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1997年11月出版，原书名为 The Rape of Nanking，是世界上第一部用英语全面研究南京惨剧的专著。中译本由谭春霞、焦国林翻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出版，另收张盈盈的中文版序、柯伟林的序言和布雷特·道格拉斯的尾声。原书出版后登上《纽约时报》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达三个月之久，后被译成十几种语言。
全书叙述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日军在最初六至八个星期里对这座城市的屠杀、强奸、劫掠，以及此后数十年间这段历史如何被掩埋、否认和遗忘。张纯如把这场暴行称为"被遗忘的大屠杀"，把它与纳粹对犹太人的屠杀并置比较。她在前言中说明，写作目的并非用数字证明暴行规模，而是理解事件本身、吸取教训以警世人；她也明确表示，这本书意在抛砖引玉，激励更多作家和历史学家调查幸存者经历。
张纯如借鉴电影《罗生门》的多重叙述结构，用日本人、中国人（受害者）、欧美人士三种视角组织全书。她让读者综合不同立场的证词，辨别真伪，对已发生之事做出判断。本书第一部分写大屠杀本身，第二部分写战后的掩盖与遗忘、以及近年挑战这种扭曲的努力。
写作缘起与资料
张纯如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父母是中国学者，她从小听长辈讲述中日战争的恐怖。1994年12月，她参加加州库比蒂诺的一场纪念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会议，见到大批现场照片，此后决定写作本书。她在前言中写道，当时还没有人用英文写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长篇纪实专著，而相关的一手资料在美国一直存在并可供查阅。
她收集资料的时间线：1995年1月到美国国会图书馆和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查阅档案；1995年7月到南京实地采访幸存者；1996年在汉堡朋友的帮助下找到拉贝外孙女赖因哈特，发现并推动公布《拉贝日记》。她采访的幸存者包括唐顺山、李秀英、夏淑琴、侯占清等人，这些采访录音被保存下来。
她的材料来源多样：第三方观察者的记录（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菲奇日记、威尔逊家信、美国记者的报道、德国外交报告）、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记录、中国方面整理的档案和埋尸记录、日本老兵的回忆录和日记、以及她本人对幸存者的采访。她在注释中标注了每条材料的出处，并明确区分法庭证词、日记、新闻报道和她自己的采访。她还记录了材料的局限，例如对朝香宫下达命令一事的真伪，她写道"永远无法知晓"。
日军暴行
攻占南京
1937年11月上海陷落后，日军兵分三路向南京进发。三支部队分别由中岛今朝吾、松井石根（沪宁地区日军总司令）和柳川平助率领。中岛被后世作者描写为虐待狂，传记称他被描述为"一头野兽"；松井身患肺结核，出身书香门第；柳川因曾阻止1932年政变被军内主流排挤，当时在日本被称为"戴着面具的将军"。日军在进军途中系统摧毁沿途城镇，张纯如引用报道称苏州人口从35万骤减到不足500人。
1937年12月7日，昭和天皇的叔父朝香宫鸠彦接替松井担任上海派遣军司令。据张纯如引用伯格米尼的说法，朝香宫听取中岛的报告后，前线指挥部发出盖有他私人印章的命令，标有"机密，阅毕销毁"字样，指示"杀掉所有俘虏"。她随即说明这些命令是否由朝香宫本人发出无法确知，并记录了另一说法：情报参谋长老长勇自称冒用司令官名义用电报发出屠杀命令，此事真伪"永远无法知晓"。
12月13日拂晓，日军突破南京城墙。当时城内有50多万平民和约9万中国军人，进攻日军约5万人。南京在四天内失守。张纯如列出多重原因：中国空军随蒋介石撤离，失去空中侦察；通信设备被运走；士兵多是被抓壮丁的农民，不少人从未持过枪；各部队缺乏协同。12月12日夜里，唐生智奉命大规模撤退，挹江门拥堵、下关渡江发生踩踏和沉船，成千上万士兵死于渡江。
屠杀战俘
日军用欺骗手段处置战俘：许诺投降后获得公正待遇，把俘虏分成100至200人的小组，运到南京近郊分批处决。张纯如引用日本老兵东史郎的日记，描述约7000名中国战俘举白旗等待投降后被集体屠杀的经过，并引用日军的逻辑：杀掉战俘解决粮食问题，也消除了报复的可能。
最大的集体屠杀之一发生在幕府山，据估计约57000名平民和缴械士兵在此遇害。日军下士栗原吏一记录了处决过程：俘虏双手反绑，被带到江边，机关枪形成新月形包围圈扫射，随后日军用刺刀逐个补刺尸体。尸体被掩埋、焚烧或抛入长江。张纯如引用的日本记者和随军记者今井正冈、小俣行男、河野公辉的记录，描述了码头处决和抛尸的场面。
屠杀平民
中国军队投降后，日军进城后见人就杀。张纯如引用军事法庭记录和中国政府档案：日军在大街小巷、防空洞、政府大楼里开枪，不分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居民在自家窗口挂日本旗欢迎日军，店主顺从开门后仍遭射杀。她指出，日军杀害许多中国人并无其他原因，只是为了取乐。
强暴
张纯如估计2万至8万名中国妇女遭到强暴，并引用台湾历史学家李恩涵的估计（8万）。她说明精确人数无法确定。她引用日本士兵东史郎、田所耕三的证词，承认强奸后杀死受害者以销毁罪证。她记录了日军强暴各阶层妇女、在安全区内绑架妇女、强迫家庭成员乱伦、用异物伤害受害者等细节，并标注这些内容来自幸存者证言、中国档案和外国人的记录。
折磨
她列举日军对南京居民的多种折磨手段：活埋（受害者被埋至胸部或颈部，再被刺刀、马匹和坦克处置）、用刺刀挑婴儿、烧死、冻死、让军犬撕咬、把受害者钉在木板上让坦克碾过、从活人身上割肉等。她明确这些内容来自幸存者证言、中国档案和当时的新闻报道，并指出这些只是日军施虐手段的一小部分。
慰安妇
大规模强暴引发国际抗议后，日本华中方面军发布命令修建慰安所。张纯如引用历史学家吉见义明的发现：1991年他在日本防卫厅档案中找到盖有最高统帅部领导人私人印章的文件，命令修建"性慰安设施"以阻止军队在占领区内强暴妇女。据估计8万至20万名妇女被纳入军妓系统，多数来自朝鲜。1938年，第一家官方慰安所在南京附近开张。
死亡人数
张纯如并列列出不同来源的死亡人数估计，没有把它们统一为一个数字：
-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结论：罹难者在26万人以上。
- 中国军事专家刘方楚认为有43万人死亡。
-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馆员和1946年南京地方法院检察官认为至少30万人。
- 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估计约20万。
- 日本作家秦郁彦估计3.8万至4.2万，还有日本人认为只有3000人。
- 约翰·拉贝在大屠杀结束前离南京，估计5万至6万。
- 江苏省社科院历史学家孙宅巍根据中国埋尸记录（慈善机构至少埋185000具，个人至少35000具，傀儡政府埋7400多具），估计死亡人数超过227400人；加上战犯太田寿男1954年供述的日军处理尸体数（约15万具），孙宅巍推断罹难者总数约37.74万。
- 吴天威估计死亡总数超过30万至34万，其中19万人被集体屠杀。
- 尹集钧和史咏调查后估计约355000人，并认为实际总数应在40万左右。
-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1938年1月17日的电报称"至少有30万中国平民惨遭杀害"（这份电报被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破译）。
她同时指出统计上的困难：尸体可能被重复计算（抛入长江又被冲上岸重新掩埋），个别杀害未计入统计，日军自己处理的尸体未被多数统计包含。张纯如在前言中说明，本书目的并非用数字证明暴行规模，而是洞悉事件本身。
日本军国主义的制度根源
第一章"通往南京之路"追溯日军行为的历史背景。张纯如描述了武士道传统、明治维新的军事现代化、军国主义教育体制，以及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人口压力如何把日本推向对华战争。她引用陆军中校桥本欣五郎关于日本"三扇门"的论证（移民、国际市场、领土扩张），说明人口压力被军方用作扩张理由。
她引用日本士兵和军官的回忆，说明日军训练以体罚和服从为核心：新兵因最微小的错误被打耳光、被木棍殴打，军官称这种体罚是"爱的行动"（海军称为"爱之鞭打"）。日本军校课程强度远超西方（英国军官获任命需1372小时课堂学习，日本要求3382小时），灌输"永不言败的信念"。学校教科书、教师和军事宣传把中国人描述为低等对象，教育系统高度军事化。她引用东史郎的信说明"对天皇的忠诚重于泰山，而我们个人的生命轻于鸿毛"如何使士兵轻视他人生命。
她也引用了反对简化解释的材料。牛津大学历史学家拉纳·米特指出，日本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包含文化尊崇与轻视的矛盾，中国曾是日本文化的重要源泉，不少日本学者欣赏中国文化，但这些知识几乎没有传递给普通士兵。张纯如明确反对把暴行归咎于"日本民族天性"或宗教本质，她写道这类假设带有危险性和西方优越感，并指出纳粹德国同样是基督教国家。
南京安全区
安全区的建立与规模
南京安全区由20多名留在南京的欧美人发起，长老会传教士米尔斯最先提议，约翰·拉贝担任国际委员会主席。安全区面积约2.5平方英里，位于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带。南京陷落时区内涌入25万至30万难民，超出最初预期的5万人以上。委员会成员为这些难民提供食物、住处和医疗，记录暴行并公之于世。
约翰·拉贝
拉贝是西门子公司驻南京职员，纳粹党在南京的负责人。他选择留下保护中国员工和难民，在自家后院收容数百名妇女并开发警报系统，以纳粹臂章和德国身份震慑日军。他给日本大使馆写抗议信，向希特勒发电报请求调停，亲自到强奸现场把日军从受害者身边赶开。张纯如称他为"中国的辛德勒"。
罗伯特·威尔逊
威尔逊是南京大屠杀期间城内唯一的外科医生。他留在金陵大学医院日夜手术，在给家人的信中记录暴行。他在1937年12月18日的信里写道："今天的南京是但丁《神曲》中地狱篇的现代版，鲜血与强暴是这一篇章的关键词。"他见证了大规模轮奸、屠杀和医院里无法想象的伤情。
明妮·魏特琳
魏特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代理院长，把校园改造成女性难民收容所，多次把闯入校园的日军赶走，甚至挨过耳光。她曾在日军压力下协助挑选妓女（日军找到21名），张纯如承认这一决定是在压力下做出的，并记录了魏特琳日记中的矛盾心情。魏特琳战后精神崩溃，1941年在美国自杀。
安全区的限制
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力量有限。日军拒绝承认中立区，委员会无法阻止日军从安全区拖走并处决俘虏——日军通过检查手掌老茧、肩膀压痕、前额发线辨认士兵，数千无辜者因此遇害。委员会还在欺骗下把交出部分士兵和妇女。委员会成员多次遭殴打、枪击威胁，每天24小时轮流值守医院。
信息的传播与掩盖
记者与影像
南京陷落前后，德丁、司迪尔、麦克丹尼尔等美国记者报道了暴行。日本政府起初对胜利大肆庆祝，在帕奈号被炸沉和暴行遭国际谴责后开始封锁消息。日军禁止外国记者进入南京，阻止他国外交官返城（美国情报部门截获的广田弘毅电报承认此举意在防止负面报告传回国内），并用观光团、摆拍画面、传单掩盖真相。1938年1月8日，日本人控制的《新生报》刊文称"南京气氛和谐，形势进展喜人"。
安全区负责人的反击
安全区负责人通过日记、信件和报告把暴行传往外界。约翰·马吉用业余摄影机拍下受害者的影像，乔治·菲奇把8卷16毫米胶片缝在驼毛大衣内衬里带出南京，交柯达冲印店拷贝。这些资料后来刊登在《读者文摘》《时代周刊》，进入弗兰克·卡普拉的纪录片《我们为何而战》，并在《马吉的证言》《以天皇的名义》等纪录片中被重新使用。
美国政府的部分掩盖
张纯如记录了美国政府未公开全部情报的事实。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处1936年破译了日本外交密码（代号"RED"），截获了广田弘毅的电报，但未向民众披露。罗斯福要求剪掉帕奈号轰炸短片中日军飞机扫射的约30英尺内容，张纯如引用汉密尔顿·佩里的分析，认为罗斯福此举意在接受日方"误炸"的解释，以便达成外交和解。
审判
南京战争罪行审判
1946年8月至1947年2月，南京对乙级、丙级战犯进行审判，1000多人出庭为460起谋杀、强奸、纵火和抢劫案件作证。谷寿夫（第6师团中将师团长）被引渡回中国受审，法庭认定其部队违反《海牙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并参与夺走约30万人生命的南京大屠杀，1947年3月判处死刑，4月在雨花台枪决。参与"百人斩"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也在此受审，均被处决。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
东京审判1946年5月开庭，持续约两年半。28名日本军事和政治官员被起诉，419名证人出庭，庭审记录达49000页、1000万字，包括779份书面陈述和4336件法庭证物。法庭认定南京大屠杀罹难者在26万人以上，并得出结论：南京大屠杀"若非秘密受命，便是蓄意为之"。松井石根和外相广田弘毅等共7名甲级战犯被判处绞刑。
未受审者
中岛今朝吾、柳川平助在1945年先后去世，未受审判。裕仁作为日本投降的条件获得豁免，没有作为被告或证人出庭；朝香宫鸠彦作为皇室成员同样逃脱审判，晚年打高尔夫球直到去世。张纯如说明，因日本在盟军到来前销毁、藏匿和篡改了大量文件，美国后来又把缴获的日本军事档案交还日本（学者约翰·杨对此深感震惊），裕仁对南京大屠杀的知情程度至今无法证实。她写道"如今我们几乎无从证明裕仁是否计划、批准或仅仅是了解过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她还讨论了《田中奏折》，指出当代学者普遍认为它是伪造的，最初来源可能是俄国，但没有一位有名望的日本历史学家相信日本曾有征服世界的预谋。
战后：幸存者与安全区领导人的命运
幸存者的贫困
张纯如1995年采访幸存者时发现，多数人住在阴暗肮脏的房子里，处于赤贫状态，长期承受肉体和精神伤害。国际人权律师卡伦·帕克认为，中国政府多次发表和解性声明，但从未签订放弃战争赔偿权利的条约，且根据国际强行法原则，个人索赔权不能因此被侵害。张纯如写道，她采访的大部分幸存者不了解国际法的规定，听到政府宽恕日本的说法时有人失声痛哭。
安全区领导人的遭遇
冷战和朝鲜战争期间，留在南京的美国人在中国报纸上被描述为帝国主义的帮凶，斯迈思被指控把南京"拱手交给日本人"。贝茨被拘留审查后离开南京，斯迈思1951年离开金陵大学。威尔逊因过度工作患癫痫和精神崩溃，1940年返回美国。马吉的压力使他过早离世，菲奇在演讲中多次出现记忆缺失。魏特琳在1940年精神崩溃，1941年5月14日在密歇根家中打开煤气自杀。
拉贝的晚年与《拉贝日记》
拉贝1938年2月离开南京，带着马吉影片的拷贝回到德国。他向德国当局递交南京暴行的报告并放映影片，几天后遭盖世太保逮捕审讯，被禁止再谈此事。战后他失业、贫困，靠变卖中国艺术品维生，一度遭苏联人、英国人审讯和"去纳粹化"诉讼。南京市民得知后为他募集粮食寄往柏林，国民党政府提出提供免费住房和终身养老金。1950年拉贝去世。
张纯如1996年通过汉堡的线索找到拉贝后人，赖因哈特把《拉贝日记》公之于世，12月12日向耶鲁大学神学院图书馆捐赠副本。历史学家柯伟林评论这是"一份极其扣人心弦而又令人非常压抑的叙述文献"。日本历史学家秦郁彦认为，作为日本盟国的德国人，拉贝的记载比美国传教士的证词更有价值。
日本对历史的否认与压制
政客言论
第十章记录了多名日本政客否认或淡化南京大屠杀的言论。石原慎太郎1990年接受《花花公子》采访，称南京大屠杀是"中国人杜撰出来的故事"，德丁和马吉之子戴维·马吉公开驳斥了他的论点。永野茂门、藤尾正行、奥野诚亮因相关言论断送政治生涯；樱井新、桥本龙太郎、山静六的言论引发亚洲国家抗议，有的被迫收回或道歉。
教科书与家永三郎
日本教科书须经文部省审查。历史学家家永三郎从1965年起起诉文部省，坚持在教科书中写入南京大屠杀，诉讼持续约30年。审查者要求删除"侵略"一词（"侵略是一个包含消极伦理内涵的词汇"）、删除对日军强奸行为的描述、修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判决文部省强迫家永删除731部队人体试验资料属于滥用权力，但继续支持教科书审查制度。
媒体自我审查
1988年，日本富士电影发行公司删除了《末代皇帝》中关于南京大屠杀的30秒镜头。导演贝托鲁奇公开抗议后，发行商恢复被删镜头。影评人中根猛彦分析，发行商和影院老板担心右翼团伙在影院外制造事端。
学术争论与恐吓
日本国内存在两派争论：洞富雄、本多胜一主张屠杀存在，铃木明、田中正明主张"屠杀假象"。张纯如记录了1985年《历史人物》杂志的发现：新出版的松井石根战时日记有多达900处错误，大部分是故意篡改原始文献，篡改者正是自称反对歪曲历史的田中正明。她记录了偕行社调查的反效果：原本想征集证词否认大屠杀，结果许多成员确认了暴行细节。
东史郎是第一个公开承认自己在南京所犯暴行并道歉的日本老兵，他为此遭死亡威胁，被迫退休搬往乡村。长崎市长本岛等因公开表示昭和天皇应对战争负一定责任而遭右翼分子枪击，幸免于难。
结语：主张与证据等级
日军在华其他暴行
结语把南京大屠杀放进日本侵华战争的更大背景：华北"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1941年华北大规模恐怖运动使该地区人口从4400万减至2500万（学者对其中多少是遭屠杀存在分歧），以及日军对中国的生物战（投放带瘟疫病菌的跳蚤、把细菌投入河流和井水）。张纯如引用拉梅尔《中国的血腥世纪》的数字：直接死亡394.9万人，加上饥荒和疾病造成的间接死亡，日本在对华战争中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900万。她同时注明不同学者的分歧，例如朱尔斯·阿彻认为消失的1900万人大部分遭杀害，其他学者推测有几百万人逃往安全地带。
三个教训
张纯如在结语中提出三个教训。她认为人类文明本身脆弱，如同薄纸；她引述学者关于"压迫转移"的分析，说明日军士兵在军队等级中积压的愤怒被释放到海外更低地位的人身上。她借用拉梅尔的量化研究和阿克顿勋爵的话——"权力导致杀戮，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杀戮"——论证高度集权政府的致命危险。她认为南京大屠杀当时是世界媒体的头版新闻，但全世界大部分人在暴行发生时袖手旁观，这与后来波黑、卢旺达事件时世界各国的反应相似。
赔偿对比
她把德国与日本的战后处理并置：德国截至1997年至少支付了880亿德国马克补偿金，加上各类赔偿总计近1240亿德国马克（约600亿美元）；日本几乎没有支付战争赔偿。她引用《旧金山对日和约》第14条说明，赔款问题被推迟到日本财政状况改善时解决，并非放弃。她认为日本应当正式道歉、赔偿受害者并教育下一代面对历史真相。
证据等级与局限
张纯如在书中多处明确标注证据等级和不确定性：朝香宫命令是否由他本人发出"永远无法知晓"；裕仁的知情程度"无从证明"；死亡人数存在多种估计，她并列列出而非确定单一数字；《田中奏折》被学者普遍认为是伪造；伯格米尼《天皇的阴谋》受到许多历史学家批评，其中部分资料"无从证实"。她还注明，松井石根和同僚在战犯审判时的供词"在引用时须格外谨慎"。
她把南京暴行归因于"危险政府"而非"危险民族"，认为日本行为是特定制度、文化与时代的产物。这个判断是作者的主张，她以日本老兵的教育背景和军队体罚制度作为支持证据，并未宣称它是普适结论。
尾声：丈夫的叙述
中译本收录张纯如丈夫布雷特·道格拉斯2011年写的尾声。他澄清了流传的五个谜团：她写作《南京大屠杀》的计划早在1994年库比蒂诺会议之前多年就已确定，现场照片触发"灵光一闪"的说法与事实相反；研究暴行题材本身推动她精神崩溃的说法缺少依据；职业母亲压力说与事实不符（家里雇了全职保姆）；美国政府策划加害的说法没有证据；日本政府导致她自杀的说法也没有证据。
道格拉斯记录了张纯如2004年的精神崩溃经过：她相信美国政府试图给她下毒，在路易斯维尔被强制送入精神病房，后被诊断躁郁症并更换药物；2004年11月3日小布什获胜后第二天，她购买了一支手枪。他认为她的骄傲、长年通宵工作、紧张的图书巡回签售和长久以来对日本右翼的恐惧共同导致了崩溃。这部分叙述以道格拉斯的个人观察为依据，他本人也明确表示对病因没有确定答案。
可迁移的启示
张纯如把"历史为何被遗忘"当作可以研究的问题。她追问为什么一段曾登上《纽约时报》头版的暴行会从集体记忆中消失，给出的原因包括冷战政治、两岸政府未索赔、日本国内对言论的压制、受害者的沉默。这种把遗忘本身作为研究对象的思路，可以迁移到其他历史议题。
她在处理争议数字时采用的方法值得注意：并列列出不同来源的估计，说明各自的统计口径和局限，不下单一结论。她区分不同证据的权重——第三方中立观察者的记录、法庭证词、幸存者口述、施害者自述——并标注各自的局限。对于无法确证的事实（朝香宫的命令、裕仁的知情程度），她明确写出不确定性，而不是替读者做出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