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Remnick 作为《华盛顿邮报》驻莫斯科记者，于1988年1月至1992年间在苏联进行实地报道。他站在俄罗斯议会大楼外的街垒旁观察了1991年8月政变，走入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采访了苏共高级官员，并深入西伯利亚矿区、偏远村落以及新开放的历史档案室。本提炼基于他的现场观察、当事人回忆、解密档案以及公开文件，按苏联晚期的历史事件推进与人物线索组织。
苏联体制的崩解源于意识形态神话的破灭、历史真相的曝光、民族诉求的爆发、经济的全面失序以及官僚利益集团的内斗。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试图在维持共产党统治的前提下进行有限改革，这种自上而下的政策调整意外释放了社会底层的巨大能量。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地方领导人在具体的生存困境中采取行动，最终促成了旧政权的瓦解。
历史记忆的回归构成了政治转型的起点。没有对过去七十年镇压与屠杀的彻底清算，任何实质性的民主改革都无法推进。
斯大林历史记忆与档案的解禁
1991年夏，苏联军事检察院上校亚历山大·特列捷茨基来到加里宁市郊外的白桦林，指挥挖掘卡廷惨案的万人坑。半个世纪前，内务人民委员部遵照斯大林的命令在此处决了数千名波兰军官。特列捷茨基录制了89岁前秘密警察弗拉基米尔·托卡列夫的供词。托卡列夫在录像中回忆，刽子手布洛欣穿戴棕色皮围裙和及肘的皮手套，在1940年4月每晚枪杀250名波兰军官。8月政变发生时，当地克格勃指挥官维克托·拉孔采夫命令特列捷茨基停止挖掘。特列捷茨基拒绝从命，将波兰志愿者留在营地，并在政变失败后继续挖掘工作。
利特维诺夫家族经历了斯大林时代的恐怖。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曾任斯大林的外交人民委员，每晚睡觉时枕头下都藏着一把左轮手枪。他的孙子帕维尔·利特维诺夫在精英聚集的“河滨大厦”长大。帕维尔的母亲弗洛拉发现，布尔什维克青年组织“铁木尔协会”正在训练帕维尔成为告密者，监视自己的家庭。弗洛拉找到负责该组织的克格勃军官，严词禁止儿子参与此类活动。1968年8月，帕维尔·利特维诺夫与六名友人在红场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克格勃特工殴打了抗议者并将其逮捕。帕维尔被判处在西伯利亚流放五年，随后移居美国。
年轻的档案管理员德米特里·尤拉索夫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收集被镇压者的卡片。他阅读《苏联大百科全书》，记录下在1937年至1940年间消失的将军和艺术家的名字。尤拉索夫在历史档案学院获得了一份文书工作，秘密抄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处决记录。他记录了囚犯如何被折磨、被迫喝尿以及被枪杀的细节。军队征召他入伍后，军官没收了他撰写的关于卡冈诺维奇兄弟的手稿。尤拉索夫后来在最高法院档案室找到工作，在告密者举报并导致他被解雇前，他已经整理了十万个名字。
戈尔巴乔夫在面对历史罪行时表现出犹豫。在1987年纪念十月革命七十周年的讲话中，戈尔巴乔夫承认斯大林犯下了“真正的罪行”和“大规模镇压”。他同时赞扬了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政策。这次讲话为进一步的历史探究打开了缺口。安娜·拉林娜，被处决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的遗孀，在电视上观看了这次讲话。她在丈夫1938年面临作秀公审后，在监狱和流放地度过了二十年。1988年，苏联政府正式为布哈林平反，实现了布哈林在被捕前要求拉林娜背诵的遗愿。
保守派官员抵制历史真相的曝光。1988年3月，《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的信件，为斯大林的遗产辩护并攻击自由派知识分子。该报主编瓦连京·奇金与党内首席意识形态主管叶戈尔·利加乔夫协调了这封信的发表。利加乔夫指示各省报纸转载此信。自由派编辑们在三周内担忧审查制度和逮捕行动卷土重来。改革派政治局委员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起草了一份反驳文章，于4月5日在《真理报》发表，将安德烈耶娃的信件定性为反改革宣言。
公开性、党和国家机构与日常生活
苏联国家机器依靠庞大的宣传系统维持控制，电视是主要工具。伊戈尔·基里洛夫担任晚间新闻节目《时代》的主播长达二十年，以宣读宗教诫命般的庄严态度播报中央委员会的法令。戈尔巴乔夫利用电视塑造新形象，走入人群并脱稿演讲。国家电视网播出了信仰治疗师阿纳托利·卡什皮罗夫斯基的节目，他声称能通过电视屏幕治愈肿瘤、失明和疤痕。数百万面临阿司匹林和青霉素等基本药物严重短缺的公民，观看卡什皮罗夫斯基的节目以寻求奇迹。
“六十年代人”即在尼基塔·赫鲁晓夫解冻时期成年的知识分子，处于矛盾的地位。伦·卡尔平斯基是一名老布尔什维克的儿子，从事宣传工作并晋升为《真理报》编委。卡尔平斯基享受着权贵阶层的特权，包括使用特殊诊所和度假别墅。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卡尔平斯基使用笔名撰写了一篇地下文章，预测自由思想终将挑战苏联体制。克格勃发现了这份手稿，党组织开除了卡尔平斯基。在戈尔巴乔夫时期，卡尔平斯基作为《莫斯科新闻》的专栏作家重返公众视野，倡导民主改革。
共产党在各加盟共和国运作着庞大的庇护网络。盖达尔·阿利耶夫通过控制鱼子酱、石油和棉花黑手党统治阿塞拜疆。在哈萨克斯坦，党魁丁穆罕默德·库纳耶夫派遣一架国家专机飞行两万公里前往日本，只为给妻子采购一套茶具。在乌兹别克斯坦，党魁阿赫马德让·阿季洛夫拥有一个饲养狮子和孔雀的私人庄园，并在地下监狱中折磨反对者。莫斯科的中央政府要求提供虚高的棉花产量统计数据，地方领导人则将补贴据为己有。
贫困和生态灾难是数百万苏联公民日常生活的常态。在钢铁城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列宁钢铁厂每年排放一百万吨污染物，导致儿童患上慢性支气管炎和哮喘。在土库曼斯坦，由于棉田农药污染水源，婴儿死亡率达到每千名新生儿54.2人。在俄罗斯北部的沃洛格达地区，数千个农庄被废弃，这是强制农业集体化留下的后遗症。斯帕斯卡亚村的老妇人每天靠三卢布的养老金生活，主食只有面包、通心粉和土豆。
1989年7月，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地区的煤矿工人发起大规模罢工。矿工们缺乏肥皂等基本生活用品，在危险且陈旧的矿井中工作。罢工迅速蔓延至沃尔库塔、乌克兰和萨哈林岛。数万名矿工穿着沾满煤灰的工作服、戴着头盔，占领了克麦罗沃的主广场。罢工领袖阿纳托利·马利欣组织了绕过官方国营工会的罢工委员会。矿工们要求改善食品供应、延长假期并改善工作条件。中央政府承诺提供肉类和消费品，暂时平息了罢工，工人对共产党的信任彻底破裂。
异议人士、民族问题与波罗的海共和国
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共和国领导了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维陶塔斯·兰茨贝吉斯，一位音乐学家及立陶宛人民阵线“萨尤季斯”的领导人，采取了基于道德确定性和法律逻辑的策略。波罗的海领导人公开了1939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附加协议，证明苏联与纳粹德国勾结非法占领了他们的国家。1989年8月，数百万波罗的海公民跨越三个共和国组成人链，要求独立。克里姆林宫最初对波罗的海运动不屑一顾，地方共产党迅速将权力输给了人民阵线。
1986年4月的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催生了乌克兰的环保和民族主义运动。4号反应堆的爆炸释放了大量辐射，核电站厂长维克托·布留哈诺夫和副总理鲍里斯·谢尔比纳推迟了疏散行动，并否认事故的严重性。乌克兰共产党官员在基辅照常举行了五一劳动节游行，让儿童暴露在放射性粉尘中。政府掩盖灾难的企图摧毁了其信誉，加剧了乌克兰要求主权的呼声。
1989年5月召开的人民代表大会改变了苏联的政治生活。会议在国家电视台上进行现场直播，让民众接触到公开的政治辩论。从高尔基市流放归来的安德烈·萨哈罗夫成为民主反对派的道德领袖。萨哈罗夫要求废除苏联宪法第六条，该条款保证了共产党的垄断权力。戈尔巴乔夫频繁打断萨哈罗夫的发言并关闭他的麦克风。1989年12月，萨哈罗夫因心脏病发作去世。数万名哀悼者在严寒中排队在青年宫瞻仰他的遗体，鲍里斯·叶利钦走在送葬队伍的后方前往墓地。
军队和克格勃对民主运动表现出强烈的敌意。维克托·阿尔克斯尼斯上校在议会中组建了“联盟”派系，要求实行紧急状态并逮捕分离主义领导人。1991年1月，苏联军队和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突袭了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电视塔，杀害了14名手无寸铁的平民。军事指挥官声称他们是应一个匿名的“民族救国委员会”的请求采取行动的。戈尔巴乔夫否认下达了袭击命令。数十万莫斯科市民游行至克里姆林宫抗议，鲍里斯·叶利钦公开谴责了暴力行为。
亚历山大·门恩神父的遇害预示了保守派的暴力反扑。门恩是一位具有犹太血统的俄罗斯东正教神父，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拒绝与克格勃合作。他在莫斯科郊外的教堂吸引了大量知识分子信徒。1990年9月，门恩在前往火车站的树林中被斧头砍死。凶手拿走了他的公文包后逃离现场。记者亚历山大·明金在《星火》杂志撰文指出，这起谋杀旨在恐吓任何敢于挑战体制的人。
1991年政变与苏联解体
1991年8月17日，克格勃主席弗拉基米尔·克留奇科夫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秘密地点召集会议。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总理瓦连京·巴甫洛夫等强硬派官员一致认为国家面临灾难。他们决定阻止即将签署的新联盟条约，该条约将把大量权力从中央政府转移到各共和国。阴谋者起草了宣布紧急状态的文书，并成立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GKChP）。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在最初的犹豫和大量饮酒后，签署了接管总统权力的法令。
阴谋者代表团飞往戈尔巴乔夫在克里米亚福罗斯的度假别墅。他们切断了戈尔巴乔夫的通讯线路，要求他批准紧急状态或辞职。戈尔巴乔夫拒绝了要求，称他们为冒险家和叛徒。阴谋者将戈尔巴乔夫及其家人软禁。在莫斯科，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命令装甲师进入市区，禁止独立报纸出版和电视广播。国家电视网播放古典音乐并宣读委员会的法令，承诺恢复秩序并降低物价。
鲍里斯·叶利钦于8月19日上午抵达俄罗斯议会大楼（白宫）。他发表呼吁，宣布政变违宪，并号召举行总罢工。中午时分，叶利钦走出大楼，爬上塔曼近卫师的一辆坦克。他向人群发表演讲，敦促士兵不要将武器对准人民。数万名莫斯科市民聚集在白宫周围，用混凝土块、废旧金属和公交车筑起街垒。妇女们组成人链，阿富汗战争老兵组织了配备棍棒和黑市手枪的民防部队。
政变领导人未能逮捕叶利钦，也未能确保军事指挥官的忠诚。帕维尔·格拉乔夫将军和空军司令叶夫根尼·沙波什尼科夫拒绝支持对白宫的袭击。克格勃阿尔法特种部队的指挥官视察了街垒，得出结论认为袭击将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他们拒绝参与行动。8月20日夜间，三名示威者在花园环路与坦克纵队的冲突中丧生，计划中对议会大楼的强攻并未发生。到8月21日上午，政变土崩瓦解。军事部队撤出莫斯科，阴谋者飞往克里米亚寻求面见戈尔巴乔夫，遭到拒绝。
政变失败后，俄罗斯政府暂停了共产党的活动并没收了其资产。中央委员会总部的党内官员疯狂地粉碎和撕毁文件，以销毁他们参与政变和财务交易的证据。包括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军事顾问谢尔盖·阿赫罗梅耶夫在内的几名高级官员自杀身亡。幸存的政变领导人，包括克留奇科夫和亚佐夫，被捕并关押在水兵休息监狱。戈尔巴乔夫返回莫斯科，在最初的新闻发布会上仍为共产党辩护，随后于8月24日辞去总书记职务。
旧政权的审判与叶利钦崛起
1992年7月，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开庭审理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的法令的合法性。首席大法官瓦列里·佐尔金主持了听证会。共产党代表辩称，党实现了国家现代化并击败了法西斯主义，禁令是对政治多元化的违宪压制。由谢尔盖·沙赫赖和安德烈·马卡罗夫领导的叶利钦法律团队提交了数千份解密的政治局和克格勃文件。这些文件详细记录了党在1937年下达的大规模处决直接命令、对异议人士的镇压以及对外国政治运动的秘密资金支持。
前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和前意识形态主管叶戈尔·利加乔夫在审判中作证，为自己的记录辩护，并指责戈尔巴乔夫背叛了社会主义事业。戈尔巴乔夫拒绝作证，称审判是一场闹剧和对他的羞辱。法院最终裁定，地方共产党分支可以继续运作，但维持了对国家级党组织的禁令。这场审判在法律层面上标志着布尔什维克时代的终结。
苏联国家的崩溃催生了混乱的原始资本主义。像格尔曼·斯特利戈夫这样的年轻企业家建立了商品交易所，在几个月内积累了数百万卢布的财富。新的商业阶层在法律真空中运作，经常向列宁格勒的“慈善协会”等有组织犯罪集团缴纳保护费。曾经引领公开性运动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日益关注财富积累和消费品的社会中被边缘化。1991年12月，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解散了苏联，迫使戈尔巴乔夫退休，留下鲍里斯·叶利钦掌控克里姆林宫。
叶利钦在克里姆林宫的统治面临着保守派的强烈抵制。俄罗斯议会中，由前共产党官员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组成的“民族救国阵线”控制了大量选票。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等极端民族主义者利用民众对帝国解体和经济衰退的失落感，公开宣扬法西斯主义言论，承诺恢复俄罗斯的帝国版图并使用武力解决周边冲突。叶利钦的经济改革导致了恶性通货膨胀和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下降。
历史学家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俄罗斯议会中警告，旧体制虽然无法复辟，但俄罗斯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他指出，俄罗斯人对领土扩张的渴望和对收缩的恐惧是俄罗斯灵魂中的深层缺陷。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从美国佛蒙特州结束流亡返回俄罗斯，他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均提出批评，指责他们让数百万俄罗斯人陷入贫困。索尔仁尼琴表示，共产主义的垮台虽然值得庆幸，但俄罗斯距离成为一个正常国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