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女中国："女学生"的一百年》是日本学者滨田麻矢的研究著作。滨田麻矢1969年生于兵库县，神户大学人文学研究科教授，主要研究中国民国时期小说中的性别表象，曾获日本中国学会奖。原书2021年由岩波书店出版，高尚、乔亚宁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全书以1916年至2005年中文圈的"女学生"成长书写为骨架，考察离开原生家庭的青年女性如何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及她们的奋斗如何被男性作家看待。
本书的出发点是一个对比。梁启超1900年发表《少年中国说》以来，年轻人与民族国家被绑在一起，"中国少年""新青年"成为时代主角；在这些少年身后，被遮蔽的少女长期没有位置。作者借孟悦、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的说法指出，前现代中国女性只能走木兰的两条路：伪装成男人建功立业，或者回归家庭相夫教子，偏离这两条路便是"零、混沌、无名、无意义"。作者要追问的是，20世纪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学生，是否找到了这两条路之外的生活方式。
书中的考察对象是"女学生叙事"，即现代女子教育制度诞生后描写女学生的文学。作者把三个关键词贯穿全书："少女的自我决定""作为一种理想/强制观念的浪漫恋爱""女性同伴的情谊"。考察以小说文本为主，也使用通信、自传、报刊与校刊材料。
木兰的两条路：全书的问题起点
序章先讲木兰传说。北魏时期，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带着军功回乡后恢复女性身份嫁给战友。这个故事成为京剧、电影等各种叙述的原型，也被迪士尼拍成动画与真人电影。作者指出，木兰的传说是一个撼动性别规范的女主角最终安全回归家庭的故事，前提是女性的最终归宿仍是家庭。
1900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少年中国说》。文章以老年与少年的比喻开头，把少年形象叠加到国家和民族身上，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结尾。作者援引宋明炜与梅家玲的研究：传统儒家重老轻幼，梁启超的论述首次让"少年"成为时代的主角。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后更名《新青年》，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周作人等发表文章，倡导白话文并批判儒家，这套启蒙后来被称为新文化运动；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发表第一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1919年爆发五四运动。
作者用两部小说对照"少年中国"的性别底色。巴金《家》（1933）中的高觉慧，用屠格涅夫《前夜》里"我们是青年，应当给自己把幸福争过来"这句话，从暗恋的婢女鸣凤投湖自尽后的绝望中站起来，决心与世袭家庭制度斗争。鲁迅《伤逝》（1926）中的子君宣布"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与涓生同居后被抛弃，最终死去。作者指出，觉慧与涓生都自认为是"中国少年""新青年"，把承担社会责任的"事业"放在首位，恋爱在事业面前变成枷锁；鸣凤与子君学习了五四新思想，却成不了被期待革故鼎新的旗手，至多算"新青年的同伴"，最终为恋爱殉死。作者据此提出全书的假设："中国少年""新青年"这些光彩的概念，暗中以男性为理想人选。
序章界定了"浪漫恋爱的意识形态"这一概念。作者综合申克、吉登斯与千田有纪的论述：浪漫恋爱把"（异性）爱、性、结婚"的三位一体视作真爱，一夫一妻制被绝对化；千田有纪定义其内容是爱情、性、生殖以结婚为媒介实现一体化。作者指出，这种观念一方面作为"崇高的爱情"被赞美，一方面否定无爱的婚姻、婚前性行为等异己的关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这个概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林纾翻译《茶花女》《不如归》的时代，男女之情仍只是宏大叙事的纬纱；李欧梵指出19世纪末至1930年代，爱情才在中国文学中浮现为重要主题。
女子学校：女性友人的诞生空间
第一章处理陈衡哲与凌叔华。作者指出，中国文学自古有写男性友谊的传统，士大夫之间的友情被视为超越时空的精神价值；女性的交友范围被限制在私人圈子里，《红楼梦》中黛钗的情谊、小姐与丫鬟的主从关系都以宝玉或家庭为媒介。女子学校出现后，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主从关系的少女可以平等地集体生活，"女性友人的故事"才被讲述。黄湘金研究指出，最早涉及女学生的小说应是梁启超1902年开始连载的《新中国未来记》，其中的女学生往往被塑造成有留学经验的人物，原型来自秋瑾一类留日革命女性。
陈衡哲的《一日》（1917）发表在美国中文同人杂志《留美学生季报》，是作者提到的中国最早的白话文小说之一。作品描写瓦萨大学一个普通日子的闲谈，中国留学生张女士被美国同学包围，面对关于中国风俗的无知提问，她一一礼貌回答，还教同学说自己家乡的常熟方言"侬好拉否"。陈衡哲十三岁离乡求学，挣脱了父亲安排的包办婚姻，1914年赴美，先后进入瓦萨大学与芝加哥大学，1920年归国后任北大教授。作者推测她读过简·韦伯斯特的《长腿叔叔》（1912），这部以瓦萨大学为背景、写女学生日常琐事的畅销小说，给了她"用茱蒂式新鲜的眼光写自己的大学生活"的参照；现阶段没有直接证据证明她读过，作者明确标注了这只是推测。
女子学校时代的女学生故事里，自由恋爱并没有轻易成功。比《伤逝》早两年的冯沅君《旅行》写女主人公与有妇之夫坚持精神恋爱，发表后引起争议，结局以男主人公感叹"往事不堪回首"结束；作者指出，五四时代谁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实践自由恋爱，恋爱实现之后发生的事情还没有被触及。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1928）把自由恋爱写成可能从根本上动摇女性主体性的"危险炸药"。与此同时，女学生之间的亲密与同性爱得到书写，凌叔华《说有这么一回事》（1926）与丁玲《暑假中》（1928）直白描写同性爱；庐隐《海滨故人》里五个女学生"希望五个人永远在海边一起生活"，把毕业与婚姻当作友情的终结。
凌叔华的《小刘》（1929）分前后两半。前半部分，女校里的"我"与同学小刘亲密嬉闹，她们把刚结婚就怀孕的旁听生"鸭子"当作靶子，用缝纫课上的玩笑羞辱她，把她赶出学校，以划清女学生与"贤妻良母"的界限。作者把这种驱逐与张幼仪的口述对照：张幼仪一订婚，老师就对她失去兴趣，因为老师与女学生都认为"人妻"与"学生"不能两立。后半部分，十几年后"我"在武昌与小刘重逢，眼前是一个脸色黄瘦、做五个孩子母亲的"这女人"，小说以她教孩子说"阿姨，再会！"结束。作者指出，当年赶走孕妇的少女们最终都走了与"鸭子"相同的路，她们在女子学校里模仿的排斥逻辑，与校外男性"凝视、比较、消费女性"的逻辑同源。凌叔华本人出身一夫六妻的家庭，英文自传《古韵》记录了母亲因为没有儿子而被刁难羞辱的经历。
恋爱实现之后的代价：许广平
第二章离开小说，追索鲁迅的妻子许广平（1898—1968）。许广平生于广州官吏家庭，幼年拒绝缠足，单方面解除了父亲定的婚约，1918年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五四运动后加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之后升入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正是在那里认识了作为老师的鲁迅。她曾用文言文宣布"实学"志向："将使之改良家族焉，改良社会焉，改良国家焉。"
1924至1925年的女师大事件中，校长杨荫榆开除参与学生运动的学生，鲁迅等教授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校方，教育总长章士钊免除鲁迅职务，女师大于1925年冬天复活。许广平在此期间经常给鲁迅写信，并主动劝说对告白犹豫不决的鲁迅：她否定鲁迅无爱的婚姻，主张"（相爱的）我们没有必受苦的义务"，最后鲁迅回应"我可以爱"。
两人的通信编为《两地书》，1933年出版时由鲁迅编辑。1984年据许广平遗嘱重新排版的《鲁迅景宋通信集》出版，显示了原始信件与《两地书》的显著差异。作者引述英国出版的研究《两地书》的专书结论：许广平的许多政治意见在公开本中被删除，鲁迅的观点则被增加；通信之时许广平对政党与政治的认识在许多方面超过鲁迅。作者同时指出，关于鲁迅的证言几乎都在他去世后才写成，鲁迅生前外界甚至不认为他与许广平存在恋爱关系。
《两地书》第二集的通信中，许广平反复写"我想找工作，我在试着找工作"，希望能教几节课书、每月拿几十元薪水。鲁迅认可她继续工作，却用"不必多""也算自己玩玩""暂时也算是一种职业"的说法劝她留在自己身边。许广平最终成为中山大学不负责教学的助理，离开教师岗位。同居之后，她争取正当职业"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鲁迅说"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她把自己比作"希特拉式的'贤妻'"，管理厨房、接待客人、做他的义务副手，同时写下"我又不能更不忍离开家庭"的挣扎。作者还指出，鲁迅曾在女高师演讲中鼓励女学生经济独立，说"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这位演讲者后来却阻止妻子外出工作。
男作家笔下的女学生：沈从文
第三章先对照鲁迅《伤逝》与叶绍钧《倪焕之》。作者分析《伤逝》中的子君："我是我自己的"的结果，是"我遵循自己的意愿从属于你（恋人涓生）"，子君与外部世界没有联系，失去涓生的爱后只能返回家乡死去；文本里涓生的雄辩触目皆是，子君除开篇的宣言外几乎没有话语。叶绍钧《倪焕之》中，女师范学生金佩璋用文言回绝求爱信，把婚姻决定权交给家长，作者认为她以此避开了子君式的自决风险。作者指出，涓生与焕之都期待恋人勇敢地自主决定爱情，真正结合后又对恋人迅速幻灭。
沈从文是作者眼中对女学生最敏感的民国男性作家。《萧萧》（1930）写十二岁被卖作童养媳、嫁给三岁幼儿的萧萧。村人眼中的女学生有两种特征：剪短发、穿裙子，以及"随意同那男子睡觉的自由"——作者指出这个带引号的"自由"本质上就是爱与性的自决。萧萧听祖父与长工花狗讲女学生的传闻，反复请求"明天有女学生过路，你喊我，我要看看"，也常想象剪去辫子的自己。花狗用山歌勾引她，使她怀孕后逃走；萧萧想沿"女学生走的那条路"逃到城里，很快被抓回。小说结尾，她生下花狗的儿子，因为生的是男孩而被原谅；儿子十二岁娶妻那天，萧萧抱着与丈夫的孩子去看迎亲队伍。作者注意到，小说几乎没有描写萧萧实际看到女学生的场景，初版中男工裸体乘凉的段落也被删去；"粗粗的手膀子"反复出现，是萧萧性觉醒的媒介。作者提出，萧萧对女学生的向往，核心是对爱与性自决的模糊渴望，这与冰心《最后的安息》（1920）中惠姑教童养媳翠儿识字、以"读书受教育"为目标的启蒙路径不同。
作者把《萧萧》与沈从文自己的恋爱对照。1929年沈从文经徐志摩推荐到中国公学任教，爱上学生张兆和并写了大量情书，还把妹妹沈岳萌接到身边培养。张兆和出身名门，是《申报》多次报道的"校花"。沈从文给友人王际真的信里写"我所望，就只是这年青聪明女人多懂我一点"，自称"最地道的中国农人"，因为自卑，在中国公学的第一堂课沉默了一个半小时。张兆和对频繁来信感到困扰，找校长胡适求助；胡适在给沈从文的信里写"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张兆和则在日记里写下"可我固执地不爱他"。这段苦恋在《萧萧》发表后不久出现转机，张兆和接受了沈从文的爱，书中收录有一张标注1935年的二人合影。作者指出，沈从文既不像涓生、焕之那样以启蒙者姿态引导恋人，也没有深入理解张兆和的意愿，而是用"乡下人的眼睛"把女学生类型化、客观化，放置在湘西风景里审视；女学生对他始终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被凝视与被消费的蓝衣少女：张恨水与张爱玲
第四章讨论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与张爱玲笔下的理想女学生。张爱玲在散文《童言无忌》（1944年5月）中概括张恨水的理想："他喜欢一个女人清清爽爽穿件蓝布罩衫，于罩衫下微微露出红绸旗袍，天真老实之中带点诱惑性。"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作家，写作量与销售额巨大，鲁迅的母亲鲁瑞是他的书迷，1934年鲁迅从上海寄了十五本张恨水的新书给母亲。
《金粉世家》里，金燕西初遇女学生冷清秋，看到的是蓝衣裙、白滚边、"玉雪聪明"的装扮与气质。作者指出，小说一再强调清秋是优等生，却几乎不描写她的学校生活与同学，学校教育只是给了她"规规矩矩的女学生"这一身份。冷清秋与唱大鼓书的沈凤喜（《啼笑因缘》）都靠清纯的女学生式美貌，从富有的男主人公那里换取金钱；凤喜换上"蓝竹布褂、黑布短裙"的女学生装束，要求家树给她买手表、高跟皮鞋、白纺绸围巾、自来水笔和玳瑁边眼镜。作者引服饰研究者谢黎的说法：20年代初上海的女学生时尚一度接近妓女的时尚，社会普遍认为衣着打扮比学识更能代表女学生身份。
张爱玲《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开头给出相反的写法。葛薇龙在南英中学的制服是"翠蓝竹布衫"，叙述者说这是香港当局取悦欧美游客的设施，把女学生打扮得像赛金花。薇龙在玻璃门倒影里确认自己的外貌，把自己比作"粉蒸肉"，把与乔琪乔初次见面时的自己比作从青色壶里倒出的热牛奶。她始终处在被凝视的客体位置看自己，最后选择做高级妓女来供养乔琪乔。许子东对比两个作家：在《啼笑因缘》里，读者可以跟随樊家树的品味去了解三个不同的女人；在《第一炉香》里，读者无法通过男主人公的视角认识女人，因为这些男人并不了解与他们执手、接吻乃至做爱的女人。
本章后半转入张爱玲的自传性材料。作者引用胡兰成《今生今世》对初见面张爱玲的描写（"你的身裁这样高，这怎么可以"），以及《小团圆》（2009年出版）中九莉的丈夫邵之雍描述武汉恋人小周的话："一件蓝布长衫穿在她身上也非常干净相。"作者指出，这个穿蓝布衣的少女形象，既是张恨水笔下"一般人的理想"，也对应张爱玲母亲黄逸梵对女儿"清丽少女"的要求；不化妆、不烫发、头发向里卷的清纯少女成为理想，意味着像张爱玲这样达不到标准的少女被边缘化。蓝衣是整个民国时期女学生的标志，20年代末德国合成染料阴丹士林蓝因其不易褪色而畅销，林海音回忆中学制服是月白色竹布褂配黑裙子。
日据台湾的"半新半旧"：杨千鹤
第五章转向日据时期的台湾。作者交代背景：台湾被割让给日本近五十年，精英阶层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日语。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只介绍这一时期的两位女性作家：辜颜碧霞与杨千鹤。辜颜碧霞1942年出版的日文自传式中篇小说《流》因描写台湾家族社会被亲戚回收，战后五十年才被译介成中文；王昶雄为它写序，认为日据时期女性文学是"小巫的，自娱的，闺情的"。
杨千鹤（1921—2011）是台湾最初的女记者之一。她1921年生于台北，从台北静修女子中学毕业，进入台北女子高等学校，在台北帝国大学担任日本教授助手时因工资低于日本人而抗议辞职。1941年她进入台湾日日新报社当记者，向文艺部长西川满提出的唯一要求是薪资与日本人平起平坐。她发表随笔《哭婆》抗议日本人嘲笑台湾妇女葬礼上哭泣的习俗，1942年发表唯一的小说《花开时节》。1943年她嫁入台北名门林家，写完《女人的宿命》后搁笔；战后随丈夫移居台东，曾任县议员，丈夫被国民党逮捕后一边做文职一边养育二儿一女。1977年移居美国，1988年丈夫去世后重新用日语写作，1993年出版《人生的三棱镜》。
日据时期台湾出现"高女热"风潮，女子教育给传统女性人生增加了一段暂缓期。杨千鹤报考官立第二高女失败，进入教会学校静修高等女子学校。她在《人生的三棱镜》里记录，四十年后在台北重遇当年劝她报考第一高女的日本老师，老师为当年不知台湾人在入学考试中受到差别待遇而道歉。作者援引本田和子的少女研究：高等女子学校把"少女"从传统女性人生中分离出来，使其成为"虽然拥有可以生育的身体，但推迟履行结婚义务的时期"；小山静子指出明治"贤妻良母"思想期待受教育女性养育年幼的国民。作者同时指出，台湾女子教育与毕业后的经济独立无关，洪郁如的研究表明日据时期台湾女子教育把培养"齐家"的贤妻良母当重点，对女性离家参与政治充满警惕。
《花开时节》写女校学生惠英毕业前后的不安。她与朱映、翠苑组成"三人团"，引用法国评论家莫洛亚《婚姻、友谊和幸福》中"结婚会扼杀少女时期的友情"的说法，讨论毕业与婚姻。惠英拒绝提亲，在心中喃喃自语"我想了解我自己"。作者指出，小说中的少女只能从日本寻找榜样，杨千鹤在自传里记录自己阅读石川达三、岛木健作、大迫伦子《少女时代》等日本书籍；大迫伦子的《少女时代》描写毕业后无所事事的女学生，销售五十万册，第二年绝版，杨千鹤笔下台湾少女读它时感到"书中不符合我们情况的地方并不少"。
杨千鹤的散文《长衫》写她内心的分裂。1942年新加坡沦陷后台湾举行庆祝游行，她拒绝穿和服，选择穿长衫，却在街上察觉日本人"责备似的眼神"，于是用流利的日语与日本朋友交谈，强调自己"如日本女性般接受过高等教育"。作者引用郑鸿生《母亲的六十年洋裁岁月》中施传月被日本警察骂"清国奴"的经历，指出日据时期妇女的服装经常成为"皇民化"政策批评的靶心，而旗袍曾在1938年纽约华侨抗日募捐游行中充当展示中国特色的宣传品。作者用"半新半旧"概括杨千鹤的位置：她追求以日文为代表的日本素养，又执着于以衣食为代表的台湾文化，夹在"本岛人"与"大陆人"、少女与少妇之间。
女学生叙事的回想形式：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
第六章讨论张爱玲去世后出版的遗稿。作者先列举六部遗稿：《同学少年都不贱》《小团圆》《异乡记》《雷峰塔》《易经》《少帅》。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用时间倒错的叙事，情节与张爱玲本人的传记事实重合。张爱玲晚年极度"非个人化"，却用《对照记》出版自己的照片，又留下这些以自己为原型的小说；她在给友人的信里说自己"真正要写的，总是一般人不要看的"。
《同学少年都不贱》写20世纪30年代上海一所基督教女子学校。赵珏不会说上海话也不会说官话，没有朋友，唯一的朋友是恩娟；她暗恋前辈赫素容。毕业后，赵珏拒绝包办婚姻被父亲监禁，病后进入基督教大学，因战争中断学业，脱离家庭自谋生路；她与朝鲜人崔相逸恋爱后被背叛，在美国与中文教师萱望同居又遭背叛，后来以朝鲜语翻译为生，生活孤独贫困。恩娟嫁给犹太裔同学，随丈夫进入内阁成为第一夫人。两人在波士顿重逢，谈话不投机，赵珏确信她们不可能再做朋友。夏志清评价这部小说写中学生活，且张爱玲到美国后对性的看法不同，写到中学女生的同性恋倾向。
作者聚焦小说中对乳房和性的描写。作品里几乎所有少女都被观察乳房：恩娟"丰满的乳房"，芷琪"胸部曲线部位较低"，素容"露出沉甸甸坠着的乳房的线条"。作者说明背景：前现代中国有束胸习惯，北京大学教授张竞生1924年抨击束胸，1926年出版报告集《性史》；《妇女杂志》1917年警告过束胸危害，1927年仍有文章呼吁解放胸部，因为胸部曲线容易被与性接触联系起来。小说里赵珏通读《性史》，被恩娟问及性问题时画图敷衍。
作者注意到叙述的错位。赵珏的回忆中，崔相逸与萱望几乎没有外貌描写，两位异性恋人只以背叛事件的形式出现；赫素容的出场描写详尽——"圆嘟嘟的苍白的腮颊，圆圆的吊稍眼，短发齐耳""咖啡色绒线衫敞着襟，露出沉甸甸坠着的乳房的线条"。赵珏把"赫素容"写满整张纸，偷偷触摸赫素容挂在走廊的绒线衫袖口，甚至坐赫素容用过的马桶。战后她偶遇推婴儿车的素容，想起芷琪说"给男人拉长了的"，却"完全漠然"，认为自己与异性恋爱过，"冲洗得干干净净"。赵珏对恩娟"一辈子爱恋着芷琪"的评价，依据的是"与异性恋爱过就会消除对同性的爱慕"这一常识。作者指出，赵珏主张的异性恋中心主义在她的回忆里已经动摇：她叙述中最生动的"爱"都倾注在同性的赫素容身上。
作者援引弗兰·马丁的说法：华语圈女学生的同性恋叙事与"回想的形式"紧密相关。张爱玲在圣玛利亚女校时给校刊《凤藻》投稿，第一部公开发表的小说《不幸的她》（1932）写两个海边小镇少女的亲密与别离；她上海时期的成名作里，女学生主人公大多孤立无援，葛薇龙的同学没有出现在故事里。直到70年代的《同学少年都不贱》，女子学校生活才被写成小说，赵珏对同性的爱情在回忆里始终保有光彩。
失之交臂的重逢：朱天心《古都》
第七章处理台湾作家朱天心的《古都》。作者先交代台湾战后语言与政治背景：1895年《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上没有通用标准口语；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日本禁止台湾人使用汉文；1949年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中文成为唯一通用语言，日语被禁止；戒严令维持了三十八年（1949—1987），期间言论受严格管制。
朱天心生于1958年，父亲朱西宁是外省人出身的国民党军旅作家，母亲刘慕沙是客家系本省人的日语翻译家。1972年胡兰成首次访问台北，1974年在文化学院任教，结识"张迷"朱西宁，后因汉奸经历遭谴责离开文化学院，一度寓居朱家隔壁。朱天文、朱天心姐妹拜胡兰成为师，组成文学团体"三三社"。作者指出，朱家姐妹小说的互文性源于胡兰成重视的《诗经》"兴"的手法——"自己的欢喜之情"的引用。胡兰成与川端康成有过直接交流，川端在随笔《一草一花》中记录了胡兰成对他的作品发表见解的经过；朱天心在《古都》日文版序中说自己受胡兰成邀请，连续两年在樱花季节去东京福生，初次访问京都也由胡兰成引导，胡兰成看着鸭川倒影里的灯笼说"这就是江南啊"。
《古都》用第二人称"你"写一个台北知识女性。她有本省人丈夫和上小学的女儿，应学生时代友人A的邀约独自去京都，独自漫步后确信A不会出现，只住一晚就返回台北。回到台北后她拿着日据时期的台北地图，像日本游客一样"观光"自己记忆中的城市，发现记忆中的台北已经无处可寻，失声痛哭。小说大量引用川端康成《古都》、连横《台湾通史》、陶渊明《桃花源记》等文本。
作者指出，《古都》延续了女学生重逢叙事——与凌叔华《小刘》、张爱玲《同学少年都不贱》同类——但把重逢写成失之交臂。A既是"有可能成为那样"的自己，也是胡兰成所说"她们身上亦还有着你自己"。作者认为，把同性友人设为追寻记忆之旅的契机，使小说的恸哭不能被简单读作"因爱而生的情感爆发"。胡兰成在《中国文学史话》中分析朱天心的处女作时提出"你是如同神，看着现实的她们，也看着你自己吗？"，朱天心在《击壤歌》后记里引用这段话，写道"爷爷我仍无能接此招，请您再等等"。作者认为第二人称叙事是朱天心的答案：它既贴近"你"的心情，又以冷静的距离凝视"你"，让叙述既不封闭于自我辩护，也不变成旁观他人的故事。
女同性恋连续体：王安忆《弟兄们》
第八章讨论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弟兄们》（1989）。作者先交代共和国女学生群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党的忠诚被置于首位，爱情描写几乎绝迹；"文革"后张洁《方舟》写三个离婚或分居的女同学以彼此的纽带为精神食粮，在"文革"后效率至上的社会里挣扎，发现"社会仍然属于男人"。
《弟兄们》的故事开始于南京一所大学的美术系。三个已婚女学生互称"老大""老二""老三"，模拟刘关张桃园结义，样样事情比男生出色，宿舍比男生宿舍还脏乱，一起喝酒，在凤凰山立下"这辈子绝不要孩子"的誓言。毕业临近，老三跟随丈夫回到徐州铜山，告别"兄弟"身份。毕业后，老二（老王）在南京当美术老师，过日复一日的生活；怀孕的老大（老李）从上海来探望，两人恢复亲密，改称对方的真名，老李的丈夫感到不快，试图分裂她们。导致友谊破裂的是老李刚出生的孩子：老李与老王纵情谈话时孩子从婴儿车里掉出来，脸撞上树根划出深可见骨的伤口，老李对老王厉声喝道"别碰我的孩子"。两人最终决裂，老李在火车站拉住老王说"我是爱你的！真的，我很爱你！"，老王回答"晚了，已经晚了！"。多年后老王独自去三峡，她们曾说好要办名为"弟兄们"的画展。
作者援引美国诗人、评论家艾德里安娜·里奇1980年的文章《强制性异性恋和女同性恋的存在》，用"强制性异性恋"指称以异性恋为纲、抑制同性之间情感与欲望、强制女性成为异性恋的机制，用"女同性恋连续体"指称女性之间各种形式的连接——共享内心生活、联合反对男性专制、相互提供实践与政治援助——范围宽于有性关系的女同性恋。作者指出，《弟兄们》描写的是这种连续体的变体：三个女学生爱着自己的丈夫，但比起与丈夫的连接更渴望同性之间的羁绊。叙述者刻意剥夺三人的个性，让"她们"作为三位一体的单位出现，宿舍里的亲密关系排除异性，也背离了一对一排他性异性恋的性别规范。老三的丈夫把三人称呼为"大姐""二姐"，让她们"觉得俗不可耐而皱起了眉头"；老三用"爱情"解释自己的归乡，但"三兄弟"早已看透这种爱里充满欺骗。
作者指出，这个模拟兄弟情谊的连续体最终在强制性异性恋面前解体。老三成为"退役的木兰"被婆家吞没；老王用生育填补空虚，放弃自己的"半个自由身"；两人幻想辞掉工作办全国巡回摄影展，抛弃固定的家、工作与生活方式，却因为孩子受伤的意外而结束。作者注意到小说叙述者的预言——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一个危险的边缘"，把孩子受伤与两人的关系编排成类似"天罚"的因果。作者同时指出，老李与老王始终不愿把彼此的关系称为"爱"，直到诀别时才用这个"被男女媾和的浊流污染"的字眼。作者对比庐隐《海滨故人》：六十年前露沙已经说过"同性的爱和异性的爱是没有分别的"，但那时这种憧憬只是不敌社会规范的幻想；《弟兄们》中，连续体仍然不被社会接受，两位女主人公也不愿直面潜藏的欲望，叙述者却用文字呈现了这种羁绊可能撼动家庭单位的力量。作者据此说明，女性同性的连接长期被当作"安全"的友情束之高阁，而这部小说写出了它的破坏力，这是它在当代女性文学史中的意义。
终章："你要我怎么样呢"与"我想怎么样呢"
终章先回到张爱玲未完成的《创世纪》。40年代上海，家道中落的匡滢珠在犹太人经营的药房工作，被商人毛耀球追求，发现他还有其他女人后凛然绝交，回家后因被祖母训斥而爆发："你要我怎么样呢？你要我怎么样呢？"祖母戚紫薇由此回溯自己"白白使用了美丽"的晚清时代——相府千金对自己的婚事"不闻不问"，人生大事向来"自管自发生"。作者指出，紫薇经历包办婚姻，滢珠遭遇自由恋爱，少女叙事的核心是"自己做主"：自我决定被视为可贵，却伴随沉重的自我责任，决定权又很脆弱，于是常常引发"你要我怎么样呢"的悲鸣。
作者借柄谷行人的说法引入"为己存有"概念：日本近代文学发端于"女学生"这一存在带来的冲击，二叶亭四迷与山田美妙都因"异性竟然有了知性"感到困惑。本田和子指出女子学校制度打破了少女"女儿"直通"人妇"的既定路径。作者综合日本女学生表象研究：久米依子指出大正少女小说中广泛存在描写少女亲密关系的"S"（sister），吉屋信子把少女之间的情谊置于"第二恋爱"（异性恋的准备阶段）的位置，获得文坛与社会认可；女学生对人生的自我决定，基本等同于对自由恋爱与结婚的态度。
作者接着梳理民国时期男作家与女作家对"爱"的书写。胡适《终身大事》中田亚梅离开家庭选择自己所爱，学生剧团却无人愿演这个角色；茅盾《幻灭》中女主人公"静"与非爱的男性发生关系后"心安理得"；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肺病患者莎菲对相貌英俊的凌吉士产生欲望，接受他的吻后发现自己没有陶醉，决心离开男人独自死去。女作家方面，冯沅君《旅行》描写最高贵的精神恋爱，完全避开容貌描写；沉樱《下雪》写女主人公与恋人私奔、与父母断绝往来、最后放弃回家过年，故事里崇高的爱情与本能的欲望都退场，剩下的问题是：被自己选择的浪漫恋爱束缚之后，女主人公只能承担"选择这种命运的正是我自己"的苦涩责任。《沉香屑·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看着街角的妓女说"她们是不得已，我是自愿的！"。
作者还讨论革命与恋爱的关系。丁玲《我在霞村的时候》中，曾任日军慰安妇的贞贞拒绝恋人夏大宝的求婚，决定奔赴延安，说"有些事也并不必要别人知道"；作者指出这部小说提示少女的自我实现可以依靠"爱"以外的东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宗璞《红豆》、杨沫《青春之歌》让恋爱服从于更崇高的"祖国"或"党"；潘人木《涟漪表妹》把莽撞的自由恋爱写成损害亲子之爱与长幼秩序的陷阱。作者引吕淳钰对清朝遗民作家穆儒丐的研究：对不承认民国成立的遗民来说，自由恋爱是民国革命带来的恶习。
"文革"结束后，爱情重新成为文学主题。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恢复了对精神恋爱的推崇，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写"文革"中恋人肉体关系败露后投水自尽，荒妹因此憎恨男女关系，决定选择基于知识和思想的"正确"爱情。作者指出，80年代以后人们发现革命与建国并未解决性别问题，女性再次面对"自身的价值要靠男性在多大程度上认可自己的魅力来决定"这一现实；在这一背景下，《方舟》《我在霞村的时候》《弟兄们》中的女性情谊，让这种痛苦竞争暂时失效。作者把《弟兄们》里两人诀别时的"我是爱你的"称为少女与爱故事谱系中的一个顶点。
终章最后展望90年代以后：林白、陈染的半自传体小说描写投向自己身体的视线，卫慧、盛可以、安妮宝贝的作品出现模仿颓废姿态的少女形象，张悦然、马金莲、文珍等新生代作家创作更轻快的姐妹情谊故事；亚洲第一个承认同性婚姻的台湾地区，少女叙事呈现与戒严时期不同的面貌。作者用"我想怎么样呢"取代"你要我怎么样呢"，概括80年代末以来少女叙事的变化。
材料、方法与作者位置
本书是滨田麻矢2018年提交给京都大学博士论文的节选改写版，各章论文写于2005年至2018年之间。作者在后记中说明写作过程：2005年发表第一章的论文原型后确认了研究方向；2010年在香港张爱玲九十周年诞辰纪念研讨会上发表第六章论文；2012年决定以"女学生叙事"作为博士论文主题，先向学术杂志投稿，被采用后才继续做下去。她在神户大学课堂上每年按一比一的比例选取中国与其他华语地区文学文本讨论，因此把杨千鹤、朱天心、李翊云纳入"女学生叙事"框架，也纳入沈从文、叶绍钧等男性作家的作品。她强调要排除"鲁迅应当指引许广平""自由恋爱应当是对封建制度的勇敢抵抗""母性爱应当是女性的本能情感"这类先入之见，再重读文本。作者多次交代自己的判断限度：例如陈衡哲是否读过《长腿叔叔》没有直接证据，她只作推测；鲁迅与许广平开始同居后，许广平如何思考自己的社会参与，"这一问题便不得而知了"。
本书的论述以文本细读为主，材料包括小说、通信（《两地书》《鲁迅景宋通信集》）、自传（《对照记》《古韵》《人生的三棱镜》《今生今世》）、报刊报道（《申报》）、校刊（《凤藻》）以及日文与英文研究（千田有纪、本田和子、久米依子、里奇、塞奇威克、弗兰·马丁、黄湘金、洪郁如等）。作者将学者观点明确标注出处，例如孟悦与戴锦华、宋明炜、梅家玲、李欧梵、刘剑梅、杨联芬、杨玉珍、许子东、周芬伶、池上贞子、张京媛、戴锦华、黄锦树、吕淳钰。
限制与可迁移的知识
作者在序章与终章都强调本书考察的是文学中的少女形象，材料是作品文本与相关传记，对女性实际生活的判断多依据通信、自传与回忆，这些材料本身带有立场与记忆偏差。例如关于鲁迅的证言几乎都在他去世后才写成，鲁迅生前外界甚至不认为他与许广平存在恋爱关系；沈从文情书的可靠性也依赖留存下来的部分。浪漫恋爱意识形态、女同性恋连续体等概念来自社会学与女性主义研究，作者用它们分析文本，并未主张这些机制具有普适性。
本书可以迁移的是一种阅读方法：把宏大叙事覆盖下的次要人物抽出来重读。作者示范了这种做法——从巴金《家》中抽出鸣凤自杀的情节，从《伤逝》中抽出子君的视角，从《萧萧》中考察被删改的男工裸体段落，从《弟兄们》中关注老三消失后的空白。她称自己的目标是越过"少年中国"叙事这片"森林"，关注少女表象这棵"秀木"，剖析文本中无意识显现的性别不对称。
另一个可迁移的做法是把不同时期的文本放进同一谱系对照。作者让庐隐《海滨故人》、杨千鹤《花开时节》、朱天心《击壤歌》与《古都》、王安忆《弟兄们》并置，展示"女学生重逢叙事"这一公式的延续与变形；让冰心《最后的安息》与沈从文《萧萧》对照，展示启蒙与性觉醒两种女学生想象的分野。这些对照都在文本证据的层面展开，作者没有给任何一部作品下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