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Great Tradition》是 F. R. Leavis 的文学批评著作。Leavis 时任剑桥唐宁学院院士；他在致谢里交代，书的主体内容曾先后刊于《Scrutiny》杂志，评詹姆斯的部分刊于 1937 年 3 月号，评康拉德的部分刊于 1941 年 6 月和 10 月号，评乔治·艾略特的部分刊于 1945 与 1946 年，附录则经詹姆斯遗产代理人许可重印。全书由五部分加一篇附录组成：总论、乔治·艾略特专章、亨利·詹姆斯专章、约瑟夫·康拉德专章、关于狄更斯《艰难时世》的分析，以及亨利·詹姆斯 1876 年的对话体批评《丹尼尔·德龙达：一次谈话》。
Leavis 在总论开头给出他的名单：英语小说史上算得上伟大的作家是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和约瑟夫·康拉德。他说奥斯丁需要单独的长篇研究，所以本书只处理后三位。论述走到结尾时他又补上第五个名字，D. H. 劳伦斯。他给“the great tradition”这个词下的定义，是指“英语小说中一切伟大作品所属的传统”，并把简·奥斯丁称作这条传统的开创者。
名单的价值标准写在总论开头。他认为大作家要与大诗人同等地“算数”：他们改变这门艺术对从业者和读者的可能性，同时在他们促进的人类意识——对生活可能性的意识——上有意义。他把一大批维多利亚时期的小说家列为反面：特罗洛普、夏洛特·扬、盖斯凯尔夫人、威尔基·柯林斯、查尔斯·里德、查尔斯与亨利·金斯利、马利亚特、肖特豪斯，这些人正被广播和出版界抬成“活着的经典”，而他认为其中多数连“重大创造成就的领域”都进不了。他写这本书的一个目的，就是把这些混淆纠正过来。
传统如何界定
Leavis 先处理 Fielding 的历史地位。他承认 Fielding 重要，但否认他拥有被加在他头上的那种古典地位。Fielding 通过《闲谈者》与《旁观者》那条“戏剧变成小说”的路子学会呈现人物与风俗，再配上他自称的“散文体的喜剧史诗”，为奥斯丁打开了英国小说的中心传统。但《汤姆·琼斯》的“完美结构”之说站不住：Fielding 能提供的材料与兴趣太简单，铺到“史诗”的长度只会显得单调；他对人性与态度都很简单，一写长就变成单调。Leavis 给《约瑟夫·安德鲁斯》较高评价，把《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称作“笨拙的少年气”，说《艾米莉亚》已经写软了。
Richardson 提供的是更内在的兴趣。《克拉丽莎》是真正有分量的作品，Johnson 偏爱 Richardson 而贬低 Fielding 也有道理。但 Richardson 不可能再成为“现行经典”：他的情感与道德状态分析自有力量，兴趣范围却有限，对读者时间的要求又大到令人却步。Leavis 划出 Richardson—Fanny Burney—简·奥斯丁这条传承线：Burney 把 Richardson 转写进有教养的生活，奥斯丁才吸收得了他。
奥斯丁是这条传统里的大作家，也是后来大作家背后的“大事实”。Leavis 强调她的原创性来自对传统的创造性关系：她为后来者制造传统，反过来又照亮她之前的东西，让我们在她之前的人在我们眼里显出意义。他说伟大作家的作品都“给过去一个意义”。他随即反驳 Lord David Cecil 在《早期维多利亚小说家》里“乔治·艾略特是第一个现代小说家”的说法——按 Cecil 自己给出的标准（探索严肃主题、打破英国小说既有的形式与材料惯例），该把称号给奥斯丁。奥斯丁对“结构”的兴趣与她对人性的道德兴趣是一回事；《爱玛》的形式完美只能靠那部小说特有的道德关注来领会，把她的完美说成可与“忠于生活”分开的“美学”东西，就什么也解释不了。
Leavis 用 Flaubert 做反面对照。他引用 D. H. 劳伦斯评托马斯·曼《威尼斯之死》时的说法：Flaubert 在世界面前象征“作家要成为他写的东西的至高主宰”的意志，而劳伦斯评论说 Flaubert“像躲避麻风病一样远离生活”。后来的唯美派作家把形式与风格本身当作目的，George Moore 属于这类。Leavis 说英国大作家恰好相反：他们有一种对经验的活跃容量，一种对生活虔诚敞开的姿态，和明确的道德强度。这个对照被延伸到《包法利夫人》：詹姆斯曾指出它的弱点——技术强度所暗示的题材分量，与该题材在成熟评价下的道德与人性贫乏之间存在落差。英国传统里能供詹姆斯学习的作家，是与 Flaubert 完全不同的人，乔治·艾略特。
在总论里，Leavis 还处理了狄更斯和 Thackeray。他承认狄更斯是伟大的天才、永久的经典，但“那是一个伟大娱乐者的天才”，他作为创造艺术家大多没有比这更深的担当。唯一的例外是《艰难时世》，狄更斯唯一一部让独特创造天才从头到尾受控于统一组织的意义的书（后面第五章专论它）。Thackeray 则被定为“更大的特罗洛普”：他的态度与兴趣本质有限，对需求超出“创造人物”的读者来说只能一直读下去，到结尾也没有任何东西证明所占篇幅正当；《名利场》至多作为次要经典保留下。D. H. 劳伦斯是名单上的第五个名字。Leavis 说他是继康拉德之后我们这个时代英语里的大天才，在小说里做了最艰苦也最持续的创造劳动；他引劳伦斯给 Edward Garnett 的信说明劳伦斯抛弃《儿子与情人》的成功模式、转向“旧稳定自我”之外的新方法，并把他与乔伊斯对比，认为《尤利西斯》是“死胡同”而劳伦斯的《虹》与《恋爱中的女人》是惊人的天才之作。书末还有一个关于“勃朗特姐妹”的短注：夏洛特有次要的永久趣味，艾米莉的《呼啸山庄》则是“一种运动”，不属于那条大传统。
乔治·艾略特
Leavis 先摆出批评界对乔治·艾略特的标准分期。流行的看法是：她早期写回忆，经典是《教区生活场景》《亚当·比德》《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织工马南》；写完这些她耗尽了材料，之后只好把笔交给“知识分子”，于是有了《罗莫拉》《菲利克斯·霍尔特》《丹尼尔·德龙达》。亨利·詹姆斯“从抽象到具体”的说法常被用来支持这套看法——他认为她的形象与情境是从她的道德意识中演化出来的，观察只居其次。Leavis 说这套分期需要修正，尤其是“魅力”的分量要重新掂量：魅力被高估了，当它被拿来与成熟对立的时候。
早期作品
《教区生活场景》今天很少人读。《吉尔菲尔先生的情史》有一种轻巧的迷人；另外两篇《阿莫斯·巴顿牧师的悲伤命运》和《珍妮特的悔改》，放到任何维多利亚家庭杂志里都不显得突兀。在平凡生活里找到动人题材的想象同情与道德热忱——这是艾略特的本色——但如果没有后来的作品，这组故事不会被记住。
《亚当·比德》是合格的通俗经典。Leavis 的问题在于它太容易分解成作者当初想用的几个兴趣：普瓦泽太太和她那间厨房代表的田园生活的醇熟呈现，Dinah 这个对方法会姑妈的理想化回忆，以及为凑成小说而补上的爱情与诱奸故事（Arthur Donnithorne 与 Hetty Sorrel 的纠葛）。他说 Arthur 那条线读第二遍没有增益，也没有来自作者更深刻经验的压力推动必然的发展；他引用詹姆斯的话作结：Dinah 嫁给 Adam、Hetty 在最后时刻获救，作者自己恐怕都没有清晰的视像，那属于“艺术上的软弱”。
《弗洛斯河上的磨坊》换了一种品质。那里有儿童视角的清新直接，与“回忆的午后光线”不同；道森氏族（Gleggs、Pullets、Dodson 一族）的呈现带有明确的社会学兴趣，这来自小说家的智性。但最触目的是自传成分带来的情感音调：Maggie Tulliver 就是年轻时的玛丽·安·埃文斯，区别在于 Maggie 漂亮——丑小鸭变天鹅的想象满足渗透了相关各页。Leavis 对 Maggie 的分析集中在一个点：她迷恋 Stephen Guest，批评界当作不可信的败笔，其实与她那些灵魂层面的渴望完全同构。问题在于艾略特把自己对不成熟的自我理想化与自我怜悯带进了呈现；她写 Maggie 的内心紧张时，“振动直接而单纯地来自小说家本人”，排除了一个比 Maggie 成熟的智性在场。Maggie 代表了艾略特从未真正留在身后的不成熟，结局的大洪水则是白日梦式的自我放纵：被淹没的河没有象征或隐喻价值，只是“梦想中的完美事故”，用来提供一个光荣悲剧的收场。相比之下，《织工马南》的成功恰在于没有这种个人直接性：它带童话色彩，是“迷人的次要杰作”，其氛围使我们对或然率的日常标准不起作用。Leavis 用《艰难时世》做对照：后者的高度现实毫无童话成分，其满足依赖于一种与魅力无关的道德意义。
《罗莫拉》到《米德尔马契》
《罗莫拉》是“煞费苦心的重构的丰碑”。Tito Melema 由温和的自私发展为致命的恶行，写的是一个常见的道德心理主题，但他始终是“说明”——思考出来、辛苦地具体化了的，从不成为体现主题的现实。Savonarola 更糟；Leavis 引用 Leslie Stephen 的评语：我们听的不是哈姆雷特，而是一个审慎的批评家在分析“活着还是死去”的心态，没有在场，分析代替了在场。Romola 本人是又一个理想化的乔治·艾略特，比 Maggie 更不真实、更被理想化；她对“舍己情感之火”的渴望，让人感到那是翻译施特劳斯的艾略特本人直接在场。Leavis 说《罗莫拉》是唯一符合“知识分子压过小说家”那种说法的作品，而它恰恰证明这套说法不成立。
《菲利克斯·霍尔特》套了一个按长子继承法细节编织的维多利亚式情节，为此还请教过孔德派朋友 Frederic Harrison；这部分要求读者付出不成比例的注意力。书名人物 Felix Holt 是理想化的工人——忠于阶级、拒绝组织化政治的一切妥协——完全得到作者的背书，因此不真实；他母亲写得像出自狄更斯而非生活，Rufus Lyon 牧师难以置信又冗长。但书里有完全不同的东西：Mrs. Transome 的主题。她、她的儿子 Harold 与家庭律师 Matthew Jermyn 之间的戏，与书中其他一切、与她此前所有作品都不同，对话品质、分析层次、散文质地都换了。Mrs. Transome 是 county 贵妇，与作者毫无相似之处，艾略特无法与她认同，因此也没有自我放纵；这里没有 Maggie 式的个人振动。Leavis 的判断是：正是在《菲利克斯·霍尔特》写 Mrs. Transome 的部分，艾略特成了大艺术家。她写她的报应——早年失足，儿子 Harold 其实是 Jermyn 的儿子——采用“就事论事的直接”，没有维多利亚小说写这类题材时常见的兴奋、回避或震惊的感伤。写 Jermyn 的段落，“那穿透性的、给男性气质定位的分析，感觉要一个女人才写得出来”。
《米德尔马契》副标题是《外省生活研究》，这并非虚饰。Leavis 说它对社会的机制、各阶级如何谋生的见识是活的、带着理解的知识；他引用 Beatrice Webb《我的学徒生涯》里的话：要了解人性的复杂只能求助于小说家与诗人。Casaubon 的悲怆，只有从内部知道长期智识事业的耗尽与挫折的人才能传达；他的《神话总钥匙》徒劳无功，他自己心里知道，他最关心的是避免承认这个事实。Leavis 引用那些写 Casaubon 求婚的讽刺段落，指出其笔法可与 Forster《最漫长的旅程》中 Pembroke 的求婚相比，但对 Casaubon 的处理“完全是强的”。Lydgate 同样只能由从内部知道智识生活的人写出；他对研究的胜利的喜悦是具体在场，读者知道小说家明白那是什么滋味。但艾略特没有把他写成女性恶行的殉道者：他自视甚高，对女性有未经反思的傲慢，这使得他与 Rosamond 的错配带有诗意的正义。Rosamond 是“单纯的自我”：永远知道要什么，永远确信自己无可指摘，没有内在复杂性来妨碍她集中而精妙的算计；她“甚至演出她自己的性格，演得那么好，以至于不觉得那是她自己的”。写她没有敌意——读者有时倒想掐断那优雅的脖子——而这正是对她的最高恭维。Bulstrode 的段落，Leavis 称为任何小说都拿得出的最精细的分析之一：艾略特从内部知道他所处的福音主义世界，分析带着由怜悯照亮的无情智性；Raffles 之死、病榻旁等待死亡的场面，把“把意图与欲望分开”的内心诡辩一层层剖开。
书的弱点是 Dorothea。开场小引引用圣德肋撒就把危险信号放出来了：那种“灵魂饥渴”、那种火焰是 Maggie 的回声。Leavis 指出，艾略特对 Dorothea 的呈现从外部视角很快滑进自我认同：Will Ladislaw 没有独立存在，他只是一个未实现的意图——把作者对 Dorothea 的看法强加给读者。Will 看 Dorothea 的视角就是作者的视角；两人之间那些“阳光落在高高的白百合上、无恶意也无他人灵魂进入”的交谈毫无反讽。Dorothea 对 Lydgate 的“天使访问”场面（第七十六章），Leavis 认为与 Romola 在瘟疫村庄的显圣同属一类失败，而因为放在成熟艺术的语境里，更痛苦地显眼。他的结论是：艾略特的情感饱满，在她的强处是一种由对象界定的无私反应；在 Dorothea 这里却以智性与自我认识的暂歇为条件，情境带有白日梦性质，她的创作活力在这里没有份。
《丹尼尔·德龙达》与《一位女士的画像》
《丹尼尔·德龙达》把强与弱的结合推到了最显眼的地步。坏的一半——Deronda 本人和“锡安主义灵感”——与好的一半大块地分开。Leavis 先处理坏的一半，回溯更早的诗剧《西班牙吉普赛人》：女主角在婚礼前夕被吉普赛父亲召唤，舍弃国家、宗教与情人去追随一个民族的使命。Leslie Stephen 问为何把女主人公放在这么难想象的环境里；Leavis 的答案是，诗体与准历史背景的功能都在于逃避对现实性的严肃检验，让作者得以“用力地玩白日梦而不认出那是白日梦”。
锡安主义给了艾略特更好的机会：犹太人就在当代事实世界里，代表真实而尖锐的问题。她的道德热忱、宗教倾向、智识兴趣都找到相宜的领域，而正因如此，诱惑不可抗拒。Leavis 不同意詹姆斯借 Constantius 之口说的“作者在某种外部压力下写作”；他读坏的部分感到的是被一股温暖的情绪流裹挟——那是灵感本身的记号，说明智性与不成熟结成同盟。Deronda 是“女人的创造”，按 Mordecai 的规格想象出来：必须是犹太人、有教养、脸和身材要漂亮、习惯社交生活的一切精致。他说话像牧师；Leavis 说他的“崇高的宗教生活”对 Gwendolen 没有对等物，他那道德热忱与情绪强度混合着本质上的松懈，提升效果可以类比酒精。他点名坏的部分里最糟的段落：Mordecai 的《启示录》式浪费、工人俱乐部的“沉闷可笑的不可信”、Hans Meyrick 信里莎士比亚式的活泼。
随后他提出全书的中心断言：如果亨利·詹姆斯没有读过 Gwendolen Harleth——Leavis 这样称呼《丹尼尔·德龙达》的好的一半——就不会写出《一位女士的画像》；而且在这对密切可比的作品里，艾略特先出，而且明确地更伟大。Isabel Archer 是男人眼里的 Gwendolen，Osmond 是 Grandcourt。Leavis 说艾略特呈现 Gwendolen 有女性的优势：她看透了这个类型，没有男性视野的偏颇，也没有纵容。Gwendolen 被“从里到外”地知道，Isabel 则保持着某种不完全——詹姆斯以不把她从里到外知道为条件来实现他的效果。
Leavis 由此展开一连串具体论证。艾略特呈现乡绅社会比詹姆斯完整：Rector Gascoigne 劝 Gwendolen 接受 Grandcourt 的那场，单独看几乎可出自讽刺小说，但艾略特对他整体的态度又绝不讽刺；她“看得太多，对现实的感觉太强，自我认识太充分”，所以成不了讽刺家。Klesmer 在射箭会上、与 Mr. Bult 的交手，用来给英国社会的庸俗自满和对 Good Form 的崇拜定位；Bult 比 Podsnap 有效得多，因为艾略特真正理解她对付的东西。Gwendolen 与母亲关于 Grandcourt 便条的对话、与 Grandcourt 的求婚场面，Leavis 说她对对话的把握敏感而精确，那种心理记法——比如“像被急促翻开的一本书里的图画”“在意识的黑暗萌生处，一个新的愿望正在成形”——是她成熟风格的标志，而她用对话与动作呈现心理的本事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
Gwendolen 与 Isabel 的差别，Leavis 借 Yvor Winters 的框架说明：詹姆斯的道德问题从行为准则的强制中解放出来，也从经济必然性中解放出来——Isabel 在故事开始后得到资金，行动不再受阻。而 Gwendolen 接受 Grandcourt 出于一套无法忍受的、封闭的压力系统：经济灾难、Mrs. Mompert 那种家庭教师职位的不可想象、Klesmer 粉碎她当演员的希望，然后 Grandcourt 的便条到来。Leavis 引用并分析那段“必须回信”的场景，称其以罕见的生动与经济呈现了 Gwendolen 内心紧张的转移；“是”字像一个在法庭上答名的人说出来的。她仍是一个道德主体：选择被习惯、被已经活过的根本选择所决定——“漂流向什么取决于水流之外的东西，当帆事先已经张好”。反过来看 Isabel：她被豁免了这些条件，Ralph、Mrs. Touchett、Lord Warburton 都对 Osmond 作出正确的估价，她不受他们影响，詹姆斯却不让我们认为作者分享“她缺乏判断力”的看法；结婚后她被呈现为“高贵的受害者，在批评之上”。Leavis 说这些道德上的不连贯被戏剧化呈现的艺术掩盖了，而把 Gwendolen 与 Isabel 并置，能看清詹姆斯那种道德感的限制倾向。他又拿 Osmond 与 Grandcourt 对齐：Osmond 那么明显就是 Grandcourt，几乎没化装；Grandcourt 不需要象征性的唯美主义，他的“优越感”被艾略特一句话点破——那种不在乎必须要有“一个羡慕或嫉妒的观众的世界”作为对象。
Gadsmere 的钻石是艾略特象征手法的范例：它们自然地从社会戏剧中产生，在情节里扮演自然角色，代表报应——Gwendolen 为它们嫁给 Grandcourt，她的惩罚就是必须戴着它们。对比之下，詹姆斯著名的象征——Madame Merle 那只“有裂纹”的咖啡杯、后来《金碗》里的金碗——都是独立于动作想好再引入的，“从外面费力地贴上去”。Leavis 还举 Klesmer 为证，说明艾略特拥有詹姆斯在《一位女士的画像》里没有的东西：对乡绅文明自由批判的态度。
结尾处 Leavis 建议把《丹尼尔·德龙达》中好的部分抽出来以《Gwendolen Harleth》为名单独出版。他反驳詹姆斯“她天生不是批评家、不是怀疑者”的说法：她一直发展到头，她天才最成熟的表达在最后一部作品里；她对人性的道德洞见，正是把批判智性反身照在自己的信仰上的人才会有的。就排名而言，他反击 Oliver Elton 的观点，说 Meredith 在艾略特旁边是“浅薄的表演者”，Hardy 是“笨拙沉重小说的外省制造商”；他把艾略特与托尔斯泰并置——她不像托尔斯泰那样超越性地伟大，但她伟大，而且以同样的方式伟大：《安娜·卡列尼娜》的非凡真实来自对人性强烈的道德兴趣，其分析以艺术呈现，手法与 Gwendolen Harleth 里的相近。
亨利·詹姆斯
Leavis 先声明他对《一位女士的画像》的判断：那是原创杰作，是英语里最伟大的小说之一。他对詹姆斯的讨论，目标是说明什么样的内在条件使詹姆斯能把“Gwendolen Harleth 的变奏”写成与那部作品如此不同的东西。他警惕最近四分之一世纪的詹姆斯崇拜把作者等同于晚期作品：他认为《使节》是一部坏书，而《神圣之泉》比衰老更有趣，是一种更迷人的病。这不否认晚期有成就：1899 年的《尴尬年龄》是惊人的天才之作，What Maisie Knew 完美。他给詹姆斯天才最自由最充分运作的时期是《一位女士的画像》（1881）连同《波士顿人》（1885）。
到《一位女士的画像》为止
Leavis 用“兴趣”指奥斯丁意义上的东西：具有个人问题的紧迫性、被当作道德问题来感受的深切关注。詹姆斯的情况由处境决定：纽约出生，纽约社会保存着成熟的欧洲传统，同时新英格兰有另一种文化；早年见欧洲，最后定居英国。结果是比较的倾向和对文明社会的持续沉思。他称詹姆斯为“诗人小说家”，引用《金碗》序言里“taste”那段话：诗人的 taste 归根结底是他对生活的活跃感觉。Hawthorne 是詹姆斯的主要影响之一：詹姆斯在早期研究里把 Hawthorne 当作“主要影响”；Hawthorne 不写风俗，而用诗意的虚构艺术探索深刻的道德与心理兴趣，与詹姆斯和梅尔维尔构成一个独特的美国传统。
《罗德里克·哈德森》（1874）虽然名声不佳，其实是很有分量的书，问的是新英格兰小镇出一个美国天才，欧洲与罗马对他会有什么效果。Leavis 引用书里 Mr. Leavenworth 的段落，指出狄更斯的影响，但詹姆斯给了狄更斯笔法“锋利得多的智性边缘”。《波士顿人》把马丁·朱述尔维特“交给一个远比狄更斯聪明而有教养的头脑重做”：Mrs. Farrinder、Miss Birdseye 的描写是证明。对女权运动，詹姆斯处理得超然、轻巧、没有敌意，Rebecca West 为此不能原谅他。Olive Chancellor 与 Verena Tarrant 的关系本质上很痛苦，却提供了精致的心理喜剧；Leavis 引“Olive 坐着无声地摇着自己的良心，像摇一只不肯走的表”。他把《波士顿人》称作“他献给美国生活的作品中最高的”，“无与伦比地机智而又完全严肃”。Washington Square 是“沉默受苦的故事”，让人想起《欧也妮·葛朗台》又超出巴尔扎克的细腻；《欧洲人》是道德寓言，处理新英格兰气质，詹姆斯的讽刺并不苛刻——Mr. Wentworth 那句“我们这里都是亲王”有作者的背书，代表詹姆斯认真提供的美国民主的优势。这部小书是“主要品质的杰作”，却因批评传统期待冗余的“生活”而被当作“单薄”。
《美国人》（1875）里 Christopher Newman 是“对商人阶层的全然不可信的理想化”，因为詹姆斯对生意人几乎一无所知。Newman 的名字有含义：Christopher 联想到哥伦布，“Newman”自明——他代表“美国独特贡献”这个问题；同一类型在 Caspar Goodwood、Adam Verver、Frank Betterman 那里重现。但这条“美国主义”的路走不通，Leavis 说它最终导致《鸽翼》里 Milly Theale 那样的估值软弱——一个美国女继承人仅仅因为是女继承人就成了“公主”式的至高道德价值。Daisy Miller 是同一问题的变奏：她的自由在讲究文明的社会里会让人无法忍受；她没受过教育，没有人能与她交谈，Leavis 说那个同情的视像取决于“隔着一段距离、以美国绅士的眼光”看她。Madame de Mauves 预示 Isabel 的处境；An International Episode 里的 Bessy Alden 拒绝了英国贵族，提供詹姆斯对英国社会终生批评的早期样本。
《一位女士的画像》的伟大，在于它代表一个包容性的和谐——各条倾向之间的平衡。Isabel 有真实的优越：她有自己的高级准则，有教养、聪明、敏感。Lord Warburton 远胜 Lambeth 勋爵，他所属的秩序仍被理想化，而那种理想化与批评在全书效果里被调和；Isabel 拒绝他是“彻底伦理的判断”，这归功于詹姆斯给她的现实感。Ralph Touchett 是全书的中枢：他既非美国人又非英国人，或者说两者都是，能安置每一个人，代表詹姆斯在任何国家都没找到的理想文明。Madame Merle、Henrietta Stackpole、Countess Gemini、Pansy 都在总图式里有各自的价值与意义。Leavis 说《一位女士的画像》和《欧洲人》一样组织严密，“它的活力完全是艺术的活力”；这也解释了它和它的同伴（《波士顿人》《欧洲人》《华盛顿广场》）为何被忽视——批评家受“英国小说”传统的影响，认不出严肃艺术的记号。
晚期的詹姆斯
Leavis 从《纽约版》序言讲起。R. P. Blackmur 编的《小说的艺术》值得做，但序言本身难读、回报少：那里有一种“绕到后面、留下空白让意义在其中成形”的间接性恶习。他引用 H. R. Hays 和 Stephen Spender 对《一位女士的画像》和《知道得太多的人》的误读，说明詹姆斯崇拜者常没读过他们赞美的作品。
《鸽翼》里 Kate Croy 与 Merton Densher 的呈现是胜利：Densher 被拖进、抵抗、从不默许，却身不由己成为共谋的一方；Kate 也不是“恶棍”，她的决断部分地可敬，因为那些驱迫她的压力被写得很强。但整部书失败在“鸽”——Milly Theale 的呈现上。詹姆斯在序言里说自己处处采取“间接呈现主角形象”的本能；Leavis 说这是自欺，对读者而言那些间接绕过的“太像空虚”，Milly 不在场，其他人围着她做“鸽”的忙乱成了恼人的感伤。Edmund Wilson 的《亨利的暧昧》提出一个解释：詹姆斯一生中欧洲观点与美国观点在他心里争辩。Leavis 承认晚期趋于过度微妙，道德触觉失去稳健，但《金碗》的问题比“暧昧”更明确：詹姆斯显然指望我们对 Adam Verver 和 Maggie 采取一种我们不能不忘记更精细的道德感才能采取的态度。父女“收藏”亲王，把 Charlotte 也当作一件“piece”，结尾场景里 Verver 夫妇与亲王被写成“罕见购买力的具体见证”；而詹姆斯写出这样的明说，却不指望读者对 Ververs 持反讽态度。Leavis 说，如果读者的同情在哪里，那是在 Charlotte 和（一点）亲王那边，他们代表生活。《使节》同样：为巴黎的象征、为 Strether 错过的东西付出的“做”的精力，与具体把握并呈现的问题不相称。
关于詹姆斯的发展，流行的解释是“拔根”。Van Wyck Brooks 的《亨利·詹姆斯朝圣记》说他该留在美国当彻底的美国小说家；Leavis 反驳，这意味着他本该成为完全不同的作家。他的兴趣离不开高度文明的风俗、文明交往的精细，而《尴尬年龄》和《知道得太多的人》恰恰证明他对英国风俗“知道得太透”。他受苦于“太职业化的小说家”：当小说家成了他生活过大的部分，他活得太少。他在追寻一个理想社会、理想文明，英国提供不了，美国更提供不了，于是他成了“社交地住在社会中间的隐士”。他的天才没有劳伦斯那种对人性直接团结的感觉；生命对他必须是人道的，否则就什么都不是。他退回艺术，又深知艺术不会被几个人欣赏，技术于是显出“营养不良与退化的不健康活力”。Mrs. Wharton 的两个记录被引用：《金碗》里四个主要人物悬在虚空里，詹姆斯回答“我亲爱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这样做了”；他问路问得没人能懂。这都说明后期“失去了一种能力”。晚期风格的意象是“图解的而非诗意的”——《金碗》开卷的宝塔、后面的商队都是分析、演示与评论，而非实现性想象；读者付出的分析式注意如此强烈，以致积累不起足够结实的反应。詹姆斯自己在《一位女士的画像》序言里说，作品的道德感完全依赖于参与创作它的“被感觉到的生活”的量；Leavis 说我们在晚期风格里感觉不到那种丰富而活泼的感性自由运作。
例外必须交代：《尴尬年龄》与 What Maisie Knew 里，晚期的困难特征只表现为成就的微妙与精致。What Maisie Knew 的主题是 Maisie 的“不可腐蚀的天真”在腐败环境里生成体面。《尴尬年龄》几乎全是对白，社会喜剧极其出色，却是一部悲剧——Nanda 是悲剧女主人公，对大多数人物的态度被精细而确定地定义。但 Leavis 指出，詹姆斯十年后在序言里谈《尴尬年龄》只谈技巧的“科学胜利”，忘了说它的本质主题——正当那项技术的道德与悲剧兴趣。这本身就是对晚期技术关注的讽刺性评论：对技巧的兴趣正在侵占在最高艺术里技巧所服务的兴趣。结尾收回：讨论总聚焦于詹姆斯没做成什么，这本身是对他伟大的度量；除了那六部书，还有一大批小说、中篇、短篇将作为经典留存。
约瑟夫·康拉德
Leavis 以 Forster 对康拉德的一段评论开场。Forster 在《Abinger Harvest》里说，康拉德“雾在中段也雾在边缘”，天才的秘密匣子里装的是水汽而非宝石；没有信条，只有意见。Leavis 说 Forster 没做分辨，也没指出这个特征还有“直截了当的失败”的一面，于是他先拿《黑暗的心》开刀。
次要作品与《诺斯特罗莫》
《黑暗的心》公认是康拉德最好的作品之一，是《空心人》题词的出处（“Mistah Kurtz, he dead”）。那句“The horror! The horror!”的力量来自一个由具体物构成的语境：朝非洲开炮的炮艇、公司车站的锅炉与铁轨、死亡之林、桩子上的头颅。Leavis 借 T. S. 艾略特的批评用语说，《黑暗的心》靠“客观对应物”达到气氛的压倒性唤起。但康拉德不满足，还要用形容词——“不可测”“不可想象”“不可言说”这类词反复出现，堆在“不可言说的仪式”“不可言说的秘密”上；效果是闷住，而非放大。他引 Marlow 在 Kurtz 之死那场的话（“我看见了不可想象的神秘”），说康拉德在这里“借用杂志作家的手法”硬塞“意义”，反而削弱了“The horror!”本可有的力量。结尾与 Kurtz 的“Intended”在布鲁塞尔的会面是又一处坏段落，带着 Poe 的旋律戏剧强度；女人与荒野一样成为神秘，Leavis 用《金箭》里 Rita 的段落作证——那部坏小说的“不可测的诱惑”与 Kurtz 的“不可想象的秘密”是同一类东西。他由此概括：康拉德对女人有一种“殷勤的简单水手”的态度，《救援》里的 Mrs. Travers 也一样。
然后转向强处。《台风》的力量不在那场著名风暴的描写，而在开头对 MacWhirr 船长、大副 Jukes、轮机长 Solomon Rout 的呈现。Leavis 指出这种呈现具体、带狄更斯式的生动（MacWhirr 的棕色礼帽与雨伞）；家庭背景与主线的对照提供了远比《黑暗的心》布鲁塞尔场景满意的反讽。意义不在形容词，而在被呈现的细节本身：船、货、一船普通的英国水手，以及风暴对他们的冲击。平凡始终在场，英雄的崇高效果依赖这一点。他把《阴影线》排在《黑暗的心》甚至《台风》之上：船员被精细地个别化，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那种“氛围”；结尾与 Ransome 的告别是那种艺术的典范。反之，Marlow 在《青春》里伴随廉价的魅力腔调；《吉姆老爷》配不上常被授予的卓越地位——帕特纳号弃船、调查、法国中尉的谈话是好的康拉德，但后半的浪漫故事没有必然性，兴趣被稀释；《阿尔迈耶的愚蠢》那种早期马来亚情调的形容词式作品不配列入他的经典主张。
《诺斯特罗莫》则毫无疑问是英语里最伟大的小说之一。在这里康拉德公开以“行家艺术家”身份出现，意识到法国师承与 Flaubert 的同行关系；Sulaco 的异国生活与色彩是他的最高胜利。未被普遍认识到的是整本书构成一个“丰富而微妙却高度组织化的图案”。它有主要的政治（公共）主题：道德理想主义与物质利益的关系。Gould 特许权成为一切企盼和平秩序者的集结中心；书的反讽结尾是秩序与理想胜利了，进步高歌猛进，特许权却成为工人与被压迫者仇恨的焦点。这个公共主题落在若干个人史里：Charles Gould 把信仰系在特许权上，他父亲被它杀死，Emilia Gould 在饥饿的孤独中看着“救赎性的胜利”成为精神的讽刺性失败；Holroyd 的“纯粹基督教”与美国昭昭天命式的权力欲。Nostromo 为名声而活，“要被人说好话”，被白银诱惑后走上秘密的路，他的死由白银造成，发生在一次偷偷去看它的时候。Decoud，那个“生活的业余爱好者”、怀疑的智性之声，没有理想目的，为对 Antonia 的激情而行动；他被放逐在大伊莎贝尔岛上，发现孤独很快变成一种灵魂状态，怀疑与反讽在那里无处容身，他“把激情竖立为责任”，在无信仰的等待中自尽。Dr. Monygham 离自足最近：他的怀疑主义以自我轻蔑为基础，因为他违背过一个严苛的行为理想；他救局的成功取决于他名声不好且不怕被说坏话。Giorgio Viola 是自由理想主义英雄时代的大理石般的纪念碑。Captain Mitchell 代表商船队，他“健全稳定到愚蠢的程度”，正是这种品质使他胜任呈现动作的功能。此外还有 Señor Avellanos、Corbelán 神父、Hirsch（恐惧的化身）。
Leavis 强调，《诺斯特罗莫》的动人之处，是代表性态度与动机被实现得坚实而生动，是作者以图案的丰富经济把他们对置起来；它依赖的并非对人性经验的深度探索。它有一种 Elizabethan 的、莎士比亚式的力量：我们看见并听见人物，这看见与听见就是充分的理解，试图越过它去“心理化”他们是误解。他也指出反面的空洞：“诺斯特罗莫的回响有些空洞”——缺少那种“自足的日复一日的生活”的亲密感，那种感觉在商船队题材里有，在 Sulaco 的公共戏剧里没有；Mrs. Gould 的反思（“生活要大要满，必须在当下每一刻都包含对过去与未来的照看”）点出了康拉德在《诺斯特罗莫》里没有给出的东西。主题的孤立反复出现，而 Decoud 的意识与《胜利》的主角 Axel Heyst 关系密切。
《胜利》《间谍》《在西方目光下》《机缘》
《胜利》研究 Heyst 的个案。Heyst 被一个哲学上幻灭的父亲塑造，在孤独与沉默里学会清楚甚至深刻地思考；他给自己规定一套“超脱的自足”，靠“不安定漫游者的超然”穿过生活而不受苦。但生活判定这套智慧不足：他那种敏感的道德挑剔伴随同情心的灵敏快捷，使他不可抗拒地卷入——救助 Morrison 的喜剧、热带煤炭带公司的蠢事、在 Sourabaya 旅馆里救出 Lena。他与 Lena 的关系是自我发现的过程：他从中得到“比一生所知的更大的自我现实感”，也发现自己在道德上并不自足，他关心世人会怎么说。Jones、Ricardo、随从三人入侵岛屿，是“外部世界的使者”。Leavis 承认结局有坏运气的成分，但动作的收束把主题凝成一点：Lena 中弹而死，却“确信她对死亡胜利的真实性”；Heyst 在死前对 Davidson 说出那句“祸哉，那颗心年轻时没有学会希望、爱与信任生命的人”，然后放火烧屋自尽。这是生活的一次反讽性胜利，但毫不含糊地是胜利。Heyst 与 Decoud 的关系、与 Morrison、Davidson（“我们水手”的常规健全与体面背景）的互补，使胜利的意图不含糊。Leavis 说《胜利》是小说里最接近“stock notion of his genius”的一部，尽管它既不写马来丛林也不写海。
《间谍》（1907）更无争议地是经典，与《诺斯特罗莫》同属一种艺术的胜利。Leavis 说它应被称为反讽小说，与《大伟人江奈生·魏尔德传》同义；但对比之下 Jonathan Wild 是“笨拙的少年气”。题材是惊悚故事——恐怖分子集会、使馆阴谋、炸弹暴行、侦查、谋杀、自杀——而康拉德用他手艺的全部精细作出复杂的道德兴趣。反讽落在道德确信的自我中心的天真、常规道德态度的因循、以及习惯与自利断言绝对是非的迟钝保证上。Verloc 夫妇把彼此的隔绝视为当然；Verloc 与 Vladimir 的会面、Stevie 被带去格林尼治公园炸死、Winnie 缝在 Stevie 大衣领下的标签。高潮是 Verloc 与妻子的最后场景：Verloc 的道德感情与自恋的天真关系被写成“非凡的反讽喜剧”，张力致命，以刀刺入肋骨结束。Leavis 分析了刀的象征经济——Verloc 在场景里用刀切冷肉吃、还提到“背后捅一刀”，而书开头 Winnie 曾从 Stevie 手里夺下切肉刀。之后是怪诞可笑的尾声：被绞架缠住的 Winnie 抱住 Ossipon。与 Verloc 场景平衡的是 Heat 探长与助理专员的场景：Heat 是“法律与秩序”的典型代表，他那套“部门道德”被精细地反讽呈现——他不跟进线索是因为那会毁掉他私用的情报来源，他把嫌疑引向 Michaelis 是合法而便利的选择。Professor 与 Heat 在小巷相遇那场，Leavis 称为全书最难忘的场景之一。康拉德本人对革命者表现出毫不含糊的厌恶：《间谍》主要用“怠惰”解释他们，Professor 与 Michaelis 是互补的特例。
《在西方目光下》（1911）的主题是 Razumov 的道德孤立。这个俄国学生没有父母没有关系，“孤独得像海里的一条鱼”。Haldin 刺杀后躲进他的房间，毁了他的前程；他把 Haldin 交出去，却被警察利用当间谍。书的开头从内部强有力地呈现他的心理冲突——Leavis 说这部分显示 Dostoievsky 的影响，但康拉德通过“西方眼睛”看他，把他与“专制的无法无天与革命的无法无天”一起当作要呈现的道德状况。在日内瓦，Razumov 爱上 Haldin 的妹妹，最后向她和革命者坦白，被革命的职业杀手刺破耳膜，成为聋子，“在较小的不可忍受的隔离中”度过余生。Mikulin 那句“退到哪里去？”是著名的收束。
《机缘》（1914）主题仍是道德孤立，但方式不同。Flora de Barral 先受女家庭教师的恶毒道德攻击，父亲入狱，又碰上讨厌的亲戚，她的得救也带着坏运气——救她的是“诗人的儿子”、侠义的 Captain Anthony。这是 Heyst–Lena 处境的变奏：各自需要对方却互不了解，救援的性质使双方对利用对方的无助或侠义都极其审慎。Flora 是书的中心人物，Anthony 重提《吉姆老爷》的主题。Leavis 说《机缘》的技巧名声不缺，但“机缘”这个主题与主要主题没有本质关系；Marlow 在这里太方便，带来廉价的音调注入。不过这种从外部看、相关的一瞥、悬置的判断的处理正为本书的本质任务所需要，而且用得成功；书里那种狄更斯式的具体生动随处可见——老 Powell、Fyne 夫妇、de Barral 本人（“走路像头顶一杯水”）。《流浪者》和未完成的《悬念》不值得讨论。Leavis 列出五部书——诺斯特罗莫、间谍、在西方目光下、机缘、胜利——作为康拉德的经典账目，然后下结论：康拉德远不止是爱德华时代最伟大的小说家；拿“面向成人心智、能反复抓住其全部批判注意的作品”作标准，他比 Scott、Thackeray、Meredith、Hardy 都伟大，是英语或任何语言里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
《艰难时世》：一篇分析
Leavis 断言《艰难时世》是狄更斯唯一一部让他的独特天才被统一组织起来的书。他问为什么它没得到承认，答案在“英国小说”的传统期待：批评家期待“创造一个世界”、外部丰盛、“活的人物”在书外继续活着，所以遇到“意义”反而认不出。《艰难时世》与《欧洲人》同属“道德寓言”：其中意图特别坚持，一切的代表性意义在读的时候立刻显现。灵感就在标题里：狄更斯平常对世界的批评是随意的、偶然的，这次他被一个全面视像占据——维多利亚文明的非人道被一种“硬的哲学”滋养和认可，即 Gradgrind 的功利主义。Gradgrind 是真诚持守理论的人，让人想起密尔《自传》里记载的其父的教育实验，因此可敬而可憎；他把女儿嫁给 Bounderby，后者是“粗野的个人主义”最粗俗的形式，毫无超然性。Leavis 说狄更斯对功利主义的亲和性、对功利主义精神在教育里的表现，作出了公正的观察。
开场教室的场景被仔细分析：Sissy Jupe 是“第二十号女孩”，Bitzer 是模范生，能背出“四足动物，食草……”的马的定义。Sissy 在马身边长大，但“我们在这里不想知道那个”；她的“不适于教育”是她“至高无上、不可剥夺的人性”的一部分。Bitzer 的适应力在随后的情节里得到评价性的评论——他最后以“这笔买卖付过钱，两清”为由拒绝放走 Tom。Sissy 的象征意义与 Sleary 马戏团相连：马戏演员代表人类的自发性，也代表高度发展的技艺与灵巧；他们把 Coketown 工人被剥夺的东西带给他们——娱乐之外，还有艺术，以及似乎自足地包含其目的的胜利活动的景观。Leavis 说狄更斯把这种象征价值赋予巡回马戏团，表达了他对工业主义比人们预料的更深的反应：即使给工人四十四小时工作周、舒适、安全与娱乐，那种生活的可怕退化仍在。他引用 Lawrence《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里 Tevershall 的段落作平行。
他回应一个可能的反对：马戏团现实中充满污秽粗俗，狄更斯的象征是否感伤地虚假。他说那些品质确实存在，书中对人性没有误导；问题只是手法是否得当，而成功是完全的，部分因为前几章已经把读者调谐到接受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艺术。他总结《艰难时世》的散文“在质地、想象方式、象征方法、随之而来的集中上，让我们觉得它属于形式上的诗性作品”。Sleary 这个酒气熏天、歪眼的角色被成功地做成一个人道的、反功利主义的正面形象，没有退缩或保持距离——这被视为天才的标记而非感伤。
狄更斯确实会感伤：Stephen Blackpool 太完美、太够格做殉道者；对工会的理解有限——把代表角色给了煽动者 Slackbridge，把工会主义写成受误导被压迫者的可原谅的错误；对议会与宗教在工业英格兰生活中的作用无知——Coketown 那些小教堂若真与生活没有关系，斯蒂芬那种克己的自尊就不会存在。但 Leavis 说狄更斯对维多利亚文明的理解对他的目的而言是充分的，他对社会结构的洞察与道德感知结盟：James Harthouse 代表旧统治阶级与“硬汉子”的联盟，Mrs. Sparsit（“她丈夫是位 Powler”）与 Bounderby（神话般生于沟里）和 Harthouse 构成英国势利体系的三件套。Gradgrind 与 Louisa 谈婚论嫁那场是“反讽艺术的胜利”：当议题被还原为代数公式，就明显地空掉了全部真实意义；Louisa 说“当夜晚来临，火就爆发出来，父亲”。Bitzer 拦截 Tom 逃亡那场，功利主义公式反弹到哲学家自己身上；Sleary 用他气喘吁吁的口齿不清说出全书的正式道德：“这世上还有一种爱，不全然是自利……它有它自己计算或不计算的方式，像狗的方式一样难命名。”Mrs. Gradgrind 临终的段落，Leavis 用来证明狄更斯的戏剧性天才是服从于整体艺术的。
结语回到“伟大的诗人”这个判断：狄更斯“在词、短语、节奏、意象的掌握上，除了莎士比亚没有更大的英语大师”；他对生活的反应带着愉悦，感官充满情感能量，智性在最快速最锐利的知觉里游戏。面对 Mrs. Gradgrind 临终那种段落，谈风格就不够了，这里展示的是戏剧性的创造与想象天才。
附录：《丹尼尔·德龙达》一次谈话
附录是亨利·詹姆斯 1876 年写的对话体批评，三个人物在门廊上谈论《丹尼尔·德龙达》：刺绣的 Theodora 是崇拜者，抱狗的 Pulcheria 尖刻挑剔，晚到的 Constantius 是评论家。Pulcheria 觉得书“冗长、做作、迂腐”，称它“没有水流，是一系列湖泊”；Theodora 说它“如此完整的一个世界”，说自己“生活在这本书里已经有八个月”。Constantius 居中分辨：Deronda、Mordecai、Mirah 是“基于发明的形象”，是“辉煌的失败”；Gwendolen 是杰作，“被从里到外地知道、被感觉、被理解”，Grandcourt 是“对英国式残忍之精馏的完美画像”。他比较 Turgenev《前夜》里的 Insaroff：一位是诗人，一位是哲学家，“一个关心事物的外表，另一个关心事物的理由”。他讲 Deronda 作为忏悔师的功能，讲 Gwendolen 的悲剧——“宇宙以缓慢而不可抗拒的压力挤进一个狭窄、自满而极其敏感的心灵”。他最后总结：“这本书充满世界。没有艺术的生活你还能找到你的账；没有生活的艺术则是寒酸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