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于极限》收录了上野千鹤子与铃木凉美在2020年5月至2021年5月间的十二轮书信，共二十四封。两人围绕情色资本、母女、恋爱与性、婚姻、认可欲求、能力、工作、独立、团结、女性主义、自由、男人十二个主题往返通信，每一轮由铃木先发信，上野回信。信件发表在杂志上，由幻冬舍的编辑竹村优子策划，上野在代后记里称她为"第三位作者"。
铃木凉美当时三十多岁，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母亲是儿童文学研究者。她高中起出入原味店、参与援交，高考后拍过AV，也做过陪酒女郎，后来进报社当记者，再辞职成为自由撰稿人。上野千鹤子是年长一辈的社会学家和女性主义者，比铃木年长三十多岁，在信中时常自称"亲戚大妈"，以自身经历、学术史和运动史回应铃木的困惑。
书名"始于极限"取自上野对铃木寄赠书目的一句点评。铃木把它解释为"立于极限的我从自己所在之处审视事物"，把极限理解为忍耐的底线、体力和认知的边界，以及值得跨越的界线。通信期间日本正处于新冠疫情之中，紧急事态宣言多次延长，两人讨论的现实背景由此展开。
情色资本与恐弱
铃木的出发点：摆脱受害者之名
铃木的硕士论文《"AV女演员"的社会学》出版后，她给自己定下的写作姿态是挣脱"受害者"一词的牢笼。她承认作为女性生活在日本社会，她有过大量"成为受害者"的机会，也从中受益，但近距离观察过的女性当事人显得更坚强、更有智慧。她反对只在"强迫还是自愿"的框架里讨论性产业，因为现场的情况常常是看似自愿的人表现得过于主动，看似受害的人又过于强调强迫。
她对凯瑟琳·哈基姆的"情色资本"概念一度抱有好感，认为它有助于女性摆脱受害者身份。2019年她与作家橘玲、社会学家贵户理惠讨论这一概念后，读者反应激烈，有人说"那种价值根本不存在"，有人把情色资本改称"情色债务"。铃木由此察觉，用"女性被赋予商品价值"理解现状已经不被容许。她观察到#KuToo运动和冈村隆史不当发言引发的抗议，认为更年轻的女性渴望的是被妥善赋予受害者之名，并对自己一贯的反受害者姿态是否妨碍女性运动感到迷茫。
上野对情色资本的批判
上野对"情色资本"概念持批判态度。她指出，资本应能带来利益并可以积累，学历、执照、人脉都属于可以获得的资产，而情色资本无法靠努力获得，无法积累，只会随年龄减少，价值只能由评估者单方面判定，所有者对自己名下的资本没有控制权。她认为这个概念只是把"年轻漂亮的女人更占便宜"这一通俗常识做了学术粉饰。
上野进一步指出性市场的结构：性市场建立在经济资本压倒性的性别不对称之上，除极少数例外，它"属于男人、由男人主导、为男人服务"。男性消费者清楚知道风俗业是女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大赚一笔的工作，也是女性不愿从事的工作，他们心底知道那是不该用钱买的东西，于是把这份亏心转嫁给对面的女性，最有力的借口是"自我决定"。
恐弱
上野把"不愿被称为受害者，无法忍受自己是弱者"的心态命名为"恐弱"。她认为这常见于精英女性，和恐同类似，是因为自己身上有软弱的部分，才对软弱格外激烈地进行审查和排斥。厌恶"慰安妇"的右翼女性就是这种思维的例证，她们摆出"我和她们不一样"的姿态，拒绝承认自己是弱者。上野断言，对男人来说没有比这样的女人更好对付的。她提醒铃木，自称受害者是强大的证明，并以伊藤诗织公开说出"我是性暴力的受害者"所需的勇气作对照。
上野还引入阿马蒂亚·森的"可行能力"概念区分性工作者：因别无选择而入行与拥有其他选项、随时可以离开的女性，在能力集大小上存在巨大差异。可行能力强的女性可以把职业说成"自愿的选择"，但她们不能代表全体性工作者。
母女
母亲的矛盾
铃木在第二轮信中详述了母亲。母亲出生于1950年，在优越的环境中长大，大学毕业后在BBC做过口译员，又在资生堂宣传部负责宣传杂志。铃木出生时父亲还只是兼职讲师，家里长期"女主外男主内"。母亲后来重读研究生，成为儿童文学专家。
铃木指出母亲身上的一系列矛盾：她发表自由派言论，私下却把家长会上的家庭主妇称为"那群妈妈"，刻意划清界限；她抵触"太太"这个称呼；她排斥歧视性言论，却对妓女和陪酒女郎完全放弃逻辑、全盘否定；她强烈厌恶卖弄"女人味"，同时又有外表至上主义，执拗于"持续做男性欲想的对象"。铃木把母亲的态度追溯到外婆和曾祖母在日式旅馆、酒家陪酒的经历——母亲是在用全身心的拒绝来摆脱娘家的阴影。
考验爱的极限
铃木承认，进入性产业与母亲密切相关。母亲说过："我宁可你染指暴力或诈骗，而不是当一个妓女，那样我好歹还能够支持你。"铃木十六岁开始做原味少女，高考后演AV，进报社后仍抽空去夜总会陪酒，直到2016年母亲去世那一年才离开夜班。
她说自己的动机一半是"想跳出母亲的理解范围"，一半是想弄清自己能否理解"母亲最猛烈否定、拒绝理解的东西"。母亲把女儿当作儿童文学研究的"唯一真实样本"，铃木从小感到自己是被观察的实验对象。她总结道：进入夜世界，为一点小钱把身体交给男人，就等于放弃"当因此受伤时说自己受伤了"的权利；拍AV获取报酬的同时，也失去了反对男性剥削的资格。上野在上一封信中点出她的"恐弱"，她承认自己从未摆脱"我无权成为受害者"的想法。
聪慧母亲的女儿
上野在回信中写道，"聪慧的母亲会让她的女儿窒息"，因为聪慧意味着"妈妈了解你的全部"，孩子失去喘息空间，无路可逃。她猜测铃木涉足性产业的理由之一，是想成为母亲无法理解的对象。她自己有一位"并不聪慧"的母亲，没有得到理解，却得到真诚耿直的爱，因此脱离母亲的磁场轻而易举。
上野引用铃木书中记录的母亲的呐喊："我不能原谅你，因为你满不在乎地伤害了我爱到骨子里的女儿的身体和心灵。"她指出，在和母亲对决或和解之前就失去母亲，铃木获得了自由，而"自由是一种令人眩晕的失重状态"——她失去了对抗的坐标。
上野也点明了代价：选择成为AV女演员意味着"自我决定"问题始终纠缠着铃木，自我决定与自我负责成对出现，不允许她把选择的代价归咎于任何人。她写道，"自我决定"最能满足精英女性的强烈自负，也最能让她远离女性主义。
恋爱与性
原味店的启蒙
铃木十六岁时在涩谷原味店打工，那是她第一次目睹男性性行为的场景。男性顾客隔着单面镜挑选女生，付一万五千日元，在"你看得到我、我却看不到你"的小房间里套着刚褪下的内裤手淫。铃木写道，她把内衣和尊严"扔进了阴沟"，这一幕成为她两性观的基础。她在不同的语境分别学到恋爱与性：恋爱是漫画和电影里的虚构概念，性则是眼前射精后走人的大叔，两套印象始终没有合拢。
她的性经验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涉及金钱的AV与卖娼，另一种是无偿性行为；后一种她也从未想过享受性本身，而是一心想从中得到某些东西，比如分到好差事、给脸上贴金、坐上女友宝座、过体面生活。她向上野发问：为什么见惯了男人的危害却不绝望，仍能与他们对话。
性与爱的分离
上野用自己一代人的经历回应。她经历过60至70年代的性革命，"天使夫妇"、开放式婚姻、事实婚姻都曾被实践，萨特与波伏瓦的关系是知识分子男女的理想。她描述了浪漫爱意识形态——爱、性和生殖在婚姻之下的三位一体——的瓦解，指出它建立在针对男女不同的双重性标准之上。近代性观念"性=人格"规定女人的"人格"会因出格的性遭到玷污，男人的却不受影响；伊藤博文与妓女往来被辩称"伊藤公的人格并没有被玷污"，正是这种范式的体现。
上野认为性和爱应该区别对待、分别学习。她观察到一批先学性、后学爱的年轻女性，学的是为男性服务的单向的性。她称媒体是学习性爱的装置，人通过神话、故事、少女漫画预先了解恋和爱，才能在体验时为之命名，这叫"经验定义"。
恋爱是自我的斗争
上野强调愉悦也需要学习，男性愉悦简单，女性愉悦费时费力。她把性高潮称为"小死亡"，只有确信自己能复活，人才能容许自己小死亡一场。她写道"性是死亡和重生的仪式"，并引用自己的俳句"吊唁之日，情欲最盛"。
论及恋爱，她引用吉本隆明的"对幻想"概念，指出"恋爱"是近代才出现的译词，近代之前只有"恋慕""好色"之类的说法。《青鞜》的女性把自由恋爱当作咒语，因为在别处无法与男人享受同等待遇的女人，唯独能在恋爱游戏里平起平坐。她写道："恋爱是自我的斗争。我要成为'女人'，就需要'男人'作为恋爱游戏的对手。"她认为恋爱是谈了比不谈好，因为人在恋爱的游戏场上能学习自己和他人的欲望、嫉妒、控制欲、宽容和超脱，"恋爱非但没有使人与人相融，反而引领我们走向孤独"。她给铃木的结语是："能使你充盈、教你认识自己的，是'爱'而非'被爱'，是'欲想'而非'被欲想'。"
婚姻
婚姻的契约定义
铃木在婚姻主题下承认，她不反对同性婚姻或夫妇别姓，但困惑于大家为何执着于"已婚者"的头衔，为何不把重点放在解决婚姻之外的不便上。她认为"婚姻之外的互助选项实在太少了"是婚姻向心力不坠的原因。她坦承自己对基于恋爱的牢固关系没有信心，也许反而需要婚姻这样的契约，哪怕感情干涸也能维系。
上野给出她对婚姻的定义："所谓婚姻，就是将自己身体的性使用权交给特定且唯一的异性，为其终生专属的契约。"她表示自己可没本事遵守这种承诺，遵守不了的诺言不如不说。她引用战前女性主义思想家高群逸枝的话"婚姻是至死不渝的恋爱的完满"，说曾在几所女子大学测试学生反应，国立女子大学"哇"与"呕"约五五开，私立女子大学"呕"占多数，以此说明浪漫爱意识形态在不同世代与阶级的残留差异。
家庭与血缘
上野曾预测事实婚姻会在日本普及，她承认这是她作为社会学家相当不准的一次预测。日本登记结婚与开始同居的时间大致相同，结婚率下降是因为不结成情侣的单身者增多。她认为婚姻没有消亡的部分原因，是人们充分认识到婚姻脆弱之后的自我保护心理，如今的年轻人清楚婚姻易碎，三分之一的夫妻以离婚收场。
她提出家庭是"终极的安防用品"，血缘是比社会资本中松散关系网络更强大的资本。家庭的核心由性二元关系和母子二元关系组成，去掉性的纽带，家庭仍可维持。她认为"家庭"二字之所以富有魔力，是因为人们渴望"无法选择的命中注定"——亲子关系无法选择。她写道，与结婚相比，生育对女性人生的改变更剧烈，因为生育意味着选择"家庭"这一无法选择的纽带；直到育龄期结束，这个选择都会持续困扰女性。
认可欲求
用性换取的认可
铃木在这轮坦承，对她来说性长期是"最不需要先期投资的商品"。她高一去原味店打工时还没有任何性经验，等于在体验性之前先体验了间接的卖娼。她写道："自己的性是可以出售的商品，这个事实刚好可以大肆满足还什么都不是、没有安全感的年轻女人那随便马虎的认可欲求。"她可以随意糟蹋在他人看来有价值的性，由此对小心翼翼保管性的女性产生优越感。她补充说，自己很早就知道性可以换来金钱，而那种欲望的市场建立在男人最丑恶低级的性欲之上。
她分析买卖双方的逻辑：对买方来说，她是"方便的厕所"；对她来说，买方是"不掏钱就无权上床的可悲家伙"。双方语境不一致，但生意照样能做，甚至看似双赢。她还观察到熟女风俗店的女性说出"我想确认自己作为女性还活跃在第一线""我想证明自己作为女性仍然有价值"，认为通过性和卖娼感受自身价值的快感不会随年龄下降而消失。
有条件的爱与交易性行为
上野从弗洛姆《爱的艺术》谈起。这本书的日译本由铃木的父亲铃木晶翻译，题为《爱的技术》。弗洛姆区分父爱（有条件的爱）与母爱（无条件的爱），认为爱是积极主动的行动，是"站进去"的行动，独处的能力是爱的能力的前提。上野指出，回应有条件的爱就可以换得认可欲求的满足；把有条件的爱换成性欲，人只有回应对方的欲望才会被赋予价值，这种价值体现为资本主义社会中最简明易懂的财物——货币。
她介绍了社会学家小川彩香及其研究生小田英里关于加纳"干爹"（Sugar Daddy）的研究。论文称这种包养关系是"有可能通向婚姻的恋爱关系"和"以性换取金钱财物的功利性交换关系"的延伸；先行研究显示，坦桑尼亚80%的14至19岁女性和乌干达90%的15至19岁女性有"交易性行为"经历。交易性行为让人体验到对性的"自主感"、对男性的"掌控感"和"力量感"，艺妓也以"不白白让人睡"为尊严。但上野提醒，交易性行为对男人是"性行为"，对女人是"经济行为"，这种不对称交换得以成立，是因为经济资源、权力、特权、认可都不平均地分配给了男性群体，这样的社会叫父权制社会。
倒转的自尊
上野对铃木说，她拥有大量资源、可行能力很高，却与别无选择的性产业从业者采取了同样的行为，其中起作用的是"层层倒转、扭曲的自我意识和自尊"。她援引自己在《厌女》中分析的东电女职员案例：这位女性刻意贱卖本没必要卖的东西，性下跌到两千日元一次，而那是她给男人标的价格。上野提醒铃木，社会认可最明显的标准是金钱，男性自我效能感的首要指标是挣钱能力，女性的首要指标大约是婚姻，这种不对称也解释了"男人愿意为自己花多少钱"为何会成为衡量认可的指标。她在为雨宫麻美《别扭女子》文库版撰写的解读中写道："别靠男人给的认可活下去……别再轻贱自己了。"
能力与工作
精英与性工作者的双重身份
铃木回忆，"一边读庆应大学和东京大学大学院，一边当AV女演员"，这句话在字面上传达出的"受尊重与怜爱"的意思对她十分重要。她引用东大入学典礼上上野的贺词：东大女生倾向于隐瞒就读学校，因为隐瞒校名后获得的"可爱又没有威胁"的评价更能拔高自己。她自问：为什么在条件优越的环境里，仍无法舍弃"可以贱卖性的自己"？评论家斋藤美奈子把她们这代人的处境概括为"当社长还是当社长夫人"，两个选项权重相当。
上野在回信中谈论了母女、母子关系的不同，指出女性学自成立之初便关注母女关系，因为以弗洛伊德为首的心理学只关心男孩如何成为男人。她举大平光代为例：这位女性被母亲一句"妈妈难为情死了"推入谷底，背上文满文身、成为黑帮成员的妻子，后来通过司法考试成为律师和大阪市首位女性副市长，她通过剧烈越轨"逼问"母亲要抛弃她到什么地步。上野说，强大的女儿会表现出大幅而激烈的越轨。
使身体屈从于观念
上野回到自己"为何能对男人不绝望"的问题。她年轻时爱过男人也被爱过、伤害过也被伤害过。她反思自己在那些性事中做了什么：为了性认可？周围早已有许多人把她看作有性属性的人；为了性欲？也说不通。她认为更多是为了"让身体屈服于精神"。她举平冢雷鸟盐原殉情事件为例：二十二岁的雷鸟留下遗书"我贯彻毕生的体系，因自身原因而死，非因他人所犯"，文字中没有对男人的情爱；雷鸟在事件之后才主动邀来禅宗僧人"失去童贞"。上野认为，使身体屈从于观念的极致就是自杀，是对自己身体的极致虐待。她写下"身体是我们的第一个他者"，变老会让每个人突然成为残障者，并叮嘱"把易碎品当作易碎品对待"。
工作与写作
铃木在"工作"轮谈到自己作为自由撰稿人的处境。她引用乙武洋匡小说《车轮上》中的短语"已经跨过去的人"，指出旁人习惯把顽强生存的女性与性少数群体看成已经克服一切的人，而当事人其实在"受害者"与"强大女性"两个位置之间来回游走。她提到厚木连裤袜宣传图被网友抗议撤下的事件，描述了自己作为表达者被断章取义的两难。
上野回应称，作者是媒体语境下的消费品，注定"用完即弃"，编辑像鬣狗，擅长发现作者最危险的部分并赋予商品价值。她提醒铃木，"前AV女演员"这个前缀的价值有保质期，当事人经历写过一次就结束，"人不能反复书写自己的历史"。她区分社会学家与作家：社会学家以社会（他人的集合）为试验田，作家以自己为试验田。她也坦白自己的职业选择：读研是为了拖时间，三十岁前后接触到女性学才觉得"原来我还可以研究自己啊"；《性感女孩大研究》《女人游戏》等书的书名与"社会学界的黑木香""四字学者"等称号，都来自男性主导的出版界对"年轻女人写的荤段子"的消费。她总结说，即使读者的购书动机有违初衷，只要阅读后理解真实意图就行，她靠"两手抓"——通俗读物与学术专著交替出版——来平衡市场与学术。
独立与团结
独立的背面
铃木描述自己的职业路径：夜班（AV和陪酒）、报社记者、自由撰稿人。她年轻时坚持"不完全沉浸在白天或黑夜，但在两边都有立足之地"，为此本科多读了一年，读研时也维持这种状态。她坦言敢轻易辞职，最重要原因是有家可回、没有经济后顾之忧，并引述母亲去世前的叮嘱："希望你拿出更有意义的作品，为后人铺路搭桥，树立路标，甚至建起庇护所或瞭望塔"，而不要写"易冷烟花的书"。
上野承认自己也曾依赖父母，她透露自己一度把银行卡密码设为父母家的电话号码，以此自勉。她引入"未成年照顾者"概念，介绍涩谷智子编著的《未成年照顾者的故事》：一批未满十八岁的孩子不得不照顾离不开人的父母，得不到理解，走向沉默与孤立。她写道"英雄是能够化命运为选择的人"，那些孩子把无法选择的命运变成了自己的选择。她进而区分天职（vocation）、职业（profession）、工作（job）与爱好（hobby）：无论能不能赚钱都会做的是天职，利用专长谋生的是职业，奉命完成的有偿劳动是工作。她的职业是教育服务业，女性学起初只是爱好。她给铃木的建议是"不必急于决定去向"，尝试新主题和新文风，并"永远不要低估读者"，文章的"收件人"最好是能用专有名词描述的人。
女性友谊与孤身一人
铃木在"团结"轮报告了身边奔四女性对婚姻和生育的焦虑：四位单身朋友去神社，所有人买了祈求良缘的护身符。她观察到"女性友谊比男性友谊更容易因婚姻变质"，一次近二十人的餐会上，六名女宾全是单身，而男性已婚与单身分布平均。她问上野，女性之间的互助能否成为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上野回顾了半个世纪前的京都河原町：工作日的街头看不见已过25岁、稍微"过气"的同龄女性，当年女生被比喻成圣诞蛋糕，24岁前结婚才正常。她讲述了三岁神话的兴衰——三岁前必须母亲亲自带的说法被证明是毫无根据的伪科学，经济萧条迫使妻子外出工作后，这条神话很快没人再提。她感慨日本男人抛弃亲骨肉而极少受指责，从投币寄物柜弃婴到2020年港区公园发现新生儿尸体，半个世纪没有变化。她也提出相反的证据：男性朋友会一个接一个离开，女性朋友不会，她有许多上年纪以后才结交的朋友。她的结论是："人生路上有人相伴，这也许是幸运的，也可能是不幸的。不过到头来终究是'孤身一人'。"她把这个认识当作做出选择的前提。
女性主义与自由
"我不是女权"
铃木回忆自己在后女性主义氛围中成长：《CanCam》热卖、援交辣妹一代，女性主义者被局限在极端刻板印象里。她当时认为女性主义帮不上自己这一代人，多年后才把它比作"一张又大又薄、五颜六色的毯子"，其中只有几根丝线连接在自己身上。她注意到许多网友抗议性别歧视时会先申明"我不是女权"，认为很多人接受不了的是"女权"这个称呼，而其中夹杂的往往是不折不扣的女性主义言论。她担心社交平台上简单粗暴的主张占上风，把女性主义这根细线过度切割，抬高女性主义的门槛。
上野回应时给出了女性主义的运作方式："女性主义是一个自我申报的概念。自称女性主义者的人就是女性主义者，女性主义不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女性主义是一种没有政党中央、没有教堂和牧师，也没有中心的运动，所以没有异端审判，也没有除名。"她追溯了从I'm not a lib, but...到I'm not a feminist, but...的历史，提到"社会性别"（gender）这一术语的引入与污名化，以及反性别平等运动的攻击。她回忆某次国际研讨会上，一名法国女性主义者质问英语圈出身的性别史学家琼·斯科特"英语里原本都没有社会性别这个概念"，后殖民女性主义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当即回应："管它是谁创造的，把能用的都用上就是了。"她讲述与摄影师长岛有里枝的对谈：90年代新生代女性摄影家没能与策展人笠原美智子策划的社会性别展览建立联系，她们本该有机会看到海外女性摄影家如何面对相同的烦恼。"运动"形成的前提是"我们女性"这一集体身份认知的确立，这种认知可以在想象的层面上与素未谋面的陌生人一同构建。
拎得清的女人
2021年2月，东京奥组委主席森喜朗抱怨女性在会议上"话太多""竞争意识强"，建议限制女性的发言时间。上野在"自由"轮详细分析了这次辞职事件：Change.org等平台迅速收集了超过十五万个签名，社交平台出现#拎不清的女人#话题标签，橄榄球协会首位女性理事稻泽裕子公开承认"发言时间太长的人就是我"，说她别无选择只能跟着一起笑。上野认为，要求森喜朗辞职的呼声之所以响亮，在于广大女性把这件事与自身经历联系起来，扩大了愤怒的基础。"拎得清"是"分而治之"的关键词，无论被归入哪边都是厌女症的结果。她判断这次成功经验会成为未来判断"说什么话算越界"的标杆。
表达自由与社会原则
铃木在"自由"轮讨论了表达自由与"正确"的冲突。她列举"被骂→道歉+删除"的循环、爱知三年展"表达不自由展·其后"的审查风波、针对性别歧视广告的网友抵制，认为抗议者得以发声，捍卫表达的人却只剩下"憋屈"的牢骚。她提出一个论断："比起阅读自以为什么都懂、替女性发言的男性女权撰稿人那些不痛不痒的专栏文章，看川端文学更有助于我们了解人性。"
上野说，她反对法律层面的限制，但不反对市民层面的批评。她认为这些年遭到抨击的性别歧视广告都活该挨骂，佐佐木宏提议让渡边直美扮成"Olympig（奥运猪）"的创意毫无幽默可言。她写道："社会变革变的不是真心话，而是原则和场面话"，能走到这一步已经是极限。被问及对女性的歧视是否会消失，她只能回答不会，就像美国知识分子被问种族歧视是否会消失时回答NO，但社会已经长进到知道公开场合的歧视行为越界且违法。她认同铃木对川端的评价，回顾了《男流文学论》的写作——她与富冈多惠子、小仓千加子合著此书表达对川端《雪国》《睡美人》、吉行淳之介等男性作家作品的不爽，同时引用水田宗子的批评，说明男性作家的作品"一览无余地展现了男人内心的风景"。她称自己是"女性主义者中少有的'表达自由派'"，因为"想象力是无法管控的"。
男人：结构与主体
对男人的绝望与不绝望
最后一轮的主题是"男人"。铃木自述到了38岁，对社会的期望已经降得很低，成了"拎得清"的人。她汇报了AV行业的变化：水手服被禁就换成西装和堆堆袜，针刑被禁就改用水刑，最根本的欲望没有变化；但社会原则层面的进步确实减少了伤害的次数。她把同事对付色狼的经验概括为"我们只精通逃跑的方法，色狼才没有变少"——她们不去质疑"有色狼"这一结构本身，而是成为应付色狼的专家。她反思这种态度与"反正男人就是没救了"的死心互为因果，也意识到自己亵渎了那些有意改正态度的男性。
上野把这代人的犬儒主义与"真心话主义"联系起来，指出互联网为真心话主义提供了展现的舞台。她引用心理治疗师信田小夜子在《家庭和国家的共谋》中的话"承认伤害并非屈服，而是抵抗"，并强调自由主义的自我负责理论预设"个人在完全知情的情况下可以自由进行自我决定"，而这是神话。她质问：性暴力问题为什么总由受害方的女性出面解决？男人的问题应该由男人来解决，可广大男性把女性的指控看成诽谤。"要么是男性没有意识到自身的危害性，要么就是他们从中受益。"
结构与主体的困境
上野用社会学术语总结这次通信的主题：如何在实践上打破"结构与主体"的困境。她以"慰安妇"问题为复杂例证，说明尊重个体能动性同时不为结构暴力开脱的困难。她介绍自己与兰信三、平井和子合编的《战争与性暴力的比较史研究》，书中收录了平井和子关于士兵与男性性的文章、茶园敏美关于"潘潘"的研究，并提到朴裕河《帝国的慰安妇》一书引发的争论。她认为指出"慰安妇"经历的多样性，与替严酷结构开脱是两回事，个人在结构的胁迫下带着必死决心行使的生存策略，反而凸显了结构的严酷。
她把铃木关注的性暴力受害者与"慰安妇"的立场归为结构上的同一类型，并给出结论：无论穿什么衣服、几点去了哪里、多么天真无知，错的是加害者，受害者没有责任。她还分析了"男人就是这样"这句话在不同代际的接受方式——母亲一代隐忍，她这一代反抗碰壁，铃木这一代以侮蔑为代价学会狡猾地活下去，更年轻的女性则发出"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不公"的正当呼声。她对铃木说，日本涌现了一大批把自身利益放在首位的女性，这值得喜闻乐见，因为男人打从一开始就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你现在是谁
上野在最后一封信里劝铃木"去做你真正想做的事吧，别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迎合媒体（尤其是男权媒体）的需求，扮演某种角色"。她说，"你现在是谁"比"你过去是谁"重要得多，"你还没有走出污名化的过去，可人生路还长着呢"。她也解释了没有生育的另一个原因：无法选择孩子的性别，"女儿会识破母亲的阿喀琉斯之踵，成为她最激烈的批评者"。
代后记
代后记收录了两封收尾信。铃木回顾了自己坚持"打肿脸充胖子"的来路，承认"女人受伤的模样会成为男人的消费对象"——拍片时导演会指示演员释放情绪掉眼泪，有导演说"观众就是看着演员的泪水撸的"，她因此拒绝以受伤的模样取悦大人。她说与上野的对话"不仅仅是一种刺激，更堪称无上的幸福"。
上野在收尾信里把这次通信比作"一场没有海图的航行"，认为第一轮和最后一轮形成了闭环——用社会学的话总结，就是如何突破"结构与主体"这一困境。她披露编辑拟定的备选书名包括"男人们！"，副标题是"男人是可以信任的吗"，书腰拟写"性工作的代价，是丧失对男人的信任。谨以此书献给即便如此也不放弃争取平等、坚持斗争的女人与男人"。她写道："我们总是行走在时代的边界上，难以展望未来。"她希望每隔几年能与铃木探讨各自的衰老与成长。
书信体裁与证据边界
本书是私人书信结集，两位作者都以第一人称陈述，所叙经历无法独立核实，铃木的性工作经历、上野的学术史回忆都属于当事人的自述。书中引用的社会研究材料——哈基姆的情色资本理论、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弗洛姆的《爱的艺术》、加纳"干爹"的田野论文、大工原秀子的老年女性性调查、世界经济论坛的性别差距排名——都在信中标明了出处或作者，但多数被用作讨论的起点，而非系统性的证据论证。
书信形式同时设定了对话的限度：每个主题由铃木先发起，上野回应，两人的观点形成对照而非统一。铃木的立场常常摇摆——她一面坚持"卖娼不太好"，一面又觉得"卖娼这行当还挺有意思"；上野则在批判色情产业的同时自称"表达自由派"。书中讨论的夫妇同姓、派遣员工、待机儿童、JK经济、风俗店业态、性别差距排名等议题都基于日本社会，读者需要区分针对日本的具体判断与可能超出日本语境的主张。两人都反复提醒对方"自称受害者是强大""痛了就喊痛"，这些主张建立在个人经验之上，原书承认其适用范围有限。
两位作者反复使用的分析工具
这次通信反复讨论的概念与方法，可以移用到个人面对类似处境时的分析。以下按原书论述整理成几组可独立取用的知识点。
恐弱与自我负责成对出现。原书反复指出，精英女性用"自我决定"来回避"受害者"身份，而自我决定与自我负责绑定后，选择的代价便无法归咎于任何人。检验一段"自愿"叙事是否成立，可以追问当事人的可行能力——选项的多少，以及选择者是否完全知情。原书把自由主义自我负责理论所预设的"完全知情的自由主体"称为神话。
评估"资本"类概念时，可以套用上野检验情色资本的三条标准：能否通过努力获得、能否积累、所有者对资本有无控制权。不满足这些条件的"资本"只是隐喻。
面对结构批判与个人安全的张力，铃木在最后一轮给出了"两手抓"的表述：质疑结构本身与学会应对眼前的伤害都要做，而两者互相矛盾、难以兼顾。这个矛盾本身提示了限度——个体能做的常常只有调整自己的应对策略。
区分真心话与场面话，可以把社会变化放在可观察的位置上。原书认为，原则和场面话的改变是底线也是起点；个人的情感与思想未必同步改变，但公开行为可以先行。
写作与表达方面，原书留下几条具体经验：明确文章的"收件人"，把它写成能勾勒出面貌、能用专有名词描述的具体的人；警惕媒体"用完即弃"的消费方式；用天职、职业、工作、爱好四个词区分自己正在做的事，判断该投入多少。
最后，上野对"何时离开保护"的表述可以独立取用：父母和老师存在的意义，是有朝一日听到孩子说"从明天起，我不再需要你们了"，过了这一天，人只能自己培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