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海斯勒（中文名何伟）于1996年8月底以“美中友好志愿者”（和平队）的身份来到四川省涪陵市（现属重庆市）。他与另一位年仅二十二岁的美国青年亚当·梅耶被派往涪陵师范专科学校担任英语教师。何伟当时二十七岁，拥有普林斯顿大学和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他在涪陵生活并任教了两年，直至1998年离开。这段时间里，他通过详实的日记记录了身边的事件、学生的作业片段、语言学习过程以及城市的变化。
涪陵是一座位于长江与乌江交汇处的偏远小城，当时人口约二十万，没有铁路，公路路况极差，对外交通主要依靠江船。半个世纪以来，这里没有美国人居住过。何伟和亚当是这座城市里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何伟的观察位置主要集中在师专的课堂、他居住的干部公寓、乌江对岸的涪陵主城区，以及他跑步和徒步经过的周边乡村。
原书基于何伟这两年的现场观察、与当地人的交流以及学生的日记写成。他记录了三峡大坝修建前夕涪陵的社会风貌，涵盖了教育体制、政治环境、城乡差异、历史遗迹的命运以及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何伟的视角受限于他的美国志愿教师身份，这使他经常成为当地人围观和议论的焦点，但也赋予他一种局外人的敏锐。他通过学习汉语逐渐深入当地社会，记录了这座城市在转型期的种种细节。
顺江而下
何伟和亚当抵达涪陵师专的第一周，恰逢学校举行纪念长征六十周年的集会。十三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暑假期间步行一千多英里前往延安，最终因资金耗尽被校长接回。集会上，何伟和亚当穿着短裤和T恤意外介入，被校领导安排在主席台就座，胸前佩戴了缀着红丝带的塑料花。何伟察觉到，和平队在中国的名称被改为“美中友好志愿者”，以避开历史时期留下的帝国主义色彩。
学校为两位外教提供了优渥的物质条件，包括直通校外的电话和新洗衣机。英语系党支部书记张彦甚至提出要为他们修建网球场。何伟和亚当极力反对这种特殊待遇，担心这会破坏校园门球场的宁静。门球场每天清晨聚集着退休教职工，打球的声音与乌江上的汽笛声构成了何伟对涪陵最初的听觉记忆。
师专的作息受到严格控制。每天清晨六点准时响起起床号，随后是早操音乐、事务性通知和政治宣传。新生在开学时需要接受为期两周的军训，由解放军士兵指导走正步和射击。何伟在学生的日记中读到，军训的目的是为了防止类似1989年北京学潮的事件重演，让学生明辨是非。学生们对这两位外教充满好奇，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玩飞盘、上课抓痒以及把衣服系在腰间的举动。何伟发现，这些来自四川农村的学生大都经历过贫困，他们的祖辈在集体化运动中遭受过苦难，但他们对毛泽东和邓小平依然充满崇敬，对国家的未来抱有盲目的乐观。
有中国特色的莎士比亚
何伟负责教授三年级两个班的英美文学课。学生们的英语口语水平参差不齐，但对文学充满热情。在学习《贝奥武甫》时，女生格瑞斯从妖魔格伦德尔的视角重写了故事，将国王和武士视为剥削农民的真正妖魔，展现出一种朴素的阶级斗争观念。学习罗宾汉的民歌时，学生们将其置于中国沿海经济特区的背景中，争论他究竟是反抗非正义的革命者，还是阻碍经济发展的反革命分子。
师专的教育体系将政治放在首位。学生证上的守则明确要求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历史唯物观。亚当教授美国文化课时，使用的教材《英美概况》将美国的社会问题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何伟和亚当在教学中尽量弱化政治色彩，寻找接近学生的话题。
在教授莎士比亚的第十八首十四行诗时，何伟让学生分组拼凑打乱的诗句。学生们展现出极高的耐心和对诗歌韵律的敏感，这得益于他们从小背诵中国古诗的传统。何伟让学生表演《哈姆雷特》，平时口语糟糕但威信极高的班长索迪（外号“老大”）完美地演绎了哈姆雷特的独白，展现出川北农民的坚韧与爆发力。学生们对罗森克兰兹和吉尔顿斯登这两个被欺骗致死的角色表现出强烈的共鸣，因为他们在中国的历史中见过太多类似的小人物悲剧。
插旗山
插旗山位于师专后方，曾是太平天国将领石达开驻扎并插旗的地方。何伟站在山顶俯瞰，观察到山坡被开垦成层层梯田，农民们根据海拔高度分别种植桃树、蔬菜、冬小麦和水稻。太平天国运动最终失败，石达开在大渡河畔被清军凌迟处死。七十二年后，毛泽东率领红军在同一条河畔取得了飞夺泸定桥的胜利。官方历史将太平天国理想化为农民起义，却忽略了其基督教义的背景。
跑步
何伟决定系统学习汉语。英语系主任傅木友为他找来中文系的孔明和廖梅担任辅导老师。孔老师性格温和，廖老师则非常严格，经常用“不对”来纠正何伟的发音。何伟对这种非黑即白的中国式教学方法感到沮丧，但他坚持每天花大量时间记忆汉字卡片。
为了排解压力，何伟每天早晨跑到插旗山顶。跑步是他唯一擅长的技能，让他在这个充满噪音和污染的城市中找到了一丝平静。12月的一天，何伟在阳台上目睹了学校礼堂前举行的一场公判大会。两名江东居民因与体育系学生打架被反铐双手，在几百名师生面前接受宣判。孔老师解释说，这是为了向学生展示校园是安全的。
何伟和亚当经常被邀请参加英语系的宴会。四川男人的饮酒文化带有强烈的竞技色彩，通常喝的是烈性白酒。中文系的王老师拥有上万册藏书，他在一次宴会上向何伟询问了关于索尔·贝娄和乔伊斯·卡罗尔·奥茨的文学问题，随后邀请何伟为学校的文学刊物撰写一篇关于狄更斯的论文。
1月，何伟参加了涪陵市第二十二届迎新春长跑比赛。赛前，他拒绝了强制性的胸部X光检查。比赛中，他忍受着观众“外国人”的呼喊，最终赢得了冠军。当地报纸在报道中引用了其他参赛者的话，认为外国人夺冠是莫大的耻辱，呼吁中国人刻苦锻炼以洗刷耻辱。何伟对这种将体育运动与爱国主义捆绑的做法感到无奈。
白鹤梁
白鹤梁是长江中心的一道砂石石脊，枯水期才会露出水面。石梁上镌刻着唐代以来的水位记录和诗词书法。历朝历代的官吏将石鱼的重现视为丰收的吉兆。何伟在白鹤梁上观察到，尽管朝代更迭，长江的水位在一千多年间仅上升了两英寸。石梁上的题刻多由被流放至此的官员留下，其中清代书法家谢彬题写的“中流砥柱”尤为醒目。
大坝
何伟在写作课上使用《写作手册》中的范文“三峡工程的益处”。范文列举了工程的风险，随后用一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作为转折，强调其在发电、防洪和航运方面的巨大效益。学生们在自己的作文中大量套用这个句式，令何伟感到厌烦。
涪陵城区随处可见标有“177米”的红色水位线标志。三峡大坝建成后，长江水位将大幅上升，淹没老城区的大部分建筑。当地人对此表现出极大的冷漠，他们相信政府会修建一道四十五米高的挡水墙来保护城市。何伟对工程可能引发的生态灾难、文物破坏和移民贪腐感到担忧。白鹤梁等珍贵文物面临被淹没的命运，而总工程师魏廷琤却认为普通百姓根本欣赏不来这些古迹。
寒假期间，何伟和亚当乘坐拥挤肮脏的慢船“猴王号”顺江而下。他们在巫山停留，看到县城里到处是拆迁的标志。在大宁河畔，他们观察到农民冒着生命危险驾驶木船运送干草。游览小三峡时，新建的混凝土步道上挤满了兜售纪念品的商贩。何伟对长江即将变成一汪死水感到惋惜，但在西陵峡看到宏大的大坝施工现场时，他又被中国工人的决然和工程的规模所震撼。
乌江
乌江水质清澈碧绿，与浑黄的长江在涪陵交汇。一位六十五岁的退休老人在乌江边垂钓，他向何伟讲述了江中受保护的黄辣丁和鳝鱼。一艘货船的老板在甲板上抽烟，他抱怨涪陵的交通落后，向往湖南等平原地区的经济发达。何伟体会到乌江的神秘与长江的实用主义之间的鲜明对比。
鸦片战争
1997年2月，邓小平逝世。学生安妮告诉何伟这个消息时，脸上带着中国式的微笑，掩藏了内心的悲伤。师专停课组织全体师生观看追悼大会直播。英语系的刘老师向何伟回忆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饥饿与荒诞，她对邓小平结束政治运动、带来相对自由的生活充满感激。
何伟在中文课上与廖老师就中美历史和政治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廖老师指责美国在鸦片战争中获利，并烧毁了颐和园。何伟则用美国媒体的数据反驳中国石油自给的说法。两人在香港回归、李鹏的身世等问题上针锋相对。何伟发现，学生们对鸦片战争的耻辱感极为敏感，却对“文化大革命”的苦难表现出一种健忘和戏谑。在表演《瑞普·范·温克尔》时，学生们将红卫兵批斗走资派的场景演成了一出喜剧，全班哄堂大笑。
何伟对涪陵人缺乏公共参与意识感到困惑。他观察到，当地人的集体主义仅限于家庭和熟人圈子，对陌生人遭遇的不幸往往冷眼旁观。学生瑞贝卡是唯一敢于公开表达对中国缺乏自由感到不满的人，但他成绩不佳，性格孤僻，在班上备受孤立。
白山坪
清明节，建筑公司老板何仲贵带领全家十五口人来到白山坪祭祖。十四岁的侄女戴梅声称自己相信科学，认为风水是封建迷信，但依然顺从长辈的安排参与祭祀。何仲贵在城里建了三层楼房，开着红旗轿车，对这片曾经带来贫困的土地没有多少留恋。年轻人在坟头燃放鞭炮，表情冷漠却难掩兴奋。
暴风雨
5月初，涪陵城东发生森林火灾。师专组织了二百五十名男生前往扑救。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浇灭了山火。随后，学校在新建的体育场举行了盛大的田径运动会，以迎接香港回归。何伟在1500米和接力赛中获胜，但在5000米比赛中遭到体育系学生的辱骂。他强忍怒火跑完全程，赛后发起了高烧。
香港回归前夕，何伟的右耳因鼻窦炎导致耳膜穿孔。他在剧痛中观看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电影。6月30日晚，师专取消课程，组织学生观看十个小时的回归直播。午夜时分，涪陵城上空燃放起绚丽的焰火，学生们欢呼雀跃。何伟在办公室里接待了九岁的邻居王雪松和几名一年级新生。王雪松明确表示英国和日本是中国的敌人，却说不出中国的朋友是谁。
暑假
暑假期间，何伟前往陕北旅行。在延安，他参观了毛泽东等革命家居住过的窑洞，发现关于江青的痕迹已被完全抹去。在榆林，他利用外籍教师的身份说服旅馆服务员让他入住。他独自在沙漠中沿着明代长城废墟徒步，反思长城所代表的孤立主义与当今中国开放政策的对比。
何伟乘坐拥挤的火车前往新疆。在车上，他与一位在新疆从事安全管理的河北青年交谈，青年表示对入党不感兴趣，只关心提高生活水平。在吐鲁番和哈密，何伟观察到汉人与维吾尔人之间的紧张关系。汉人认为政府为新疆的现代化投入了大量资金，却无法理解维吾尔人对自身文化被边缘化的不满。何伟在新疆的身份变得模糊，他凭借意大利血统的外貌融入人群，享受着这种模棱两可的自由。返回成都的五十个小时火车旅程极其艰辛，他和同伴只能在过道上站立或坐在行李上。
神甫
八十六岁的李海柔神甫在涪陵天主教堂服务了半个世纪。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红卫兵的批斗和游街，被迫戴着写有“打倒帝国主义忠实走狗”的牌子。重庆有六名神甫在那个时期死去。如今，教堂恢复了活动，政府每月发放生活补助。李神甫的办公室里挂着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合影，他将过去的苦难归咎于毛泽东的主意。
中国生活
第二学年，和平队增派了诺林和桑尼两名志愿者来到涪陵。何伟和亚当逐渐适应了当地的生活，开辟了各自的社交空间。何伟经常去茶馆喝茶，与当地人闲聊。他发现，只要保持耐心和幽默感，就能化解大多数因文化差异引起的尴尬。
何伟在茶馆遇到了一位名叫李佳丽的年轻女子。她打扮入时，主动搭讪并索要电话号码。何伟后来得知她是一名在美容院上班的妓女。李佳丽多次纠缠何伟，甚至在茶馆里与一位试图劝阻她的法轮功学员发生激烈争吵。何伟意识到，作为外国人，他很容易吸引社会边缘人士的关注，这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可预见的麻烦。
何伟观察到涪陵男女在对待金钱和婚姻上的差异。男性通常将金钱视为身份的象征，喜欢在公共场合炫耀财富和酒量。女性则面临更多的经济和道德压力。艺术家高明收入丰厚，在妻子外出打工期间公然结交女友。马福来对包办婚姻感到痛苦，却因社会观念的束缚不敢离婚。何伟对这些男性的做派感到厌烦，更倾向于与孔老师这样有思想的普通人交往。
老板
二十六岁的黄小强经营着“学生食家”面馆。他曾在新疆和广州打工，最终回到涪陵结婚生子。面馆每天营业十七个小时，全靠黄小强的父母和妻子支撑。黄小强对政治漠不关心，只关心如何赚钱改善家庭生活。他考取了驾驶证，希望有朝一日能开出租车。他的两岁儿子黄凯在面馆里长大，学会的第一个词是“股票”。
钱
何伟每月的工资是一千元，在涪陵足以过上宽裕的生活。他经常在军需品商店购买解放军制服，或者在餐馆请客。涪陵人对金钱毫不避讳，经常询问何伟的收入。学生们虽然生活费微薄，却总是抢着替外教付账。
计划生育政策在城乡执行力度不同。城镇居民害怕失去工作而严格遵守，农村人则宁愿缴纳罚款也要生男孩。何伟班上的学生大多有多个姐姐，直到生出男孩为止。学生毕业后面临分配工作的压力，如果拒绝接受分配，需要赔付大学期间的奖学金。学生安妮前往深圳打工，经历了人才市场的残酷竞争，最终在一家台湾服装出口公司找到了一份月薪九百元的文秘工作。
涪陵的股票交易大厅吸引了大量市民。黄小强一家和廖老师都参与了炒股。1998年1月，中国股市大跌，他们损失惨重。何伟将华尔街朋友的警告转告廖老师，但为时已晚。
百货公司的欧小姐是一位四十多岁的未婚女性，她经常在清晨给何伟打电话，送他诗歌和礼物。春节前夕，欧小姐将一份修改过年龄的体检报告和五百元现金塞进何伟的门缝。何伟感到恐惧和难堪，委托朋友费晓云将钱退还。
老师
孔明老师出身于丰都县的贫苦农民家庭。他在“文化大革命”后期经历了长期饥饿；五岁时，母亲在生下妹妹后去世，妹妹也因缺乏奶水而夭折；十岁时，父亲患重感冒去世。他靠大伯拉扯长大，通过考取师范大学改变了命运。孔老师是一名坚定的共产党员，他认为共产党的初衷是帮助穷人实现平等。面对单位住房私有化和医疗保险改革等冲击，他保持着平静的心态，因为他经历过比这更糟糕的岁月。
农历新年
寒假期间，何伟选择留在涪陵过春节。他与九岁的邻居王雪松一起在阳台上挂彩灯，允许孩子将烧毁的灯泡扔到楼下听响声。除夕夜，何伟受邀到黄小强家吃年夜饭。黄凯起初对何伟感到恐惧，后来逐渐熟络。黄能向何伟询问美国军队的步伐和二战历史，对美国投掷原子弹表示赞赏。冯小琴关切地询问何伟是否讨厌那些嘲笑他的中国人，何伟被这家人纯粹的善意所感动。
大年初一，涪陵街头挤满了穿新衣的市民。许多学生模样的乞丐在街头乞讨学费，何伟发现他们实际上是团伙作案。在佛教寺庙附近，一个七岁的男孩用玩具枪射击何伟的后背。何伟夺下玩具枪，男孩哇哇大哭。
何伟前往丰都拜访孔老师的岳父徐先生。徐先生的父亲在解放前去了台湾，家庭被拆散。徐先生在“文革”期间被扣上“特务”的帽子，受尽迫害。直到改革开放后，他才与在台湾的父亲和在美国的弟弟取得联系。徐先生向何伟展示了弟弟从哥伦比亚大学寄来的照片，感叹邓小平时代带来的自由。
在涪陵高笋塘，何伟与一名矮小的擦鞋匠发生激烈冲突。擦鞋匠用香肠挑衅何伟，何伟愤怒地打掉香肠并用言语反击。擦鞋匠指责中国不需要这样的外国人，周围的市民则纷纷指责擦鞋匠没有文化，维护何伟。事后，何伟对自己的冲动感到羞愧，意识到长期的压力已经改变了他的性格。
土地
何伟记录了插旗山春季的农事活动。农民们采用新式的“抛秧”技术种植水稻，用短镰刀收割冬小麦。尽管遭遇闰五月的春旱，农民们依然按照节气辛勤劳作。何伟被这片土地上色彩斑斓的梯田和农民们顺应自然的生存哲学所打动。
又一春
何伟的父亲来到涪陵探亲。十天的时间里，父亲经历了何伟初到涪陵时的所有恐惧和不适。他们一起在城里散步，观看街头郎中和铁匠，还在天主教堂里与李神甫用拉丁语背诵弥撒。父亲的到来让何伟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融入了这座城市。
英语系学生贝琳达突发疾病去世，这是系里一年内死去的第二名学生。何伟对涪陵频发的意外死亡事件感到无奈。亚当的父母来访时，提议为学生举办一场关于美国农业的讲座。外办的王先生以学生没空为由百般阻挠，暴露出学校管理层对外国人的防备心理。
五四运动纪念日，英语系举办短剧比赛。亚当指导的西班牙语班排演了《堂·吉诃德》，学生莫·钱和罗杰将雷锋精神和台湾问题融入剧情，引发全场爆笑。系领导认为剧情涉及政治敏感话题，取消了该剧在大礼堂的演出资格。学生们对此表示愤慨，最终经过删改才获准在系内专场演出。
何伟和亚当使用摄像机在码头拍摄街景时，遭到一名中年男子的阻拦。男子自称是市民，指责他们是记者，违法拍摄。围观人群的情绪迅速被煽动，变得充满敌意。何伟和亚当在推搡中艰难脱身。这段录像成为何伟在涪陵最痛苦的记忆，让他清醒地认识到，无论生活多久，他们始终是外国人。
溯江而上
最后一学期的文学课上，何伟让学生阅读美籍华裔作家的作品。学生们在作文中回忆了祖辈的苦难和母亲的辛劳，令何伟深受感动。他意识到，这些农家子弟正是通过无言的奋斗才走到了今天。
何伟再次逆乌江而上进行徒步旅行。他遇到了一位因超生被推倒房屋的四岁女孩，感受到偏远农村计划生育政策的残酷。在凉塘砂石厂和各个村庄，农民们依然热情地邀请他吃饭，询问他的工资和美国的农业情况。
离别之际，何伟将稿费捐给天主教堂，请李神甫为他未能来中国的外祖父做一场弥撒。英语系女生苏珊因非法堕胎引发并发症，被学校开除并通知了严厉的父亲，苏珊吓得不敢回家。何伟对学校公开处理此事的做法感到悲哀。
6月末，何伟和亚当乘坐水翼飞船离开涪陵。黄小强一家在面馆门前列队送行。码头上，莫·钱、威廉·杰斐逊·福斯特等学生冒雨默默地注视着飞船驶离。何伟看着灰蒙蒙的涪陵城逐渐消失在迷雾中，心中充满了对这座城市和这里的人们的感激与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