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是俄语"劳改营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лагерей）的首字母缩写。作者用它称呼管理劳改营的官僚机构，也用它称呼整个苏联劳动苦役营系统——劳动营、惩罚营、刑事犯与政治犯监禁营、妇女营、少儿营、临时难民营，以及囚犯口中的"绞肉机"程序：逮捕、审讯、运牛车押解、强制劳动、流放和过早死亡。按最可靠的估计，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间，约有一千八百万人在这套系统中服刑，另有约六百万人被流放。
本书的写作建立在三类材料之上。一类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陆续公开的回忆录，作者阅读了数百本幸存者著作并采访了二十多名幸存者；一类是苏联解体后开放的国家档案馆文件，包括古拉格检查报告、劳改营负责人的信件、财务账目和押解部队的档案；第三类是作者在俄罗斯、波兰、美国等地档案馆和劳改营旧址的实地调查。作者在序言里区分了两类材料各自的用途：回忆录难以充当人名、日期和数字的依据，却保存了囚犯关系、民族与宗教群体冲突、看守行为、贿赂作用等细节；档案回答劳改营为什么存在、当局希望它达到什么目的。
全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按年代写一九一七至一九三九年体系的形成；第二部分以专题写劳改营内部的逮捕、监狱、押解、劳动、惩罚、看守、囚犯群体、妇女儿童、死亡与生存策略；第三部分按年代写一九四零至一九八六年体系的兴衰。尾声讨论苏联解体后的纪念问题，附记专门核算受害者人数。
起源：应急措施与经济部门（1917—1939）
定义与比较
作者在序言中把古拉格放进更长的集中营历史。她引用研究者的定义：集中营关押的人因为属于某一类人被判刑，具体行为无关紧要——第一座现代集中营一八九五年建于古巴，布尔战争期间英国在南非采用同一方法。苏联劳改营与纳粹集中营属于同一传统，但存在明确差别：纳粹的"敌人"类别固定，古拉格的"敌人"定义模糊且可以改变，看守和管理人员自己也可能成为囚犯；纳粹体系存在死亡工厂（特雷布林卡、奥斯维辛），苏联没有对应的毒气室，大规模处决以夜间在森林枪毙的方式完成。作者由此提出一个贯穿全书的判断：在创建者看来，古拉格的主要目的在于经济——囚犯被当作劳动力，除非能劳动，否则生命没有价值。她同时注明，这种经济目的并不使它人道。
布尔什维克的应急措施
内战的压力催生了第一批集中营。一九一八年，列宁在发给奔萨的电报中要求对富农、神职人员和白卫军采取大规模恐怖行动，并把"不可靠分子"关押在城外的集中营里。契卡——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特别委员会——成为主管机构，它不对政府任何部门负责，也无需依法办事。捷尔任斯基最初把集中营设想为"劳动的学校"，教育改造资产阶级。一九一九年颁布的第一批法令转向另一个目的：集中营必须自筹资金，囚犯劳动是为了支付营地的维修费用。
早期体系已经确立了两个特征。第一，定罪依据的是囚犯所属的类别，具体行为无关紧要——列宁在一九一八年五月颁布的首个反贿赂法令中规定，属于有产阶级的受贿者将被判处强制劳动。第二，存在两个并行的监狱系统：司法部门管理的"普通"监狱对付刑事犯，契卡管理的"专设集中营"对付神职人员、前政府官员和革命反对者。政治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在二十年代初仍保有特殊待遇，能收到书籍报纸、组织绝食，布尔什维克还专门为他们在布特尔卡监狱设置了"社会主义者监区"。一九二三年索洛韦茨基集中营建立后，这个难题被新方案取代。
索洛韦茨基与弗伦克尔
一九二三年十月，索洛韦茨基群岛的修道院房产被移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组建"北方专设集中营"。幸存者把它称为"古拉格的第一个劳改营"：秘密警察第一次在这里学会通过强制囚犯劳动获利。群岛最初同时容纳两类囚犯——享受特殊待遇的社会主义者政治犯，以及白军军官、投机商、前贵族和刑事犯。政治犯住在明亮整洁的修道院房间里，可以收包裹、读报纸；刑事犯则承受殴打、饥饿和随意的处决，看守发明了"交给蚊子"、强迫光身洗澡等折磨方式。莫斯科的检查委员会记录了大量这类行为。
改变体系的人是一名囚犯。纳夫塔利·弗伦克尔一八八三年生于海法，一九二三年因"非法越境"被判处十年苦役，随后在极短时间内升为索洛韦茨基经济贸易部门的负责人。作者引用档案指出，弗伦克尔未必发明了"干多少活儿吃多少饭"的制度——这一制度把囚犯按体力分为三类，按劳动定额配给食物，最低一类所得只有最高一类的一半——但他确实把这个粗放的约定发展成严格的管理方式。他让囚犯修筑道路、采伐木材，把营地变成貌似赢利的经济实体。作者同时注明，苏联和西方的历史学家对弗伦克尔的重要性存在争议，索尔仁尼琴或许对他过誉。
索洛韦茨基经济上从未真正赢利：一九二九年仍从国家预算获得一百六十万卢布补贴。它的模式被选中，是因为斯大林相信它赢利。
一九二九年的转折
一九二九年被作者视为转折点。那一年斯大林启动五年计划，要求工业产值每年增长百分之二十；集体化运动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数百万"富农"（一个可以套在任何人头上的含糊称呼）被驱逐或流放。一九二六年刑法典第五十八条被扩充到十八个款项，技术专家、工程师和"破坏分子"成为第一批目标。苏维埃政权恢复了沙俄的行政流放制度，一九三零至一九三三年间超过两百万富农被送往西伯利亚和哈萨克，另有十万人进入古拉格。
同年，负责改革的扬松委员会决定把全国监狱系统交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理由是"合理利用劳动力"。委员会成员的发言完全使用经济语言，没有人提教育改造，没有人以人道为由反对。一九二七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控制着约三万名囚犯，一九二八至一九三零年间这个数字增长到三十万。作者引用档案说明，斯大林亲自干预了移交决定：他在写给莫洛托夫的信中痛斥政治局重新收权的计划，坚持把集中营交给秘密警察。这一决定使劳改营脱离了司法监督。
作者梳理了关于古拉格起源动机的历史争论：詹姆斯·哈里斯认为地方当局为完成五年计划而主导了扩张，迈克尔·雅各布森称之为官僚体制追求自给自足的结果；另一派认为斯大林有意使用强制劳动力。作者倾向于折中：斯大林很可能同时受到偏执妄想和劳动力需求的双重驱使。
白海运河与宣传
一九三一年开工的白海运河是第一个以囚犯劳动力建设的大型工程。二十一个月内，约十七万名囚犯和特殊移民用手工工具开挖河道、修建堤坝，死亡人数据估计超过两万五千。作者在第四章详细写了它的两面：灾难性的施工和饥饿，以及苏联宣传机器的全力包装。马克西姆·高尔基一九二九年参观索洛韦茨基后写了赞扬随笔，一九三三年又率领一百二十名作家沿运河航行，编纂《以斯大林的名字命名的运河》一书，把囚犯描写成"在改造大自然的过程中改造了自己"的苏维埃人。波戈金的剧作《贵族》以白海运河为题材，把刑事犯塑造成获得新生的"贵族"。
作者没有把白海运河写成古拉格经济成就的例证。她强调它作为宣传工程的独特性：它是唯一一项被宣传机器全方位报道的古拉格工程。国外对强制劳动的抵制——美国关税法案禁止进口囚犯劳动力生产的产品，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系列报道——促使当局把集中营改称"劳动改造营"，并在外国代表团到访前连夜疏散囚犯。这些细节说明，古拉格的存在在西方并非秘密。
大清洗
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大清洗在劳改营历史上标志着一个分水岭。作者指出，这两年既不是囚犯死亡率最高的时期，也不是体系扩张的顶点，但它改变了劳改营的性质：从因疏于管理而致人意外死亡的监狱，暂时转变为蓄意使囚犯劳累致死的地方。内务人民委员部向各共和国下达逮捕定额，规定"第一类"处决和"第二类"入狱的人数。处决同样降临到劳改营负责人头上：雅戈达、艾希曼斯、科甘、别尔津先后被枪毙。弗伦克尔是少数幸存者，作者引用档案说明，斯大林亲自保护了他。
一九三七年以后，"政治犯"一词的含义彻底改变。根据第五十八条被判刑的人被统称为"人民的敌人"，被排除在苏联社会生活之外——不许使用"同志"称呼，不许获得劳动突击手称号，斯大林肖像不出现在劳改营里。当局开始用代号称呼劳改营（"特定对象""托拉斯"），从地图上抹去它们。集体处决在这一时期大量发生：沃尔库塔约两千名囚犯被杀害，索洛韦茨基有一千二百名囚犯被枪毙。
一九三八年叶若夫下台，贝利亚接手。作者写道，贝利亚改变了这个系统的一个方面：让更多囚犯活着，以便更有效地利用他们。他提高了伙食标准，取消了对政治犯担任专业职务的禁令，建立了供科学家囚犯工作的"黑店"（特别工程局），图波列夫和科罗廖夫都在其中工作。贝利亚同时废除了提前释放制度——斯大林亲自在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会议上批评这一制度释放了最好的囚犯。
劳改营的生活与劳动
第二部分以专题方式描写体系内部。作者在第十章开头提醒读者，"每一个劳改营都有它自己的世界"：北方工业劳改营与南方农业劳改营完全不同，二战饥荒年份与五十年代初期的死亡率相差悬殊，不同负责人的管理方式也迥异。她随后逐项展开。
逮捕、监狱、押解
逮捕依照法律程序进行，但罪名荒谬、取证草率。作者列举了被捕的各种理由：与外国人结婚、讲斯大林的笑话、上班迟到、拥有一台收音机。审讯是西方读者熟悉的阶段，作者强调苏联"调查"的规模与众不同——案件动辄涉及成百上千人。酷刑在三十年代后期普遍使用，斯大林一九三九年初亲自确认"肉体施压手段"得到批准；更常见的折磨是不许睡觉的"传送带"，可以持续数天至数周。
监狱因地点和时代而异。卢比扬卡牢房相对较少，列弗尔托沃人满为患，布特尔卡管理宽松且有一座由囚犯积累的图书馆。作者详细写了监狱如何通过拥挤、夜夜不熄的灯光、禁止白天睡觉、安插告密者来控制囚犯，也写了囚犯的抵抗：敲击墙壁传递莫尔斯电码、贿赂看守传递口信、布特尔卡监狱的"扶贫委员会"用百分之十的钱款为没有钱的囚犯购买食物。
押解是作者着墨最重的受苦环节。囚犯被装进"斯托雷平车厢"或运牛货车，忍受饥饿、缺水、污秽和厕所的羞辱。作者引用一份官方报告：一九四四年一列五十一节车厢的特别列车，一千四百零二名囚犯中五十三人死在途中，三百多人因冻伤和肺炎住院。押解船只在去往科雷马的航程中发生轮奸，幸存者把它称为"科雷马电车"。作者对押解看守的冷漠表示困惑：没有命令要求虐待囚犯，官方反而三令五申改善押解条件，但虐待持续存在。她引用索尔仁尼琴的解释——看守嫌打水麻烦，宁可不给囚犯水喝。
到达劳改营后，囚犯经历清洗、剃发、换囚衣和"挑选"，被按体力分为能干重活的、能干轻活的和身体虚弱的三等，劳动定额和食物定量随之确定。
食物、劳动与定额
劳改营的日常围绕劳动组织。绝大多数囚犯从事"一般劳动"——伐木、采矿、修路，完成不可能完成的劳动定额。作者列举了恶劣的劳动条件：北极圈里的蚊子、零下四十度的严寒、冻伤、单薄的衣服。文中大量使用幸存者证词：科雷马淘金队每天必须筛选一百五十手推车矿沙，完不成定额的囚犯留在坑里继续干；沃尔库塔矿工因矿灯不足、排班过密而频繁发生事故，一九四五年仅煤矿就有一百三十七起死亡事故。
食物是控制囚犯的基本手段。莫斯科下达精确的伙食标准——一九四四年规定基本定量为每天五百五十克面包、八克白糖，按劳动定额完成情况增减——但检查报告与标准之间存在巨大差距。作者引用检查人员的记录：某个劳改营的囚犯"正在死于饥饿"，某个营地完全没有油水、鱼、肉和蔬菜。食物在运输和厨房环节被盗，面包因神圣地位而例外——偷面包的囚犯会被其他囚犯打死。作者还写了围绕面包的仪式：帕宁警告囚犯吃面包必须一次吃完，留到晚上等于自杀。
惩罚与奖励
禁闭室和削减伙食构成惩罚制度的主体。坐禁闭的囚犯每天领三百克面包加热水，汤三天才给一次。作者详细写了禁闭室的潮湿、寒冷和狭窄，也写了坐禁闭者的两种类型：职业罪犯和拒绝为"苏维埃撒旦"劳动的宗教信徒。专门的惩罚营站（科雷马的谢尔潘廷卡、伊斯基季姆）生存率极低。
奖励的另一面是联系外界的权利。信件和包裹的收取由规定严格控制，一九三九年后只有完成定额的囚犯才能每六个月会见一次亲属。作者引用热诺夫的回忆：母亲三年前寄出的两个包裹在最饥饿的冬天救了他的命。团聚屋里的会见经常带来痛苦——妻子来通知离婚，孩子不认识父亲。这些细节表明，与外界的联系既是希望，也是折磨。
看守与管理层
劳改营管理人员并非超脱于囚犯之外的独立等级。作者写道，看守和囚犯可以互换位置：表现好的囚犯晋升为看守，失宠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被发配到劳改营工作。古拉格是秘密警察内部"处理品"的收容所——酒鬼、迟钝者、被怀疑的少数民族官员。档案显示，劳改营武装看守文化程度极低，有些人甚至不知道政治局委员的姓名。作者强调，看守在系统中拥有选择权：他们可以选择残暴或仁慈，很多回忆录作者都提到过善待囚犯的负责人和施虐的看守。
残忍行为持续存在。作者引用了大量档案：引诱囚犯"逃跑"然后开枪的看守、强迫病人干活的负责人、把残废囚犯的伙食转给健康囚犯的决定。同时她指出，当局公开反对无谓的残忍，虐待囚犯的看守可能受罚，检查报告坦率地记录了劳改营的真实状况，但报告只是被归档，没有引起行动。
囚犯的群体
职业罪犯是劳改营里最有组织的群体。作者描写了他们的等级制度、黑话、文身、纸牌游戏和"盗贼法律"：真正的职业罪犯拒绝劳动，收取"农民"的份子钱，洗劫新到的囚犯。三十年代后期至战争结束，当局利用职业罪犯控制政治犯。战后情况改变：前军人、游击队员组成"红帽团"反抗职业罪犯，当局设立特种劳改营隔离政治犯，又通过收买"母狗"引发职业罪犯内部的战争。
政治犯占囚犯人口的少数——一九四八年根据第五十八条判刑的不到四分之一，但他们是回忆录的主要作者。作者纠正了一个常见印象：大多数政治犯并非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是在大规模逮捕中被抓的平民；多数刑事犯也未必犯过罪，因偷三瓶葡萄酒被判七年、因上班迟到十分钟被判五年的例子在档案中都有记录。囚犯按民族和意识形态形成群体：乌克兰人、波罗的人、波兰人、车臣人组成严密的互助网络，共产党员聚集在一起相信"其他人才是罪犯"，东正教信徒和教派成员拒绝与"敌基督"合作。
妇女和儿童
女囚犯在体系中有特殊处境。作者写了两面：她们更善于在食物短缺中生存、结成更深的友谊；同时因人数稀少而成为性交易对象。劳动队长、看守和自由工人用食物和轻松劳动换取性关系，作者引用了鲁日涅维茨的回忆——她被打后投入"劳改营丈夫"的怀抱，"好处立即显露出来"。女囚犯故意怀孕以逃避重活，托儿所的条件却极其恶劣。作者引用沃洛维奇的故事：她十五个月大的女儿死于劳改营托儿所。父母被捕的儿童被送进孤儿院，沦为流浪儿或少年犯；少年劳改营关押十二至十八岁的孩子，从事与成年人一样的劳动。作者在章节结尾提醒，这些儿童的经历在回忆录中几乎没有留下记录。
生存策略
幸存者如何活下来，是第二部分最后两章的主题。作者先列出残酷的一面：饥饿使囚犯变成"到头的人"——不再洗澡、不再在乎侮辱、在食堂周围讨剩饭。友谊和尊严是另一面。作者引用托多罗夫提出的"一般的美德"：清洁、友谊、诗歌、祷告、讲故事。囚犯在劳动队里互相扶持，用鱼刺做缝衣针，用铁皮浇铸汤匙交换食物，给职业罪犯讲述《三个火枪手》和《悲惨世界》以换取热水。著名案例包括：金斯堡在劳动队里用"把原木锯头变新"的方法完成定额；索尔仁尼琴用两排火柴棒默诵自创的诗句。
弄虚作假（туфта）是体系性的生存方式。作者指出，这一习惯在苏联普遍存在，囚犯在劳动队长的配合下虚报产量、隐瞒人数、伪造定额。定额员和劳改营会计也参与其中，导致生产统计数字几乎毫无意义。模范犯人（придурки）是另一条路：从事文书、厨房、医务等轻松劳动的囚犯，其地位介于囚犯和管理者之间。作者记录了索尔仁尼琴对模范犯人的严厉批判和拉兹贡的反驳——在战争年代，不成为模范犯人就不可能活下来。
逃跑与反抗
逃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失败。作者引用回忆录和档案指出两个事实：劳改营的环境——铁丝网、岗楼、真空地带、偏远的地理位置——使逃跑极其困难；但逃跑并不像回忆录作者声称的那样不可能，一九三三年有四万五千多人从劳改营逃跑，被抓住的刚过一半。逃犯多数是职业罪犯，政治犯因缺乏关系和技能很少尝试。作者详细叙述了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乌斯季乌萨暴动：自由工作人员列丘宁带领约百名囚犯缴了看守的械，占领邻近的乌斯季乌萨镇，最终被镇压，四十九人被处决。
全盛与解体（1940—1986）
战争
德军入侵苏联给劳改营带来双重影响。战争爆发当天，政治犯被禁止离开劳改营——囚犯称之为"加刑"。一九四二年囚犯死亡率达到四分之一，作者引用官方数字：一九四二年死亡三十五万两千五百六十人，一九四三年死亡二十六万七千八百二十六人。西部劳改营仓促撤退，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撤退前枪杀了靠近前线的囚犯——利沃夫一地约四千人。与此同时，当局特赦了约九十七万五千名囚犯编入红军，其中一些人表现得异常爱国。作者提醒读者，古拉格对战争努力的贡献难以衡量——看守这些劳动力本身耗费了大量人力。
局外人
一九三九年后，苏联把占领区的波兰人、波罗的人、乌克兰人和摩尔多瓦人投入劳改营和流放村。作者用"局外人"一词区分这批新囚犯与早期外国共产党囚犯。流放是行政程序，没有逮捕和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卡车开到门口，给几分钟收拾行李。作者引用了波兰流亡政府收集的儿童流放回忆录，其中记录了饥饿、母亲自杀和家族离散。战争期间，斯大林开始流放整个民族——伏尔加河流域的日耳曼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理由是他们"窝藏敌人"。作者引用档案指出，没有证据证明这些民族大规模与德军合作，车臣共和国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只列出三百三十五名"土匪"。她称之为"文化上的种族灭绝"。
战俘是另一大批"局外人"。苏联俘虏了超过四百万德国、轴心国和日本战俘，前期的死亡率接近百分之六十。战俘营与劳改营的区别很快模糊，两类囚犯并肩劳动。作者还写了亨利·华莱士一九四四年对科雷马的访问：美国副总统参观了伪装过的劳改营，把尼基绍夫当成"百万富翁"企业家，始终没有意识到马加丹的工人是囚犯。
全盛时期
战后古拉格没有萎缩，反而在五十年代初达到最大规模。一九五零年一月一日，劳改营和劳动定居点关押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三百五十一名囚犯。斯大林命令"严厉打击"谈论民主的人，一九四八年再次逮捕一九三七年获释的政治犯，新法律禁止与外国人结婚。作者把一九四九年称作"一九三七年的孪生兄弟"。战后的新囚犯——前红军军官、游击队员、战俘——改变了劳改营的内部结构，当局设立特种劳改营隔离"最危险"的政治犯，又用"母狗"政策挑动职业罪犯内斗。
经济问题逐渐暴露。作者引用一九五三年的中央检查：维持劳改营的费用远超强制劳动力的利润，一九五二年国家补贴古拉格二十三亿卢布，超过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十六。内务部官员在报告中使用"根据您的意愿"这样的措辞表达异议。斯大林对此视而不见，继续批准新的工程项目——石棉厂、伏尔加-顿河运河、萨哈林海底隧道，以及贯穿北极冻原、被称为"死亡之路"的铁路。斯大林下葬后几周，这条铁路永久停工，此时已耗费四百亿卢布。
斯大林死后
斯大林的死亡引发一系列改革。贝利亚在三个月内完成了古拉格的转向：将管理权移交给司法部、中止二十多项工程、宣布特赦一百万囚犯。作者分析了贝利亚动机的几种解释——秘密自由主义者、攫取权力的野心家、深知劳改营毫无效益的现实主义者——并指出其改革因贝利亚本人被捕而中断。不过，特赦继续执行，劳改营的经济审查继续进行。
囚犯的革命
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四年，特种劳改营爆发三次大规模暴动。作者详细叙述了诺里尔斯克、沃尔库塔的罢工和肯吉尔的"四十天"。肯吉尔暴动的细节包括：囚犯组织罢工委员会、用水龙头组装发电机建立临时广播电台、生产武器、坚持与莫斯科代表谈判。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坦克和士兵攻入劳改营，官方报告记载当天三十七人死亡，目击者估算五百人。作者指出，尽管罢工失败，它加速了体系解体——一九五四年七月，中央委员会决定恢复八小时劳动日、解散特种劳改营。
解冻与释放
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发表秘密报告，公开批评斯大林和"个人崇拜"。作者既肯定秘密报告的震动作用，也指出其局限：赫鲁晓夫没有提及集体化和乌克兰饥荒，只给七千多人平反。平反进程随后加快，但充满反复和限制。作者用阿达莫娃-斯利奥斯贝格的例子说明这种妥协：二十年零四十一天的牢狱换来"证据不足"的撤销判决和两个月的工资补偿。
一九六二年，索尔仁尼琴的《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新世界》杂志发表。作者描述了这部小说的发表过程：特瓦尔多夫斯基把小说送到赫鲁晓夫手中，赫鲁晓夫把它当作打击对手的武器。小说描写一个普通囚犯的一天，直接呈现劳改营生活，在苏联读者中引发巨大反响。随后保守势力反扑，小说很快被封杀，索尔仁尼琴一九七四年被驱逐出境。
持不同政见者时代
六十年代至八十年代的劳改营关押对象变成持不同政见者。作者区分了这批政治犯与斯大林时代政治犯的差别：他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被捕，被与刑事犯分开监管，外界了解他们的情况并能影响其命运。布罗茨基一九六四年因"寄生虫"罪名受审，庭审记录被记者带往西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因作品内容被判刑；《当代大事记》从劳改营获取并传播信息。作者详细写了克格勃把持不同政见者关进精神病院的做法——"呆滞型精神分裂症"的诊断、药物和电击治疗、西方精神病学界的抗议。
八十年代
安德罗波夫在八十年代初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但这一政策随他死亡而终止。一九八五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一九八六年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后启动"公开性"政策，苏联历史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古拉格群岛》得以在《新世界》连载，平反工作重启。作者特别指出一个悖论：一九八六年底政治犯获释、政治犯监狱关闭这一事件几乎没有引起注意——古拉格的终结被同时期的经济改革和帝国崩溃所淹没。彼尔姆政治犯劳改营在一九九二年二月关闭时，苏联本身已经灭亡。
数字问题
附记专门处理"究竟有多少人"的统计争议。作者区分了两类数字：某一年关押的人数，和曾经通过体系的总人数。根据档案，一九五零年劳改营和流放地关押二百五十六万人。由于囚犯流动率极高，作者综合各方资料估计，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约有一千八百万人进过劳改营和流放地，加上约六百万特殊移民和四百多万战俘，被强制劳动者总数约两千八百七十万。她承认这个数字有争议，并说明自己的取舍：选择波良对特殊移民的较低估计（六百零一万五千人），因为"根据估计不足更经得起挑剔的原则"。
死亡数字更难确定。作者引用的档案记录显示，古拉格劳改营和流放村一九二九至一九五三年的死亡总数为二百七十四万九千一百六十三人，但这份记录不包括押解途中、审讯期间和获释后立即死亡的人，也不包括大清洗中被处决的人。她引用一组研究者的估计：一九三四至一九五三年因政治原因被处决的人数约七十八万六千零九十八人，同时对此数字的精确性存疑。作者强调，统计数字无法覆盖镇压对家庭的间接影响——饿死的老人、死于孤儿院的儿童、因恐惧而断绝联系的亲属——并以此说明为什么最终必须依靠幸存者的叙述。
记忆与遗产（尾声）
尾声讨论当代俄罗斯对古拉格的遗忘。作者记录了俄罗斯缺乏国家纪念设施的现状：没有专门的镇压历史博物馆，没有官方调查和公开道歉，只有民间团体在万人坑旧址竖起纪念碑。她分析了遗忘的原因——社会转型的疲劳、旧政权受害者的多重身份、前共产党人仍掌权——并引用了平反委员会主席雅科夫列夫的话："社会并不关心过去的罪行，因为那么多人参与其中。"作者写道，古拉格意识形态的一部分仍残存在新俄罗斯精英对平民的蔑视中，对历史的失忆削弱了法治和公民社会的建设。她把遗忘的后果延伸到西方：如果我们不记得欧洲大陆另一半的历史，就无法理解冷战为何发生。
写作方法与局限
作者在序言和结尾交代了本书的方法与边界。她有意简化秘密警察复杂的行政沿革，把叙述集中在劳改营本身；她承认无法公平对待数百万特殊移民、波兰军官大屠杀等主题，因为篇幅不允许。她反复提醒读者区分材料的性质：回忆录作者的幸存者身份可能造成偏差，官方统计数字经过层层修饰，两类材料需要交叉验证。关于死亡人数的争论，她没有给出唯一答案，而是把不同估计并置，说明各自的依据和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