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真实故事集 II》由吴琦主编，是《单读》系列的续编。编者在按语中交代，2021年春出版的《单读26·全球真实故事集》收录了首个全球记者奖项瑞士“真实故事奖”的入围作品；2024年冬，这个奖项办到第五届，《单读》仍是它在中文地区的合作者，其影响力从内地扩大到港台及东南亚的华语媒体。这本续编译介了“真实故事奖”2021年和2023年入围作品中的六篇，另收中国记者靳锦关于柬埔寨诈骗从业者的新作，以及巴勒斯坦摄影师哈桑·阿尔扎宁用手机拍摄的流离失所生活。
六篇正文分别涉及关塔那摩拘押营的一对冤家、伊朗大德黑兰监狱的世相、一位德国父亲遭性侵的往事、疫情中过世的西班牙老人、波兰记忆文化的反抗者，以及几度流亡的缅甸罗兴亚人。各篇文末都注明原载媒体、国家与日期，时间跨度覆盖2020年至2022年。书前有英文目录与编者按，书后有撰稿人简介和一份书店名单；正文以脚注解释专名，例如关塔那摩拘押营的由来、伊朗货币变更、天主教堂区制度、佛朗哥独裁与“大屠杀法”的背景。
编者按引用了波兰活动者萨尼戈尔斯基的话：“你必须为那些正在从历史中被抹去的事物而战斗。”按语称这些真实故事都在为此战斗，并提醒世人记录的重要。下文按篇章梳理每篇报道的人物、事件、证据与作者交代的限制。
一、“关塔那摩”把他们变成了什么？
这篇报道由德国《时代周报》记者巴斯蒂安·贝布纳与调查记者约翰·格茨合写，译者庄亦男，原载《时代周报》2021年9月2日。主角是穆罕默杜·乌尔德·斯拉希——2003年夏天关塔那摩“最重要的囚犯”，近800名囚犯中遭受过最残酷折磨的人之一——以及当年负责审讯他的X先生。
X先生施刑时戴套头面罩和反光太阳镜，被折磨的人看不见他的脸。他隶属美军的特别项目小组，任务是从始终沉默的斯拉希嘴里撬出情报。2020年10月，他接受两位记者采访，成为第一个公开谈论自己所作所为的关塔那摩施刑者。他讲到后来的生活：一晚喝三瓶红酒、难以入睡、考虑过结束生命，医生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他为此研读创造力如何被用于邪恶目的的研究，得出的结论是“每个人身上都隐藏着残忍的倾向，一旦情况允许，这种倾向就有可能转化成实际行动”。
刑讯的经过在报道中有具体的时间与场景。2003年7月8日晚，X先生穿上蓝色工装、戴上黑色套头面罩与反光太阳镜，让循环播放的重金属歌曲《让尸体倒在地上》响彻审讯室，辅以频闪灯和冷热交替的空调。他曾在斯拉希面前讲760号棺材的梦，但八个星期里斯拉希始终沉默。8月下旬新上司理查德·祖利接管，把斯拉希殴打到几乎丧命；X先生看到斯拉希流血肿胀的脸时去找上司对质，当天被除名。斯拉希后来在空无一物的牢房里开口，供述了对多伦多电视塔的袭击计划和同谋名单，并声称这些都是编造；11月测谎时他推翻了全部供词，测谎仪没有报警。
报道留下了证据与分歧。两位记者采访了FBI探员罗布·齐德洛——他用蛋糕、汉堡和动物纪录片试图接近斯拉希，一无所获——以及祖利和军事检察官斯图尔特·库奇。库奇2004年春退出公诉，理由是“一个人面对酷刑什么都说得出来”，如今被问及斯拉希是否曾是恐怖分子，他回答“我不知道”。斯拉希的通讯录里确实有基地组织成员的痕迹：他的表弟是本·拉登的亲信，1999年10月他曾留宿“9·11”事件主谋之一拉姆齐·比纳尔什布。但记者写道，他们查阅德国与美国的档案，经过多年调查研究，“最终一无所获”。时间线同样明确：2001年“9·11”事件几周后美国人在努瓦克肖特绑架斯拉希；2010年联邦法官裁定应无罪释放，政府上诉；2015年《关塔那摩日记》出版；2016年10月他获释，被关押十四年未经审判。
2020年12月，两人视频连线18分46秒。斯拉希说宽恕，X先生回答他并未请求原谅，“我必须得到自己的原谅”。报道者写道，这场对话没有和解，双方都没有向前迈出一步；唯一明显的共同点，是2003年夏天关塔那摩的八个星期决定了他们如今的样子。现在X先生向年轻士兵和FBI探员授课，开课时总有人说应该允许使用酷刑，他回答绝不可以。
二、有罪之城
巴纳夫谢·萨姆吉斯是伊朗社会新闻记者，她写的大德黑兰监狱关押着13950名罪犯，译者韩见，原载伊朗《信任报》2020年7月7日。报道依赖多名囚犯的匿名证词——文中以囚犯A、B、P、S、G、Ch、T、H、Z、Kh、D等编号区分——以及囚犯提供的黑市账目。囚犯A说：“这些人如蜥蜴般进来，像短吻鳄一样出去。”
大德黑兰监狱有五个监区，囚犯称为“旅”，狱方则称牢房为“辅导中心”、监狱为“教化所”。设施2000年建成，占地110公顷，宣称可容纳15000人，如今总容量连在押人数的五分之一都不到。床位成了商品：押金平均400万土曼，其中100万归床位中介、300万归床主，租一周40万土曼。每个监区有200名“睡地板的人”，只能睡走廊和地板，用囚犯B的话说，“像书一样并排叠在一起”。
香烟是监狱里的通用货币。文中引囚犯G的话：“上厕所，十支烟。洗个澡，两包烟。”囚犯Kh提供的黑市账目列出了一批物价：寄一封信8300至15000土曼，写上诉状2000亿至5000亿土曼，B2药片每片5万土曼，冰毒每克12万土曼，海洛因每克25万土曼，一包云斯顿香烟2万土曼。每个监区的物价由“智囊团”决定，这些智囊也替囚犯定价他们的呼吸空间和1.5平方米的独立空间。
囚犯的处境各有具体数字。囚犯T，五十一岁，非法侵吞财产，需归还4.9亿土曼，入狱多年仍未出去，所欠7000万土曼，保释金要3亿；他说狱中有9000名囚犯结过婚，其中7000人在被判入狱后离婚。囚犯H拥有工业工程硕士学位，正读医学院最后一年，因背信罪被起诉，债务3500万土曼，2016年10月在八岁的儿子面前被捕；他获准在每晚熄灯后学习一小时医学教科书，在大厅担任健康和卫生主管。囚犯们还讲述同伴死于藏毒包破裂、自杀和疾病。
报道在记录狱中生活的同时，保留了囚犯对“教化”的质疑——囚犯Z说“监狱和监禁并不等同于教化”。文末引用白俄罗斯作家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话：“最大的痛苦是孤立无援。”文中的监狱人数、床位数和物价均来自囚犯陈述，监狱方面的回应未在文中给出。
三、十字之下
尼娜·希克是德国记者，这篇第一人称调查的译者蔡芷芩，原载《南德意志报杂志》2020年4月30日。调查的起点是2017年万圣节前夕，作者在父母家的抽屉里发现七张明信片，其中两张写于1954年8月，寄信人自称“莱昂”，收件人是她的祖母，内容提到十四岁的米夏埃尔“表现得很好”，并禁止他在未来五周内与家里通信。米夏埃尔是作者的父亲，1994年夏天上吊自杀，作者十八岁。
作者把明信片与父亲的遗物联系起来：他成年后对天主教会的憎恨，他自称“复制艺术”的拼贴画——画面中央是他60年代的肖像，底部是《伊森海姆祭坛画》中受难的耶稣，角落是祖母的观察者形象——以及一张被他剪碎的宝丽来照片。母亲提到，当年关于虐待的报道出现时，她曾暗自想过父亲身上可能发生过类似的事。
调查的每一步都有具体对象。作者联系了曼海姆的哈拉尔德·德赖辛教授——他主持的调查在2018年9月25日由天主教会公布，称德国有3677名儿童和青少年遭受1670名神职人员的性侵犯，且这是“保守估计”。她通过卡尔斯鲁厄阿勒海利根堂区主任司铎阿希姆·泽雷尔找到知情人，确认“莱昂”就是赫尔曼·莱昂：1926年生，1955年按立为神父，1962至1972年在莱茵黑森任堂区主任司铎，之后在瓦尔德-米歇尔巴赫任职，1996年退休，2010年去世。几位证人描述了莱昂在磨坊组织的“半军事化”营地：孩子赤脚走过麦茬地，违纪者被命令去莱昂的帐篷过夜，还有人提到磨坊的“病房”与栓剂。
教会方面的反应构成了报道的阻力线。美因茨教区以“神父的身后隐私权”为由拒绝通过电邮提供莱昂的档案；弗赖堡教区在电话里把资料读给作者听，评估文件称无法证明莱昂本人性虐待过任何儿童，但他在磨坊的假期营地“极有可能有更多的受害者”；2010年美因茨教区曾就莱昂提起刑事检举，因诉讼时效已过、莱昂当年6月去世，调查没有启动。2019年3月，作者在美因茨与副主教乌多·本茨和法律顾问安德烈亚斯·范德布勒克会面，得到三项承诺。
作者明确交代了证据的边界：她没有任何能在法庭上站得住脚的证据，并改用限定句式“我认为我父亲年轻时遭受过性虐待”。调查后期她把手上的材料交给雷根斯堡的律师乌尔里希·韦伯——他曾调查雷根斯堡主教座堂合唱团案件——报道称2021年应有结果。
四、就这样，我们失去了改变西班牙的一代人
巴勃罗·德拉诺是西班牙《国家报》编辑，这篇报道的译者龚若晴，原载《国家报》2020年6月27日。文章开篇是一份献给逝者的长名单——内战与战后结核病、佛朗哥独裁、发展主义与工会运动、流亡与移民、最后是新冠——正文十节各写一位或几位在2020年春天去世的老人。
人物各有来历。第一节写阿尔科伊的何塞法·萨拉·巴尼奥，她所在的养老院139位老人中有73人去世，儿子豪尔赫记录了3月26日至30日与养老院沟通的经过。第二节写阿方索与马蒂雷斯夫妇，他们1965年结婚，3月25日和26日先后去世，相差14小时40分钟。第三节写106岁7个月的塞拉皮娅，她在潘普洛纳的养老院去世，侄子赫苏斯记得最后一次见面时他们合唱《康乃馨之歌》。第四节写比努埃萨的神父何塞·伊内斯·巴里奥斯，两周内先后失去父母，他在母亲床脚用圣油膏她。第五节写《对话》杂志创办人、商法律师爱德华多·谢尔科·桑切斯，他因政治活动被关进卡拉万切尔监狱一周。第六节写车床工何塞·梅里诺与妻子玛丽·卢斯，两人相守六十四年，去世相隔两天。第七节写伊瓜拉达的伊莎贝尔与赫苏斯，第八节写卡门·卡诺·阿吉莱拉，她为孙子孙女做150个加乃隆肉末卷，第九节写劳拉·卡瓦列罗·马西亚尔，末节“跨年夜”让所有人回到2019年12月31日的饭桌与烟花。
报道中的数字都有出处。文中引用官方公布的新冠检测阳性死亡人数共计28330人；据各自治区消息，社会保健机构至少有19613名老人死于确诊或疑似感染；3月到6月七十岁以上老人的死亡人数超过37000人；截至6月15日检察院登记224起投诉。作者用大量脚注交代历史背景：佛朗哥独裁从1939年持续到1975年，发展主义是1959至1974年的国家发展计划，1960年妇女只占劳动人口的18%，1950至1975年间约一千万西班牙人从农村迁往城市或出国。
记者与死者家属对话，用遗物、菜谱、歌名和照片组织每个人的一生。死亡时间、养老院数据来自家属转述、养老院报告和各自治区政府消息，作者在文中标明这些数字“可能更高”。
五、波兰的“记忆部”篡改大屠杀历史
凯蒂娅·帕廷常驻华盛顿和伊斯坦布尔，她写的是波兰国家记忆研究所（IPN）与试图改变记忆文化的在地行动者，译者刘漪，原载美国《故事尾声》2022年6月25日。报道的主线人物是奥运皮划艇选手达留什·波皮耶拉，他二十多岁时每天在波兰南部新松奇镇的两座桥之间的河上训练，后来发现战前新松奇有将近12000名犹太人，占全镇人口的三分之一，而学校的课堂从未提过他们。他问：“全城一半的人消失了，而你却毫无记忆，这怎么可能？”
IPN的情况有具体数据。研究所21世纪初成立，最初管理历史上的克格勃档案等，如今处理纳粹占领时期的历史遗迹并负责捍卫国家的“好名声”。2015年法律与公正党执政后其预算几乎翻倍，年预算4.3亿波兰兹罗提（约合1.05亿美元），约2000名员工、11个地区分支。2018年通过的“大屠杀法”（IPN法）把声称波兰人民应对纳粹罪行负责的言论定为侮辱波兰民族的罪行。文中提到，最近的调查显示波兰民众认为超过一半波兰人曾直接帮助或藏匿犹太人，作者称这个估计“显然过高”。
波皮耶拉的纪念工作靠基金会“人，而非数字”完成：成员很少，靠研究档案、采访年长居民确定受害者的姓名和年龄，已立起十座纪念碑、找到十处集体墓坑，还自费发行一份他称为“地下”的月报。他为1944年被邻居出卖、遭盖世太保杀害的八口之家争取纪念时，IPN当地分部要求碑文写明“被纳粹杀害”，他拒绝了。他的祖父后来告诉他，镇上的犹太人聚居区被清空后，他和家人把散落的书捡回来烧火，因为“没有其他东西可以用来生火”。
研究者的位置同样具体。大屠杀研究中心的阿格涅什卡·哈斯卡说自己是“国家记忆研究所的头号敌人”，她研究19世纪波兰反犹科幻小说（塔德乌什·霍伦德1938年的《没有犹太人的波兰》），在以色列旅行时得知家乡切哈努夫几乎一半居民曾是犹太人，以及1944年奥斯威辛起义四名女性之一萝扎·罗博陶的故事——切哈努夫如今只有一条三个街区长的街道纪念她。
博物馆与叙事构成另一条线索。文中写到近十五年波兰新开近十家历史博物馆，2020年POLIN馆长达留什·斯托拉被政府逼下台，格但斯克“二战”博物馆馆长被更换。乌尔马家族博物馆由IPN副所长马特乌什·什皮特玛策展，总统杜达出席，讲述收留八名犹太人、全家十七人遇害的乌尔马一家；批评者认为这种表彰把被救的犹太人用作“爱国主义道德绑架”的工具。华沙大学玛丽亚·巴宾斯卡的五年调查显示，受访波兰人认为约60%的波兰人曾无私帮助犹太人、25%曾与纳粹勾结，回答随党派立场而不同；什皮特玛回应说，人们在感知历史时往往有偏差，研究所在工作中既呈现值得骄傲的好事，也呈现应引以为耻的坏事。
报道也记录了反抗者付出的代价。华沙左翼活动组织者马切伊·萨尼戈尔斯基与赫雷米·加尔达梅斯反对IPN移除两百多个纪念碑，收集了一千多个签名阻止更改街道名，并组织纪念加入西班牙内战的波兰志愿者。克拉科夫高中历史教师亚当·穆夏尔任教二十二年后在2019年辞职。“对话论坛”自1998年以来把大屠杀幸存者和教育者带到四百所学校近一万名学生面前，如今把工作重点转向教师培训和“记忆的守护者”网络。文中引用萨尼戈尔斯基的话：“你必须为那些正在从历史中被抹去的事物而战斗。”
六、一位老师与大屠杀
萨拉·A.托波尔是《纽约时报杂志》特约撰稿人，她写的是缅甸若开邦的罗兴亚教师福图，译者李逸帆，原载《纽约时报杂志》2019年8月8日。福图是化名，报道用他儿时的小名。他是大家族里第一个上学的孩子；罗兴亚语没有书写文字，他学用英语和缅甸语记日记。
福图记录的开始源于一本讲女孩给花写日记的书，他的叔叔从孟加拉国带回，用英文和孟加拉文写成。他环视自己的村子，认为罗兴亚人也经历着相似的事，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记录村庄的土地、族谱和人们的遭遇。他记录下的压迫包括：登记牲畜，修房和结婚都要许可并常交贿款，大学限专业，最多生两个孩子，身份证被收回，无偿征缴与劳役。
文中梳理了罗兴亚人被一步步剥夺身份的经过：1799年苏格兰医生弗朗西斯·布坎南在阿拉干王国记录下“Rooinga”这个社群；1942年二战期间罗兴亚人与若开人分属对立阵营；1948年独立前后爆发反印、反穆斯林暴乱；1962年奈温将军政变；1977年“龙王”行动把20万人赶过纳夫河；1982年《缅甸公民法》使罗兴亚人成为世界上单一国家内最大的无国籍群体；1992年又有27万人徒步逃往孟加拉国。
2010年大选时，巩发党在敦斯帕拉承诺发展资金700万缅甸元，福图说服村民用它建一所正式学校。他们砍掉村里多年不结果的椰子树作墙梁，在工地放流行歌曲招来免费劳动力。学校建成时有4间教室和260名学生。2016年10月9日，若开罗兴亚救世军（前身“坚定信仰运动”）袭击边防检查站，9名警察和8名武装分子死亡；随后军队进村，福图因给国际代表团做翻译而遭殴打，被烟头烫伤。
2017年8月25日，救世军对若开邦多处检查站发起三十次袭击，军方展开“区域清理行动”。文中记录至少1万名男女和儿童被杀，70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科克斯巴扎尔。福图的日记连同他的学校在火中化为灰烬。他在营地整理出一份“死亡名单”，上面有十二个名字；他的父亲死在营地的墓地里。报道者在营地与福图相处一个月，采访了二十余人。
报道保留了限定与对照。福图要求不用真名，以免回国后遭报复。文中注明联合国调查团随后指控缅甸军方犯下战争罪、反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同时保留了一处不同说法——桂丹告的若开人村长吴丁丁梭否认有十名男子被逮捕，称罗兴亚人烧毁了自己的房子并逃离村庄。报道结尾，福图重新开始写日记，参与种树防止山体滑坡，并与其他人合办一所目标招收1000名学生的新学校。
外篇一：媛媛的旅馆
靳锦是资深媒体人。她自2023年底开始多次往返金边，写的是金边市中心一家兼营办证业务的旅馆，以及从电诈园区逃出来的住客。旅馆的主人叫媛媛，四川人，2019年初揣着800元落地金边，四个月后开了第一家旅馆；她的丈夫三哥原是国内的包工头，后来到金边帮忙，女儿贝蓓十七岁，在金边上学。
旅馆有两重业务。一面是办证中介——回国证明、签证、补办护照等，客人多为护照被公司扣留或偷渡入境的人；一面是每天10美元的落脚点。住客里有很多是网投园区（电诈公司封闭写字楼群）逃出来的“狗推”——电诈产业链底端的业务员。文中记录了他们的黑话：偷渡叫“走水路”，老板叫“盘总”，Telegram叫“飞机”，洗钱叫“跑分”“通道”。
几个住客有各自的来路。阿寒十九岁，为逃离公司从四楼跳下，右脚外折近90度，胫骨穿透皮肤，他后来说要“走国门”回国——经由中国边境口岸入境，向边境警察说明自己是公民。小白自称只在园区敲过两天键盘，讲园区里1288美金一顿的穿山甲炖眼镜蛇、2088美金的熊掌；他2024年7月去了金三角“特区”，声称“被人骗了”，8月在国门入境时被抓——他是国内在逃人员，还涉嫌人口买卖。还有为对象砍伤同学后失学的十四岁男生，以及偷了保姆25美金离开的小贺。
行业背景有具体事件和时间。2019年8月18日柬埔寨政府发布针对非法网络赌博的禁令，大量网投公司迁出；虚拟货币USDT让电诈资金难以溯源；作者引用《中国日报》报道，2022年全年报案被诈涉案资金超过2万亿人民币。2023年起东南亚反诈政策收紧——缅北四大家族被清扫、妙瓦底发布驱逐令、菲律宾宣布禁止离岸博彩、柬埔寨副首相表态将打击电诈，从业者开始向波贝、木牌等边境城市转移，媛媛一家的生意也随之下滑。
作者在文中交代了自己的位置。她写到自己2020年8月接过一个“天猫客服”的电话并最终转账，在公安局复盘整起骗局。她在旅馆里只谈生意、不问来由，并把这道界限写进了报道。
外篇二：他们的痕迹
哈桑·阿尔扎宁十八岁，来自加沙地带，是一名视觉艺术家，也创作绘画和速写。他在缺乏作画工具时画漫画，参加过雕塑工作坊和马赛克工作坊；他画过的画有些损毁在战争中，一点痕迹也没留下，也没有照片留存。他的作品参加过展览，其中一个题为《我会在云端之上写下我们的心愿》。最近他开始学着用手机和滤镜拍照，“这样我就可以持续地创作，让我们的影像触达世界”。本辑以他的摄影作品作为外篇收尾，译者何珊珊。
报道的位置与限制
各篇文末都标注原载媒体、国家与日期，来源交代清楚；正文以脚注解释专名。这些报道的方法与观察位置各不相同：贝布纳与格茨同时采访施刑者和受害者；萨姆吉斯依赖匿名囚犯的证词；希克把调查写成第一人称并明确证据等级；德拉诺与死者家属对话、整理遗物；帕廷跟随波皮耶拉并采访对立的学者；托波尔在难民营与福图相处一个月，用化名保护他；靳锦长期驻留旅馆客厅，也交代了自己被诈骗的经历。
报道保留了许多没有答案的问题：斯拉希是否曾为恐怖分子，库奇回答“我不知道”；希克没有任何法庭证据，只用“我认为”限定结论；福图是否还能回到敦斯帕拉，文中只有他自相矛盾的两种说法。这些未决之处连同可核验的时间、地点与数据，共同构成了本书的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