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外人》分成两部。第一部从默尔索接到母亲去世的电报开始，以他在海滩开枪杀死一个阿拉伯人为终点；第二部把他关进监狱和法庭，让检察官、律师、证人、法官重新讲述第一部发生过的事。到了审判现场，母亲的葬礼、第二天和玛丽游泳看喜剧、替雷蒙写信、海滩上的枪声，被串成一套关于“这个人究竟是什么人”的解释。
默尔索自己很少做这样的解释。他记录天气、光线、汗水、饥饿、困倦、香烟、海水、女人的身体、办公室里的时间，以及别人向他提出的问题。他会说自己愿不愿意做一件事，却很少补上社会通常期待的情感说明。母亲去世后他没有表演哀痛；玛丽问他爱不爱她，他说大概不爱；老板问他想不想去巴黎发展，他觉得在哪里生活都差不多；玛丽提出结婚，他说如果她愿意就可以。这种叙述方式让第一部显得平直，第二部则显示出另一套力量：周围的人不能接受事实只停留在事实，于是开始替他填意义。
剧透说明：以下内容涉及全书关键情节与结尾。
第一部：生活按眼前的感觉和事情发生
母亲的葬礼
小说开头，默尔索收到养老院电报，得知母亲去世。他向老板请两天假，坐长途车去马朗戈。养老院院长告诉他，母亲来这里已经三年；默尔索当初把她送来，是因为两个人在一起几乎无话可说，而他的收入也不足以请人照料。
守灵和下葬的过程里，默尔索最频繁记录的是身体感受。他坐在灵堂里，被白得刺眼的墙、灯光、咖啡、烟、困意和老人们的注视包围。看门人问他要不要看遗体，他拒绝了；看门人给他咖啡，他喝了，也抽了烟。第二天送葬时天气炎热，阳光压在路面和人的身体上，他记得汗水、皮革和马粪的味道，记得母亲生前的朋友佩雷兹为了跟上队伍一次次抄近路，也记得自己最后最强烈的愿望之一是回家睡觉。
这些细节后来全部会回到法庭。守灵时喝咖啡、抽烟、不愿看遗体、没有哭，最初只是默尔索按发生顺序记下的事实；在检察官那里，它们会成为他缺乏感情的证据。小说先让读者经历一遍没有解释的现场，再让读者看同一批事实如何被解释。
玛丽、雷蒙和一连串“都可以”
葬礼后的第二天，默尔索去海边游泳，遇到从前的同事玛丽·卡多纳。两人一起游泳、亲吻，晚上去看喜剧片，后来发生关系。星期日他一个人待在阳台上，看街上的家庭、年轻人、球迷和晚归的人群，直到一天结束。他想到母亲已经埋葬，明天又要上班，生活没有因此改变。
玛丽逐渐成为他的恋人。她问他爱不爱自己，默尔索回答这件事没有什么意义，但他大概不爱。她又问如果换成另一个女人，他是不是也会接受结婚，他说大概会。玛丽觉得这个回答奇怪，却仍愿意和他在一起。默尔索没有用“爱情”替自己的行为加一层更好听的说明，也没有因为不爱就拒绝亲密关系。
老板提出让他去巴黎办公室工作，觉得这是改变生活的机会。默尔索回答自己没有改变生活的愿望，一种生活与另一种生活差别不大。老板认为他缺乏上进心。默尔索想到自己读书时也有过野心，后来放弃学业，便明白这些愿望并没有真正的重要性。这里的冷淡并不只对爱情或工作出现；它是一种持续的反应方式：事情来到面前，他判断是否麻烦、是否愿意，随后接受或拒绝，很少把选择包装成理想。
邻居雷蒙·桑泰斯把这种性格利用了起来。雷蒙怀疑情妇欺骗自己，想先把她骗回来，再羞辱和殴打她。他让默尔索代写一封信。默尔索听完整个计划后答应，因为他觉得没有理由不帮。后来雷蒙真的殴打女人，警察上门处理；雷蒙又请默尔索作证，说女人曾欺骗和侮辱他，默尔索再次答应。
这几次答应让小说里的“无所谓”出现了后果。默尔索没有主动设计雷蒙的报复，却在没有强烈理由反对时成为计划的一部分。他的被动不等于行动没有结果：信是他写的，证词是他答应的，去海边度假的邀请也把他带到了后来的冲突现场。
同一栋楼里的萨拉马诺和老狗构成另一条很短的线。老人每天骂狗、拉狗，狗也拖着主人，两者已经一起生活多年。狗走失后，萨拉马诺开始哭，默尔索因此想到母亲。萨拉马诺随后为默尔索把母亲送去养老院辩护，说邻居们虽然说闲话，但他知道默尔索收入有限。小说没有让默尔索发表孝道辩词，却把这种旁人的理解放在了审判之前。
海滩上的五枪
默尔索和玛丽受邀去朋友马松的海边小屋，雷蒙也同行。午后，他们遇到两个阿拉伯人，其中一人是雷蒙情妇的兄弟。双方打斗，雷蒙被刀割伤。处理完伤口后，雷蒙想带着手枪去找对方，默尔索拿走他的枪，阻止他立即开枪。
冲突本来已经可以结束。默尔索后来却独自沿海滩走回泉水附近，看见其中一个阿拉伯人躺在那里。对方摸出刀，阳光从刀刃反射到默尔索脸上。叙述在这里突然变得比平时更密集：热气、汗水、刺目的光、额头的疼痛、海面的反光一起压过来。他向前迈了一步，对方举刀，光线再次打在他眼睛上，他扣动扳机。
第一枪之后有一个停顿。默尔索知道自己打破了海滩原来的平衡。随后他又向倒下的身体开了四枪，每枪之间都很清楚。第二部的预审法官会反复追问这段间隔：为什么第一枪后还要再开四枪？默尔索没有给出能让法官满意的理由。
被杀的人在小说中始终没有姓名，只以“阿拉伯人”出现。默尔索记得刀、泉水、太阳和枪声，却没有提供受害者的人生故事。文本在这一点上保持了和叙述者视野一致的空缺；提炼也不替原书补上它没有写出的身份与动机。
第二部：司法把第一部改写成人格故事
预审先从葬礼问起
被捕后，默尔索起初觉得自己的案件很简单。他的律师却很快把注意力转向母亲的葬礼。律师得知调查人员去养老院询问过他守灵时的表现，便问他当时是否难过。默尔索说自己当然爱母亲，但这类说法没有多少意义；人的身体需要常常会妨碍感情，例如疲劳会改变一个人的感觉。他还拒绝按律师建议说自己其实压抑了悲伤，因为那是在说假话。
预审法官同样执着于解释。法官拿出十字架，问默尔索是否信上帝，又追问他为什么第一枪之后停下来，再向尸体开四枪。默尔索无法给出更完整的答案。法官希望看见悔恨，默尔索说自己与其说后悔，更接近一种烦躁和厌倦。两个人使用的语言根本对不上：法官要从行为中找灵魂和悔罪，默尔索只肯报告自己确实感觉到的东西。
正式审判前，这种程序持续了十一个月。默尔索慢慢发现，案件已经不再只围绕“他杀了谁、如何杀、为什么开枪”运转。他怎样对待母亲，开始被视为理解谋杀的钥匙。
监狱让“无所谓”变成对必然性的适应
刚进监狱时，默尔索最难忍受的是女人、香烟、自由活动和海水的缺失。玛丽来探望过一次，两人隔着嘈杂的会见室说话。由于她不是他的妻子，之后便不能再来。默尔索读她的信，也逐渐习惯没有她的日子。
他回想母亲常说的话：人最后什么都能习惯。牢房里能做的事极少，他便靠记忆打发时间，从自己住过的房间开始，在脑中一件件数家具、衣服和抽屉里的东西。他甚至认为，一个人哪怕只生活过一天，之后也可以靠回忆那一天在监狱里活一百年，因为总有足够的细节可供回想。
时间因此失去原来的分界。白天、夜晚、昨天和今天混在一起，他睡得越来越多，也听见自己在牢房里的声音。小说第一部里那种对环境的适应，在这里被推到极端：自由生活时，他认为换城市、换工作没有多大差别；失去自由之后，他又发现人能够把监狱变成日常。
法庭审的是谋杀，也在审葬礼
开庭时，默尔索第一次强烈感到自己成了别人观看的对象。记者、陪审团、法官和旁听者坐在一起，彼此认识、交谈，而他像误入一场已经形成规则的聚会。证人依次出场，第一部的人和事被逐一搬进第二部。
养老院院长证明他没有要求看母亲遗体，没有哭，也不知道母亲年龄；看门人提到他喝了咖啡、抽过烟。佩雷兹无法给出能替他解围的明确证词。玛丽不得不在法庭上说，他们是在葬礼第二天开始亲密交往，当晚看的还是一部喜剧。检察官抓住这一点，把游泳、性和喜剧与前一天的葬礼并排放置。
塞莱斯特把默尔索称作朋友，认为这件事更像一场“不幸”，试图用一个普通人的善意替他说明；萨拉马诺也解释母亲进养老院的经济原因。可这些证词很难改变控方已经形成的叙事。雷蒙的出场尤其危险：检察官把代写报复信、为殴打作证、海滩冲突、携枪和后来的枪杀串成一条预谋链。
事实没有变，排列方式变了。第一部里彼此松散的日常片段，在法庭上被剪成因果关系。控方不需要证明默尔索在葬礼上犯罪，只需要让陪审团相信，一个在母亲灵前不哭、第二天去看喜剧的人，也有能力冷酷地杀人。
检察官甚至把这宗案件与第二天要审的一桩弑父案联系起来，说默尔索在道德上同样犯下了杀母之罪。到了这里，审判对象已经从海滩上的行为扩展到他是否拥有社会能够承认的“灵魂”。
连自己的辩护也把他排除在外
控辩双方发言时，默尔索注意到一个细节：律师用第一人称替他说话，好像律师成了被告本人。检察官分析他的“灵魂”，辩护律师也替他赋予性格和理由。他想插话，却被告知沉默更有利。
这种排除与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形成反差。整本书一直让读者住在默尔索的“我”里，到了决定他生死的场合，恰恰没有人需要这个“我”继续说话。别人争论的是一个由证词和社会规范拼出来的默尔索。
检察官说谋杀经过周密考虑，强调他第二次举枪并连续补射四次；辩护方则努力把他描述成普通工人。默尔索被问到动机时说，是因为太阳。法庭里有人发笑。这个回答当然不足以消除他的责任，也无法解释四次补射，却忠实于第一部的叙述方式：他能说清当时压在身体上的热、光和疼痛，却不给出一套事后整理好的心理故事。
最后，他以法国人民的名义被判斩首。法庭宣布死刑后，他最在意的声音之一是街上卖冰淇淋小贩的号角；外部世界仍按自己的节奏存在。
叙事与形式：默尔索只说自己知道的部分
《局外人》使用第一人称，默尔索却很少分析自己。他经常记录动作和感觉，把解释停在很浅的位置。读者知道他什么时候困、什么时候热、什么时候想抽烟、什么时候觉得一件事麻烦，却很少听到他把这些材料总结成“所以我是怎样的人”。
这种写法制造了持续的信息缺口。社会语言里有很多现成的句子：儿子应该悲痛，恋人应该说爱，青年应该追求前途，杀人犯应该忏悔。默尔索没有把这些句子自动接上去。别人因此认为他冷酷，读者则被迫自己判断：没有说出预期的话，究竟等于没有感情，还是只等于不愿意说自己并不确定的话？
句子的节奏也配合这种视角。第一部许多事情按先后顺序平铺：吃饭、上班、游泳、做爱、抽烟、听邻居说话。重大事件和普通事件经常使用相近的语气。母亲死亡不会自动获得比午睡更多的修辞，爱情也不会自动获得比天气更高的等级。枪杀发生时，句子却明显被太阳、汗水、刀光和疼痛挤满，感官压力突然占据整个页面。
第二部主要改变的是话语环境，叙述人称仍然是“我”。默尔索周围多了法律、宗教、新闻和道德判断的语言。别人不断要求他解释、定义、承认、悔恨。第一部的空白因此全部暴露出来：一个不主动解释自己的人，一旦进入需要解释才能被理解的制度，就会被别人代为解释。
太阳、身体与那些反复出现的感觉
太阳贯穿小说，但作用并不固定。葬礼时，阳光让送葬队伍疲惫，热气让默尔索只想尽快结束；和玛丽在海边时，同样的光、水和热带来快乐与欲望；枪杀那天，太阳与刀光、汗水和疼痛叠在一起，成为他后来能说出的少数动机之一。
这组重复让“太阳导致杀人”不能被简化成机械因果。默尔索此前完全有机会离开，他也曾把枪从雷蒙手里拿走；第一枪之后更有停顿，随后还有四枪。小说没有用天气替他免罪。它写的是另一个事实：默尔索对自己行动的叙述始终经过身体，他能确定的首先是热、光、困倦、性欲和疼痛，而司法要求的是意图、道德性格与悔罪。
睡眠也不断出现。葬礼途中他在车上睡，守灵时困倦，回城后想睡；入狱后他每天睡很久。吃饭、抽烟、洗澡、游泳这些重复动作同样把生活压回身体层面。默尔索并不把肉体需要视为需要克服的低级部分，它们就是他认识世界的方式。
声音则常在决定性的时刻从外部闯进来：街上的汽车、邻居吵架、牢房里的回声、法庭外的小贩。小说不断提醒读者，当个人经历死亡、犯罪和审判时，世界并不会配合他的戏剧停下来。
母亲、死亡与最后一夜
死刑判决之后，默尔索的注意力第一次长期集中到未来。他反复设想上诉、赦免、断头台的构造、逃脱执行的可能。他厌恶死刑机器的一点，是它把偶然性压得太低：如果刑罚一定执行，那么被判者唯一能做的，只是幻想极小的例外。
他尝试用数字安慰自己，设想哪怕千分之一的逃生机会也足以支撑希望；随后又发现，任何希望都会把他重新交给恐惧。他想到三十岁死和七十岁死终究都是死，因为无论哪一种生命，结局都必然到来。这个认识没有让他自动平静，他仍害怕；它只是逐渐拆掉了“我的死特别不公，而别人的死还很遥远”的区别。
监狱神甫几次请求见他，他都拒绝。最后神甫还是进来了，坚持询问信仰和来世。默尔索说自己不信上帝，也不愿把仅剩的时间花在他认为没有把握的希望上。神甫继续劝说时，他突然爆发，把积累的怒气全部倾泻出来。
爆发之后，他反而安静。此时母亲重新回到小说中心。他想到母亲生命末尾在养老院结识了托马斯·佩雷兹，想到她临近死亡时仍像准备重新开始生活。他此前一直不理解这种选择，现在觉得自己懂了：生命已经确定走向死亡，并不取消人仍然可以在眼前重新生活。
最后，默尔索打开自己面对世界的方式。他感到夜晚、气味、星空和远处的声音，也接受世界对人的愿望没有回应。他把这种状态称为世界温柔的冷漠，并觉得自己过去幸福，现在仍然幸福。为了让最后一刻不再孤单，他希望行刑时有许多人来看，并以仇恨的喊声迎接他。
这个结尾没有替他洗清海滩上的杀人，也没有把他写成道德英雄。死亡的确定性、母亲晚年的重新开始、他拒绝虚构希望的坚持在同一个时刻汇合。默尔索仍是被判死刑的杀人者，只是不再要求世界替自己的生命提供最终说明，并由此获得平静。
“不参与游戏”：加缪在美国版自序里的解释
这一本秦三澍译本收入了加缪为《局外人》美国版写的自序。自序写于小说发表多年之后，可以帮助确认作者怎样理解默尔索，同时不应反过来抹掉小说本身的含混。
加缪用一句很尖锐的话概括故事：在现代社会，一个在母亲葬礼上不哭的人，可能因此被判死刑。他接着说明，默尔索被社会判罪，与其说只因为海滩谋杀，不如说还因为他“不参与游戏”。
加缪对“游戏”的解释很具体：默尔索拒绝说谎。这里的说谎不限于编造事实，也包括为了让生活更顺利而把自己真实的感受说得更多、更漂亮。人们经常用这种夸大的方式维持关系和秩序；默尔索拒绝这样做。他不愿对玛丽说自己爱她，不愿在律师面前补写一场符合期待的悲伤，也不愿在法官面前声称拥有自己没有的悔恨或信仰。
因此，加缪不把默尔索理解成一个简单的麻木者。他强调这个人物对感官生活、阳光和真相有执着，也强调他的“真”会冒犯社会。默尔索愿意承担这种诚实带来的后果，却没有英雄姿态。
作者自序能解释为什么审判花大量篇幅处理葬礼：法庭在追究一宗杀人案，社会同时在惩罚一个拒绝按约定方式表达感情的人。但自序并没有取消默尔索对杀人本身的责任，更没有让被害者从文本空缺中自动回来。小说留下的紧张也正在这里：一个人在情感语言上拒绝撒谎，可以是真的；他又确实开了五枪，杀死了一个人，这也是真的。
阅读原作时值得留意之处
第一次读，可以把两部当作互相照镜子的结构。第一部出现一次事实，第二部往往会出现一次解释。守灵时的咖啡和香烟、葬礼后的游泳和喜剧、雷蒙的信、海边的枪、萨拉马诺的狗，都有机会在法庭上换一种意义。读到证词时回想第一部现场，能看到“发生过什么”和“后来怎样被讲述”之间的距离。
留意默尔索每次说“无所谓”时实际做了什么。对巴黎职位无所谓，后果只是职业选择；对结婚无所谓，后果由玛丽一起承担；对雷蒙的请求无所谓，却把他卷入伤害另一个女人和后来的海滩冲突。相同的态度放进不同关系里，会产生完全不同的伦理重量。
也可以单独追踪母亲。她在开篇已经死亡，却一直被别人谈论：院长、看门人、佩雷兹、律师、检察官、萨拉马诺都在解释她和默尔索的关系。直到最后一夜，默尔索才不通过别人重新想到她，并从她生命末期的伴侣关系理解“重新开始”的欲望。开头被认为证明他无情的母亲，最后成了他理解自己处境的人。
再看五枪的节奏。第一枪与后四枪之间的停顿，是预审法官无法放过的问题，也是任何把谋杀完全归因于太阳的读法必须面对的地方。原文故意保留这个断点，没有提供一个更整齐的心理答案。
最后可以回到加缪的自序。先读小说，再读作者关于“不参与游戏”和拒绝说谎的说明，会比一开始拿“荒诞”“存在主义”之类的大词给人物贴标签更接近这本书自己的推进方式。小说让读者先遇到一个拒绝多说的人，再亲眼看见社会如何忍不住替他多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