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 E. B. 杜波依斯（William Edward Burghardt Du Bois）的《黑人的灵魂》出版于 1903 年春。全书由一篇前言和十四篇随笔组成，每章正文前附有一行灵歌（spiritual）的乐谱片段。杜波依斯在前言中把二十世纪的问题概括为肤色界线的问题（the problem of the color-line），并说明这本书要描绘一千万美国黑人生活与奋斗其间的精神世界。出版时作者三十五岁，是美国第一位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的非洲裔美国人，当时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大学任教。
十四篇随笔大多改写自此前发表过的文章。前九篇运用历史、社会学与哲学论述，后五篇转向悼文、传记、小说和歌谣。杜波依斯在第一人称中表明自己是所写人群的一部分，他称这些人"骨中之骨，肉中之肉"。
全书围绕同一个问题展开：在二十世纪来临之际，做一个黑人意味着什么。杜波依斯用几条彼此不同的路径接近这个问题——自由民管理局的史述、道尔蒂县的田野观察、儿子夭亡的个人哀悼、亚历山大·克伦梅尔的传记、一篇虚构小说，以及灵歌的音乐分析。
双重意识与面纱
第一章《我们精神上的奋斗》给出全书的概念起点。杜波依斯回忆童年时在马萨诸塞州一所小学里被新来的女同学拒绝交换名片，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与白人孩子的差别。他称这种处境为面纱（the Veil）：黑人隔着面纱看世界，世界也隔着面纱看黑人。他由此提出双重意识（double consciousness）：黑人习惯用别人的眼光看自己，用别人的尺度衡量自己的灵魂，身上同时住着两个灵魂——一个是美国人，一个是黑人，两套追求在同一具身体里相互拉扯，靠固执的力量才没有被撕开。
杜波依斯把解放以来的追求分成几个阶段。最初是求自由，黑奴把解放当作应许之地，一首歌里唱"欢呼吧，孩子们！你们自由了！"。随后是求选票，一百万名黑人把投票看作获得并完善自由的手段，直到 1876 年的政治妥协终结重建。再后是"书本学问"的理想，被强制剥夺的知识催生出求知欲，人们把识字看成通往迦南的山路。杜波依斯认为这些理想单独拿出来都过于简单，需要把劳动、文化与自由熔在一起。他写下一句常被单独引用的话：当个穷人是苦的，一个贫穷的种族待在金钱的土地上则是苦难的底层。
自由的开端：自由民管理局
第二章《自由的开端》考察 1861 至 1872 年的历史，主角是自由民管理局（Freedmen's Bureau）。杜波依斯先叙述战时政策的反复：联邦军队一进入南方，逃奴就涌入营区；本·巴特勒（Ben Butler）在弗吉尼亚把奴隶当作战时禁运品，弗里蒙特（Fremont）在密苏里的解放令被撤销。1863 年 1 月林肯解放叛乱各州的奴隶，国会随后号召黑人入伍。1865 年 3 月国会仓促通过法案，在陆军部设立"难民、自由民与弃地管理局"，奥利弗·霍华德（Oliver O. Howard）出任局长。
杜波依斯为管理局的工作算了一笔账。它分发了约四百万美元、两千一百万份口粮；把三万黑人从难民营送回农场；协助订立劳动契约，单一个州就签出五万份；在南方种下免费公立学校与黑人大学的种子，费斯克、亚特兰大、霍华德、汉普顿都创办于那几年。它没能做成的事同样具体：未能兑现"四十亩地"的承诺，霍华德不得不去南卡罗来纳告诉流泪的自由民，他们耕种多年的土地出了差错；未能建立旧主人与自由民之间的善意；家长式管理压抑了自立。杜波依斯写道，这笔账的失败来自地方人员的低质、工作固有的困难，以及国家的忽视。
管理局的遗产还包括一场金融灾难。国会在 1865 年特许设立的自由民银行在 1874 年倒闭，储户的积蓄化为乌有。杜波依斯认为损失最大的部分是黑人心中对储蓄和人的信任，这一损失直到他写作时都没有弥补。
对布克·华盛顿路线的批评
第三章《布克·T·华盛顿先生与其他人》处理当时黑人中最有影响力的领袖。杜波依斯承认，华盛顿把工业教育、南方和解、对民权与政治权利的沉默这三件事第一次绑成一套完整纲领，并且靠热忱把它变成一种"生活方式"。他随后列出这套纲领的代价。
华盛顿要求黑人至少暂时放弃三样东西：政治权力、民权主张、黑人的高等教育，把精力集中在工业教育、积累财富与对南方和解上。杜波依斯指出，这套方针盛行的约十年里，出现了三种变化：黑人被剥夺选举权、法律为黑人制造了专门的民事劣等地位、对黑人高等教育机构的资助持续减少。他补充说明，这些变化当中没有一样是华盛顿教义的直接结果，但他的宣传无疑加快了它们的实现。
杜波依斯把华盛顿的处境称作三重悖论。其一，他努力把黑人技工变成商人、业主，可在现代竞争制度下，没有选举权的劳工无法守住自己的权利。其二，他提倡节俭与自尊，同时劝人默默接受公民劣等地位，这种服从会慢慢掏空一个种族的男子气概。其三，他主张普及学校与工业训练、贬低高等教育机构，可黑人普通学校和塔斯基吉本身，一天都离不开黑人大学培养出的教师。据此，他代表受过教育的黑人提出三项要求：投票权、公民平等、按能力接受教育的权利。他也提醒，这些要求承认无知黑人不该投票、对选举资格作合理限制并无不可。
进步的含义：田纳西山村的教书经历
第四章《进步的含义》是回忆录。杜波依斯还是费斯克大学学生时，在田纳西州山区教了两年小学。他写下一份学生名单：瘦小好学的乔西、伯克一家、鲁本、赛尼。教室是玉米仓改成的木屋，长条木板当座位，孩子赤脚坐在上面握着韦氏拼写课本。
十年后他回访故地。乔西已经死了，母亲只说"你走了以后我们遭了很多罪"。爱读书的乔西先是挑起养家的担子，妹妹生下私生子，乔西越发消瘦，夏日里有人同别人结了婚，她像受伤的孩子一样扑到母亲怀里，睡了过去。曾经有二十四名学生的校舍拆了，原地立起一座轻快的木板房，门带锁，窗户破了几块玻璃。杜波依斯写道，"进步"立在那里，而进步，照他的理解，必然是丑的。他在文末发问：在那张黑脸乔西安睡的地方，人怎样丈量进步？
亚特兰大之翼：大学的职能
第五章《亚特兰大之翼》借希腊神话写城市与教育。传说中擅长奔跑的阿塔兰塔被希波墨涅斯用三只金苹果诱住。杜波依斯说，亚特兰大这座战后复兴的城市正像这位奔跑的少女，被金钱、工作与财富的福音包围，随时可能为了金苹果污损自己的圣殿。他写道，南方的需求是知识与文化，大学的职能在于使现实生活与对生活的认识彼此校准，教人谋生排在其次。
他描述亚特兰大大学校园：日落时三座建筑立在绿茵上，三百个深色头发的年轻人在钟声中进出课堂，学的仍是柏拉图与自由七艺的老课程。他写道，这些大学是南方的"阿塔兰塔之翼"，能把奔跑的少女带过金苹果，送进真理、自由与广泛人性的圣殿。
黑人的训练：高等教育之争
第六章《黑人的训练》先梳理三条关于黑人的思潮：外部世界主张全球合作与人的统一；老南方主张黑人是介于人与牲畜之间的造物，注定待在面纱内；黑人自己则发出要求自由与机会的呼喊。杜波依斯随后回顾内战以来南方教育的四个十年，从战时混乱救济、建设学校系统、工业革命，到职业教育兴起。他论证，南方的教育工程从高等教育机构起步，再由它们长出公立学校与工业学校。原因是现成的：南方白人不肯教黑人，北方白人数量不足，黑人要受教育只能由黑人自己来教。他给出一个数字：一代人里，这些学校为南方培养了三万名黑人教师，扫除了多数黑人人口的文盲。
杜波依斯引用亚特兰大大学 1900 年会议对黑人大学毕业生的调查。受访者中百分之五十三是教师，百分之十七是牧师，另有百分之十七从事以医生为主的职业，百分之六以上经商、务农或做工，百分之四进入政府文职。他列出增长的数字：北方大学培养的黑人毕业生在 1875 至 1880 年间有 22 人，1885 至 1890 年间 43 人，1895 至 1900 年间接近 100 人；南方黑人大学同期为 143、413 和 500 余人。他把这批受过训练的人称为"有天赋的十分之一"（the Talented Tenth），主张用他们担任教师、牧师、医生与领袖。他提醒读者，大部分美国人凭先入之见回答关于黑人的问题，最少要做的礼貌是听一听证据。
黑人地带：道尔蒂县纪行
第七章《黑人地带》以火车与马车之旅带读者穿过佐治亚州西南。杜波依斯坐进"吉姆·克劳车厢"，进入黑人地带（Black Belt），来到奥尔巴尼附近、人口一万黑人对两千白人的道尔蒂县。他沿途记下棉花王国的残骸：谢尔顿、佩洛特、伦森家族的宅邸半塌，主人出走，土地抵押出去，由犹太商人或黑人佃户耕种。他遇到七十岁的黑人老人，四十五年住在这里；遇到干了四十五年仍然两手空空、愤懑说出"让白人碰我一下，他就得死"的黑人。
他写下一个"北方的魔法师"资本家的失败：沃特斯-洛林种植园在七十年代被北方公司买下，代理人接连贪污逃跑，公司怒而关门，机器与家具留在原地生锈。他也写教堂与学校：谢泼德教堂是座架在石头上的白粉仓库，星期天五百人从四面八方来聚会、吃饭、唱歌；边界的学校是十乘二十英尺的木屋，两排粗木板凳。他写道，这里躺着黑人问题的赤裸形态——脏与穷，还有篱笆的有无。篱笆意味着租佃者愿意投入，也意味着他们负担得起投入。
寻找金羊毛：棉花经济与债务
第八章《寻找金羊毛》用金羊毛神话比喻棉花经济，用一家一户的账目说明债务制度。杜波依斯给出道尔蒂县的数字：1860 年全县有六千名奴隶，价值至少二百五十万美元，农场估值三百万；战争带来金融崩溃，1870 年农场价值跌到两百万以下；棉花价格从每磅约十四美分（1860 年）跌到四美分（1898 年）。1898 年，三百户佃农家庭中一百七十五户全年欠债共一万四千美元，五十户一无所获，七十五户总共赚了一千六百美元。
他描述整个链条如何运作。佃户萨姆·斯科特向商人赊欠一年口粮、种子与农具，签下动产抵押，再在棉苗出土时押上"庄稼"。商人像鹰一样盯着长势，棉花一进市场就收走、卖出、付地主租金、扣赊欠账单，有余钱才在圣诞节交给佃户。赊账的价格高于现金：一磅肉十美分，现金只要六七美分；一袋玉米面两美元，镇上现金价一美元一毛。杜波依斯写道，这套制度的通货是棉花，地主只要棉花，商人只接受棉花的抵押，佃户因此无法改种别的作物，结局是持续的破产。他补充一个原因：商人中普遍存在一种看法，认为只有靠债务才能把黑人拴在土地上干活。
杜波依斯把佃农分成几档，从完全没有资本、年底拿三分之一到一半收成的"分成农"（cropper），到交租棉、靠庄稼抵押过活的"分成佃农"（metayer），再到拿现金工资的雇工和交固定现金地租的租地者。上升的通道很窄。1875 年县里的税收册上还没有黑人地主，到 1900 年，黑人持有约一万五千英亩土地。他算过一笔账：如果历来的黑人地主都保住土地，黑人应拥有近三万英亩。九成四的人口争取土地失败，半数陷在无望的苦役里。
主人之子与仆人之子：南方种族关系
第九章《主人之子与仆人之子》逐项考察南方黑白两种人的接触方式。居住上，几乎每个南方社区都能在地图上画出一道肤色界线，最常出现的情况是白人的最优者与黑人的最优者几乎不住在一起，于是双方日常看见的都是对方最差的一面。经济上，黑人劳工带着两个半世纪的服从教育进入竞争，需要有人指点、组织，战后却没有人接住这批无人照看、没有资本、没有土地、没有技能的劳工。政治上，杜波依斯回顾内战前美国对普选权的信仰，再写南方剥夺黑人选举权的过程，并给出自己的判断：把弱小可鄙的一类人置于强大者的政治怜悯之下，人性很少经得住这种诱惑。
思想与社会接触的部分写得更具体。战后主仆同宅而居的亲密关系消失，两族各自的牧师、教师、医生、商人形成上层，这些最优者之间几乎没有思想往来：进不同的教堂、住不同的街区、读不同的报纸、被图书馆和音乐会拒之门外。杜波依斯指出，北方参观者起初听不到关于"黑人问题"的议论，待久了才发现世界静悄悄分成两条河流，白人与黑人在同一条街上被分别逮捕。关于犯罪，他承认三十年来黑人犯罪率明显上升，同时给出两条解释：解放必然使原本不可能存在"犯罪"的奴隶社会分化出罪犯；南方警察系统本来是照看奴隶的，审判时按肤色定罪。佐治亚州的公共教育经费里，白人的学校每五美元拿四美元，黑人的拿一美元。
这一章的结尾是两种各执一词的论证。南方白人指着黑人的无知、懒散、贫穷与犯罪，问体面的种族怎样同这些人保持来往；思考的黑人则回答，这种状况有充分的历史原因，而按肤色划界恰恰奖励了人们抱怨的东西——无能与犯罪。杜波依斯认为两者互为因果，需要双方同时改变。
先父的信仰：黑人教会史
第十章《先父的信仰》从一次南方布道会的现场写起。杜波依斯在田纳西乡村第一次见到黑人的复兴会，女人突然跳起尖叫，人群呻吟喊叫，他写道这样的场景"亲眼所见是可怕的"。他总结奴隶宗教的三要素：传道人（the Preacher）、音乐（the Music）、狂热（the Frenzy）。
杜波依斯随后梳理黑人教会的历史。黑人从非洲带来氏族生活、头人与祭司，奴隶船和种植园打散这些关系，留下的是祭司兼巫医。早期的"伏都"（Voodooism）仪式在与主人接触、传教与策略需要中逐渐披上基督教外衣，几代之后黑人教会成为基督教机构，几乎全部属浸信会和卫理公会。他给出数字：1890 年普查显示全国有近两万四千座黑人教堂，注册成员超过二百五十万，平均每六十个黑人家庭就有一座教堂，教堂财产合计近二千六百万美元。
杜波依斯对这一宗教史的评价很具体。他写道，教人被动顺从的基督教很适合奴隶的处境，奴隶主也乐于在限度内资助宗教传播；谦恭变成卑屈，道德力量退化成服从，对美的感受变成承受苦难的能力。宗教宿命论与种植园松弛的道德并生，繁衍出纵欲者与殉道者两种类型。他同时指出黑人教会是种族被隔离时唯一可用的社会中心：教堂主持婚姻、救济穷人、提供消息与职业介绍，一个社区的教堂既是宗教中心也是俱乐部。在北方，激进与批判的情绪占上风；在南方，青年黑人被逼着沉默、圆滑、奉承。他写下"文化的代价是一个谎言"，指这种靠欺骗自保的策略在受压民族里常见，犹太人在中世纪也用过。
头生子的逝去
第十一章《头生子的逝去》写杜波依斯十八个月大的儿子伯哈特（Burghardt）之死。孩子生病十天后在傍晚死去，此前他找不到黑人医生，白人医生拒绝给黑人看病。杜波依斯在佐治亚无法安葬儿子，"那里的土红得奇怪"，他带孩子北上。押送灵车的路上，路人不说什么，只瞥一眼，喊一声"黑鬼！"。
杜波依斯写这场死亡时反复提到面纱：儿子出生时，他看着那撮金发和蓝棕色的眼睛，意识到面纱的阴影落到了婴儿身上。他写道，孩子不知道肤色界线，他爱白人主妇也爱黑人保姆；死亡反而让这个孩子逃脱了被教着卑躬屈膝的命运。"睡了，孩子，睡到我入睡，睡到我在面纱之上醒来。"注释交代了作者没有在正文里写全的事实：伯哈特死于 1899 年 5 月 24 日的白喉。
亚历山大·克伦梅尔
第十二章《亚历山大·克伦梅尔》是传记体的悼文。克伦梅尔（Alexander Crummell）是十九世纪的黑人圣公会牧师，杜波依斯把他的一生写成对抗三种诱惑的历程：仇恨（Hate）、绝望（Despair）、怀疑（Doubt）。童年时奴隶制的残酷景象在他心里种下仇恨，教师贝里亚·格林把他带进纽约的学校，仇恨才淡去。他立志做牧师，圣公会的神学院拒绝黑人入学，主教温和地劝他"时候未到"，这是绝望的诱惑。他在普罗维登斯的教堂尽力布道，会众却日渐减少，怀疑的诱惑比前两种都深——他怀疑的对象不是自己，而是自己人民的愿望与能力。
杜波依斯写道，克伦梅尔在费城遇到主教昂德唐克提出的条件：黑人教士不得出席教区会议。他回答"我绝不在这种条件下进入你的教区"，转身走进死亡之谷。他先后去了英国剑桥和利比里亚，二十多年后回国，成为黑人知识分子圈的重要人物。杜波依斯在文末问：他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国家，本可以坐到长老席上，被母亲们唱进摇篮；在这里他独自工作，名字传到五千万人耳朵里不带任何回声。
约翰的归来
第十三章《约翰的归来》是全书唯一一篇小说。黑人大学生约翰·琼斯从北方学院返回佐治亚乡下的阿尔塔马哈。他在纽约第一次听瓦格纳的《罗恩格林》，天鹅之歌让他浑身战栗，随后就被剧院经理请出去——他买到了一张已经卖出的座位。回村后，他在浸信会教堂讲"新时代、工业化、别为洗礼争来争去"，听众茫然，一个老人爬上讲台用方言夺回神圣感。他向白人法官请求教黑人学校，法官警告他教"让黑人老实当仆人"。他教的学校被法官当场关闭。
小说的结尾是双重的死亡。白人约翰（法官的儿子，约翰童年的玩伴）在树林里拦住约翰的妹妹珍妮，黑人约翰赶来，用一根倒下的树枝打死白人约翰。他回家对母亲说要去北方，然后在夜里坐在树桩上，听着马蹄声由远而近——那是来动私刑的人。杜波依斯写他最后站起来，闭上眼朝向大海，"世界在他耳边呼啸"。珍妮在小说里问哥哥：读书学会很多东西，会不会让人不快乐？哥哥说会；她环住他的脖子说，她希望自己不快乐，她觉得"自己有一点点不快乐了"。
悲歌：黑人音乐的立场
第十四章《悲歌》提出一套关于灵歌的理论。杜波依斯说这些歌是奴隶向世界发出的清晰的（articulate）信息——苦难者的音乐，歌唱死亡、受苦、没有出口的渴望。他交代灵歌的流传史：内战时期的海岛实验让北方第一次近距离见到南方奴隶，托马斯·温特沃思·希金森写下这些歌，费斯克大学的朱比利合唱团（Jubilee Singers）1871 年北上巡演，七年唱遍英美，带回十五万美元建成费斯克大学。
杜波依斯区分灵歌发展的几个层次。第一层是非洲音乐，如他从祖母辈那里听来的那首"Do bana coba"，两百年传下来，词意已不可考，音乐的含义仍清楚。第二层是非洲裔美国音乐，如《逃跑吧》（Steal away）。第三层把非洲音乐与异乡所闻的音乐混成一体，仍保持黑人特色。第四层是白人音乐反过来吸收黑人乐句，如斯蒂芬·福斯特的《斯瓦尼河》。他列出十首"主干歌曲"，包括《没人知道我受的苦》《轻轻摇，甜蜜的马车》《滚吧约旦河》《挖土吧雅各》等。
杜波依斯给这些歌下的结论带着明显的政治锋芒。他写道，悲歌贯穿始终有一种希望，相信最终的公道，含义始终清楚：总有一天人会按灵魂、按肤色以外的东西来评判人。他反问"这是你们的国家吗？你们怎么得到它的？清教徒登陆之前我们就在这里"。黑人带来三件礼物：歌与故事、汗水与肌肉、精神。他问：没有黑人，美国还会是美国吗？全书以后记（The Afterthought）收尾，杜波依斯向上帝与读者祈祷，愿这本书落在荒野中时还能长出思想与行动，愿一个内疚民族的耳朵因真理而刺痛。
证据的性质与本书的限度
《黑人的灵魂》把几种不同性质的证据放在同一本书里。关于自由民管理局和南方教育，杜波依斯引用国会法案、官员报告与统计数字；关于道尔蒂县，他使用 1890 年人口普查、县税收册与逐户走访的估算，并注明佐治亚农村的财产评估制度老旧、统计价值有限。关于高等教育，他引用亚特兰大大学 1900 年会议对毕业生的调查。这些数字都有明确的时点，棉花价格、毕业人数、教堂数目都取自 1890 至 1900 年之间。
另一部分证据来自第一人称经验。田纳西的教书、道尔蒂县的马车之旅、儿子的死、与克伦梅尔的会面，都是杜波依斯亲眼所见。他本人提醒读者这些见闻的边界：南方乡村的宗教现场他"从未想象过"，会众的方言他听不懂，民歌的歌词连唱歌的人也不懂其意。小说《约翰的归来》被作者明确放在虚构的位置上，但其中的场景与他写过的自身体验相互呼应。
写作的时间位置也构成限制。杜波依斯写这本书时，普莱西诉弗格森案（Plessy v. Ferguson，1896）刚确立"隔离但平等"，黑人大量被剥夺选举权，私刑在南方乡村常见。书中的判断建立在 1903 年可见的材料之上，许多论述直接回应当时的辩论，尤其与布克·华盛顿路线的争论。读者读到的是这些特定条件下的观察与论证，杜波依斯在若干处自己标明了这一点：他承认南方某些社区的情况比他写的要好，另一些要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