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盛世：乾隆时代的得与失》是历史学者张宏杰2012年出版的著作，考察乾隆皇帝在位六十年的统治。全书以时间为主线推进：从康熙末年弘历被祖父带进宫中养育写起，经过雍正暴亡与乾隆继位、集权体制的建立、乾隆十三年的统治风格剧变、平准战争与盛世顶峰，写到晚年腐败、马戛尔尼使团访华、禅让与白莲教起义，止于嘉庆朝的衰落。副题点明作者的写作方向：既写乾隆时代得到的，也写失去的。
作者把乾隆盛世放进两个参照系。纵向参照是中国历代王朝的盛世传统，包括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横向参照是18世纪正在经历工业革命和政治变革的欧洲。原书大量引用清代官修实录、《清史稿》、笔记如《啸亭杂录》、朝鲜使臣的记录，以及马戛尔尼使团成员斯当东、约翰·巴罗的游记和佩雷菲特等人的研究，用中外观察者记录的对照来组织证据。
张宏杰的结论在序言中已经亮明：乾隆盛世是逆人类文明主流方向的产物，它创造了空前的政治稳定、养活了空前数量的人口、奠定了今天的版图，同时给中华民族精神造成的永久性创伤远大于一时的成就。本书属于评价性历史写作，作者对材料的剪裁和判断贯穿始终，阅读时需把书中引用的原始史料与作者本人的评价区分开。
一、继位：八字、祖父与毫无准备的接班
被八字决定的历史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春天，康熙皇帝在圆明园牡丹台第一次见到十二岁的孙子弘历。雍亲王安排这次见面后，康熙将弘历带回宫中养育。原书转引1929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公布的内阁大库档案，记载了弘历的八字（辛卯、丁酉、庚午、丙子）及批语，批语几乎字字都是夸赞。作者指出，按命相理论这是"身旺"的贵格，并推测这个八字影响了康熙的决定；同时他引《清圣祖实录》《乐善堂全集定本》等史料交代了祖孙相处的情节，包括避暑山庄行围中康熙以火枪射熊救弘历的记载（出自《啸亭杂录》）。
作者强调血缘与继承中的偶然因素。弘历生母钮祜禄氏出身不高，13岁进雍亲王府当差，康熙却从她身上看出"有福"。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暴亡，大学士张廷玉从"正大光明"匾后取出秘密立储密诏，弘历随即继位，时年25岁。对雍正死因，原书归纳当代史学家的意见为服丹药所致，给出的证据是乾隆即位第三天就下令将宫中道士张太虚、王定乾等驱逐出宫。
转变帝国的航向
乾隆即位之初的政策方向与父亲相反，史称由严转宽。具体动作包括：驱逐道士；宣布祥瑞之事不许陈奏；免除雍正十二年以前所欠赋税；为"阿其那""塞思黑"的子孙恢复宗籍，释放被囚禁的政敌允禵；开释受罚过重的官员，统计从轻处理者达2100多名（据《清高宗实录》）。作者分析这有多重理由：新君需要赢得人心，儒家信徒以宽仁为施政纲领，更重要的是雍正十三年严治已把社会管束到位，此时化严为宽可以既享受严治成果又收获感恩。他同时提示，这时的乾隆仍然盯着官僚机器的每一处异常，工部为修理太庙"庆成灯"多报银两被他揪出，说明"宽"后面始终跟着硬的一手。
二、大权独揽：太后、皇族、太监与朋党
防范太后、皇族与太监
贯穿乾隆政治生涯的第一条原则是大权独揽，原书引其自述"盖权者，上之所操，不可太阿倒持"。为此他对四类势力逐一设防。对太后，即位第三天就告诫太监宫女不得把外间闲话传入太后耳中，太后提出修庙也被他借训斥太监的方式回绝。对兄弟，他给弘昼、弘曕优厚的爵禄却不许染指政权，弘昼因在太后宝座旁跪错地方被罚俸三年，弘曕被革去亲王后抑郁而死。对宗室，他确立亲王宗室不入军机处的制度，废太子之子弘皙被永远软禁。对太监，他主持编纂《钦定宫中现行则例》，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奏事太监高云从泄露职官任免档案，被立即处斩。
鄂尔泰与张廷玉的朋党
皇帝行政离不开大臣，防范权臣和朋党的难度因此更大。雍正留给乾隆两位重量级大臣鄂尔泰与张廷玉，二人地位相当、性格不合，满汉大臣分别依附，逐渐形成两党雏形。乾隆采取"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的平衡策略，刻意一视同仁。原书用若干案件说明他的手法：乾隆六年（1741年）鄂尔泰借黄廷桂举荐失察之事整人，被皇帝识破；言官仲永檀借弹劾张党暗中与鄂尔泰长子鄂容安商议，鄂尔泰被当众警告。鄂尔泰于乾隆十年（1745年）病死，得以善终。
张廷玉的结局
张廷玉在乾隆朝后半段成为全书集中描写的个案。原书先分析其"过人之才"：文思敏捷、勤勉缜密、以退为进，"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乾隆十三年（1748年）他首次受处分，此后因请求退休与配享太庙的保证书，与皇帝发生多轮交锋。乾隆发布长篇上谕，取消他的伯爵，派人以收缴赏赐为名抄家，检查他有无怨望文字，结果一无所获。张廷玉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乾隆又下令恢复其配享太庙资格。作者用这个案例说明君臣关系的脆弱：权臣的"平安降落"在专制权力面前没有制度保障，全凭皇帝个人意志。
三、乾隆十三年的转折
孝贤皇后之殇
乾隆十三年（1748年）的转折由皇后富察氏之死触发。富察氏是乾隆17岁结婚的结发妻子，两个嫡子永琏、永琮先后早夭。这年春天乾隆东巡曲阜、泰山，皇后途中染病，三月在德州运河船上去世。原书引《御制诗二集》记录乾隆的挽诗，说明此后几十年间他保留长春宫原状，每年忌辰凭吊，并写有大量悼亡诗。
由宽入严
皇后丧礼期间，乾隆对官僚系统发作。翰林院把满文祭文中的"皇妣"误译为"先太后"，刑部尚书阿克敦被治罪；官员百日剃发被定为大不敬，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湖广总督塞楞额被赐自尽；皇长子永璜、皇三子永璋因表现"不悲痛"被当众训斥并失去继承资格。同年金川战争失败，三任统兵大臣庆复、张广泗、讷亲被处死。原书引高阳《清朝的皇帝》的概括："乾隆十三、十四年间，为高宗生平的第一变，由寅畏小心，一切务从宽大而一变为生杀予夺，逞情而为。"此后乾隆废除"完赃减等条例"，代之以"完赃不准减等"，贪污满1000两即斩首，并对民众聚众事件规定"不分首从，即行正法"。
四、盛世之巅
人口、农业与财政
原书列举盛世顶峰的几组数据。人口方面，乾隆六年（1741年）第一次全国规模人口普查为14341万，乾隆六十年（1795年）增至29696万，54年翻了一番；18世纪世界人口从6.41亿增至9.19亿，增幅43%，中国人口增幅约108%。农业方面，红薯、玉米得到推广，作者引吴宾的论文说明乾隆晚期粮食总产量达2088亿斤的历史最高，但人均粮食占有量780斤，低于秦汉的985斤、隋唐的988斤、宋代的1457斤、明代的1192斤，处于历代较低水平。财政方面，国库存银最高达8000万两（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作者引《大国的兴衰》《白银资本》称当时中国GDP约占世界的三分之一。他同时指出，盛世内部已经出现人口压力下的贫困、抗租抗税斗争与民间结社，据《清代八卦教》统计，乾隆二十年（1755年）以后记载的民间宗教与结社活动多达199种。
平准战争与种族灭绝
盛世的武功以平定准噶尔为代表。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朝出兵，原书详细记录"因粮于敌"的策略、阿睦尔撒纳的反复、喀尔喀蒙古的起兵，以及三次进兵的经过。作者把重点放在战争残酷的一面：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下令"总以严行剿杀为要"，清军沿河搜剿厄鲁特牧民，把大批投降的蒙古人迁往内地后处死。原书引《啸亭杂录》等史料，记载沙克都尔曼吉部落四千余人被歼灭、赛里木湖畔一个两百顶帐篷的部落男人被斩首、妇女儿童被掠走等情节，并说明死亡数字"历史上无准确记载"，《准噶尔灭亡纪略》说超过一百万，魏源《圣武记》估计"歼于大兵者十之三"。准噶尔四部中只有杜尔伯特部得以保全。乾隆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并在晚年把十次战争拼凑为"十全武功"。
盛世的四个支点
作者归纳盛世得以形成的四个原因：康熙、雍正两代打下的基业；乾隆本人的勤政（卯时起床批阅奏章）；他打造的效率较高的官僚队伍；前期惩贪的成功。他同时限定这些条件的性质：盛世建立在人治之上，依赖帝王的个人素质，并没有沉淀为制度。他对前期的惩贪给出了量化描述——乾隆二十三年改革后贪污满1000两即判斩首，并列举恒文、杨灏、高恒等案例，说明平均一两年即有一名省级大员因侵贪被正法。
五、文字狱与思想控制
打击"越级上访"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南巡途中，河南夏邑县灾民张钦、艾鹤年拦驾告御状，随后又出现刘元德告状。皇帝派亲信观音保化装私访，确认灾情严重，但处理上各打五十大板：巡抚图勒炳阿被革职充军，告状者却交官府审办。后续搜查在秀才段昌绪家中发现吴三桂反清檄文抄本，案件升级，退休大员彭家屏被牵连，以私藏逆书罪赐自尽，家产籍没。作者指出皇帝的逻辑：允许百姓在体制内层层上访，但绝不允许"以下抗上"成为风气，因此"刁民闹事而即参知县，将使刁风益炽矣"。
儒家治国理想的破灭
乾隆十六年（1751年）起，皇帝对民间政治参与的态度转为高压。导火索是"伪孙嘉淦奏稿案"，一份托名大臣孙嘉淦、攻击皇帝"五不解、十大过"的伪稿在全国流传，查不到源头，只能杀两名传抄者结案。紧接着的湖北马朝柱案，让皇帝发现民间存在以"反清复明"为旗号的结社。原书指出这两案使乾隆放弃以儒治国的理想，转向读《韩非子》，接受"治民者，刑胜治之首也"的逻辑，对社会底层控制明显收紧。
消灭记忆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下诏修《四库全书》，征书过程中发现民间刻意回避"违碍"书籍，遂在三十九年发动禁书运动。江西巡抚海成因查出禁书八千余部名列前茅，却因未发现王锡侯《字贯》中的"庙讳"问题而被革职治罪。原书引吴晗"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的评论，给出销毁规模的数据：销毁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焚书总数约十五万册，销毁版片一百七十余种、八万余块，明代档案被系统销毁，现存仅三千余件。作者把这件事定性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文化浩劫，同时记录下档案中皇帝亲自检阅、要求书籍"封固进呈"等细节。
由驯身到驯心
文字狱的打击对象延伸到思想层面。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退休大理寺卿尹嘉铨为父亲请谥、请求让理学名臣从祀孔庙，触怒皇帝，被抄家审讯。原书记录了审案过程：官员不追问"大逆"实迹，而是审问他的家庭隐私，逼他承认"假道学"。作者把这个案子与雍正打击杨名时的旧案并置，说明清代帝王反对"好名"的用意：大臣既不能图利，也不能追求人格独立，只能做驯服的奴才。乾隆还拆毁各地德政碑、生祠，并提出"本朝纪纲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的名臣论。原书评估这一政策的结果：乾隆之后的士人"有才华而无思想，有能力而乏操守"，社会道德迅速松弛。
六、晚年的崩坍
衰老与帝王私欲
作者把晚年政局的恶化首先归因于皇帝本人的衰老。45岁以后左耳重听，65岁以后左目欠明，70岁以后健忘加剧，精力只够处理少量政务。原书又用大量档案记录说明皇帝对贡品的需索：乾隆十六年（1751年）首开贡例，此后出现迎銮贡、木兰贡、陛见贡、谢恩贡等名目，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东巡山东时湖广、四川、广东的官员也赶来进贡。皇帝喜欢钟表、字画、古玉，贡品由官员"自行制办"，实际层层向下摊派，为腐败提供了公开渠道。
和珅与议罪银
乾隆四十年（1775年）和珅以侍卫身份被皇帝看中，此后快速升迁。原书分析他受宠的原因：在朝中没有根基、精通满汉蒙藏四种语言、机敏善解人意，尤其擅长理财。他任内务府大臣后扭转了入不敷出，并建议皇帝把"议罪银"制度化——官员犯错可交银免罪，款项进入皇帝私库。据《密记档》统计，十三年间重大议罪银案件68件，最多一次达38.4万两。作者指出这项制度的后果：贪官有了"免死牌"，清廉之官也因怕亏空而不得不庇护下属，腐败因此失去约束。
腐败集团化：甘肃冒赈案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甘肃布政使王廷赞主动捐银四万两助饷，引起皇帝怀疑，追查出前任王亶望主持的冒赈案。甘肃借捐粮救灾之名收银，七年之间二十七万多人捐监生，收银1500多万两，全省官员侵贪赈银289万余两。案件涉及官员二百余人，处死者56名。作者特别记录办案细节：皇帝曾派人查仓，各州县在粮仓下铺木板撒谷物制造"满仓"假象；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被查出家产二百万两，死后牌位被撤出贤良祠。他认为这个案子暴露了监察机制形同虚设，腐败已从局部蔓延到全省、从底层蔓延到中枢。
尹壮图与君臣赌局
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书批评议罪银制度，并称所过各省"商民半皆蹙额兴叹"。皇帝不接受，命户部侍郎庆成带尹壮图沿途盘查仓库。盘查前朝廷先行通知地方官，结果各省仓库"并无亏短"，尹壮图被迫认错，被降级使用。原书在叙述中给出对照材料：朝鲜使臣记载当时"货赂公行，庶官皆有定价"，洪亮吉估计官场洁身自爱者与贪污者之比为一比九或二比八。作者用"权力幻觉"来解释皇帝为何看不见这些材料，指出权力会过滤掉负面信息，只向掌权者输送正面信息。
七、马戛尔尼使团
洪仁辉事件与十三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翻译洪仁辉（詹姆士·弗林特）从广州北上天津，向皇帝告御状，申诉十三行制度与粤海关陋规对英商的盘剥。皇帝派人查办，惩处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但拒绝了英商开放更多口岸的要求，并处死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将洪仁辉圈禁澳门三年，随后颁布《防范夷商规条》，进一步限制外商活动。原书详细列出了粤海关对外商征收的各项"陋规"，并说明中国方面长期把英国与荷兰统称"红毛"，《大清一统志》中甚至没有英吉利国的条目。
使团与叩头之争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马戛尔尼使团以祝贺乾隆八十大寿的名义来华，携带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蒸汽机、棉纺机、榴弹炮等礼品。双方在觐见礼仪上发生争执：中国要求行三跪九叩之礼，英国人拒绝，最后以单膝跪地妥协。皇帝观看了礼品后认为"只觉视等平常"，把钢铁工具赏给造办处工匠，把马车因"驭座在前、车夫背对皇帝不合礼制"而束之高阁。乾隆随后颁布长篇谕旨，逐条驳回互派使节、开放宁波天津、给英国提供小岛、扩大广州英商自由等全部要求。作者把这批礼品的遭遇与1860年英军劫掠圆明园时发现这批礼物原封未动的事实并置，说明皇帝对西方技术缺乏理解。
英国人眼中的中国
原书用使团成员斯当东、巴罗的记载描述他们观察到的中国：人口众多、市井商业繁荣，同时底层普遍贫困——弃婴随处可见、平民争抢英国人丢弃的死猪死鸡、拉纤的民夫被鞭打。斯当东注意到中国缺乏中产阶层，"只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巴罗记录了中国百姓在官员面前和下级的受罚情形，认为高压统治按自己的模式塑造了国民性格。马戛尔尼的结论是"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需要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
鸦片、小斯当东与战争
马戛尔尼使团失败后，东印度公司扩大鸦片生产。原书给出时间线：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英国批准在印度种植鸦片换中国茶叶的计划；乾隆后期鸦片输入已占英国对华货物的一半；1800年进口量达4570箱；鸦片战争前夕中国每年白银流出至少1000万两，接近清政府年收入的四分之一。1840年4月英国下院辩论是否对华开战，曾随使团访华的小斯当东发言主张开战，表决结果主战271票、反战262票。作者把《南京条约》的五点核心内容与马戛尔尼当年提出的要求逐条对应，指出英国人在1793年通过外交得不到的东西，1842年通过战争得到。
八、权力交接与盛世终结
禅让与太上皇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密立皇十五子永琰为储。原书比较了诸皇子的条件：八阿哥永璇轻躁、十一阿哥永瑆吝啬文弱、十七阿哥永璘放荡，只有永琰"缺点最少"，少年老成、勤学端淳。乾隆六十年（1795年）禅位，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初一举行大典。作者称这是中国专制史上少有的平稳交接，同时说明乾隆退位后仍居养心殿，宣布"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亲自过问，嘉庆则一切"听皇爷处分"。
白莲教起义与嘉庆朝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禅位大典七天后，川陕楚交界处爆发白莲教起义，迅速蔓延五省。原书引用《春冰室野乘》的记载，说太上皇晚年靠念西域秘密咒对付起义首领，并引戴逸的点评说明这是"意志昏瞀的孤独老翁"的写照。镇压起义最终耗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五年的财政收入。乾隆于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去世，终年89岁。尾声部分写嘉庆亲政后的动作：处死和珅、撤换六名总督、惩办一批贪官，但反腐运动式推进收效有限，随后出现陈德刺驾（嘉庆八年，1803年）、天理教攻入紫禁城（嘉庆十八年，1813年）。嘉庆拒绝财政改革与开矿，坚持"守成"，史称"嘉庆中衰"。作者在尾声给出的判断是，康乾盛世已经耗竭传统社会制度的动力，嘉庆面临的问题超出此前所有政治经验的范围。
九、作者的方法、证据与限定
原书是叙事驱动的历史写作，用具体事件串联论证：夏邑告状案、张廷玉退休案、王锡侯《字贯》案、甘肃冒赈案、尹壮图盘查、马戛尔尼使团，每一章都先讲事件经过，再引出作者的分析。证据主要来自三类材料：官方文献（实录、起居注、奏折、档案）、私人记载（年谱、笔记、朝鲜使臣记录）、外国观察者游记（斯当东、巴罗、马戛尔尼）。书中的数字多转引自他人研究，例如人口与粮食数据据吴宾论文，文字狱统计据郭成康、林铁钧《清朝文字狱》，GDP与世界地位据《大国的兴衰》《白银资本》，这些都需要按引用来源核对。部分数字原书只给出估算范围，例如准噶尔屠杀的死亡人数，作者明确说明"历史上无准确记载"。
需要区分作者的主张与作者引用的材料。乾隆盛世"饥饿""恐怖""僵化"等定性是作者本人的评价，建立在他对18世纪欧洲社会发展作为参照尺度的选择上；书中引用的实录、游记等原始材料则是证据。作者也提示了自己的参照系来源：他在"盛世梦"一章讨论"盛世"一词是中国独有的概念，指出盛世往往以大规模祸乱为前奏、依靠几代英明帝王接力、无法摆脱盛极而衰的循环，并引雍正"从来有治人无治法"来说明人治的局限。这些属于作者的历史判断，不是可验证的实证结论。
本书的限定条件同样明确：叙述对象几乎完全围绕皇帝一人，官员、百姓、外国人大多以被观察、被处置的形象出现，缺少底层社会内部视角；作者对满族入关史、清代文字狱等议题的叙述带有明确的批判立场。书中反复呈现几条"人治盛世"的运行机制：集权在一段时期内提高治理效率，统治者的健康与性格直接影响国政，官僚系统过滤负面信息，议罪银等安排又使腐败自我强化。把这些观察用于讨论其他依赖个人权威的治理体系时，仍需保留原书的证据等级和适用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