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瓦肆里，把讲三国故事称为“说三分”。刘勃在序言里交代，这本小书是他在小说史课上备课想法的合集，写的是关于三国的闲话。他教了十多年中国小说史，每学期只有三到六课时讲《三国演义》，备课倒会想不少。
全书的方法，是把关于三国的叙事分成三重：历史叙事、民间叙事、演义叙事。历史叙事接近史实；民间叙事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三国故事，反映下层社会的期待，常常离真相很远；演义叙事指《三国演义》在历史叙事和民间叙事之间找结合部的过程。全书正文基本按三国历史的时间顺序推进，每一章都拿这三重叙事对照同一件事。
刘勃在序里交代了自己的趣味。他说自己“性情天生不在公约数上”，更吸引他的是历史的阴郁沉痛，有时是民间的恣肆狂欢。他还写道，他觉得这小小寰球上遍布荒诞，历史三国和民间三国也常常都很荒诞，而《三国演义》几乎从不荒诞。
三重叙事与《三国志》的读法
讲三国历史，自然先讲陈寿的《三国志》。刘勃提醒，这部正史不能只看字面，很多真相藏在字缝里。陈寿是蜀国人，做过卫将军主簿，老师是蜀国学术权威谯周，亲身经历了魏灭蜀。他对蜀汉有感情，却不能直白表达。司马家杀害曹魏小皇帝曹髦，《三国志》只写了一句“高贵乡公卒，年二十”。
刘勃援引古人的论断：正史的问题在于“讳”，该说的实话不说；野史的问题在于“妄”，什么也不知道就瞎说。对正史和野史不能偏信也不能偏废。他举《曹仁传》为例：曹仁在江陵与周瑜作战的记载只写他杀进杀出的风采，周瑜取胜、曹仁弃守江陵的结果留到周瑜传里写，两篇传记隔着几十篇，读者容易读了后面忘了前面。作者由此提出判断：战报会骗人，战线不会骗人。曹魏武将传记里常写他们与关羽作战取胜，战线却在不断后撤，还常被降职，说明总体上被关羽打得节节败退。
史料层次上，作者交代了三国叙事史传传统的三个阶段：西晋陈寿作《三国志》，南朝裴松之注《三国志》、范晔写《后汉书》，北宋司马光编《资治通鉴》。裴注大量引用资料并说明来源，给后来研究提供了基础；裴松之被人批评芜杂，但对今天的研究者来说材料越多越好，谣言和鬼怪也反映社会心态。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用编年体提供了一份完整的三国史叙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对它的依赖明显超过《三国志》，司马光理解错的地方，《三国演义》跟着错。
尊刘贬曹传统的形成
尊刘贬曹的立场早于《三国演义》形成。陈寿写《三国志》时已对曹操阴阳怪气：正史写开国帝王降生有套路，而《三国志》写曹操出生啥也没有，还说他父亲曹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武帝纪》末尾夸曹操只说他“明略最优”，刘勃评点说“惟其”二字仿佛暗示曹操成功只因策略高明，既不得人心，也无关天命。
作者从几个方面解释曹操形象如何变坏、刘备形象如何变好。曹操早年轻信坦率，晚年多疑滥杀，熟悉年轻曹操的人大多先于他过世，能写下印象的人接触的多是晚年曹操。刘备有讨人喜欢的本领，各色人等聊两句就没道理地喜欢他；刘备一生没有屠过城，曹操和孙权都屠过城。作者设身处地推想：小老百姓不管高层如何斗争，刘备来了不屠城，他就是活菩萨，这是刘备被不断美化的群众基础。讨厌曹操的人很多，为抹黑曹操有人就赞美刘备，晋朝张辅写《名士优劣论》，报了一遍刘备的败仗，又报了一遍曹操的败仗，问谁更惨。作者说，今天能读到的有利于刘备的史料，倒有一大半是曹魏地盘上的人留下来的。
《三国志》里写刘备的叫《先主传》，一路“先主、先主”叫下来，隐含着深情；写孙权的《吴主传》一上来“孙权字仲谋”，直呼其名。到东晋、南宋，因为与蜀汉有相似的偏安处境，有人想把刘备抬成正统，朱熹讲《资治通鉴》就改用蜀汉年号纪年。作者引用苏东坡引述的《东坡志林》：听说书，刘备败了孩子皱眉头流眼泪，曹操败了孩子就高兴唱快。到元代，现存完整的二十一种三国杂剧里十八种以刘备集团为主，这是《三国演义》诞生时面对的民间文学传统。
《三国演义》的诞生与版本
《三国演义》的作者是罗贯中，元末明初人，这个说法并无争议但并非没有疑点。罗贯中同时代人留下的关于他的记录只有一条，来自《录鬼簿续编》：太原人，号湖海散人，与人寡合，乐府隐语极为清新，写过三部杂剧，没提《三国演义》。刘勃分析，一部六十万字的大书，求名不可能——当时写小说是丢人的事；求利也不可能——当时没有这种大型小说的市场。如果罗贯中真在元末明初写成此书，之后约一百五十年这部大书无声无息，最多以手抄本形式在小范围流传。
明代中后期形成有利于长篇小说出版销售的社会氛围：明朝前期制度压制社会活力，后半段官僚机器疲了；科举运转产生庞大的识字阶级，幸存者偏差激发大量读书热情；商品经济发展。作者还提到一个绕弯的经济链条：欧洲人发现美洲获得金银，白银涌入中国，中国建立起银本位的货币体系，内循环市场繁荣，图书市场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当时书价仍然很贵，书商想出租书的办法。最早的印本是嘉靖元年（1522 年）刊刻的嘉靖本，序言宣称本书忠于历史、文字不深不俗。嘉靖本之后出现大量版本，清代康熙年间毛纶、毛宗岗父子修订的毛评本影响最大，今天书店里的《三国演义》绝大多数以毛本为底本。
毛本开头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并非原创，是明代文人杨慎的作品。刘勃解释，长篇小说脱胎于话本，话本开头有“入话”“头回”的惯例，以诗词开篇吸引注意。杨慎被贬云南后写了《廿一史弹词》，这首《临江仙》原写楚汉相争，但关键意象都与长江有关，而明清读者心中最精彩的三国故事——三顾茅庐、长坂坡、赤壁、走麦城——都关联长江，所以毛宗岗把它拿来放在开篇。
民间故事如何进入演义
《三国演义》诞生前已有大量民间三国故事，它是在众多民间版本里做选择。桃园结义是代表案例。史书没有记载此事，《三国志》只说刘备与关羽、张飞“寝则同床，恩若兄弟”。民间桃园结义有大量版本：城市游民需要模拟兄弟关系；刘关张被安上小商人身份满足听众“发迹变泰”的欲望；重口味版本写结义前互相杀对方全家；恶搞版本写爬树定兄弟、扔鸡毛定兄弟。《三国演义》保留了结义，删掉赤裸裸的游民欲望，把结拜誓词改成“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一句不提升官发财。
轮回故事被《三国演义》删掉。元代《三国志平话》开篇讲司马仲相阴间断案，判韩信转世曹操、彭越转世刘备、英布转世孙权，自己转世司马懿。作者分析删掉的原因：这部书宣传自己贴近正史，虽然轮回设定很吸引眼球也不予采纳。
作者反复指出《三国演义》加戏与弱化的机制。写曹操、写刘备要解决的问题不一样：曹操史料丰富而民间故事少，写曹操是把史料通俗化；刘备早年史料空白而民间故事多，写刘备是把脱缰的民间叙事拉回历史框架。为给关羽找对手，把历史上不重要的华雄写强再让关羽斩他；为让吕布成为全书第一高手，扭转了元代故事里吕布打不过张飞的设定。作者也指出《三国演义》的地理错误，比如关羽过五关斩六将从许昌出发到河北不会到洛阳，推断作者“落笔写的许昌，心里想的长安”。
董卓、王允与汉末乱局
董卓的出现有必然性。作者说他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西部军事强势地区矛盾的产物，代表西部地区的人长期以来被漠视、蔑视、无视的怨念。《三国演义》既贬低又抬高董卓：贬低的一面让人觉得他没本事，只是凶残变态的胖老头，实际他能力很强，特别善于获得军队拥戴；抬高的一面是叙事给人感觉董卓若用正确策略可能成功，实际他从掌权起就一定失败——东部士族从骨子里瞧不上他，西部军人在洛阳看见财物美人又不肯约束自己，按正常政治逻辑做事两边都会抛弃他。
王允杀掉董卓后把局面搞砸。刘勃对照《三国演义》与史书：蔡邕并没有趴在董卓尸体上痛哭，只是在王允办的聚会上叹口气，王允就要杀他，理由是“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王允拒绝赦免凉州军人，拒绝派人领导凉州军队，与吕布的关系也变坏，一切可能改善局势的建议他都拒绝了。作者说，李傕、郭汜起兵时本来就是火药桶，没有贾诩提建议也会有别人提。
作者用“权力与权威”的概念解释汉末乱局。权力是有形的，奖励和惩罚都靠花钱维持；权威是无形的，是让人自愿服从的力量。政府应该拥有奖励、惩罚、权威三种能力，一个政府没有权威，行政成本就会无限拉高。汉末是朝廷权威不断丧失的过程，董卓、袁绍都是权威不足的人，权威不足时任何决定都会被一群人反对，变成蠢决定；没有权威，就只剩武力解决问题。
曹操与刘备：历史与演义的分歧
刘勃对曹操与刘备的形象做了大量对照。青年曹操是理想主义的特权阶级子弟，因为出身宦官家庭受特权保护，才能反特权，他年轻时过分相信别人、被最信任的人背后捅刀子的经历有好几次。晚年曹操喜怒无常多疑，疑心一来就杀人。《三国演义》只强调曹操宦官出身可耻，却也不提家族背景给了多少资源，刘勃说这既是对曹操的丑化，又是一种美化。
曹操杀吕伯奢全家，史料有几种说法，有的说吕家人想抢劫被反杀，有的说曹操多疑误杀并感叹“宁我负人，毋人负我”。《三国演义》把中牟县救曹操的无名功曹和陈宫合为一人，让陈宫做目击证人。作者分析这是很高明的虚构：把两个有头无尾的人物合到一起，又给陈宫与曹操的情感羁绊提供了起点。他还引王粲《英雄记》提出一个孤证：曹操离开洛阳时刘备可能同行，所以曹操杀吕伯奢全家时刘备很可能在场，甚至可能一起动手了。
刘备方面，作者认为《三国演义》把他写成老好人，道德上美化，能力上弱化。刘备鞭打督邮本是刘备自己干的，干得“有理有力有节”：把督邮拽到县界之外打，摘下印绶以平民身份打。《三国演义》改成张飞干的，刘备道德更高，但身上激动人心的气质改没了。取益州是刘备生平最大污点，《三国演义》没有洗地，没有给刘璋泼脏水，而是转移视线：把刘备写得无能，事情让别人办；强化张任、马超等对手；美化攻取成都后的行为。史书记载刘备“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作者指出“还其谷帛”意味着先抢了再还。
官渡与赤壁：偶然性与各自表述
官渡之战被《三国演义》写成先后发生的事，实际上关羽、刘备、孙策的活动都可以看作官渡之战的一部分，是一场多线程的战争。作者梳理了战争过程，特别强调偶然性：曹操“兵不满万”的记载，裴松之认为是《三国志》想“以少见奇”，作者补充另一种可能——那四个月史书空白，曹操可能连续战败损兵折将；孙策准备攻许县时郭嘉断言他会被刺死，结果孙策真遇刺身亡，作者认为这是运气。火烧乌巢是曹操在信息不明朗时赌上一把。
分析曹操胜利的原因时，作者先说并不存在曹操必胜的必然性，战争偶然性很大。然后给出两组对照：袁绍喜欢下大棋，曹操重视小集团，大棋调动一切资源却带来各种内耗，小集团虽然边缘地区衰弱，但即使叛变也威胁不到核心；袁绍比较宽厚，曹操对世家大族和民众的榨取凶狠有效得多。作者援引高敏的论文说明屯田制并非曹操独创，特点是对农民人身束缚严厉、剥削沉重，短期政府获益高，长期打击农民积极性。郭嘉说曹操“治胜”“仁胜”，作者解读为曹操比袁绍更会敲骨吸髓，又把汲取到的财富用于奖赏自己的小集团。
赤壁之战在《三国志》里内容极少，曹魏不愿多说自己失败的战争，蜀汉没有官方史，东吴资料相对多一些。作者说，把零碎内容拼起来，赤壁之战是孙刘联军溯长江而上主动发起的进攻，曹操兵力按周瑜分析最多二十万出头，集结在赤壁的未必有十万人，孙权给周瑜三万人，刘备手下有两万人。曹操的船到底谁烧的，有周瑜烧、曹操自己烧、刘备烧三种说法，“一把大火，各自表述”。后人“仗都是周瑜打的”印象，作者梳理了几个阶段：孙刘交恶后东吴宣传贬低刘备贡献；西晋虞溥《江表传》塑造近乎完美的周瑜；唐宋诗人加持，杜牧、苏轼都把光荣给了周瑜。
诸葛亮：历史人物与文学形象
诸葛亮相关争议，作者用“升龙派”和“降龙派”概括两种极端立场，涉及娶黄承彦之女、谁先找谁、为何选刘备、《隆中对》真伪、早期地位等五个争议点，并说明史料太少、空白太多，很多事争不出结果。对《隆中对》，降龙派认为“跨有荆益”与“联吴抗曹”自相矛盾，作者客观陈述了两派意见。
《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是儒家理想的化身，作者总结了三层：帝王师情结（必须是君主来找他），“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儒生心里的归隐田园梦。毛宗岗说只有极闲极冷之人才做得了极忙极热之事。历史人物诸葛亮，作者肯定他大权独揽但没有当皇帝的野心（判断标准是没发展家族势力、没培养只忠于自己的班底）、很会用人、很会打仗。陈寿评价他“治戎为长，奇谋为短”，司马懿看过他的军营后赞叹“天下奇才”。
七擒孟获的记载出自裴注引的《汉晋春秋》，作者从两方面判断这个故事可信度低：南中道路落后、军费巨大，长期负责后勤的诸葛亮不会慢慢陪打；作者习凿齿在诸葛亮死后一百多年、本人推崇蜀汉，美化动机很强。元《三国志平话》的解释更离谱——孟获有钱，诸葛亮抓了放、放了抓是为了要钱。关于馒头起源“蛮头”的说法，作者从文字学上论证不可信：馒的“曼”本有包裹覆盖之义，馒头指有馅面食。
一出祁山，作者梳理了诸葛亮北伐可选的四条道路（子午道、骆谷道、褒斜道、陈仓故道），分析诸葛亮为什么不走子午道。马谡失街亭，作者分析诸葛亮用马谡有全局考虑也有私心：蜀汉有荆州派、东州派、益州本土派三派，诸葛亮不愿把重要任务交给东州派大佬吴懿，又要在军队里培养自己的核心班底，马谡是根正苗红的荆州派。空城计有史料依据但明显不靠谱，作者指出这条史料没有明确时间信息，地点是阳平关，如果司马懿二十万大军打到阳平关，那就不是诸葛亮北伐而是曹魏伐蜀了。《三国演义》不管这个，把空城计放在一出祁山最后，以“先立不肯弄险的人设，后面极度弄险才可能成功”来解释其艺术逻辑。
司马懿、姜维与东吴
曹操猜忌司马懿的说法，刘勃认为并不可信。他引仇鹿鸣的硬证据：不是曹操而是曹洪想让司马懿来做官，司马懿假装生病不去，曹洪怀恨，与曹操说了，曹操亲自征辟，司马懿拐杖一扔就去上班了。司马懿的仕途倚仗曹丕的信任，曹丕只当六年皇帝，这个时间跨度对司马懿是莫大幸运。他的胜利包括一系列运气：曹休、曹真先后死去，魏明帝短命且无亲生子，高平陵之变前曹爽伐蜀大败、司马师却在禁军里扎下势力。作者总结，曹操、曹丕、曹真、曹叡、诸葛亮对司马懿来说“要么来得正是时候，要么死得恰到好处”，但每次运气都是挑战，他总接得住。
姜维在《三国演义》里是继承诸葛亮遗志的大汉最后忠臣，作者指出历史上的姜维是忠烈之士，也是孤注一掷的赌徒。他放弃诸葛亮时代封锁秦岭各道路出口的防御战略，改为放魏军进入汉中再坚壁清野，把汉中的守军撤了；公元 262 年北伐失败后不敢回成都，把驻防地迁到沓中，汉中彻底空虚。第二年锺会、邓艾大举伐蜀，汉中迅速沦陷。作者引陈寿“玩众黩旅，明断不周”和宋代郭允蹈《蜀鉴》的评论，说明蜀汉灭亡姜维要负很大责任在研究者那里并不是冷僻见解。
东吴的孙权，《三国演义》写得少，作者认为这是给孙权留面子。孙权称帝后因继承人问题发生残酷内斗，陆逊支持太子，孙权屡次派人责问，陆逊忧愤而死。作者引陈寿对孙权的评价：像勾践，能忍辱负重，但性多嫌忌、果于杀戮，晚年尤其严重，祸根由此埋下。东吴为何关注最少，作者给出三个原因。天命上，曹魏有禅让，蜀汉有汉室宗亲身份，孙权找不到像样的理由，还曾向曹操、曹丕称臣。地利上，长江中游关键在襄阳，下游关键在合肥，东吴向北进取被卡死。人和上，孙坚“孤微发迹”，孙策带淮泗军人渡江大开杀戒，江东士族只愿支持孙权割据，不愿赔上家底争天下。
演义：在历史与文学之间
最后一章总结《三国演义》在传统文化中的位置。刘勃讲历史在传统中地位很高的三个原因：历史中包含最高价值（《春秋》被当最高法典）、修史是政府行为（“正史”指纪传体且有官方认证）、历史是上流社会的社交工具。小说地位卑微，“小说”一词诞生时是骂人的话。由此形成一条鄙视链：史书高于不可以虚构的“小说”，高于可以虚构的“传奇”，高于白话小说。《三国演义》努力贴近史书，反而落在底层。
到近代，学习西方的焦虑使白话文翻身，章回小说被推崇，但鲁迅、胡适那辈人内部排序没变。胡适评价《三国演义》“不成为文学的作品”，又说它是绝好的通俗历史，在通俗教育史上没有一部书比得上它的魔力。作者引用徐英瑾的说法：三国文化的魅力在于“冷酷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计算与充满温情的恩义观之间的微妙平衡”。全书结论是《三国演义》达到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历史与文学、诡诈权谋与道德理想的平衡，这种平衡感来自传统社会各种力量长期拉扯磨合，挑它的毛病容易，超越它却远比想象中难。
两个附录延伸了相关话题。附录一讲“四大奇书”到“四大名著”的演变：王世贞开过《史记》《南华》《水浒传》《西厢记》的混搭书单，冯梦龙提出长篇小说的四大奇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四大名著”的说法才流行开。附录二考证《三十六计》：近代以前没有任何书目提到过它，1941 年才有人从邠县书摊发现手抄本；作者文化水平不高，把民间故事当历史，比如“瞒天过海”把唐太宗写成怕海的软蛋，反间计、苦肉计、连环计都用《三国演义》的典故而非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