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三分

《定三分：四夺荆州与中古地缘重构》是谭木声的历史非虚构作品，2026年1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出版，约二十二万字。作者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写起，指出大众记忆里的赤壁之战是文学层累叠加的结果，与正史记载相去甚远，并由此提出全书的源头问题：为什么会发生赤壁之战？

作者的答案是"荆州"。赤壁之战只是一场更大规模争夺的局部战役，这场战争围绕荆州的控制权展开，曹、孙、刘三方在十四年间进行了至少四次大的争夺，其中三次以战争结束，一次引而未发、以谈判解决。四次争夺依次是赤壁之战（江汉之战）、南三郡之争（湘水之盟）、襄樊之战、夷陵之战。作者认为，荆州之争的最终结果，让三国鼎立在客观形势与主观认识两个层面都真正成形，这正是书名"定三分"的意思。全书分为赤壁前传与四夺荆州五部，附大事年表与后记。

作者在引子和后记里交代了自己的身份与工作方式。他自称"好奇的读书人"和"按捺不住的讲述者"，不是历史学者，没有原创性的学术发现。写作上他刻意不看《三国演义》以避免被小说叙事误导，严格甄别史料，注意相关学术研究，凡属未有定论的史事和推测都在文中提示读者，完稿后请陕西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权家玉副教授及至少两位研究者审读。这个边界说明，书中相当一部分结论是作者在史料辨析基础上的个人判断，而不是公认定论。

荆州为什么值得争

"荆州"一名最早见于《尚书·禹贡》"荆及衡阳惟荆州"，据称因境内西北—东南走向的荆山得名，是上古九州及汉代十三州之一。作者用地理分析说明它何以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

东西方向上，荆州位于四川盆地与长江下游之间，长江从其中部东流。溯江而上经夷陵可入益州，顺流而下则江东政权再无天险可守。南北方向上，荆州南经苍梧可通交州南海，向北虽有关山阻隔，却有数条道路分别通向许都、洛阳和关中：方城隘口外的"夏路"可直抵许都城下，鲁阳、陆浑一线的河谷可至洛阳，武关、商洛一路的"秦楚大道"可入关中。作者引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夫襄阳者，天下之腰膂也。中原有之，可以并东南。东南得之，亦可以图西北者也。"

北方政权控有荆州，可保关中、河洛、许都的安全，进而西取益州、东定江东、南制交州；南方政权取得荆州，可沿长江连成一气，让北方陷入两面作战。作者据此判断，东汉末年任何一个想有所作为的诸侯都要争荆州，"争荆州就是安天下"。三家对荆州各有具体期待：曹操要圆桥玄"能安之者其在君乎"的预言，孙权要实现鲁肃、周瑜描绘的划江而治帝业，刘备要完成诸葛亮在隆中规划的第一步。

赤壁前传：四家与荆州的前缘

曹操：迟迟南下的理由

曹操与荆州的直接交手始于建安元年（196），比赤壁之战早了十二年。建安二年他南征张绣，在淯水惨败，长子曹昂、猛将典韦、侄子曹安民死于阵中，自己右臂中箭。此役与曹操纳张济遗孀、设宴时以典韦持大斧震慑降将有关，张绣十余日即反。此后曹操又两度南征受挫，却始终不敢放手南下，作者把原因归结为袁绍这个北方对手的存在。

袁曹二人的关系是作者着墨甚多的一条线索。两人同为洛阳高门出身的少年游侠，又同有出身瑕疵——袁绍生年不详，曹操之父曹嵩"莫能审其生出本末"——因迎立献帝而反目。曹操于建安元年迎献帝都许，"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大怒。此后的建安六年、七年、八年，曹操三次起意南征荆州，分别被荀彧（袁绍余众未定）、郭嘉（不如南向荆州以待二袁之变）、荀攸与辛毗（先定河北）劝住。直到建安十二年袁尚、袁熙授首，曹操才"真正全力以赴南征荆州"。建安十三年春他开凿玄武池训练水师，七月南征。

刘表：坐守江汉的荆襄之主

刘表于初平元年（190）单骑入宜城，依靠蒯良、蒯越、蔡瑁等荆州豪族平定宗贼，移州治于襄阳。蒯越诱来五十五个宗贼帅全部诛杀，收编其部众，又孤身入襄阳说降张虎、陈生，"江南遂悉平"。孙坚攻打襄阳时单马行岘山，被黄祖部卒射杀，尸身落入敌手。此后刘表的势力向南延伸至交州（任赖恭为交州刺史、吴巨为苍梧太守），向西插手益州事务（举报刘焉僭越）。

作者列出刘表坐守江汉的三重限制。其一，才能不足以与曹操、孙权争雄。其二，名义不正——他的荆州刺史、荆州牧身份都来自董卓及其余党李傕、郭汜的控制，此后曹操控制的朝廷称他为"逆贼刘表"，汝南颍川一带南下的名士纷纷北归曹操做"汉官"。其三，性格上的问题，陈寿的评价是"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更关键的是，刘表得荆州过度依赖蒯、蔡两家，荆州权力被这两大家族垄断，外来人才分不到利益，只好离开。作者由此引出荆州六大豪族庞、黄、蔡、蒯、马、习的网络——这个网络日后成为刘备经营荆州的基础。

刘备：徐州的故智与荆州的关系网

作者用一整章拆解刘备"得徐州"的秘密，作为理解他荆州动作的参照。陶谦临终"托国"于刘备的说法疑点重重：传达遗命的全是徐州豪族代表，而没有陶谦信任的丹阳军事将领，丹阳兵随后就发动兵变迎吕布。作者引方诗铭的猜测：所谓陶谦遗命可能出于徐州本地豪族的伪造，刘备与豪族联手而冷落丹阳军，最终被吕布夺走徐州。刘备到荆州后故技重施——他不与掌权的蒯、蔡合作，而是结交那些同样与刘表保持距离的人。

刘备在荆州结交的对象，背后是一张盘根错节的网：司马徽、庞统、诸葛亮、徐庶都是其中的节点，而给他们起"水镜""凤雏""卧龙"称号的是庞氏豪族的庞德公。诸葛亮通过婚姻更深地卷入这个网络：他娶沔南名士黄承彦之女，黄承彦娶蔡瑁之姐，刘表以蔡瑁之妹为续弦，于是诸葛亮既是蔡家的外甥女婿，又是刘表的姨甥女婿。马良、马谡一族也在这张网里。作者判断，日后曹操来攻时刘备带着十余万民众南逃，主力正是这些在野豪族带着依附民众随他南迁。

建安十二年（207），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提出"跨有荆益"的隆中对。作者指出，诸葛亮第一次见刘备就把全套方案和盘托出，说明他早已观察并选定了刘备。他还辨析"的卢跃檀溪"传说的真伪，并据刘备在樊城拥有一支水军这一事实，推测刘表曾打算调刘备接替被孙权杀死的黄祖抵御东吴。

孙权：父兄两代与荆州的账

荆州与孙氏父子的渊源极深。孙坚任长沙太守时以反董名义北上，途中先杀荆州刺史王叡，再杀南阳太守张咨，后来攻打襄阳时死在黄祖手中。孙策与张纮密谈时确立的蓝图是"荆、扬可一"，"岂徒外藩而已哉"。孙策死前只留下"保有江东"的保守遗言，而孙权不满足于此。建安五年鲁肃的榻上策明确告诉孙权：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应该"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乘北方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作者辨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鼎足"改为"保守"其实欠妥，鲁肃设想的"鼎足"第三足很可能是北方缠斗中的袁绍或曹操，而非当时无尺寸之地的刘备。

周瑜是这一蓝图在西线的执行者。他出身庐江舒县世家，与孙策同年，推大宅供孙家居住、登堂拜母，吴中呼为"周郎"。建安四年与孙策共破皖城，纳小桥为妾——作者特意考辨二桥是桥玄之女的传说不可信。孙策授周瑜领江夏太守，意在让他负责日后夺荆州。孙策死后周瑜与张昭辅政，建安七年力主拒绝向曹操送质子，说"南面称孤"远胜受制于人。

一夺荆州：赤壁之战（建安十三年）

当阳长坂

建安十三年八月，曹操南征途中，刘表病死，幼子刘琮继任。襄阳城里由蒯越、蔡瑁主导决定投降，傅巽留下了那段"将军自料何与刘备"的逼问记录。刘备驻扎在汉水对岸的樊城，得到消息已晚。诸葛亮劝他攻襄阳、劫刘琮，刘备以"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相辞——这个托孤之说是否真实，作者在第四章已辨析，裴松之本人也存疑，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却采信了它。刘备过刘表墓哭别后南撤，关羽率水军走水路，约定江陵会合。

曹操亲率五千精骑，一日一夜奔行三百余里，在当阳长坂追及刘备臃肿的队伍。刘备军一触即溃，两个女儿被曹纯所获，妻小第四次在战乱中失散，他本人率数十骑逃脱，关羽的船队在汉津接应。此战后刘备收拾残众不过八百余人（鲁肃日后说"豫州之众不当一校"）。作者引用研究者统计：刘备一生战役22次，胜9负13，认为用"雄才"而非"英雄"来形容他更合适，诸葛亮补足了他所缺的"英"的一面。

鲁肃以吊丧的名义从东吴赶来，在当阳与刘备会面，劝他与孙权并力。刘备先说要去投苍梧太守吴巨，作者判断这是兵败后的托词——两年后吴巨被刘备出卖给东吴。鲁肃随刘备到夏口，刘备派诸葛亮出使柴桑。

孙权的决定

曹操致孙权信，"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于吴"，东吴群臣多数主降。主降的理由有两条：曹操以朝廷名义出兵，具备合法性；曹操已得荆州南岸，长江天险不再属于东吴。鲁肃私下对孙权说，群臣降了还能做官，唯独孙权降了没有退路。孙权召周瑜定计，周瑜列出曹操四条用兵之患：北方未安，马超、韩遂在关西；舍鞍马、仗舟楫本非北人所长；盛寒时节马无藁草；北人远涉江湖，不习水土必生疾病。他提出"得精兵五万，自足制之"。孙权拨给三万，说"孤当与孟德决之"。

作者特别辨析了诸葛亮在此事中的作用。孙权作出战的决定在先，接见诸葛亮在后；《诸葛亮传》里诸葛亮激将孙权、说出"鼎足之形成矣"的记载，与东吴诸传及当时双方的实力对比都冲突，作者认为这段记载很可疑。他也顺带指出，诸葛亮到达柴桑后迟迟得不到接见，才误以为东吴在观望，自作聪明地使用了激将法。

周瑜

周瑜赤壁之夜单独密见孙权，分析了曹军的真实规模。他估算曹操带来的北方军队不过十五六万且已疲惫，新降的刘表之众最多七八万且心怀狐疑，"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众"，不足为惧。作者提醒这些数字只是估算：曹操自称"八十万"是恫吓，周瑜的"十五六万"可能为宽孙权之心而减省，曹军总数应在四十万以内，实际投入征讨孙刘的作战部队最多二三十万，其中在长江流域最能发挥作用的水军不到一半，而这部分水军又多为新练之师和新降之众。作者还考证了曹军水军的来源：玄武池是人工池塘，规模有限，而且从邺城到荆州没有水路，玄武池训练的战船根本运不到荆州，所以曹操在荆州的"水军"主体是刘表旧部。

周瑜是坚定的"东吴独立发展论"者，他至死对刘备保持警惕。作者引他临终遗疏的话："刘备寄寓，有似养虎。"

赤壁罗生门

作者把三方当事人各自的"赤壁叙事"并排摆出。孙吴《周瑜传》与《江表传》记载最详：赤壁"遇于赤壁"的遭遇战、乌林之战黄盖诈降火攻"烧尽北船，延及岸边营砦"、周瑜率轻锐"雷鼓大进"；吴国庙堂军乐《伐乌林》颂扬此战。曹魏《武帝纪》只有简短的"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曹操给孙权的信更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曹纯、曹仁、荀彧、贾诩、程昱等亲历者的传记对赤壁一役闭口不提，只有死去的郭嘉以"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的追念方式缺席在场。蜀汉《先主传》称"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关羽、张飞的传记则一笔带过——作者解释，蜀国不设史官，陈寿材料受限，且以魏为正统的叙事不想宣扬刘备的功绩。

三方叙事唯一的共识是孙刘联盟得胜、曹操失利。作者认为，这些差异映射出当事人的主观认知矛盾：三方对赤壁之战的定性不同，决定了日后荆州归属还要靠更多战争来裁决。

赤壁之疑

关于战前的疾疫，三方记录都提到曹军已有疾病。作者梳理近代医学史研究的三种假说——血吸虫病说、伤寒说、疟疾说，并表示"个人以为血吸虫病说更胜"。他的理由包括：1975年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古尸体内检出日本血吸虫卵，说明该地流行此病至少两千年；湖北钉螺分布于长江流域及以南，赤壁战场在云梦大泽范围内；曹军七月南征、八月入疫区、九月在长江操练水军，正值感染高峰；对疫病无免疫力的北方兵会表现出急性症状而丧失战斗力，孙刘将士则多有免疫力；1949年第三野战军二十军、二十七军渡江后在苏南浙西水上训练，当年秋天约二三万人感染急性血吸虫病的实例与赤壁情形接近。他同时说明这是以间接证据推断，并无确诊。

关于火攻，作者提出一连串疑问。"方连船舰"的"方"按《说文》是并船之义，连法应是并排固定而非首尾相连；曹军处于停泊状态、冬季长江枯水期风浪小，并无并船求稳的紧迫需要；曹操熟稔火攻（为《孙子·火攻篇》作注，又曾在官渡烧乌巢粮），"曹操没想到火船"的解释难以成立。他还引赵伯阳以湘鄂两省火烧芦苇灭钉螺的实践经验，质疑火攻能延烧十数万曹军水陆阵地的说法。作者的结论是：火攻是否发生、由谁放火、有多大作用，从残缺且互相冲突的史料看，恐怕还不能揭开谜底。

关于东南风，作者用"湖陆风"的小气候原理解释冬季夜间的反常风向：云梦泽水体与慕阜山之间因比热差异，晴夜会出现与季风相反的湖陆风。他判断周瑜长期在江南水域活动，熟悉这种气象，因此"东南风大概率是周郎算来的"，而非诸葛亮借来的。这个解释同时支持了"孤烧船自退"一说：曹操在晴朗白天烧船有序撤退，未料夜间东南风骤起，火势失控延烧营垒，撤退变成溃退。

关于曹操的作战目的，作者辨析了贾诩"不从"的逻辑。曹操接受了贾诩安抚荆州的建议——封刘琮、任蒯越、释韩嵩、用文聘黄忠、招纳南下士人、不费兵卒收荆南四郡——同时做了军事部署：赵俨督于禁、张辽等七军屯于汉淮之间，乐进、徐晃沿汉水屯驻，曹操亲率主力顺江而下。作者判断这三路的目标是拔除夏口、消灭或驱逐刘备势力，而非征服东吴；赤壁乌林之战对曹操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对周瑜则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阻击。

赤壁改变了什么

狭义的赤壁之战结束后，江汉之战仍持续一年多：周瑜、程普围江陵，曹仁拒守，关羽"绝北道"，甘宁取夷陵，周瑜亲阵中箭，曹仁坚持到建安十四年冬弃城退往襄阳。刘备"表"刘琦为荆州刺史，南征荆南四郡，武陵金旋、长沙韩玄、桂阳赵范、零陵刘度皆降，刘备得到黄忠。

孙权本人则出现在合肥。作者论证合肥之战是东吴东线的主战场而非赤壁的配角：中渎水（古邗沟）与濡须—肥水道是南北水路命脉，合肥因地形成为"衢地"；孙权率大军围合肥百余日，刘馥经营的城池以草苫鱼油坚守，蒋济以一封诈书退吴军。作者引陆机《辨亡论》称周瑜所部为"偏师"，说明在孙权布局中东线才是主战场。

赤壁之战的意义，作者从几个层面总结。自秦汉以来四百年，南北大规模军事冲突第一次由南方占上风，其背后是长江流域经济的持续开发——他引《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的人口数据：益州由455万增至724万，荆州由374万增至627万，扬州由321万增至434万。曹操自此转攻为守，赤壁战后他数次东征孙权、西击刘备，凡遇不利便主动撤军，重点转为消耗对手、发展自身经济（建安十四年开芍陂屯田），并把统一大业留给子孙（"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作者引吕思勉的评论"徒以二三剽轻之徒，同怀行险侥幸之计，遂肇六十年分裂之祸"，并指出三国鼎立自此才露出苗头。

二夺荆州：所借何时还（209—215）

一借荆州

建安十四年春，刘琦病死。作者直言他"死得很是时候"——刘备正是借助刘琦作为刘表长子的名义才让荆南四郡归附，刘琦一死，下属拥戴刘备为荆州牧。孙权此时把妹妹嫁给刘备（这位孙夫人"才捷刚猛"，侍婢百余人执刀剑，刘备"衷心常凛凛"），刘备冒险赴京求"都督荆州"。周瑜从江陵前线写信劝孙权扣留刘备，理由是他有枭雄之姿、关羽张飞为熊虎之将，"恐蛟龙得云雨，终非池中物也"；吕范赞同，唯独鲁肃劝借，孙权接受鲁肃的意见。周瑜只分南郡长江南岸的土地给刘备，刘备以油江口的公安为治所。

作者还推断，明面交易之外有一项以交州为标的的隐秘交易。建安十五年，孙权任命步骘为交州刺史，步骘只带一千名武射吏，从刘备控制的荆南借道南下，诱杀苍梧太守吴巨——这个两年前刘备声称要投奔的故人。作者认为吴巨是这场交易的牺牲品。

周郎之死与二借荆州

建安十五年，周瑜从江陵赴京向孙权提出取蜀之策：趁曹操新败、刘璋昏弱，溯江而上取益州、并汉中，留孙瑜坐镇，与马超结援，周瑜再还军据襄阳以蹙操，"北方可图也"。作者分析此策对刘备的指向性——周瑜不可能越过荆州攻益州，此策本质上针对刘备。周瑜在返程途中病逝于巴丘，年三十六。孙权为其服丧，"曲有误，周郎顾""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的记载流传下来。

周瑜死后，孙权一度想取蜀，被刘备以殷观之策拒绝——刘备不参与伐蜀，但把通行权摆到孙权面前，孙权怕被断后路而作罢。当年秋冬"二借荆州"：鲁肃劝孙权把南郡的江北部分借给刘备，共拒曹操。消息传到北方，曹操正在写字，"惊得笔掉到地上"——袁枚解读说，荆州本非曹有，曹操震惊的是孙刘借此结成"两雄相倚"的牢固联盟。刘备以关羽为襄阳太守驻江北、张飞为宜都太守，直接面对曹军。此后关羽与乐进、文聘在临沮、旌阳、寻口、青泥、汉津、荆城连番交手，前期魏军占上风；当代学者宋杰据乐进被调离荆州、曹仁改屯樊城等间接线索推断，青泥之战最终以关羽得胜收场，关羽由此掌控了汉江航道。

反目

建安十六年曹操征关中，客观上促成了刘备入蜀。益州别驾张松因在荆州受曹操冷遇而怨恨，劝刘璋迎刘备讨张鲁，法正为内应。刘备留诸葛亮、关羽、张飞、赵云守荆州，率庞统、法正入益州，建安十九年下成都。刘备拒绝归还荆州，对来索地的诸葛瑾说"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孙权大怒。

建安二十年，吕蒙率二万取长沙、桂阳（皆不战而降），围零陵（郝普中诈降计），鲁肃率万人屯巴丘与关羽对峙。益阳单刀会上，关羽说"乌林之役，左将军身在行间，寝不脱介"，强调赤壁是两家合伙；鲁肃说荆州是借给败军远来之人的，强调主从关系。双方最终以湘水为界：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属吴，以西的南郡、零陵、武陵属蜀。作者判断，刘备吃亏换得孙权在合肥发起进攻以牵制曹操的汉中兵力（宋杰的猜想），孙权并未实际履行，逍遥津一战张辽以七千兵几乎擒获孙权。

三夺荆州：襄樊之战与关羽之死（219）

水淹七军

建安二十四年正月，刘备在定军山斩夏侯渊，五月曹操放弃汉中，刘备"遂有汉中"，七月称汉中王。孟达、刘封又取房陵、上庸、西城，襄阳西侧的汉水通道被打通。关羽随即发动襄樊之战（作者据《三国志》纪传推断在五月至七月间），围曹仁于樊城、吕常于襄阳。

作者分析关羽必取襄阳的三个原因。其一，江陵至襄阳五百里江汉平原"平衍""道路通利"，无险可守，曹魏占据襄阳等于门户洞开，可南下威胁长江航道、切断吴蜀联络。其二，曹军已迁走江汉平原大部分民众，南方政权不能控制襄阳就长期难以自给。其三，襄阳是进取的门户——北通宛洛、溯汉水可上汉中，这正是隆中对"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的规划。他引用后世战例说明襄阳之难攻：三百年后北魏孝文帝围樊城不得，近一千年后蒙古攻襄樊数十年，直到吕文焕于1273年开城投降。

七月曹操遣于禁率七军救樊城。作者解释"七军"是曹操留下的中军机动预备部队。八月连日大雨，汉水暴涨，平地水深五六丈，于禁军被大水所困，关羽乘船围攻，"七军皆没"。庞惪拒降被杀（"吾宁为国家鬼，不为贼将"），于禁投降。作者辨析：于禁败于洪水而非战力，司马懿当时就说"非战攻之失"，曹丕日后下制书赦免于禁、承认"水灾暴至，非战之咎"；《三国演义》把战地写成罾口川山谷、关羽掘堰放水，与邓城遗址一带的平原地形不符。

孙权的报复

关羽围襄樊时，吕蒙上书孙权定计：以治病的名义撤兵回建业，诱使关羽把防备东吴的兵力调往襄樊，再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吕蒙经过芜湖，陆逊看破此计并献计，吕蒙仍对他保密。孙权拜陆逊代镇陆口，陆逊到任后写信极力恭维关羽，姿态放得极低，关羽"意大安，无复所嫌"，撤走了防吴之兵。

作者追溯孙权转变的根源。鲁肃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其联刘政策随之终结。吕蒙认为关羽"有并兼心，且居国上流，其势难久"，主张"不如取羽，全据长江"；孙权先解决内部山越问题（陆逊讨费栈得精卒数万），又逢关羽擅取湘关存米，遂决意动手。建安二十四年十月，吕蒙"白衣渡江"——作者特别纠正《三国演义》：白衣指没有品级的平民身份，将士脱去军装换上商贾服，而非穿上白色衣服。吴军尽收关羽沿江哨所，公安士仁、江陵麋芳不战而降。作者分析二人投降的内因是关羽平日的轻慢与"还当治之"的威胁，外因是孙权事先的策反——他引方诗铭的猜想，认为原刘表属吏、荆州豪族代表潘濬是孙权诱降麋芳士仁的牵线人。陆逊则急进占宜都、夷陵，堵住了峡口。吕蒙入江陵后抚慰关羽将士家属，"道不拾遗"。

走麦城

曹操采纳董昭之策，把孙权偷袭荆州的消息泄露给关羽，使"两贼相对衔持"，同时提振樊城守军士气。徐晃率援军解樊城之围——他佯攻围头、实击四冢，关羽亲自来救，二人在阵前"遥共语，但说平生"，徐晃随即宣布"得云长头赏千金"。樊城围解，关羽撤军南下。途中他数遣使者与吕蒙联络，吕蒙厚遇其使、令其遍访将士家属，军心迅速瓦解。关羽闻江陵已失，西奔麦城，十二月在临沮章乡被潘璋部司马马忠擒获，与其子关平、都督赵累同死。

孙权杀关羽的理由没有定论。作者并陈《蜀记》（孙权想收关羽为己用以敌刘曹，被左右劝阻）与《吴书》（孙权事先就决定"羽至即斩"）两说，认为都没有足够依据。曹操见到关羽首级，表孙权为骠骑将军、假节、领荆州牧，承认荆州为孙权势力范围。孙权遣使入贡称臣，曹操传阅书信说"是儿欲踞吾着炉火上邪"，并首次正面回应劝进："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于禁归魏后，曹丕派人把"关羽战克、庞惪愤怒、禁降服之状"画在曹操高陵庙壁上，于禁惭恚发病而死，谥"厉侯"。

大兄何在：襄樊之战的疑团

作者列出蜀汉方面在襄樊之战中的五大疑点：刘备未能亲率一军顺汉水与关羽会师；诸葛亮对孙权夺荆州全无防范，峡口重地无将无兵，让陆逊如入无人之境；关羽败局已定时蜀中不出一兵一卒抢峡口；关羽"连呼"刘封、孟达而二人抗命不发兵；关羽死后蜀中没有任何说明。他梳理了历代解释：方诗铭认为襄樊之战是关羽擅自发动的鲁莽之举；反对方论证这是蜀中有备而发的统一行动（称王后的正名需要、开辟第二战场以解汉中压力、独授关羽"假节钺"），由此引出"借刀杀人"的猜测——章太炎在《訄书·正葛》中主张诸葛亮假手吴人除关羽，方诗铭把主语改为刘备，王夫之更早已察觉关羽因赤壁之功出于诸葛亮而嫉恨他。作者也引田余庆的反驳：赤壁之后诸葛亮长期不参与蜀汉重大军事决策，"在荆不得预入蜀之谋，在蜀不得参出峡之议"。

作者明确表态：以上所有猜测都没有足够证据，"目前只能停留在猜想的阶段"，或许只能永远躲在疑云之后。他同时肯定一点：真实历史中刘备与关羽的关系，尤其在刘备入益州、关羽独镇荆州之后，绝非《三国演义》里那样单纯。

谁才是最大得利者？作者逐一评估。刘备失去荆州，"跨有荆益"破产，卢弼说"自刘、孙失欢，诸葛一军向宛、洛之策不行，终身唯有出秦川而已"。孙权得到荆州全部土地，荆、扬、交三州连成一片，代价是失去本不可靠的盟友。得利最实的是曹操——王夫之叹"肃之死也，羽之败也。操之幸，先主之孤也"。作者评价鲁肃借荆州的远谋，引袁枚"深于为吴而得计者，莫如肃"，也补充自己的批评：隆中对对荆州在三国格局中的地位认识不足，把"跨有荆益"当作前提而非结果；三家分据荆州的态势虽令两家不满，却是现实中最稳定的均衡，任何一方先动手都会被另两家"群殴"，即便鲁肃在世也拦不住。

四夺荆州：夷陵之战（221—222）

报仇

建安二十五年正月曹操卒，十月曹丕受禅称帝。次年刘备在成都称帝（自称延续汉统，史称蜀汉），孙权迁都鄂城并更名武昌，"深绝蜀而专事魏"。刘备称帝后第一件大事是东征报仇。赵云劝谏"国贼是曹操，非孙权也"，秦宓以"天时"进言被下狱，诸葛亮也劝不动——他事后感慨"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张飞在出征前被帐下将领张达、范彊所杀，陈寿评二人："羽刚而自矜，飞暴而无恩，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孙权遣书请和，诸葛瑾写信劝刘备以先帝之仇为重、以荆州与海内分大小先后，刘备"盛怒不许"。七月蜀军进白帝城。

七百里连营

蜀军前锋吴班、冯习率四万余人攻占巫、秭归，武陵蛮夷请兵响应。孙权以陆逊为大都督，率朱然、潘璋、韩当、徐盛等五万人拒敌，同时向魏称藩。刘晔劝曹丕趁机袭吴，曹丕不听。蜀军半年按兵不动——作者分析，蜀汉水军在襄樊之战中损失殆尽需要重建，且江南山路难行、主力"缘山截岭"而行。章武二年（222）正月蜀军进抵夷陵，刘备"树栅连营七百余里"，曹丕闻讯断言"此兵忌也"。

陆逊坚壁不战，压制诸将求战之心。闰六月，他"敕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连破蜀军四十余营，斩大督冯习、前部张南、蛮夷首领沙摩柯。刘备退保马鞍山，乘夜遁逃，沿当初设置的驿路退回白帝城（作者依严耕望等研究还原路线：沿长江南岸西逃至秭归渡江，改走江北驿道，驿人在秭归西的石门烧断栈道阻敌）。为蜀军殿后的傅肜死战，"吴狗，安有汉将军而降者"。驻守江北的黄权退路断绝，率三百一十八名将佐降魏。陆逊不追，因为曹丕已调集大军准备南侵，他也要留着刘备给魏国制造麻烦。作者还提出一个自我设限：史料说吴军同时攻破蜀军四十余营，沿江驻营至少绵延二三百里，吴军如何做到同时进入分散的攻击位置、同时举火，他坦承自己"无法想明白"，认为后人因此没有资格对当事人作公平评价。

终章：刘备的心病与三国定分

夷陵战败后吴蜀很快复通。作者依据《江表传》"权云近得玄德书，已深引咎"和陆逊复信中的"始求通亲"，判断主动请和的是刘备——他退入白帝后担心吴军乘胜深入，先通过陆逊放出议和信息。次年二月诸葛亮赴永安受托孤，四月刘备卒。十一月诸葛亮遣邓芝使吴，吴蜀复盟，224年吴与魏断交。

作者由此给出全书的收束性解释：夷陵之战客观上多余，主观上对刘备必要。地理上，益州与荆州靠激流奔涌的长江水道和崎岖的沿江山路连接，是两个独立区域；而扬州与荆州之间大江宽阔、土地平缓，地理上接近完整区域。文化上荆州属楚文化，与东吴更近，与蜀文化有距离。作者引朱绍侯的判断：吴国不能进三峡，蜀国不能占荆州，魏国不能入汉中，三家各有不可超越的界限，"跨有荆扬"远比"跨有荆益"容易实现。襄樊战后，刘备在心理上无法接受荆州之失，因为荆州之失宣告隆中对破产，他的人生只能由"争天下"退为割据自保，与刘璋相差无几，所以他要再博一次。是夷陵的惨败让他接受了荆州无望归蜀的现实。此战之后，魏蜀吴三家疆域在地理上确定，也在主观认识上接受短期内无法改变，"三国鼎立之势最终形成"。对于天下，赤壁之战的结果是短时间内统一无望，夷陵之战的结果是三国疆域与关系在现实和心理上稳定下来；对于荆州，因为它位居人才与战略中心而成为争夺焦点，又因为争夺而成为三家的前线与战地，经济文化逐渐边缘化。作者以此作结："荆州何其有幸，荆州之民何其不幸。"

证据的边界与作者的方法

这本书的论证方式值得单独交代。作者几乎每一处关键判断都先交代史料来源与立场：三方叙事并陈，考辨"方连"的训诂、白衣的含义、赤壁与乌林的地理，用气候学解释东南风，用医学史与考古讨论疾疫，用后世的战例印证地理判断（晋灭吴沿三峡而下、蒙古围襄樊数十年）。他大量征引当代学者的研究，并明确区分三类内容：史料的原文、他的个人判断、他人的学术推测（方诗铭、宋杰、田余庆、王仲荦、朱绍侯等）。

作者同时反复划出证据的边界。曹军的准确兵力无人确知，周瑜的数字只是估算；火攻的细节互相冲突且与物理规律有抵牾；关羽发动襄樊之战的时间没有明确记载；借荆州的时间与内容"含混不清"；孙权为何杀关羽没有确论；襄樊之战蜀中的种种疑点"陈氏或不能详"。他批评以"没想到"解释历史重大关头的轻率："在历史的重大关头要用'没想到'来解释，必须格外慎重。"他也承认部分数字和推测（如关羽水军约两千人、曹军水军十万之众）是建立在层层估算之上。

作者的历史观：无常

作者在后记中说明，自己关注的三件事——慈禧太后西奔、汉武帝父子相残、曹孙刘三家争荆州——都是"一件事"，写作方法来自早年传媒训练中的"小切口，大纵深"，从小事入手写出丰富细节。他自陈写作的终点是想证明"无常"：三家合纵连横、时斗时和，天下形势并不按他们的设想演进；历史由千百万亿种大大小小的因素合力推进，再伟大的人物和权力也不足以控制所有因素。他用现代科学视角把历史比作复杂系统，又引一位研究佛学的朋友的话：你写的是无常。

他同时警醒自己不能因这一目的而裁剪史料，并在后记末尾重申了本书的方法承诺：每一字每一句都在学力范围内严格考证。全书以荆州为中心，以材料辨析见长；赤壁罗生门、借荆州公案、襄樊疑团这些"说不清"的问题，以及历代学者围绕它们展开的争论，都被原原本本地摆到读者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