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猬与狐狸》是伯林 1951 年在牛津发表、1953 年扩充成书的长文，副题为"论托尔斯泰的历史观"。中译本由唐建清翻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5 年出版，依据 2013 年第二版译出，前有叶礼庭写的序言，后有亨利·哈迪编的第二版附录。文章从古希腊诗人阿基罗库斯的残篇出发，把作家和思想家分成刺猬与狐狸两类，再用这对范畴追问托尔斯泰属于哪一类，并顺着这个问题进入《战争与和平》尾声部分的历史哲学。
伯林在附录的信件和访谈中说明，这个说法起源于 1930 年代牛津教师休息室里的一场游戏。他口述了初稿，1951 年以《列夫·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主义》为题发表，1953 年应出版商乔治·韦登菲尔德的要求扩充成书。新增的部分讨论了托尔斯泰与迈斯特关于"不可阻挡的"和"不可避免的"两个概念的含义，并加入纪念他的朋友贾斯珀·里德利的两节，后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
伯林在文章中提出的主要假设出现在第一部分末尾：托尔斯泰天生是狐狸，却相信自己是一只刺猬。他的天赋和成就是一件事，他的信仰以及他对自身成就的解释是另一件事；两者之间的冲突在他对历史的看法中表现得最清楚，因为他的历史学说里既有他最精彩的段落，也有最矛盾的段落。
阿基罗库斯的残篇：刺猬与狐狸
阿基罗库斯的残篇只有一句话："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刺猬只知一件大事。"学者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有分歧，伯林采用的直译在他向三位希腊学者请教之后被认为是可行的。他提醒读者，这个隐喻只能作为一个开场白，不能过度解读。
按照伯林的划分，刺猬把一切言行与单一的中心视角、一个普遍的组织原则联系起来；狐狸追求许多往往互不相关甚至互相矛盾的目标。他把但丁、柏拉图、卢克莱修、帕斯卡、黑格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易卜生、普鲁斯特归入刺猬，把希罗多德、亚里士多德、蒙田、伊拉斯谟、莫里哀、歌德、普希金、巴尔扎克、乔伊斯归入狐狸。他也承认，强行采用这种二分法会变得做作、迂腐、荒谬。
陀思妥耶夫斯基关于普希金的演讲提供了一个例证。伯林说，这篇演讲没有讲清普希金的天才，它讲清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的天才，因为演讲把普希金——19 世纪最伟大的狐狸——描绘成传递单一普遍信息的先知，而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宇宙的中心。俄罗斯文学的整个谱系可以摆在普希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之间，果戈理、屠格涅夫、契诃夫、勃洛克都能按与这两位的关系定位。
托尔斯泰属于哪一类，这个问题却得不到直接答案。伯林说，困难的一部分来自托尔斯泰本人：他意识到这个问题，并且尽可能伪造了答案。
托尔斯泰的历史怀疑论
托尔斯泰对历史的兴趣很早就出现，动机在于洞察最初成因，理解事情为何这样发生。他偏爱具体的、经验的、可证实的东西，本能地不信任抽象的公式和形而上学，把黑格尔的著作称作夹杂陈词滥调的胡言乱语。他相信只有历史——时间与空间中具体事件的总和——才包含真理。但失望也随之而来：历史学家写出的历史提出它不能满足的要求，假装成能得出确定结论的科学。他抱怨历史是"一门最落后的科学"，呈现的只是一连串无法解释的事件。
《战争与和平》用大量场景把"现实"与历史学家的"全景图"对立起来。尼古拉·罗斯托夫在舍恩格拉本看到巴格拉季翁公爵骑马驰过战场，无论事实上还是在军官们的头脑里，这位将军的出现都没有让混乱的战斗变得清晰，却振作了士气，让所有人——包括巴格拉季翁自己——相信战斗受他的指挥。安德烈公爵逐渐认定，斯佩兰斯基、亚历山大皇帝都在系统性地欺骗自己，以为自己的法令和决议推动历史，而实际上他们在虚空中妄自尊大。皮埃尔在博罗季诺战场上四处游荡，找不到历史书和绘画描绘的那种战斗，只看见普通人在满足日常需求时的困惑。
托尔斯泰拿官方叙述开刀，最辛辣的讽刺留给军事理论家和拿破仑。他戏仿历史教科书的一段话概括了他的对象：路易十四骄傲而自信，有很多情妇和大臣，把法国统治得很糟糕；巴黎聚集了二十几个写书的人，主张人人生而自由平等；全法国开始互相残杀；拿破仑征服了很多人，因为他是个伟大的天才。托尔斯泰追问，这类叙述把事件归因于"力量"，却从未说明"力量"这个词的含义。权力授予、社会契约、伟人性格、时代精神，所有这些解释在他看来都只是以晦涩解释晦涩。
他的正面主张是一种历史微分学：把无限小的人类与非人类行为整合起来，才能避免把历史分解成任意的片段。他承认，我们不知道事情如何发生，原因在于成因的多样性、最终单位的微小，以及我们无力收集足够的材料，与神秘的不可接近性无关。自由意志是一种无法摆脱的幻觉，源于对真正原因的无知；但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全部因果链，因为原因的数量无限大、本身无限小，而人一旦感觉到因果链的重量就无法行动。
批评者的回应
《战争与和平》出版时，这一套议论遭到一致批评。屠格涅夫把托尔斯泰的历史研究称作"闹剧"和"诡计"，福楼拜抱怨他"唠唠叨叨，大谈哲学"，博特金说小说的历史哲学琐碎而肤浅。历史学家维特梅尔批评史实不准确；什克洛夫斯基后来证明作者在掌握原始资料的情况下有意篡改细节，为了意识形态目的。谢尔古诺夫把这种清净无为称作"沼泽哲学"。
在认真反驳的人当中，伯林格外看重历史学家卡列耶夫。卡列耶夫承认托尔斯泰谴责"英雄""历史力量"这类抽象实体是对的，但他指出托尔斯泰走得太远：否认历史是一门科学、否认社会观察能够产生可靠知识，等于废除了历史本身。个人意志虽然有限，却有强弱之分，有些意志确实改变了群体生活；社会科学的法则只是统计上的概率，并不像托尔斯泰说的那样是可怕而不可阻挡的"力量"。
伯林认为卡列耶夫的反对是"最明智、最清晰"的，却认为他没有抓住要点。托尔斯泰的工作主要在于揭穿虚假的解释，他所要建立的"自己的竞争性理论"只留下《战争与和平》里那套单薄的"积极"学说。真正推动托尔斯泰的是更私人的东西：一种发生在他的实际经历与他的信仰之间的内心冲突。
冲突的根源：狐狸的天性与刺猬的信仰
俄罗斯批评家艾亨鲍姆提出，托尔斯泰最苦恼的是缺乏积极的信念。伯林认为这个理论大体有效。托尔斯泰看待世界的方式是狐狸式的：他比任何在世作家都更敏锐地感知每个对象的独特性，能把一种情感的确切品质、一个眼神、一次情绪波动的质地完整呈现出来。他一生都在寻找一座足以抵挡他破坏力的大厦，一座坚不可摧的真理基石，却始终没有找到。他希望被一个不可撼动的障碍物阻挡，他猛烈的炮弹却一再击穿对手的防御。
他的信仰与他的天赋相反。他提倡单一且包容的视角，宣扬单纯性，把意识简化到某个单一层面：好人的标准、农民的意识、脱离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基督教伦理。伯林写道，这种冲突反映了道德生活与现实之间尚未解决的矛盾，而《战争与和平》就是在这种激烈的冲突中产生的。作品不可思议的坚固性不应让人忽略那条深深的裂痕。
悖论也出现在这里：理想的"整合"要求历史学家把无限小的单位合理统一起来，而"现实"的意义恰恰在于这些单位各自的差异。托尔斯泰把"现实感"置于科学之上，但他的现实感本身不足以支撑一套对事实的总体叙述。
思想的来源
伯林逐一考察托尔斯泰历史观的可能来源。卢梭影响了他对土地与农民的理想化、对纯朴生活的推崇，但卢梭本人极度忽视历史，托尔斯泰的历史理论在卢梭那里找不到痕迹，社会契约论恰恰是托尔斯泰嘲笑的对象。斯拉夫主义者与托尔斯泰有共同的敌人——实证主义、科学唯物主义的史学——但斯拉夫主义以谢林的唯心主义为基础，相信通过想象性自我认同获得宇宙的中心原则，托尔斯泰只承认耐心的经验观察，两人在根子上分道扬镳。叔本华给托尔斯泰提供了悲观的图景：无能的意志反抗僵化的宇宙法则；对两人来说，自由意志的幻觉与统治世界的铁律之间的对比成为共同描写的悲剧主题。
在文学影响中，伯林最看重司汤达。托尔斯泰在 1901 年的访谈里说，他对战争的所有了解都来自《巴马修道院》对滑铁卢战役的描写，法布里斯在战场上游荡，"什么都不懂"。伯林认为，在司汤达背后还站着一个人物，此人给托尔斯泰的影响被严重低估，那就是约瑟夫·德·迈斯特。
迈斯特：一位意想不到的同类
迈斯特是萨瓦的保皇党人，因写作反对法国大革命的小册子成名，通常被归类为正统天主教的反动作家。1803—1817 年，他以撒丁王国代表的身份住在圣彼得堡，留下大量外交报告、信件和笔记。他信仰原罪，把战争说成神授的，把自我牺牲的激情看作创建军队和公民社会的力量，坚持认为非理性制度（世袭君主制、婚姻）历久不衰，而理性制度一被引入就迅速崩溃。他说，没有军事科学，胜利是道德或心理问题，一支军队相信自己输了，它就输了。
托尔斯泰在写《战争与和平》期间读迈斯特，1864 年写信让编辑寄来迈斯特的书。学者们确认了大量借用：保卢奇在德里萨会议的发言几乎一字不差来自迈斯特的一封信，舍列尔客厅里的谈话用了迈斯特信中的法文短语，保尔康斯基老公爵搬床铺的习惯源自迈斯特讲述的斯特罗加诺夫伯爵的轶事。安德烈公爵关于奥斯特里茨的那句话——"我们输了，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告诉自己我们输了"——源自迈斯特，与司汤达无关。
伯林不厌其详地列出两人的共同点：都怀疑理性与科学能改善社会，都轻蔑地谈论知识分子，都认为西方在腐烂，都诉诸隐藏在普通人心灵中的"现实感"。他也划出界限：迈斯特颂扬战争、相信权威、把刽子手看作社会的基石，托尔斯泰厌恶战争与权威。两人都在自身的怀疑主义之上寻找某种宏大的、坚不可摧的真理：迈斯特找到教会，托尔斯泰找到纯洁的人性与质朴的兄弟情谊。
"现实感"与两种知识
伯林把两人的相似归结到更下一层：对事件"不可阻挡的行进"的意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把它当作一个厚重、不透明、由无数不可识别的联系组成的网络，一切清晰的、合乎逻辑的、科学的结构在这种现实面前都显得单薄空洞。迈斯特把这种洞察归于信仰与传统的知识，托尔斯泰归于对微小成因的诚实无知，但两人的语言都围绕同一个对象：对"表层"与"深层"的区分。
托尔斯泰把这套区分讲得最清楚：科学可以处理可感知、可描述、可分析的数据世界；但在这一切之下还有一层我们沉浸其中的媒介，它决定我们判断真理与谬误、真实与表象、好与坏的标准，却无法被我们从外面观察和分析。对这种媒介的感知能力，他称之为"现实感"，智慧就是应对这个不可改变的环境的能力。皮埃尔、安德烈、列文在书里获得的觉悟，库图佐夫从骨子里感觉到的东西，都不包含新的事实或新规律；它们是对"事物之间的永恒关系和人类生活的普遍结构"的服从。
这两种知识——系统的探索产生的知识与"现实感"——之间的争论由来已久。支持科学的一方指责对方非理性主义和蒙昧主义，支持智慧的一方指责对方做出虚假的说明、在根本不了解历史、艺术或个人灵魂状态的情况下解释它们。伯林在文章里承认双方都有一定的道理，并说最好的办法是拒绝普洛克路斯忒斯式的诱惑：在每种情况下使用最合适的方法，区分可以客观研究的对象与那些太过熟悉、无法被观察的永久特征。
悲剧的结尾
文章在托尔斯泰的形象上收束。伯林说，托尔斯泰知道真理"在那里"而不"在这里"，但他自己从未亲眼看到这个真理，因为他缺乏一种全局观。他看到的总是许多，带着强迫性的清醒关注不断增长的细微之处，这使他发狂。他像摩西一样停在应许之地的边界，无法进入，却知道它存在，还能告诉别人它是什么——它绝不是艺术、科学、文明或理性批判所能抵达的东西。
在最后一节，伯林把迈斯特称作"反动的伏尔泰"，并说明两人都是天生的狐狸：目光尖锐，必然意识到分裂人类世界的差异与混乱，却都想要一个和谐的宇宙。他们以不同的出发点投入毁灭对手的事业，因为共同的敌人和性格上的极度相似而成了盟友。托尔斯泰最后的努力是放弃批评武器，转向一个简单的、远离正常智力过程的伟大愿景，但这没有用。叶礼庭在序言里引用了伯林对托尔斯泰的最后定论：他的现实感是毁灭性的，无法与任何道德理想相容，他终身用强大的精神力量否定这一事实，最终成了"伟大作家中最悲惨的一个"，像刺瞎自己的俄狄浦斯在科洛诺斯徘徊。
隐喻的边界
伯林在正文开头就划定了这个隐喻的限度。任何过于简单的分类，如果强行采用，都会变得做作、迂腐、荒谬；这个二分法即使无助于严肃的批评，也提供了一个观察和比较的角度，一个进行真正研究的起点。他列出的两类名单与其说是严谨的分类，不如说是用来组织问题的起点。
他在书信和访谈里多次重申这个隐喻的分量。写给 H. 保罗·西蒙的信说，没有比但丁更伟大的诗人，没有比柏拉图更伟大的哲学家，没有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更深刻的小说家；他个人更同情狐狸，认为他们在政治上更开明、更宽容、更人道，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认为狐狸更有价值。在《纽约书评》的通信里，他再次说明，隐喻最多是他的中心主题的开场白，他从不认为一和多、一元论和多元论这些概念能以任何形式出现在阿基罗库斯的头脑中。
这套区分进入文化之后被反复使用，也被反复重新解读。亨利·哈迪在评论中引述史蒂文·卢克斯把伯林本人放入刺猬与狐狸的类型学，随后引用伯林自己的话收束：对伯林在连续体中确切位置的无休止争论，会变得"做作、迂腐，最终走向荒谬"。塔尔博特的概括更简洁：伯林自己确实有一个大的观点，而这个观点恰如其分地自相矛盾——要警惕大的观点，尤其当它们落入政治领导人手中的时候。
第二版附录：书信、评论与访谈
第二版附录收录了伯林在写作和出版期间的书信节选、同时代的书评及后来的评论。写给埃德蒙·威尔逊的信说明文章的来历：主题来自阿基罗库斯的命题，伯林试图从约瑟夫·德·迈斯特的角度阐述托尔斯泰，人们通常认为他的灵感来源是司汤达或卢梭。写给林肯·舒斯特的信提到他新增的两个部分，并问对方，除了他们两人，世界上还有谁认为《战争与和平》那些冗长的尾声和哲学漫谈没有乏味地打断故事。
A. J. P. 泰勒在《新政治家》上的评论认为，文章以一场文学评论开始，句子越来越长，思想越来越高深，最后变成一则德尔斐阿波罗的神谕。埃德蒙·威尔逊在日记里更进一步，说伯林在谈论自己的问题：他过着狐狸的生活，却像所有严肃的犹太人一样渴望刺猬的统一性。伯林在采访中否认这一说法。他 1989 年说，他是一只满足于自己是只狐狸的狐狸，对托尔斯泰的看法是后者想成为刺猬。他 1991 年说，他这辈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只刺猬，也没有受到任何成为刺猬的诱惑，他钦佩拥有单一视角的天才，也认为他们危险。
《纽约书评》的通信围绕阿基罗库斯残篇的翻译展开。鲍曼提出，原文更可能指狐狸有很多诡计而刺猬只有一个可靠的诡计，并质疑伯林的译法抬高了狐狸的地位。利伯森和摩根贝瑟回复说，没有任何完全正确的解释。伯林回信说明，他请教过弗伦克尔、鲍勒、多兹三位希腊学者，直译同样可行。编者后记记录了尤恩·鲍伊的新解读：残篇可能出自阿基罗库斯与一位女子的对话，希腊语中的"刺猬"一词还可能指女性的生殖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