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dbye to All That》是罗伯特·格雷夫斯三十三岁那年写成的自传，1929年由Jonathan Cape出版，1957年修订，1960年由Penguin Books出版，2000年收入Penguin Classics系列。Penguin文本开头有修订时新写的前言，结尾有1957年的尾声。格雷夫斯在前言里交代写作背景：1928年前后他正经历一场复杂的家庭危机，这本书是他对英格兰的"苦涩告别"。写书时他与多数朋友断交、被警方就一桩谋杀嫌疑反复盘问，也不再在乎别人怎么看他。修订版删去沉闷段落、恢复少数被压下的轶事、用五年后写成的更长一章替换关于T.E.劳伦斯的旧章，并修正了事实性错误。
全书按时间顺序推进。开头是两处最早的记忆（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六十周年庆典的马车队、育儿室里装满莎士比亚八开本的柜子），随后是父母两边的家族史、温布尔登和威尔士哈莱克的童年、查特豪斯公学的五年。1914年8月他应征入伍，叙述转入西线：威尔士团和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战壕生活、洛斯战役、1916年7月在索姆负重伤并被误报死亡。战后部分写牛津、与诗人西格弗里德·萨松的友谊、结婚、在伊斯拉村的生活、1926至1927年在开罗大学任教，最后以离开英格兰、定居马略卡作结。
战争回忆占去书的大部分篇幅。格雷夫斯用大量具体场景和对话写战壕：第一次值夜班在黎明前看到士兵用脚趾扣扳机自杀，洛斯战役的毒气罐因扳手尺寸不合而把毒气吹回己方战壕，高木之战他被炮弹穿过胸腔、营长向母亲发出"死于重伤"的正式通知。这些段落带明确的时间标记（信件日期、部队调动）和观察者位置，作者始终以当事人身份叙述，很少跳出来总结。
童年：两个家族和两种教养
冯·兰克家与格雷夫斯家
母亲这边的冯·兰克家族出自萨克森乡村牧师。格雷夫斯的叔祖父利奥波德·冯·兰克是历史学家，书中引用他的一句话："我首先是历史学家，其次才是基督徒；我的目标只是查明事情实际是如何发生的。"外祖父海因里希·冯·兰克年轻时在普鲁士读医科，参加过1848年学生示威，后到伦敦完成学业，1854年作为随军外科医生去了克里米亚。祖母是施莱斯维格—丹麦裔。父亲这边是爱尔兰利默里克的格雷夫斯家族，家谱上溯到1485年随亨利七世在米尔福德港登陆的法国骑士。格雷夫斯写这个家族"没有机械天赋，但有健谈的名声"。
父亲的歌和母亲的规矩
父亲艾尔弗雷德·珀西瓦尔·格雷夫斯是爱尔兰作家、伦敦南部的督学，写过民歌《Father O'Flynn》。他把全部版权以一几尼卖断，出版商布西靠它赚了几千英镑。这件事让父亲反复叮嘱格雷夫斯：永远不要一次性卖断作品的完整版权。母亲艾米·冯·兰克四十岁生他，父亲四十九。家里十个孩子，日常管教由母亲负责，体罚用拖鞋由父亲执行。母亲让他很小签过一张禁酒承诺卡，后来把卡收进阁楼的箱子，他由此认为自己永久脱离了承诺。
四岁半的阶级启蒙
格雷夫斯把阶级意识的觉醒记在四岁半。他因猩红热住进公立医院，病房里有二十个工人家庭的孩子，只有一个牧师家的男孩。护士和病友对待那个男孩的方式让他吃惊。回家后他学会"vulgar"这个词，一年后遇到病房里教他打板球的亚瑟，发现对方是破衣烂衫的跑腿男孩。他写道，自己带着"第一阵体面感的震颤"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两种基督徒——我们自己和下层阶级。这种分离他接受了近二十年才丢弃。
查特豪斯公学
入学与受排挤
格雷夫斯靠奖学金进入查特豪斯，原因是他过不了奖学金考试里的希腊语语法卷，而查特豪斯的考试没有这一科。学校约六百名男生，游戏和"浪漫友谊"是主要兴趣，功课被普遍轻视。他喜欢功课，零用钱少，衣服是现成的，名单上的名字是"R. von R. Graves"。商人家庭的男生正在热议与德意志帝国的贸易战，"German"在当时的用语里意味着廉价货、军国主义、普鲁士作风。他成了被欺负的对象：一个爱尔兰高年级男生给他起绰号、泼墨水、夜里往床上倒水，还编造他"虚伪堕落"的传说。他一度濒临神经崩溃，写信求父母把他带走；父母把信的内容告诉了舍监，他反而被当作告密者。他写道，自己为十四年的绅士教育付了高昂学费，因此觉得有权偶尔从中捞回点什么。
拳击与等级制
拳击改变了他的处境。朋友雷蒙德·罗达科夫斯基鼓励他练拳，全校男生对拳击手近乎迷信地忌惮。格雷夫斯在校际比赛里用一记不常见的右手大摆拳连续击倒对手，赢得两个重量级的银杯，后来想卖掉时发现只是镀银。学校的等级靠服饰细节维持：新生没有特权，第二学期可以戴针织领带，第二年穿彩色袜子，第三年得到大部分特权，只有"bloods"（运动精英）能穿浅灰法兰绒裤、蝴蝶领、背后开衩的夹克，并有权挽臂走路。书中用一场冲突说明这套秩序：第六学级的三名智力精英曼斯菲尔德、沃勒、泰勒穿着bloods的服饰在礼拜天走进教堂，公开挑战运动精英，事后安然无恙，因为曼斯菲尔德是全校重量级拳击冠军。校长伦德尔拒绝支持运动精英的制裁要求，bloods的声望从此下降。
诗歌、友情与"多情"与"色情"
雷蒙德是第一个让他能正常交谈的公学同学。雷蒙德不参加坚信礼，自称无神论者，用阿塔纳修信经的表述反问：既然"三位不可理解者"同时是"一位不可理解者"，那么不肯相信一个按定义就无法理解的东西，就该下地狱吗。格雷夫斯为了保住宗教立场一度断绝与雷蒙德的往来，后来自己也成了彻底不可知论者；1917年雷蒙德在康布雷阵亡。他对低年级男生迪克的感情贯穿了最后两年。一次他指控一名唱诗班教师亲吻迪克，迪克当面承认，教师答应学期末以健康为由辞职，随后入伍并在1915年阵亡。事后迪克告诉他，其实没有人亲过他，他只是看出格雷夫斯陷在麻烦里。伦德尔说过"我的孩子们多情，但很少色情"，格雷夫斯引用这句话，并补充说实际发生的亲密关系几乎总在同龄男生之间，与浪漫感情无关。
毕业时的死亡预期
毕业前他参加一场关于强制兵役的辩论，一百一十九票里只有六票反对，他和纳维尔·巴伯是主要反对方，两人后来成为那一届仅有的战争幸存者。他估计同届同学至少三分之一在战争中死去。按他的记录，西线步兵少尉在某些阶段平均预期服役时间只有约三个月，伤亡比例约为四名伤员对一名阵亡。
入伍与训练
1914年8月英国对德宣战后几天，格雷夫斯决定参军。他给出两个理由：报纸预测战争很短，他希望战争至少拖到让他推迟上牛津；德国侵犯比利时中立让他愤怒。他承认自己对报纸上的暴行细节打了约两成折扣，认为"那还不够"。他随后引用一条消息的层层变形——科隆报纸说安特卫普失守后教堂鸣钟，巴黎报纸说比利时牧师拒绝鸣钟被判苦役，再到"被倒吊在钟上当钟舌"——作为战时谣言升级的例证。他经哈莱克高尔夫俱乐部秘书的介绍，进入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在雷克瑟姆的基地。训练中途他去了兰开斯特的拘留营，看管约三千名德国平民囚犯，指挥五十名威尔士预备兵；这些人从下水道爬出去找女人，囚犯们逐渐安顿下来。一次深夜接电话时线路被闪电击中，此后约十二年他不能正常使用电话。
战壕：威尔士团的一年
第一次进入前线
1915年5月，他和另外五名皇家威尔士军官被派到威尔士团第二营。他的排四十人，年龄登记普遍失真：超龄者写三十多岁，实际有六十三岁的老兵伯福德，少年兵邦福德只有十五岁。他记录的行军装备清单约六十磅。当时英军防毒面具还是纱布垫和带云母窗的灰毡"烟盔"，还没有钢盔、冲锋枪、坦克。第一次值夜班，哨兵博蒙特告诉他不要在闪光弹下动；黎明stand-to时，他发现机枪掩体里自尽的士兵——那人脱下靴袜，用脚趾扣扳机，枪口含在嘴里。
伤亡与处置
这年夏天的信件记下战壕的日常。两个年轻矿工因为厌恶排里的军士，开枪打死了他，被军事法庭判处枪决，由本连队行刑，临刑喊出营里的集结口号"坚持住，威尔士团"。库奇尼砖堆一带，双方隔着砖堆对射，他躲在掩体里用潜望镜观察，一个德国狙击手在四百码外正中潜望镜的观察窗。博蒙特是原营最后一名没负过伤的幸存者，双腿被炸翻到背上。他在贝休恩的宿舍窗口看到已被确认阵亡的士兵查洛纳从窗外走过，追出去只看见人行道上一个还在冒烟的烟头。
伤员与"安全伤"的文化
老兵们谈论的是怎么弄一个"cushy"（不重却足以送回家的伤）。格雷夫斯转述了两段求"cushy"失败的笑话：一个把手伸过胸墙招引射击，被爆头；一个失去三根手指，却在去包扎站的路上被狙击手打死。他分析自己打夜巡的想法：最有利的负伤时机是夜里、开阔地、无人瞄准的步枪火力中、医疗系统不繁忙的时候，因此夜巡一条安静防线是"最佳方案"。他也知道德国巡逻队遇到受伤士兵时常用刀割喉，想拿到敌方伤员的军衔标志，必须先解决掉那人。
洛斯战役
1915年9月的洛斯攻势前，营里接到"辅助攻击"的命令：没有支援部队，任务是牵制德军，让右侧部队完成主攻。格雷夫斯在9月3日跟罗伯逊打赌，赌本师会从康布兰—库奇尼一线进攻，他赢了。计划用四十分钟的毒气（命令要求一律称"辅助物"）开路，然后步兵跟进。放毒气的连队是新建的，扳手大多不合尺寸，只放出几罐，毒气被风吹回己方战壕。负责正面进攻的米德尔塞克斯团提前冲出，撞上还没被炮火切断的铁丝网，被机枪扫倒；阿盖尔—萨瑟兰高地团的两个连退到支援线再冲，也被自家铁丝网和机枪挡住。格雷夫斯的"A"连没有接到冲锋命令，在积满死伤者的战壕里等到攻击取消。他记录，从9月24日早晨到10月3日夜里，他总共睡了八小时，靠一天约一瓶威士忌维持。当晚他们出壕抬回所有伤员和多数阵亡者，德军没有开枪。第二天托马斯连长站在胸墙上用望远镜看右侧新军部队撤回，被狙击手打死。9月27日的第二次毒气攻击在下午四点放出，风向良好，德军保持沉默，前线哨位全部熄了火光，营里在胸墙上等到晚上九点，攻击被旅部取消。
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第二营
洛斯之后格雷夫斯调到自己的团。第二营是四个仍基本保持旧貌的正规步兵营之一，被当作"军队后备队"使用。新军官头半年不受理睬，他得到的欢迎是冰冷的：副官不握手、不递酒，只让把资料交给团士官长。营里保留着和平时期的礼仪：营部食堂、骑术学校、"追捕小子们"的游戏。他因为敬礼姿势不合营规被罚每天早饭前练一小时敬礼，为期一个月。士兵沉默、装备整洁、纪律严格，与威尔士团的松散形成对照。巡逻是这个营的传统，夜里No Man's Land归他们控制。他第一次巡逻穿过自家铁丝网，摸到一个德军哨所，抱回一个装着淡黄色液体的大玻璃容器，营部转送师部情报官，他再没听到正式报告。连长托马斯被写成最好的连长之一，每周有伦敦Fortnum & Mason寄来的食品箱。他在库奇尼的胸墙后架起带瞄准镜的步枪，看到一个在德军第三道防线洗澡的裸体士兵，把枪交给军士："你来打，你枪法比我好。"军士打中了，他没有留在旁边看。
索姆：重伤与死亡通知
1916年3月他回到第一营，驻在弗利库尔一带的战壕。书里写了德军的一种"罐"：两加仑的金属桶，内装两磅左右阿芒拿炸药，外壳填满法国村民收集的废铁、齿轮、假牙。这个武器直到7月1日才揭晓——一门埋在土里、用定时引信发射的木制炮。一个晚上，副官说"这地方三个月三百人伤亡，居然没有一个军官"，随即说"敲木头"，当场没有人敲到木头的福气。第二天晚上，理查森、戴维·托马斯、普里查德三人先后阵亡，外加一名下士。戴维在包扎站因颈部动脉破裂而死，他事先写好一封信，嘱咐阵亡后寄给格拉摩根的一位姑娘。格雷夫斯把戴维的死列为他在法国经历中最难受的一次。医生建议他做鼻子手术，他因此错过了第一营随后参加的攻势，同排五个军官里三个阵亡。
7月，他在吉旺西归队后随营部调往索姆。营在马梅兹树林外休整时，他进树林收集德军大衣当毯子，树林里堆满普鲁士近卫军和威尔士新军部队的尸体，两具尸体用刺刀同时刺中对方。7月20日进攻高木，营部在巴赞坦附近集结时挨了炮击，一发八英寸炮弹在他身后三步处爆炸，弹片穿过胸腔。他在野战包扎站躺了一天多，被认为是阵亡者。营长克劳肖在7月22日给母亲写信："非常遗憾地告诉您，您的儿子已因伤去世。他非常勇敢。"7月24日是他二十一岁生日，也是官方通知的死亡日期。他在病床上用铅笔写"我受伤了，但没事"，与营长的信先后到家，家人无法判断哪封更接近事实。他后来在鲁昂的医院做了胸腔穿刺，抽出积血，并听同病房的罗伯茨讲：德国军官在高木树林边枪杀伤员，罗伯茨在五步外用双手扣动扳机，把那人击毙。
回家：死亡闹剧与战时宣传
1916年8月，格雷夫斯被送回伦敦海格特的王后亚历山德拉医院。他在这里第一次听到自己"已死"的消息。报纸登出他的更正启事，被放在"宫廷通告"栏里免费刊出。他引用一份典型的战时宣传品——刊登在《晨邮报》的"一位小小母亲"的公开信：信里说妇女"以白热状态"支持战争，把"独子的血肉弹药"送上前线，信中称赞把儿子送进战壕的牺牲。这封信一周内售出七万五千份，据说白金汉宫也来信称赞。格雷夫斯用这封信说明回国士兵面对的战时氛围。他这段时期与萨松在哈莱克整理诗稿，两人以各自的方式给"和平"下定义：萨松的和平是打猎、自然、音乐和田园，他的和平主要是孩子。
1916年冬：第二营与军事法庭
1917年1月，格雷夫斯申请通过体检，再次前往法国。第二营在索姆的布沙韦讷附近，他接管总部连，驻在河边的弗里塞。那年冬天极冷，河水冻了两英尺厚，士兵在冰面上踢足球。他被指定为军事法庭成员，审理一名被控"在敌人面前怯懦地丢弃武器"的爱尔兰军士。军令规定，怯懦罪只判死刑，不接受任何医学借口。他既不愿签署死刑判决，又知道拒绝出席会被另组法庭照判，于是找另一名够资格的上尉替他出庭。他在列哈弗尔休息营读军令的旧档案，看到约二十份"因怯懦或开小差被枪决"的记录，几天后部长在议会否认法国战场执行过任何此类死刑。他作为临时营长出席旅部会议，旅长想"咬掉"对面突出部，他和卡梅伦团的团长都说办不到，攻击两次推迟两次取消。某夜他随辎重上阵地，路上看到随军牧师在给一具尸体念祈祷文——那人因害怕即将到来的进攻而开枪自杀。他写道，这是他在法国见的最后一具尸体，"和我见的第一具一样，都是自杀"。
1917年：萨松的抗议
1917年7月底，萨松的《士兵宣言》以剪报形式寄到格雷夫斯在奥斯本的病床前。宣言声称这场战争正被有权结束它的人蓄意延长，他拒绝继续服役。格雷夫斯同意宣言对"政治错误与不真诚"的指责，认为这个行动极其勇敢，但他认为萨松的身体撑不住军法审判和监禁，也认为这种姿态不会有追随者。他绕过萨松安排体检：在三个医生面前扮演痛心战友的角色，说萨松在皮卡迪利大街上看见尸体的"幻觉"，三次落泪，并说服神经科医生麦克道尔上尉支持他的说法。萨松被送往爱丁堡附近的克雷格洛克哈特神经症疗养院，由W.H.R.里弗斯教授照看。里弗斯用弗洛伊德式的梦境分析诊断一百多名神经症病例，同时明确拒绝弗洛伊德的若干独特论点；萨松在那里开始写《反击》。另一位病人威尔弗雷德·欧文因被连长指责怯懦而困扰，遇见萨松后开始写战争诗。格雷夫斯在书里写了一句当时的自我解嘲：战争只该是四十五岁以上者的运动，"让老头子们上前线，年轻人留在家"。
婚姻、伊斯拉与写作
结婚与婴儿
1918年1月，格雷夫斯与南希·尼科尔森结婚。南希十八岁，是画家威廉·尼科尔森的女儿，在地里干农活，自称女权主义者，对基督教的概括是"上帝是个男人，所以全是胡说"。婚礼上南希穿着蓝格绸裙，气恼地念誓词，婚后换回她的农妇裤装。婚夜两人都是处子，当晚的尴尬被一场空袭打断。女儿珍妮生于1919年1月。到1925年他们有了四个孩子。这段婚姻以1929年5月6日分手告终，他在结尾写明，分手后他离开英格兰，"永不把英格兰再当作家乡"。
伊斯拉的生活
战后他靠政府补助在牛津读英国文学，住在博阿山，与埃德蒙·布伦登一起。战争记忆以白日梦的形式持续到1928年，场景几乎都是他在法国头四个月的经历，他写道"情绪记录装置似乎在洛斯之后失灵了"。他和南希在博阿山开过一家村店，六个月内破产，欠下约三百英镑，劳伦斯把《智慧七柱》四章交给他在美国连载，替他补上缺口。1921年他们搬进牛津郡伊斯拉村的"世界尽头"小屋，房租每周十先令，房东是他母亲。他在村里踢足球、参加教区议会，在战争纪念仪式上朗读萨松和欧文的诗——写毒气致死的士兵、从泥里鼓出的尸体臀部——并说阵亡者不过是普通士兵，幸存者该感谢自己还活着。这段叙述保留了大量村民的对话，包括收留过一个沿路乞讨的少女黛西，以及"渔夫"贝克利的家族史。
开罗一年
1926年格雷夫斯到新成立的开罗大学任英国文学教授，年薪一千四百英镑，护照上登记的职业是"大学教授"。他在书里记录这所学校的错位：文学院以法语和比利时语教授为主，几乎没人会英语或阿拉伯语，两百名学生里会说流利法语的不到二十个；他的讲座因为翻译和罢课不断缩水，最后变成"无法开讲而只能印发讲义"的讲座。他保留了三份毕业生的论文全文，作为教学现场的样本。他写英国对埃及的控制：埃及名义上是独立王国，实权在高级专员手里，英国官员认为埃及人"忘恩负义"、"根本不存在埃及民族"。他在开罗期间写《Lars Porsena》，看博物馆里塞提一世的面孔，参加国王福阿德的接见——他以为穿宫廷礼服向他问候的绅士是典礼官，那人其实是国王本人。他承认自己在开罗"几乎无事可做"，随后决定辞职，与其他三名教授一起离开。
作为史料的自传
格雷夫斯在1957年修订时说明，1929年初版写得仓促，"几乎没有时间修改"，某些人名在修订里恢复了真实姓名。书中的统计数字——伤亡比例、平均预期服役时间、"至少三分之一同学阵亡"——都是事后回忆的估算，没有档案依据。关于神经症的解释，甲状腺等内分泌腺在长期紧张后停止分泌镇静物质、导致战斗力下降，他把来源明确归于里弗斯医生，并说自己的血液用了约十年才恢复；这是1920年代医学认识的记录，他没有把它当作定论。哈弗勒尔教官食堂里关于部队可靠性、各师卫生习惯排名的讨论，他标为"教官食堂里的闲谈"，随后补了一句，把比利时和法国排在卫生榜末尾"是出于恶意"。战俘在押送途中遭杀害的事例，他写"食堂里几乎每个教官都能举出具体例子"，也写德军一侧"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发生着同样的事"。这些段落保持报告与传闻之间的区分。
告别与尾声
书末1957年的尾声交代后事：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英国人被告知撤离马略卡，他在欧洲和美国游荡三年；二战期间他因三个孩子参军而回到英格兰，长子戴维加入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1943年3月在若开半岛阵亡，追授维多利亚十字勋章的申请被驳回，理由是"进攻失败"。他应征时被通知只能在文职岗位服务，村里的警察以他的德国名字、与西班牙难民交谈、花园里南瓜上刻着"HEIL HITLER"为由，拒绝转交他的志愿申请。他与南希离婚后另娶，又育有四子。尾声还提到，1917年他从牛津士官生营推荐委任的下士迈克·皮尔逊，后来成为加拿大的莱斯特·皮尔逊；马尔科姆·马格里奇接替他到开罗大学任教，告诉他纳赛尔上校是他当时的学生。全书以一句自我评述收束：他受的是英格兰统治阶级的新教道德塑造，掺着混血、叛逆的天性和压倒性的诗歌执念，这套教养并不容易摆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