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作彧及其合作者（蔡博方、陈逸淳、张天一）在本书中系统介绍了2005—2025年间国际社会理论的前沿发展。全书共十讲，外加一个以社会理论学习答疑形式呈现的结语。作者群的核心判断是：既有社会理论教材大多停留在以布迪厄为终点的"古典—近代—当代"三分框架中，与2005年之后的社会理论现实严重脱节。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为中文读者提供一套可参与国际学术对话的当代社会理论知识基础。
本书的理论家选择遵循三个原则：所介绍的理论家必须在国际社会理论界已具有广泛影响力、已成为共通话语，但既有教材尚未系统介绍；各理论之间必须有机关联；全书控制在十讲。作者据此选择美国的分析社会学、英国的亚彻、法国的博尔东斯基与拉图尔、德国的霍耐特与罗萨，以及新唯物主义、建制民族志与南方理论，并按学术传承和相互影响组织成一张知识网络。
第一讲：社会理论的基本发展背景
郑作彧将社会理论的发展背景按法国、德国、英语区三个区域分别梳理，刻意突出"西方社会"的内部差异。
法国社会理论的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涂尔干虽为法国社会学奠基人，在世时却两度被法兰西公学院拒绝，社会学直到1930年才由其侄莫斯获得正式学科承认。但莫斯的研究转向了人类学，涂尔干学派的社会学传统实际上后继乏力。二战后"辉煌三十年"期间，法国社会学出现多元繁荣，布迪厄因其研究的批判性与红色五月风暴的天时地利而崛起，几乎凭一己之力扛起法国社会学。在法国，社会学之外的社会理论同样耀眼：索绪尔的语言学、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以及随后涌现的后结构主义思潮（阿尔都塞、拉康、巴特、福柯、德里达），其影响在2010年之后才逐渐消退。
德国社会理论的发展根植于诠释学传统。狄尔泰的精神科学将"理解"与"解释"对立，认为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类精神世界是不科学的，这导致德国社会学长期迟滞。齐美尔和韦伯虽与德国社会学会有关联，但前者自认是哲学家，后者仅将"社会学"当作包装自己国民经济学研究的术语。德国社会学真正获得制度性发展始于1919年三个教席的设立，但直到阿多诺1954年成立德国第一个社会学教研室，学生才能以社会学为主修学科。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在1968年学生运动中成为显学，大量学生涌入社会学系，德国社会学因此获得飞跃发展。此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与卢曼的系统理论二分天下，直到1998年卢曼过世。2000年至今，霍耐特和罗萨继承了批判理论传统，莱克维茨等新生代学者也引起国际关注。
英语区社会理论的重心后来由美国移向英国。帕森斯1937年出版《社会行动的结构》，通过论证功利主义传统的缺陷来确立社会学的学科独立性，他建立的"欧陆四杰"（马歇尔、帕累托、涂尔干、韦伯）起源叙事为美国社会理论奠定了框架。二战后帕森斯的结构功能论随美国霸权传播至全球，但1960年代后因与主流价值观的亲近性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吉登斯1971年出版《资本主义与现代社会理论》，将马克思、涂尔干、韦伯固定为"古典三大家"，并确立了"现代社会"作为社会理论的研究对象。英国的社会理论出版事业——政体出版社、《理论、文化与社会》期刊——在1980年代后成为全球社会理论发展的重要推手。美国的社会理论则因中层理论的影响，逐渐被各子领域的专门理论取代，一般性的社会理论发展趋缓。
第二讲：从中层理论到机制解释——分析社会学
蔡博方在这一讲介绍了以赫斯特洛姆为代表的分析社会学。分析社会学源于美国社会学理论中"宏观/微观解释困境"的脉络，其核心主张是：社会学理论应通过剖析社会机制来给出机制解释，如此才具有充分的解释力。
默顿的中层理论本意是修正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过度抽象，呼吁理论应有具体的经验指涉。但这一概念在半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演变为"中层有余，理论不足"——许多研究者将提出概念等同于完成理论任务，各子领域零散的概念缺乏系统关联。科尔曼的"科尔曼之舟"模型则尝试将宏观现象解析为三个步骤：宏观到微观（情境机制）、微观到微观（行动形构机制）、微观到宏观（转化机制）。赫斯特洛姆继承了科尔曼的三段模型，并进一步将其与科学哲学中的机制概念对接。他将社会机制定义为"规律性地产生某个特定结果的一系列主体及其行动的组合"，并指出机制解释可以完善社会学中常见的覆盖律解释和统计学解释——后两者只能说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相关，却无法澄清因果作用力的具体环节。
赫斯特洛姆将行动形构机制拆解为DBO三要素：期望（Desires）、信念（Belief）、机会（Opportunity）。对于最棘手的转化机制，他寄望于计算社会科学中的智能体模型（ABM），以谢林的隔离模型为例展示了微观互动如何涌现出宏观的种族隔离现象。赫斯特洛姆反对涌现论，认为所有宏观现象都必须还原为微观个体的DBO，但他在将行动主体作为不可再还原的分析单位时，又暗中采用了涌现论的逻辑——这种双重标准构成分析社会学的一个内在矛盾。
斯威德伯格与赫斯特洛姆分道扬镳后，提出了"理论化"概念。他认为社会理论总是只呈现"论证脉络"而隐藏了"发现脉络"，因此呼吁将理论视为一套可操作的研究流程，其中预研究阶段的观察应采用溯因推论——从已知结果反推可能原因，如同侦探办案。理论化概念在美国社会学界获得热烈回响，但也带来了反效果：一些学者将其用于支解理论，而非建设理论。
分析社会学虽然为社会学理论注入了活力，但其根本问题在于将社会理论狭隘地等同于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解释工具，既不考虑社会理论有其他类型与任务的可能性，也不考虑社会可能并非按因果法则运作的客体。赫斯特洛姆和斯威德伯格都回避了科学哲学中关于社会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根本问题。
第三讲：与结构化理论并驾齐驱的英国社会理论——亚彻的形态衍生理论
蔡博方在这一讲介绍了英国社会学家玛格丽特·亚彻的社会形态衍生理论。亚彻曾在布迪厄指导下从事博士后研究，但她发展出的理论与布迪厄已大相径庭。她的理论以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为哲学基础，被社会理论界视为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平起平坐的原创性贡献。
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区分了实在的三个层次（机制、事件、经验）和三个界域（实在域、真实域、经验域）。他认为科学活动是通过可及对象去把握不可及对象的实在，而社会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根本差异在于前者涉及人类主体能动性的介入。巴斯卡的"社会活动转型模式"（TMSA）强调社会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个体总是出生在一个先于自己存在的社会中，社会在分析顺序上优先于个体。
亚彻将巴斯卡的社会活动转型模式发展为完整的社会理论。她首先批判了过往处理"结构/能动"问题的三种取向：向下融接（方法论整体主义）、向上融接（方法论个体主义）、趋中融接（以吉登斯和布迪厄为代表）。她基于涌现论立场提出"分析二元论"——社会结构和人类能动性各自具有涌现特质，不能相互还原，必须分别分析。
亚彻将社会结构的变迁过程提炼为"形态衍生序列"：结构制约→社会互动→结构完善。在结构完善阶段，若社会结构发生改变，即为"形态衍生"；若基本维持原状，则为"形态维持"。她还将社会结构细分为"结构"（物质生产关系与成文制度）和"文化"（认知观念与非成文制度），各自拥有结构涌现特质和文化涌现特质。她用这套分析框架考察教会主导的神学教育如何转变为现代公民教育体系。
在理论发展的第二阶段，亚彻聚焦于人类能动性的形态衍生。她提出"分层化的人类存有"模型，将人的发展分为四个象限：自我→初级能动者（家庭）→团体能动者（组织）→行动者/位格人。人通过"反思"跨越这些阶段；反思是一种"内在对话"过程：关切→计划→实践，以求达成"切合现实的生活方式"。亚彻区分了沟通反思、自主反思、元反思、破碎反思四种形式，并以128人的问卷与背景资料、其中48人的生命史访谈探讨反思类型和社会流动的关系。她的研究发现，沟通反思容易导致社会阶层停滞甚至向下流动，自主反思更可能带来向上流动，元反思多与阶层维持相伴。作者同时提醒，这项研究受时间、地点和样本限制，移到中国等不同社会后未必得到同样结果。
亚彻的形态衍生理论有鲜明的分类学风格，但这也带来了问题：她划分的各类别之间界限并不清晰，形态衍生序列的图中各阶段存在重叠，难以在经验研究中确切判定某一社会现象究竟处于哪个阶段。此外，她虽然提出了"形态维持"与"破碎反思"等消极概念，但讨论重心明显偏向"形态衍生"，对消极面向的分析相对薄弱。
第四讲：后布迪厄时代的法国社会理论——博尔东斯基、艾妮克、拉依赫
陈逸淳在这一讲介绍了布迪厄之后法国社会理论的三位代表人物。布迪厄于2002年过世后，法国社会理论家面临一个困境：要么接着布迪厄的道路走，要么绕开这座大山另辟蹊径。博尔东斯基、艾妮克、拉依赫选择了前者，但各自走出了与老师不同的方向。
布迪厄将社会学定位为"格斗运动"，要求社会学家批判各种隐而未显的支配关系。他的教育社会学研究（《继承人》《再生产》《国家贵族》）认为，教育体系会使阶级不平等延续下去，难以自动促进阶级流动。他用"象征暴力"说明学校如何借助看似中性的教育行动将支配文化正当化；"惯习"与"场域"则是他分析社会实践的一组主要概念。
博尔东斯基是布迪厄最重要的弟子，但他逐渐反叛老师"以批判为己任的社会学"。在与泰弗诺合著的《论正当化》中，他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组织管理牵涉干部阶层、下属阶层各自的利益和相互谴责，长期稳定有赖双方共建管理的正当性。他区分了六种正当化类型（六种"城邦"）：神启之城、家所之城、意见之城、公民之城、商人之城、工业之城。在《资本主义的新精神》中，他追问当代资本主义为何能持续存在，答案在于资本主义不断回应批判而自我调整。他区分了"社会批判"与"艺术批判"两种类型，并指出这两种批判在红色五月风暴后急速衰退；资本主义对批判的吸收和制度调整是衰退的原因之一。
在《论批判》中，博尔东斯基完整提出了"以批判为对象的社会学"。社会学家应理解一般行动者在何种情境下意识到不正义、提出日常谴责，避免站在指导者位置替大众批判。他将社会世界视为类似"法庭"的场景，其中行动者不断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与证明。但他的理论有矫枉过正之嫌：他高估了大众日常谴责的效力，而最终得出的结论——社会学家应说明权力分配的矛盾、削弱支配阶级的特权——与布迪厄的立场并无实质差异。
艾妮克从艺术社会学出发，挑战了布迪厄将艺术价值还原为场域斗争产物的做法。她提出七项认识论主张：反还原主义、非批判的、描述的、多元主义、相对主义、介入式的中立、中肯性的检验。她强调艺术基于独特性，不能简单还原为社会阶级或场域规则的产物，社会学应诠释行动者的主观意义，而非将其贬低为象征暴力下的幻象。
拉依赫是布迪厄的徒孙，他通过批评"惯习"概念提出了"多元个体理论"。个体进入不同社会场域后会形成"异质秉性"，难以维持统一而连贯的惯习。他借用德勒兹的"褶皱"概念描述无数社会经历如何折叠进个体，并以布迪厄底层出身、后来任职法兰西公学院的生命历程说明个体的多元性。他的重复访谈法为研究这种多元性提供了方法论工具。
第五讲：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批判理论——霍耐特的承认理论
郑作彧在这一讲介绍了霍耐特的承认理论。批判理论是社会理论史上唯一一个在清晰世代传承下仍保持蓬勃发展的思想取向，至今已发展到第四代。
霍耐特的博士论文《权力批判》被学界誉为"批判理论的教科书"。该书追溯霍克海默、阿多诺和哈贝马斯的理论传承，指出批判理论第一代停留在哲学层面，缺乏社会学式的经验分析；哈贝马斯通过沟通行动理论加入了社会学的经验内涵，却忽略了沟通也可能造成冲突。霍耐特把承认放在沟通之前，并用承认缺失解释冲突的来源。他由此将批判理论重新定位为以追求"美好生活"为目标的"社会病理学"诊断。
《为承认而斗争》是霍耐特的成名作。他以黑格尔的承认哲学和米德的社会化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承认理论的三个层次：爱（亲情之爱、伴侣之爱、友谊）、法律（权利承认）、社会敬重（对个人独特贡献的承认）。对应的三种蔑视形式为：身体施暴、法权褫夺、诽谤。霍耐特将承认视为构成主体性的基本要素——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可以做什么事，有什么成就，全部需要他人的承认才能成立。他在与弗雷泽的辩论中把承认理论扩展为"道德一元论"，将文化承认和物质再分配都纳入承认问题。
《自由的权利》是霍耐特篇幅最长的专著。他提出"社会自由"概念：消极自由强调不受阻碍，反思自由强调自主设定，社会自由则要求人们在社会关系中通过相互承认来实现自由。他采用"规范重构"的方法，分析家庭、市场经济、政治公共领域三种关系制度中自由的实现情况与错误发展。但这部著作受到诸多批评：霍耐特天真地忽视了家庭中的性别分工与不平等，将市场经济视为相互承认的制度与当代主流经济学观点相悖，且忽略了宗教、教育等重要领域。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他和他曾批评的哈贝马斯一样，预设了承认与自由的社会条件已然存在，却忽略了承认本身往往需要通过冲突才能争取。
第六讲：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批判理论——罗萨的共鸣理论
郑作彧在这一讲梳理了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及其后来提出的共鸣理论。罗萨是霍耐特的弟子，但与他老师不同，他始终热衷于原创理论概念。
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区分了三种加速范畴：科技加速（改变人与空间、社会关系、物的关系）、社会变迁的加速（"当下"时态的萎缩）、生活步调的加速（可客观观察的行为加速与主观时间压力）。他推翻了科技决定论的解释，提出加速的循环推动机制：生活步调加速→加速科技的运用→社会变迁加速→生活步调进一步加速。三种加速各有内在推动力：生活步调加速源于"加速的应许"，科技加速源于经济动力，社会变迁加速源于社会为应对复杂性而加速分化。
在《新异化的诞生》中，罗萨将加速理论与批判理论对接，提出了五种新异化情境：空间异化、物界异化、与自身行动的异化、时间异化、自我异化。但他本人也意识到这种批判过于简单，缺乏充分的理论基础。
《共鸣：世界关系社会学》是罗萨的集大成之作。他提出"美好生活研究本质上必须是一项世界关系社会学研究"的基本命题。他以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在世存有"）和普雷斯纳的哲学人类学（"离心的定位性"）为理论基础，论证人与世界的关系先于人与世界的分立。他将"共鸣"定义为一种人与世界相互开放、相互聆听与回应的关系——既非合音（同一性），也非和谐（总是愉悦）。共鸣要求差异作为前提，要求接受对方的"不受掌控"。
罗萨区分了三种共鸣轴：水平共鸣轴（人与人之间的共鸣，如家庭、友谊、民主政治）、对角共鸣轴（人与物之间的共鸣，如劳动、体育、课堂教育）、垂直共鸣轴（人与超越性世界之间的共鸣，如宗教、自然、宇宙）。在批判层面，他指出当代社会的异化趋势源于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社会结构层面的"提升逻辑"（各领域以不断增长的量化指标为唯一目标）与文化观念层面的"扩大对世界的作用范围"（人们害怕落后，因而持续攫取资源、扩大控制范围）。
罗萨把批判理论的讨论范围扩展到"不只有人"的世界关系，纳入物界、自然、宗教等领域。但共鸣能否充当规范准则，始终是最大的争议点：霸凌者与旁观者之间的关系可能符合罗萨的共鸣定义，却显然不值得追求。此外，人与物之间的共鸣关系——研究者如何判断物是否在聆听与回应人——仍是共鸣理论最薄弱的环节。
第七讲：社会理论的物界研究开端——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
张天一在这一讲介绍了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拉图尔是法国社会理论界中少数绕开布迪厄而另辟蹊径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学者。他的学术生涯始于1975—1977年在索尔克生物研究所的人类学式参与观察；其成果《实验室生活》在科学知识社会学界引起轰动，也使拉图尔开始获得知名度。
拉图尔的实验室研究把科学事实的生产写成一整套社会活动过程，包括科学家之间的讨论、争执、协商、论文写作与修改。科学事实经由这些活动而被"建构"出来。他后来改用"行动"来强调科学知识由无数行动持续生产，这也澄清了将建构等同于"虚构"的误解。
在巴斯德研究中，拉图尔进一步说明行动者与网络是一体两面。炭疽疫情经由清点、统计和报道，才"出现"在法国农业部办公室里；巴斯德铺设了一套将农场改造为准实验室的"网络"，也由此被造就为英雄。拉图尔据此提出"非还原原则"：研究者应先考察场景中各种东西实际发挥了什么作用，避免预设行动者。他将这种研究方式称为"联结的社会学"，区别于以预设概念为出发点的"社会的社会学"。
"行动者—网络"中的连字符不可省略，因为拉图尔想强调两者是同一回事：网络中的行动造就行动者，行动者本身并非原因。他借用格雷马斯的"行动素"概念，将一切产生行动的东西——包括非人的物——都纳入分析范畴。他用"转译"描述行动素如何在相互关联中转化为特定网络里的特定行动者。例如，持枪者、枪、受害者三者在特定情境中相互转译，才分别成为凶手、凶器、受害者，整个情境也才构成凶杀案。
《我们从未现代过》是拉图尔涉入更广泛社会理论讨论的标志性著作。他提出，"现代"的核心是一种将自然与社会、客体与主体进行二分的"纯化"机制，但这种纯化从未真正实现过——科学知识的生产始终涉及社会因素，当代政治也从未脱离生态问题。他认为应该用"对称性"思维取代纯化思维，并提出了"物的议会"概念，呼吁将非人物纳入政治议程。晚年拉图尔更聚焦于生态议题，以"盖娅"概念阐发了一种非总体性的、强调异质性和反馈机制的地球观。
拉图尔的理论开辟了社会理论的物界研究，但他对"物的能动性从何而来"这一关键问题始终缺乏深入讨论。他的写作风格——啰唆、夹杂冷笑话、重要论点散落于细碎语句中——也为阅读设置了障碍。
第八讲：社会理论的物质转向——新唯物主义
郑作彧在这一讲介绍了新唯物主义的三条理论轴线。这一思潮在21世纪初迅速受到关注，内部理论差异极大，但共享两项主张：反对人类中心主义（消解主客二元论），承认物本身具有能动性。
布拉伊多蒂的后人类主义代表了"以人为本"的取向。她以德勒兹哲学为基础，将物质视为不断流动、生成的力之展现，提出"新唯物主义"标签。在她看来，人总在与物融合，物也总在关系中生成——眼镜就是近视者的眼睛，猪心移植后就是患者的心脏。人与物的融合可以突破"人本主义"对人的定义。本内特的食物分析是这一取向的经典案例：食物作为一种有作用力的物，与人融合后影响食品安全法规、肥胖问题、健身产业等人类世界的改变。
博拉德的能动实在论代表了"物人互构"的取向。她以量子物理学的波粒二象性为起点，提出物的实在与观察能动性纠缠在一起，因此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学三位一体。她的"内在作用"概念强调关系先于实体，人与物在关系网络中相互构成。她以孕妇超声检查为案例：超声波因人造仪器而被赋予成像能力，而人因超声图像而获得了"生而为人"的定义。菲什对东京地铁的"机器人类学"研究展示了这一取向的经验应用：轨道交通系统与通勤者之间始终处于一种相互开放的内作用中。
哈曼的物导向本体论代表了"以物为本"的取向。他坚持"扁平的本体论"——凡存在的一切都是同样层次的物，人也是物的一种。他反对向下还原（将物拆解为构成元素）、向上还原（将物置于关系网络中来定义）、文字主义（认为文字命题可以穷尽物的性质）。他提出"物/质裂隙"概念：物的性质和物本身之间有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如同一颗苹果在不同光线下呈现出不同性质，任何一套描述都无法穷尽苹果本身。莫顿在此基础上提出"超物体"概念——气候、台风、黑洞等规模庞大、超越一时一地的实存物——用来说明人与物可能融合、相互构成，也可能相互毁灭。
新唯物主义内部存在两个未解决的争论：一是"物"的概念本身极为模糊——光、能量、信息、美国南北战争都被当作"物"来讨论，各理论家之间可能从未真正对上话；二是新唯物主义因聚焦于物而忽略了阶级、性别不平等、权力压迫等人类社会的批判议题，尽管本内特等人尝试论证新唯物主义可以扩展批判的范畴，但目前这方面的讨论仍相当薄弱。
第九讲：从性别出发的社会理论——建制民族志与南方理论
蔡博方在这一讲介绍了两位从性别研究出发、最终影响整个社会理论的重要学者。史密斯和康奈尔都来自学术"半边陲"地带（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她们的理论发展路径为"双向去中心化"提供了重要参考。
史密斯以女性主义立场论为起点，强调知识的产生必然基于特定的社会立场。她提出的"分叉意识"概念描述女性在公领域（职场）与私领域（家庭）之间因立场不同而产生的断裂经验。她后来将立场论扩展为更广泛的"常民社会学"：社会学的研究问题应取自常民日常生活中遭遇的具体困境，避免只在理论大师的文献中寻找题目。
建制民族志是史密斯的主要方法论贡献。她认为社会由无数"协作"构成；当协作中的差异被掩盖或忽略并成为重复模式时，便形成"支配关系"。这种支配关系往往通过"文本中介"（合同、手册、表格等）来运作，形成"工作知识"，让常民不知不觉地陷入困境。建制民族志要求研究者融入常民生活，找出这些支配关系，并将研究成果回馈给常民。例如，研究者可以据此发现，高校"非升即走"制度的时间规定基于男性立场，忽视了女性生育与照料的时间成本，构成了对女性青年学者的支配关系。建制民族志在社工、教育、医疗社会学等领域有极大影响力，但其理论本身存在一个矛盾：它声称反对"理论先行"，本身却又是一套高度指导性的理论。
康奈尔的学术起点是男性气质研究。她把男性气质放进"性别关系"的多重面向（权力关系、生产关系、欲力关系、象征关系）中考察，避免直接等同于父权制，并区分出霸权型、从属型、共谋型、边缘型四种类型。她通过历史分析指出，西方标准男性气质由"世袭的男性土地贵族"演变为"官员或商人"形象，与公民权利扩展、理性思维与专业技能受到重视、工业资本主义的性别分工体制等因素密切相关。
《南方理论》是康奈尔最具影响力的著作。她通过梳理社会学教材史发现，今天被视为"古典奠基者"的韦伯、涂尔干、马克思，其地位的确立实际上是一个美国社会学内部的历史建构过程，与帝国主义扩张、二战后的国际格局密切相关。她将这种在英美核心国家形塑出来的主流社会理论面貌称为"北方理论"，指出其四个特征：省略特定语境以宣称普遍性；阅读与引用的文献集中在欧美核心国家；排除被殖民地区的经验；抹除不符合"宗主国"意识形态的经验。她倡议建立"南方理论"——从在地土地出发的社会理论，对知识流通保持警觉，从非北方的思想资源中挖掘被忽略的理论可能性。但南方理论也面临问题：如何避免从"学术殖民"的反抗变成新的"学术殖民"？南方社会之间如何避免内部的支配关系？
第十讲：补充——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
郑作彧在最后一讲补充介绍了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卢曼的理论虽然在法学、哲学等领域有历久不衰的影响力，但在社会学界——尤其是中国社会学界——长期被严重忽视或误解。
卢曼的理论起点是对帕森斯结构功能论的批判性颠倒。帕森斯认为先有总体系统规定好子系统的运作模式（结构），然后子系统发挥功能；卢曼则认为，当某种问题解决方式被稳定重复采用而成为固定模式时，系统才会形成——功能先于结构，这就是"功能结构论"。基于此，卢曼将分析视角由"整体/部分"转换为"系统/环境"：现代社会通过功能分化形成许多社会系统，没有任何一个系统充当"中心"或"整体"，各系统都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可总结为：社会系统是由沟通构成的自我生产的系统。沟通由信息、告知、理解三个选择环节组成，且沟通的双方"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沟通本身按照系统自身的逻辑持续运作。社会系统通过"观察"（区分与标示的运作）来维持"系统/环境"的差异，并通过"再进入"在系统内部建构出环境，以延续自身的观察。社会学家需要做的是"二阶观察"——观察社会系统如何进行观察，看到系统看不到的东西。
卢曼借用了马图拉纳与瓦雷纳的"自我生产"概念（虽然两位生物学家并不认同这种跨界套用），宣称社会系统是一种以自身逻辑进行运作与再生产的封闭系统。每个社会系统都通过"自我指涉/异己指涉"的二元符码来运作（如法律系统的"法/不法"），借助"象征一般化的沟通媒介"（如经济系统的"钱"、政治系统的"权力"）来降低沟通的双重偶然性。
卢曼的社会系统理论实质上是一套去道德化的理论：现代社会各功能系统只会以自己的方式解决问题，普遍道德与共识难以统摄所有系统。批评者认为这种立场对社会改善毫无责任感，赞赏者则认为它如实描述了社会运作。卢曼常以"我建议"提出命题，缺乏严密论证便直接宣称，这种写作风格容易让读者走向盲目崇拜或全盘否定。
结语：社会理论学习的疑难与回答
郑作彧在结语部分以答疑形式回应了中国社会学人在学习社会理论时常见的三类问题。
关于阅读与学习问题，他建议将社会理论的学习理解为"扩大地图"，放下"填满拼图"的目标。每读一篇文献，就像在黑暗中投射出一束光照亮知识地图的一块区域；阅读者可以先求大概理解，通过持续阅读让各区域逐渐连接起来，无须追求一次弄懂每一句。他倡导"允许知识的不受掌控"的心态，把理论学习的目标定为不断进步，放下寻找标准答案的期待。
关于理论运用问题，他指出困扰中国学人的"理论与经验两张皮"现象，根源在于将社会理论误当作解释工具。社会理论是思想，其任务是提问而非解释。正确的做法是：面对某个现象，去看某个理论有哪里说得不具体或不好，这种不足能启发我们提出什么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评价社会理论的标准在于它能否开启提问的视角，而不在于它是"西方的"还是"中国的"。
关于理论贡献问题，他指出，"缺乏理论贡献"通常指文章没有与学术社群产生联系、没有将自己镶嵌在学术知识地图上，并不等于作者必须提出原创理论。研究者应明确选定学科领域作为学术立场，系统性地提出过往研究的不足，用自身研究成果与过往研究进行对话，论证研究成果如何扩展所处学科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