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mon Ground

J. Anthony Lukas 的《Common Ground》记录波士顿在 1968 年至 1976 年间围绕公立学校种族融合（"校车接送"）爆发的冲突。全书二十九章正文按三个家庭的故事交替推进——白人自由派迪弗家、黑人特怀蒙家、爱尔兰裔工人阶级麦高夫家——中间插入五位机构人物的专章：学校委员会主席路易斯·戴·希克斯、联邦法官 W. 阿瑟·加里蒂、红衣主教翁贝托·梅代罗斯、环球报主编托马斯·温希普、市长凯文·怀特。书末附尾声、致谢与作者简介。

Lukas 在书前的"作者注"里交代了写作边界：全书是非虚构作品，人物、姓名、居住地、个人生活细节都真实，没有伪装或美化；对话基于至少一位参与者的回忆。他挑选三个家庭，依据的是他们生活的强度和投入，他们代表不了任何统计平均。他承认自己起初以为能从三家人生轨迹的交叉里读出清晰的道德判断，相处越久，越难给具体的人贴上简单的罪责标签。

这个结构让制度史与个人生活互相说明。每个家庭章节都会回到某个具体人物的一天，而五个机构专章提供立法、判决、教会、报纸和市政的宏观背景。尾声则把每个人的下落交代到 1980 年代中期。

三个家庭在 1968 年 4 月的各自反应

1968 年 4 月 4 日马丁·路德·金遇刺是全书叙事的起点，三位主人公在同一个夜晚给出三种反应。

科林·迪弗是哈佛法学院三年级学生、《哈佛法律评论》的编辑，已接受华盛顿威玛律师事务所的职位。金遇刺当晚他正与妻子琼收听电台，随后几天里他反复思考那场在纪念教堂举行的追思仪式——白人人群与黑人学生分开在室内外，让他一再自问：这个国家会不会真如凯纳委员会报告警告的那样走向"两个社会"。几个月后，他响应凯文·怀特在哈佛法律评论年宴上的演讲，放弃威玛的职位，以八千美元年薪（比威玛少六千美元）进入市政厅。

蕾切尔·特怀蒙是罗克斯伯里奥尔查德帕克公共住房里的黑人母亲，靠福利金养活六个孩子。金遇刺当晚，她的服装店橱窗被人砸碎，儿子理查德和乔治在外面的街上向警察扔石头。她在金入殓的电视直播里哭了出来。金在波士顿大学神学院读书时曾在第十二浸信会布道，那时她十五岁，觉得他的布道"令人着迷"；1965 年金来波士顿举行民权集会时，她的弟弟阿诺德·沃克给金开过车。这些早年接触让金在她后来的生活里成为个人记忆的一部分。

艾丽斯·麦高夫是查尔斯顿海军码头军官俱乐部负责存衣和沙拉的工人，住在邦克山公共住房里，丈夫丹尼在酒吧当侍者。她在厨房里听到金遇刺的消息，没有为金流泪。她认同金在南方的斗争，但金 1965 年到波士顿公园举行集会时她问过："他到这儿来干什么？"在她看来，波士顿对黑人并不像伯明翰或塞尔玛那样充满敌意。这个晚上成为她与民权运动疏离的标记。

家族史：三家人各自的迁徙路径

Lukas 为每个家庭各写了一段上溯数代的迁徙史。这些谱系说明三家人在波士顿的立足方式完全不同，也让金遇刺之夜的反应有了各自的纵深感。

特怀蒙家的母系（詹金斯家）出身弗吉尼亚汉普顿的奴隶。内战前他们跟随主人去了新斯科舍，在只有他们一户黑人的白人村庄里生活；父系（沃克家）是弗吉尼亚的自由黑人，八岁的范妮 1833 年被拐卖到佐治亚州，在伯克县的种植园里做家仆，后代在佃农制度里耕作。1920 年代棉铃象鼻虫毁掉棉花后，沃克家北上波士顿。两系在波士顿结合，婚姻里带着"波士顿老居民"与"佐治亚佃农"之间的裂痕，这种裂痕在蕾切尔父母身上延续，又在她与来自亚拉巴马的丈夫海伍德·特怀蒙的婚姻里重演。

麦高夫家的母系（柯克家）是爱尔兰劳斯郡的天主教农户。18 世纪末的教派战争中，家族里有人被指控向英国人告密，被同乡称为"Butchy"；19 世纪中叶，一个同名者因参与刺杀地主的"Ribbonman"行动被绞死。这两个同名詹姆斯·柯克在家族记忆里一正一反，忠诚与背叛成为这个家族反复出现的主线。大饥荒后，帕特·柯克 1865 年乘船到波士顿，落脚查尔斯顿。家族在波士顿的第一个据点就是查尔斯顿，这与后来麦高夫家在查尔斯顿的命运首尾相接。

迪弗家的谱系最复杂。母系的麦凯克尼家 1755 年从苏格兰到缅因，祖上做过民兵医生和镇民大会主持人；父系 1856 年进波士顿做服装生意时，迈伦·威尔莫特担心伙伴海勒姆会被误认为爱尔兰人，劝他把姓氏按苏格兰拼法写作 Makechnie，这个拼法从此固定。科林的父亲本·迪弗 1924 年从英国经加拿大到波士顿，在 MIT 的照相实验室工作。科林在列克星敦长大，那里每个 4 月 19 日都重演"响彻世界的一枪"；他的妻子琼·梅克尼的祖先里既有列克星敦的帕克上尉，也有邦克山的普雷斯科特上校。革命历史的纪念传统是这个家庭自我认知的一部分。

第 5 章写波士顿黑人社区时，Lukas 还交代了社区内部的三层分化："黑人布拉明"（老居民）、"Homies"（南方新移民）和"Turks"（西印度移民）彼此猜忌。蕾切尔的母亲海伦属于以与白人交往为荣的老波士顿一系，父亲昆尼是佐治亚来的佃农，两人婚姻里的冲突正是这种分化的缩影。阿诺德·沃克后来改名哈桑·谢里夫、转向伊斯兰教，走的也是这条分化线里的另一条路。

波士顿的学校问题与《种族失衡法》

Lukas 用大量篇幅交代了波士顿公立学校制度的由来和病灶。学校委员会从 19 世纪中叶爱尔兰移民涌入后逐渐由爱尔兰裔把持，到 20 世纪中期，委员、教师和行政人员几乎全是爱尔兰裔。委员会靠人事权维系自身：1970 年的一项统计显示，委员会投票中只有 14% 涉及教育政策，74% 涉及人事任命；系统中姓萨利文的有 68 人、姓墨菲的 61 人、姓麦卡锡的 40 人。学校委员会更像就业机构，教育反而退居其次。

1954 年布朗案判决"隔离但平等"违宪，沃伦大法官在脚注里特别提到波士顿——1855 年马萨诸塞州立法废除了法定学校隔离。这给了波士顿一份"清白证明"，也埋下了后来的争论。1963 年，黑人家长和 NAACP 要求学校委员会承认"事实上的隔离"（de facto segregation），主席路易斯·戴·希克斯先同意发表一份妥协声明，随后在一天之内收回，理由是黑人领袖篡改了她的文字。1965 年州议会通过《种族失衡法》，把"失衡学校"定义为黑人学生超过 50% 的学校，成为联邦内第一部禁止事实上隔离的州法律。法案的主要支持者来自郊区，波士顿则被划进必须执行的范围。希克斯把法案中的校车提议称为"不民主、不美国、荒谬地昂贵"。

Lukas 没有回避这一立法框架的局限：法案只约束波士顿、斯普林菲尔德和剑桥三座黑人足够多的城市，同样接近全白的布鲁克莱恩、牛顿、韦尔斯利郊区学校不受约束。他转述了游说界的一句经验法则：支持民权立法的概率与法案可能适用的距离成反比——离得越远越支持，离得越近越反对。

诉讼与裁决：摩根诉亨尼根

1971 年州教育委员会与学校委员会僵持不下，黑人家长分别向州法院和联邦法院起诉。联邦案件摩根诉亨尼根（Morgan v. Hennigan）1972 年 3 月立案，按照法庭的抽签分配制度，案件落到了法官 W. 阿瑟·加里蒂手里。

加里蒂是爱尔兰裔法官，伍斯特人，哈佛法学院毕业，做过肯尼迪竞选活动的组织者和联邦检察官。Lukas 写了这个人的两面：他的曾祖父 1848 年从爱尔兰斯莱戈郡来美，家族里有废奴传统；他本人谨慎、勤勉、保守，在药物案件上量刑极重，被一位刑事律师称为"清教徒"。加里蒂把裁决放在几十年的判例脉络里：布朗案之后，南方用"自由选择"等手段规避判决，直到 1968 年格林案和 1971 年斯旺案，最高法院才确认校区有"积极主动的义务"实现去隔离，并允许包括校车在内的手段。1973 年凯斯案（Keyes v. School District Number 1）确立了"隔离意图"的推定规则，把北方学校纳入审查范围。

1974 年 6 月 21 日，加里蒂发布 152 页的意见书，认定学校委员会"明知故犯地推行了影响全市学生、教师和学校设施的系统性隔离计划"，整个波士顿学校系统违宪。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先后维持了判决。他随即采用州教育部门查尔斯·格伦起草的计划作为第一阶段补救措施，把南波士顿与罗克斯伯里配对互送学生。格伦后来承认，划分学区时"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这两个社区混在一起"；一些教育界人士认为存在替代方案，比如把南波士顿与相邻的多切斯特配对，或把学生送往中立地点。

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校车计划的落地与后果

1974 年 9 月 12 日开学，八十所受影响学校大多平静，但南波士顿高中门口的巴士遭到鸡蛋、石块和瓶子袭击。Lukas 记录了随后一年里南波士顿与罗克斯伯里的暴力循环：海地裔维修工让-路易斯在红灯前被拖出汽车群殴，次日罗克斯伯里的黑人学生暴动，萨金特州长调来国民警卫队。第一阶段只覆盖全市约四成的学校。

第二阶段从 1975 年 5 月加里蒂的裁决开始。他以马斯特斯小组的建议为基础做了改动：全市统一种族比例（东波士顿除外）、南波士顿与罗克斯伯里重新配对、把校车学生数从 1.49 万增加到 2.5 万。马斯特斯小组负责人、前州检察长埃迪·麦科马克认为这些改动毁掉了方案的共识基础，愤怒到第二天不敢看报纸。加里蒂在裁决里写明"法院并不赞成校车接送"，但他看不到别的办法。

Lukas 给出了衡量后果的数据。1972 年（加里蒂听取证词的那一年）波士顿公立学校在册学生约 9 万人，白人占六成；1974 年降到 8.2 万，白人占 55%；1976 年只剩 7.1 万，白人占 44%。四年里系统流失了近两万名白人学生。他同时记录了一个反例：白人流失在加里蒂接手之前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出生率下降和中产迁居郊区都在起作用，迪弗家自己搬走时也同时受到犯罪、噪音和官僚体制不作为的推动。但无论直接归因于裁决的比例是多少，白人流出的确削弱了融合的目标，到 1976 年底少数族裔已成为系统内多数。

三家人如何经历校车危机

在立法、判决和暴力的框架之内，三家人的具体经历构成全书的主体。

特怀蒙家的孩子 1974 年被送到布莱顿高中，那里种族矛盾较轻；1975 年第二阶段，卡桑德拉被分到查尔斯顿高中，妹妹蕾切尔被分到爱德华兹初中。卡桑德拉在查尔斯顿高中的第一年经历了金属探测器、白人的辱骂和课桌上"bushboogie""monkey man"的涂鸦。她和同学组织了少数族裔学生理事会，在 10 月 20 日一场斗殴后发起罢课，把 23 条诉求交给校长弗兰克·鲍尔。蕾切尔作为家长代表参加种族家长会，看到查尔斯顿的家长以抵制拒绝合作；她一直相信融合值得坚持，但学校里的现实让她的信念动摇。校长鲍尔在 10 月 23 日辞职。

麦高夫家在查尔斯顿长大。1975 年第二阶段把黑人学生送进查尔斯顿高中，艾丽斯把三个最小的孩子送进天主教学校，大一点的比利、莉萨、凯文留在查尔斯顿高中。开学当天，莉萨穿过警察的封锁线走进装了金属探测器的高中；她的弟弟们在"绿店帮"的圈子里参与了街头的石头战。艾丽斯加入了反校车组织 ROAR 的查尔斯顿分支 Powder Keg，参加祈祷游行，在警察的封锁线前被推下街。她的女儿莉萨后来当上 1977 届学生会主席，领导过一次反对学校政策的学生抗议，1976 年 4 月 5 日她在市政府广场目睹了泰德·兰兹马克被打。她在 1977 年 6 月 7 日毕业，毕业典礼前夜母亲艾丽斯刚从医院请假出来。

迪弗家住在南端的一栋维多利亚式联排住宅里，两个孩子上南端实验性的班克罗夫特学校。1975 年加里蒂的第二阶段计划把班克罗夫特保留为全市唯一的幼儿园到八年级学校，却重划了学区，把学校原有的黑人家庭区域换成别的公共住房区。班克罗夫特从此被塞进 253 名学生，而校舍容量只有 200 人，阅读成绩下滑，布拉德的阅读分数还倒退了。南端街头的犯罪让迪弗家变得高度警觉，科林曾拎着棒球棒追一名抢包者，琼则就治安问题向市长和法官写信。1976 年他们买下牛顿角的一栋房子，搬出南端。

五个机构人物

五章专章分别处理了在冲突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个人与机构。

路易斯·戴·希克斯是法官之女，波士顿学院法学院毕业，1961 年当选学校委员会委员，次年成为主席。她在 1963 年收回对 NAACP 的妥协声明后转向强硬立场，"你知道我的立场"成为她的竞选口号。Lukas 用她自己早年与黑人、犹太同学一起读法律的事实来说明她个人的复杂性，同时指出她的转向更多出于政治算计而非顽固的种族主义。她在 1967 年市长竞选中输给凯文·怀特，1970 年当选国会议员，1971 年再选市长失败。书里还写到她无法控制的极端派系——达珀·奥尼尔、皮克茜·帕拉迪诺和约翰·克里根——比她走得更远。

法官加里蒂在裁决后成为波士顿白人攻击的对象，住宅外被示威，他坚持不换电话号码。他相信自己按"自然法"和宪法的要求行事。Lukas 把他描述成一个把种族仇恨当作与毒品、色情同类的道德罪行来对待的法官，并引用他获波士顿律师协会公共服务奖时的讲话。

红衣主教梅代罗斯是亚速尔群岛葡萄牙移民之子，1970 年从得克萨斯州布朗斯维尔主教任上调任波士顿总主教。波士顿的爱尔兰天主教会一百多年来第一次由非爱尔兰裔主持，他上任前后遭到一系列攻击（焚烧十字架、纵火）。他在布朗斯维尔支持过农场工人罢工，但在波士顿的校车冲突里态度摇摆：既说"从道德上讲应该融合"，又说"我一向反对校车接送"。他拒绝进入南波士顿和查尔斯顿，怕被扔石头，这番话在 1976 年见报后激起更大反感。

环球报主编温希普的专章从报纸历史写起：它 19 世纪靠争取爱尔兰移民读者起家，20 世纪中叶变得谨慎中立（长期不发表政治背书、主编按署名"Uncle Dudley"），温希普 1965 年接任后转向激进的自由主义。环球报支持加里蒂的裁决，这使它成为反校车力量攻击的目标：报社大楼被枪击，报纸被抵制，市内发行量减少约 1.5 万份。报社内部的商业部门与编辑部门为此发生分歧，1975 年环球报因"对波士顿学校去隔离冲突的全面而平衡的报道"获得普利策公共服务金奖。

市长凯文·怀特 1967 年当选，金遇刺后他把注意力转向黑人社区，被称为"黑人市长"。他的市府班子汇集了一批年轻自由派，包括科林·迪弗和巴尼·弗兰克。校车裁决让他陷入两难：他需要白人街区选票，又需要维持城市秩序。Lukas 记录了他与希克斯的秘密交易、对加里蒂的愤怒（"那个傲慢的混蛋"）、1975 年与蒂米蒂的艰难连任，以及 1976 年之后转向强权政治的过程。

作者的分析框架：共同体与平等

Lukas 在全书里反复使用一对概念来解释冲突的根源：共同体与平等。第 11 章有一段集中论述：美国政治从一开始就有两套体系，一边是约翰·温思罗普"山巅之城"里的共同体理想，一边是《独立宣言》里的平等原则；林肯-道格拉斯辩论把这对矛盾摆上桌面，林肯主张"一切人的平等"来自自然法，道格拉斯主张"人民主权"、即社区决定自己事务的权利。19 世纪 60 年代民权法与反贫困法同时立法，一个强调联邦对地方事务的干预，一个鼓励"社区控制"，两股力量从一致转向对立。在波士顿，这两股力量都汇聚在凯文·怀特身上——他一边创建小市政厅给街区自治，一边承诺种族平等，最终两者互相牵制。

这个框架没有垄断解释权。Lukas 多次写到阶级维度：罗伯特·科尔斯在环球报访谈里说"问题的最终现实是阶级"，白人蓝领与黑人都在争同一块有限的蛋糕；南端的绅士化被写成阶级冲突，白人中产与黑人和波多黎各穷人之间的对立超过单纯的种族对立。全书对"白人外流"的记录也指向这个维度——中产家庭不管肤色都在离开公立学校系统。

反校车运动还把自己放进 1775 年的革命传统里。查尔斯顿在 1976 年建国两百周年时把加里蒂比作英王乔治三世，Powder Keg 在波士顿惨案重演现场抬着棺材抗议，海报上写着"两百年后我们又回到了原点"。Lukas 记下了这种历史类比，也记下了它如何让对立双方都宣称自己继承了美国革命。

证据、反例与限制

Lukas 在书中保留了大量与主导叙事冲突的证据，没有抹平它们。

一个重要的反例是科曼报告。第 8 章写到，1966 年詹姆斯·科尔曼主持的调查发现，黑人与白人学校在硬件和课程上差异很小，融合本身对标准化考试成绩影响有限，真正重要的变量在家庭和阶层。这个结论与当时"融合必然提升学业"的主流信念相悖，在哈佛引发争论。Lukas 没有让这个证据直接推翻书中的主角，而是让它与蕾切尔·特怀蒙的现实观察并列——她从不指望融合本身保证孩子的教育质量，她看重的是资源分配和将来在"白人世界"里生存的本领。

另一个反例是波士顿本身的特殊性。布朗案的脚注给了波士顿"1855 年已废除隔离"的清白证明，但加里蒂的裁决恰恰建立在学校委员会后来多年故意操纵学区、开放注册和招生渠道的证据上。Lukas 呈现了两边的论证：校方说隔离只是住房格局的结果，原告则用委员会会议记录证明隔离是系统性的故意行为。

书的边界也写得很清楚。Lukas 没有掩饰校车计划执行中的失败案例：联邦补贴的 221(d)3 住房项目（如 Methunion Manor）因低估运营成本、空置商业空间和高通货膨胀而违约，波士顿 73 个此类项目中有 70 个违约；B-BURG 贷款计划本意是帮黑人购房，实际把贷款限定在狭窄的走廊里，配合房地产炒作，把马塔潘的犹太人口从约 9 万压到 1500，加剧了隔离。这些例子让科林·迪弗在书末得出一个谨慎的结论：政府干预的意图与后果经常分离，法官主导的大规模补救措施可能适得其反。他同时承认自己搬离南端与他的信念存在矛盾。

尾声：人物归宿

尾声把各人的下落交代到 1985 年前后。科林·迪弗在波士顿大学教法律与公共管理，1983 年出任州伦理委员会主席；琼·迪弗仍是 Hyams 信托的执行主任。蕾切尔·特怀蒙 1979 年起在 MIT 医疗部做医疗助理，仍住在 Methunion Manor；卡桑德拉在亚特兰大学医学助理；乔治上了田纳西州立大学，后来进入神学院；弗雷德里克在康科德监狱服刑五年后转入波士顿的释放前中心。艾丽斯·麦高夫仍在电话公司工作，和三个最小的孩子住在查尔斯顿；莉萨嫁给了约翰·柯林斯；丹尼在肯尼迪服务中心做就业官员。路易斯·戴·希克斯 1979 年落选市议会，凯文·怀特给她安排了退休委员会的职位。加里蒂仍担任联邦法官，1982 年把案件监控责任逐步移交给州教育委员会。梅代罗斯 1983 年去世。凯文·怀特因竞选资金问题接受联邦调查，1983 年宣布不再寻求第五个任期。班克罗夫特学校被改造成豪华公寓。

写作方法与材料

Lukas 用了七年时间完成此书，致谢里列出数百位受访者和多种文献来源。他把三家的采访建立在数百小时的正式录音访谈、随意交谈和电话补查上，并阅读了他们的通信和保密档案。书中的历史段落大量引用专著、论文、报纸和会议记录，致谢部分列出了十余种特别有用的书籍与学位论文。

对读者而言，《Common Ground》提供了一种理解城市冲突的方式：把制度史（学校委员会、州立法、联邦法院、住房政策）放进具体家庭的日常经验里，让政策决定与个人处境互相说明。它同时提醒读者，这类叙事依赖参与者的记忆和选择性材料。Lukas 在致谢里写道，三家人"向我打开了他们的生活，坦率而宽容"——这种开放既是素材的来源，也意味着叙述者接受了一部分参与者的自我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