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ab and Jew

David K. Shipler 曾以《纽约时报》记者的身份在耶路撒冷工作五年，本书第一版出版于 1986 年，2002 年修订再版。全书把镜头对准约旦河与地中海之间的狭长地带——以色列、西岸、加沙、并入的耶路撒冷与戈兰——写阿拉伯人和犹太人怎样看待对方：彼此持有的形象与刻板印象、这些印象从何处生长，以及双方在同一片土地上的日常互动。书的副题是《应许之地的受伤灵魂》（Wounded Spirits in a Promised Land）。

作者在序言里交代了自己的位置。他是美国人，多数时间常驻耶路撒冷，偶尔去约旦、埃及和黎巴嫩。他说明写作目标：把注意力放在“提出正确的问题”上，给出答案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全书主线是双方的情绪与态度，外交、政治与军事内容只在能说明态度时被引入。书中人物均为真实人物，个别应受访者要求改用化名，首次出现时以引号标注。

全书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写“厌恶”的来源：战争、民族主义、恐怖主义、宗教绝对主义。第二部分逐章清点双方套在对方身上的形象。第三部分写互动，按文化渗透、秘密警察、阿拉伯公民身份、跨族婚姻与和解尝试的顺序展开。2002 年修订版保留 1986 年正文的现在时态，各章后补记更新，并以尾声“Twilight War, Twilight Peace”收束。

一、厌恶的来源

战争

战争是本书切入态度的起点。作者先带读者到耶路撒冷边上的赫茨尔山军人公墓，那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迎来成群的悼念者；次日的独立日把哀悼换成街头舞蹈。以色列自建国起经历六场战争，约一万五千人死亡，战争因此成为理解以色列人情绪的地基。

作者引用一项 1981 年的研究，它调查了 185 名以色列犹太儿童与 128 名西岸阿拉伯儿童：94% 的阿拉伯儿童认为战争若能战胜敌人就是好的，犹太儿童的这一比例是 53%，对照组美国儿童只有 35%；两组儿童中很高比例（阿拉伯 81%、犹太 71%）认为战争永远必要。阿拉伯儿童把斗争看作理想主义的浪漫，犹太儿童则把战争看成务实的事情。

战争留下的具体经验被写成多段人物素描。飞行员 Jonathan Etkes 在 1956 年被俘后遭埃及人拷打，多年后带全家回访西奈的坠机现场，并说自己对“这份和平能否维持”十分悲观。1948 年南部旅指挥官 Shimon Avidan 在 1982 年黎巴嫩战争后承受道德痛苦，说“任何战争都不道德”，并承认以色列“看起来和其他国家没有区别”。上拿撒勒的 Alexander Finkelshtein 用军事眼光看待阿拉伯家庭搬入犹太城镇，把盖清真寺、买房都读作渗透与围困，他组织的“保卫者”团体在 1980 年成立。

战争史上最沉重的一页是 1948 年的驱离。作者引用了 Rabin 1979 年回忆录被政治审查委员会删去的一段，其中记录了洛德和拉姆勒约五万阿拉伯居民被“赶出去”的过程，含强制行军、缺水与伤亡。Benny Morris 从以色列外交部解密的档案里整理了各次驱逐的记录。Deir Yassin 村惨案（1948 年 4 月 9 日，伊尔贡与莱希袭击，死亡人数各方估计在 116 到 250 之间）在以色列教科书里被淡化为“阿拉伯人宣扬的传说”。作者强调，以色列社会长期把阿拉伯人出走解释成“自愿”或“被阿拉伯军团命令”，而档案与访谈显示原因混杂：有人逃离战火，有人听信广播离开，有人被强行驱逐，有人只打算暂避几天。他同时说明，本书无意裁断谁对谁错，只是把双方各自保存的记忆并置。

Kfar Kassem（1956 年 10 月 29 日，47 名以色列阿拉伯公民因在宵禁后返村被边境警察射杀）、Qibya（1953 年，Unit 101 炸毁四十五栋房屋、死 69 人，时任指挥官 Ariel Sharon 称不知道屋内有人）、1982 年萨布拉与沙提拉难民营（长枪党民兵屠杀，以色列军事情报估计至少 700 至 800 人死亡）——作者把这些事件按时间排开，指出以色列对它们的处理方式各不相同：Kfar Kassem 一度被新闻审查封锁，Qibya 成为常态化的“报复”先例，萨布拉—沙提拉则有国家调查委员会认定 Sharon 等人“间接负责”。

民族主义

巴勒斯坦民族主义把“1948 年”当作划分命运的界碑。作者写加沙贾巴利亚难民营一个赤脚男孩，别人问他从哪里来，他报出祖辈村庄“Barbarit”——那个村子已在 1948 年战争中消失，他从未见过。一位黎巴嫩拉沙迪耶难民营的老妇人 Mariam Shaami 在儿子死于轰炸后，被问起战前家园时放声痛哭，说出北加利利的村庄 Bassa；她说“我儿子的血抵得上所有阿拉伯政府”。

作者把这种“回归故土”的渴望与犹太复国主义的世纪渴望并置。许多巴勒斯坦人自己也知道旧村庄不会再回来，于是把愿望拆成两部分：对 1948 年之前土地的情感回归，和在西岸建立一个可及国家的要求。2001 年 5 月 15 日，巴勒斯坦方面用警报与静默纪念“纳克巴”，与以色列的独立日形成对撞，作者记录下这个现场作为双方历史叙事交火的例子。

恐怖主义

作者提出一个贯穿全章的机制性说法：恐怖行动寻求的是影响观众的态度，受害者只是舞台上的道具，因此它必须壮观、依赖注意力、带有传染性。他给了数量对照：在以色列安全机构的压制下，阿拉伯恐怖分子每年杀死约二十人，而同年交通事故死亡平均约 425 人，自杀者超过 200 人；1982 至 1985 年，654 名以色列士兵死在黎巴嫩，目的是阻止一场在 1978 年 6 月到 1982 年 6 月四年里夺走以色列北部 29 条生命的袭击。恐怖主义靠情绪而非算计取胜，这种情绪压力足以促使政府改变政策。

作者用整章篇幅写双方的恐怖与国家机器的反应。1984 年 4 月一辆被劫持的巴士上，两名劫机者在被俘后被 Shin Beth 与警察打死，官方先称两人“在送医途中死亡”，照片被新闻审查压下，两年后总统对 Shin Beth 首脑及副手签发赦免。犹太方面，1983 年 12 月耶路撒冷 18 路公交车爆炸（6 死 41 伤）之后，一批西岸定居者组成“地下”组织报复：炸阿拉伯市长、袭击希伯伦伊斯兰学院（3 死 33 伤）、计划炸毁圆顶清真寺。作者采访了制造 1980 年希伯伦惨案（6 名犹太人死、16 人伤）的巴勒斯坦人 Adnan Jaber，他刚从苏联训练归来，语气平静地解释这“只是总作战的一部分”；几年后一位匿名的犹太恐怖分子用几乎相同的话说“我们只是做了不得不做的事”。

作者反复指出两边的不对称：阿拉伯社会普遍称颂本方的战士，以色列则惩处本方的暴力。但量刑悬殊——犹太地下组织成员获刑远低于犯同类罪的阿拉伯人，其中三名杀害伊斯兰学院学生的凶手被判终身监禁，在总统减刑后服刑不到七年。恐怖主义渗入日常，也抬高了社会的道德阈值，这正是作者最担心的后果。

宗教绝对主义

作者请拉比 David Hartman 出面解释圣经传统的两面。Hartman 说：“圣经不教人宽容……你去那里找的是激情、狂热与极端。”圣经既命令善待陌生人，也命令驱逐异族。这句话成为本章框架：宗教文本可以被任何立场征用。

他列举各种宗教化文本与言论。西岸学校私下使用的约旦课本把穆罕默德时代与犹太部落的冲突教给一年级孩子（“我们要小心犹太人的奸诈”）；沙特与埃及媒体把犹太教写成“犯罪种族原则的集合”；以色列方面，Gush Emunim 的定居者相信西岸是神赐给亚伯拉罕子孙的土地，Daniella Weiss 说“我准备好为这个理念而死”，Kiryat Arba 的孩子被告知阿拉伯人是圣经里的亚玛力人，应当消灭。

作者也写宗教争论内部的异见者。Hartman 认为犹太教在获得国家权力后没有完成向多元主义的演进，他担心“原教旨主义得不到治愈，中东将只有不断的暴力与内战”。Sari Nusseibeh 从穆斯林学者角度反对“圣殿否认”，指出 1948 年前的阿拉伯著作还承认圣殿遗址，al-Aqsa 最初建在圣殿原址上，是对犹太传统的延续。他承认“我们的主张是排他的”，而双方都缺少接触神学文本并自我修正的勇气。

二、形象：双方彼此套上的标签

暴力与怯懦的阿拉伯人／犹太人

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主导形象是暴力、强横而又怯懦。教育部为宗教学校出版的课本《阿拉伯人与伊斯兰》把阿拉伯人画成好战掠夺的部落，一幅骑骆驼的插图配文说“他们可能正去抢劫”；Menachem Regev 对 1950—60 年代儿童文学的分析显示，阿拉伯角色几乎全是“团伙”“暴民”，犹太儿童则是理想主义的守卫者。Mina Tzemach 1980 年的调查显示，51.6% 的犹太成人认为很大一部分以色列阿拉伯公民仇恨犹太人，40.7% 把以色列阿拉伯人归为“暴力”。

阿拉伯一方对犹太人的形象同样围绕暴力与怯懦。约旦课本写犹太人“只在设防村庄或墙后作战”，声称犹太人的胜利靠武器而非勇气；第五年级阿拉伯语课本把 Deir Yassin 写成一出女性英雄主义的悲歌。双方形象在同一根轴上对称到几乎可以互相替换。

作者也记录形象如何被现实纠正。1967 年后许多阿拉伯人第一次近距离看到犹太人。一个被俘的叙利亚上尉坚持认为基布兹是武装堡垒、犹太人都挨饿，被带去参观后站在路边哭了出来。西岸律师 Raja Shehadeh 说 1967 年前他从未见过犹太人，脑中是“一伙夜里偷东西的强盗”式的想象；他父亲战前的犹太朋友在占领头几天就上门做客，他因此开始区分“犹太人”与“以色列”。

原始的阿拉伯人／外来的犹太人

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原始”想象包含恐惧、蔑视与浪漫化。记者问 Hapoel Tel Aviv 球星 Rifat Turk“见犹太人时穿这样、见阿拉伯人时戴头巾吗”，问他妻子是否戴面纱，而事实是面纱几乎只属于沙漠里的贝都因妇女。报刊用“显贵”“长老”这类词形容阿拉伯领袖，暗示部落性的旧世界。不少以色列人借 19 世纪欧洲画家与摄影师的东方主义图像认识阿拉伯人；学者 Yeshayahu Nir 发现，摄影师甚至带着欧洲森林背景板拍沙漠贝都因人。1948 年后多数以色列犹太人不再有阿拉伯邻居，文学中的阿拉伯形象因此成为唯一的“实物”，孩子在上学前先学会了害怕。

阿拉伯人眼中的犹太人是异乡人、入侵者、嫁接在阿拉伯土地上的外来文化。Halhoul 市长 Muhammad Milhem 区分了“生于这片土地的犹太人”（如 Moshe Dayan）与“来自波兰的外来者”（如 Menachem Begin）。西岸村庄 Jibya 的村民说“从没遇见过好的犹太人”。开罗电台 1963 年称“以色列是阿拉伯主义躯体上的癌”，这一比喻被反复使用。

1967 年之后，形象里又叠加了“优越”的一面：以色列士兵一度被视为超人，随后随占领的日常而褪色。Sari Nusseibeh 观察到祖母的女佣把犹太人看作污秽的下等人，而 1967 年后这种蔑视换成了对武力的敬畏。作者提醒，这些形象随权力关系移动，两边都在用对方来定位自己。

隔离与阶级

阿拉伯人成了以色列的体力劳动者。希伯来语里“阿拉伯活”（avoda aravit）既指没人愿意干的粗活，也指干得糟糕的活；校园里“别像阿拉伯人那样”成为各种差劲表现的通用骂法。Netivot 的犹太工人把阿拉伯建筑工视作抢饭碗的人，而西岸阿拉伯别墅的规模又让犹太贫民区的士兵在服役时感到屈辱。

1984 年一项对 1,200 名犹太成人的调查显示，53% 反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住同一栋楼，33% 支持；Tzemach 1980 年的调查给出接触意愿的阶梯：愿意与阿拉伯人同处一个工作场所的占 52.7%，愿意做朋友 43.6%，愿意同楼居住 26.2%，愿意亲属与阿拉伯人通婚的只有 3.7%。Smooha 1980 年对 1,185 名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调查反而显示，支持隔离街区者的比例（41.9%）低于犹太人。作者把数据与上拿撒勒的 Mena 组织、被恐吓的 Abud 一家的故事放在一起，说明隔离既是制度事实也是情绪事实。

性的恐惧与幻想

作者用一章讨论性想象如何渗入敌对。上拿撒勒的“防卫者”想象阿拉伯男人在防空洞里占犹太女人的便宜，而他们设想的场景从未发生过——1973 年战争时上拿撒勒还没有阿拉伯居民。Kach 组织散发的传单警告犹太女大学生不要和阿拉伯人约会，宣称阿拉伯学生“以和犹太女孩上床作为对犹太国家的报复”。

作者核查了数据：警察调查部门负责人 Yehezkel Carthy 只能给出“印象”，称陌生人强奸案中约半数被告是阿拉伯人；以色列官方政策禁止按族群统计犯罪，因此没有可靠数字。即便接受这个印象，考虑到阿拉伯人口约占以色列控制区总人口的三成六，比例未必偏高；阿拉伯社会对女性名誉的严苛——杀死失贞女儿的习俗——也抑制了报案。作者把这些叙述标注为“印象”而非统计结论。

电影 Hamsiin 与 Pressure 被作者当作文化镜像分析：前者讲犹太农夫与阿拉伯雇工的友谊、土地与嫉妒，以公牛顶死雇工收场；后者讲犹太女孩与阿拉伯男孩的恋情被安全机构碾碎。两片都把跨族爱情写成注定悲剧。

反犹的镜子

“闪米特”一词 1781 年由德国学者 von Schlözer 创制，本指语言家族，后来被误当作种族概念。作者引用 Goitein 的研究说明语言与种族没有对应，但“反犹主义”一词沿用至今，被用来指称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互相的偏见时显得自相矛盾。

欧洲反犹主义的整套道具——血祭诽谤、《锡安贤者议定书》、放贷与金融控制的指控——被阿拉伯世界的媒体与教材输入并加以伊斯兰化。作者也写出镜像的另一面：犹太儿童文学里的阿拉伯反派长着“鹰钩鼻”“鹰一般的脸”，与反犹漫画里犹太人的形象同构。汤姆·弗里德曼在贝鲁特五年的经验被引用：他在阿拉伯世界很少遭遇真正的反犹主义，却在美国明尼阿波利斯的高中里被叫“肮脏的犹太人”。

大屠杀

作者到访 1983 年的安萨尔监狱（约 4,700 名巴勒斯坦与黎巴嫩囚犯），囚犯们喊出“安萨尔就是奥斯维辛，你们是纳粹”。同行的 Cordelia Edvardson 是奥斯维辛幸存者，手臂上有文身号码，却全程沉默；事后她说：“他在铁窗后，而我是自由的。”作者以这个场景引出大屠杀这一章：这场历史灾难成为双方挪用与互相指控的符号。

阿拉伯舆论常把以色列比作纳粹——沙特代表在安理会发言、埃及报纸的社论都这样做，有的阿拉伯作者称 600 万的数字被夸大。巴勒斯坦电视节目与官方报纸后来出现公开的“大屠杀否认”，如加沙的历史讲师 Issam Sissalem 称那些营地“是消毒站”，官方报纸的填字游戏把 Yad Vashem 的谜面写成“永恒化大屠杀与谎言的犹太中心”。

以色列方面，Begin 把当代冲突读进大屠杀记忆：他轰炸伊拉克核反应堆时说“永不重演”，并因里根把贝鲁特轰炸称为“大屠杀”而翻出华沙隔都照片反驳。1948 年老兵 Dov Yermiya 说：“受害者身上染上了施害者的某些性格。”另一面，1948 年南线指挥官 Shimon Avidan 与年轻军官们在黎巴嫩看到选边站队与逐户甄别的场面，都用“我们正在重复自己的历史”来谴责自己。Irene Eber 说，别人用大屠杀来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时，“你想摇晃他们”。

三、互动

文化的交融

作者先写一种近乎不可思议的文化连续性：贝都因人接待客人的洗手仪式，与耶路撒冷犹太家庭逾越节家宴前为客人倒水、递毛巾的流程几乎相同。他引用 Goitein 与 Bernard Lewis 梳理犹太—伊斯兰传统的十三世纪交织：穆罕默德从犹太与基督教传统取材，伊斯兰教法（Sharia）从犹太口传律法（Halakha）的问答模式生长，犹太人在伊斯兰世界用阿拉伯语写作，马蒙尼德的《迷途指津》被称为“犹太—阿拉伯共生的纪念碑”。语言层面，阿拉伯语与希伯来语的数字、词汇、脏话互相渗透；宗教仪式层面，阿拉伯人充当犹太安息日的“安息日外邦人”（shabbes goy）。

作者也写文化摩擦的具体形态。老城讨价还价是一例：阿拉伯顾客以恭维与幽默成交，犹太游客按旅游部小册子的建议贬损货物、假装离开，结果买卖做成却伤了和气。官僚遭遇是另一例：西岸贵族被要求与普通工人一起排队、过桥时把鞋扔进同一堆，尊严受损。他收录了以色列学校为互访编的两份《行为准则》，分别针对阿拉伯家庭与犹太家庭，作为“跨文化误解需要被显式教学”的证据。

沙漠之火

1967 至 1982 年间，以色列与西奈贝都因人的关系是当代阿以关系里少见的温和段落。作者跟随阿拉伯语专家 Clinton Bailey 进沙漠，记录贝都因人的待客、茶、口述诗歌，以及以色列修路带来的变化：年轻人在酒店打工、买收音机和卡车，老人哀叹下一代失去了“安宁的心境”。撤离时，农业部的 Moshe Sela 与贝都因朋友含泪告别，贝都因人担忧埃及当局会把他们当作“与以色列合作者”。

同一本书的另一半写了内盖夫的对照。绿色巡逻队在 Ariel Sharon 任农业部长时打击贝都因人：赶走帐篷、射杀牧犬、没收羊群，一夜之间把两名妇女和十个孩子塞进吉普车带到封闭区，两个月大的婴儿次夜死亡，官方尸检报告未讨论寒冷因素，无人被追责。Sikkuy 在 2000 年的报告评价以色列的贝都因城市化政策“已经失败”，12 万内盖夫贝都因人大多被赶进贫民窟式定居点。作者把“友好西奈”与“敌对内盖夫”并置，说明同一种文化在不同权力结构下产生完全不同的关系。

开放社会里的秘密警察

以色列的 Shin Beth 依据 1945 年英国托管当局制定的紧急条例在境内拘留“安全犯”最长 15 天、在占领区最长 6 个月，但作者记录的案例多次超过期限。化名“Gamal”的年轻人从美国回国在机场被带走，关押 45 天，不许见律师与家属，被踢打、冷水热水交替浸头。作者把审讯技术、以出境许可换情报的线人招募、以及针对犹太嫌疑人的同类手段（Liebowitz 案的套头袋与假情报）都写进本章。

占领区的生活被描述成常态化的羞辱：石头事件后全村人半夜被赶出家门在街上站数小时；边境警察打人、让父子互扇耳光。律师 Lea Tsemel 说 90% 的阿拉伯安全犯她接手时已经签字认罪。最让作者吃惊的是一批 Tel Aviv 民防志愿者的行为：他们在街头随机拦下阿拉伯人，推进楼梯间殴打，被《国土报》报道后指挥官被迫辞职，无人被刑事追诉。

本章也保留反例。Kerem Shalom 基布兹为一个被软禁的加沙阿拉伯人奔走；一位军方高级指挥官对虐囚行为愤怒却查不到证词；Meron Benvenisti 选择通过村长而非警察处理邻居的汽车被砸，以维持邻里伦理。作者承认这些手段确实阻止了一些袭击，同时强调它们培养了一代“从未见过没有占领的以色列”的犹太青年，也把仇恨种进下一代巴勒斯坦人心里。

犹太国家的阿拉伯公民

1948 年独立宣言承诺“所有公民不分宗教、种族、性别一律政治与社会平等”。作者用大量数据对照这一承诺与现实：城市阿拉伯家庭平均收入约为犹太家庭的 68%；1983 年只有 16.8% 的阿拉伯家庭有电话，犹太家庭为 75.8%；拿撒勒的人均市政拨款是犹太上拿撒勒的三分之一强。1976 年泄露的内部备忘录（Koenig 报告）建议削减阿拉伯大家庭补助、鼓励年轻阿拉伯人出国不归。

军队成为公民身份的过滤器：阿拉伯人大多免服兵役，也因此被排除在住房贷款、子女补贴等福利之外，Technion 给退役军人加分。Shmuel Toledano 说“你没法让阿拉伯人百分之百平等——因为以色列是犹太国家”。1980 年的调查显示，65.8% 的犹太受访者赞成在高级政府职位上优先用犹太人，75.9% 以安全为由支持限制阿拉伯人。

身份问题被作者量化：1980 年对 1,185 名以色列阿拉伯人的调查中，28.5% 自称“以色列阿拉伯人”，24.4% 自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余散布在七八种标签之间。2000 年 10 月，阿拉伯公民与警察的冲突造成 13 人死亡，一位活动家说“绿线被抹掉了”。作者也记录 Maalot-Tarshiha 联合市政的例证：两边都抱怨，却又都离不开对方。

爱的罪

跨族婚姻在以色列法律上不可直接登记，只能出国结婚或一方改宗。作者说他没有找到一对愿意具名谈论爱的幸福跨族夫妻，几乎所有受访者都要求化名。他写了多种结局：Mordechai Bar-On 的女儿与阿拉伯丈夫去塞浦路斯结婚，父亲给两人办派对；Tami 与 Daoud 的女儿出生登记被抹空，留到十七岁自己选择；Celia 改宗伊斯兰，准备搬进 Taibe 村做“村里唯一有博士学位的女人”；Lilly Solomon 在 Tamra 被丈夫困住二十年，梦想逃回伦敦；Jalal 的哥哥反向改宗犹太教，变成“比犹太人还犹太人”的 Kiryat Ata 人。Juliano Mer 的父母一方阿拉伯一方犹太，他先想“完全成为犹太人”而入伍，又在 Jenin 检查站拦住父亲的亲戚后扔掉枪，最后在两种身份之间悬空。

作者指出这种婚姻的稀少本身构成社会事实：法律与习俗共同把爱情推到灰色地带，每一桩婚姻都变成对“人先于分类”这一命题的验证与磨损。

梦

Neve Shalom 建于 1970 年，1984 年只有三十五名常住居民，向拉特伦修道院租地。它做的实事是为阿拉伯与犹太高中生办四天工作坊：前两天只做认识游戏与相处，第三天才有政治讨论，第四天告别。工作坊结束时，有些孩子把“阿拉伯是凶手”改成了“他们是人，和我们一样”。作者也记录了项目的局限：它几乎只覆盖以色列境内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很少触及西岸与加沙的阿拉伯人。

Interns for Peace 让年轻犹太人住进阿拉伯村庄两年，组织学校互访、运动日、共建操场。教育部的课程改革由 Alouph Hareven 主持，教材名为《共同生活》，试图把多元文化写进教科书，却在宗教学校受阻：主管官员禁止男女混编的互访，担心通婚。Van Leer 基金会委托的调查显示，60% 的犹太青少年认为阿拉伯人不配享有与犹太人完全平等的权利。Hareven 抱怨最该支持这件事的机构（联合犹太诉求联合会、美国国际开发署）拒绝了大部分拨款，只有福特基金会持续出资。

尾声：黄昏战争，黄昏和平

作者分别在 1993 年 10 月（奥斯陆协议签署六周后）与 2001 年春（第二次起义高潮）访问了耶路撒冷的丹麦综合学校和拉马拉的 al-Ahliyyah 学校，同一批年龄段的学生几乎像隔了一代人。

1993 年：犹太学生说“阿拉伯＝脏、愚蠢、敌人”，但几乎都承认第一次起义改变了“怯懦”的印象，有人说“现在他们把石头对准机枪，我们不能再说他们胆怯”。问到“谁是受害者”，八人里七人答“我们”，只有 Avigai 一人承认巴勒斯坦人是以色列占领下的受害者。拉马拉那边，九名学生同样只有一人（Minsar）承认双方都有受害者；Lara 说“犹太人在耶稣时代就来过？也许吧，但我们也在”，Fahad 说“他们伪造废墟证明土地属于他们”。

2001 年：以色列学生说出“仇恨、愚蠢、战争”，有人说“他们比动物还糟”，但七人中除 Limor 外都承认双方都是受害者，与八年前几乎反转。拉马拉学生说“凶手、杀人犯”，Tala 说“现在他们不再是人了”，却同时记得意大利和平营里“我们像人一样相处”的十天，以及以色列同伴在拉马拉遇袭后发来的两行慰问邮件。17 岁的 Seeds of Peace 毕业生 Asel Asleh 在 2000 年 10 月 2 日于 Arabeh 的示威中被以色列警察开枪打死，他的犹太朋友在学校为他哭，被同学嘲笑“为一个阿拉伯人哭什么”。

作者在结尾回到检查站与羞辱。西岸石匠 Aziz Hammash 讲了一段与士兵的对话：士兵坚持说“你是圣诞老人，不是 Aziz”，他必须反复声明“我是 Aziz”。作者引用 Saul Bellow 小说里的话——“有太多可以羞辱你的人，你就不能说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人”——来说明无力感的普遍机制。他写道，即使黄昏战争结束，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只是黄昏和平。

方法与边界

这本书的证据主要来自四类来源。第一是作者的现场观察与数百次访谈，访谈对象包括定居者、难民营居民、前囚犯、恐怖分子、警察、市长、拉比与记者。第二是档案与历史研究，如 Benny Morris 对外交部解密文件的整理、Rabin 回忆录被删章节的原文。第三是教科书与媒体文本，作者系统引用了约旦、埃及、沙特、叙利亚与以色列的教材、报纸与广播内容，并注明出版年份。第四是社会调查数据，如 Tzemach（1980）、Smooha（1980）、Dahaf/Van Leer（1984）等。

作者对这些证据的处理有其边界，引用时需要留意。调查数据多为作者转引的第三方研究，样本、年份与提问方式各不相同，不能互相换算；涉及暴力与性的统计尤其不可靠——以色列官方政策禁止按族群统计犯罪，作者引用的强奸数据只是受访警官的“印象”。1948 年驱逐的叙述依赖解密档案与当事人回忆，属于史料整理，作者明确说自己无意判定双方主张的对错。1986 年正文保留了当时的现在时态，人口、定居点数量、教科书内容在 2002 年修订时以补记与尾声更新。

作者的观察位置也会影响内容。作为外部记者，阿拉伯受访者常因担心安全而要求匿名，作者注明有些人“私下里才愿意承认”某些观点；双方都会在公开场合修饰自己的态度。作者在序言里承认自己的情绪在两极之间摇摆——有时觉得双方互相配得上，有时觉得双方都有道理——并把这种摇摆当作理解冲突的必要代价。

可迁移的观察

把这本书拆成方法，可以提取几条可迁移的观察。

刻板印象的生成有可辨认的条件：权力不对等、缺乏日常接触、教育与文学的单向输入、战争与恐怖主义的常态化。书中最有力的对照是 1948 年后犹太儿童文学里的阿拉伯形象——当阿拉伯人从犹太人的私人生活中消失，故事书里的形象就成了唯一的“实物”。减少偏见的第一步因此落在恢复接触本身。

和解项目的有效性有明确边界。书中所有被记录为成功的接触——Neve Shalom 的四天工作坊、Interns for Peace 的两年驻村、Seeds of Peace 的夏令营——都依赖长时间的相处、安全的场地与相对对等的安排；一次性、以政治辩论为主的活动反而会固化偏见。反例是 2001 年的情况：一次起义就能冲毁十年的接触成果，因为友谊无法抵御持续的暴力与羞辱。

制度如何对待自身暴力，直接影响公民对暴力的容忍底线。作者反复比较以色列对阿拉伯恐怖与犹太恐怖的不同处理——审查、赦免、减刑与量刑差异——并指出这种差异本身会滋养下一轮偏见。1948 年驱逐经历几十年的官方沉默后才进入教科书，这个时间差说明，一个社会消化自己历史中的暴力需要时间。

最后是“剧场”机制的普遍性：恐怖行动之所以有效，在于它改变的是观众而非受害者的态度。这个观察适用于冲突双方，也解释了为什么单纯的军事压制无法消除恐怖主义——它把仇恨的阈值越抬越高，直到暴力成为日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