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Exceptions

Kate Zernike 在 1999 年 3 月为《波士顿环球报》写出那篇报道：MIT 承认其科学教员中长期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本书以这篇报道的收尾为终点，把时间倒回到 1963 年 4 月 James Watson 在哈佛讲授的第一堂 Bio 2 课，跟随主角 Nancy Hopkins 走过她作为大学生、实验员、博士后，直到 MIT 终身教授的三十六年。

“例外”（exception）是全书反复出现的词。科学界把成功的女性称为“杰出的例外”，好像她们能做成科学这件事本身就很反常；许多女性也习惯把单个的不顺解释成“例外情况”，而不肯归结为偏见。直到十六位互不相识的女性凑到一起，才看见那条贯穿各自的模式。Nancy 原名 Nancy Doe——和 John Doe、Jane Doe 一样，是那个可以代表所有人的通用名字。作者在序言里写道，她就是这个“证明规则的例外”。

Zernike 是那篇报道的执笔者。她的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在 1954 年想读法学院，被家人劝阻，只好进了哈佛—Radcliffe 商学院合办班。她把自己写这本书的位置交代得很清楚：既是最初报道的人，又带着母亲那一代人的影子。全书二十一章分三部分，依次是 Nancy 的早年、她在 MIT 的沉浮、以及十六位终身女教授推动校方做出承认的过程。材料来自访谈、档案、信件、日记和当时的公开报道。

一、Radcliffe 与 Watson 的实验室

Nancy 在纽约曼哈顿一栋哥伦比亚大学名下的租金管制公寓里长大，和姐姐 Ann 靠奖学金读精英女校 Spence。家里不缺教育，母亲 Budgie 很早决定两个女儿要进哈佛。1950 年代末，Radcliffe 实行“四名男生配一名女生”的配额，女生不许进主图书馆，进 Faculty Club 只能走后门，在食堂里要由约会对象付账。学校手册还在教她们怎么当“装饰性的性别”。

1963 年 4 月，Watson 开始给本科生上生物课。他把生命归结为一条 DNA 双螺旋，声称基因序列里写着从眼睛颜色到癌症的一切。坐在第二排的 Nancy 被打动，下课后去办公室要求进他的实验室。Watson 答应了，让她和另外两名 Radcliffe 学生共享一条实验台。她在实验室里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女科学家的处境：除了几位技师，她认识的唯一博士学历女性是 Ruth Hubbard，在丈夫 George Wald 的实验室里工作。

Watson 对她说：“你该当科学家，你和我一样，是条单向思维的人。”实验室里的博士后则告诉她，大家“都想知道一个女孩能不能在科学里爬到顶”。同一时期她确信另一件事：女性必须在科学和婚姻之间选一样，而孩子要在三十岁前生。她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三十岁前做完一个够得上诺贝尔奖水准的实验。

她在 Yale 的 Alan Garen 实验室里觉得沉闷，那年初夏在希腊 Mykonos 海滩上想明白了一件事：她只对哈佛的实验室有兴趣。Watson 的旧弟子 Mark Ptashne 刚拿到一笔可自由支配的研究员基金。Nancy 写信请求退学去给 Mark 当技师，Watson 最终让步。

二、阻遏物与冷泉港

1966 年秋 Nancy 回到剑桥，在 Mark 的实验室里做阻遏物实验。当时的悬案是：基因怎样知道自己何时该表达？1961 年 Jacob 和 Monod 提出存在专门抑制其他基因表达的“阻遏物”分子，四年里没人能分离它。Mark 和 Wally Gilbert 同时在抢：Gilbert 做 lac 阻遏物，Mark 做 lambda 阻遏物。Gilbert 的论文 1966 年 12 月先发表。那年最后一周，Mark 和 Nancy 分离出了 lambda 阻遏物。

下一步要证明阻遏物是否直接结合 DNA。Mark 设计的实验需要把放射性标记的阻遏物蛋白和 DNA 混合后离心。准备了一周，实验安排在周五，Mark 要去开会，把实验交给 Nancy 一个人。她上上下下跑了十几趟离心机，把数据画成图，看到阻遏物只结合 lambda 的 DNA——假设成立。Mark 兴奋地拿着图纸跑下楼，Gilbert 看了一眼，脸色难看，随后花了一个周末试图重复结果。Watson 压住 Mark 的论文不发，给 Gilbert 时间追赶。Mark 的论文 1967 年 4 月发在《Nature》上。报告会上有人问“这些工作是谁做的”，Mark 答“我一个人做的”，当晚他打电话向 Nancy 道歉。

这场竞争让 Nancy 第一次看清“谁拿功劳”的规则。她随后被 Watson 叫回去读完博士学位。1971 年她拿到 Jane Coffin Childs 基金，去冷泉港实验室研究致癌病毒——Watson 刚接手冷泉港，正把它转向癌症研究。她在那里认识了 Barbara McClintock。McClintock 是当时美国科学界获得荣誉最多的女性，1944 年成为美国科学院第三位女性院士，后来在 1983 年获诺贝尔奖。她早年发现“跳跃基因”时在会上遭到冷遇，从此拒绝再作报告。她向 Nancy 讲述自己被迫把成果交给男人、在门外等他们讨论的经历。Nancy 当时听不进去，觉得那些事发生在“上一个时代”。

Nancy 在这期间结了婚。对象是 Brooke Hopkins，哈佛英语系助理教授。两人从大学起恋爱多年，Nancy 在婚姻与科学之间反复摇摆。1973 年她同时拿到 MIT 和哈佛医学院的工作邀请，先推掉了 MIT。那年夏天她去 Peaks Island 亲眼看到 Brooke 与另一个女人在一起。三十岁生日后她决定不再结婚、不要孩子，把这件事称为“立誓”。她打电话给 Salvador Luria，问 MIT 的职位还在不在。

三、Mary-Lou 与 Title IX

Mary-Lou Pardue 从 William and Mary 毕业时，教授们拿 Barbara McClintock 当例子劝她读研究生。Mary-Lou 听完反而打消了念头：教授们没提 McClintock 找不到教职，也没提大学里几乎看不见女教授。她先在 Oak Ridge 国家实验室当技师，辗转 Seymour Benzer、Joe Gall 的实验室，1968 年和 Gall 一起发明了 in situ hybridization——把放射性标记的 RNA 放进组织切片，就能在显微镜下直接看到特定基因的位置。这项技术后来成为基因组学和产前诊断的基础。

1971 年 Mary-Lou 第一次申请 MIT 教职，收到一封用词官方的拒信：“我们只考虑最优秀的人，不会考虑你。”她把信撕了。几个月后 MIT 的 Gene Brown 打来电话道歉。1972 年秋 Mary-Lou 以副教授身份进入 MIT 生物学系，她做的真核生物细胞生物学当时系里没有第二个人。

作者在这一章里穿插了女性进入美国学术界的制度史。1969 年 Bernice Sandler 申请马里兰大学全职职位被拒，朋友告诉她“你作为一个女人太强势了”。她发现 1968 年 Johnson 总统的行政命令禁止联邦承包商实行性别歧视，而大学普遍收联邦经费。Sandler 联合 WEAL 提出集体诉讼，又和众议员 Edith Green、Patsy Mink 起草了后来成为 Title IX 的立法。1972 年 6 月 Title IX 签署时，《华盛顿邮报》只在倒数第二段提了一行。法案生效后，联邦调查组开始查大学的女教授数量，大学这才急着雇女性。

四、进入 MIT：癌症中心第五层

1973 年 Nancy 以助理教授身份入职 MIT，去的是 Salvador Luria 创建、David Baltimore 主持的癌症研究中心。大楼改建自 East Cambridge 的一座旧巧克力工厂，专做癌症的分子机制研究。开张时六位教授里只有 Nancy 一位女性。MIT 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位女物理学家 Millie Dresselhaus，1968 年成为该校第一位女正教授，后来被全校称作“我们的 Millie”。她相信 MIT 的择优录取制，主张往管道里多灌女性，好让她们自然升上来。

癌症中心第五层是开放式布局：各教授的工作区之间没有门，中间是共享实验台。Baltimore 从 Salk 研究所借鉴了这个设计，希望促进交流。结果交流变成了竞争。学生和博士后未经允许拿她培养的细胞、用她花钱买的设备，还拿她在地板会议上报告的结果去做自己的实验。Nancy 第一次在职业生涯里决定闭嘴，Luria 让她干脆别参加楼层会议。

1976 年初，生物学系主任 Boris Magasanik 告诉她，她不会被提名终身教职：“David Baltimore 不喜欢你。我们受不了这种缺乏同事精神的表现。”Nancy 打电话给 Watson，Watson 让她别管，只要实验过硬，“如果 MIT 因为你的文章够好却拒绝你，我会亲自起诉他们索赔六百万美元”。她留了下来。1974 年她的母亲因结肠癌去世，离婚协议在同年 2 月签字。她瘦了二十五磅，住进哈佛的病房。

她的实验先救了她。她研究小鼠逆转录病毒，发现病毒在哪些细胞上长得快、引起哪种白血病，由长末端重复序列（LTR）里的增强子决定——这是“组织特异性”的第一个证据。论文 1983 年 7 月发在《PNAS》上。几个月后，哈佛医学院的 Bill Haseltine 在演讲里声称这是他的发现。国家癌症研究所的 George Khoury 专程来她办公室道歉。Khoury 1987 年因淋巴瘤去世，Nancy 再没见过他。

1976 年她曾在《Radcliffe Quarterly》写文章，讨论科学里的“真科学”与“职业科学”两套并行的轨道：前者是实验和发现本身，后者是如何申请经费、发表论文、争取终身教职。她认为女性在这套由男性构造、假定有人在家打理一切的体系里难以两全。Barbara McClintock 回信称这是“对现状真正精彩的阐述”，末了写了一句：“至于女人，上帝保佑她们。”

五、发现、功劳与身体

1977 年秋，Phil Sharp 实验室的博士后 Sue Berget 来找 Nancy。Phil 和 Sue 刚刚做出癌症中心的一项里程碑发现：割裂基因（split genes，即后来的内含子）。但 Sue 去求职时没拿到任何邀请。她后来发现，Phil 的推荐信只提了她早年的工作，没提这次大发现。Nancy 和 David Botstein 去找 Phil，告诉他这样苛待 Sue 会让他难看。Phil 后来补写了推荐信，Sue 拿到 Rice 和 Carnegie Mellon 的职位，去了 Rice。Nancy 当时没把这归结为性别问题。

1983 年 Nancy 读了 Anne Sayre 写的《Rosalind Franklin & DNA》（1975 年出版）。书里 Franklin 严肃、完美主义、把科学当志业，在 Watson 的《双螺旋》里却成了不修边幅、脾气坏的“Rosy”。Nancy 读完的结论是，她早年信的“只要实验做得好就能得诺贝尔奖”那一套靠不住。Sayre 把对女性科学家的系统性忽视称为“这种缓慢而温柔的抢劫”。

1983 年 6 月，Nancy 在一次晚宴后被一位 MIT 同事送回家，对方在屋里扑上来试图强奸她。她挣扎了几个小时，那人最后离开。她没向任何人报告。几个月后在冷泉港，一个知情的朋友告诉她，这人还袭击过别的女性。她把这事告诉了生物学系主任 Maury Fox，没有继续跟进。

1988 年，Frank Solomon 来告诉 Nancy，Mary-Lou 要被撤下《Methods and Logic》研究生课程，理由是她“不够聪明”。Nancy 知道真相的另一面：Mary-Lou 之前帮过一个被 Solomon 扣住不放的研究生。她认定这是对 Mary-Lou 的侮辱，但当时什么也没能做。她开始意识到，男性同事议论女同事的方式本身就是一个信号——系里的女教授 Lisa Steiner 明明做过数学天才生，照样被人说“数学不好进什么科学”。

六、斑马鱼与空间之争

1988 年夏天，Nancy 在冷泉港的鸡尾酒会上认识 Max Planck 研究所的 Friedrich Bonhoeffer，听他提起 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Janni）要用斑马鱼做大规模遗传筛选。Janni 是发育生物学领域的顶尖人物，1980 年代初和 Eric Wieschaus 在果蝇里筛出 120 个决定胚胎早期发育的基因。1989 年秋 Nancy 去她在 Tübingen 的实验室访问，在显微镜下看斑马鱼胚胎从单细胞裂解成上千个细胞、长出眼睛和心脏，决定转行。

她的计划是用插入突变（insertional mutagenesis）——把一段 DNA 插进鱼的基因里，靠“标签”把基因钓出来。这条路没人走过。她回程带了二十二条鱼，先靠 NSF 的一笔小基金维持（第一笔钱来自第一条嵌合体鱼 Greta），Amgen 后来给了大额资助。1993 年，她的博士后 Shuo Lin 成功把逆转录病毒打进三小时大的鱼胚，病毒带着标签插入生殖细胞。到 1996 年，实验室已找到六个突变对应的基因。

但这几年里，她花在实验室以外的时间越来越多。1991 到 1993 年，她和癌症中心主任 Richard Hynes 以及同楼层的 Susumu Tonegawa 为了房间、设备、显微镜反复交锋。1993 年初，她趁晚上没人，拿着卷尺把整栋癌症中心的每一间实验室和办公室量了一遍，用彩笔标在平面图上。数据支持她的直觉：最年轻的男性初级教授占的空间差不多是她的两倍，Hynes 的是她的四倍。她去找 Mary Rowe，Rowe 告诉她这属于 MIT 政策定义的骚扰——不限于性行为，而是基于性别、干扰工作表现的一连串行为。

七、7.012 课程之争

Nancy 在系里的另一项工作是教学。1987 年她为 Ruth Perry 建立的妇女研究系开设理科第一门妇女研究课程（生殖生物学），成绩很好。1991 年 MIT 把生物学列为全校必修，她受命与 Eric Lander 合开这门 7.012 课。她负责设计大纲、选教材、出题，第一年就拿到高评分。1993 年 12 月，Phil Sharp 告诉她，这门课下学期要交给 Harvey Lodish 和 Eric Lander。

她后来发现，Eric 和 Harvey 打算以这门课为基础写教材、开公司。她先是试图靠系里和校长解决，1994 年一度准备起诉 Phil，最后在飞往德国的飞机上决定放弃。她当时算过账：即使官司打赢课程，自己也会被拖垮，而委员会的改革能让更多女性受益。

八、十六个签名

1994 年夏天，Nancy 起草了一封给校长 Vest 的信，陈述四年里她在空间、工资和课程上的遭遇，写明“我相信这是歧视的结果”。她把信拿给 Mary-Lou 看。Mary-Lou 读完抬起头：“我愿意在这封信上签名。我觉得我们应该去见校长。”

她们先去了 Lisa Steiner 的办公室，翻出课程目录数了数理科各系的女教授：有终身教职的 15 人，男教授 197 人。加上初级女教员，理科总共 22 位女性，占全体教员不到 8%。她们分头约见每一位女教授。Sylvia Ceyer 听完问“你有没有写好的东西可以让我签名”，JoAnne Stubbe 笑着说她全都见过。Millie Dresselhaus 最初犹豫，看到名单上有 JoAnne Stubbe 的名字后，成为第十六个签名者。

1994 年 7 月 7 日，理科的十二位女性在 Mary-Lou 的办公室碰头。她们发现彼此的经历出奇地一致：空间少、工资低、教学任务被拿走、申请被忽视。8 月 11 日，六名代表带着十六人署名的信和一份建议书去见理学院院长 Bob Birgeneau。信里写的是“普遍存在、大体无意识的性别歧视”。Birgeneau 后来把那一刻比作科学上的顿悟：这是个系统性问题，这些女人“都不难相处”。

Birgeneau 去找校长 Vest。Vest 的回话是“去做”。1995 年 1 月，理学院系主任会议批准成立九人的“女教员地位委员会”，六女三男，Nancy 任主席。系主任会议只改了一处：委员会定位为咨询性质，不设行政处置权。

九、委员会、数据与和解

委员会 1995 年 2 月开第一次会，决定收集工资、教学任务、经费、空间的数据，以及各层级女性的数量——本科生、研究生、博士后、教授。化学系主任 Bob Silbey 把一本赞助研究登记册（Brown Book）搬到 Nancy 桌上，那里面记录了各教授要自筹多少经费支付自己的工资。数据出来后，委员会里唯一坚定的怀疑派、物理系终身教授 June Matthews 也承认数字摆在那里。

在需要自筹工资的两个系里，女性负担的比例比男性高，有时高一倍；生物学系女性的工资平均比男性低 17%；女教授人数二十年没变；女性在研究生到博士后的台阶上大量流失。Birgeneau 从 1995 年春开始动手纠正：给多位女性涨工资、补养老金差额、把工资改成“硬钱”、给 Mary-Lou 设立一个以 Boris Magasanik 命名的主席职位。Nancy 1996 年 8 月交出委员会报告。那年 12 月她飞去斯德哥尔摩看 Janni 领取 199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1997 年她卸任主席，Molly Potter 和 Paola Rizzoli 接任。Lotte Bailyn 在 1997 年 7 月接任教职员主席，她让 Nancy 把报告改写成一份可以给其他学院参考的过程说明，叮嘱她“讲个故事”。Nancy 三个小时写完。Lotte 和 Molly 帮她把结论凝练成一句话：歧视是一连串“在明显善意之下，依然系统性地对女性教员不利的、强有力却未被承认的假设与态度”。

十、1999 年的那篇报道

1999 年初，Lotte 把 Nancy 的改写版连同 Birgeneau 和 Vest 的评论放进教员通讯。Vest 只写了三小段，其中一句后来流传最广：“我一直相信大学里的当代性别歧视一半是现实、一半是认知。现在我知道，现实占了更大一部分。”

Nancy 在给访问记者的讲座上提到这份报告，消息辗转传到《波士顿环球报》。1999 年 3 月 21 日，Zernike 的报道登上星期天版头版，标题是“MIT 女性在对偏见的斗争中获胜；罕见地，校方承认歧视”。两天后《纽约时报》头版称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承认”。信件涌进来，发件人遍布美国各州、新加坡和中国。白宫邀请 Nancy 和 Birgeneau 出席下个月的“同工同酬日”活动。那一年，《高等教育纪事报》写道：“Nancy Hopkins 之于性别歧视，就像 Anita Hill 之于性骚扰。”

后续变化有具体数字：福特基金会和 Atlantic Philanthropies 给 MIT 一百万美元用于和其他大学合作；Vest 召集八所精英大学的校长开会；NSF 设立 ADVANCE 项目，二十年内向 217 所机构投入 3.65 亿美元，资助它们收集数据、消除差异。MIT 工学院的女教授四年内几乎翻倍，理科女教授由 22 人增至 34 人，数学系也有了四位终身女教授。Birgeneau 1999 年底去多伦多大学当校长，教务长 Bob Brown 设立教员多样性委员会，请 Nancy 和 Phil Clay 共同主持。全书以一句“The exceptions had been many”收尾——那些被认为足以证明规则的例外，加起来已经很多了。

十一、取材位置与证据边界

Zernike 在书前说明了几个写作约定。书中按当时习俗用名字称呼大多数人物，同名时才用姓氏；她保留了各个年代的语言用法，包括“minorities”“girls”“secretaries”这类后来含义变化的词。她写明哪些判断出自当事人的信件、日记和报告，哪些出自她自己的采访。

作者的观察位置需要交代：她是 1999 年报道的执笔者，父亲是物理学家，母亲因性别限制没能读法学院。这个背景影响了她看问题的角度。读者可以把本书当作一部围绕 Nancy Hopkins 和 MIT 十六位女性展开的叙事史：它聚焦科学界高层女性的处境，对中学阶段的“管道问题”只在报告里带过，对美国其他学校的情况通过 1999 年后的后续段落简述。书中引用的工资比例、空间数字来自委员会当年的统计，属于特定年份、特定机构的数据，不能直接外推到今天的其他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