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书背景与版本构成
《女性的奥秘》（The Feminine Mystique）1963 年出版，作者 Betty Friedan 生于 1921 年，1942 年从史密斯学院毕业，在纽约的报纸工作过，婚后搬到 Rockland County 郊区，做了三个孩子的母亲，同时为女性杂志写稿。她写作本书的时段是 1957 年 6 月至 1962 年 7 月，前言落款于纽约州 Grandview。本稿依据的文本是 W. W. Norton 2013 年五十周年纪念版（电子书 ISBN 9780393239188）。版权页显示初版 1963 年，此后 1974、1991、1997 年增订；Gail Collins 的导言写于 2013 年，Anna Quindlen 的后记写于 2001 年。
解析文本依次包含：Gail Collins 导言、前言与致谢、正文 14 章、Friedan 在 1970 年代写的 Epilogue 后记、Quindlen 的 Afterword 后记、1997 年 4 月的增补文章《Metamorphosis: Two Generations Later》、1973 年的《第十周年纪念版导言》、注释、索引、报刊好评摘录与版权页。目录所列的《Thinking Back and to the Future》在解析文本里只有标题，本稿不为它补写内容。
Friedan 在前言中说明材料来源：1957 年对史密斯学院同届同学发放的问卷（200 人作答）；对八十名女性的深度访谈，每人持续两小时至两天，访谈对象覆盖高中与大学阶段、初婚初育阶段、四十岁前后；向女性杂志编辑、广告动机研究人员、精神分析与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家庭教育领域的专家提问。研究写作主要在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Frederick Lewis Allen 室完成。她也写明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她既当记者，也曾经按"女性奥秘"的方式做过郊区主妇。
无名的问题：开篇的经验描述
第一章描述了战后美国郊区主妇的普遍状态。作者给出的数据包括：1950 年代末美国女性平均初婚年龄降到 20 岁并继续下降；女性在大学生中的占比由 1920 年的 47% 降至 1958 年的 35%；到五十年代中期，约六成女大学生为结婚退学；"Ph.T."（供丈夫念书的妻子学位）成为流行说法；美国出生率一度逼近印度。同期女性杂志反复告诉读者，女性的最高成就是做妻子和母亲。
Friedan 记录了主妇们自己的话。一位十九岁结婚、育有四子的母亲说，她试过园艺、腌制、罐装、邻里社交、委员会和 PTA 茶会，什么都做得到，却"没有留下任何可以思考的东西，没有我是谁的感受"，"我是食物供应者、穿裤子的帮手、铺床的人"。一位二十三岁的母亲说她一早就觉得没有盼头。医生们观察到"主妇综合征""主妇的瘟疫"（一种双手起水泡的症状，与洗涤剂无关，皮质类固醇也治不好）。
作者强调，这些症状在低收入和高收入家庭中都出现，与物质匮乏无关，也与受教育程度没有简单的对应关系。她引用四位女性的例子：两位没有上过大学、住在 Levittown 和 Tacoma 的工人妻子，一位牧师妻子，一位人类学博士出身的 Nebraska 主妇，她们表达了相近的绝望。Friedan 由此提出，问题藏在"女性奥秘"这套观念里，藏在女性自己的头脑中，外在的物质手段解决不了它。
女性奥秘：概念与形象的制造
Friedan 把"女性奥秘"定义为一种观念：女性的最高价值和唯一义务在于实现自己的女性特质，即性被动、男性支配下的服从、以及养育性的母爱；偏离这条道路就会被视为异常。她追踪了这一形象在女性杂志上的变化。1939 年前后的女性杂志小说里，主角多是"新女性"——护士、教师、艺术家、广告文案等职业女性，她们有自己的人生目标，也赢得爱情；1949 年《Ladies' Home Journal》刊登的《Sarah and the Seaplane》被她视为职业女性形象的最后一个清晰样本，故事里 Sarah 学会独自驾机，宣称"我是 Sarah，这就够了"。同年该刊刊登 Dorothy Thompson 的《Occupation: housewife》，把主妇描绘成身兼十几种职业的完人。到了 1958、1959 年，作者通读三大女性杂志，找不到一个有职业或事业承诺的女主角。
作者用 1960 年 7 月一期《McCall's》的目录说明当时杂志呈现的女性形象：内容以发型、婴儿、婚恋、缝纫、烤架烧烤为主，几乎不涉及政治、科学或外部世界。她回忆在一次杂志作者聚会上，编辑们说她主编的杂志读者是"全职主妇"，对国内国际事务没有兴趣，只能写"家庭和厨房"；同场另一位编辑听完 Thurgood Marshall 关于废除种族隔离的演讲后说，可惜这个故事没法发，因为"没法把它和女性世界联系起来"。她由此联想到纳粹口号"Kinder, Kuche, Kirche"（孩子、厨房、教堂），并提醒读者，说出这套话的场合在美国，她自己正是其中一员。
Friedan 分析了形象易主的机制：战前女性杂志的内容和虚构作品大多出自女作家之手，战后大量女性作者退出，顶替上来的男性编辑和作者带着对"温馨家庭"的战后想象；同时许多女性编辑接受精神分析后，反过来怀疑自己的职业追求，主动帮助别的女性"接受女性角色"。1954 年《McCall's》提出"togetherness"（共同生活）概念，把家庭内部男主人与女主人的分工包装成精神价值。作者认为这套形象把女性限制在"一种激情、一种角色、一种职业"里。
身份的危机
第三章提出本书的命题：女性困难的根源是身份危机，性方面的困扰属于连带表现。Friedan 回忆自己在 1942 年史密斯学院的经历：她获得研究生奖学金，却不知道自己想成为什么人；在伯克利山丘上，约会对象告诉她"我们之间不会有结果，因为我永远拿不到你那样的奖学金"，她放弃了奖学金。1959 年她在史密斯与毕业班女生座谈，发现女生们不愿被问"你想做什么"，订婚的女生"不用想这个问题"，其余人给不出真实计划。
她访谈的一位十七岁女孩害怕长大，因为怕变成母亲那样"被海浪磨平的石头"，"我的母亲除了打扫房子没有任何用途"。一位南卡罗来纳的大学二年级女生说自己不想对任何事业感兴趣，因为迟早要放弃，"我的母亲从十二岁起就想当报纸记者，我看了她二十年的挫败"。作者把这些表现读作对成长的回避：女孩们用早婚、怀孕和家务琐事逃避"我是谁"这个问题。
她借用 Erik Erikson 关于男性身份危机的论述（《青年路德》），指出同一理论没有被用于女性。书中用"青春血清"作比喻：给毛虫喂某种激素会使它终生停留在幼虫阶段，女性被灌输的"女性成就"期待就像这种血清。她由此断言，女性问题的核心是成长的受阻和身份的缺失，女性奥秘不断再生产这种受阻状态。
第一波女权运动的历史
第四章用历史说明女性曾经怎样离开家庭。作者以 1848 年纽约州 Seneca Falls 首届女性权利大会为起点，摘录了《情感宣言》中对丈夫控制财产和工资、法律上"民事死亡"、教育被剥夺等状况的控诉。她逐一介绍运动人物：Lucy Stone（奥柏林学院首批女生，公开练习演讲，婚后保留本姓，与 Henry Blackwell 签署声明拒绝法律上丈夫对妻子的优越地位）、Elizabeth Cady Stanton、Susan B. Anthony、Margaret Fuller、Ernestine Rose、Julia Ward Howe（匿名写《共和国战歌》）、Sojourner Truth（"难道我不是女人吗"）、Mary Wollstonecraft。她还写到 Lowell 纺织厂女工和 Triangle Shirtwaist 制衣厂罢工。
Friedan 用大量细节反驳"女权主义者是仇男、性冷淡的老处女"的刻板印象：这些女性多数恋爱、结婚、生育，同时投入争取投票权的运动。她记录了争取投票权的具体工作：50 年间的 56 次全民公决游说、480 次向立法机构提交修正案的游说、277 次州党代会党纲游说、30 次总统提名大会游说、19 届国会的 19 次努力。1920 年赢得投票权后，女权运动在美国基本结束；此后"女权主义者"和"职业女性"成了脏词，"Lucy Stoner"成为对独立女性的贬称。她用中国缠足的比喻说明：医生、教师、商贩都劝女孩重新缠足，一代人之后女孩们会自愿要缠足——这正是她眼中美国女性的处境。
弗洛伊德理论的误用
第五章批评弗洛伊德的女性理论在战后美国被当作教条。Friedan 承认弗洛伊德发现无意识的贡献，她质疑的是"弗洛伊德女性理论"被杂志、婚姻课程和所谓专家原样搬用。她指出弗洛伊德本人是维多利亚时代维也纳中产文化的产物：他给未婚妻 Martha 的信把她称作"我甜蜜的孩子"，答应让她尽量管家，还嘲笑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女性解放主张；他的传记作者 Ernest Jones 写道，弗洛伊德痛苦于妻子未通过"完全认同他自己"这一主要考验。作者据此认为"阴茎嫉妒"描述的是特定文化条件下维也纳中产女性的处境，被 1940 年代美国通俗化者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生物学定律。
她具体分析了 Marynia Farnham 与 Ferdinand Lundberg 合著的《Modern Woman: The Lost Sex》和 Helene Deutsch 的《The Psychology of Woman》（1944 年出版），说明这两部著作如何把"女性=被动、男性=主动"写成定论，把女权主义诊断为"深层疾病"，把教育与性障碍直接挂钩。她引用两位分析师的访谈：一位 Westchester 分析师说"阴茎嫉妒在美国女性身上特别难根除"；另一位维也纳受训的分析师明确说"阴茎嫉妒根本不存在"，他用了近两年才面对病人真正的问题——"做家庭主妇和母亲还不够"。作者指出，弗洛伊德学说在战后美国变成一种"新宗教"，它回避了原子弹、麦卡锡主义和更大世界的责任问题，同时把女性赶回了家。
功能主义与玛格丽特·米德
第六章批评社会科学本身。作者称美国社会学中的功能主义把"是什么"悄悄改成"应该是什么"，用"女性角色"一词把女性冻结在现状里。她举例：《Marriage for Moderns》（Henry A. Bowman 著）把夫妻比作表壳和机芯，警告女性若与男性从事相同职业，"互补关系"会破裂；Talcott Parsons 的性别角色分析认为女性获得丈夫的社会地位，真正平等"不具功能性"；Mirra Komarovsky 的功能分析虽然承认女性的困境，最终仍以"适应现状"收场。她称这种态度为"女性抗议"——男性与女性共同把"做女人"抬得过高，以保护女性免于承担平等的后果。
她花了最多篇幅分析玛格丽特·米德。米德在《Sex and Temperament》中记录阿拉佩什、蒙杜古莫、昌布里三个原始社会里性别气质的多样性，这本来可以支持"性别气质是文化产物"的结论；但《Male and Female》却倒向弗洛伊德的身体类比，把"生育角色"当作女性人格的决定因素，把女性成就与子宫、乳房绑定。作者认为女性奥秘从米德那里取走的是后者而非前者。她注意到米德自己的生活提供了反例：作为女性人类学家，她在"男人的世界"里做出了成就，却没有停止做女人。作者由此质疑：既然同一套人类学证据能推出相反的女性角色建议，那么这套证据的基础就有问题。
被性导向化的教育
第七章讨论女性高等教育在战后如何转向"性适应"。作者引用 Vassar 的 Mellon 基金会研究：学生极少计划从事律师、医生等职业，多数人把未来身份完全寄托于"妻子-母亲"角色；研究者甚至为一位成绩优秀、有志从教的女生 Julie B. 感到困惑，问"她有什么毛病"，认为她需要心理治疗。她 1959 年回史密斯学院住了一周，发现女生们忙着参加厨房 shower，不愿认真对待课程；一位四年级生说"女生不再对那种东西兴奋了，我们都不想要职业"。
作者描述了"性导向教育"的具体形态：Lynn White 在《Educating Our Daughters》中主张女性课程应以家庭为核心，把化学课换成高级烹饪课；婚姻与家庭课程采用"角色扮演"，教女生"扮演女性角色"；初中教材《The Slick Chick》教十一二岁女孩约会的"做与不做"。结果是女大学生退学率高于男生，女性在研究生和专业学位中的占比持续下降。她引用加州心理学团队对 140 名聪明青少年的追踪：到高中阶段智力曲线大幅下降的都是女生，档案里反复出现"女孩太聪明不划算"一类记录。她总结，教育本该培养批判性思维和独立人格，却被改造成"调整训练"，把女性培养成"妻子-母亲"。
战后归家的多重原因
第八章解释女性为什么在战后集体"回家"。作者列出多重因素：战争和原子弹带来的孤独与恐惧让人渴望家庭温暖；士兵返乡后出现结婚潮；就业市场对女性存在隐性歧视（比如《时代》周刊的惯例是女性只能做研究员，不能当作者）；"仆人问题"只是借口，因为战时条件更差也有女性坚持职业；整个国家陷入"私域主义"，回避共产主义、麦卡锡和核武器等大问题。她引用一位同代人的坦白："我通过丈夫和孩子活着，这样更容易。"
她接着分析"母亲被指责"的现象。Edward Strecker 的《Their Mothers' Sons》把近三百万因精神问题被拒或退伍的士兵归咎于"mom"式的母亲；作者指出这些母亲大多是传统主妇，正是女性奥秘塑造的形象，指责她们并不能解释问题。Kinsey 早期数据曾显示受教育女性性冷淡比例更高，被《Modern Woman》引用为"教育导致性障碍"的证据；作者引用 1953 年完整版《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Female》（5,940 份案例），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性高潮达到率越高，早婚早育者反而更低。她还引用 Lois Meek Stolz 对"职业母亲损害孩子"研究证据的综述，以及 Arnold Green 对波兰移民家庭的研究（权威严苛但不"吸收"孩子人格的家庭反而少出神经症），说明"母亲-孩子共生"与中产育儿方式的关系。
性贩卖：消费与动机研究
第九章指出女性留在家里对商业有直接好处。作者访问了 Ernest Dichter 领导的动机研究所（位于 Westchester 的宅邸，存有上千份行业研究、30 万次"深度访谈"），看到广告商如何利用主妇的空虚推销产品。她引用 1945 年为家电业做的调查，把美国主妇分成"真正主妇型"（占 51%）、"职业女性型"和"平衡型主妇"，结论是"职业女性型"是糟糕顾客，因为他们太挑剔，广告应该把更多女性培养成"平衡型主妇"。
作者展示了各类产品的推销话术：蛋糕粉要强调"创造性"以抵消主妇的愧疚；清洁产品要制造"专家感"和"隐藏污垢的罪恶感"；银器、皮草、缝纫图案都按"家庭导向"重新包装；百货公司被称作女性的"人生学校"。一位动机研究者在午餐时对她说，他们"帮助女性重新发现家庭是创造力的表达"，并承认如果广告真的告诉女性可以当女天文学家，客户会害怕，因为"她要离开厨房"。作者指出，商业界算不上女性奥秘的发明者，却是最强有力的维持者；女性成为"消费机器"，购买行为被用来填补身份和成就感的空缺。
家务时间膨胀
第十章用实证说明家务劳动如何填满主妇的全部时间。作者在郊区寻找"真正满足的主妇"，一位精神分析师推荐的四个"满足"的样本，结果分别是电脑程序员、精神分析师、舞蹈家和政治活动家，没有一个全职主妇。在一个有 28 位妻子的高档社区，16 人在接受分析或心理治疗，18 人服用镇静剂，多人试图自杀或曾住院，12 人有婚外情（事实或幻想）。
她对比了两户相邻的房子：Mrs. W. 是全职主妇，整天忙碌；Mrs. D. 是微生物学家，在上班之余完成了同样的家务，还参加弦乐四重奏并担任世界事务组织的政策职务。作者由此把 C. Northcote Parkinson 的定律改写为"家务膨胀以填满可用的时间"：没有其他目标时，一小时的家务会膨胀成六小时；有认真投入的工作时，六小时家务会缩成一小时。她引用 Bryn Mawr 战后调查（农场主妇每周家务 60.55 小时、中小城市 78.35 小时、大城市 80.57 小时）和 Michigan Heart Association 的动作-时间研究（主妇的能量消耗超过需要的两倍），说明家用电器没有节省时间。一位名叫 Enghausen 的单身男教师在三天内接管一户四孩家庭，证明家务并不需要那么多时间。她把"主妇疲劳"诊断为无聊而非劳累（引用 Cleveland Clinic 的 Leonard Lovshin 医生），并指出主妇中肥胖与酗酒问题突出（约一百万有记录的主妇酗酒者）。作者最后直言，大部分家务"一个八岁孩子就能胜任"，把成年女性绑在这种劳动上是对智力的浪费。
求性者与性的异化
第十一章讨论女性奥秘把性变成替代品。作者在访谈中发现，主妇们常常把非性的问题（兴趣、抱负、教育）听成关于性的问题，并把"活着的感觉"寄托在性上。她记录了多位主妇的婚外情：一位三十岁、育有五子的母亲平静地织着毛衣说她要去墨西哥与情人同居，因为只有恋爱才能给她"那种感觉"；另一位三十八岁的母亲说"我需要性来感觉活着，但我从来感觉不到他"。她在某个岛上观察到一群年轻主妇与"像田纳西·威廉斯笔下的人物"的男孩们玩无性的"纵欲派对"。
作者把这种"求性"解读为身份缺失的症候：女性奥秘只给女性留下性这一条获得成就与地位的通道。她引用媒体研究说明美国社会对性的沉迷在 1950 至 1960 年翻了一倍多（同一批媒体中"允许性"的引用从 509 处增至 1,341 处），畅销小说以女性读者为主的露骨描写增多，以及《La Dolce Vita》《Peyton Place》等作品中的女性"求性者"形象。她也分析了男性的敌意：丈夫们抱怨妻子把家变成"紧排日程的牢笼"，离婚多由丈夫提出；田纳西·威廉斯等人的戏剧反复出现"吞噬儿子"的母亲形象。谈到男性同性恋时，她引用 Kinsey 1948 年的统计：37% 的受访美国男性曾有某种同性性经验，13% 在十六至五十五岁之间至少连续三年主要与男性发生性关系，4% 只与男性发生性关系；Kinsey 同时没有发现这些比例随女性解放而出现代际增长。Friedan 随后仍用母子共生和幼稚化解释同性恋，这套病理化推断来自当时的精神分析，不能视为现有证据支持的因果结论。
渐进式非人化
第十二章提出本书最受争议的论断：母亲的空虚会逐步"非人化"子女。作者先描述战后美国儿童的新特征：被动、无聊、无力承受痛苦与纪律。Sarah Lawrence 校长 Harold Taylor 观察到新学生不会自己组织活动；朝鲜战争中美军战俘 38% 的死亡率被作者用作"美国式被动"的证据（战俘蜷缩在毯子里"放弃求生"，而土耳其战俘没有因病饿死亡）。她列出"女性特质"清单——被动、自我虚弱、放弃主动目标、缺乏抽象思维——并指出这些特征现在出现在男孩身上。
她借 Andras Angyal 的"逃避成长"概念（"不承诺"与"替代性活着"）分析母亲与子女的共生关系：母亲把未实现的幻想投射到孩子身上，孩子"演出"母亲的潜意识愿望。她举了极端案例：放弃癌症研究职业的主妇在儿子上一年级时出现严重问题，最终在自家地下室上吊；Bergen County 的 Richard 和 Katherine Gordon 夫妇数据显示，1950 年代郊区约三分之一的年轻母亲出现产后抑郁或精神崩溃，年轻主妇成为成人精神科病人的最大群体。她引用"受虐儿童综合征"（一年 302 例，33 人死亡，85 人脑损伤）作为家庭内暴力的证据。
作者把美国主妇与纳粹集中营囚犯做类比，引用 Bruno Bettelheim 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的观察：囚犯因单调、无目的、不承认人格的劳动和被迫的幼稚化而失去自我认同；她写道"舒适版集中营"里的主妇同样失去成人身份，并强调两者有本质区别（美国主妇不会走向处决）。章末她用 Bettelheim 记录的一位女舞者在毒气室前夺枪射击军官的例子说明：恢复自主意志可以夺回自我。
被放弃的自我与新的自我理论
第十三章转向"成长需要"的理论资源。作者列举 Bergson、Goldstein、Hartmann、Allport，以及 May、Maslow、Fromm、Tillich 和存在主义者组成的谱系，说明"成长、自我实现"被当作人的基本需要。她借用 Goldstein 对脑损伤士兵的研究：这些士兵失去了抽象思维和"面向可能"的能力，被困在"当下"；又引用动物实验（绵羊约 15 分钟、狗约 30 分钟的时间跨度）对比人类把过去与未来纳入当下的能力。主妇"没有伸向未来的个人目标"，因而困在"日复一日"里，这是她认为无名之痛的心理基础。
她详细介绍 A. H. Maslow 的研究：1930 年代后期对 130 名女性的"支配感/自尊"研究显示，自尊高的女性在性和爱中更自由、更满足，而"顺从、害羞、传统"的低自尊女性反而难以享受性；Maslow 的自我实现研究中，公开人物里只有 Eleanor Roosevelt 和 Jane Addams 两位女性达标（男性名单包括林肯、杰斐逊、爱因斯坦、弗洛伊德等），3000 名大学生里只有 20 人接近标准，女性极少。她引用 Kinsey 数据显示女性性高潮率随 1920 年代以来女性的解放逐代上升，受教育程度越高、性满足越多；但出生于 1920 至 1929 年、在 1940 年代迎面撞上女性奥秘的一代，婚后第五年的高潮率反而跌到 36%，低于 1900 年前出生者。她也引用 Burgess 与 Cottrell 的研究：有职业准备或更高收入和教育水平的女性，婚姻幸福概率更高。她总结为"没有自我的性"：性不能替代身份。
新生活计划
第十四章提出作者认为可行的出路。Friedan 先给出"否"：女性要对"主妇形象"说不，把家务看作必须快速完成的事，把婚姻看得符合实际。她引用多位走出困境的女性的话：一位后来成为职业画家的女性说"当我停止追求女性气质的完美形象，我开始享受做女人"；一位律师妻子每周上一门历史课，"当你有了自己的使命，婚姻就不再是终点"。她强调"母亲的休息一小时"这类建议无效，因为问题在于没有属于自己的目标和身份。
她区分"职业"与"工作"：任何工作都可能变成陷阱，只有能作为人生计划一部分、能在其中成长的工作才能解围。她举了两名进入研究所的女性：一位把全部薪水用于雇清洁工，坚持下来成为研究所骨干；另一位不肯花钱请帮手，一年后辞职。她引用《Mademoiselle》1956 年对 400 名女性的调查：多数人对"野心"有罪恶感，而真正有野心的女性反而更少遗憾。她指出教育是走出陷阱的钥匙：史密斯 1942 届 200 人问卷中，89% 是主妇，但她们中多数仍用社区工作、从政、教书等方式延续教育带来的目标；80% 的人后悔当初没有认真规划使用教育。相比之下，Mount Holyoke 1962 年对近一万名校友的调查显示，1942 年后毕业者结婚更早、生育更多、深造比例骤降。
她主张：大学应要求女生像男生一样做出严肃的终身承诺；需要类似 GI 法案的国家教育计划，让主妇能以兼职、暑期学院、学分换算等方式继续受教育；她举了 Sarah Lawrence 的 Esther Raushenbush 项目——消息见报后 24 小时内接到上百个电话，交换机瘫痪。她也鼓励女性参与政治和职业竞争，不要接受"女性只能当志愿者"的安排。章末她写道：当女性不再需要通过丈夫和孩子活着，男性就不必用他人的软弱证明自己的男性气质，这可能是人类进化的下一步。
后记：书出版后的行动
Epilogue 后记写于 1970 年代，Friedan 叙述了书出版后自己的行动。她四十二岁时去哥伦比亚大学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社会心理学系主任告诉她"你何必费心拿学位"；她成了自家郊区的"异类"，邻居不再邀请他们，孩子被踢出拼车。她写道自己"几乎因为害怕孤独而失去自尊"，依赖一段已经没有爱、只剩依赖与怨恨的婚姻。
她接着讲述女性运动的开端：1964 年《民权法》第七章禁止就业中的性别歧视；按 Friedan 在后记中的说法，这项性别条款是弗吉尼亚州众议员 Howard Smith 当作玩笑和拖延手段加进去的，负责执行的官员随后也曾公开拿它开玩笑。1966 年 6 月在华盛顿各州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期间，她在旅馆房间里召集一批女性（Pauli Murray、Dorothy Haener、Caroline Davis、Kay Clarenbach、Katherine Conroy、Aileen Hernandez），次日午餐每人出一美元，在餐巾纸上写下 NOW（全国妇女组织）的名字。后记详细记录了此后的行动：反对航空公司强迫空姐在三十岁或结婚时离职（1966 年圣诞前夜她因此被传唤出庭）；争取《平等权利修正案》和堕胎权；1967 年母亲节在白宫围栏外抗议（"Rights Not Roses"），把报纸堆倒在平等就业机会委员会办公室抗议分类招聘广告；1968 年 Miss America 抗议；1970 年 8 月 26 日纪念妇女投票权五十周年的"平等罢工"游行，队伍填满了第五大道。她也记述了运动内部的分裂：以 Kate Millett《性政治》为旗号的"仇男派"试图夺权，她称之为"伪激进幼稚病"。1969 年 5 月她离婚。后记以"性别角色革命"（sex-role revolution）收尾，她认为被旧性别角色锁住的能量一旦释放，能让人"做爱而非作战"。
增补与再版导言
Quindlen 的 Afterword 后记（2001 年）回忆自己十二岁时母亲在厨房桌边读这本书，八年后她在 Barnard 的女子研究课上读到它，理解了母亲。Quindlen 肯定这本书的价值，同时指出它的短板：把过多注意力放在制度和出版物对女性被动的强化上，对个别男性从仆役阶层获益的问题着墨太少；Friedan 后来在《第二阶段》（1981）里的修正没有第一本严谨。她承认自己原以为这是"过时的时代作品"，读完却被折服。
《Metamorphosis: Two Generations Later》（1997 年 4 月，华盛顿）是 Friedan 晚年的再审视。她给出的数据：女性约占劳动力的一半，59% 的女性有家庭外工作，女性工资约为男性的 72%；性别工资差距的收窄约三分之一来自女性收入上升，三分之二来自男性收入下降。她把新的危险归结为"贪婪文化"和企业裁员，提议三十小时工作周、共同育儿和家务分工。她记录了 1995 年北京世界妇女大会（Hillary Clinton 讲"妇女权利即人权"）、1996 年大选的性别差距、Mitsubishi 性骚扰诉讼、以及男性寿命（72 岁）比女性（80 岁）短八年的现实。她主张超越"性别政治"，走向女性与男性共同的公共生活。
《第十周年纪念版导言》（1973 年，纽约）回忆了写作过程：1957 年的史密斯问卷；《McCall's》男主编拒绝了相关文章，认为"不可能属实"；《Ladies' Home Journal》把它改写成相反的意思；《Redbook》编辑对经纪人说"Betty 疯了，只有最神经质的主妇才能认同"。她靠纽约公共图书馆的 Allen 室每周进城三天、用五年写完书。她写道给"无名的问题"命名本身是第一步，但还不够。结尾她引用了从 1963 年起反复听到的那句话——"它改变了我的一生"——她回复"祝我们大家在新路上都有勇气"。
方法与证据
Friedan 的方法是她自称的"记者的方法"：从个人经验出发，用问卷、深度访谈、对专家实践经验的询问、以及对 1939 至 1960 年代女性杂志的逐期回溯来建立证据。书中的证据类型包括：她本人的访谈记录（主妇的直接引语）；各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研究（Vassar、Smith、Mount Holyoke、Bryn Mawr、Indiana 大学 Kinsey 研究所、Michigan Heart Association、Bergen County 的临床统计）；社会学和人类学著作（Parsons、Komarovsky、Mead、Green）；精神分析文献（Freud、Jones、Deutsch、Bettelheim、Maslow）；以及动机研究所的内部行业报告。作者在行文中会把"作者的论述"和"她引用的研究"分开，但也常在引用后直接给出自己的解释，读者需要注意这些解释属于作者判断。
需要交代的证据等级问题：书中不少量化结论依赖当时的研究条件。Kinsey 数据来自志愿者样本，作者自己也指出样本偏向专业女性、大学毕业生和高自尊女性，对"典型主妇"代表性不足。Bergen County 的精神病学数据来自单一县份。朝鲜战争战俘和集中营的类比是作者的论证性使用，作者在注释里也提到有人试图淡化这些发现。Maslow 的样本量小（130 名女性、20 名自我实现者），结论属于探索性研究。这些都属于 1950 至 1960 年代社会科学的状态，Friedan 对它们的转述带有论战目的。
适用边界与已知限制
本书的经验样本以美国中产白人、受过教育的郊区主妇为主。Gail Collins 在导言中直接点明：Friedan 写作时正值民权运动，却几乎不提黑人女性；工人阶级女性主要出现在"雇女佣或保姆"的建议里；全书几乎不讨论法律——1963 年多数女性没有男性共同签署就拿不到信贷，有些州女性不能担任陪审员，有些州丈夫控制妻子的财产和收入，报纸被允许把招聘广告按性别分栏，这些她都没写。Friedan 关注的是聪明、受过教育的女性如何被挡在职业主流之外，这份针对性也构成了书的强度和局限。
书中关于弗洛伊德、心理健康、性取向和家庭角色的材料带有 1950 至 1970 年代的时代局限：对同性恋的讨论（母子共生、幼稚化假说）沿用了当时精神分析的病理化框架；对"母亲造成孩子问题"的因果判断依赖个案和相关性证据，缺乏现代流行病学标准；把主妇与集中营囚犯并置的类比是修辞性论证，容易引发争议。Friedan 自己对女性运动内部路线的看法（如对"仇男派"和女同性恋议题的排斥）也属于她的个人立场。本稿把这些论述视为特定时代、特定人群的论证，而非普适的既成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