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毅的《嵇康传》写三国魏名士嵇康（223—262）的一生。这本书是上海古籍出版社对作者1994年《嵇康评传》的增订版，后记署2021年12月25日。全书由前言、引子、六章正文、尾声、三篇附录和后记组成，六章标题依次为"梦想""求索""彷徨""避世""愤起""寂灭"，对应嵇康一生的六个阶段。
作者研究魏晋名士起于1982年攻读硕士学位时。他在前言中交代了写作立场：若论最喜欢的人，无疑是嵇康，因为嵇康真诚自然、光明磊落，自称老庄信徒，却"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儒家的智仁勇。这段自白为全书定了基调——传记有明确的同情立场，但叙述建立在史料与考据之上。
增订版对旧作改动有限。作者起初想大改，重读后放弃了，理由写在后记里：一部作品是作者自己的心，年轻时写下的文字留在过去的时间中，硬改只会再造一个"老气横秋的嵇康"。增订内容是三篇附录：1996年作者与两位老师在太行山南麓考察竹林遗址的回忆、对"竹林七贤"真实性的考证、对嵇康哲学方法的分析。
嵇康的一生
少年时代：父亡、溺爱与自学
嵇康生于黄初四年（223），谯郡铚县（今安徽宿县）人，字叔夜。祖父辈本姓奚，会稽上虞人，因避仇人报复北渡长江迁到谯郡铚县嵇山下定居，改姓"嵇"，取与"稽"同音，既暗示原籍，又使仇人无从查找。父亲嵇昭在曹丕登基的黄初年间任"督军粮治书侍御史"，官阶六品，负责监察军粮事务，家室因此迁到洛阳附近，在距洛阳约八十公里的河内郡山阳县购置园宅。嵇昭早逝，嵇康尚在襁褓中便丧父。
母亲和兄长对嵇康的养育属于溺爱型，"有慈无威"，不加管束。这个家庭留够了使妻儿免于冻馁的产业，嵇康得以在温饱中随心所欲地生活。他受的教育也放任自流："学不师授"，没有固定老师。作者把这一现象与曹魏初期的文化环境联系起来：汉代经学刚刚死亡，选官制度向变相世袭制转化，师学衰落，官方太学成了青年人逃避兵役的避难所。嵇康按自己的兴趣博览诸子百家，尤其喜欢老庄，自认的精神导师是道家："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山阳的自然、友情与琴
嵇康的青少年时代在河内郡山阳度过。嵇氏园宅位于山阳县城外东北二十里秋山脚下，北倚太行，南临黄河，茂林翠竹，山泉清流。他喜欢用"青"字形容景物，喜欢兰花与玉石的品质，诗文中自称"东野子"或"东野主人"。他与朋友漫游原野、弹琴唱歌，写下了《赠兄秀才入军十八首》等诗篇。
音乐是他生活中与自然、友情并列的第三要素。他通晓各种乐器，琴技最突出。作者引《琴赋》说明他的音乐观：音乐具有永恒的存在价值，任何美味佳肴都会使人厌腻，对音乐的精神需求却不会消失；在各种乐器中，琴的传情功能最佳，"琴德最优"。《琴赋》描写了优质琴木的生成、名琴的制作工艺和演奏境界：演奏大师技巧达到出神入化、思想不再有意控制手的动作时，才能奏出"声若自然"的音乐；听众完全被音乐陶醉、与音乐融为一体时，才达到音乐欣赏的最高境界。
关于嵇康琴技的来源，史书有虚构传说。《晋书·嵇康传》说他在华阳亭夜宿遇古人传授《广陵散》；《灵异志》说空中幽灵现身，手提断头与他对谈琴技。作者把这些记载明确标为"纯系虚构的记载"，认为它们从侧面反映嵇康琴技不同凡响。
仕隐之间的选择
嵇康的终极理想是出世的山林隐士，其次是现世仕途的逍遥，但骨子里有强烈的责任感。少年时，朋友们陆续入仕，他在《五言古意一首》里把入仕比作鸾凤落入棘丛、鸳鸯被罗网所缚。作者引用《庄子·应帝王》的浑沌寓言说明他的处境：南海之帝倏与北海之帝忽为报答浑沌的招待，一天替浑沌凿一窍，第七天凿完，浑沌死了。纯朴的自然生活被人类的急功近利之心凿死了，一个悟道的人如何在必然中寻找自由，庄子本人也没有给出明确答案。
汉魏之际，儒家名教之治导致道德危机，老庄的内圣外王之道得到重新发掘，以解决自由与必然、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用玄学的语言表达，这组矛盾叫"名教与自然"。魏晋时期产生了两个解决命题：名教同于自然（现世逍遥），越名教而任自然（出世逍遥）。前者是玄学正宗，后者是玄学变态。嵇康15至20岁（正始元年至五年）正值正始玄学兴起，何晏、王弼倡导的名教与自然一致的思潮在青年知识界风靡。嵇康的哥哥嵇喜入选秀才从军，在答诗中用老子任周朝史官、庄子任漆园吏来论证入仕同样可得道家之旨，这是正始玄学家的正统观点。
嵇康最终入仕，还当了公主驸马。作者给出的原因是"他要生存"：在官本位的古代中国，读书人只有入仕一条出路，自由权的多少与官位高低成正比，山林中没有自由的桃花源。嵇康对隐士生活的强烈向往，恰好说明理想并未实现。他大约在正始五年左右与沛王曹林的女儿长乐亭公主结婚，被封郎中，不久晋升七品中散大夫，去了洛阳。作者在注释中专门论证长乐亭公主应为曹林之女：按年龄推算，若为孙女则嵇康长女出生时间（249年前）与史料矛盾；公主身份须其父继承王位后才具备，而曹林甘露元年（256）才去世。
洛阳清谈与竹林之游
关于嵇康的形貌气质，作者综合各类品题资料：他身高"七尺八寸"（至少一米八，很可能一点八五米），"土木形骸"有"形体像土木一样自然"和"土木型体质"两种解释，"龙章凤姿"，被誉为"风姿特秀"。山涛的品题最为著名："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他的性格有矛盾评价：孙登说他性格刚烈，山阳同乡却说他一贯温和，王戎说相处二十年见过数百面，未见其有喜怒表情。作者用汉魏人材学解释：嵇康属木土两型兼有的"兼材"，木型人"温柔又直率，驯服又果断"，土型人"宽厚又庄严，柔顺且坚定"，温厚与刚烈并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
嵇康到洛阳时，正始清谈正在那里兴起。清谈在学者客厅中举行，甲乙两个主辩人各据论题论战，理屈词穷者为败方，或以听客的普遍倾向决定胜负。何晏是正始时期著名大清谈家，融合儒道创建玄学理论，任吏部尚书。正始玄学名士由两代人组成：何晏、夏侯玄的中年政治实力派，和王弼、钟会的少年思想家。十八岁的王弼在清谈会上驳倒已取胜的论点，又把自己驳倒，四座叹服。嵇康作为一般官吏的子弟，没有真正加入王弼、钟会的圈子，朋友限于山阳一带的名士山涛、向秀、吕安。他在清谈场上以博学雄辩征服听众，被舆论界称为"神人"。《养生论》《声无哀乐论》《明胆论》《释私论》都是正始时期所作，正始时期是他创作的高峰期。
正始八年前后，曹爽与司马懿两大集团的矛盾激化，嵇康从京师退回山阳。他与阮籍、山涛、阮咸、刘伶、向秀、王戎在山阳园宅附近的竹林中饮酒清谈，这就是竹林七贤的传说。山涛是前期中心人物之一，他先与嵇康、吕安交友，后把阮籍介绍给嵇康。山涛夫人韩氏在夜晚从窗洞窥视三人清谈，"达旦忘返"，她说山涛的才气不如嵇、阮，但鉴识人才的能力胜之。竹林名士都以庄子的学生自居，庄学在此处取代老学成为玄学关注的中心：嵇康、阮籍、刘伶、阮咸代表"越名教任自然"派，山涛、向秀、王戎代表"名教即自然"派。作者认为，竹林内部这种派别分野以生命为赌注：要么上朝廷步青云，要么下牢狱赴刑场。
高平陵政变与七贤分化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司马懿趁曹爽等人陪皇帝曹芳祭扫高平陵之机发动政变。司马师秘密建立了一支三千人的敢死队。曹爽集团成员李胜去太傅府探病，司马懿装出病入膏肓的样子，将"荆州"误听为"并州"，老泪纵横地托付后事，李胜竟动了恻隐之心。曹爽轻信司马懿"唯免官而已，以洛水为誓"的说辞，拒绝了大司农桓范到许昌另立中央的建议。回洛阳后他被软禁，四天后以"阴谋反逆"罪名与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同日斩首，诛及三族。政变发生时，严世引弩准备射杀司马懿，被孙谦三次劝阻；桓范冒死冲出洛阳，却连司农府的属吏都劝不动。作者引《汉晋春秋》"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说明正始名士已失人心。
政变后，亲曹政治力量一次次组织兵变、政变，均告失败。太尉王凌八十岁起兵拥立楚王曹彪，军机泄露，未及发兵即被平定赐死；其子王广（持"才性离"的正始名士）曾坚决反对。司马懿死后，李丰、张缉、夏侯玄密谋于嘉平六年以伏兵诛司马师，被司马师事先侦知，李丰当场大骂被处决，夏侯玄临刑颜色不变，钟毓连夜写好审讯记录流涕请其过目。司马昭曾流涕请求留夏侯玄一命，司马师以赵俨葬礼上几百名宾客争先欢迎夏侯玄一事为据，坚持杀掉他。同年司马师废齐王曹芳，立高贵乡公曹髦。
竹林七贤在此过程中分化。司马懿上台后辟阮籍为大将军从事中郎，阮籍不敢拒绝辟召。司马师时代，山涛投到司马师门下（他与司马懿的妻子是中表亲），被荐举为"秀才"；钟会替虞松改了五个字，得到司马师赏识，此后步步高升。追随嵇康的名士只剩向秀和未入七贤名单的吕安。作者指出，山涛、王戎的选择有他们的依据：他们对曹魏王朝不承担道义责任，且与他们对老庄哲学的理解一致（和光同尘、随波逐流）。
避地河东与出山
正元二年（255），镇东将军毌丘俭与扬州刺史文钦联合兵变，司马师带病亲征（他刚做完眼部肿瘤手术），斩毌丘俭，文钦逃往吴国。不出一月司马师在许昌病逝，军权交给司马昭。钟会与傅嘏密谋不执行朝廷让部队回京的指令，与司马昭一起率军回洛阳，朝廷被迫承认权力交接完成。毌丘俭兵变消息传到山阳时，嵇康一度振奋，史书记载他想组织暴动或只身去淮南相助，被山涛劝阻。此后钟会带着大批随从到山阳"拜访"嵇康，嵇康正在柳树下打铁，向秀鼓风，他"扬槌不辍，旁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会起身要走，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答"有所闻而来，有所见而去"，带着愤恨离开。
甘露元年（256）正月，沛王曹林病逝，长乐亭公主回娘家服丧，嵇康借这个机会离家避地河东。他离家三年，多在家乡山阳县东北一百多里外的太行山南麓一带活动，与道士孙登、王烈关系密切。孙登在苏门山土穴中生活，夏穿草衣，冬靠长发保暖，所弹琴仅一根弦却能奏出五音和声。嵇康拜师三年，孙登几乎不回答他的问题，离别时才说：你虽然有才气，但缺乏审时度势的能力，在当今世道很难保全自己的生命。王烈是传说中半人半仙的服食养生大师，与嵇康同游太行山，两人遇到神山开裂的石髓，王烈取食如嚼糖饴，送到嵇康手中却化成青石；在抱犊山石室见到神仙"素书"，再带嵇康去时石室不见了。作者指出这些传说明显带有象征意义，预示嵇康与神仙之道缘分不深。
三年的山林生活使嵇康的思想发生转变。他在《太师箴》中把原始社会描写为最美好的时代，认为智慧产生狡诈、仁义名立导致争名夺利，到近代君主把天下当私产，"刑本惩暴，今以胁贤"。作者的解释是：嵇康的思想转向是其性格中"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精神的突变，他无法摆脱作为曹魏皇室亲戚的责任，逃向深山也逃不开自己的良心。
甘露四年（259），嵇康到洛阳太学活动，公开工作是抄写古文石经。十四岁的赵至在太学见到他，"徘徊视之不能去"，追上车要求拜师。嵇康品题其才性：有秦将白起的才能风范，可惜气量狭小。赵至两年后离家逃亡寻师，在邺城相遇后随嵇康回到山阳，直至嵇康被杀。司马昭的御用文人张邈（字叔辽）写了《自然好学论》，鼓吹学习六经是人的自然本能。嵇康作《难自然好学论》反驳："人性以从欲为欢"，六经旨在限制人的欲望，与人性相违背；人们读经是为了荣华富贵，习惯养成了，看上去像是"自然好学"；他写道，"我视学堂为停尸房，念经为鬼话，六经为垃圾，仁义为腐臭"。
景元二年，山涛由吏部郎升任大将军从事中郎，向朝廷推荐嵇康继任吏部郎。嵇康拒绝，还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与山涛绝交。信中列出"七不堪"：喜欢睡懒觉晚起而官场要传呼上朝；喜欢弹琴钓鱼而官场有吏卒守候；要正襟危坐而自己身上虱子多；不善于也不喜欢写信；不喜欢吊丧；不喜欢俗气之人而官场宾客满座；性急怕麻烦而官场事务繁杂。另有"二不可"：否定商汤、周武王，看不起周公、孔子；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他还写下"游山泽，观鱼鸟，心甚乐之""顾守陋巷，教养子孙。时与亲旧叙阔，陈说平生。浊酒一杯，弹琴一曲，志愿毕矣"。"非汤武而薄周孔"触动了正在准备禅代的司马昭。作者引鲁迅的剖析：汤武以武定天下，周公辅成王，孔子祖述尧舜，而尧舜是禅让天下的，嵇康都说不好，那么司马昭篡位的时候怎么办才好？因此就非死不可了。
吕安案与刑场
吕安字仲悌，东平人，镇北将军吕昭的二公子，与嵇康、向秀常在山阳灌园、打铁。他的哥哥吕巽是司马昭的掾属。吕巽奸污了弟媳徐氏，东窗事发后，嵇康出面调停：吕巽以父亲在天之灵发誓不再发生此事，吕安则不披露。吕巽事后反悔，恶人先告状，诬告吕安在家不孝、打母亲。这个罪名在"以孝治天下"的司马昭时代是死罪，十恶重罪不受"八议"庇护。吕安被捕。嵇康写了《与吕长悌绝交书》："我对不起吕安，是由于相信了你吕巽的誓言；你对不起我，故郑重宣布与你断绝朋友关系。"随后他到监狱为吕安辩诬。
司马昭集团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对策。此时钟会已升任司隶校尉，吕安案在他的管辖之下。他在庭议上发言："今不诛康，无以清洁王道"，又私下对司马昭说，嵇康是诸葛亮式的"卧龙"人物，不除掉将来会惹大祸。司马昭以"替罪犯作伪证，与该犯同罪"为由，把前往申冤的嵇康一并收监。
狱中嵇康写下《幽愤诗》。诗中有"昔惭柳下，今愧孙登"，后悔没有听从孙登的劝告，并表示若能出狱，"采薇山阿，散发岩岫。永啸长吟，颐性养寿"。作者认为嵇康的思想在这时动摇了、后悔了。明代李贽在读后感中说嵇康为正义而死，死得其所，诗中的怯懦言词系后人所妄加；作者不同意，认为李贽写这段话时尚未亲身面对死亡威胁，缺乏体验。作者举《诫子书》为证：嵇康为儿子设计的处世方针是一个"名教模范"，从立志、为官、理财到言语、交往都有详细规定——与长官保持距离、不打听别人隐私、争论时佯装醉酒不发言、拒收贵重礼物。鲁迅分析："嵇康是那样高傲的人，而他教子就要他这样庸碌。因此我们知道，嵇康自己对于他自己的举动也是不满足的。"他们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并非本态。
嵇康被捕后，几千太学生上书请愿，要求释放他任太学博士，许多知名人士自动陪他入狱。在政府许诺释放的哄骗下，众人散去。关于杀嵇康的直接原因，干宝《晋纪》记载是吕安流放途中写信影射司马氏，惹怒司马昭；嵇康之子嵇绍说那封信是赵至写给从兄嵇茂齐的。作者采嵇绍的说法，认为"不孝罪已足够"。
景元三年（262），嵇康与吕安被押到洛阳东市。嵇康先久久欣赏自己在阳光下的影子，然后向围观的哥哥嵇喜索取心爱的琴，席地而坐弹起《广陵散》。这是一首与战国侠士聂政行刺复仇传说有关的古琴曲（有"聂政刺韩王"与"聂政刺韩相"两种说法），乐谱一直流传至今。嵇康弹得非常投入，将生命最后的活力融入琴声。曲终，他留下最后一句话："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固之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他此刻关心的是音乐，是《广陵散》可能失传，已经忘了自己。行刑时间到，嵇康从容伸颈。这年他三十九岁。
嵇康的玄学论辩
正始清谈围绕治理国家的根本方针展开，由多个理论课题组成：宇宙哲学的"无"与"有"、君主政策的有为与无为、人材哲学的人性与才干、礼乐制度与人性等。嵇康对其中大部分课题给出了自己的回答。作者在正文和附录三中分析了嵇康的五篇论辩文章。
真诚与虚伪：《释私论》
《释私论》讨论"公"与"私"。嵇康的定义中，"公"指公开内心的真实思想感情，"私"指隐匿内心的真实思想和情感。这两个词的所指是"公开"与"隐匿"两种品质，与所公开或隐匿的内容之是非善恶无关。心怀善意却隐匿，属于"私"；心存不良念头但全部说出来，属于"公"。
嵇康以东汉名士第五伦为例区分"公私"与"是非"。第五伦自述：有人赠我千里马，我虽未接受，但每逢选拔官员时总忘不了他；哥哥的儿子生病，我一夜探视十次，回家睡得很安稳；自己的儿子生病，我没去探视，晚上却失眠了。嵇康认为，第五伦披露隐情属于"无私"，对兄子探视而不关心属于"有非"，内容属于是非问题，态度属于公私问题。嵇康认为"公私"比"是非"更重要，因为社会已被虚伪笼罩，人人把真实自我隐藏起来，用隐瞒和欺骗编织社会罗网，又在这罗网上挣扎。他列举伊尹、周公、管仲为"至人"，无私忘我；里凫、勃鞮、缪贤、高渐离都以公开真情的态度化险为夷；申公处处迎合楚共王被驱逐，宰嚭当吴王夫差身边的坐探被诛杀。
作者在评述中给出了限制：嵇康倡导的真诚人生哲学在实践中有很大难度，那种生活方式大概只适用于理想的"明君"和"清世"，很难运用于现实社会和昏君。历史上正直之士冒犯龙颜沦为刀下鬼的例子，远比成功的例子多。作者写道，嵇康本人就为这种真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聪明与勇敢：《明胆论》
《明胆论》是嵇康与吕安的论辩书信，讨论"明"（聪明）与"胆"（勇敢）两种人材素质的关系。背景是正始时期围绕德才关系展开的"才性四本论"论战：傅嘏持"才性同"，李丰持"才性异"，钟会持"才性合"，王广持"才性离"。钟会把辩论整理成《四本论》，写完后想请嵇康过目，又担心被难住，把书扔进嵇康院中匆匆离去。
吕安主张：聪明者必然勇敢，勇敢者可以无智慧，因为智慧产生勇敢，勇敢不能产生智慧。他举了四个历史例证：贾谊察觉诸侯威胁而数次直言；文弱书生田延年明白废立昌邑王的问题严重，按剑而起迫使霍光决断；樊於期为了荆轲刺秦王自刎献头；王陵母为儿子能追随刘邦而伏剑而死。嵇康反驳：聪明与勇敢是两种独立的品质，各有不同的"气"作为物质基础，两者之间不存在生成关系。阳气之精华生成智慧，阴气之精华凝结为胆气；阴阳二气互相感应激发，聪明的作用是了解事物，勇敢的作用是作出决断，聪明可以激发勇气，使勇敢有明确方向，但两种品质互不生成。聪明与勇敢都有强弱变化，贾谊见鸟而迷惑是聪明处于弱势，霍光废昌邑王时恐惧是勇敢处于弱势。人不能独禀阴气，所以不存在只有勇敢而无聪明的人。
作者指出，学界常因《明胆论》中有"才性有昏明"一句而把"明"当"才"、"胆"当"性"，这是误解。明与胆是两种并存的能力，此文研究的是人材素质之间的关系，且明显受刘邵《人物志》影响。
音乐与情感：《声无哀乐论》
《声无哀乐论》以秦客（论敌）与东野主人（嵇康）问答的形式写成，一问一答共八番，是嵇康论文中最典型的一篇清谈记录。传统观点以《礼记·乐记》为代表，认为音乐本身有思想情感，先王的雅乐能陶冶道德，民间的郑卫之声会诱惑淫邪。嵇康针锋相对：官、商、角、徵、羽五音是土、金、水、木、火五行之气，有独立不变的实体，声音本体是气的振动，不会因人的欢乐悲哀而改变。各地风俗不同，有的以哭泣表示欢乐，有的以唱歌表示悲哀，足以说明声音没有哀乐之情。
声音没有情感，和声却能感人。人心由五行之气中和而成，遇到五音组成的和声，因"气"的同构性发生谐振，把心中已有的情感激发出来。人们听悲歌时受歌词感染产生悲情，被和声激发出来，于是痛哭流涕，哀乐之情在内心，和声只是触发。作者在注释中说明嵇康的观点：声音引起的是兴奋与抑制等生理—心理变化，哀乐是主体自生的心理现象。由此推出结论：移风易俗的决定作用在政治民心，不在音乐歌舞；所谓"郑声"其实是最美妙的音乐，雅乐与郑卫之音都是美好的音乐，不能用邪正来区别音乐。
作者对这场论战的评价是：双方都从对方理论弱点入手，运用形式逻辑把论敌的观点推向违背常识的境地。至于嵇康与秦客孰是孰非，作者认为无法判断，因为音乐美感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重要的是论战这一探索过程本身。
养生之辩
《养生论》、向秀《难养生论》、嵇康《答难养生论》三篇构成嵇康与向秀的养生论战。嵇康在《养生论》中的基本观点：神仙是怀胎时禀受特质元气自然生成的生命形式，后天学习与修炼无法达到；但养生得当可以极大延长生命。养生要同时调养精神与形体。养神方面，精神起决定性作用——发汗药未必使人出汗，万分羞愧时立刻汗流浃背；一日不餐会饥不择食，曾子发丧悲哀七天不饿。养身方面，服食上等营养药物最重要——多食大豆身体发胖，多食榆叶眼睛昏花，合欢使人消除忿怒，萱草使人忘掉忧愁，食物含气不同，在人体中发挥不同作用。他强调防微杜渐，反对急功近利，指出人们失败的原因是保养少而损伤多。
向秀诘难：智慧是人类的根本价值，欲望是生命的本能，追求富贵是天下正道；神农倡导五谷，后稷推广农业，谷物是生民主食；圣人不长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长命者百岁，短命者七十岁）说明寿命自有定数；人生乐趣在于满足爱欲，抑制情欲的养生是"无病找病"。嵇康在《答难养生论》中逐一反驳：智慧与欲望用不当则危及生命，像木材生蛀虫，蛀虫繁多木材朽烂；圣人尊崇地位财富，是针对君主治天下而言，为个人贪图富贵则无此理；本能冲动以生理需要满足而中止，智慧之心作用下的欲望则永无休止；圣人因救世劳心而不长寿，孔子如此劳心活了七十多岁，农夫无所用心有的活到一百二十岁；五谷并非有益健康——丰年多病，饥年少疾患，马吃谷物蹄重不能奔驰，大雁吃粟米翅重不能奋飞；上药可以置换人体的秽气，细腰蜂窃取桑虫幼子哺育，桑虫幼子长大后变成细腰蜂，江南橘树过江后变成枳树。他还论证了寿命可达千岁的可能性：未见千岁之人如坐井观天，彭祖七百岁、安期千岁的记载，持偏见者认为是杜撰。最后他列出养生五难：名利之心、喜怒情感、声色欲望、美味嗜好、精神焦虑，其中的根本问题是不正当的欲望。
作者的分析：嵇康与向秀在生命价值问题上倾向不同，分别开玄学两大流派之先河（嵇康"越名教任自然"，向秀"名教同于自然"）。嵇康比正统玄学家更注重个体生命本身的价值，具有更多的宗教情感。
住宅与命运之辩
嵇康与阮侃（字德如，官至河内太守）的论战由四篇文章构成：阮侃《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阮侃《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嵇康《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阮侃持理性立场：健康长寿靠清心寡欲、顺应生理自然，与住宅风水无关；愚民居公侯之府不会成为公侯，殇子居"寿宫"不会长寿；相宅与占卜类似，只能预测吉凶，不能制造吉凶；民间谚语"知星宿，衣不覆"讽刺术士。
嵇康反驳：阴阳五行研究住宅方位会有失误，但政治法律制度也有疏漏，不能因噎废食；阮侃的论点多处自相矛盾——既说寿夭不可人为，又说养生要懂疾病原理；既说旧宅可测吉凶，又说新宅无效。他举单豹为例：这位清心寡欲的大师年过七十而貌若童子，最终被猛虎吞食，说明形神和谐之外还需要外部防卫。他主张住宅与相命的关系像农夫与良田：庄稼不会只靠良田就自然茂盛，幸福也不会只靠吉宅获得，需要各种条件配合。他还运用五行学说：姓氏发音归为宫、商、角、徵、羽五音，由五行之气所生，土地也由五行之气构成，不同土地与不同姓氏有相生相克关系，例如火型地区适宜属土的宫姓（火生土），不适宜属金的商姓（火克金）。
阮侃在《释》中把焦点转向鬼神问题，认为过度的鬼神迷信导致民生痛苦，但相命不可人为改变，正当的生存方式可以辅助相命完成；公孙述在掌上刻"公孙帝"，王莽造"威斗"，伪造天命标识最终都身败名裂。嵇康在《答》中坚持圣王祈雨、周公祈祷、选择吉日是历史事实；"设为之宅"与"正命之宅"若结构形式相同并同样使人吉利，就证明吉宅形式有规律可循；相命与住宅的关系类似美人与衣裳——西施天生丽质不可创作，西施的衣服却可以创作，美丽的服饰使人更美丽，吉祥的住宅给人带来好运气。
作者在附录三中分析这场论战的理论意义：嵇康、阮侃的思想方法都属于象数思维（把物象符号化、数量化归类，以理解宇宙万物关系的思维方式），理论基础是元气论，而玄学主流的本末体用思维在此处缺席。学术界认为玄学以本体思维取代了汉儒的象数思维，作者认为这个说法流于简单化，嵇康、阮侃的论战是反例。他同时指出，不能据此断定阮侃理性进步、嵇康迷信落后：阮侃的"自然"论实质是最神秘的相命（宿命论），嵇康虽相信鬼神，但把鬼神看作气的一种特殊形态，更强调人为，认为人的积极努力可以改变命运。
政治背景：正始改制与魏晋禅代
作者在叙述嵇康生平的同时，用相当篇幅交代曹魏后期的政治进程，这些内容构成全书的历史框架。
正始改制与两大集团
正始玄学之所以能迅速风靡，与曹爽、何晏、夏侯玄政治集团的支持有关。自正始中期开始，这个集团推行"正始改制"，内容来自夏侯玄向司马懿的建议：改革九品中正制、将州郡县三级并为州县二级、服饰车舆各按等级禁止奢侈。司马懿对建议作了冷处理，改制派仍付诸实施。合并郡县可裁减一万名官吏，触犯了官僚阶层的利益，一大批受打击的老官僚聚集到司马懿周围，形成政治反对派，骨干有卢毓、王肃、孙礼、王观、高柔、蒋济、钟毓、刘放、孙资、傅嘏。孙礼因划分清河、平原两郡边界得罪曹爽被贬，临行前与司马懿涕泣相对，暗示推翻曹爽的决心。曹爽集团则奢侈腐败：曹爽的吃穿用度像皇帝，妻妾盈后庭，修筑豪华地下室与何晏等人饮酒作乐；何晏占用公田几百顷，窃取国家财产。民谣传唱"何、邓、丁，乱京城"。大司农桓范警告曹爽要永远与军队在一起，曹爽反问"谁敢尔邪"。正始八年，司马懿托病不上朝，斗争白热化。
高平陵政变及后续兵变
高平陵政变后的格局是：老官僚阶层不想灭曹氏另立新朝，司马氏交出兵权则死路一条（作者引曹操"慕虚名而处实祸"说明这一点），走向禅代需要一个过程。政变后，亲曹力量发动了王凌（嘉平三年）、毌丘俭（正元二年）、诸葛诞（甘露二年）的"淮南三叛"及李丰、夏侯玄的中央政变密谋，全部失败。作者对这些事件的叙述都注明了出处（《三国志》及裴注、《晋书》等）。
曹髦之死与禅代定局
诸葛诞兵败后，十九岁的小皇帝曹髦不甘心被废。他曾在太学与博士论战，攻击司马昭岳父王肃的经学解释，又在太极东堂论证少康比刘邦更伟大，希望做重振曹魏的中兴之主。五月己丑日，他召集王沈、王业、王经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率几百人进攻大将军府。他在东止车门呵退司马伷的部队，在南阙遇到贾充的防线，太子舍人成济"济即前刺帝，刃出于背"。司马昭随后处死成济以息众怒，立曹奂为缓冲皇帝。作者在总结这段历史时写道，自正始十年（249）高平陵政变到甘露五年（260）曹髦被害的十一年间，"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士大夫阶层在屠刀与乌纱帽的双重作用下向司马氏屈服，司马昭准备以"王师"的仁德形象完成禅代。
三篇附录：作者的研究
增订版新增的三篇附录完成于不同年份：1996年考察的回忆、2001年发表于《历史研究》的"竹林七贤"考证、2004年发表于《中国哲学史》的嵇康哲学分析。三者记录了作者处理嵇康问题的三种方式：实地考察、文献考证和哲学分析。
竹林之游遗址考察
附录一的线索是1996年深秋的一次实地考察。作者与两位老师——山东大学历史系的郑佩欣（佩公，1933年生）和哲学系的丁冠之（1932年生）——在太行山南麓盘桓了七八天，按明清地方志的记载寻找竹林之游的遗址。他们找到了竹林园（竹林寺遗址与竹林泉，泉水绕竹林遗址东流，村民种竹是为经济目的，并不知竹林七贤）、嵇山别墅（天门山百家岩下，有刘伶醒酒台、孙登长啸台、阮氏竹林、嵇康锻灶、淬剑池），途中还意外发现汉献帝的禅陵。作者据此写成《"竹林七贤"考》。丁冠之2010年3月8日去世，郑佩欣于同月10日凌晨去世，前后相差不到三十小时。
"竹林七贤"真实性考证
附录二是作者对陈寅恪观点的系统反驳。陈寅恪认为"竹林七贤"是东晋士人受佛教"格义"学风影响，取释迦牟尼说法的"竹林精舍"之名附会而成，并非历史实录；有学者进一步主张造假者是谢安。作者的论证分三层。第一，统计《大正藏》中释迦牟尼在王舍城说法园林的译名：东汉三国西晋的二十一例中，"竹园"十六例占76%，"竹林"仅一例占5%；东晋之后"竹园"译名逐渐下降、"竹林"逐渐上升，方向与陈寅恪说的相反，可能是"竹林七贤"典故影响了佛经译名。第二，按"格义"规则，解释者与被解释者须有可类比的共同性质：竹林七贤属贤人，佛教高僧地位与之相当（孙绰《道贤论》"以天竺七僧方竹林七贤"），佛祖属圣人，不能类比，士人不会用"竹林精舍"来附会七贤。第三，地理证据：太行山以南自古生长竹子甚至作为经济作物，《水经注》《述征记》记载的嵇康园宅"以时有遗竹"有文献与实地考察佐证；七贤实际居地相距不远——王戎"与康居山阳二十年"，山涛、向秀故里距嵇康园宅七十多里，阮籍住洛阳"阮曲"距山阳约二百五十里，但浊鹿城（软禁汉献帝之地）是洛阳至邺的要道重镇。
作者还考证了竹林之游的时段：以嵇康避地河东的三年（256—259）为界分前后期，前期以嵇康、阮籍、山涛为中心人物，后期以嵇康、吕安、向秀为中心人物；七贤全聚最可能的时间是正始九年（248），该年七人均无官职。对王戎十四岁参加竹林清谈的疑问，作者以正始清谈无年龄限制（王弼十八岁成名）和王戎自幼聪慧（"树在道边而多子，必苦李也"）作答。他解释了"竹林七贤"为何不见诸魏晋之际文献：政治恐怖之下，士大夫不敢为持不同政见者树碑立传，向秀《思旧赋》"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直到元康时期王戎成为玄学后台，琅琊王氏家族选择王戎为家族先贤，"竹林之游"的说法才在东晋初期流传。现存最早明确记载"竹林七贤"的是庾亮亲信幕僚孙盛的《魏氏春秋》，孙盛是东晋第一代名士，比谢安年长二十岁，"起于谢安说"难以成立。
嵇康哲学新论
附录三原载《中国哲学史》2004年第1期，分析嵇康建构理论的方法。作者认为，何晏、王弼的正始玄学主流派以"有无之辩"探讨宇宙本根"道"，追求一个统贯宇宙社会人生的"无为"总法则，为政治服务；嵇康避开"有无"问题，运用形名方法从经验出发辨析乐理、生理、才理、心理、命理等具体之"理"。
形名方法由两个层次构成。"名实"方法处理名、形、实三者的关系：事物的本质（实）不可目见，通过现象（形）表现，概括现象产生名称（名），名能否与实一致需要反复"形名互检"（王弼《老子指略》："名也者，定彼者也""不能定名，则不可与论实也"）。"辨名析理"方法处理名、分、理的关系：比较概念（名）之间的差异（分），分析其中的规律（理）（王弼："不能辩名，则不可与言理"）。嵇康在《声无哀乐论》开篇用名实方法否定音乐与情感的联系——哀乐之情是心的属性，音质优劣才是声音的属性；在《释私论》中用辨名析理界定公私："夫私以不言为名，公以尽言为称，善以无吝为体，非以有措为负。"
在形上层面，嵇康采用汉代元气宇宙论的框架：元气→阴阳→五行的气化过程（"夫元气陶铄，众生禀焉""浩浩太素，阳曜阴凝"）。《明胆论》以阴阳二气说明聪明与勇敢（"明以阳曜，胆以阴凝"），《声无哀乐论》以五行之气说明五音，《养生论》以"气"的置换说明服食上药的原理，《答释难宅无吉凶摄生论》以五行相生相克说明姓氏与土地的关系。但作者特别指出，在嵇康哲学中，阴阳五行之气只是构成事物的材料，事物一旦形成就有自己的"自然之性"和"自然之理"，阴阳五行规律与具体事物的规律是并行关系，无生成关系。声音虽由五行之气生成，其特性是音质清浊、音阶高低，与五行生克无关；音乐对人心的影响只引起兴奋与抑制等生理—心理变化（"情之应声，亦止于躁静耳"）。在"成命之理"（命运）这个象数思想最盛行的领域，嵇康在两篇论战长文中只用了一次五行说。他的"大道"仅指"无为"这一根本规律，顺应万物自然本性，不能生成万物之理。结论是：嵇康哲学的重心是研究事物的"自然之性"与"自然之理"，最重要的学术方法是形名而非象数；在消除宇宙本根、确立"自然之性"的本体地位这一点上，嵇康与王弼殊途同归。
材料来源与作者判断的边界
全书正文的史料来源以正史和魏晋笔记为主：《三国志》及裴松之注、《晋书》及诸家注、《世说新语》及刘孝标注、戴明扬《嵇康集校注》、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等，均以注释形式标注。作者的考证性判断（长乐亭公主为曹林之女、避地河东在256年、《管蔡论》写于废曹芳之前、嵇康死于"不孝罪"等）都在注释中给出论证，并注明与余嘉锡、戴明扬等学者观点的分歧。
书中对传说的处理分三类。一是明确标注为虚构的记载，如华阳亭授琴、空中幽灵授《广陵散》。二是带有象征意义的传说，如石髓化青石、"素书"消失，作者指出它们预示嵇康与神仙之道缘分不深。三是史书有歧义的记载，如吕安流放途中那封信的作者，作者采嵇绍之说并说明理由。读者引用时应区分这几类材料的可信度。
作者对嵇康的同情立场贯穿全书，这一点他在前言和后记中说得明白。他引用鲁迅、李贽、孔孚的诗文作为参照，在叙述刑场就义时写道"在场的活人都会衰老，而嵇康却永远不会变老，在千秋万代的历史记忆中，永远是39岁"。传记叙事与情感表达交织，但涉及史实的部分均有出处，涉及评价的部分（如"嵇康的《释私论》充满理想主义的热情，但在实践中很难行得通"）作者也给出了理由。
理解嵇康的四条线索
嵇康的曹魏王亲身份是理解他一生的钥匙。他与长乐亭公主结婚，这层身份给了他生存的出路，也给了他无法推卸的责任感；司马昭以"名教"治天下，他偏偏"非汤武而薄周孔"，冲突在禅代进程中一步步升级，最终以吕安案为借口收场。
读《声无哀乐论》《养生论》等文章，要先理解嵇康的方法。他从经验出发辨析具体之"理"，用名实、辨名析理的形名方法讨论音乐、养生、住宅吉凶、聪明勇敢，与何晏、王弼讨论"无"的本体论路径不同。这套方法既让他提出"声无哀乐""宅有吉凶"等结论，也让他陷进五行姓氏、同气相感的象数推论中。
作者用"名教与自然"一对概念统摄魏晋玄学的两大命题——"名教同于自然"与"越名教而任自然"，嵇康属于后者。他的《诫子书》却完全是名教模范，鲁迅的分析被作者反复引用：生于乱世，不得已才有这样的行为，"魏晋的破坏礼教者，实在是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
嵇康与阮侃的住宅论战提供了一个反例：两位思想家都用了象数思维与元气论，却得出一方有神、一方无神的相反结论。这条材料提醒读者，用"玄学以本体思维取代象数思维"的图式理解魏晋思想史，会漏掉象数传统在玄学内部的实际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