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集

《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汇集了毛泽东在1925—1949年间的文章、报告、讲话、电报和指示，第五卷继续收录1949年9月至1957年的著作。前四卷集中讨论革命力量的组织、战争战略和建政方案，第五卷转入经济恢复、社会主义改造、国家建设及执政后的政治关系。调查研究、群众工作、统一战线和党的建设贯穿这些不同阶段。

本篇覆盖前四卷159篇和第五卷70篇著作。前四卷的论题先集中展开，第五卷另列部分，保留两个时期的任务差别和政策变化。第五卷的1977年编订说明、题解及政治评价，须同著作本身区别阅读。

阅读时应区别三种材料：作者在当时的判断和主张，选集编订时补入的题解与注释，以及后来发生的实际结果。正文中有政策论证、战争动员和针对具体对手的政治论战；其中的阶级称谓、敌我界定和历史评价，需要连同写作时间理解。本篇按问题归纳这些主张，不将其当作已经完成独立核验的全部历史事实。

一、四卷分别在解决什么问题

这四卷按历史进程编排，许多方法在不同阶段反复出现，但具体政策会变化。土地政策就经历了土地革命、抗日时期减租减息、解放战争时期重新分配土地，以及新区分阶段实施等调整。将不同时期的语句拼成一套永久有效的操作规则，会抹掉作者反复强调的条件差别。

二、社会分析：由经济地位判断政治关系

经济关系比身份标签更具体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革命的态度为分析起点。对于小资产阶级，作者又按生活状况区分有余裕、能够自给和生活下降的不同部分；对于半自耕农、贫农，也继续区分生产资料、租佃关系、负债和出卖劳动力的情况。

这些区分服务于一个政治问题：革命组织应依靠谁、争取谁、防备谁。作者认为，承受的压迫不同，可能失去的利益不同，对革命的需要和顾虑就不同。即便处在相近的经济位置，在革命高涨或低落时，各群体的行为仍可能变化。

《怎样分析农村阶级》把划分标准写得更具体：地主主要靠地租等剥削收入生活；富农参加劳动，同时经常取得剥削收入；中农主要依靠自身劳动；贫农生产资料不足，通常需要出卖一部分劳动力；工人则完全或主要靠出卖劳动力生活。这些是当时农村阶级政策所使用的标准，不能直接套作今天社会职业的分类。

第四卷在土地改革纠偏中强调按实际剥削关系划分成分，纠正把中农误划为富农或地主的现象。分类会决定土地、财产及政治待遇，因而分类错误会直接改变政策的打击范围。

同一群体可以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理由

《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共产党人〉发刊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判断具有两面性：它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压迫，有参加革命的可能；它又在经济和政治上较弱，同旧有关系仍有联系，并担心工农力量扩大，因此有妥协和动摇的可能。

抗日时期，作者进一步区分不同资产阶级集团、地方实力派、开明绅士和各类中间力量。合作范围根据共同反对的对象确定，合作中的冲突也须根据各方实际利益处理。政治态度可以改变，不能凭一次表态就把一个阶层永久固定在某个位置上。

三、农民运动与根据地：群众支持怎样变成持续力量

农民问题包括权力、土地和日常生活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来自对湖南五县的考察。作者将农会的发展、乡村权力变化、地租债务、地方武装、教育、合作社和公共设施放在一起观察，认为农民组织起来后，原有地主绅士的政治权威被动摇，经济要求才有落实的条件。

报告列举了清算、罚款、示威、游乡和处决等激烈行动，并为革命高潮中的一些“过分”行动辩护。这部分是1927年农民革命动员的政治论述，包含强制与暴力，不能抽成一般人际冲突中的行动建议。第四卷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又明确要求禁止乱打乱杀、避免伤及无辜、给地主生活出路，体现了具体政策中的边界和纠偏。

作者对群众行动也并非一概主张立即加速。在这篇早期报告中，他已经提出，破除迷信须由农民自己行动；旁人过早代替农民打掉菩萨，会给反对者留下动员群众的机会。改革的社会需要、群众自身的认识以及执行的方法，需要同时考虑。

根据地依靠一组条件共同维持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提出了几项相互配合的条件：中国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军阀之间存在分裂和战争；部分地区有此前革命动员的群众基础；全国革命形势仍在发展；有相当力量的正规红军；党组织有力量且政策适当。

《井冈山的斗争》又把这些条件落到具体处境：给养、盐布药品、医院、地方武装、政权组织、干部、贸易以及土客籍矛盾。山地能够提供回旋空间，但不能单独养活和维持根据地。经济封锁造成的生活困难，政策对中间阶层的过重打击，都会削弱支持。

根据地的作用在于使军队获得补充、休整和群众工作的依托，并形成持续的政治组织。作者反对只求流动、招兵和扩大声势而不肯建立地方政权的“流寇思想”。部队行动得快，仍须有能够维持社会联系和日常供给的地方工作。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延续了这个思路。干部初到东北，不能把占领大城市当作全部工作；需要熟悉地理民情，帮助群众解决具体问题，培养本地干部，在适宜地区建立稳固的组织基础。

四、调查研究：结论要产生在了解情况之后

《反对本本主义》批评干部“下车伊始”就发表意见。作者要求先弄清问题的现实状态和历史过程，再判断应当如何处理。调查的目的，是认识不同群体的状况及其相互关系，为政策提供根据。

这篇文章提出的调查技术包括：

• 事先拟定大纲和细目，把一个笼统问题分解为可询问的事项。
• 找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兼顾实际经历、职业和观察角度；围绕具体问题选择参加者。
• 开讨论式调查会，对分歧继续追问，避免仅凭一个人的说法下结论。
• 负责人亲自参加，自己记录，避免完全依赖下属加工过的书面材料。
• 先把一个地方或一个问题调查深入，再逐渐扩大范围。

《〈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进一步强调调查者的态度：放下架子，甘当学生。群众愿不愿意说、能不能说完整，与调查者如何对待他们有关。作者列举农民、基层干部、商人、狱吏等不同的“先生”，说明许多实际知识掌握在直接做事的人手中。

《改造我们的学习》提出研究现状、研究历史、学习理论并加以应用三个相互联系的任务。材料须系统而周密，分析须找出内部关联，不能停在现象的罗列。文中对“实事求是”的解释是：实事指客观存在的事物，是指它们的内部联系和规律，求指研究。

这里也有一个容易忽略的边界：旧调查提供的是研究方法和历史材料，不能代替新环境中的调查。作者在重印农村调查材料时，明确说明当前抗日时期的阶级政策已经变化，不能照搬十年内战时期的具体结论。

五、《实践论》：经验、理论与检验如何连接

《实践论》将认识放在人的社会活动中讨论。生产活动是基本来源，阶级斗争、政治生活、科学实验和文化活动也提供认识材料。

认识的第一阶段是感觉和印象。人接触某件事，先获得现象、局部和外部联系。第二阶段是经过思考，形成概念、判断和推理，尝试认识事物的内部关系。感性材料需要丰富并符合实际，才能支持较可靠的理论概括。

由此，文中批评两种做法。教条主义者从书本的词句出发，忽略现实条件；经验主义者固守自身的片断经历，不能把局部经验整理为对全局的认识。理论学习与实际经验需要互相补充。

形成理论后，还须将思想、计划或方案用于实践，检查能否产生预期结果。原来没有发现的条件会在执行中出现，因此计划可能需要局部修改，也可能需要整体改变。认识在某个具体任务中获得检验，并不意味着对这个领域的认识已经终结；事物继续变化，认识也要继续更新。

这套方法可以整理为：取得材料，分析联系，形成判断，实施方案，对照结果，再修正判断。文中同样承认间接经验的价值：个人不可能事事亲历，书本可以传递他人的经验，问题在于这些知识是否有可靠根据，以及能否适用于当前对象。

“实践检验”也不宜被简化为一次成功便证明一切。作者明确指出，认识受到条件和发展阶段的限制，很多时候要反复失败才能纠正。一次行动的结果需要连同当时条件和后续发展一起考察。

六、《矛盾论》：分析差异、主次和转变条件

普遍规律要在具体对象中研究

《矛盾论》把事物内部的矛盾看作发展的根据，把外因看作变化的条件，强调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它同时要求考察一事物与周围事物的联系，不能只从孤立对象寻找解释。

矛盾具有普遍性，各种矛盾又有特殊性。不同对象、同一对象的不同发展过程、同一过程的不同阶段，以及矛盾双方各自的位置，都需要分别研究。一般原理只能提供指导，无法直接给出每一个具体问题的答案。

书中多次用国共关系说明阶段差别：第一次合作、分裂后的土地革命战争、第二次合作抗日，组织名称虽然相同，关系和任务已经改变。忽视这种变化，旧办法就会在新环境中失效。

主要矛盾与矛盾主要方面是两个层次

主要矛盾，是一个复杂过程中规定或影响其他矛盾的那一组关系。矛盾的主要方面，则是同一矛盾内部起支配作用的一方。前者帮助确定工作的重点，后者帮助判断事物当前的性质和力量配置。

抗日战争中，中日民族矛盾居于主要地位，并不使国内阶级矛盾消失；它改变了处理这些矛盾的顺序和方式。联合某些地主、资本家抗日，与工农利益的改善，在特定政策中需要协调。

抓主要矛盾也不等于放弃其他工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用“弹钢琴”说明：要有中心，还要照顾与中心关联的其他方面，各项工作需要配合和节奏。

转变必须说出条件，对抗要区别处理

文中所说的矛盾同一性，包括双方互为存在条件，以及在一定条件下向相反方面转化。作者特别反对把现实的转化与神话中的任意变化混为一谈：能够怎样转化，要有具体根据。

对抗在文中被规定为矛盾斗争的一种形式。矛盾是否采取公开对抗、能否通过教育和批评解决，须看它的性质及发展。对于党内能够改正错误的同志，应留有觉悟和改正的机会，不能把一切分歧都按敌对冲突处理。

七、战争战略：把全局判断落实到局部行动

战争经验需要经过条件检验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区分一般战争、革命战争和中国革命战争。苏联内战、北伐战争或外国军事条令的经验，都要结合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地形、兵力和群众条件使用。

作者将战略界定为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战役和战术则处理局部。局部胜利的数量不能单独决定全局成败：有些战斗虽胜，却消耗了无法补充的力量，或使部队落入不利位置；有时暂时退出一地，反而能够保存力量并获得下一阶段的主动。

指挥的过程被写成一条认识链：侦察材料，辨别真伪，联系敌我情况，作出判断，定下决心和计划，执行中继续检查并修正。战争双方都在行动，又彼此保密，因此无法完全消除不确定性；要求是把握有决定意义的情况，减少可以避免的错误。

积极防御包含退却与反攻

书中所说的积极防御，是为反攻创造条件的防御。面对优势进攻，战略退却可以保存军力，并争取有利地形、群众支持、集中兵力、发现对方弱点、使对方疲劳或暴露错误等条件。

退却终点须联系全局决定，也要考虑人民的承受和解释工作。它既不能退得毫无目标，也不能因为害怕一时丧失土地，就在不利条件下被迫决战。

作者对反攻第一仗提出三个要求：有取胜把握；有利于整个战役展开；能够接上下一战略阶段。初战的位置、对象和时机，决定着后续行动是否容易展开。

集中力量与分散行动各有任务

集中优势兵力，是为了在整体劣势中形成局部优势。书中反复强调集中力量打敌军一部，避免平均分配力量，以致各处都不能形成决定性的结果。

但游击活动、群众工作、警戒和牵制，又需要分散力量。集中和分散须围绕任务变换：集中用于战场上的决定性行动，分散用于扩大活动范围和建立社会联系，转移用于改变不利态势。绝对集中或绝对分散，都不符合书中的实际主张。

原文的“歼灭”包括击毙、击伤和俘虏；《论持久战》又把“消灭敌人”解释为解除武装、剥夺抵抗力。它与屠杀已经放下武器的人有区别。优待俘虏既是纪律要求，也服务于瓦解敌军和补充自身力量。

八、《论持久战》：时间怎样转化为力量

持久的根据来自多项条件的组合

《论持久战》同时反对“中国必亡”和“中国速胜”两种判断。前者只抓住敌强我弱，后者夸大局部胜利和有利条件。作者要求比较军力、经济力、政治组织、国土人口、战争性质和国际关系。

日本当时在军力、经济力和组织力方面占优势，但国土、人口和资源规模有限，其侵略战争会遭到抵抗；中国力量较弱，却有广大国土、人口和回旋余地，存在发动人民、增强组织和争取国际援助的可能。

这些因素的作用有强弱和先后之分，不能按“有几个优点、几个缺点”作简单加减。在战争初期，日本优势已经能发挥，中国的潜力尚未充分转化为现实力量，所以不能速胜；但优势与劣势有变化的可能，战争也就不必然以中国灭亡告终。

三阶段是有条件的趋势判断

作者提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明确说这是一种供战略指导使用的轮廓，具体事实将比轮廓丰富，轮廓也会由事实校正。

相持阶段尤其依赖持续的建设：组织敌后游击战争，改善政治动员，发展生产，训练军队，争取国际支持，并防止内部瓦解。时间本身不会自动增加力量；组织和补充跟不上，延长战争也可能增加自身困难。

这里有两个尺度：在战略上准备长期坚持，在具体战役和战斗中争取有利条件下的迅速解决。长期目标需要一系列有成果的短期行动支持，不能把持久理解成每次行动都拖延下去。

决战须与力量对比相配合

文中区分有把握的局部决战、无把握的局部决战和赌上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对前者应积极争取，对后两者须谨慎乃至避免。军力保存、政治动员和后续补充，应同一次战斗的得失一起计算。

“兵民是胜利之本”也有具体内容：官兵关系、军民关系、人民生活、参军动员、供给和情报。书中反对仅把群众看成物资与兵员的来源，提出尊重人民、尊重士兵和尊重俘虏人格的基本态度。军事行动背后，需要维持能够承受长期战争的社会关系。

九、统一战线：扩大合作，同时保有独立能力

《〈共产党人〉发刊词》把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概括为三个主要方面。统一战线用来团结可以共同斗争的力量，武装斗争在当时中国条件下承担夺取和保卫政权的任务，党组织负责把政治方向和各种力量协调起来。

书中反复纠正两个极端：把一切合作都看成危险，便会孤立自己；为了合作放弃思想、政治和组织的独立，则会失去自身的行动能力。所谓独立自主，是在共同任务允许的范围内保有主张、组织和执行能力。

对不同合作对象设置不同目标

《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将当时的力量区分为进步、中间和顽固三类，要求发展进步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对顽固派既争取合作又反对其压迫。

争取中间力量有三个条件：自身有相当力量，尊重对方利益，在斗争中能取得实际成果。合作不能只靠善意声明，更不能要求所有伙伴具有完全相同的认识和行为习惯。

“三三制”是这个原则在抗日根据地政权中的具体安排：共产党员、非党左派进步分子、中间派各占大约三分之一。文中强调这是真实的合作政策，不能敷衍；领导要靠政策和工作说服别人，不能依赖人数垄断和军队在手而包办一切。这个比例也被说明为大体规定，实施须顾及当地情况。

斗争应有边界和结束条件

抗日统一战线中的“有理、有利、有节”，在原文中分别对应自卫、胜利和休战原则：不无故挑起冲突；不作没有准备和把握的斗争；一次进攻被打退后，适时结束冲突，恢复可以继续合作的状态。

第四卷关于重庆谈判的论述延续了这种多方面考虑。谈判可以争取和平、获得公众支持并明确各方责任；协议的签订还需要执行条件。作者将书面协议、实际力量和对方后续行动区别开来，并准备谈成与谈不成两种情况。

十、土地改革：分配目标、联盟边界与生产后果

土地问题贯穿四卷。它关系农民生活，也关系革命力量能否取得最广大农村人口的支持。各阶段的具体办法却不能混用。

第四卷用了相当篇幅纠正土地改革中的错误，具体涉及阶级划分、财产处置、人身安全和生产恢复。

首先，要团结中农。已经分得土地、生活改善的贫农会变成中农，政策须承认这种变化。不能机械地以原先身份安排领导，更不能为了平均而侵犯中农土地财产。

其次，按经济关系划分阶级，防止把没有剥削或剥削很轻的劳动者划入打击范围。对误划者应改正，能够退还的财物应退还。

再次，土地改革针对封建土地关系，工商企业要另行处理。即使地主富农经营工商业，也不能一概分掉生产资料。官僚资本、民族工商业和小生产者，应作区别。

同时，书中要求严禁乱杀和刑讯，经过规定的审理与批准程序处置严重犯罪，给一般地主分配生活和生产所需的土地，使其能够参加劳动。制度的改变和个人的生存出路需要分开考虑。

最后，分地以后要确立地权、调整税负、准备种子肥料、组织互助并恢复生产。《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甚至把这些安排列为一个完整工作过程。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是土地改革的直接经济目的。

十一、经济工作：供给来自生产，动员不能耗尽民力

财政必须有经济基础

《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我们的经济政策》和《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都强调，战争不能使生产被无限期搁置。粮食、布匹、盐、药品和运输，直接影响军队作战和人民是否愿意继续支持。

只盯着收税、节支和筹钱，不能持续解决供给问题。政策需要帮助人民增加产出，使人民能够在承担公共负担后仍改善生活。反过来，只谈减轻负担而不考虑战争的实际需要，也会使根据地失去维持条件。

“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公私兼顾”“军民兼顾”，因此包含了一项实际约束：公共机构不能通过无止境地索取来维持自身；机构人数和开支必须与社会负担能力相适应。

自力更生包含组织生产和合理分工

抗日战争困难时期，机关、学校和部队参加生产，是在封锁、财政困难和分散游击环境中的安排。作者明确说明，这种形式在其他历史条件下可能不合理，不能永久化为任何军队或机关的普遍制度。

生产自给的程度也有区别。较稳定地区可以承担较高比例，前线和游击区则按战斗任务、土地及劳动力条件确定。部队集中作战时，更须由后方提供物资，不能一味要求自给。

《组织起来》将群众已有的变工、换工和互助经验加以整理，要求遵守自愿和等价原则。在当时，这些组织建立在个体经济和私有财产基础上，须同后来的集体化阶段区别。合作的成立要看能否提高效率和切实满足需要，不能仅有形式或由干部包办。

管理城市以后，生产成为中心任务

《再克洛阳后给洛阳前线指挥部的电报》要求入城后保护企业、学校、医院和生产资料，先解决秩序、粮食、燃料等问题；查清官僚资本的界限，利用原有技术和管理人员，不能把农村斗争方式搬入城市。

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把工作重心转向城市，要求从接管第一天起抓生产恢复。政权、工会、宣传、教育等工作需要围绕生产建设展开。若企业停顿、工人失业、人民生活下降，军事上的胜利也不能自动保证政权稳固。

报告对经济成分作了区分：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同时存在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对私人资本既有限制，也允许其在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范围内发展；限制得过死与完全不加限制，都被视为错误。

十二、组织和领导：把政策变成能够执行和纠正的工作

领导和群众之间要有往返

《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提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将分散意见通过研究整理为系统意见，向群众解释并付诸行动，再由执行结果检验，重新集中经验，继续改进。

这个过程同时包含倾听和判断。书中批评“群众要怎样办就怎样办”的笼统提法，因为少数人的意见可能被冒充为多数人的意见，群众中也会有需要解释和纠正的认识。另一方面，干部自己理解某项政策，也不能据此认定群众已经理解并愿意执行。

一般号召必须结合个别指导。领导者要选择少数单位深入推动，发现政策实施中的实际困难，取得经验后再指导更多单位。没有这种具体接触，普遍号召容易停留在会议和文件中。

组织需要骨干，也需要多数人的参与

文中把群众大致区分为积极、中间和较落后的部分，主张团结积极分子形成骨干，再带动其他人。只有少数干部忙碌、群众没有行动，工作不会稳定；只有热情而无有效组织，行动也难以持续。

干部工作包括识别、使用、培养、检查和照顾。识别须看长期工作，不能只凭一时表现；委托任务后要提供指导和检查；对于能够改正的错误，应帮助改正；生活、疾病和家庭困难也应得到关心。

外来干部与本地干部、军队干部与地方干部、老干部与新干部都需要互相学习。通常处于主要领导位置的一方，要承担更多改善关系的责任。外来者的组织经验不能代替本地人对社会关系和具体情况的了解。

集体决定与个人负责要同时成立

《关于健全党委制》针对个人包办重要问题、委员形同虚设的现象，要求重要事项经过集体讨论，形成明确决定，再分别执行。复杂和有分歧的问题，应在会前沟通；会议不能过多过长，也不能沉迷细小事务。

《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将这些要求具体化：

1. 把问题公开摆出来讨论，避免背后议论和长期悬置。
2. 互通情况，让成员在较一致的信息基础上作判断。
3. 不懂的事情向下级请教，对其意见作分析后采用或解释。
4. 明确中心工作，兼顾配套任务，持续抓落实。
5. 胸中有数，了解基本统计、比例和分类界限。
6. 会前通知议题并准备材料，文件和发言简明扼要。
7. 团结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克服骄傲和歌功颂德。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则规定负责人亲自作定期综合报告，重点报告动态、问题、争论和解决办法。统一领导需要真实而及时的信息，不能只报技术性进度或等损失发生很久以后才算总账。

十三、批评、学习和写作：纠正工作的办法须能落实

《整顿党的作风》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分别联系到学风、党风和文风。前者使人脱离实际，宗派主义妨碍组织内外的团结，党八股则使空洞意见披上似乎严整的表达形式。

《反对自由主义》集中批评熟人之间不讲原则、背后批评、明知问题却不负责、工作敷衍以及知道自己错误而不改等组织行为。这里的“自由主义”是该篇对这些行为的特定称谓，不宜直接替代政治哲学中所有自由主义学说。

《学习和时局》要求检讨历史错误时分析环境、内容和思想根源，避免只追究个人、不给人改正机会。批评的目标是弄清思想、改进后续工作并团结能够共同工作的人。

《反对党八股》对于表达有很具体的要求：文章要有实际问题和材料，要分析事物的内部联系，要让对象能够理解，写完须反复检查并删去可有可无的内容。篇幅应由任务和材料决定；短而空同样无用。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文艺工作的中心问题规定为“为谁服务”和“怎样服务”，强调深入工农兵生活，理解接受者的语言和经验，并讨论普及与提高的关系：提高有赖于已有的群众文化基础，普及也应得到较高水平创作的指导。

同时，这篇讲话明确提出文艺服从政治、政治标准居于第一位等主张。理解其关于读者、语言和生活经验的见解时，应保留这一政治前提，不能将全文改写成纯粹的创作技巧。文中也反对只有正确政治口号而缺乏艺术力量的作品，要求政治内容与艺术形式相结合。

十四、建政方案：联合的范围、国家权力与经济建设

《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提出，中国革命要先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再向社会主义发展。作者认为，当时中国经济落后、社会构成复杂，需要由无产阶级领导，联合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民主力量，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

政治安排包括人民代表大会、民主集中制和联合政府；经济安排包括掌握大银行、大工业等经济命脉、解决土地问题、保留和发展有益的私人经济；文化安排概括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进一步界定“人民”的阶级范围，提出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对被界定为反动派的群体实行专政。它把工人阶级的领导、工农联盟、国家军队警察法庭以及国际联合放在同一建政方案中。这是一套具有明确政治边界和强制手段的国家理论；民主权利在这套论述中同敌我分类相联系。

外交上，作者提出在平等、互利、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建立关系，同时主张当时向苏联为首的阵营“一边倒”。在书中，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并存；政治主权的独立也需要生产和工业建设提供经济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报告提醒，军事胜利后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原先熟悉的工作可能退居次位，技术、管理、金融、商业和城市生活等不熟悉的工作变得迫切。保持政权需要学会建设，也需要防止胜利后的骄傲、享乐和腐化。“两个务必”正是在这一时点提出的。

十五、第五卷的范围：建国后的建设任务与政治斗争

第五卷收录1949年9月至1957年11月的70篇著作，开篇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末篇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一时期的问题包括恢复经济、建立国家制度、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安排工业化投资，以及处理执政党同群众、知识分子和其他政治力量的关系。

这一卷的编订层次尤其需要辨认。出版说明署于1977年3月，使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表述评价建国后的历史；若干题解和注释直接给刘少奇、彭德怀等人作政治定性。这些文字属于该版的编者解释，不能混作文章写作时的原话。卷中有些讲话经过整理、节录；研究具体历史事件，还须区分当时的讲话、后来发表的整理稿和选集的编订文字。

第五卷内部也存在主张的变化。1950年的文章强调恢复生产、团结工商业者和谨慎改革；1953年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1955年集中推动农业合作化加速；1956—1957年的文章既讨论建设中的比例关系和人民内部矛盾，也记录了反右派斗争的部署。把这些文章按年份对读，可以看见政策对象、行动速度和政治界限如何改变。

十六、恢复经济与所有制改造：目标、步骤和速度的变化

恢复时期要同时考虑生产和社会承受能力

《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将1950年的财政收支接近平衡、物价趋稳，与整个经济的根本好转区别开来。作者提出三个条件：完成土地改革，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大量节减国家机构经费。

《不要四面出击》说明了这一部署的社会理由。战争结束和经济改组已经带来失业、经营困难及不满，若在多个方面同时扩大冲突，就会增加恢复经济的困难。因此，文章提出调整工商业和税收、救济失业者、给小手工业者寻找生计、安排知识分子，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等待改革条件成熟。

同年的《征询对待富农策略问题的意见》建议在新区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把防止扩大打击面、保护中农、恢复生产和稳定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联系起来。各项措施都以当时的任务和力量配置为根据。

国家资本主义被设想为过渡形式

1953年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把国家工业化与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并列。工业化提供物质基础，所有制改造则要改变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方式。

《关于国家资本主义》《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讨论了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形式。在作者的设想中，国家通过原料、订单、销售、利润分配和管理逐步改变私营企业，同时利用既有设备、人员和经营经验。1953年的谈话还强调稳步前进和合作的自愿性，承认私营工商业在供应、积累和培养干部方面的作用。

1955年的《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更突出政治控制：一方面利用工业品供应维持工农关系，另一方面依靠国家掌握的粮食和原料制约资产阶级。两类文章对合作与控制的着重点不同，应分别理解。

农业合作化的三个步骤及其检验标准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提出的组织顺序是：互助组、以土地入股和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初级社、生产资料集体所有的高级社。作者主张先改变组织方式，再逐步实现机械化，并认为这样能够扩大农业供给、农村购买力和工业化积累。

文章对合作社提出了具体要求：

• 入社遵守自愿互利，不能为了取得耕畜农具强迫富裕中农加入。
• 土地与劳动报酬比例、牲畜农具作价、还款期限、资金筹集和自留地安排，都须处理清楚。
• 建社前准备规划、干部和解释工作，建社后检查并整顿。
• 以产量是否增加、社员是否受益检验经营，防止只追求社数和入社户数。
• 发展应有停顿和巩固阶段，出现问题及时处理。

这些要求同作者推动加速的判断并存。1955年7月的报告预计1958年春约半数农户加入半社会主义合作社；同年12月《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序言已经记述六成以上农户入社，并提出提前完成的预期。1956年的讲话又把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时间进一步提前。

这组材料记录了计划在数月间快速上调的过程，也留下一个需要检验的问题：入社数量增加，能否同时证明自愿性、管理能力和生产效果已经具备？书中把若干先进合作社作为推广根据，但局部典型与全国情况仍须分别考察。组织形式变了，也还需要核对成员收入、粮食供应、牲畜状况和基层执行办法。

十七、《论十大关系》：建设中的比例、利益和权限

《论十大关系》根据多个经济部门的工作汇报展开，基本方针是调动国内外可以利用的力量服务建设。十项关系并不限于经济，也涉及国家组织、民族关系、政党关系和对外学习。

支持配套部门，才能实现优先目标

文章对重工业的论证很具体：工人需要粮食，工业需要农业原料，农村又是工业品的市场。农业和轻工业在当时条件下可以较快地积累资金。若压低这些部门的投入，即使名义上集中支持重工业，也会损害重工业的后续发展。

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同样如此。内地建设需要时间和资金，沿海已有能力可以先生产、积累并提供技术支持。建设新基础与使用旧基础可以互相促进。至于投资比例，仍需结合安全形势、项目周期和现有设备判断。

积累不能抽空生产者的生活和再生产

《论十大关系》承认，1954年部分地区受灾减产时，国家多购了粮食，造成次年春的供应紧张和不满；后来减少收购，并调整定产、定购、定销安排。这段自我检讨把粮食问题同调查不足和收购决策联系起来。

国家需要积累，合作社也需要公积金、公益金和管理费用，但每项都要有适当限度，不能希望一年做完所有事情。合作社还要同社员商量比例，在增产基础上增加收入。这里可以检验的对象是税收、采购、成本、积累和个人所得，不能只用“顾全大局”概括。

统一领导须保留执行单位的权限

文章批评中央部门经由各自系统向地方不断下令，造成“几十只手”同时干预。提出的办法包括同地方商量、区分不同部门的管理任务、给企业适当的权力和机动余地，并让省以下各级也保有合理权限。

这个主张仍以社会主义计划和党的统一领导为前提。它所处理的是计划体制内部怎样分工、分权和发挥积极性的问题；文章没有给出适用于所有时期的固定权限表，而要求持续研究和总结。

十八、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分歧的方法及其政治边界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承认，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仍然存在矛盾。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领导者与群众之间，工农及知识分子之间，都可能发生具体冲突。制度变革不会自动消除利益差别和管理失误。

对思想争论采用说服和讨论

文章区别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主张对前者实行专政，对后者主要采用讨论、批评和说服教育。其“团结—批评—团结”包含明确的起点和终点：以继续共同工作为愿望，把分歧说清，再形成能够合作的新基础。

文中明确反对用行政命令强制改变信仰、消灭唯心主义或使人相信马克思主义。科学与艺术的是非，也要经过讨论和实践检验，不能由行政力量任意规定某一学派正确、某一种风格必须独占。

对于群众的不满，文章要求检查物质需要、领导的官僚主义和沟通教育等原因。有些问题应立即解决，有些要求超出当时条件，需要解释；对造成损失的错误，要改正，不能只指责提出问题的人。

“人民”的范围与政治标准限制了这套方法

文章将“人民”界定为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同时规定辨别言论行动的六条政治标准，其中强调社会主义道路和共产党的领导。民主讨论是在这些政治边界内展开的。

因此，实际处理取决于谁被归入人民内部、谁被归入敌对范围。同一意见一旦被作出不同的政治定性，适用的方法也会改变。阅读这套主张，需要同时追问分类的根据、作决定的人以及被分类者能否申辩；仅引用“说服教育”无法说明整个处理过程。

还有一项版本事实：题解说明，该文根据1957年2月讲话记录整理、补充，于6月19日发表。因此，选集中的全文应按整理发表稿阅读，不能据篇首日期就认定每一句都是2月现场讲话的原样记录。

十九、鸣放与反右派：同一卷中的政策变化

1957年3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主张放手讨论，允许批评和反批评，强调思想改造需要长期的说理，不能靠几次会议或强制手段完成。文章还要求写作者同读者平等相处，讲分析和根据。

5月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开始将部分批评界定为右派进攻，提出让其继续表现，以争取中间力量。6月《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具体部署报纸、座谈会、大字报和组织力量的运用。7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则说明此前暂不反驳、随后集中反击的策略。

《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把这场斗争主要界定为政治斗争，争论集中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评价、道路选择和领导权。《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进一步将右派与人民的矛盾定为敌我矛盾，同时仍提出给予部分人工作和转变机会。这些文章中的宽大安排，与此前对人民内部思想争论的说明，具有不同的政治前提。

这段变化不能省略。若只摘出年初鼓励批评的话，读者会看不见后续对批评者的重新分类和组织处置；若只摘出后面的斗争策略，又会遗漏原先公开提出的讨论原则。按月份连读，才能看到言论被允许发表、被解释和被定性的全过程。

卷中对胡风、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等人的论述带有明确的指控和论战性质。它们可用来研究作者当时怎样判断政治关系、部署斗争；仅凭这些指控，不能完成对被批评者生平、动机和具体行为的历史核验。

这一卷也提供了一个方法上的反问：在《实践论》中，判断要接受实践和材料的检验；在这些政治论战中，作者又时常用阶级归属、敌我判断和对方受到的外部支持解释其言论。两者怎样具体连接，哪些判断有独立证据，哪些依赖预先设定的分类，需要逐项分析。

二十、执政后的组织问题：基层负担、专业能力与纠错

基层负担要追查上级的工作安排

《解决“五多”问题》列出任务、会议集训、公文表册、组织和积极分子兼职过多。作者将主要原因追溯到县以上各部门分头向下派任务、要材料，以及旧有工作制度没有随生产任务变化而调整。

因此，整改对象包括上级机关的发令方式和组织安排。文章要求集中清理、统一规定，到基层核实，并把农业生产作为判断农村工作是否适当的依据。若会议和报表持续挤占生产时间，单靠要求基层提高效率无法解决问题。

《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还提出，布置任务必须同时交代政策界限和工作作风，处理群众来信应成为了解下情、追查违法行为的入口。这把干部责任延伸到了任务完成的方式及其对群众的影响。

组织目标须顾及人的具体处境

《青年团的工作要照顾青年的特点》讨论了学习、劳动、休息、娱乐和身体成长之间的关系，反对把青年的负担照成年人的标准安排，也反对以少数积极分子能达到的标准要求所有成员。

《加快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面要求提高组织程度和劳动生产率，一面批评集中生产时撤去过多修理服务网点，要求保存传统手艺、名牌和老艺人的技能。组织规模扩大以后，仍须检查是否便于服务群众、是否损失原有技术。

政治领导需要具体业务知识

第五卷多次要求领导干部研究技术、财政、生产和经营管理，到工厂、合作社、商店、学校了解实际情况。《做革命的促进派》提出“又红又专”，承认只讲政治而不懂业务不能完成建设任务。

文中对专家知识的需要，同对知识分子的政治改造要求并存。专业能力如何被采用，意见是否能得到充分讨论，仍受到政治关系的影响。书中关于集体领导、调查研究、互相监督和容许纠错的主张，也要连同实际决策权限一起阅读，才能判断它们在具体情境中能发挥多大作用。

二十一、读这些文章时，怎样核对判断的有效范围

五卷中的判断有不同性质：有一般方法，有特定时期的政策，有对未来的预测，也有为动员和论战而作的强烈表达。把这些混成一类，会看不见作者实际怎样修正意见。

几个例子值得对照：

• 《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早期对直接殖民统治下建立红色区域的判断，注释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新情况作了补充，说明作者的观察已有改变。
• 《新民主主义论》关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两大阵线之间选择的判断，注释记录了作者1958年对部分民族主义国家中立道路的修正。
• 《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初始部署，与注释所记战役实际发展的规模和步骤并不完全相同。它展示的是计划在形势变化中扩展，不能把起初电报读成对全过程的精确预告。
• 《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原拟优先处理塘沽等点，注释记录的实际攻击顺序与结果存在变化，仍需分别看计划和执行。
• 《关于情况的通报》等文曾预计约五年打倒国民党统治，《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在新的力量对比形成后，明确缩短了预期时间。

书中关于欧洲战争、美国、苏联以及资本主义发展前景的论述，也应标明是当时的判断。某个政治预测不能仅凭作者的确信程度就当作事实；随篇注释提供了哪些修正、没有覆盖哪些后果，都应看清。

二十二、可迁移的方法及其边界

以下是依据原文归纳的阅读用法，离开原有战争和政治环境后，仍需重新检验适用条件。

先查情况，再定办法。 了解问题的现状、历史、有关人员和资源，核对相互矛盾的材料。对现象能否给出解释，比能否引用一句名言更能检验理解程度。

分清全局目标和局部成绩。 判断一项行动是否有价值，要看它对后续行动、资源补充和总体目标的影响。赢下一次争论、完成一个局部指标，都未必意味着整体工作改善。

确定重点，同时检查配套条件。 主次安排帮助集中力量；人员、供给、信息和合作关系又会限制执行。重点工作需要其他环节支持，不能因为强调重点而放任配套工作失效。

让计划接受执行中的检验。 事先说明判断依据、成功条件和可能困难，执行中持续收集变化，必要时调整。对未来的总体判断和对某个日期、地点的具体预测，可信程度可能完全不同。

用真实利益维持合作。 团结需要共同任务、可以履行的安排和对伙伴利益的尊重。独立能力有助于合作持续，合作也不要求所有参与者拥有相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

将纠错落实到程序。 调查、会前准备、集体讨论、分工负责、定期报告、公开批评和事后调整，分别处理不同环节的问题。只宣布重视实事求是，却没有让坏消息被报告、让错误被改正的工作办法，原则就难以兑现。

战争中的欺敌、消灭、敌我划分以及政治运动中的强制，均有特殊背景和后果。将日常合作对象简单类比成敌人，会违背书中对不同矛盾采取不同方法的要求。阅读这些文章，需要追问每个判断的条件、每项政策的对象，以及执行后付出了什么代价、产生了什么变化。

二十三、按问题回读的篇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