1961 年的《共产主义建设者道德法典》主张道德规范将取代行政调节；同时一个复杂现代社会又离不开成文法律。共产党自身长期游离于司法体系之外，这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宣示相冲突。正是这些矛盾为沃尔平的策略提供了缝隙：法律既是压迫工具，也能被挪用为限制国家权力的语言。

辛尼亚夫斯基与丹尼尔：被改写的审判

1965 年 9 月 8 日，文学批评家安德烈·辛尼亚夫斯基在莫斯科尼基茨基门附近等公交车时被带走。他是笔名"阿布拉姆·特尔茨"的作者，《法庭开庭》等小说自 1959 年起在西方出版并获好评。同月，诗人兼翻译尤利·丹尼尔被捕，他的笔名是"尼古拉·阿尔扎克"，代表作《莫斯科在说话》。两人都通过法国留学生埃莱娜·佩尔捷把作品偷运出境，佩尔捷的父亲是法国驻苏海军武官。克格勃花了好几年才确认特尔茨的身份，动用了笔迹鉴定、字体比对和监听设备。

1966 年 2 月 10 日，两人以"反苏宣传鼓动"罪名（刑法第 70 条）受审。官方称之为"公开审判"：法庭座席按编号发票，听众由组织挑选，外国记者被拒之门外。主审法官列夫·斯米尔诺夫是纽伦堡审判的苏方成员。控方沿用老式公审的逻辑，却缺少斯大林时代公审赖以成立的要素——被告的认罪，即所谓的"证据之王"。辛尼亚夫斯基和丹尼尔拒绝认罪，坚持文学语言不能按字面理解，虚构作品中的人物不替作者发言。斯米尔诺夫试图证明《法庭开庭》里的场景是现实描写而非虚构，庭审演变成一场怪异的文本之争。2 月 14 日，两人被判有罪，辛尼亚夫斯基七年，丹尼尔五年。

审判之前，亚历山大·沃尔平已经在 1965 年 12 月 5 日组织了一场"透明集会"，在普希金广场要求按宪法第 111 条公开审理此案。28 人被捕，但集会消息经西方电台传遍苏联。审判本身成为转折点：丹尼尔的妻子拉丽莎·博戈拉兹用速记记下庭审全程，亚历山大·金兹堡把庭审记录、报刊文章、国内外反应汇编成《白皮书》在撒米兹达特流传。克格勃导演的一场示众审判，最终向苏联知识界证明了另一种可能。作者称这是"社会主义世界第一个公民权利运动"的起点。

链式反应：运动如何成形

审判之后，逮捕、抗议、再逮捕、再审判构成一个循环，参与者称之为"链式反应"。这个词借自核物理：一次分裂释放更多粒子，引发自我维持的裂变。斯大林时代，逮捕导致检举、检举导致更多逮捕，被捕者被社会疏远；1960 年代相反，逮捕激起集会与请愿，朋友的圈子不缩反扩。1967 年 1 月，普希金广场出现声援被捕撒米兹达特编者的示威；布科夫斯基等被捕，同年秋受审，律师季娜·卡明斯卡娅开创了一种新辩护方式：承认当事人的行为与起诉书描述一致，但坚持这些行为没有违反苏联法律，请求无罪判决。

撒米兹达特是这场运动最主要的日常活动，也是唯一达到真正规模的现象。打字机、洋葱皮纸、复写纸构成一条自产自销的信息链。读者抄录、再分发，每一份文本都像一封接力信。运动的日常手法包括示威、公开信与撒米兹达特，排除了罢工、抵制、纠察这类街头动员手段。年长的知识分子偏爱签名公开信，年轻一辈更愿意走上广场。布科夫斯基形容这场运动像"没有指挥的交响乐团"或蜂群：没有命令，没有分工，每只蜜蜂按内在冲动行动。1968 年 4 月，娜塔利娅·戈尔巴涅夫斯卡娅创办《时事纪事》，第一期把日期倒填到 4 月 30 日，以免与五一劳动节挂钩。刊名取自 BBC 一档俄语新闻节目的名称，每期封面印着《世界人权宣言》第 19 条。这份刊物后来成为异见运动的信息命脉，记录各群体的受迫害情况——用戈尔巴涅夫斯卡娅的话说，"我们写所有人"。

1968：红场与运动的裂痕

1968 年 8 月 21 日清晨，苏军坦克进入布拉格，"布拉格之春"被终结。此前几个月，苏联异见者注视着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阿纳托利·马尔琴科在公开信里警告苏联领导人的镇压手段，随即被捕。8 月 25 日，八名示威者在莫斯科红场列宁墓旁的"宣谕台"静坐，打出"为你们的自由和我们的自由"等标语。戈尔巴涅夫斯卡娅抱着三个月大的儿子参加，标语藏在婴儿身下。他们被便衣殴打、逮捕，随即受审。

博戈拉兹在法庭最后陈述中提出两个主张：在默认全体一致的体制里，沉默本身构成说谎；全体苏联公民对政府行为负有集体责任。阿纳托利·雅各布森在撒米兹达特公开信里为示威辩护，称这八个人"挽救了苏联人民的名誉"。批评者则发明了"自我囚禁"一词，嘲笑这场行动徒劳且近乎自焚。这场示威结束了持续三年的链式反应：博戈拉兹、利特维诺夫先后入狱或流放，主张自发行动的一翼失去主将；此后的争论集中于组织的形式与方式，要不要组织已经没有悬念。

1968 年之后的撒米兹达特辩论重新清算运动的路线。化名 A. 米哈伊洛夫的亚历山大·马利诺夫斯基写出《关于 1968 年自由派运动的思考》，批评守法策略幼稚、道德表演无意义、运动脱离普通公民。伊格鲁诺夫、科扎里诺夫从不同方向批评"内心自由"的傲慢。弗拉基米尔·泽林斯基为内心自由辩护，把异见的动作比作什克洛夫斯基说的"陌生化"：把官方权利话语从习惯性反应中抽出来，让它重新变得可感。沃尔平坚持法律意识是唯一可行的共识基础。这场辩论的文本化本身就说明撒米兹达特网络的扩散。

组织实验：倡议小组与人权委员会

1969 年 5 月 20 日，维克多·克拉辛和彼得·雅基尔把一封致联合国的信交给三名西方记者，落款是"苏联保卫民权倡议小组"，附上十五名成员和三十九名支持者的名单。名单上的人大多不知道自己的名字被列了上去。克拉辛和雅基尔没有征得同意，也没有让讨论走到投票。物理学家列昂尼德·捷尔诺夫斯基回忆自己"浑身发抖"：这是一次先斩后奏的组织。作者指出，这件事暴露了运动内部一个长期被回避的悖论——异见者要求国家遵守程序与规则，自己在组织内部却抗拒一切正式规则与层级。

倡议小组此后发表了约四十份集体声明，成员在半年内有一半入狱或被送进精神病院。它在 1970 年的一份自我声明中宣布自己没有纲领、没有章程、没有组织结构，成员来去自由。它向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五次上诉均无回音，转而求助世界卫生组织、世界精神病学协会、教皇，同样没有回应。1970 年 11 月，物理学家瓦列里·恰利泽与安德烈·萨哈罗夫、安德烈·特韦尔多赫列博夫成立人权委员会，自称为"创作协会"，援引民法典第 482 条关于集体作品著作权的条文来回避官方注册。委员会每周四开会，坚持议事程序，喝茶，记纪要。阿列克谢耶娃称这里是"叶赛宁-沃尔平主义的圣殿"，萨哈罗夫自己叫它"匹克威克俱乐部"。

两个组织都转向西方寻找对话者。倡议小组拒绝了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合作提议；人权委员会则主动与纽约的"人权联盟"、斯特拉斯堡的"国际人权研究所"建立联系。恰利泽对《新闻周刊》说："你们想要我们搞革命？别傻了。"作者把这段历史读作一场自我组织方式的转移：运动放弃了在苏联社会内部扩展的指望，把自己改造成一系列面向西方的、非政府组织式的组合。用伊格鲁诺夫的话说，"整个运动又能塞进雅基尔的沙发"。

第五局：镇压方式的转型

1967 年 5 月，尤里·安德罗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数月后设立第五局，专门对付国内异见。第五局由菲利普·博布科夫主持（1969—1983），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设分支，任务被定义为"政治反间谍"。安德罗波夫把 1956 年匈牙利事件的教训内化为"匈牙利情结"：一小群和平的抗议者可能引发推翻政权的连锁反应。克格勃把西方宣传、人权组织、外国记者视为"思想破坏"的组成部分，甚至怀疑撒米兹达特本身是西方导演的。它的网络模型是"枢纽—辐条"式的：认定每个刊物背后有一个中心人物，端掉枢纽就能拆散网络。

法庭审判的数量在下降。书中的统计表显示，1966—1980 年间，俄罗斯共和国按第 70 条定罪的人数，1976—1980 年（112 人）明显少于 1966—1970 年（295 人）；按第 190 条定罪的人数同期由 384 人减为 285 人。镇压的重心转向三种不经过法院的手段："预防性谈话"（1967—1974 年每逮捕一人对应九十六次预防性谈话，每年超过一万一千次）、强制移民（发以色列签证、剥夺国籍）、把异见者送进精神病院（1960—1991 年记录在案六百七十四例，作者注明这是近似数字，多数是行政决定而非法院判决）。斯涅日涅夫斯基学派发明"缓慢进行型精神分裂症"，让"没有症状"本身成为患病的证据。

1972 年，克格勃逮捕雅基尔和克拉辛，用两人作枢纽去拆整张网。审讯者利用雅基尔对女儿安危的恐惧和对伏特加的依赖，利用克拉辛对"领袖"地位的自我想象。两人供出约两百人的名字，参与对质，又在 1973 年 9 月 5 日的记者会上公开悔罪。《时事纪事》被迫停刊一年半，1974 年 5 月由科瓦廖夫、维利卡诺娃、霍多罗维奇恢复出版，声明不接受"人质战术"。这场案子是克格勃唯一一次真正成功的异见审判；安德罗波夫自己也承认，审判只会把被告变成英雄。第五局此后再也没有安排过异见者的记者会。

旁观者、盟友与少数群体

异见者在苏联社会中的位置，可以借每年 12 月 5 日普希金广场的集会来观察：最内圈是一小群举标语的行动者，外围是同情但不敢加入的"半异见者"，再往外是匆匆路过的行人。普希金本人对民主与法律持怀疑态度，作者用这座纪念像点出异见者与苏联社会之间既亲近又疏远的关系。普通人的反应更多是厌烦。一则流传的笑话说，有人掉进齐颈深的粪池里挣扎大喊，池中人劝他："别兴风作浪。"异见者被称作"扰人清静者"，提醒别人存在另一种活法。萨哈罗夫指出，正是国家把签名者、写批评文章的人搞成"职业异见者"。

少数族裔与宗教群体是运动在人数上最有力的潜在盟友。立陶宛天主教徒 1972 年征集了一万七千零五十四人签名，抗议三名神父入狱；克里米亚鞑靼人 1966 年向苏共二十三大递交超过十二万人的请愿；乌克兰异见者围绕《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和《乌克兰信使》形成自己的链式反应。科瓦廖夫后来在回顾中总结：只有当权利侵害同时触及一个群体的集体利益时，人权运动才有成功的可能；为个人权利的斗争注定属于少数孤行者。犹太人在异见者中的比例远高于其人口比例——运动的犹太裔约占三分之一到一半，而犹太人在全苏人口中不足百分之一。作者强调，多数犹太异见者几乎不了解犹太宗教与文化，他们被卷入运动的路径是苏联在六日战争后对犹太人政策的逆转，以及护照上强制标注的"犹太人"身份。

大赦国际与赫尔辛基进程

大赦国际 1961 年在伦敦成立，创始人彼得·贝南森提出"良心犯"概念，要求各小组同时关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家三个阵营的被囚者，且不处理本国案件。作者称之为"有距离的共情"。1960 年代，大赦对苏联几乎无信息可用，给监狱寄的圣诞卡被退回。1966 年，一份关于两百名被捕浸礼会教徒的名单辗转到达伦敦，随后撒米兹达特文本的流出让大赦得以成批"收养"苏联良心犯。《时事纪事》成为大赦的主要信息源，1970 年起被译成英文出版。大赦公开行动偏爱会说通用世俗权利语言的都市知识分子：1968 年的"年度良心犯"选中了金兹堡；被收养者中占一半以上的浸礼会教徒没有获得同等的公开曝光。

1973 年，特韦尔多赫列博夫等人组成"73 小组"，申请成为大赦在社会主义世界的第一个分支。伦敦总部陷入内部分裂：秘书长恩纳斯希望两头兼顾，麦克布赖德主张与克里姆林宫打交道，雷德韦和"麦迪逊大道小组"主张全力支持莫斯科申请者。1974 年 9 月，大赦承认莫斯科小组为"地方小组"而非"全国分会"。同年末，克格勃开始逮捕小组成员。1975 年 11 月，大赦发表《苏联的良心犯：待遇与状况》。1977 年，大赦国际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苏联官方媒体的反驳笨拙而空洞，只指责大赦是"心理战"工具，拿不出自己的数据。

1975 年 8 月，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签署，勃列日涅夫获得对战后边界的国际承认，代价是承诺尊重人权条款。1976 年 5 月，尤里·奥尔洛夫成立"促进赫尔辛基协议在苏联实施的公共小组"，即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随后出现相应小组。1977 年贝尔格莱德后续会议前，十名赫尔辛基小组成员被捕。1980 年萨哈罗夫因谴责入侵阿富汗被流放到高尔基，未经审判。1982 年 9 月，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宣布停止活动；12 月 31 日，《时事纪事》出完第六十五期停刊。克格勃主席切布里科夫在 1982 年年度报告里向安德罗波夫报告："俄罗斯大赦分部"、"赫尔辛基小组"及其他类似组织已被拆散。

终局与遗产

1982 年 12 月 31 日，《时事纪事》发行第六十五期，即最后一期。运动在 1982 年解体。它此前经历过几次濒死又复活，这一次没有复活。作者把原因归于几股力量的叠加：第五局连绵的庭外镇压、运动自我封闭为小型西方导向的组织、招募不到接替者、以及缺少可见的成果。按他的判断，运动的目标是给苏联国家套上法律与程序的约束，从未打算推翻它；它最持久的成就是反复证明这个自称"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家无法遵守自己的法律，从而抽空其合法性。

戈尔巴乔夫时代，异见者的口号——透明、法制、民主化——从克里姆林宫发出。阿列克谢耶娃写道："他借用我们的口号，吸取我们的思想……我们不怪他不提我们这些出处。"1991 年苏联解体时，相当一部分异见者已经流亡国外或已去世。留在国内的人中，少数进入政治：科瓦廖夫担任叶利钦的人权顾问，帕夫洛夫斯基成为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技术员"。萨哈罗夫在 1989 年当选人民代表，同年去世。解体后三十年里，异见遗产在俄罗斯经历赞扬、污名与遗忘的摆动。纪念协会、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萨哈罗夫中心先后被当局清算，2022 年诺贝尔和平奖没有保护纪念协会，三者在 2023 年前均被关闭。2023 年新版历史教科书按苏联官方的腔调重写异见者，说他们"宣布不同意官方意识形态"，声称运动垮台源于"思想的严重危机"。

作者在结尾把这场运动与几类参照物作了比较。他质疑异见者自认的十九世纪俄国知识分子谱系，指出双方在斗争方式、与现存政权和法律的关系、对西方的依赖上差别明显。与二战的欧洲抵抗运动相比，异见者不诉诸武装，且从未指望以纳粹法律驯服纳粹政权。与美国民权运动相比，两条轨迹相反：美国民权运动从人权议题退回国内民权，苏联异见者则先引用宪法权利，后转向国际人权；一个诉诸公民不服从，一个诉诸公民守法。与东欧的"七七宪章"和中国"维权"运动相比，共同的要素是"仿佛"地活着：把现有法律当真，像自由人一样行事。作者用"打破第四堵墙"比喻异见者的动作：演员从舞台上直接对观众说话，揭穿整场演出的假扮。书名里的祝酒辞因此有了双重含义：它同时承认行动的徒劳与坚持的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