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革命论》写成于1790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约一年。作者埃德蒙·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当时是英国辉格党议员，本书以一封长信的形式写成，收信人是巴黎一位年轻先生杜邦。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1998年出版，何兆武、许振洲、彭刚翻译，依据企鹅出版公司1979年版译出。
柏克把这本书当作对一场涉及全欧洲的事变的表态。他在开篇说明自己关注英国的和平，同时关心法国的事务；他要求在祝贺法国获得自由之前，先弄清这种自由与政府、军队纪律、税收、道德、宗教、财产之间的关系。他在结尾写道，这封信出自一个"几乎在社会上所作的全部努力都是一场为了别人的自由的斗争"的人。
中译本在正文前有商务印书馆《出版说明》和何兆武所写的译者序言，正文后附392条译注。译者序言交代柏克的生平、本书在英法思想史中的位置，并讨论他若干预言的准确性；译注逐条说明人名、典故、引文出处和史实，其中多条注明作者表述有误或后人有所修正。
写作背景与成书经过
一封写给巴黎的长信
柏克在开篇交代了成书经过。他最初写给杜邦的回信写于1789年10月，因慎重考虑而搁置，随后他把看法扩展成对法国近期事态的系统评论。他写作的直接动因，是伦敦两个俱乐部——"宪法协会"与"革命协会"——以团体名义公开祝贺法国国民议会。柏克声明自己从未加入这两个团体，并认为个人以公民身份发表看法可以，以团体名义与他国政府建立正式通信则不妥。
普赖斯讲道与三项权利
1789年11月4日，非国教牧师理查德·普赖斯在老犹太聚会堂向"革命协会"讲道，并把其中的原则化为转交法国国民议会的贺词。柏克把这篇讲道归纳为三项权利声明：选择自己的统治者、因统治者行为不端而废黜他们、为自己建立一个政府。他逐条反驳，认为这三项主张既无英国法律依据，也曲解了1688年光荣革命的原则。他还批评普赖斯祝贺法国国王"在凯旋行列中向臣民投降"，把王室受辱的场面当作值得欢庆的胜利。
柏克对英国宪政传统的解释
权利作为世袭遗产
柏克用大量篇幅论证，英国人的自由是一项得自祖先、传给后代的遗产。他引《大宪章》（1215年）、查理一世时期的《权利请愿书》（1628年）、1689年《权利宣言》和1701年王位继承法案，说明历代立法都申明自由是"本王国人民真正古老的和无可置疑的权利和自由"，并没有建立一项抽象的"人权"。索菲娅公主及其汉诺威世系之所以被写入继位法案，依据的是她与詹姆斯一世之间的血缘联系，而非人民的选择。
1688年革命的教训
柏克承认1688年革命以一场正义战争取得，但他强调革命者把王位留在法律原有的状态，以加重大臣责任、促使国会频繁集会来约束王权，并没有宣布人民有权随意废黜国王。他引用《权利宣言》原文，说明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选择统治者""废黜统治者""建立政府"这类权利。他认为，废立国王是超乎法律之外的国家特殊问题，"是一条微妙、模糊、很不容易界定的思想上的分界线"。
世袭制的理由
柏克认为，世袭王位、世袭贵族和继承来的公民权利提供了一条确凿的保守原则和传递原则，同时不排斥改进。他把这比作家庭财产的传递："我们接受了，我们就掌握了，我们就传递了我们的政府和我们的特权，其方式正如我们享受并传递我们的财产和我们的生命一样。"他主张改革应该"根据对古代的尊崇这一原则"进行，而不是抛弃一切旧制度从头开始。
对抽象人权的批评
真正的人权
柏克在正文中明确肯定真正的人权：人们有权按规矩生活、有权行事公正、有权得到劳动果实、有权得到父辈的所有、有权生时受教育死时得安慰。他区分"人的权利"与"政治权力"：一个合伙中只有五先令的人所享有的权利与拥有五百磅的人一样，但他无权享有同样之多的股息；在管理国家事务上应享有的权力份额，属于约定要安排的对象。
政府作为约定的产物
柏克主张公民社会是约定的产物，政府是"人类的智慧为了人类的需求而提供的一种设计"。人一旦进入公民社会，就放弃了充当自身案件审判者的原始权利，以换取正义。他认为抽象的"天然权利"在政治上是空洞的，并写道："高谈一个人对食物和药品的抽象权利又有什么用呢？问题在于怎样取得和支配它们的方法。"
政治理性的性质
柏克把政治理性定义为"在道德上而不是在形而上学上或数学上对真正的道德因素作加、减、乘、除的运算"，强调政治判断取决于具体形势、实际经验和时间的考验。他批评把权利与权力混为一谈：多数人的意志与他们的利益常常分歧，只有权力与权利合一、且以德行和深思熟虑为前提时，整体的要求才有约束力。
对法国社会与国民议会的观察
议会的组成
柏克根据代表名单考察第三等级：600人，数量等于其余两级的总和。他认为其中缺乏有国家实际经验的人，多为地方律师、公证人、诉讼掮客、代理牧师和商人。他据此推断，这样一个团体必然被律师的阴谋和少数野心家控制，无法照顾财产的稳定。他在注释中引用当时教士等级的代表构成（主教48人、主持及教士38人、教区牧师208人），说明教区牧师在其中占多数。
对贵族的辩护
柏克用较长篇幅为法国旧贵族辩护。他写道，贵族自愿放弃了赋税特权，1789年三级会议的各级指示充满改革方案而毫无摧毁政府的意图；他认为法国贵族温和、有荣誉感、对下层没有压迫，废除这个等级"是一种惩罚"。他也承认贵族的缺点：军职被过分保留给世族，与平民财富阶层过度隔绝，还纵容了那种最终带来毁灭的哲学。
对教士的辩护
柏克在访问法国时的观察基础上称，法国高级教士大体温和博学，教区牧师尽责，他把没收教产称为"违反自然的迫害"。他承认教士阶级有错误，但断言其错误达不到没收财产的程度，并指出"国民议会所惩罚的人，有许多人与现在的压迫者同样憎恨过去时代教士的暴力行为"。
对革命暴力与10月6日的描写
1789年10月6日
柏克以目击证词为基础，叙述了1789年10月6日的事件：国王卫队遭屠杀，王后在卫士警告下赤身逃出，国王卫队两名侍从被砍头，头颅插在长矛上游行，王室俘虏被押往巴黎。他在注释中引用了国民议会议员拉利·托伦达的流亡声明，说明议会当时受巴黎暴民和俱乐部胁迫，国王处于"被俘"状态。
王后与骑士时代
柏克回忆他十六七年前在凡尔赛宫见过这位王后，感叹"骑士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继之而来的是诡辩家、经济家和计算家的时代"。他主张近代欧洲的文明建立在"绅士的精神和宗教的精神"两项原则之上，并认为革命正在瓦解这种维系社会秩序的力量。
感情与理性的界限
柏克说明自己与普赖斯的差别：他认为人在伟大场面面前应被恐惧和怜悯净化，人类伟大性的盛衰起伏令人沉思，而不应把别人的苦难当作抽象的胜利加以庆祝。
对没收教产与指券的批评
财政起点
柏克引用内克先生1789年5月5日向三级会议提交的预算：经常开支5.31444亿里弗，固定收入4.75294亿里弗，赤字约5600万里弗，合不到220万英镑。内克提出节约开支与增收计划来平衡赤字，并声称无需新税。柏克据此质问：既然缺口可以靠温和、普遍的赋税填补，国民议会为什么选择没收教产。
没收与赎金
柏克记述，教会方面通过艾克斯大主教提出捐献，这一捐献被议会拒绝，因为"人们并不想要教会来为国家服务。为国家服务被当成是摧毁教会的一个借口"。他计算，即便承认内克的方案不可行，220万英镑的赤字也解释不了没收500万英镑岁租、把四五万人赶出家门的行为。他逐项反驳"为清偿公债"的借口，指出没收的对象是教士，而与这笔债务有关的金融家和大臣的财产却得到保护。
指券与通货膨胀
国民议会以没收教产为基础发行指券，首批约1600万英镑，很快贬值5%至7%。柏克批评强制纸币摧毁所有权和信用，把国家的希望与恐惧从正常渠道转入投机。他引用1790年8月13日贝利市长的报告：巴黎在1789年7月财政状况良好，银行中存有100万里弗（4万英镑），革命后被迫支出250万里弗，出现通盘的货币缺匮。他写道："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在任何情形下，是以没收公民的财富而致富的。"
财政才能的检验
柏克引用财政委员会韦尼耶1790年8月2日的报告：年岁入总额比革命前减少2亿里弗（800万英镑），超过总额三分之一。他举例说明财政安排的矛盾：国民议会宣布盐的专卖是"设计拙劣、压迫性和有偏向的"，同时却下令这一税种继续征收，直到找到替代，结果产盐省份拒绝纳税，各地区的税负随之崩解。他还指出，教会土地的抵押从未公布过公开清册，1790年4月14日关于教会开支的承诺也没有兑现。
对新宪法的批评
三块基础
柏克依据国民议会1789年9月29日公报，分析新宪法的三块基础：83个18里格见方的省（地域基础）、按人口计算的算学基础、按纳税额计算的财政基础。他用具体数字演算，说明人口基础与地域、纳税基础互相冲突，造成选区之间的不平等。他写道，这三块基础"就像是被关在笼子里的那些野兽要互相撕咬直到它们互相毁灭为止"。
分级选举的问题
柏克指出，选民与代表之间隔着区、公社、省三级选举，存在三道财产资格限制（3天劳动值、10天劳动值、一马克银币直接税）。他认为这样选出的国民议会议员与最初的选民之间没有联系，代表对选民不负责任；两年任期加上连任禁令，使"每个在议会中服务过的人都没有资格续任两年"，执政者没有积累经验的机会。
各机构的缺陷
柏克逐项批评新制度的各部分。立法机构没有参议院一类稳定的中间机构；行政首脑（国王）没有司法权、没有否决权、没有荣誉授予权，被安放在"仅仅比刽子手高一级"的位置；最高法院被废除，法官被命令服从国民议会的命令，失去独立性。军队纪律瓦解，他引用军事大臣德·拉·杜尔·杜班1790年6月4日的报告：整团整团冒犯法律，军官被鄙视、驱逐甚至被杀，议会对此只增加誓言而没有惩罚措施。柏克警告，一旦出现懂得安抚军人的将领，军队就会成为"你们国王的主人、你们议会的主人、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人"。
巴黎的支配
柏克认为，国民议会通过没收与指券、巴黎城的至高权力、军队三种手段把各省粘合在一起。他断言巴黎将压服各省共和国，但这种政策"到头来所呈现的脆弱，将正有如它目前的狂暴一样"，最终会把法国推向一种以投机和纸币为根基的寡头统治。
作者的材料、证据与局限
使用材料
柏克在正文中列出的依据包括：普赖斯讲道《爱国论》的公开文本、革命协会的决议与贺词、国民议会公报、内克先生的财政报告、韦尼耶的财政报告、德·拉·杜尔·杜班的军事报告、德·卡洛纳《论法兰西国家》一书，以及拉利·托伦达的流亡书信。他对法国人口和财富的判断建立在内克的统计和自己的记忆上，他承认人口数字"只好凭记忆来谈，因而是不太肯定的"。
中译本的订正
译注多处指出柏克的事实错误或后人修正：关于舒瓦瑟尔公爵遗产的判断（柏克后来应其遗孀要求修改了相关段落）、艾吉永公爵案的细节、罗什富科两位人物关系的表述等。译注还说明，关于巴黎中央集权的形成，后来的研究者（如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认为这一进程在旧制度下已基本完成，大革命只是加剧了它。这些注记表明，作者对具体史实的掌握并不总是可靠，其论点应结合这些订正来阅读。
译者序言的评价
何兆武在序言中把柏克的思想概括为"秩序乃是自由的条件"，认为他拥护美国革命和光荣革命、反对法国大革命，理由在于前者以英国传统的自由观念为基础，后者以抽象的理性观念为基础。序言同时指出柏克的局限：他把历史解释停留在个人品质层面，没有正视暴力背后的历史趋势；潘恩曾批评他"只顾怜惜羽毛，却忘记了那只垂死的鸟"。序言把柏克的"人赋人权"与卢梭的"天赋人权"之争，看作19世纪历史学派与法理学派之争的起点，并认为两派各得大道之一端。
可以迁移的议题
传统与改革的关系
柏克提出"保护现存事物的意向再加上改进它的能力"作为政治家的标准。他主张保留旧机构中有用的部分，让新东西适应被保留的东西，通过缓慢、可观察、每一步都经过检验的步骤改良，而不是整体推倒重建。他承认国家需要改革，但反对把国家当作可任意涂抹的白纸，并把立法者的工作描述为"在补偿，在调和，在平衡"。
财产权与公共信用
柏克把所有权视为公民社会首先要信守的对象，认为对财产权的侵犯会摧毁公共信用。他对强制纸币的分析——以不可兑现的票据强行取代金属货币、制造城乡对立和投机——给出了一个关于货币信用与政治权力相互作用的实例。他承认公债在一定限度内让多数人关心国家安宁，但一旦过度，就可能成为政府倾覆的原因。
关于预言的记录
译者序言提到，柏克预言法国大革命将导致一种新的专制主义强权出现，不久后拿破仑登上舞台，这被认为是历史上少见的准确预言之一。正文中也有类似推断：当军队中某个懂得安抚军人的将领掌握指挥权时，他就"成了你们的主人"。这些预言应视为作者基于其政治判断的推断；本书本身没有提供对其实现过程的进一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