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or Feelings

《Minor Feelings》是 Cathy Park Hong 于 2020 年出版的非虚构散文集，由七个章节组成。作者是韩裔美国诗人，出版时任 Rutgers–Newark MFA 项目诗歌教授、New Republic 诗歌编辑。全书把个人记忆、家族史与美国种族历史并置，反复回到作者自造的术语 minor feelings，并围绕它组织对亚裔美国经验的分析。

作者用 minor feelings 指一类种族化的负面情绪：它们从日常种族经验的沉积中长出来，来源之一是一个人对自己感知现实的权利屡屡被质疑或否定。听到一句带种族意味的话、知道它带有种族含义，却得到"你想多了"这样的回应，此类时刻累积成偏执、羞耻、恼怒与忧郁。作者在文中说明，这个概念受 Sianne Ngai 关于 ugly feelings 的写作启发，并把后者描述为"非宣泄的情绪状态"，具有持久的延续能力。

七个章节按主题排开：United、Stand Up、The End of White Innocence、Bad English、An Education、Portrait of an Artist、The Indebted。每一章从一段个人经历或一位人物入手，再展开相关的历史或行业批评。作者在章节里写明这本书是她"对自己的一个挑战"，同时承认自己在很多地方只能"说在近旁"（speak nearby），留下让读者自行进入的空隙。

United：抑郁、自我厌恶与亚裔美国史

这个章节从作者三十岁出头的抑郁发作写起。2004 年她二十六岁时因半面痉挛接受手术，把两个纠缠的神经分开；几年后她担心痉挛复发，陷入失眠、强迫性自我检查和"精神叛变"的想象。她试图找一位韩裔心理治疗师，理由是"不用解释那么多"，那位治疗师（书中化名 Eunice Cho）在她多次留言后以"我们不适合彼此"为由拒绝收治。这次拒绝成为她分析自我厌恶的起点：她写到用白人眼光看待自己的"种族化自我憎恨"，以及为了证明自己存在而加倍工作的循环。

个人经验之外，这一章梳理了亚裔美国史的几个节点。作者写到 19 世纪被引入美国的中国劳工、跨大陆铁路修建中的死亡，以及 1882 年《排华法案》——美国第一部按种族禁止移民入境的法律。她概述 1917 年禁令扩大到整个亚洲，并指出 1965 年放宽移民时美国只允许医生、工程师、机械师等特定职业的亚洲专业人士入境，这个筛选过程后来被用来宣传"模范少数族裔"的神话。她父亲在申请时谎称受过机械师训练，才和母亲一起来到美国。

家族的战争记忆也在这章展开。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士兵闯进她父亲在韩国的家，用枪托击打祖父，一名译员认出她的伯父是同学，一家人才被放走。作者把这段记忆与 2017 年 4 月 David Dao 被拖下美联航飞机的视频并置：这位六十九岁的越南裔医生拒绝让出座位后被航空人员拖出机舱，脸撞扶手、鼻梁和牙齿断裂。她的亚裔朋友普遍说"Dao 让我想起我父亲"；她认为执行人员眼中 Dao 是一个被动、可疑、"外来"的东西，并把他当作逃难创伤的样本——Dao 1975 年逃离西贡，后因贩药失去行医执照。

作者对洛杉矶 Koreatown 的成长环境与 1992 年暴乱的回忆也在这章。她一家住在西区，暴乱发生时不在现场，但战后 K-town 的废墟与电视新闻是她记忆的主干：爬上超市屋顶持枪守卫的韩国男人、Soon Ja Du 因射杀十五岁的 Latasha Harlins 而受审的画面。她写到自己为韩裔社区的反黑情绪羞愧，也指出媒体把韩裔商人当替罪羊：六十三名死者中只有一名韩裔，三万名韩裔移民游行要求赔偿但政府没有回应，South Central 的黑人人口占比从峰值约 20% 降到 9%，超过三成死者是拉丁裔。她引用纪录片《Sa-I-Gu》中女性店主的话，把"被国家抛弃"的感受称为跨代的愤怒。

章节还记录了诗人 Prageeta Sharma 在蒙大拿大学的遭遇。Sharma 出任创意写作项目主任后，一名客座教授和两名研究生偷走她的私人物品并戴在头上拍照传阅；她提出性骚扰投诉，同事却认为她小题大做，最终说服系主任剥夺她的主任职位、削减工资。Sharma 提起诉讼。作者用父女两代各自"升到领导位置又被羞辱"的对照，说明获得权力会让原本使人隐形的模范资格反过来成为攻击材料。

Stand Up：喜剧、观众与"单一声故事"

这一章以作者在抑郁期间观看 Richard Pryor 的现场录像《Live in Concert》为起点。她注意到 Pryor 在台上直接面对观众的种族构成，把白人观众变成审视对象。她引用 Sigmund Freud 把笑话分成非倾向性与倾向性两类，认为 Pryor 讲的是后者——带有攻击性的、挖掘压抑内容的"谎话"。Pryor 的祖母在皮奥里亚经营三家妓院，母亲是性工作者；他在赌城 Aladdin 酒店面对满场白人明星时意识到祖母不会受这个房间欢迎，随即放弃模仿 Bill Cosby 的路线。

作者借用 Pryor 反思诗人的观众问题。她写道，诗人的观众其实是文学机构——学院、评奖委员会、基金——因此评奖体系倾向于挑出没有美学或政治风险的书写。她坦承自己从小被教育要取悦白人，这种取悦已经内化。她一度在自己的朗诵会上讲单口相声，用个人经历写笑话，希望"让不舒服的人不舒服"，后来放弃了这个实验。

这一章进入出版行业批评。她引用 Chimamanda Ngozi Adichie 的"单一声故事"概念，并引用 Matthew Salesses 2015 年发表于 Lit Hub 的文章：出版社按配额只出一位中国裔作者，或让多位作者复制同一种经过市场检验的移民故事。她以 Jhumpa Lahiri 的小说为例说明这类模板：角色克制、不触碰内心，以顺遂的方式完成同化。她也写到 Ocean Vuong，指出 2016 年前后媒体反复复述他"难民靠诗歌获救"的生平，却忽略他的酷儿身份。

作者在本章给出 minor feelings 的正式定义，并说明它与文学形式的关系：这类情绪在持续中累积，缺少戏剧性转变，因而更适合连载性的体裁——图像小说、系列诗、分节随笔——而那种以个人成长和自我救赎为骨架的小说会漏掉它。她举 Claudia Rankine 的《Citizen》为例，说明作者如何在书末逐年追加被警察杀害的黑人公民姓名，以同时记录记忆和"变化不够快"这一事实。

The End of White Innocence：童年、纯真与羞耻

这个章节从作者的童年写起。她回忆自己在白人儿童的世界外长大，用"侧视"（looking sideways）这个词描述自己观看童年的方式；它来自学者 Kathryn Bond Stockton 关于酷儿儿童与有色人种儿童"横向成长"的论述。她对比自己与白人同学的家庭生活，并批评《麦田里的守望者》里的 Holden Caulfield——一个她无法认同的、舍不得长大的富裕白人男孩，因为她只想尽快把童年过完。

她把"童年即纯真"的想象追溯到 19 世纪，认为 William Wordsworth 的诗作把儿童塑造成更接近神的存在。她随后分析 Wes Anderson 的《月升王国》：影片设定在 1965 年的虚构海岛，片中没有任何非白人角色。1965 年正是民权运动流血冲突、哈特-塞勒法案放宽移民限制的一年，也是白人占美国人口 85% 的最后一年。她引用 Lauren Berlant 的"屏幕记忆"（screen memory）概念，把这种怀旧描述为遮盖早期不平等的记忆。

她引用学者 Robin Bernstein 在《Racial Innocence》中的研究：黑人儿童在历史上被"排除在童年之外"。Bernstein 用《汤姆叔叔的小屋》中 Little Eva 与 Topsy 两个角色说明，只有白人儿童被承认为儿童，黑人儿童被视作"滑稽地对痛苦无动于衷"，这种看法为奴隶主拆散母子提供了理由。

作者由此转入羞耻的讨论。她区分自己经验到的羞耻与文化意义上的"丢脸"，认为前者是政治性的：意识到互动背后的权力结构，以及自己作为受辱者或施辱者的位置。她回忆了母亲让她穿印有 Playboy 兔子图案的 T 恤去上学、她因此被高年级学生嘲笑却不知原因的经历，以及她祖母被白人小孩踢倒、父亲下车追讨道歉未果的一幕，还有一句"我不给 chink 开门"的辱骂。她把这些事件作为证据，说明种族创伤多以日常累积的形式存在，媒体在报道仇恨犯罪时更容易聚焦可见的标语和涂鸦，而忽略期待伤害的压力本身。

章节末尾处理 2016 年"白人的眼泪"。她引用 Samuel R. Sommers 与 Michael I. Norton 2011 年的调查：白人报告"针对黑人的偏见"减少时，报告"针对白人的偏见"反而上升，仿佛种族主义是零和游戏。她列举当时的对照：总统历史上有且仅有一位非白人，国会约九成由白人构成，白人家庭净资产中位数约是黑人家庭的十几倍，白人仍认为反白人偏见更严重。她引用 Damon Young 在 The Root 的分析，把白人眼泪与南方败者拒绝承认黑人自由、以及 63% 白人男性投票给特朗普联系起来。

Bad English：语言、阶级与"说在近旁"

作者回忆自己六岁甚至七岁才说流利英语，英语在童年里与紧张和随时可能出错的暴露感相连。她在教会野营时被人用机械铅笔在日记本上写下"Ketty, go home"。她自称收集"坏英语"——Engrish.com 上误译的标语、T 恤与菜单——并把其中的句子偷进诗歌，比如"我吃他的时候感到一种幸福"。她认为"坏英语"是她的遗产，并引用 Nathaniel Mackey 关于"名词他者"与"动词他者"的区分：前者是权力与排斥，后者是艺术上的创新，而她的做法是把英语吃进去、让它变成自己的语言。

她把英语描述为扩张中的通用语，并写出英语对韩语的侵蚀：在首尔读招牌时，她认出 liposuction 的韩文转写；有朋友告诉她，年轻人说"我爱你"更愿意用英语。她写到母亲的英语在美四十余年仍很有限，她从小替母亲面对白人店员，为的是抵消对方脸上居高临下的表情。她也承认自己会对带口音的接线员不耐烦，把这个矛盾一并写出。

关于跨族群写作，她引用 Trinh T. Minh-ha 的"说在近旁"（speak nearby）：承认自己与所写对象之间的差距，不替对方代言，留下空隙让读者进入。她说自己选择分节随笔这种形式，正因只能这样接近亚裔美国经验。她分析 Wu Tsang 的纪录片《Wildness》：影片记录洛杉矶 Silver Platter 酒吧的拉丁裔跨性别社群，Wu 在那里办每周派对，后来派对改变了酒吧生态，Wu 因内疚而停办。作者借此追问艺术家的善意与内疚的边界，以及阶层差异——她回忆母亲不让她与墨西哥裔朋友玩耍，她转述了那句"我不能和你玩因为你是墨西哥人"和朋友的回答"但我是波多黎各人"。

章节以她引用 Jess Row 在《White Flights》中的说法收束：美国最大的失败是无力想象共同生活的样子。她追问自己能否诚实写出自己受过的伤害，同时承认自己伤害过别人，且不以内疚换取对方的原谅。

An Education：友谊、艺术教育与诗歌转向

这个章节以作者在缅因州艺术夏令营认识的 Erin 为主线。两人后来在 Oberlin 学院重逢，又加入第三位朋友 Helen。三个亚裔女学生组成的小团体在艺术系被同学称作"Twins"，大家分不清她们；作者说能感到"自我被模糊进她们"。她写 Erin 的极简装置艺术与对空间的直觉，写 Helen 对美的执念与对时间停滞的渴望，也写三人长时间在食堂讨论艺术、把友谊本身当作创作场地的日常。

Helen 的经历占据章节中段。她患有精神疾病，尝试自杀，长期在崩溃边缘。作者记述 Helen 吞药住院、在首尔接受一位沉默的西方式分析师的咨询、她抄写作者的诗放进自己的装置展览等事件。Erin 在写作过程中要求作者删去关于她家庭悲剧的段落，作者照办，并把两人的争论原样写进正文：Erin 认为女性艺术家一旦暴露私事，作品就会被自传吞没，而作者坚持写作者无法不取用他人的生活。

艺术教育部分写到 Athena Tacha 的素描课：作者意识到作品好坏由别人的判断决定，与她的努力不成正比。她最终放弃视觉艺术，转向诗歌。Myung Mi Kim 的诗歌工作坊给了她方向——Kim 告诉她不必模仿白人诗人，也不必把经验翻译成白人读者容易消化的样式，并让她从最早的语言记忆写起。作者说 Kim 是第一个明确告诉她"晦涩可以是政治行为"的老师。

这一章交代了她的写作观来源：一个由少数族裔师生组成、把种族与审美同时当回事的环境。她把自己大学时代归入 1990 年代多元文化主义的尾声，举 1993 年惠特尼双年展为例，说明那批激进艺术政治后来被"后种族"叙事迅速盖过。她承认毕业后三人各自进入职业、不断被低估，而那段友谊教会她"要求自己首先是艺术家"。

Portrait of an Artist：Theresa Hak Kyung Cha 之死

这个章节写另一位韩裔艺术家 Theresa Hak Kyung Cha。Cha 于 1982 年出版实验作品《Dictee》，该书混合回忆录、诗歌、论文、图表与摄影，以九位希腊缪斯命名章节，记录朝鲜半岛历史与母亲、殉道女性的故事。1982 年 11 月 5 日，Cha 在纽约 Puck 大楼被保安 Joseph Sanza 强奸并杀害，尸体被弃在离家不远的停车场。Sanza 是佛罗里达州通缉的连环强奸犯，Puck 大楼雇用他仅因"他懂英语"；Cha 认识他，这被认为是杀人动机。

作者追溯案件与审判过程。Sanza 前两次审判分别因上诉法院认定证据不足、检方提及不可采的测谎结论而失败或流审；第三次审判中，前女友作证他承认"杀了人"，陪审团不到一小时作出有罪判决。Cha 的家人后来亲自在 Puck 大楼地下层找到犯罪现场，作者引用了哥哥 John 的叙述——包括母亲的梦、妹妹 Bernadette 的预感，以及那个标着 710 的门柱。

她调查发现，媒体几乎没报道这起强奸杀人案，只有《村声》一则简短讣告；学者在讨论《Dictee》时普遍回避 Cha 的死因，更少有人提及强奸。她采访了 John Cha 与友人 Sandy Flitterman-Lewis，查阅法庭记录，把案件细节与 Cha 的遗物写进章节。她同时引用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的数据：21% 到 55% 的亚裔女性经历过肢体或性暴力，另一些调查给出的数字更低，有的因样本过小把亚裔女性排除在外。她指出这类数据相互矛盾，她难以完全信任。

她反思沉默的来源：对家人的尊重、避免公众注意力离开作品，也包括她自己的犹豫——她承认自己在写评论时打出"强奸"又删掉。她引用 Flitterman-Lewis 的判断——如果 Cha 是上西区的年轻白人艺术家，这起案件会登上头条——并坦承自己说出这个判断时会被当作阴谋论者。她也写出 Cha 生前的样貌与作品，包括一段她穿插在妹妹头像视频里的自拍画面，作为这一章的收束。

The Indebted：感激、债务与"我们一直都在"

最后一个章节围绕"负债感"（indebtedness）展开。作者对比感激与负债：感激摊开在当下，负债则盯着未来，把好运当作要分期偿还的贷款。她称自己作为女儿出生便背负了"替代死去的儿子"的亏欠，而"心怀感激的亚裔移民"恰好构成理想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她写自己对这本书的态度：这本书同样"忘恩负义"，因为她拒绝向这个国家偿还感激。

她以 Yuri Kochiyama 的生平展开亚裔美国激进传统。Kochiyama 生于 1921 年的日裔家庭，珍珠港事件后父亲被捕，全家被送进阿肯色州的集中营。战后她搬到哈莱姆，从黑人同事那里第一次了解美国的种族历史，成为民权活动者；1965 年 Malcolm X 遇刺时她在现场托住他的头。她参与监狱权利改革，1977 年参与占领自由女神像的行动，1988 年推动日裔美国人获得正式道歉与赔偿。

作者梳理"亚裔美国人"一词的起源：1968 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创造这个词，作为受黑豹党与反殖民运动启发的政治身份。她引用 Chris Iijima 的话，说明这个标签起初"标记一个人相信什么，胜过标记他是什么"，也承认自己大学时代对这段历史无知，一度接受"身份政治已过时"的说法。

作者接着处理韩国与美国的关联：1945 年两名美国军官在 National Geographic 地图上任意划出三八线；朝鲜战争期间美军在朝鲜半岛投下的炸弹与燃烧弹超过太平洋战争期间对日本的总量；随军外科医生 David Ralph Millard 发明双眼皮手术，先在韩国性工作者身上试验。她写到韩国参加越南战争：朴正熙政府称这是"对自由世界历史债务的道德偿还"，派出三十余万士兵；她引用 Hà My、Bình Hòa、Binh An 等村庄的平民死亡数字（135 人、430 人、一千余人），并注明总数约八千、像所有战时平民伤亡一样不精确。

章节结尾回到个人立场。她仍对先前的活动者、对 Cha、对父母负债，但拒绝用私密化的生活偿还。她引用艺术家 Lorraine O'Grady 2018 年的话"将来白人至上不再需要白人"，并把它与 James Baldwin 五十年前"白人男性的太阳已落"的判断并置。她提到政府计划重开俄克拉荷马州的日裔集中营设施以安置拉丁裔儿童，幸存者每天在场抗议，其中 Tom Ikeda 说"我们要做 1942 年时日裔美国人没有得到的盟友"。全书以"我们一直都在"收尾。

证据等级、反例与可迁移的知识

作者在书中给自己划出若干边界，这些限定应随内容一起被读到。她自称"不可靠的叙述者"：在 Iowa 指甲店的段落里，她承认自己可能把不安投射到那个越南裔男孩身上，甚至无法确认当时的疼痛是真实的还是想象出来的。她为日记中"Ketty, go home"等个人记忆保留了原始措辞，也保留了"我删掉强奸一词"这类自我检查的过程。

统计与历史数字上，她明确标注不确定处：亚裔女性受暴比例在不同调查间差异极大，有的调查把亚裔排除；韩军在越南造成的平民死亡约八千、数字不精确；她引用的 L.A. 暴乱伤亡（六十三人死亡中一名韩裔）与日裔集中营财产损失估算来自公开报道或估算。她的"我们"一词也带有条件：她列出自己作为东亚裔、专业阶层、顺性别女性、无神论者的位置，反复声明自己无法代表全部亚裔。

书中可被单独取用的分析工具包括：minor feelings 作为描述"感知被否定后累积的情绪"的用语；"说在近旁"作为写作或讲述他人经验时的位置；"单一声故事"与评奖体系对少数族裔写作的约束；以及"负债"与"感激"的区分，用于理解移民家庭内部"我们为你牺牲"这类说法的运作。这些工具都附带着她给出的具体案例，使用时应连同案例的限定条件一起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