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外的活法》汇集了吉井忍在七年间完成的十篇采访。她的采访对象大多在日本主流赛道之外生活，包括冲绳的二手书店店主、兼职做垃圾回收员的搞笑艺人、创建中国摇滚数据库的日本人、送便当给独居老人的摄影师、在东京自建混凝土楼房的建筑师、编辑兼摄影记者、华人暴走族的创始成员、朝霞市美军基地旧址上的市民与爵士咖啡馆店主、福岛县灾区的鱼店老板和书店店主，以及横滨的传统文身师。自序中她写道，本书收录了十二个人的活法，目录则以十个章节展开。
吉井忍写这本书有自己的处境。她在1990年代末大学毕业，不买房不上班，辗转各地游荡。二十年后从北京回到东京，她发现老龄化和贫富分化加剧的日本，越来越难容纳她自称的"无用之人"。她带着"跳出胜负束缚之后的路该怎么走"这个问题开始采访，并在文中嵌入日本社会的变迁、近代历史与人之间的关系。全书以访谈为主，保留受访者的叙述顺序和原话。
她把采访对象定位为"普通人"。她说这些人大多不在主流赛道上，也不会成为家长给孩子树立的榜样；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活法，同时守住自己的底线和尊严。后记里她写道，我们的"格外"，是在选择与原来的自我共存时才被展现出来。
离开公司职员身份，我真的就一个人了
宇田智子1980年生于神奈川县，东京大学文学部毕业后，2002年进入淳久堂书店池袋本店的人文书部门。2009年她主动请调冲绳分店，2011年辞职，同年11月开始经营"市场里的二手书店乌拉拉"。店铺位于那霸市牧志的第一牧志公设市场对面，面积只有5.5平方米，约三张榻榻米大小。她把部分书架搬到路边，把商业空间加倍。
她离开东京的原因，是在台北书展上对吉井忍说的"绝望"。她长期在池袋本店四楼的人文书部门工作，每天处理进货、退货和接待客人，见不到阳光，被客人指责时不能回嘴，下了班累得没有余力做别的事。冲绳分店给了她一个出口。调职后她深入当地出版圈，发现冲绳有一百家以上出版社，远多于其他地区通常的五家以内；县产本的读者八成以上是冲绳人，很多书在亚马逊上找不到。当地出版业发达的背景，是美军占领期间从日本本州进口书籍的手续特别困难，加上冲绳的历史文化与本州差异大、自我意识强。当她听说牧志市场旁的二手书店德福堂要关门时，决定接手。
租下店铺后她发现，脱离公司身份意味着"什么都不是"。签合同时找不到紧急联系人，去DIY店买材料要请人载，参加旧书组合开会要请会开车的成员带路。开业初期常有一天没人来买书的日子，她坐在收银台看书，自称"阅读推广宣传牌"。她的经营方式建立在与人连接上：替不擅长网络的老年客人查旧书网，替他们找绝版书，靠二手书店之间的九折差价赚一点收入。她认为在淳久堂工作过是建立客户关系的基础——淳久堂的教育方式，是不管店里能不能买到，都要给客人提供相关信息。
冲绳的地理位置带来额外成本。快递常标注"除冲绳等离岛外"，新书订货总价超过两万日元才发货，当地物价偏高，冲绳的旧书均价反而高于东京。她在2019到2023年间经历了市场改造和疫情：第一牧志公设市场全面翻修，店铺搬到临时市场，随后新冠疫情让观光业停摆。她靠政府补偿金和低经营成本熬过去，利用停业时间扩大了店面、开了网络书店。2023年她出版自主出版物《三年九个月三天》，记录等待市场回归的三年多。吉井忍在文末写道，宇田智子说自己擅长的事情是"坐在这里"，并逐渐成了市场场景的一部分。
你的垃圾，表现出你的人生
泷泽秀一1976年生于新潟县，在东京足立区长大。1998年他与西堀亮组成漫才组合"机枪"，上过高收视率综艺节目，进入过M-1大赛的半决赛，但自认"几乎没当红过"。三十多岁的十年间，收入最低时一场演出分到手只有三百日元。太太怀孕后需要四十万日元生育费，他四处找工作，九家应聘都因年龄被拒。他经一位转行的同行介绍，2012年起在垃圾清运公司兼职回收垃圾。
日本垃圾回收员有三类：地方公务员、行政单位临时工、承接外包的民营企业员工。泷泽秀一属于第三类，与同事两人一组回收，另有一名司机开车。早上六点半到公司，八点开始收垃圾，傍晚四五点下班，不用加班应酬，每天有呼气酒精测试。他在工作中学会辨认居民的分类错误——凭体积、重量和声音判断袋子里是否有不该扔的东西。
垃圾分类在日本有法律依据。1970年的"公害国会"制定了包括《废弃物处理法》在内的十四种法规，九十年代又陆续出台包装容器、家电、食品等回收法。乱丢弃废弃物最高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和一千万日元以下罚金。执行层面仍有大量例外：搬家季成堆留下的杂物、包着毛巾的气罐导致回收车爆炸等。他也处理过居民追赶回收车的场景。
做垃圾回收的头三年他很难熬。他一度认为这份兼职只是过渡，进而觉得自己"当回收员是不应该的"。三年后他接受了两种身份并存的"两栖"状态。现在他把这份工作视为心理调节的支点：台上观众反应冷淡，他告诉自己明天还要收垃圾；回收时遇到不愉快，就把它写进漫才段子。他写作多年，2013年开始投稿推理小说，出版了《笼目歌》等作品。
他观察不同街区的垃圾，得出关于生活状况的推论：收入低的街区铝罐、空瓶和烟蒂多，有人把PET瓶当烟灰缸，也有人成袋扔掉同一款保健饮料空瓶和附"握手券"的CD；高级住宅区垃圾总量明显更少。他说这些话时自己补了一句"当然是我想象的哈"。据此他建议，找房时可以留意当地垃圾回收处的清洁度，判断邻居和公寓管理的可靠程度。疫情期间垃圾回收被社会视为"必要工作人员"的工作，居民在家做饭和"断舍离"使垃圾量增加。2023年他参加仅限结成十六年以上组合参加的"THE SECOND~漫才竞赛"，获得第二名。他还参与普及食品分发中心，引用厚生劳动省《国民生活基础调查》（2022）说日本超过一半家庭觉得"生活困难"，据消费者厅统计每年被丢弃的食物超过五百万吨。
他在活动中说过一句话："世上没有所谓的垃圾，但把它扔掉就变成垃圾了。垃圾就产自于我们心中的傲慢。"
中国摇滚编舟记
香取义人1976年生于日本茨城县。他在电视上看到崔健的MV《飞了》后认定这就是"真正的"摇滚，大学选了东洋史专业，1998年3月到2000年1月在中央民族大学学汉语。到北京不到一个月他遭遇车祸，住院一个月，康复期间在医院附近的地摊收集摇滚磁带和唱片，这批收藏后来成了网站的部分基础。
1999年他与北京师范大学的留学生伊藤先生合作创办"摇滚ML"邮件列表，成员约两百人。香取义人用Excel记录自己的收藏，伊藤建议他把数据放到网上，两人用几天做出第一版CHINESE ROCK DATA BASE，收录约一百张专辑。2000年回日本后升级到第二版，分类更细，为每位音乐人设独立页面，信息详细到有人怀疑他是间谍。
他的信息来源包括唱片上的信息、音乐人自建的网站和博客、现场演出以及与乐队成员的直接交流。网站2000年创立，2012年2月停止更新，但他一直续着服务器、继续收集资料。他在上海堆起越来越多的唱片，2014年被公司派到缅甸仰光担任服装检验公司的总经理，白天上班，晚上筹备第三版——计划收录13000支乐队、2200位音乐人、2800则唱片信息和1000多首EP，搜索方式类似维基百科。他认为这个内容不适合做书，因为纸质书无法更新；他也没有利用网站赚钱的打算。
他把中国摇滚的处境放在时间轴上描述。九十年代唱片卖不出去，盗版和网上资源共享让乐队难以生存，音乐人出名只能靠广播和电视，而摇滚难登主流媒体。1997年摩登天空成立，创办人沈黎晖本人是清醒乐队主唱，香取义人认为这家公司"拯救了身处苦境的音乐人"。迷笛、草莓等音乐节成功后，乐队做巡演更容易了。对近年音乐市场的商业化，他说"商业上的成功是不可缺的"，同时为痛仰乐队等老乐队的变化感到一点遗憾。他举杭盖为例，认为真正"走出去"的乐队需要有马头琴、呼麦这类独特风格。
2020年《乐队的夏天》播出时，他在仰光用手机通话与吉井忍聊观感，说新裤子、面孔、痛仰的出现让他想起十五年前的现场。缅甸政变后他选择留下，说"还是先坚持一下看看吧"，认为这段经历是锻炼。吉井忍问他这算不算幸福，他没有直接回答，只是淡笑。
老太太，便当准备好了
福岛淳史1981年生于神奈川县大矶町，2004年从大阪艺术大学写真学科毕业，后在东京综合写真专门学校研究科继续学习。他在东京办个展SCOPE时遇到摄影家荒木经惟，被问"拍这些照片开不开心"。他当时靠打工维持生活，看到招聘广告"这是为老年人送便当的工作"，2004年应聘成为便当送餐员，每天骑摩托车把宅配便当送到独居老人手里。
便当由小型生产公司制作，卫生管理严格，员工上班前要刷洗手指、喷酒精消毒，每天中午做五十多个、晚上近九十个便当，由三个送餐员配送。公司要求便当必须送到客户手里，确认对方安好；部分客户事先把钥匙交给公司，送餐员必要时开门进屋。第一天上班的冲击让他意识到自己此前对日本的理解太以自我为中心——他以为生活能一直保持健全，政府会保护老年人，实际看到的独居老人的房间和生活远不是那样。
前半年他带着相机却按不下快门。老板建议他给客户拍照"让人家开心开心"，但他觉得拍摄是一种冒犯，只拍上下班风景。他渐渐和客人熟悉起来：有位老太太每次悄悄在桌上放小点心；一位失明老人爱吃便当，口头禅是"要好好活下去"。2008年他举办个展"摄入食物"，观众边看边流泪。这次展览让他陷入自责——"一旦把相机放在我和他们之间，我就变成了一个摄影师，对方便成为所谓的'独居老人'"。他觉得自己在利用那些老人家，随后离职。
他前后逃离这份工作三次，中间在2009、2010年两次参加环保运动家中溪宏一组织的徒步种树活动，沿路与幼儿园和小学的孩子一起种树，路线纵贯日本列岛。他把这两趟旅行视为"康复"，恢复了对外界的信任，也形成了自己对旅行的定义：在无法预知下一秒的情况下享受模糊状态的自己。
2013年他在神户举办个展"便当之味"，一位朋友告诉他："你拍的不是死亡，是生命。"这句话成了转折点。他调整了拍摄方式，把镜头拉近到与老人只有几厘米的距离，改用中画幅相机，按下快门的动机从记录孤独变成捕捉"美"。2014年他正式离职，手上有五万到十万张照片。2018年他转行务农，2019年以"Bento is Ready."获KG+摄影奖大奖，2020年该系列在京都国际摄影节展出，2021年出版摄影集《我把便当送到独居老年人家里》，入围木村伊兵卫摄影奖。同年他参加富士胶卷公司的摄影资助项目，获全球奖，计划用五个月时间在冲绳与北海道之间徒步，拍摄途中遇见的人"活着"的样子。他在老家大矶感染新冠，滞留了两个月。他说自己能不再焦虑，是因为发觉"那十年"给自己留下了痕迹，变成了自己的存在价值。
为未来两百年的"纯手工"大厦
冈启辅1965年生于福冈县柳川市，1986年从有明工业高等专门学校建筑科毕业，在一家住宅建设公司画设计图。他整天在办公室画图，没见过客人，也没去过施工现场，工作一年多就辞职，骑自行车回九州，在母校图书馆把过去二十年的建筑杂志看完，又骑车巡礼各地的建筑。钱用完后他去工地找活，去过东京都厅舍的施工现场制作混凝土模板，这样过了七年。
1988年起他参加高山建筑学校——建筑师长仓田康男1972年在岐阜县山区创办的暑期私塾。他在这里结识了石山修武等建筑师。三十岁左右他的双手开始发抖、浑身无力，查出是化学物质过敏，长期接触浇筑模板上涂的化学物质所致，最严重时连书店都去不了。1995年他在高圆寺开办画廊"冈画郎"，经营到2003年，其间认识了后来的妻子。
妻子问他能不能设计房子、会不会盖房子，然后买下一块土地让他来盖。两人在东京港区三田买下约四十平方米的土地，2000年以1550万日元成交，相当于当时港区平均地价的两成。2005年他开始自建钢筋混凝土楼房"蚁鳟鸢勒"。他采用"七十厘米自建方案"，把模板尺寸控制在伸手可及的范围内，一块混凝土一块混凝土地浇，位置和设计现场即兴决定。他自购水泥和沙砾，自制混凝土，把含水率控制在37%，接近建水库用的配比，理由是保证强度和耐久性。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时楼房已建到两层，结构没有受损，他由此相信这栋楼能存在到23世纪。
开工后他遇到再开发压力。2009年开发商以"国家战略特区认定事业"的名义劝他搬迁，他不肯，几经交涉后在2020年签下合同，同意竣工后把整栋楼用曳家技术整体后移十米，费用由开发商承担。合同签订后整个计划因疫情多次推迟，一年多停工期没有补偿。他每月从夫妻存款中拿二十万日元用于盖房和生计，累计借款上千万日元。
盖楼期间他的妻子提出分手。他一度失去继续的动力，睡在未完工的楼里，得了抑郁症。他说，最终救他的是过去的积累。2024年11月蚁鳟鸢勒完工，开发商将在次年为它做曳家工序。他打算还清债务、把一部分钱分给妻子，再用剩下的钱为建筑行业的年轻人提供工作场所和收入。他强调建筑师能通过建筑表现的东西只有希望，负面感情应当排除在建筑之外。
我介绍的是普通生活，却被称为另类
都筑响一1956年生于东京。1970年代他进入男性时尚杂志《POPEYE》编辑部打工，后来成为撰稿人，也在《BRUTUS》写稿。他在《POPEYE》学到的工作方式：跟主编说某地好玩，主编会让他亲自去看看，回来写几十页版面。他说这个做法特别的地方在于不需要选题会——如果你能向别人展示选题，就等于别人已经介绍过，那还要写吗。
1993年他出版《TOKYO STYLE》，拍摄一百多个在东京生活的年轻人的房间。他替海外摄影师寻找"日本风格"的拍摄场景时发现，那种干净淡雅的家居环境很难找，"因为很大一部分的日本人，包括我自己，根本没过过那样的生活"。他拍的是普通人真实居住的小房间。这本书的读者反馈很多来自乡下，有人写道"若东京人的房间真的是这个样子，俺家比他们的好看很多"。他由此判断，时尚电视剧和杂志给中小城市年轻人制造了一种来自虚构的自卑感。
1996年他出版《ROADSIDE JAPAN 珍日本纪行》，沿国道发掘东京之外的日本，获得第二十三届木村伊兵卫摄影奖，是该奖历史上第一次颁给非专业摄影师。这个栏目本来计划做两三个月，实际连载了约五年。他花十万日元买旧车，自己开车找素材，因为当地人不一定觉得自己家乡有什么值得介绍的东西，"所谓有趣的地方还是得靠自己找"。他对网络信息保持谨慎，举例说斯纳库这种店在各地都有，但在餐饮点评网站Tabelog上找不到，因为店主不需要宣传，"网络世界是擅长用网络的人构建的"。
他的写作和拍摄对象包括装饰卡车、情人旅馆、秘宝馆、独居老人、服装品牌狂热者等。他把自己定位为记者而非评论家："记者的使命是尽可能为大家扩大眼界，提供更多的选择。"他通常一个人完成选题、采访、摄影和撰稿，因为一个人才能控制成本、自由决定方向。他承认自己称不上摄影师，拍照只是为了报道，所以"不在乎拍出来的东西美不美"。
2012年起他创办每周发行的电子杂志《ROADSIDERS' Weekly》，每期七八篇文章，至今累计文章近五千篇。他讲过一个莫斯科青年用手动打字机做独立杂志的故事——青年把复写纸夹在纸间，使劲敲击键盘，让每个字同时打到五张纸上，只因为热情。2018年他创办出摊费约为东京艺术书展十分之一的"穷人艺术书展"PABF。2022年他在东京向岛开设大道艺术馆，用一栋旧料亭展出他收藏的昭和与大众文化相关物件。
在别人土地上成长
汪楠1972年生于吉林省长春市，1986年十四岁时被父亲以坐船游玩的名义带到日本。他的继母是日本遗孤。日本遗孤的历史起点是1945年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当时东北有155万日本人，其中27万以"开拓团"名义务农，溃逃过程中成千上万儿童被中国家庭收养，后来被称为残留孤儿。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残留妇人首先回国，遗孤回国热潮出现在1987年和1990年。回到日本的遗孤和他们的孩子在语言、生活习惯和价值观上已经是中国人，却要重新学会"外语"，还要面对日本社会的排斥。
汪楠到日本第二周上初中，葛西中学的日语班约有六十个遗孤二代，他们穿前辈留下的校服，被同学骂"滚回中国"。他说问题在心态而不在语言，日本同学看不起中国。为了抵抗和保护自己，1986年日语班的十二个学生组建"龙的传人"，一年后改名为"怒罗权"，意思是"对日本社会的愤怒、成员之间的团结以及生活的权利"。成员被欺负就打电话求助，他们骑偷来的自行车赶去报复，自称"长征"。到1987年末成员达数十人，一些日本不良少年也加入，池袋的电影院"文艺坐"每年办中国电影节，遗孤二代借此见面，形成了"八王子怒罗权""府中怒罗权"等分部。随着规模扩大，报复目标渐渐淡化，他们开始骑改装摩托车、向小混混索钱。
十八岁那年汪楠成为指定暴力团的组员，次年因砍伤偷他钱的组织成员上了通缉名单。他在管教所待了两年，学会了手风琴，把那里的三四百册书读完，"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看日文书"。二十五岁被暴力团开除后，他继续和怒罗权的伙伴做事。2000年他组织夜间潜入暴力团办公室偷银行存折、再由帮手取款的行动，成功了十多次，获利十亿日元以上。同年8月他在机场被警方抓获，2002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
他在岐阜县的LB级监狱服刑，L指长期，B指重刑犯倾向。他在监狱里开始大量阅读，范围涵盖小说、哲学、宗教和社会，志愿者寄来的书不够看，他与志愿者通信数百封。他说监狱生活让他获得了"人生中最充实的环境"和"最正常的人际关系"，并写道"因为有人愿意理解我的痛苦，我才开始明白别人的痛苦"。出狱后他面对的是长期封闭生活留下的影响——失去收支管理能力、不会做"今天吃什么"这样简单的决定、没有方向感。他观察到，人犯罪的原因追溯根底是孤独，因为长期不被接受、自我认同感弱，人会养成反社会心态。
2015年他创立非营利组织"回归本来"，为监狱里的囚犯寄书。事务所在东京江户川区，志愿者从各地寄来的书超过七千本，做成三千多本的书单，会员两百多人，一年平均寄书三次。会员费一年两千日元，经济困难可免。他们不接受性犯罪者入会，但曾收下一个自认不能加入却捐款二百日元的人。汪楠认为寄书的作用是建立信任关系："他写了封信给我们，我们必有回复，这对他来说会是一个活下去的希望。"他也把装修好的房子低价租给出狱的人，因为日本再犯率超过百分之五十，出狱者找不到住处、找不到工作，容易再次犯罪。他研究意义治疗，想把它当作毕生事业；他告诉囚犯，改过自新很难一下子做好人，起跑线和别人不一样，能达到"零"就不错，别想一下子得到一百分。
2021年他的自传《怒罗权与我》出版。2023年10月他被警方逮捕，涉嫌与池袋一起入室抢劫案有关，吉井忍在文中注明对此事不予置评，同时记录下回归本来仍在运作，每月的寄书作业照常进行。她在文末谈到"扭蛋游戏"的比喻：一个人出生在什么家庭、时代或社会，像扭蛋一样无法选择。她写道，汪楠对犯人们那么有耐心，"在他们的无奈中，汪楠应该看到过自己"。
人与人的直接交流有时能超越政治
这一章采访的对象是埼玉县朝霞市与旧美军基地德雷克营有关的人。朝霞在1932年由膝折村改制，1945年9月美军第一骑兵师团等六千余名士兵入驻，基地占地4.5平方公里，朝鲜战争期间充当联合国军的中继站和补给站，先后有一万五千余名士兵从这里被送往朝鲜。基地设有宿舍、医院、电影院、保龄球场等完整设施，周围形成了红灯区，最盛时有七十多家酒吧和旅馆、近两千名"盼盼女"。越南战争后基地规模缩小，1970年代起陆续返还日本，1986年返还完毕。
吉井忍通过三个人的讲述重建这段历史。有永克司是朝霞市基地旧址历史研究会会长，平时在物流公司上班，该研究会约2010年成立，成员每年办总会、开调查会，还编了一本二十六页的手工小册子《我们所理解的 Camp Drake》。他说朝霞没有被空袭毁灭，因为美军分析出日本必败，要把这地方完整留下来"拎包入驻"。
八十岁的田中利夫是土生土长的朝霞人，开过四十多年缝纫培训班，退休后靠记忆画了八百多张描绘1950年代朝霞风景的手绘图。他的母亲从1948年起在朝霞站前经营"贷席屋"，盼盼女把从基地拿来的香烟、饼干、巧克力当房费。一位叫Emmy的盼盼女给他买过美国进口的自行车，带他去基地的将校俱乐部。他笔下的盼盼女"活得相当倔强，有种不屈不挠的精神"，他坚持用"倔强"一词，出版社编辑曾擅自把它改成意思相反的"柔软"，让他感叹刻板印象牢固。他说自己画画是为了记录，也为了突破刻板印象。他也接过抗议电话，但说这都是小事，会继续画下去。
爵士咖啡馆"海"1952年由小宫一晃创办，小宫一祝是第二代店主。他父亲1927年生于东京，二战时最大的梦想是当神风特攻队队员，后来上了海军兵学校，目睹被原子弹炸过的广岛市，战败后一度想刺死麦克阿瑟。他在筑地市场打工时蒙着被子听收音机，听到古德曼的《Don't Be That Way》时流泪。战后他通过舞厅接触摇摆爵士，二十五岁到朝霞开了这家咖啡馆，店名取自"海军"。开在德雷克营旁边，客人主要是美军士兵，父亲为了他们去买一张三千日元的唱片，当时上班族月薪平均一万五千日元。小宫一祝把父亲的思想转变归结为"和吃的有关"——物资匮乏时代饿过肚子的人，突然接触到美国丰富的物资和文化。他评价道："人和人的直接交流有时候能超越政治。这就是和国家之间的事情不一样的地方。"
美军走后，"海"的客人变成脱衣舞场的舞娘（包括哥伦比亚的非法居留者）和工作人员，其中有人蹲过网走监狱、有人只有一条手臂。小宫一祝说那个时代比现在宽容，"社会也会给他们留下某个角落谋生"。现在"海"因为"物以稀为贵"仍有生意，周末举办爵士音乐会。他不想把店留给两个孩子，"因为这家店会变成他们怠惰的借口"。
吉井忍在这一章补充了驻日美军的总体数据：据日本防卫省统计，驻日美军基地共76处，总面积262平方公里，驻日美国军人约5.5万名，逾七成基地面积集中在冲绳。她还引用了坂口安吾1951年发表在《读卖新闻》上的文章，文中称赞麦克阿瑟"为日本谋划的，远比日本政治家为日本谋划的更加公正无私"，同时用脚注说明当时GHQ对媒体的控制并未解除。
我们就生活在这里，我们没的选
2011年3月11日东北太平洋地震和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严重损毁。4月22日起，核电站半径20公里被划为"警戒区域"，小高区（南相马市，距核电站约18公里）被包含在内。2012年4月1日警戒解除，区域按年辐射量分为三片，小高区属于较低的两片，2016年7月12日避难指示撤销。
谷地茂一七十五岁，经营第三代"谷地鱼店"，这家店1953年创办。地震那天他忙着准备一百多人份的葬礼菜肴，避难时他的车还载着五百只冷冻海虾和八条鲫鱼，送给了养老院和朋友。他带妻子和母亲寄居栃木县亲戚家，之后在鹿岛区的临时住宅住了五年，登记职业只能写"无业"。他开着侧面写"小高的鱼店"的车在临时住宅区之间卖鱼，一边确认邻居平安。原来的房子被老鼠和果子狸毁了，2016年盖了新房，救回来的书还带着味道。他恢复营业的日子是避难指示撤销后第三天，第一天来了上百人，之后逐日减少，第一年基本亏钱，现在靠固定顾客和运土壤的货车司机维持。小高区人口从12800降到0，2023年末恢复到4614，接近一半是老年人，他说剩下的人"不可能，他们绝不会回来的"。
柳美里1968年生于茨城县，是在日韩国人第二代，1997年以《家族电影》获芥川奖。她在镰仓生活十四年后，2015年带着初中毕业的儿子搬到南相马市。她和福岛的联系起于2011年春天——得知核电站20公里范围即将封闭时，她赶到第一核电站附近拍樱花，发布到社交网络上，许多灾民请她为自己的故乡拍樱花。她从2012年3月起在南相马云雀FM主持对话节目"二人与一人"，没有报酬，到2018年电台关闭时采访了六百位当地人。她开书店的起因是发现小高站晚上九点二十分之后没有地方让学生待，2018年4月她花2050万日元买旧房改造成书店Full House，第一层是书店、第二层是她和家人的住所，众筹到890万日元。店内面积约35平方米，摆着1800多种约5000册书，设有二十位名人各选二十本的"名人选书"书架，由建筑师坂茂免费设计。副店长村上朝晴来自神户，小学五年级时经历过阪神大地震。他看重绘本角落，认为绘本是最好的媒介，能与记忆相连。
大内书店在相邻的原町区，由大内一俊和妻子经营。地震后他们先到山形县避难，每周回店里整理书籍。店离核电站约25公里，处于"屋内退避区域"。恢复营业后，居民涌进店里买杂志——运输中断，他把堆在仓库的过期杂志全部摆出来，"大家可开心了"，因为那段时间的杂志一直在刊登和核电站有关的信息。他说："在这种非常时刻，你手里的信息及其正确性就是一条生死界线。"他每天开车三十多公里去中盘的运输中心取货，电话响个不停。他取得古物商许可证，替客人从旧书店找绝版书，一张传真要花一个半小时处理。地震后书店的客群变了：儿童书卖不动，BL漫画和女性杂志销量跌了约九成，老年人喜欢的摄影、下棋、遥控飞机、铁道类书籍增长到地震前的五倍。他坦言地震前书店连续十二年销量衰减，几乎绝望，而灾难让他看到小书店能自己想办法把书递到客人手里，"我们是有希望的"。
吉井忍在小高站前的双叶屋旅馆住了一晚，老板娘小林友子回忆，事故后人人急求辐射检测仪，她在一家书店花了十三万日元买下，不觉得可惜，因为那台仪器当时是当地人的生命线。离开福岛那天，谷地茂一对她说："柳桑是自己决定来这里的，而我们呢，本来就在这里生活，我们没的选。"吉井忍在文末写道，做人即承担责任，"知道了，这事本身附带有一种责任"。
我存的一百万，都没人领
三代目雕佑西本名中野义仁，1946年生于静冈县岛田市。他的爷爷是明治时代的任侠之士，常对他说"你将来做什么都可以，但一定要做到日本第一"。他初中毕业后按就业班分配去日立制作所的承包商打碎铸件，之后在造船厂当熔接工人。二十一岁时他在钱汤看到满身文身的男人，受到冲击，从此开始收集文身图案，请初代雕佑西在后背做天女图案，又请二代目做龙。
他自学文身后想拜初代为师，写信没有回音，1971年2月直接上门。初代问他能否接受做学徒不赚钱，他答钱无所谓。初代判断他"愿意放弃收入来学"，收下他。他带着七万日元搬到横滨，住在工作坊二楼一个四叠半的房间，两个榻榻米的空间放床垫。学徒生活的主要内容是被骂——初代自己忙也不拒绝客人，要求弟子同样对待客人；技术上的反馈只有一声"嗯"，他得从表情和声音判断做得对不对。他学的是手针技法，没有书籍可参考，只能靠口传或跟着师傅学习，技法包括芋突き、ハネ針、タテ針、ヨコ針、カド針、ウラ針、ヒネリ，晕色有薄墨、中墨、本墨、曙四种。
初代替他存钱。客人的"香烟费"被初代收走，放进用中野义仁名字开户的账户，一点点累积成一百万日元，直到他独立时才发现。他说老派人做事很潇洒，自己由此学到存款的概念。初代住院后，他每天去医院探望，买肉包子给护工，陪师傅聊一小时，而师傅每次都会问他"今天有活儿干吗"。1979年初代提出让他袭名"雕佑西"成为三代目，他一度不敢接，因为二代目是初代的亲儿子、十五岁就开始学文身。二代目回来后没有反对，认可他这些年照顾初代，之后离开文身界。他答应初代照顾师母，至今仍把大约一成的收入交给师母。他说自己人生中最有决定性的三件事，是那一声"嗨"、那张薄薄的床垫和那一百万日元。
袭名初期客人很少，一个月顶多一两位。他考虑过开成人玩具店，看到报纸上歹徒杀害看店老太太的新闻后打消念头，"那会让'雕佑西'的口碑都毁了"。他每晚去闹市区的酒吧和斯纳库，向眼熟的客人打招呼、叹气说自己快饿死了，请对方介绍新客人，客人慢慢多起来。他说努力的原因是为了初代："在病房里他问我今天有没有活儿嘛……我真心不想让他为我伤心或失望。"
他把自己定位为日本黑道由盛转衰的见证者。年轻时黑道成员靠赌博为生，做文身给的小费常是费用的两倍，讲究"不留隔夜钱"，替兄弟们坐牢能按天领补偿金。他敬佩黑社会中"相互扶持"的精神，举例说关东大地震和东日本大地震时黑社会组织比政府救援更早运送物资。但他强调自己"并没有属于某一组"，不为特定组织专属，只要对方成年就给做文身。他坚持传统文身的美学：文身应当先刺在不明显的地方，"若你的文身只有在胳膊上，而后背啥都没有，那肯定被人笑话的"。
传统颜料只有墨黑、本朱、褐色三种，本朱以硫化汞为原料，施文身后会发烧约三天。他四处寻找更好的颜料，在东京新桥找到一种湖蓝，先在自己脚上试过再给客人用。现在他每周有几天要做透析（肝功能衰竭），只靠手针不足以完成巨幅作品，也开始用电动文身机。他说："现在有了机器，你很快就能拿到一个结果，其实同时你不知不觉中失去了某一种东西。"
他收过不少弟子，最多时工作室里有七个年轻人。他像初代那样为弟子存钱、带他们吃饭，但弟子一个个离开，没有一个坚持到最后，"我给弟子存的钱都留在我手里了"。他用"守破离"概括自己的状态：守的阶段是把图案固化在脑子和肌肉里，目前处于"破"，通过办展览、与人合作突破自己。2021年1月他的儿子中野一义正式袭名四代目，他改名为"花绣针墨心义仁王"，简称"仁王"。他的工作节奏比过去轻松，白天看书画画、准备画册和展览。他谈到"找人要在人中，找米要在米中"这句谚语，认为人生陷入低谷时"更得出门走一走，不能退缩也不能把自己关在门后闷着"。
吉井忍在章末写道，现在已不是努力就有回报的时代，三代目那代人的价值观在他的时代成立，若当作对当代年轻人的要求或许过于硬核，但她在访谈中仍能感受到他的气节。
方法与边界
《格外的活法》的十个章节共享同一种做法：吉井忍先交代受访者所在的行业和社会背景，再让他们用自己的话讲述经历，最后以她的观察收尾。她尽量呈现日本社会的变迁和近代历史与人的关系，比如冲绳的出版业、垃圾分类法规、日本遗孤史、美军基地历史、核事故后的灾区。数据多来自日本官方统计或受访者自述，她会在脚注标注来源，例如日本防卫省统计的驻日美军基地面积、厚生劳动省关于生活困难家庭比例和生育费用的调查、日本总务省的物价指数。
受访者提供的判断需要区分证据等级。泷泽秀一关于垃圾反映生活状况的说法是他自己的推想，他明确说"当然是我想象的哈"；小宫一祝把父亲战后思想转变解释为"和吃的有关"，也承认是猜测；香取义人对中国摇滚商业化的评价基于他二十多年的现场观察和个人立场；都筑响一关于网络局限性的判断来自他的采访经验。吉井忍没有把这些观点写成定论，而是在行文中保留受访者本人的限定语。
这本书也保留了反例和未完成的状况。汪楠在2023年被捕，吉井忍注明不予置评，同时记录下回归本来仍在运作；冈启辅的婚姻在盖楼期间结束，他一度抑郁；宇田智子所在的冲绳出版圈面临老龄化，她对十年后的状况"不太敢去想"；泷泽秀一引用数据说明日本一半以上家庭觉得生活困难；小高区人口只恢复到三成左右。书里没有给出"格外"的标准化答案，作者自己也承认，对福岛灾区的人"一点都没懂"。
各章可以迁移的经验集中在具体的人和事上。宇田智子靠把书架搬上路边扩大空间、替客人找书建立信任；泷泽秀一用一份体力工作维持艺人生活，把两种身份都当作毕生事业；香取义人一个人维护一个不盈利的网站，理由是"匠人般的性格"和责任感；福岛淳史从"把客人拍成独居老人"的挫败中转向拍生命，靠朋友的一句话找到方向；冈启辅以自己动手的方式盖楼，把施工现场公开当作与人连接的手段；都筑响一坚持一个人完成采写，靠好奇心维持产出；汪楠用寄书和装修房屋与出狱者建立信任；三代目雕佑西以袭名和践约维系传统，也接受时代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