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very Last Fish

在塞内加尔达喀尔湾的浑浊海水中，作者罗斯·乔治（Rose George）作为一名潜水学徒，目睹了海底布满黑色海胆的景象——这是因为捕食海胆的鱼类已被人类捕捞殆尽。而在她位于英国的家中，她的猫每天早晨吃着由鲣鱼制成的猫粮，罐头标签上对鱼的捕捞地和捕捞方式只字未提。这种从海洋深处到陆地餐桌的巨大物理与心理断裂，构成了《Every Last Fish》的核心调查动机。

本书并非一本简单的海鲜消费指南或道德说教手册，而是一部深入全球渔业系统内部的调查性知识提炼。作者的报道路线跨越了英国的近岸与远洋渔港、塞内加尔的鱼类加工厂、挪威的工业化水产养殖基地，以及美国东海岸的海上风电冲突前线。通过结合第一手观察、渔民证词、企业与监管机构的声明、科学证据以及历史记录，作者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鱼为人类做了什么，而人类又对鱼做了什么？

捕捞机制与生态代价：从基线偏移到海底破坏

统计学现实与“基线偏移”

现代海鲜市场营造了一种资源充沛的错觉，但科学数据与历史记录揭示了截然不同的现实。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指出，全球近90%的鱼类种群已被完全开发、过度开发或枯竭。渔业科学家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指出，人类对海洋生态的认知存在严重的“基线偏移”（shifting baseline）——我们之所以对现状感到满意，是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过去海洋的丰饶。保利认为，全球渔业产量在1996年（北大西洋在1975年）就已达到顶峰，此后每年下降一百万吨。

渔业管理中常用的“最大可持续产量”（MSY）概念备受争议。一项近期研究表明，联合国粮农组织（FAO）认定为“最大可持续捕捞”的种群中，有三分之一实际上已被过度捕捞。现代渔船利用声纳、雷达和海底辨识测深仪等源自二战的军事技术，花费比1950年代多一倍的努力，却只能捕获同等数量的鱼。

底层拖网与扇贝疏浚的物理破坏

在康沃尔郡纽林（Newlyn）海岸，作者登上了汤姆·麦克卢尔（Tom McClure）的底层拖网渔船“卫士号”（Guardian）。拖网作业的机制是使用沉重的金属网板（otter boards）将巨大的网口撑开，在海底拖行四个半小时。这种无差别的捕捞方式不仅捕获目标鱼类，还带来了大量的兼捕物（by-catch）或行业术语中的“抛弃物”（discards）。作者在甲板上目睹了海星和受保护的白斑角鲨（spur dogs）被捕获后又被扔回海中。由于从深水被快速拉升，许多鱼类会遭受气压伤（barotrauma），导致鱼鳔膨胀、胃部从口中突出。尽管存在使用排气针（venting tool）刺破鱼鳔以提高存活率的理论方法，但在商业捕捞的快节奏中，渔民根本无暇顾及，大多数被抛弃的鱼类最终都会死亡。

比底层拖网更具破坏性的是扇贝疏浚（scallop dredging）。在苏格兰，非政府组织Open Seas利用水下遥控潜水器（ROV）监测海洋保护区（MPAs）。ROV传回的影像显示，扇贝疏浚船的巨大金属耙子在海底留下了纵横交错的沟壑，将生长极其缓慢的钙化海藻（maerl beds）和受保护的火焰贝（flame shells）栖息地彻底摧毁。潜水员大卫·安斯利（David Ainsley）和戴维·斯廷森（Davy Stinson）的证词表明，疏浚作业的效率极低，捕获的扇贝袋中有一半是沙子和碎石，且在海底留下了大量被砸碎的贝壳。相比之下，手工潜水捕捞扇贝被认为更具可持续性，但英国95%的扇贝仍由疏浚船捕获。

近岸手工渔业的生存空间与兼捕缓解

在约克郡的法利（Filey），雷克斯·哈里森（Rex Harrison）代表了英国占船队总数三分之二但仅拥有2%配额的“十米以下”（Under Ten）小型渔船。雷克斯使用传统的捕蟹笼（pots）和刺网（gillnets）在近岸作业。他遵循严格的尺寸限制，并将带有V型缺口（表明是繁殖期雌性）或软壳的龙虾扔回海中。

即使是这种低影响的渔业也面临兼捕问题。过去，雷克斯的刺网经常意外淹死潜水觅食的海鸟（如海鸦）。在皇家鸟类保护协会（RSPB）和国际鸟盟（BirdLife International）的罗里·克劳福德（Rory Crawford）的介入下，法利的渔民没有采取对抗态度，而是合作改进了渔具。他们放弃了隐形的单丝网，改用可见度更高的深色网线，并将网的形状改为J型，使海鸟更容易逃脱。这一简单的机制改变在第一年就将海鸟死亡率降低了90%。然而，雷克斯现在面临的新问题是海豹种群的增加，它们不仅吃掉了网中的渔获，还破坏了生态平衡，导致圆鳍鱼（lumpsucker）等物种在当地消失。

供应链的隐秘运作与全球南方的剥夺

消费者的距离与“快鱼食品”

在利兹的全国炸鱼薯条联合会（NFFF），作者观察了现代海鲜消费的标准化过程。炸鱼薯条这一曾经的工人阶级主食，如今面临着能源、土豆和鱼类价格全面上涨的危机。由于对俄罗斯的制裁，原本依赖俄罗斯冷冻船的鳕鱼和黑线鳕供应受阻，商家不得不寻找来自罗科尔（Rockall）或美国西海岸的替代品。

消费者与鱼类真实来源之间的距离，在克拉伦斯·伯兹艾（Clarence Birdseye）发明鱼条（fish fingers）时被彻底拉大。通过精确的温度控制闪冻技术，鱼条消除了鱼的骨头、气味和视觉特征，使其成为一种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如今，复杂的供应链和不透明的数据使得海鲜欺诈泛滥。研究表明，近一半的商业销售鱼类存在标签不符，例如用越南鲶鱼冒充石斑鱼。即便是海洋管理委员会（MSC）的蓝勾认证也备受科学界批评，因为它允许存在大量兼捕的渔业获得认证，且不考虑碳排放或劳工条件。

塞内加尔的资源掠夺与鱼粉工业

在塞内加尔的姆布尔（Mbour）和卡亚尔（Kayar），作者记录了全球供应链对全球南方粮食安全的直接剥夺。塞内加尔的国菜“thieboudienne”（鱼跃饭）传统上使用白石斑鱼（thiof）。但由于白石斑鱼是雌雄同体（长到12岁或80厘米时由雌变雄），工业渔船对大型个体的针对性捕捞导致雄性枯竭，种群崩溃。

更严重的危机在于小型中上层鱼类（如沙丁鱼），它们占塞内加尔渔获量的80%，被称为“人民的鱼”。然而，这些鱼正被大量送往当地的鱼粉和鱼油（FMFO）工厂。例如，卡亚尔的Touba Protéine Marine（TPM）工厂将原本可供人类食用的鱼类转化为粉末，出口到欧洲和亚洲，用于喂养养殖的鲑鱼、猪和宠物。当地的鱼类加工妇女（transformatrices）如安塔·迪乌夫（Anta Diouf）作证说，过去她们每天能处理50箱鱼，现在连20箱都拿不到，因为她们无法与鱼粉工厂的收购价竞争。

这种资源掠夺的背后是外国工业拖网渔船的合法与非法入侵。根据欧盟与塞内加尔的渔业协议，欧盟船只只需支付其渔获价值的一小部分即可获得捕捞权；而中国企业则通过当地的空壳公司获取许可证。当地手工独木舟（pirogues）渔民被迫驶向更远、更危险的海域，甚至在夜间遭到工业拖网渔船的撞击。渔业资源的枯竭直接导致了绝望的非法移民潮——无数塞内加尔年轻人乘坐独木舟踏上前往加那利群岛的致命旅程（Barça o Barzakh）。

海上劳工的极端生存境况与安全缺失

危险的自然与缺失的监管

捕鱼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职业之一。2019年12月，美国捕蟹船“斯坎迪斯玫瑰号”（Scandies Rose）在阿拉斯加白令海沉没，造成5人死亡。幸存者迪恩·格里布尔（Dean Gribble）的证词揭示了灾难的机制：极端天气导致甲板上堆积的198个巨大蟹笼严重结冰，破坏了船只的稳定性。

尽管风险极高，但美国对商业渔船的安全监管存在巨大漏洞。大多数渔船不需要强制性的安全培训，且在甲板上作业时，渔民由于实用性（安全带容易勾住渔具）和男子气概的文化，普遍拒绝穿着个人漂浮设备（PFDs）。当船只倾覆时，在剧烈摇晃和冰冷的海水中穿上笨重的浸水保温服（immersion suit）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历史抗争：赫尔的头巾革命

渔民的生命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消耗品。1968年，英国赫尔（Hull）在短短30天内连续沉没了三艘远洋拖网渔船（St Romanus、Kingston Peridot、Ross Cleveland），58人丧生。当时，为了争夺“银鳕鱼奖杯”（Silver Cod Trophy），船东鼓励船长在最恶劣的冰岛冬季风暴中作业，且许多船只没有配备专门的无线电操作员。

以莉莲·比洛卡（Lillian Bilocca，绰号“大莉尔”）为首的鱼类加工厂女工发起了“头巾革命”（Headscarf Revolutionaries）。她们起草了《渔民宪章》，要求配备无线电操作员、提供每日天气预报、派遣医疗母船，并亲自到码头阻拦不合规的渔船出海。尽管遭到船东的解雇、部分渔民的殴打和死亡威胁，这些工人阶级妇女最终迫使英国贸易部实施了88项新的安全措施，彻底改变了英国渔业的安全标准。

现代奴隶制与过境签证漏洞

在现代英国渔业中，剥削以更隐蔽的方式存在。作者在利兹的一个安全屋采访了三名加纳渔民（尼古拉斯、彼得和约瑟夫），他们是从苏格兰TN Trawlers公司拥有的扇贝疏浚船“奥利维亚·简号”（Olivia Jean）上逃离的现代奴隶制受害者。

剥削的机制始于招聘和签证。这些渔民在加纳向中介支付了非法的预付款，随后持“过境签证”（transit visa）进入英国。这种签证规定他们只能在英国12海里领海之外作业，且在靠港时不能上岸。这使得渔船变成了事实上的海上监狱。

在船上，他们面临着极端的工作条件：每天工作16小时，剩下的4小时还要用来做饭、洗衣和修理经常损坏的旧渔具。船长和副手（均为苏格兰人）享有瓶装水，而加纳船员只能饮用和使用水箱里生锈的棕色水。当固定扇贝袋的金属拖杆（tow bar）断裂时，船长为了不损失按渔获分成的收入，强迫船员用绳子进行不安全的临时固定，并要求继续作业。2019年，该船上的一名印尼船员就曾被拖杆击中头部致死。

尽管Stella Maris（天主教海事福利组织）介入并由苏塞克斯警察局将他们救出，但由于英国警方的调查不力（仅进行了一次问询就释放了船长），以及内政部在认定“确凿理由”（conclusive grounds）上的极度拖延，这些渔民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既无法工作，也无法寄钱回国，陷入了极度的精神痛苦。

渔业观察员与地方巡护员的致命风险

为了监控公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非法捕捞和兼捕，区域渔业管理组织（RFMOs）和各国政府雇佣了渔业观察员。这是一个充满污秽、危险且极度孤立的职业。观察员必须在可能对他们充满敌意的船员中生活数月，记录渔获数据。

2020年，基里巴斯籍观察员Eritara Aati Kaierua在台湾籍金枪鱼延绳钓船“稳发636号”上被发现头部受钝器重击死亡。此前，他曾报告过船上的割鳍弃肉（shark finning）行为并遭到威胁。尽管中西太平洋渔业委员会（WCPFC）有安全规定，但Eritara并未配备独立的双向通讯设备。事后，船只未按规定驶向最近的港口，基里巴斯当局的调查也充满疑点，日志丢失，后续的尸检报告甚至将死因归咎于“高血压”。类似的失踪案还包括美国籍观察员Keith Davis，他可能在转运船上目睹了人口贩卖而被谋杀。

在菲律宾的塔尼翁海峡（Tañon Strait），当地渔民Norlan Pagal组织了社区巡护队（bantay dagat）以对抗使用炸药和压缩机潜水的非法捕鱼者。由于触动了非法捕鱼集团的利益，Norlan在2015年遭到暗杀，脊髓被子弹击穿导致瘫痪。尽管他认出了杀手（甚至是他曾经的朋友），但幕后主使从未受到法律制裁。

水产养殖的“蓝色革命”迷思

面对野生渔业的衰退，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企业界大力推崇水产养殖，称之为“蓝色革命”。挪威生产了全球一半的养殖大西洋鲑鱼（三文鱼），Mowi和Lerøy等巨头控制着这一产业。然而，作者在卑尔根的Buarøy鲑鱼养殖场观察到，这种工业化养殖隐藏着巨大的生态和动物福利代价。

海虱、清洁鱼与高死亡率

将18万条鲑鱼高密度集中在网箱中，为海虱（sea lice）提供了完美的繁殖场。海虱会啃食鲑鱼没有鳞片保护的头部和颈部，造成严重的溃疡。为了应对海虱，养殖场最初使用化学药物，但随着海虱产生抗药性，行业转向了“机械”和“热力”除虱（thermolicing）——将鲑鱼短暂浸入34摄氏度的温水中。这些过程会导致鲑鱼极度紧张、鳃部受损甚至大量死亡。

另一种替代方案是使用“清洁鱼”（如圆鳍鱼和濑鱼）来吃掉海虱。然而，这些清洁鱼大多是从野外捕获的，它们在网箱中的生存环境与其自然习性完全不符。在鲑鱼进行除虱处理前，数以万计的清洁鱼会被人工捞出并直接扑杀（过量用药）。在野外能活8到13年的圆鳍鱼，在养殖场里只能活一年。

苏格兰和挪威的鲑鱼养殖场经常发生大规模死亡事件。例如，Mowi在苏格兰的Loch Seaforth养殖场在18个月内因阿米巴鳃病（AGD）和心肌病综合征死亡了超过一百万条鲑鱼。尽管英国法律规定动物在屠宰时应免受不必要的痛苦，但水产养殖鱼类被排除在农场动物福利法规之外，英国没有强制要求在宰杀鱼类前进行致晕处理，导致许多鱼在被割开鱼鳃后痛苦挣扎数分钟才死亡。

饲料转化率（FIFO）的真相

鲑鱼是肉食性鱼类。尽管行业宣称其饲料转化率（FCR）已降至1.5公斤饲料长1公斤肉，但这1.5公斤饲料中包含了大量从西非等地捕获的野生中上层鱼类，或者是从南极捕捞的磷虾（企鹅和海豹的关键食物）。Oceana的最新研究表明，如果将“垃圾鱼”和鱼油计算在内，实际的“鱼投入：鱼产出”（FIFO）比例比行业公布的要高出27%到307%。

挪威海洋研究所的科学家Terje指出，养殖肉食性鱼类（如鲑鱼和鳕鱼）极其困难且低效。真正的可持续水产养殖应该转向草食性或杂食性鱼类（如罗非鱼、草鱼），或者根本不需要喂食的滤食性双壳类（如贻贝和牡蛎）。此外，将养殖转移到陆地上的封闭循环系统（尽管成本高昂）可以彻底消除海虱、逃逸和对野生种群的污染。

海洋空间的挤压与生态认知的重构

海上风电与渔业的冲突

人类对海洋的工业化利用不仅限于捕鱼。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新贝德福德（New Bedford）——美国按渔获价值计算最重要的渔港——渔业正面临着海上风电开发的“空间挤压”（spatial squeeze）。

拜登政府大力推进海上风电，Vineyard Wind等欧洲公司获得了租赁权。渔民（如拥有30年经验的扇贝渔民Eric Hansen）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冲突的机制在于：风力涡轮机的间距（即使扩大到1海里）在恶劣海况下仍对拖网和疏浚作业构成航行危险；打入海底的基桩和防止冲刷的护底石块会破坏渔场；海底电缆可能挂住渔网。

更深层的问题是数据的缺失。NOAA的科学综合报告承认，关于风电电缆产生的电磁场（EMF）对具有磁觉或电觉的鱼类种群有何影响，目前存在巨大的“知识空白”。此外，由于缺乏风电建设前的基线生态调查，渔民未来将无法证明风电场导致了渔获量的下降。与此同时，反风电利益集团（通常与化石燃料行业有关）散布虚假信息，将近期座头鲸和露脊鲸的死亡归咎于风电勘探的噪音，而海洋生物学家指出，鲸鱼死亡的真正原因始终是船只撞击和渔具缠绕。

鱼类感知能力与水下观察

人类对鱼类的残酷对待，很大程度上源于认为鱼类没有痛觉和情感的偏见。麦考瑞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库鲁姆·布朗（Culum Brown）的研究彻底颠覆了这一点。科学证据表明，裂唇鱼（cleaner wrasse）不仅生活在复杂的母系社会中（首领雌鱼可变性为雄鱼），还能通过“镜像标记测试”（识别镜子或照片中的自己），甚至使用石头作为铁砧砸碎猎物。Lynne Sneddon的实验证明，被注射酸液的虹鳟鱼会表现出明显的痛觉反应（如摩擦嘴唇、停止进食），而注射吗啡后症状会缓解。

在挪威的Saltstraumen海洋保护区，潜水员Borghild和Fredric通过水下观察，记录了狼鱼（wolffish）复杂的生命周期。他们发现狼鱼是终身伴侣，雄鱼会在洞穴中不吃不喝守护鱼卵长达半年。通过在社交媒体上连载狼鱼（被命名为Thærie和Pernille）的“水下肥皂剧”，他们成功引起了公众的共鸣，最终促使挪威政府下令在该保护区内全面禁止水下猎杀和捕捞狼鱼。

监管前景与数据透明度

尽管海洋面临重重危机，但并非毫无希望。2023年达成的《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养护和可持续利用协定》（BBNJ，即全球海洋条约）为在公海建立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法律框架（尽管截至作者撰写时，104个签署国中仅有13个批准）。世界贸易组织（WTO）也达成了禁止有害渔业补贴的协议，试图切断支撑远洋船队过度捕捞的资金源。

技术的进步同样关键。Global Fishing Watch利用AIS和VMS数据追踪全球渔船活动，揭露了大量在海上“变暗”的非法捕捞行为。然而，正如环境正义基金会（EJF）的Steve Trent所言，要真正消除海上的非法捕捞和现代奴隶制，最简单的机制是强制所有渔船配备不可篡改的“唯一船舶识别码”（Unique Vessel Identifier）——“如果欧洲的每头牛都有护照，为什么我们不能给渔船编号？”

最终，海洋的恢复需要人类的克制。无论是严格执行禁捕区（No Take Zones）以促进种群反弹，还是消费者选择处于食物链底端的贻贝而非处于顶端的金枪鱼和养殖鲑鱼，减轻“捕捞压力”是唯一的出路。正如一位海洋生物学家所言：“如果我们不再那么拼命地捕鱼，海洋里就会有更多的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