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涩的灵药：沙利度胺、"海豹儿"和拉响警报的英雄》是美国调查记者詹妮弗·范德贝斯的非虚构作品，林华翻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2月出版。范德贝斯用6年时间完成283次采访，翻阅了数千份几十年前的文件、庭审笔录和FDA档案，重构了沙利度胺从发明、推广到造成上万名畸形婴儿，再被各国召回，以及数十年后重新成为治疗药物的全过程。本书的中文名取自书名主体"苦涩的灵药"，原文书名对应"苦涩的药片"。
沙利度胺在20世纪50年代末被宣传为"自有水以来最安全"的安眠药。1962年7月，这种药被揭露在全世界造成1万多名婴儿死亡或畸形，成为医学史上最严重的药物灾难之一。发明它的德国公司格吕恩泰化学公司连续4年在世界各地出售或授权出售这种药，将近50个国家的孕妇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它。后来的估计把全球受害者总数推高到15万人左右，这个数字算上了未被报告的小产和起初没有被认定与药物有关的内脏损伤。
书的主角是FDA的医学审查官弗朗西丝·凯尔西。她1960年9月入职，被分配审查梅瑞尔公司为沙利度胺（美国商标名凯瓦登）提交的上市申请，凭对数据的怀疑把这种药挡在美国市场之外近两年，1962年成为全美英雄。范德贝斯在书中指出，沙利度胺在美国的流传范围远大于当时公众所知：梅瑞尔通过庞大的临床试验网络向全国1 200多名医生分发了至少250万片药，FDA最终只确认9名美国婴儿因国内的药试受害，而实际受害者可能多于此数。作者把"美国幸免于沙利度胺之祸"的流行说法作为全书要重新检验的叙事，追查被忽略的受害者以及这套说法付出的代价。
本书的材料与边界
范德贝斯在序言里交代了她的研究方式：对健在的各方当事人做283次采访，查阅公共和私人档案，到访过不同法院，研读数千份几十年前的文件。书中的大量细节来自庭审证词（戴蒙德诉梅瑞尔案、麦克卡里克诉理查森—梅瑞尔案、澳大利亚罗诉格吕恩泰案的宣誓书）、FDA档案、国会图书馆的弗朗西丝·凯尔西文件、哈佛的埃莉诺·卡马特文件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陶西格档案。
作者也交代了自己依据《信息自由法》申请文件的经过：她向司法部刑事司索取梅瑞尔案的记录，得到的答复是没有符合披露条件的记录；她要求FDA公开史克公司临床研究者姓名，答复拖了近3年，以可能打扰病人为由拒绝。这些地方帮助读者分辨哪些结论有档案支撑，哪些停留在推测。书中对个别细节留了余地，例如麦克布莱德的论文是否被《柳叶刀》拒绝，不同记录说法不一，作者把两种说法都写了出来。
全书按时间分成四部分，分别对应凯尔西入职初期的美国监管环境、沙利度胺被当成灵药推向市场、各国医生和记者拉响警报、以及灾难之后的追责与代价。
灵药的诞生：格吕恩泰与K17
一家肥皂厂做起了制药
格吕恩泰化学公司1946年在德国施托尔贝格成立，前身是莫伊雷尔和维尔茨两兄弟的肥皂厂。兄弟俩都是纳粹党人，战时通过强夺两家犹太人公司、使用奴工扩张业务。公司管理层对药理学和医学一窍不通，聘请的首席科学官是海因里希·米克特——前德国国防军军医，为研制疫苗曾在奥斯维辛和布痕瓦尔德给囚犯注射斑疹伤寒病毒，造成数百人死亡。公司还收留了一批前党卫军军官和医生。1948年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刑的奥托·安布罗斯出狱后，成为公司咨询委员会主席。
公司最初靠抗生素起家，但国际竞争激烈，收入停滞。米克特急于找到一种可以向外国公司出售生产许可的新分子。
K17的发现与测试
1954年春，米克特让药剂师威廉·孔茨研制利尿药。孔茨在一个碳基化合物的副产品中发现了一种白色无味分子，编号K17，即沙利度胺。它结构上近似巴比妥酸盐，却没有利尿作用。常规的"翻正反射"实验显示它不干扰动物的协调能力，跑台实验也没有显出催眠效果。格吕恩泰于是设计了一种"摇晃笼"装置：小鼠吃了药后晃动减少一半，被解释为"入睡"，尽管小鼠并没有睡着。由于无论喂多少都不杀死小鼠，公司宣称这种药没有LD50（导致一半实验动物死亡的剂量），并把它当作催眠药来卖。
公司从1954年到1955年一口气为沙利度胺申请了5项专利，却没有留下长期动物安全测试的资料。德国当局10年后索要实验数据时，公司声称资料在一次搬迁中遗失了。1955年公司提交的人体试验申请描述了对人的镇静作用，但当时还没有任何人体验数据的记录，这个矛盾在后来几十年一直受到追问。
上市与布莱修报告
1957年10月，格吕恩泰在德国推出非处方药康特甘（纯沙利度胺）和复方感冒药格力倍。那时公司已经知道受试病人出现刺痛、麻木、头晕等副作用，多名医生对药提出严厉批评，公司也没有妊娠期安全数据，仍向医生寄出20万份营销信件，宣称这种药"完全无毒"、"惊人地安全"。一份销售备忘录强调"动物实验证明本药没有毒性"。
1958年5月，妇科医生奥古斯丁·布莱修发表论文，报告370名女病人的反应，称"在母亲和婴儿身上都没有观察到副作用"。格吕恩泰把这个结果包装成沙利度胺对孕妇安全的保证，寄给4万多名医生。布莱修的实际做法是只给产后妇女开药，从来没有给孕妇开过这种药，占受试人数约一半的哺乳期母亲也只服药大约一周。格吕恩泰没有公开这些限制，经销商鹦鹉学舌般把"孕期安全"的说法传遍欧洲、非洲、亚洲和美洲35个国家的公司。1964年，布莱修本人发表声明否认给孕妇开过药，称格吕恩泰引用他的名字和报告是"不公平的，具有误导性"。
美国线：梅瑞尔把试验做成营销
波格与"医院临床方案"
威廉·S.梅瑞尔公司1958年10月从格吕恩泰拿到美国分销许可。主导者是医学研究主任雷蒙德·波格。波格此前用三种已获批的现成药组合出止吐药镇吐灵，1956年获批后成为畅销药，而这项产品只做过一次277人的临床研究，没有追踪胎儿影响。波格把沙利度胺试验交给辛辛那提妇产科医生雷·O.纳尔森。纳尔森给病人开凯瓦登，自己的试验记录松散到只剩午餐时从钱夹掏出的手写纸条，波格甚至替纳尔森代写论文，投给《美国妇产科杂志》。1960年4月，波格写信给公司副总裁，说关于凯瓦登安全性的现有证据是否充足，"专业意见存在分歧"，随后辞职。
1960年10月，梅瑞尔在辛辛那提召开"凯瓦登医院临床方案"座谈会，与会者是公司销售代表。凯瓦登尚未获批，推销员不能请医生开处方，于是公司让推销员招募医生当"临床研究者"。销售经理查尔斯·吉尔指示他们奉承医生，自称"凯瓦登特别代表"，把临床试验的分量尽量轻描淡写。公司给推销员的材料宣称凯瓦登的安全性已经确认，目标是在两个月内促成近800项"试验"。梅瑞尔同时储备了足够制造1 500万片药的原料，宣传册和印好标记的药片都已备好，只等FDA放行。
凯瓦登的申请材料
梅瑞尔1960年8月向FDA提交申请，编号12—611。申请材料承诺这种药"在超过46个国家销售"，附有37名研究者在1 589名病人身上的试验。审查官弗朗西丝·凯尔西花了好几个星期逐页阅读，找不到与这些试验对应的数据：没有受试者年龄、性别、剂量、时长，没有双盲安慰剂对照，没有药物如何被人体吸收的信息。她还注意到沙利度胺是手性分子，含一个与4个不同基团结合的不对称碳原子，申请材料对此只字未提，也没有说明试验用的是哪种构型。动物数据大多来自德国，"摇晃笼"实验她前所未闻。药盒上写的"无法确定凯瓦登的急性LD50"让她警觉：一种让人入睡的药无法让动物入睡，可能说明动物根本不吸收这种药。
凯尔西有识别这些问题所需的训练。她出生在加拿大温哥华岛，在麦吉尔大学和芝加哥大学读书，师从药理学家E.M.K.盖林，24岁拿到芝加哥大学第一个药理学博士学位。1937年万灵磺胺酏剂导致71名成人、34名儿童死亡后，她参与盖林调查组，通过动物实验确认罪魁是防冻剂成分二甘醇。她还为《美国医学会杂志》审稿多年，养成了逐行核对数据的习惯。
60天规则与凯尔西的拖延
按当时的法律，FDA在60天内不提出反对意见，新药就自动上市。凯尔西没有具体的医学依据拒绝凯瓦登，但她的职业判断不允许她盖章通过。前FDA医学审查官芭芭拉·莫尔顿告诉她一个法律漏洞：可以援引《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第505（b）款，以申请材料"不完全"为由要求补充数据，重新计算60天期限。凯尔西据此一次次判定梅瑞尔提交的材料不完整，把药挡在市场之外将近两年。
莫尔顿本人1960年2月离开FDA，6月2日在基福弗参议员的反托拉斯小组委员会做证，公开批评FDA已沦为"制药业的一个服务机构"，点名要求局长乔治·拉里克辞职。她为此被列入黑名单，之后申请回到FDA被拒绝。
1960年12月，《英国医学杂志》刊出苏格兰医生莱斯利·弗洛伦斯的信《是沙利度胺造成的吗？》，报告4名病人服药后出现手脚感觉异常、腿部痉挛、四肢发冷和共济失调，即周围神经炎。凯尔西读到这封信后要求梅瑞尔提供长期用药与神经损伤关系的数据，梅瑞尔以"与海外分公司沟通不畅"为由搪塞，被凯尔西当面指为撒谎。
四处拉响的警报
德国的伦茨与舒尔特—希伦
1961年4月24日，法学学生卡尔·舒尔特—希伦的妻子林德在汉堡生下儿子扬，婴儿没有手臂。卡尔调查后得知同地区还有类似病例，经人介绍找到汉堡大学儿童诊所的遗传学家维杜金德·伦茨。伦茨的父亲弗里茨·伦茨是纳粹遗传学家，维杜金德本人拒绝"种族卫生"。两人开着一辆旧大众甲壳虫汽车在西德各地走访受害家庭，用问卷询问母亲们孕期吃过什么，发现她们几乎都服用过一种叫康特甘的镇静药。伦茨确定了关键危险期在孕前最后一次月经后的第34天到第49天之间，一片药就足以伤害胎儿。
1961年11月15日，伦茨致电格吕恩泰，坚持要求召回，对方声称第一次听说。11月18日，伦茨在杜塞尔多夫的儿科会议上公开警告。11月26日《星期日世界报》刊出报道《药片导致的畸形》，11月27日格吕恩泰宣布撤出流通，11月29日德国正式禁止出售一切形式的沙利度胺。
澳大利亚的麦克布莱德
悉尼妇产科医生威廉·麦克布莱德在皇冠街妇女医院工作。1961年5月起，他在几个月内接连接生畸形婴儿，发现这些产妇的共同点是自己给她们开过迪塔瓦（英国迪斯提勒公司的沙利度胺商标名）。他翻阅产品小册子，注意到沙利度胺是谷氨酸的衍生物，联想到另一个谷氨酸衍生物氨基蝶呤——10年前被证明会在妊娠早期导致流产。他在家中彻夜写出论文《沙利度胺和先天性畸形》，投稿《柳叶刀》。《柳叶刀》当时的编辑表示投稿记录中没有这篇论文，医院院长在1972年的信中则说论文在1961年7月13日被助理编辑拒绝。
麦克布莱德还在停车场一个小屋里用兔子和小鼠做动物实验，初期结果不理想。迪斯提勒对他的警告迟迟没有回应，直到1961年11月29日才通知他撤市，理由是收到了"来自海外的一份报告"——即伦茨的报告。
卡马特、陶西格与明茨
驻德国的美国记者埃莉诺·卡马特从管家那里听说畸形婴儿，读了《星期日世界报》后开始调查，联系上伦茨。她给《医学论坛》杂志投稿，主编马克斯·西恩让她"先放一放"。她转而说服《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记者安东尼·特里，1961年12月3日登出英国第一篇指出沙利度胺危险性的报道。她还把自己收集的数据交给美国驻波恩大使馆，科学副专员赫尔曼·钦据此写成3页报告，1962年1月送达国务院并转给FDA，但凯尔西从没看到过这份报告。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儿童心脏外科医生海伦·陶西格几乎全聋，靠读唇和手触诊。1962年1月，她从前学生阿洛伊斯·博伊伦那里听说德国海豹肢症暴发，48小时内拿到1 000美元旅行专款，2月亲自赴德国调查，走访医院并联系伦茨。她后来把情况告诉FDA的凯尔西和约翰·内斯特，5月24日在塞勒众议员的听证会上展示婴儿照片作证，呼吁新药上市前必须在怀孕动物上测试。
《华盛顿邮报》记者莫顿·明茨有个患唐氏综合征的女儿，关注卫生问题。1962年7月11日他采访凯尔西，7月15日登出头版报道《把危险药物挡在市场之外的FDA女英雄》。文章把凯尔西变成全国名人，也把沙利度胺变成政治议题。
召回与立法：1962年的转折
基福弗的听证会与法案
田纳西州参议员埃斯特斯·基福弗1959年起主持对制药业的调查。他的团队通过文件算出强的松一片药制造成本约1.567美分，卖给药店18美分，消费者付30美分，加价接近2 000%。他们还揭露FDA抗生素司司长亨利·韦尔奇两头拿钱，在担任FDA职务的同时从两家医学杂志领取总计287 142美元的"酬金"。
1961年4月12日，基福弗提交药品法案S.1552，内容包括取消60天自动批准期、要求制药商证明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法案在委员会被伊斯特兰—德克森修正案大幅削弱，1962年6月11日基福弗在参议院公开揭露白宫背后运作的"秘密会议"，直接挑战总统。转折点是7月15日明茨的文章、8月1日汉弗莱听证会上凯尔西做证说FDA"没有明确的权威来叫停研究阶段的药品"，以及肯尼迪当天记者会上公开支持新药品法、提议把FDA工作人员增加25%。
1962年8月7日，肯尼迪在白宫给凯尔西颁发杰出联邦公务员奖。8月23日，卫生、教育与福利部发布新闻稿，披露250万片沙利度胺药片在美国各地被分发给了近2万人。10月10日，肯尼迪签署《87—781号公众法》（基福弗—哈里斯修正案），把第一支签名笔交给基福弗。新法要求药品上市前必须证明安全性和有效性，临床试验须告知受试者并征得同意，FDA获准快速召回危险新药。
美国受害者的规模与调查
1962年8月，FDA派驻地区检查员追查凯瓦登的流向。梅瑞尔正式向1 231名医生提供过沙利度胺，FDA最终联系到其中1 073人，发现67人手中仍有药。8月23日FDA修正数字：至少19 822名美国人吃过沙利度胺，其中3 760名育龄妇女，624名孕妇。官方确认9名孕妇的婴儿受到伤害，其中6人在辛辛那提。FDA公布的9名受害者含2个死胎和1个出生后不久死亡的婴儿，存活下来的只有6人。这个数字此后60年没有修正过。
凯尔西在调查中发现了一系列她认为被掩盖的证据：北卡罗来纳州产科医生特伦特·巴斯比的病人产下一个脚趾带蹼、心脏有3个心室的死婴，她要求"彻查"；辛辛那提的纳尔森接生了畸形婴儿，还把数千片沙利度胺散给病人；FDA的召回调查依赖"诚信制度"，一份内部文件写道"如果一名医生说他联系了病人或将要联系病人，我们就相信那是事实"。梅瑞尔此前压下了大鼠和狗死亡的动物毒性实验数据，范·曼侬后来在证词中承认把实验结果报告给FDA是他的责任。
FDA调查还发现，史克公司1956至1957年就按与格吕恩泰的协议试过沙利度胺，把药给了67名医生，一年后以"没有功效"为由放弃，但没有公布任何结果。作者提到陶西格的信中怀疑史克早在三四年前就观察到孕妇服药导致海豹肢症，史克对此始终没有提供人体试验文件。
代价：受害者、法律与遗忘
刑事指控为何落空
1962年11月，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会议认定梅瑞尔传播了关于凯瓦登的"虚假和欺骗性"信息，非法开展了"商业活动"，决定把指控提交大陪审团。FDA在1963年7月提出指控，司法部助理部长小赫伯特·米勒却在1964年9月决定不起诉，理由是证据"不够有力、不够清楚"，梅瑞尔当时那样理解法律是"真诚之举"，并声称美国"只有一例"由母亲服用凯瓦登导致的婴儿畸形。FDA人员在驳回信的边缘写下"不对。确定有10例。可能还有另外6例。"
同一时期，梅瑞尔因降胆固醇药MER/29的虚假数据被大陪审团起诉，1964年对8项指控表示"不抗辩"，公司被罚8万美元，弗洛·范·曼侬等被控人员被判6个月缓刑。这是美国第一次有制药公司因产品误导政府被判罪。沙利度胺案本身没有导致任何刑事追究。
民事诉讼方面，到1971年美国的"海豹儿"家庭共提起13起诉讼。戴蒙德案在开庭3天后和解；佩姬·麦克卡里克案1971年6月判给250万美元，是当时加州历史上最大的一笔。多数受害家庭负担不起诉讼，法定时效不断流逝，FDA以"医学保密的传统"为由拒绝披露临床研究者姓名，也不肯把调查材料交给原告律师。
阿尔斯多夫审判的无疾而终
德国亚琛检察官1961年12月开始调查格吕恩泰。1968年5月27日在阿尔斯多夫开庭，指控9名格吕恩泰雇员，起诉书972页，检方汇集7万页证据、351名证人、29名专家，400人作为共同原告。格吕恩泰的辩护策略包括：妊娠期安全性测试在当时并非标准做法、沙利度胺没有导致海豹肢症，甚至声称这种药拯救了原本会自然流产的胎儿。维杜金德·伦茨出庭作证，却因公开批评格吕恩泰而未获法庭采信。
1970年12月18日，审判在31个月后突然结束，没有判决。首席法官对格吕恩泰发出严厉申斥，说它"缺乏道德"、"玩忽职守"，但8名被告无人坐牢。格吕恩泰支付2 700万美元给儿童、110万美元给患周围神经炎的成人，并承担约160万美元审判费用，换取未来任何刑事起诉的豁免。每个孩子平均拿到1.9万美元，约合今天的13万美元。后来的档案研究显示，格吕恩泰高层1970年下半年与联邦卫生部私下会面，可能促成了刑事诉讼的终止；一名化学研究生曾在召回前6周看到康特甘包装箱上贴着"孕妇禁用"的标签，他的声明从未呈堂。
英国的追责与各国赔偿
英国迪斯提勒公司自1958年起销售沙利度胺，至少造成400名儿童明显残疾。英国政府拒绝调查，卫生大臣伊诺克·鲍威尔拒绝见受害儿童。62个英国家庭困在民事诉讼中，按英国法律，媒体不得报道尚未开审的诉讼，沙利度胺话题因此被封在"法律茧房"里。
《星期日泰晤士报》主编哈罗德·埃文斯组建工作组，买来1万份迪斯提勒文件和三大手提箱格吕恩泰文件。1972年9月24日刊出《我们的沙利度胺儿童：国家之耻》，法院试图禁止后续报道并威胁把埃文斯投入监狱，但舆论压力下公司股东大会设立2 840万英镑的受害者基金。1979年工作组出版《受苦的孩子们》，书中确认生殖安全性实验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是大型制药公司的标准产品研究程序，推翻了肇事公司"灾难无法预见"的说法。
其他国家的情况各不相同：瑞典对阿斯特拉公司的诉讼1969年达成1 400万美元和解；日本有约300名婴儿受害，三家被告在审判开始一年后承认责任；西班牙1962年5月停售，直到2010年才承认责任并赔偿；意大利在德国召回9个月后仍在销售，约2 000名婴儿受害，2008年才给350名已知受害者发放抚恤金。到本书出版时，美国是唯一不为任何沙利度胺受害者提供支持性补偿的发达国家，理由是药片是免费分发的，没有出售。
沙利度胺的归来与新基医药
1964年，以色列医生雅各布·舍斯金给一名严重失眠的麻风病人用了沙利度胺，发现药物同时减轻了麻风病症状。1975年美国公共卫生署开始从德国进口沙利度胺治疗麻风病。1998年，新泽西州新基医药获得FDA专有许可，以"沙利美"之名把沙利度胺重新投入美国市场。
新基医药建立了一套名为STEPS的处方安全体系：开药医生和病人必须登记，女病人须出示两次阴性孕检结果，每月复查，同时使用两种避孕措施，男性服药者性交时必须用避孕套。这套安全程序获得14项专利，让新基事实上独占沙利度胺销售20年。FDA后来批准沙利度胺用于治疗多发性骨髓瘤，瑞复美（来那度胺，在沙利度胺分子上改动而成）的每月费用从2006年的6 195美元涨到2018年的近1.7万美元，仅这一种药就给新基带来超过90亿美元的年收入。世界卫生组织2003年撤回对沙利度胺治疗麻风病的支持，因为原始药效证据并不明朗，且巴西出现了新一代"沙利度胺宝宝"，当时售出的沙利美有超过90%被用于超说明书用途。幸存者对此态度不一：琼·格罗弗认为能救命的药应该被使用，但要求始终严格管控。
幸存者的重新集结
美国沙利度胺幸存者长期彼此隔绝。很多人直到成年都不知道自己残疾的原因。1987年，艾琳·克罗宁在《华盛顿邮报》发表专栏文章《我会选择我的生活》，公开怀疑自己服过沙利度胺，文章列举了约20个已知的美国海豹肢症病例。2011年，西雅图律所哈根斯·伯曼代表约45名原告对格吕恩泰、赛诺菲—安万特（原梅瑞尔陶氏）和葛兰素史克（原史克）提起集体诉讼，最终原告增至52人。
诉讼的核心争议是法定时效。2013年9月，主审法官保罗·戴蒙德拒绝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案件，允许进入证据开示阶段。2015年，戴蒙德认定其中3起索赔"没有根据，过了时效，或二者皆是"，处罚哈根斯·伯曼"欺骗和不诚实"，6名原告随后转而起诉律所。幸存者中有人因早年间向医护人员提到过对沙利度胺的怀疑而失去原告资格，有人因拿不出书面记录无法立案。
2019年11月，约20名幸存者在圣迭戈召开"美国沙利度胺幸存者大会"，主题是"不再沉默，讲出我们的故事"。C.琼·格罗弗（就是序言中那个被寄养的辛辛那提婴儿）、格温·李希曼、卡罗琳·桑普森、扎比内·贝克等人首次见面。凯尔西的女儿苏珊和克里斯蒂娜也到场。幸存者们对凯尔西保持敬意——她是唯一怀疑这种药有危险的审查官，因为她，成千上万的美国婴儿免于伤害——但同时希望公众知道，凯尔西"挡住"的药已经在美国广泛使用，而他们至今未被承认。
可迁移的认识
把这本书作为案例看，可以提取出几个具体的教训。60天自动批准规则把举证责任压在监管者身上，FDA无法证明药物有害就必须放行，这是凯尔西只能靠"材料不完全"条款拖延的制度原因；1962年法案把举证责任倒转给制药公司，要求先证明安全和有效，才可能挡住下一个凯瓦登。临床研究的知情同意、数据保留和研究者资质在这桩药害中暴露了漏洞：医生不必告诉病人吃的是实验药，无须报告出生异常，可以拒绝披露病人身份，这些漏洞被梅瑞尔和史克的销售网络利用，把"试验"变成了免费分发药物的营销渠道。作者还记录了一个机制层面的细节：梅瑞尔让销售代表而非医学部人员招募"研究者"，公司明说"不想要数据"，这解释了为何1 200多场试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可用记录。
书中对证据等级的交代值得注意。范德贝斯区分了她亲眼读到的档案、她采访到的人的说法、以及她无法核实只能并列两种版本的细节。她反复指出数字的不可靠：FDA官方9名受害者的统计把无法追溯来源的病例全部排除，作者依据庭审证词和后续诉讼认为实际数字要高得多，但她在全书结尾仍明确说，"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实际受到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