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约的经济后果》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写于1919年7月至8月，当年年底在英国出版，一个月后在美国出版。凯恩斯在一战期间任职英国财政部，1919年作为英国代表团的经济顾问出席巴黎和会直到6月7日，并担任财政大臣在最高经济委员会的副代表。他在6月5日致信劳合·乔治，说明自己已决定离开巴黎，随后辞去职务，动手写这本书。序言写于1919年11月，落款为剑桥国王学院。
凯恩斯在书中论证，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条约既违背了停战前向德国作出的承诺，也在经济上无法执行，执行下去将摧毁欧洲赖以生存的经济组织。全书先描述战前欧洲的经济体系，再分析巴黎和会决策的形成过程，逐条检查条约的经济条款，估算德国的支付能力，最后提出补救方案。
本书的立场来自凯恩斯在巴黎的亲身观察。他写道，巴黎是一场噩梦，最高经济委员会的人几乎每小时收到中欧和东欧各地痛苦、混乱和组织解体的报告。书中的条约条文都标明了条款编号，统计数字注明了来源，许多估算则带有明确的主观性，作者多次说明某些数字只是猜测而非精确计算。
写作背景与全书论点
凯恩斯在序言中说，他辞职是因为"已无法再期望草案条款会有实质性修改"，并说明他对条约、对和会整个欧洲经济政策的反对理由"完全属于公共性质，基于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1919年6月5日他写给劳合·乔治的信记录了辞职的直接动因："我想让你知道，星期六我将从这个噩梦般的场景溜走。我在这里不能再起什么作用了。"
第一章交代了全书的时间点。停战后的六个月内，凯恩斯大部分时间在巴黎，偶尔回伦敦，这种对比让他意识到两地的隔阂：英国照常生活的表面掩盖了战争造成的变化，许多人以为自己比战前更富，可以多花百倍的钱而"似乎不受影响"；大陆欧洲则不同，那里关系到生死、饥饿和文明瓦解。
第一章还写下了贯穿全书的判断：德国人推翻了大家共同生活的根基，而法英两国的发言人有把这场破坏推向完成的风险——一份若被执行的和平条约会进一步损坏战争已经动摇的"精巧、复杂的组织"，而这份组织本可借条约得到修复。凯恩斯把这一点称作"巴黎和约的破坏性意义"。
战前欧洲的经济组织
第二章题为"战前的欧洲"，凯恩斯用它描述1914年8月以前西欧经济体系的运转方式，并指出其中的不稳定因素。他引用了自己第一章开头的句子：很少人能真正认识到，西欧过去半个世纪赖以为生的经济组织"极不寻常、极不稳定、复杂、不可靠、暂时"。这一章在写法上先讲好处，再逐项拆解支撑体系的几根支柱。
人口
1870年德国人口约4000万，1892年增至5000万，1914年6月30日约6800万。战前几年每年增加约85万，移民比例很小。凯恩斯强调，这个增长靠的是把德国从农业国改造成"庞大而复杂的工业机器"，机器必须连续满负荷运转，才能为新增人口找到工作并换取海外粮食。他用陀螺作比喻：德国这台机器要靠越转越快来维持平衡。
奥匈帝国人口在1890年约4000万，开战时至少5000万，每年净增约50万，其中约25万人移民。俄国欧洲部分1890年不到1亿人，开战时约1.5亿，战前一年出生超过死亡约200万。凯恩斯由此提出一个判断：过去两年俄国发生的巨变，可能更多来自人口扩张的深层影响，而非列宁或尼古拉的个人作用。
组织
战前德、俄、奥匈三大帝国内部有近3亿人生活在关税和边界干预极小的区域内，货币保持与黄金及彼此之间的稳定比价，财产和人身几乎绝对安全。凯恩斯用煤炭数字说明这一组织的规模：德国煤产量1871年为3000万吨，1890年7000万吨，1900年1.1亿吨，1913年1.9亿吨。
德国是整个体系的中心。德国是俄国、挪威、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和奥匈的最大客户，是英国、瑞典、丹麦的第二大客户，是法国的第三大客户；在供应端，德国是俄国、挪威、瑞典、丹麦、荷兰、瑞士、意大利、奥匈、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最大供应来源。英国对德国的出口超过对除印度外任何国家的出口，从德国的进口超过从除美国外任何国家的进口。德国战前海外投资总额约62.5亿美元，其中近25亿美元投在俄国、奥匈、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土耳其。莱茵河以东的整个欧洲落入德国的工业轨道。
社会的心理
凯恩斯在本节论述他所说的"双重欺骗"。他认为战前欧洲在组织上保证资本的最大积累：社会把大部分新增收入交给最不可能消费它的阶级，十九世纪的新富阶层习惯投资而非消费，这种基于不平等的财富分配使巨额固定资本积累成为可能，原书称这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主要辩护理由。劳动阶级因无知或无力接受、或被习俗、权威和既有秩序说服接受"几乎分不到蛋糕"的处境；资本家阶级被允许把蛋糕最好的部分据为己有，默认条件是实际上很少消费它。储蓄被当作美德，蛋糕增长成了"真正的宗教"。
这个安排依赖不稳定的心理条件。凯恩斯指出，蛋糕相对消费欲望其实很小，即使均分，每个人也多分不到多少；社会积累是为了未来，但战争揭示了消费的可能性，也让许多人看到节欲的徒劳。"骗局被揭穿"之后，劳动阶级可能不再愿意如此克制，资本家阶级对未来的信心下降，可能趁机会尽情消费，从而"加速自己被没收时刻的到来"。
旧世界与新世界的关系
欧洲的平衡还依赖外部因素：美国的大规模粮食剩余让欧洲能用相对便宜的代价买到食物，而欧洲此前向海外投资的资本使它可以每年无偿获得一笔可观的收入。凯恩斯指出第二个因素当时看来没有危险，第一个因素则已不稳：美国国内对小麦的需求在1914年已接近其产量，国内需求估计超过1909至1913五年平均产量的九成，可出口的剩余只在丰收年出现。世界范围内小麦并不短缺，但要得到足够供给必须付出更高的实际价格，报酬递减律重新发生作用。欧洲对新世界资源的索取变得岌岌可危，因此任何主要供应来源的混乱都是它承受不起的。
第二章末尾总结出几项最大的不稳定因素：过度依赖复杂人工组织的人口、劳动与资本家阶级的心理不稳定、欧洲对新世界粮食供应的索取与依赖。凯恩斯写道："战争已如此动摇这一体系，以至于整个欧洲的生命都处于危险之中。……和会的任务是兑现承诺、满足正义，也同样要重建生活、治愈创伤。"他认为这两个任务既出自审慎，也出自古代智慧认可的胜利者应有的宽宏。
巴黎和会：政策的形成与四个人物
第三章题为"和会"，凯恩斯在此说明他为何要先分析人物：条约经济条款的真正起源要结合促成它们的人来看。他说在条约与赔款问题上，法国起了带头作用，最明确、最极端的提议多半由法国首先提出，部分出于战术——当结果注定是妥协时，从极端立场出发往往更为审慎。他判断，条约经济条款的主要脉络若算得上一个思想，那是法国和克列孟梭的思想。
克列孟梭
凯恩斯对克列孟梭的刻画集中在"一个幻象——法国；一个幻灭——人类，包括法国人和他的同僚"。克列孟梭相信德国人只懂得恐吓，因此在谈判中必须用命令而不是商量。凯恩斯把他的和平原则概括为：设置"保证"，而这些保证因加剧德国人的怨恨、增加日后复仇的可能性，又要求更进一步的压制条款。一旦接受这种世界观，对"迦太基式和平"的诉求就不可避免。
克列孟梭的政策目标是拨回时钟，撤销1870年以来德国的进步：削减德国人口，摧毁支撑其新力量的煤铁运输体系。凯恩斯认为这是"一个老人的政策"，因为克列孟梭最生动的印象来自过去，而非未来；他按照法国和德国的框架看待问题，而不考虑欧洲文明向前推进的可能性。凯恩斯随即表明自己的立场："我的目的是要指出，迦太基式的和平在实际上并不正确，也不可能实现。……时钟不能拨回。"
威尔逊
凯恩斯把威尔逊在巴黎的失败称作"历史上决定性的道德事件之一"。他写道，威尔逊1918年11月到达欧洲时，拥有"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声望和道德影响，欧洲在食物和金融上完全依赖美国，但这位总统在谈判桌上缺乏经验。凯恩斯观察到的细节包括：威尔逊思想慢、缺乏应变，没有计划，没有把十四点落实为具体条款的方案；他召集的经济顾问不熟悉欧洲事务，只在需要时才被召来；他保持了在华盛顿有效的孤立姿态，独自面对远比他敏捷的对手。
凯恩斯认为威尔逊的性情是"神学式的而非智识式的"，像一个长老会牧师：坚守原则，却无法在让步与实质之间作出权衡。十四点在他手中变成了需要解释和注释的文件。凯恩斯举了两个例子说明条约的措辞如何掩盖实质：条约不直接禁止德奥合并，而是写"德国承认并将严格尊重奥地利的独立"并须经国际联盟理事会同意，而理事会须一致同意；但泽成为"自由市"，却被划入波兰关税边界，外交关系也由波兰掌管。接着，威尔逊被说服接受把协约国政府支付的抚恤金和分离津贴算作"德国以陆、海、空侵略对协约国平民及其财产造成的损害"，这一让步把账单扩大了一倍。
凯恩斯写道，这之后威尔逊无法承认德国在回复中提出的指责，因为那等于摧毁他的自我认同。最后的结果是，德国代表没有机会被听取意见，条约在无讨论的情况下提交签署。
劳合·乔治与1918年大选
第五章第二节约略回顾了1918年英国大选如何把赔款期望推高到无法兑现的程度。凯恩斯写道，停战时负责的英国官员并不指望从德国得到超出直接物质损害的赔偿；一个月后气氛完全改变。首相劳合·乔治面临个人政治地位的问题，在解散前召集了大选。竞选过程中，休斯要求巨额赔偿，北岩勋爵支持同样主张，首相转而采纳他们的口号以平息批评，又为政党管理者提供有效的竞选口号。他11月底的宣言只谈裁军与国际联盟，到12月11日的"六点纲领"则列出"审判皇帝、惩罚暴行责任者、从德国取得全部赔偿"。
凯恩斯引用了吉德斯的公开讲话："我们要从她身上榨出你能从柠檬里榨出的一切，还要更多"，以及"我要挤到她连籽都吱吱作响"。12月的这次大选后，新议会多数议员承诺的远超首相谨慎的许诺。凯恩斯评论说，这场为从德国榨取战争全部费用而进行的竞选，是英国政治家"最严重的政治不明智行为之一"。他还强调，劳合·乔治和威尔逊都未意识到最严重的问题在于金融与经济，而非领土与主权。
条约的经济条款
第四章先说明一个程序性事实：德国交出武器时依据的并非无条件投降，而是双方就和平的一般性质达成的协议。凯恩斯复述了1918年10月5日至11月5日之间的文件往来：德国10月5日照会接受十四点，威尔逊10月8日、14日、23日依次回复，11月5日协约国政府在附有两项保留的情况下同意按十四点与总统后续声明与德国讲和，其中赔款保留为"德国对协约国平民及其财产因德国以陆、海、空侵略所受一切损害给予补偿"。凯恩斯据此主张，协约国负有特别严重的信义义务，不得利用措辞上的模糊占便宜。
凯恩斯把德国战前的经济体系概括为三个要素：海外商业（商船、殖民地、海外投资、出口、海外联系）、煤与铁及其上的工业、运输与关税体系。条约针对三者，其中对前两者的打击最重。
商船、殖民地与私人财产
条约把德国商船中超过1600总吨的全部、1000至1600吨之间的一半以及四分之一的拖网渔船移交给协约国，还要求德国在五年内每年为协约国建造至多20万吨的船舶。德国商船队由此被扫出海洋，汉堡短期内不会有本国航线。德国把海外殖民地的全部主权与政府财产无偿让出，同时仍须负担这些殖民地原先的债务；更进一步的条款授权协约国保留并清算前德属殖民地内德国国民的财产，且不予补偿。
私人财产没收的范围不限于殖民地和阿尔萨斯—洛林。条约第297条(b)款授权协约国清算其境内德国国民的财产，此类德国资产不仅要清偿德国人的私人债务，还要承担德国前盟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奥地利）造成的索赔；战前协约国国民与德国国民之间的合同可由前者选择取消或恢复，有利于德国的被取消，不利于德国的被强制履行。第260条规定赔款委员会可要求德国政府没收其国民在俄国、中国、土耳其、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公用事业或特许经营中的权益并移交委员会。凯恩斯指出，在近代条约史上，对这种私人财产的处理几乎没有先例，它打击了"国际法"赖以建立的一个概念。
第235条授权赔款委员会在1921年5月1日前可要求德国以"黄金、商品、船舶、证券或其他方式"支付至多50亿美元。凯恩斯指出这引入了一个全新原则：收款方不仅要求一笔金额，还能指定以何种财产支付，因而委员会可用此权力破坏德国的商业经济组织，而不只是收取赔款。
煤与铁
凯恩斯说，德国帝国"建立在煤与铁之上，其程度超过建立在血与铁之上"。条约从四方面打击德国的煤供应：萨尔盆地煤矿完整让给法国（尽管地区行政由国际联盟管理十五年）；上西里西亚在有条件公投后划给波兰，那里生产德国硬煤总产量的约23%；德国须补偿法国北部被毁煤矿的产量损失（前五年每年至多2000万吨，后五年每年至多800万吨，为期十年）；以及作为赔款实物交付的一部分，向法国每年交付700万吨、比利时800万吨、意大利最初每年450万吨、此后逐年增至850万吨、卢森堡按战前消费量供煤，合计每年约2500万吨。
凯恩斯给出1913年的基数：德国煤产量1.915亿吨，矿内自耗1900万吨，净出口3350万吨，国内消费1.39亿吨。扣除领土损失后以1913年产量计还剩约1.307亿吨，扣掉矿内消耗约1.18亿吨；再考虑工时缩短、矿工营养不良、战时伤亡等使产量下降的因素，实际可能低至1亿吨上下，而其中4000万吨被抵押给协约国。他的结论是，德国若继续作为工业国运转，近期内无法出口那么多煤，每被强制多出口100万吨煤，就意味着要付出关闭一个行业的代价。
铁矿方面，1913年德国开采的铁矿石几乎75%来自阿尔萨斯—洛林，但只有约25%的高炉位于洛林和萨尔盆地，大部分矿石被运进德国本土冶炼。凯恩斯认为德国失去这些矿场无可避免，问题只在于它还能否购买矿石：德国代表团争取以煤换洛林矿砂的条款没有成功，这取决于法国的选择。他指出政治边界会割开煤与铁之间的经济联系，降低整个欧洲的有效产量。
运输与关税
条约中涉及运输与关税的条款，凯恩斯称其重要性远低于前两类，是"刺、干涉与烦恼"，就其实际后果而言不算太糟，但对照协约国的承诺，这些条款让协约国在道义上蒙羞。具体包括：五年内德国须给予协约国最惠国待遇而无权获得对等待遇；阿尔萨斯—洛林、波兰、卢森堡的出口可免税进入德国而反过来不行；条约还阻止德国在战后初期对进口奢侈品课以高关税，凯恩斯称之为"愚蠢的贪婪"——在夺走德国全部流动财富并索取不可能支付的款项之后，还规定德国必须像繁荣年代一样允许香槟和丝绸进口。
铁路条款要求德国移交机车与车皮，并须完整移交被割让地区的铁路系统，包括1918年11月11日最后一次清册上的全部机车车辆。河流条款把易北河、奥得河、多瑙河和莱茵河的管理交给国际委员会，德国在其中处于明显少数：易北河委员会德国占十票中的四票，奥得河九票中的三票，莱茵河十九票中的四票。凯恩斯写道，这几乎等于让欧洲大陆的国家在泰晤士河管理局或伦敦港占多数。凯尔港的管理与斯特拉斯堡合并七年，由新莱茵委员会任命的一名法国人管理。
赔款：契约、账单与支付能力
第五章是全书的论证重心，分五节：停战前的承诺、和会与条约条款、德国的支付能力、赔款委员会、德国的反建议。
战前承诺的约束
凯恩斯论证，1918年11月5日的协约国照会把德国的赔偿责任限定为"对协约国平民及其财产因德国以陆、海、空侵略所受的一切损害"，加上总统2月11日讲话中"不得有贡献、不得有惩罚性赔偿"的约束，战争的全部费用不在范围之内。他举出英国清单：包括空袭、海军炮击、潜艇战和水雷造成的平民生命财产损害，以及被拘平民受不当对待的补偿，不包括战争一般费用和因贸易损失造成的间接损害。法国的清单再加上战区内平民财产与人身损害、敌方掠夺的食物原料牲畜机器等、敌方征收的罚金与征用、被驱逐或被迫劳役的法国人的补偿，以及救济委员会的支出。
凯恩斯对直接物质损害的估算相当保守：比利时被占领区财产的实际物理损失至多7.5亿美元，加上征税罚金征用等约5亿美元，若把盟国对它的战争贷款也计入则约25亿美元；法国北部被占与破坏区的物质损失约25亿美元，若把所有项目的法国索赔算足约40亿美元；英国几乎只有海损，商船损失价值约11.5亿美元，加货物损失共约27亿美元，再加其他项目约28.5亿美元；意、塞、罗、希等其他盟国合计约12.5亿美元。全部合计在80亿至150亿美元之间。他建议和会直接向德国要求100亿美元了结，并认为这是一个"明智而公正"的举动。
账单的构成
和会实际产出的条约没有规定具体数额。凯恩斯分析，这是因为任何具体数字都会戳穿两套已经公开传播的错误说法——一套关于德国的支付能力，一套关于协约国受损地区索赔的规模，政治家因此最安全的做法是不提数字。条约第231条声明德国承认对其与盟国造成的一切损失和损害的责任，凯恩斯评价这是一条"起草精良的条款"：总统可以把它读作德国对发动战争的道德责任的自认，首相可以把它解释为对战争全部费用的财政责任的承认。第232条在承认德国资源不足的同时要求补偿平民损害，并"一般地"包含附件一列明的损害。
附件一第5、6、7款把各国政府支付的抚恤金和分离津贴计入索赔，凯恩斯指出这在财务上使账单比所有其他项目之和还要多出约一倍。他逐项论证为何这些项目超出了停战前承诺的字面范围，并指出其实际后果：账单总额按他的估计约400亿美元，其中抚恤金与津贴约250亿美元。他还分析了利息条款的滚雪球效应：若德国最初每年只能支付7.5亿美元，到1936年其欠款将增至约650亿美元，此后每年须付约32.5亿美元才能跟上利息。
德国的支付能力
凯恩斯把德国可动用的支付手段分三类：可立即转移的财富（黄金、船舶、外国证券）、被割让或依停战协定交出的财产、分年支付的现金与实物。
黄金方面，1918年11月30日帝国银行账面黄金约5.77亿美元，加上白银约6.25亿美元；为购买粮食，1919年上半年已有超过2.5亿美元黄金转给协约国，1919年9月帝国银行黄金储备降到2.75亿美元，不到其纸币发行量的4%。凯恩斯认为再取走全部黄金会摧毁马克的汇率，因此"没有值得一提的数额"可用于1921年5月前的首批50亿美元。船舶按400万总吨、每吨150美元计约值6亿美元。外国证券方面，他列出各种估计后认为可用者至多5亿至12.5亿美元。被割让地区的政府财产与停战物资约4亿美元，但需扣除占领军费用约10亿美元。这些来源加在一起，委员会到1921年5月前能拿到的至多5亿至10亿美元，比利时可能先拿到其私下协议的5亿美元，其他盟国"没有值得一提的贡献"。
分年支付的能力取决于贸易余额。凯恩斯给出1913年德国进出口数据：进口26.9亿美元、出口25.25亿美元，入超约1.65亿美元；战前五年平均入超3.7亿美元，说明德国的新增海外投资几乎全部来自既有外国证券的利息和航运、海外银行业务的利润，而这一切现在都被拿走。出口清单中，铁制品、机械、煤、毛织品、棉织品五大类占39.2%，前两类靠德国自身产能，后两类依赖进口原料，煤铁类又因割地而缩减。他估算德国每年至多能把贸易余额改善5亿美元（按战前价格），折算资本现值约85亿美元，因此"100亿美元是德国支付能力的安全上限"，并认为实际数字可能更低。他补充了三个前提：协约国若先"护理"德国五到十年可以榨取更多；若黄金购买力大变则数字随之改变；若科学使生产率革命性提高则标准全部改变。
赔款委员会
凯恩斯专节分析赔款委员会。他认为这笔赔款与以往战争赔偿有两处根本不同：数额不确定，且最终数字会超出德国实际能付的现金；因此必须设立一个机构来确定账单、规定支付方式、批准减免与延期，并把战败国当作"破产财产"来管理。委员会由主要盟国各派一名首席代表，一般事项多数表决，取消债务、长期推迟分期付款和出售德国债券需要一致同意；德国须支付委员会及其人员的薪俸，却无权过问数额。
委员会有权在1921年5月前要求交出任何德国财产，检查德国税收体系并确认其税负不比委员会成员国的比例更低，决定把德国在俄国、中国、土耳其等地的公用事业权益分配给谁，并决定返还多少资源让德国维持偿债能力。第430条规定若委员会认定德国拒绝履行赔偿义务，占领地区将被"立即重新占领"，即是否违约由委员会自己判定，而不经国际联盟。凯恩斯引述德国财政委员会在凡尔赛的评论——"德国民主在其正要建立之时被消灭了"，也引述协约国的反驳，指出反驳中"委员会没有军队"的说法与第430条难以协调。他在这一节末尾写道，委员会若转移至国际联盟之下，也许能从压迫工具转变为欧洲的经济委员会，"其目标是恢复生命与幸福，即使在敌国亦然"。
德国的反建议
凯恩斯认为德国的反建议既模糊又不诚实：它以表面上的250亿美元为基础，扣除了停战交付物、被割让领土的铁路与国家财产、割让地区分摊的国债、以及德国借给盟国的款项等冲抵项（合计约100亿美元），又不计利息，实际价值约75亿美元。他指出这本身是一笔可观的出价，但附带的先决条件要求放弃条约的大部分，因此不能算认真的出价。
第五章结尾有一段超越财务的论述：把德国降为一代人的奴役、降低数百万人的生活、剥夺整个民族的幸福，即使可能、即使能使我们致富、即使不会种下整个欧洲文明衰败的种子，也应令人憎恶。凯恩斯写道，正义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中并不简单，各民族也没有宗教或自然道德授权把父辈或统治者的罪过报应在敌人的子女身上。
条约之后的欧洲
第六章开篇即断言：条约没有包含任何经济复兴欧洲的条款。凯恩斯在这一章不再区分战争的必然恶果与和平的可避免不幸，转而描述1919年秋天欧洲的实际状况。他列出三组事实：欧洲内部生产力暂时绝对下降；运输与交换体系崩溃，产品无法运到最需要的地方；欧洲无力购买海外通常的供应。
德国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19年5月13日由布罗克多夫—兰曹提交和会）称，德国从农业国转为工业国后，需要每年进口约1200万吨粮食；条约生效后德国无力进口足够的原料，大量工业将必然被摧毁，被迫迁出的人口无法找到愿意接收的国家，条约若严格执行将意味着德国损失数百万人，"签署这份条约的人将签署数百万德国男女和儿童的死判决书"。凯恩斯说他对这些话找不出适当的回答。
生产方面，凯恩斯引用胡佛的估算：欧洲煤产量（不含俄国和巴尔干）为6.796亿吨，战后降到4.43亿吨，下降约三成；1919年7月欧洲约1500万个家庭在领取各种失业补助，主要由持续的货币扩张支付；欧洲人口比没有进口就无法养活的人口至少多出1亿。运输方面，俄国、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的铁路机车车辆状况被普遍认为严重。货币方面，他讨论了通胀机制，引用了列宁据说说过的话——摧毁资本主义体系的最好办法是败坏其货币，并展开论证：持续通胀使政府隐蔽而任意地没收财富，把一切债务人与债权人的永久关系搅乱，使谋财变成赌博。
凯恩斯对德国、法国、意大利的货币与财政状况分别给出数字：德国纸币发行量约为战前十倍，马克相对黄金贬值到约八分之一；法国纸币发行量超过战前六倍，法郎相对黄金约三分之二，战时英国人均税负由95法郎升至265法郎，法国仅由90升至103；意大利纸币发行量为战前五六倍，里拉相对黄金约一半，意总理尼蒂在1919年10月给选民的公开信中列出支出约为收入三倍、国债每月增加约十亿里拉等五项。凯恩斯指出，法国财政部的对策只有指望来自德国的收入，而法国官员自己知道这笔收入没有根据。
补救方案
第七章开头先提醒读者两个对照：英国与俄国。凯恩斯认为英国经济问题性质不同，没有任何社会全面崩溃的现实可能；俄国、土耳其、匈牙利、奥地利则已经经历最可怕的物质灾祸。他随即承认，巴黎错过了时机，他现在能做的只是尽可能引导基本经济趋势。他提出四个方面的方案。
条约的修订
凯恩斯认为应经由国际联盟修订条约，但指出盟约第5条要求一致同意、第10条要求尊重成员国领土完整与政治独立，这两条使联盟从一开始就偏向现状，几乎毁掉了把联盟当作进步工具的想法。他建议：把德国的赔款与占领军费用总额定为100亿美元，其中已移交的商船、电缆、战争物资、被割让地区国家财产等按25亿美元折价，余额75亿美元不计利息、自1923年起分三十期每年付2.5亿美元；解散赔款委员会，或把它并入国际联盟并纳入德国与中立国代表；不再没收德国海外私人财产，取消第260条。煤铁方面，放弃附件五中协约国对煤的优先选择权，保留法国北部煤矿损失补偿义务，萨尔安排保留但十年后无条件归还，上西里西亚举行公投并以经济条件为念。关税方面，他建议在国际联盟之下建立自由贸易联盟，要求德国、波兰及原奥匈和土耳其帝国构成的新国家加入十年，英国至少应成为创始成员。
盟国间债务
凯恩斯建议英国完全放弃自己的现金索赔，让德国的支付优先用于修复被入侵国家的物质损害；在此基础上建议全部取消盟国间的战争债务。他估算盟国间债务总额近200亿美元：美国只放贷约100亿，英国借出约为借入的两倍，法国借入约为借出的三倍。若全部相互勾销，美国账面放弃约100亿，英国约45亿，法国得益约35亿，意大利约40亿，但英国对俄贷款约值五折。他写道，这一提议要求美国慷慨，而欧洲有权提出这一要求，因为美国的财政牺牲按财富比例远小于欧洲各国。
国际贷款
凯恩斯主张设立某种形式的国际贷款，首期约10亿美元，加上等额的担保基金，用于购买食品和原料，并把借款国的关税置于黄金基础上作为担保。他承认美国有理由拒绝把钱交给现有的欧洲政府，并以讽刺语气写出反对意见："如果我在美国财政部有影响力，我不会借一个便士给欧洲现政府中的任何一个。"但若欧洲各国转向和解，美国则应完成它开始的事业。
中欧与俄国
凯恩斯建议采纳德国已宣布的对俄不干涉政策，放弃对俄封锁，并鼓励德国企业在俄国恢复出口贸易中发挥作用。他写道，封锁俄国是"愚蠢而短视的"举动，"我们封锁的主要不是俄国，而是我们自己"；欧洲需要在1920至1921年重新获得俄国的小麦供应，而修复俄国农业生产与运输的工作只能靠德国的经验与组织。他还分析了巴黎对德国斯巴达克斯派和勃兰登堡军国主义的两难态度。
证据、方法与作者的位置
本书的证据可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条约条文本身，凯恩斯逐一标出条款编号，读者可以对照原文核对。第二类是统计数字，包括人口、煤产量、进出口、货币发行量、黄金储备、索赔估价等，多数注明来源，如施坦普关于各国财富的论文、德国官方普查、法国统计年鉴、帝国银行报表。第三类是凯恩斯在巴黎的亲身观察，尤其是对克列孟梭、威尔逊、劳合·乔治的刻画，以及他作为财政部官员参与谈判时掌握的盟国间财政往来。
书中大量估算带有明确的主观性，作者并不掩饰。他对受损地区实物损失的估计低于流行说法，例如比利时7.5亿美元、法国25亿美元，并认为许多公开发表的数字是夸大其词；他估算德国支付能力上限为100亿美元，并说"我相信她付不了这么多"。他在多处提醒读者数字只是"猜测"而非科学测量。凯恩斯在序言中说，他的反对理由"完全属于公共性质，基于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实"。
后来的检验与批评
罗伯特·莱卡赫曼为企鹅版写的导言补充了1919年以后的事实，可用来检验本书的预测。德国没有按条约支付，其支付能力被现实证明不足。1922年12月至1923年1月，法国宣布德国违约，1923年3月底法比军队占领鲁尔；德国以消极抵抗回应，马克近乎废纸，工人要求按小时发工资，主妇提着装满钞票的篮子去买面包。1923年底美国召集道威斯委员会，1924年4月9日公布道威斯计划，改组帝国银行以稳定马克，下调赔款数额并提供外国贷款（一半以上来自美国）。1929年的扬计划把德国赔款减为80亿美元、分58年半、年息5.5%。莱卡赫曼指出，这个数字与凯恩斯1919年对德国支付能力的估计相当接近。到1933年6月，只有"勇敢的小芬兰"继续偿还对美债务。
导言还记录了针对本书的主要批评。法国经济学家芒图在二战期间写成《迦太基式和平，或凯恩斯先生的经济后果》，指责凯恩斯低估德国支付能力，并认为他过早使英美舆论反对执行条约、为纳粹获益制造了"负罪情结"。莱卡赫曼认为芒图在"转移"问题的经济学论证上并不占优，因为芒图所设想的是纳粹式掠夺——占领、没收、奴役，这在1920年代超出协约国的想象范围；而关于法国安全的论证（德法人口与出生率差距）有一定道理。凡勃伦在评论中则指控条约的真正含义是联合德国共同对抗俄国共产主义，莱卡赫曼认为这一预言的方向被后来事件修正，但法英保守派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确实存在。
莱卡赫曼还提出一个无法验证的反事实问题：若1919年协约国实行宽大处理，德国民主是否能够存续，希特勒与纳粹是否不会上台。他明确说这个问题无法知道答案，并且存在相反立场的论证。他写道，凯恩斯也许对协约国政治家的智慧和选民的理性期待过多；"可能复仇对普通人而言是亲切的"。
限制条件与可迁移知识
本书有三个需要注意的限制。第一，它写于1919年，作者本人是和会的参与者，立场鲜明，是一篇论战作品而非中立的纪录；凯恩斯在书中也承认自己在刻画人物时"有时采取历史学家惯有的自由"。第二，其统计估算以1919年的数据和战争结束时的条件为基础，凯恩斯自己给出了三个前提条件（协约国是否先援助德国、黄金购买力是否变动、生产率是否革命性提高），并承认长期预测"可能朝一个方向出错，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出错"。第三，书中的许多判断涉及历史反事实——若执行另一套政策会怎样——这类判断无法用实验验证。
书中提出的可迁移概念包括几个至今仍有讨论价值的命题。"双重欺骗"描述一个依靠积累的体系如何在心理条件变化后失去基础；"以商品和劳务支付"说明战败国赔款最终只能通过贸易顺差实现，而贸易顺差要求债权国愿意接受其出口，这与关税政策直接冲突；"货币败坏"的论述把通胀视为一种任意而隐蔽的再分配机制；"经济边界"的讨论说明政治边界割开煤与铁、原料与工厂的联系时，会同时损害双方的生产效率。
把这些概念迁移到其他语境时需要注意作者的立场和证据等级。凯恩斯对支付能力的"100亿美元上限"是基于当时贸易结构的估算，他对德国受害规模的描述建立在1919年春天的观察上，其中既有统计也有传言，他把奥地利和德国的贫困状况写得很重，也引用了医生报告等二手材料。他在最后一章的建议——修订条约、取消盟国间债务、国际贷款、自由贸易联盟、对俄不干涉——全部以"让欧洲恢复生产与交换循环"为目标，其可行性与否在1919年就取决于大国政治，后来也并未按原样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