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在本书中研究了1978年后中国转型的性质、推动与抵制变革的力量，以及邓小平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核心作用。全书的时间范围主要集中于1978年至1992年，同时追溯了邓小平1904年出生以来的早年经历。作者的材料来源包括官方出版的《邓小平年谱》《邓小平文选》、中共党史文献、外国政府解密文件，以及对高级干部子女、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干部和外国政要的广泛访谈。
作者的观察位置建立在西方学者的客观立场之上。他试图理解邓小平面对的复杂问题及其决策动机，同时记录了当事人的回忆和外界的争议。书中区分了官方文献的可核实记录与作者本人的推断，保留了中国在经济发展与政治控制、集体领导与个人权威、渐进改革与危机处置之间的张力。
邓小平接手时的中国面临制度性缺陷。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破坏与社会混乱。邓小平的任务是建立新体制，协调各方力量，将中国引入现代化的发展轨道。
革命者、建设者与改革者的背景（1904–1969）
邓小平早年的经历为他日后的执政奠定了基础。他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接受了系统的政治训练。这些海外经历使他具备了开阔的国际视野，了解现代工业社会和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运作方式。回国后，他在长征、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积累了丰富的军事指挥与地方管理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小平参与了社会主义国家体制的建设。他在西南局主政期间推行土地改革和经济恢复，调任北京后担任财政部长和中共中央总书记，深度参与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中苏论战以及反右运动的执行。大跃进失败后，他与刘少奇等人采取务实措施调整经济，这使他与毛泽东的乌托邦路线产生分歧，最终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打倒。
曲折的掌权之路（1969–1977）
邓小平在江西下放劳动的三年半时间里，深入反思了中国体制的深层缺陷。他确信大跃进和文革的灾难源于制度问题，中国亟须进行根本性的变革。林彪坠机事件后，毛泽东需要有经验的老干部来恢复国家秩序，邓小平借此机会致信毛泽东，表达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意愿。
在毛泽东手下整顿秩序
1974年及1975年，邓小平在周恩来病重期间实际主持党和政府的日常工作。他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掩护，大刀阔斧地在军队、铁路、煤炭和钢铁等领域开展“整顿”。他通过撤换派性严重的造反派干部、恢复规章制度来提升生产效率。万里在徐州铁路局的整顿成为解决地方派性冲突、恢复交通大动脉的成功案例。
邓小平的整顿触及了文化大革命的既得利益者。江青等激进派指责他搞“唯生产力论”和“右倾翻案风”。毛泽东要求邓小平主持做出肯定文革的决议，邓小平以“桃花源中人”为由予以婉拒。毛泽东随后发动“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在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再次被撤销一切职务。
开创邓小平时代（1978–1980）
毛泽东去世和“四人帮”被捕后，华国锋担任了党政军最高领导职务。华国锋提出了“两个凡是”方针，但在恢复经济和引进外国技术方面采取了积极态度。在叶剑英、陈云等老干部的支持下，邓小平于1977年夏天正式复出。
思想解放、科教复兴与权力转移
邓小平支持胡耀邦等人发起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这场讨论在理论上打破了“两个凡是”的束缚，为平反冤假错案和推行务实政策提供了依据。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等老干部强烈要求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华国锋在压力下做出让步，邓小平在没有改变正式头衔的情况下，实际成为了中共的头号领导人。
邓小平自告奋勇主管科学和教育工作。他迅速恢复了统一高考制度，打破了以阶级出身选拔人才的政治标准。他大力支持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并推动中国科学院的重建。在军事领域，邓小平与叶剑英合作，推行军队裁员，精简臃肿的指挥机构，注重军事院校的专业化训练，并将部分军工企业转为民用生产，以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
外交突破与外部环境
邓小平将苏联和越南视为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为了打破苏联的战略包围，他积极寻求与日本、美国及东南亚国家改善关系。1978年，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邓小平访日期间参观了现代化的钢铁和汽车工厂，坚定了引进外国技术和管理经验的决心。
在中美建交谈判中，邓小平坚持美国必须与台湾断交、废止共同防御条约、撤出驻台美军。面对美国国会通过《台湾关系法》并继续对台售武的现实，邓小平在抗议的同时，出于获取现代化资金和技术、以及牵制苏联的战略考量，依然决定推进两国关系正常化。1979年初邓小平访美，极大地改变了西方对中国的印象，开启了大规模的学术和经济交流。
为应对越南入侵柬埔寨及苏越结盟的威胁，邓小平在1979年初发动了对越战争。这场短暂的边境战争暴露了中国军队在指挥、通讯和装备上的严重弱点，但也向国际社会展示了中国抵制苏联势力扩张的决心，为中国争取到了相对和平的周边环境。
为自由设限与组建班底
面对社会上要求民主的呼声和西单民主墙上出现的激进言论，邓小平采取了限制措施。他认为中国人口众多且基础薄弱，必须依靠共产党的权威来维持秩序。1979年3月，他提出“四项基本原则”，明确了政治言论的边界，随后下令取缔民主墙并逮捕了部分激进抗议者。
在组织路线上，邓小平逐步削弱了华国锋的权力基础。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汪东兴等华国锋的支持者辞去政治局职务，胡耀邦和赵紫阳分别出任党和政府的实际负责人。邓小平还推动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安排老干部逐步退出一线，建立干部退休制度。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出了“三七开”的评价，华国锋正式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
经济改革与对外开放（1978–1989）
邓小平在经济决策上主要依靠陈云和赵紫阳。陈云主张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鸟笼经济”，强调财政平衡和宏观调控；赵紫阳则倾向于扩大企业自主权，引入更多市场机制。邓小平在两者之间进行平衡，当经济过热时支持陈云的调整政策，当通货膨胀得到控制后又鼓励赵紫阳加快改革步伐。
农村改革与乡镇企业
农村改革发端于地方干部的自发试验。万里在安徽推行“省委六条”，默许部分地区实行包产到户。邓小平采取了“不争论、看效果”的策略，在试验取得粮食增产的显著成效后，于1980年公开表态支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后在全国推广，人民公社制度被废除。
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释放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原有的社队企业转型为乡镇企业，利用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廉价劳动力迅速崛起。乡镇企业吸收了大量农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但也与国有企业争夺原材料和市场，引起了计划部门的担忧。
经济特区与沿海开放
1979年，在习仲勋等地方干部的提议下，中央批准广东和福建实行特殊政策。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作为吸引外资、引进技术和学习现代管理的试验田。特区的快速发展同时引发了走私和腐败等问题，招致保守派的严厉批评。
邓小平在1984年视察南方后，肯定了经济特区的成就，平息了党内的争议。随后，中央决定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将吸引外资的政策扩展至整个沿海地带。外资的涌入带来了现代化的生产线、管理经验和国际市场准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增长。
政治的潮起潮落与一国两制
经济领域的开放伴随意识形态领域的反复较量。保守派理论家胡乔木和邓力群多次发起针对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批判。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试图抵制西方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的影响，但在遭到地方干部和科技界的抵制后，邓小平迅速缩小了运动范围。
胡耀邦下台与十三大
1986年底，方励之等人的演讲引发了全国多座城市的学生示威。邓小平认为胡耀邦在应对学潮时态度软弱，未能有效遏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1987年初，胡耀邦在“党内生活会”上遭到严厉批评后被迫辞去总书记职务。
赵紫阳接任总书记后，在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提供了意识形态合法性。十三大还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政治体制改革设想，并在中央委员选举中首次实行差额选举，保守派代表人物邓力群在选举中落选。
解决香港与台湾问题
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构想，承诺在国家统一的前提下，允许台湾和香港保留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在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谈判中，邓小平坚决拒绝了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以主权换治权的提议，明确表示中国将在1997年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经过多轮艰难谈判，中英两国于1984年签署《联合声明》。随后，中国成立了包括香港各界代表在内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制定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奠定了法律基础。在台湾问题上，邓小平通过谈判推动美国在《八一七公报》中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希望以此增加台湾接受谈判的压力；美国并未承诺停止售武，这一目标在其生前未能实现。
邓小平时代的挑战（1989–1992）
1988年，邓小平决定强行推进物价改革，引发了全国性的抢购风潮和严重的通货膨胀。经济失控削弱了赵紫阳的政治地位，陈云等计划派重新掌握了经济主导权，实施了严厉的紧缩政策。经济困难、官员腐败以及知识分子对政治体制改革停滞的不满，共同酝酿了1989年春天的社会动荡。
天安门悲剧的爆发
1989年4月胡耀邦逝世引发了北京高校学生的自发悼念，其后演变为要求民主、反腐败的大规模示威。邓小平将示威定性为旨在推翻共产党领导的“动乱”，并授意发表了态度强硬的“四二六社论”。这一举动激化了矛盾，导致更多学生和市民涌入天安门广场。
中共高层在应对策略上发生严重分裂。赵紫阳主张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通过对话解决问题，李鹏则坚决拥护邓小平的强硬路线。5月中旬戈尔巴乔夫访华期间，学生的绝食抗议让中国领导人颜面尽失。邓小平最终决定调动军队实施戒严。赵紫阳因拒绝执行戒严令而被免职并软禁。
5月20日戒严令发布后，进城部队遭到北京市民的密集阻拦。6月3日夜间及4日凌晨，戒严部队在向天安门广场推进的过程中开枪，造成了数百名平民和学生的伤亡。这场流血事件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和严厉制裁，中国面临着空前的孤立和内部信任危机。
站稳脚跟与南巡
危机过后，邓小平迅速确立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他向全党强调，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绝不能动摇。面对西方制裁，邓小平采取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的外交策略，通过秘密外交渠道与美国总统布什保持沟通，逐步打破了外交僵局。
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加剧了中共党内的保守情绪。计划派官员借机放缓了经济改革步伐，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倾思潮再次抬头。邓小平对经济增长停滞感到焦虑，他深信只有加快发展才能维持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1992年初，87岁高龄的邓小平视察武昌、深圳、珠海和上海等地。他在沿途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严厉批评了形式主义和保守思想，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明确指出计划多寡与市场多寡无关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南巡讲话得到了地方干部和军队的强烈支持，迫使中央领导层重新确立了加快改革开放的路线。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取得了最终胜利。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
邓小平完成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其他领导人未能完成的使命：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他作为中国转型的总设计师和总经理，将一个封闭、僵化、饱受政治运动摧残的国家，转变为一个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充满活力的现代大国。
作者评价认为，邓小平的治国术体现在他能够准确把握国内外大局，在维持共产党绝对领导和政治稳定的前提下，务实地引入市场机制和西方技术。他废除了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建立了基于绩效和教育背景的精英官僚选拔体系。尽管他在1989年做出了导致流血的武力镇压决定，并在政治体制改革上留下了未竟的课题，但他所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彻底改变了亿万中国人的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