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use of Huawei

本书是调查记者 Eva Dou 对华为及其创始人任正非的全景式叙事。作者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多年报道积累为基础，结合公司内部刊物、公开档案、政府文件和对行业高管的访谈，按时间顺序重建了华为从深圳一家小型交换机销售商成长为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的全过程，以及它如何被卷入中美技术冷战的中心。全书共三部分二十八章，从任正非的家族背景写起，直至 2023 年华为在制裁下推出 Mate 60 Pro 手机。

起点：从贵州山沟到深圳特区

任正非出生于 1944 年的贵州，父亲任摩逊是一名知识分子，早年在广西经营过销售进步书籍的"七七书店"，后来辗转到贵州从事少数民族教育工作。任摩逊曾在国民党兵工厂做会计，这一"历史问题"在 1950 年代末的政治运动中给他带来了持续的麻烦。1958 年他加入共产党，同年出任都匀民族师范专科学校校长。大饥荒期间，任家七个孩子食不果腹，任正非在高考前靠母亲偶尔给的玉米饼充饥。

1963 年，任正非考入重庆建筑工程学院，学习供暖通风与燃气工程。文革爆发后，他因父亲的"反动学术权威"身份无法加入红卫兵，便埋头读书，自学了三门外语和数学哲学。1968 年毕业，他被分配到贵州 011 基地——一个建在山洞里的秘密战斗机工厂，隶属于解放军工程兵。任正非自述先做了两年炊事员，再做管道工，后来成为技术员，业余时间自学电子学。

在 011 基地期间，任正非经人介绍结识了孟军——四川省副省长孟东波的女儿。孟军是重庆医学院的学生，在文革中担任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的副政委。两人的父亲都在文革中被下放劳改，境遇把他们拉到了一起。1970 年，大女儿孟晚舟出生。

1974 年前后，任正非被调往辽阳，参与解放军工程兵承建的尼龙化纤厂项目，合作方法国 Technip 公司。在那里他着迷于精密仪器，研发出一台浮球式压力发生器，性能对标美国 Ametek 公司产品。1978 年，他作为六千名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出席了首届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在会上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全场掌声雷动。这次大会之后，任正非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前因家庭出身问题，他的入党申请多次被拒。

1982 年，邓小平裁军，解放军工程兵被解散。任正非和孟军被派往深圳南油集团工作。此时的深圳刚刚被设为经济特区，像一条细长的蛇沿着香港边境铺开，被铁丝网与内地隔开。任正非在南油做副总经理，自述因一次被骗采购电视机的生意被开除。他与孟军也在这一时期离婚。1987 年，42 岁的任正非和另外五名投资人凑了 21000 元，注册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早期扩张：交换机与国家支持

华为最初没有自己的产品，靠代理香港鸿年公司和珠海电信的小型用户交换机（PBX）为生。五名原始投资人中，珠海电信创始人沈定兴提供了关键技术——BH-01 交换机；三江电子创始人梅中兴据学者田涛的访谈记录，曾是华为的第一任董事长。这五人在后来的华为叙事中几乎消失，作者认为，这可能与华为早期"红帽子"集体企业身份的模糊性有关。

1988 年，任正非前往武汉华中工学院寻找工程师，遇到了郭平——一名 22 岁的研究生。郭平加入华为实习，随后成为核心团队成员。1990 年前后，因投资人反对自主研发，双方矛盾激化，沈定兴切断了华为的 BH-01 供货。华为工程师用复印机一比一复刻电路板，造出了自己的 BH-03 交换机。任正非后来在内部讲话中承认了这种模仿行为，认为是当时"先占领市场"思路的产物。

1993 年，华为推出 C&C08 万门数字程控交换机，这是公司真正进入主流市场的产品。开发过程中，任正非以高利贷融资，对工程师说如果项目失败他就从楼上跳下去。团队在深圳郊外的工业楼里夜以继日工作，床垫就放在墙边——这就是后来被反复提及的"床垫文化"。1994 年，C&C08 通过邮电部鉴定，获准大规模生产。

1994 年 6 月，任正非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江泽民。他陈述了自主交换机对国家安全的意义，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一个国家没有自己的程控交换机，就好像没有自己的军队一样。"这次会见之后，华为的阻力迅速消解。招商银行率先推出"国内买方信贷"，使华为可以像国外厂商一样为客户提供融资。

华为还通过与各省邮电管理局成立合资公司（莫贝克 Mobeco），构建了"利益共同体"——电信局既是股东又是客户。到 1995 年，华为销售额达到 15 亿元。1996 年朱镕基访问华为后，国有银行的贷款进一步放开。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称与华为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关系"。

1996 年 1 月，在孙亚芳主持下，华为举行了第一次"集体辞职"仪式，26 名销售办事处主任全部提交辞职报告，竞争上岗，最终 6 人被替换。这一事件后来被反复引用，作为华为"狼性文化"的标志。任正非对销售团队说，销售需要"科学家的智慧、哲学家的洞察、演说家的口才、社会改革家的志向和宗教家的乐观坚韧"。

华为与国家的关系在早期就触及了安全领域。1996 年李鹏访问华为时，直接问任有没有电话追踪技术——公安部需要这个能力。任回答："电话一响，我们就知道，不到一秒钟。"这一对话表明，华为在 1990 年代就已经面对中国最高层的安全需求。

管理体系：基本法与党委会

1996 年到 1999 年，任正非聘请了一批北京学者，花两年时间起草《华为基本法》——一部公司"宪法"，名称借用了香港基本法。1998 年正式通过，共 103 条。基本法明确华为不追求股东利益短期最大化，不上市，每年至少将 10% 销售收入投入研发，不盲目多元化。

1997 年底，任正非带队访问 IBM，被其管理体系震撼。他决定花巨资请 IBM 做咨询，改造华为的研发流程和供应链。IBM 咨询团队在华为驻场十年。作者转述了一个数字：任正非说 IBM 顾问每小时收费 680 美元，几乎等于当时华为员工的月平均工资。面对内部抵触，任正非说"鞋不合脚就削足适履"。

1996 年 5 月，华为成立党支部，1997 年升级为党委，陈珠芳出任党委书记。陈珠芳曾是华中工学院经济管理学院党总支书记，1995 年退休后加入华为，任第一任人力资源总监。她在华为内部开展"民主生活会"和自我批评，进行道德和爱国主义教育，主持反腐败调查。

2007 年，华为党委获得了对高管任命的否决权和弹劾权，华为内部称之为"三权分立"——借鉴美国三权分立的说法。华为在内部解释中称这一举措是为了防止腐败和裙带关系。作者指出，这一变化正好与胡锦涛时期要求加强私营企业党建的全国性政策同步。

陈珠芳大约在 2007 至 2008 年退休，接替她的是周代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ISN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研究员，1994 年加入华为。周代琪始终保持低调，华为年报中只提他是监事会成员或首席道德合规官，从不提党委书记头衔。

关于华为的所有权结构，作者引用了 Balding 和 Clarke 2019 年的论文——华为 98.86% 的股份由工会持有，员工并没有真正的控制权。作者进一步分析了华为的"股东代表大会"制度：每五年选出约几十名"代表"，这些代表几乎全是华为最高层的高管，包括任正非、孙亚芳、任正非的弟弟任树录、儿子任平、党委书记周代琪等。这种结构与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总书记的层级结构高度相似。作者的结论是：华为是一个以自己国家为模板打造的公司，兼具其可怕之处和缺陷、勇气与诗意。

全球扩张：从第三世界到欧洲

华为的国际化始于俄罗斯。1996 年，借江泽民与叶利钦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的东风，任正非率队参加莫斯科国际展会，受到中国大使馆的全程协助。华为在俄罗斯成立了合资公司，但进展缓慢，俄罗斯人对中国交换机心存疑虑。

真正驱动华为早期海外增长的，是被西方公司回避的"流氓政权"市场——伊拉克、伊朗、利比亚、朝鲜、阿富汗。华为工程师在战乱地区保持网络运行，在利比里亚内战中分成两组分别服务双方，在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中坚持工作。任正非称他们为"铁军"。

2001 年 2 月，美军轰炸了华为在伊拉克承建的光纤网络，理由是这些网络帮助伊拉克防空部队通信，切断后伊军只能用无线电，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就可以监听。这是华为第一次以国家安全威胁的形象出现在华盛顿的视野中。时任华为高管对作者说，这是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知道美国早晚要对华为动手。

华为进入西方市场的突破口是英国电信（BT）。2005 年，BT 选择华为作为其全国宽带升级的供应商之一。这个合作打破了西方市场的大门，沃达丰、Orange、西班牙电信随后陆续采购华为设备。英国政府最初对华为的安全顾虑，通过华为设立的"网络安全评估中心"（HCSEC，内部人称"密室"）来缓解。该中心表面上由华为运营出资，实际上由英国情报机构 GCHQ 主导运营，工作人员全部需要英国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

2007 年，华为试图通过贝恩资本收购 3Com 公司，引起华盛顿政治风暴。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介入后，交易最终告吹。这是华为在美国市场遭遇的又一次重大挫败。

中美对抗：从国会听证到孟晚舟事件

2012 年 9 月，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就华为和中兴的安全威胁举行听证会。华为首席美国代表丁少华（Charles Ding）出席，接受两党议员质询。议员们反复追问华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党委会的作用、以及华为是否会遵守中国法律配合情报部门。丁少华否认所有指控，但无法给出令人信服的回答。委员会一个月后发布报告，建议美国公司停止采购华为和中兴设备。

2013 年 1 月，路透社记者 Steve Stecklow 披露，华为通过一家名为 Skycom 的壳公司在伊朗开展业务，而孟晚舟曾是 Skycom 的董事会成员。这一爆料引发了汇丰银行的内部调查。2013 年 8 月，孟晚舟在香港一间餐厅与汇丰亚太区银行副主管 Alan Thomas 会面，提交了一份 PPT，称华为与 Skycom 只是正常商业合作关系，已出售所持股份。美国检方后来指控这份陈述构成银行欺诈。

同一年，斯诺登爆料进一步改变了格局。据《纽约时报》和《明镜》周刊报道，NSA 通过代号"Shotgiant"的项目，从 2009 年起就入侵了华为的邮件系统，读取了任正非和孙亚芳的通信，获取了产品源代码。NSA 还利用华为的基础设施监听全球目标。这个披露揭示了一个讽刺的事实：华盛顿之所以确信北京可以利用华为设备进行监听，是因为 NSA 自己已经在这么做了。

2016 年 3 月，美国商务部制裁中兴，指控其违反伊朗出口管制。华为内部感到恐慌——中兴内部文件中提到的代号"F7"竞争对手，据信就是华为。中兴最终认罪，支付 12 亿美元罚款，并同意配合调查第三方——这意味着华为成了下一个目标。

2018 年 12 月 1 日，孟晚舟在温哥华转机时被加拿大警方应美国要求逮捕。她被控银行欺诈和密谋洗钱，罪名是通过 Skycom 隐瞒华为在伊朗的业务，从而欺骗汇丰银行。九天后，中国拘留了两名加拿大人——康明凯（Michael Kovrig）和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以"间谍罪"将他们关押。这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人质外交"。

制裁与生存

2019 年 5 月，特朗普宣布电信领域国家紧急状态，商务部将华为列入实体清单。这意味着华为无法购买美国技术，尤其是芯片和操作系统。华为旗下的海思半导体（HiSilicon）负责人何庭波发表公开信，称多年来打造的"备胎"芯片一夜之间转正。

英国随后于 2020 年 7 月改变立场，宣布到 2027 年将华为设备从 5G 网络中全部移除。加拿大的两大运营商也选择了爱立信和诺基亚。至此，五眼联盟全部排除了华为。

华为被迫断腕求生。2020 年，华为出售了海底电缆合资公司的股份，又将荣耀（Honor）手机品牌整体出售给一个中国财团。任正非对分拆出去的荣耀团队说："做华为最强的全球竞争对手，超越华为，甚至喊出'打倒华为'。"

2020 年 12 月，宾夕法尼亚研究机构 IPVM 披露了一份华为与旷视科技合作的人脸识别系统测试报告，其中明确列出"维吾尔族报警"功能已通过测试。这一报告被《华盛顿邮报》报道后，引发国际哗然。法国足球明星格列兹曼宣布终止与华为的代言合作。华为丹麦通讯副总裁 Tommy Zwicky 辞职，他说："这件事确凿无疑地发生了，不是可能发生。"

结局与余波

2021 年 9 月，孟晚舟与美国司法部达成暂缓起诉协议（DPA）。她签署了一份"事实陈述"，承认在伊朗业务问题上误导了汇丰，但不认罪。协议规定，如果她在一年内遵守规定，指控将被撤销。当天，康明凯和斯帕弗也被释放并返回加拿大。

孟晚舟回到深圳后受到英雄般的欢迎。2022 年 3 月，她被提拔为华为三位轮值董事长之一，与胡厚崑、徐直军并列。郭平退居监事会主席。2023 年 4 月，孟晚舟开始了她的首个轮值 CEO 任期。

2023 年 9 月，华为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发布了 Mate 60 Pro 手机，搭载了一枚由中芯国际（SMIC）制造的 5G 芯片——尽管两家公司都在美国制裁之下。没有人确切知道华为是如何做到的。这一事件在华盛顿引发了新一轮对制裁执行力度的担忧。

截至 2024 年，华为仍是全球 5G 设备销量第一的公司，受益于国内的爱国主义采购和新兴市场的持续需求。但美国已经成功遏制了华为的上升势头——公司不再年年刷新销售纪录，失去了与美欧大学的研发合作，在西方市场节节败退。

几个核心问题的证据与争议

华为是否受中国政府控制？ 这是全书的核心问题，也是最难给出确切答案的问题。作者提供了多层证据：

• 华为成长的每一步几乎都踩中了国家政策的节拍，从早期的进口替代到 5G 竞赛再到"一带一路"。
• 华为党委书记拥有高管任免否决权，党委参与人事和道德监督。
• 中国《国家安全法》第十一条规定国家安全机关可以检查任何组织或个人的通信设备，企业没有法律依据拒绝。
• 前 Stone Group 创始人万润南的证词：1980 年代末，国家安全部的人就被派到了他的公司，以"保护"的名义。万润南认为，电信产业关系国家命脉，华为不可能免于类似安排。

但作者也承认，没有直接的"冒烟的枪"证据证明华为主动参与了中国政府的间谍活动。华为的反驳——没有政府要求过、即使要求也会拒绝——无法被证伪，因为法律要求企业对协助调查保密。

华为是否偷窃了知识产权？ 华为在早期确实有模仿行为，任正非自己在内部讲话中承认过复刻电路板。2003 年思科诉讼案中，华为承认有个别工程师不当使用了思科的源代码，但声称是孤立事件。最终双方和解，没有公布财务条款。2010 年摩托罗拉也起诉过华为，后以未公开条款和解。

孟晚舟案的性质。 作者详细呈现了双方的论点。辩方认为，加拿大没有伊朗制裁，因此不构成"双重犯罪"；边境人员在告知其被捕前对她进行了三小时盘问和搜身，违反了正当程序；特朗普公开表示可以把她作为贸易谈判筹码，说明这是政治操弄。控方则认为，孟晚舟欺骗的是一家美国银行（汇丰通过美国金融系统清算交易），银行欺诈在两国都是犯罪。最终案件没有走完司法程序，以 DPA 和解。

"人质外交"的事实。 两名加拿大人在孟晚舟被拘留九天后被捕，被关押了近三年，几乎与孟晚舟的拘押时间完全同步。两人在孟晚舟获释当天被释放并遣返。中国官方否认两者有关联，但时间上的高度吻合使国际社会普遍将其视为一种谈判筹码。2023 年，斯帕弗向加拿大政府索赔数百万加元，认为自己被捕是因为康明凯将他提供的敏感信息转交给了西方情报机构。

可迁移的观察

• 后发企业的追赶路径。 华为从代理、模仿、到逆向工程、再到自主研发的路径，是很多后发工业化国家企业的共同经历。区别在于华为的规模和速度，以及国家资源的深度介入。
• 技术标准是地缘政治的延伸。 5G 标准的制定（3GPP）表面上是技术协商，实际上是各国企业和政府的角力场。华为推动的极化码（polar coding）进入 5G 标准，被视为中国在通信技术上真正进入第一梯队的标志。
• 全球供应链的脆弱性。 美国对华为的制裁证明，即使是世界最大的电信设备商，在关键技术环节被"卡脖子"时也会陷入生存危机。这一教训直接加速了中国的半导体自主化进程。
• 国家安全与国际贸易的冲突。 当一种产品同时具有商业价值和安全意义时，自由贸易原则会让位于安全考量。英国官员对作者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曾直白地表示："你总得选点什么（来打 tech war）。"
• 公司治理的国家烙印。 华为的股权结构、党委制度、代表大会制度，都与中国的政治制度有结构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既是华为在中国成功的原因，也是它在海外遭遇信任危机的深层根源。

作者本人是华裔美国记者，立场偏中立调查。她没有在书中给出终极判断，而是把证据铺陈出来——关于华为与政府关系的指控，有些有充分证据支撑（党委会作用、国家法律强制力、历史先例），有些仍然是间接推断。全书的核心张力在于：在一个情报行动天然要求保密的世界里，"无法证伪"本身就构成了安全担忧的充分理由，而这正是华为过去十年在西方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