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斗》写郑振铎在抗战八年间留守上海、抢救和保全古籍的经过。作者吴真在中国人民大学讲授中国古典文献学，自2009年起每年寒暑假赴日本查访战时中国被劫图书的档案。本书把郑振铎的私人日记、书信，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国立国会图书馆等机构的战时档案放在一起对照，呈现一个书生在沦陷区与多方势力争夺文献的过程。
全书围绕一个问题展开：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能在沦陷区做什么。郑振铎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后没有随大流撤离，而是留居上海，把"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作报国途径。八年里，他经手为国家购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此为郑振铎自己的统计），上海全面沦陷后又在日伪环伺下保全了近三万册古籍。
书名"暗斗"取自京剧《三岔口》。黑暗中的打斗分不清敌友，郑振铎既要提防日军和汪伪特务，也要提防争夺古籍的北平书贾、投机游资，甚至自己人中的竞争。吴真在书中反复指出，当事人郑振铎当时并不清楚黑暗中盯着他的有哪些人，今天的研究者通过中日双方档案的对读，才能把这段历史拼接出来。
引子：留守孤岛的选择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郑振铎面临走与不走的抉择。他任教的暨南大学坚持在上海办学，家里有老祖母和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一同撤退不现实。他决定留在上海，等待天亮。他的公开文字和日记里反复出现"忏悔""赎罪"一类字眼，1938年之后，迁往内地的叶圣陶、巴金、茅盾等朋友责怪他为什么不去内地，他把抢救古籍当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
郑振铎选择的战场是上海的旧书市场。淞沪会战期间，公私藏书大量流入市场，各地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卖到上海，国家若不及时收购，古籍就会流出国门。他在1940年用笔名"源新"发表《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呼吁有理智者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与他相对，巴金认为"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叶圣陶也认为难民流离之际，"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郑振铎则主张，文物一旦毁失便如人死不能复生，失去的无法以金钱赔偿。
郑振铎依托两个关系网络行动：一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二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上海文化界的复社、"星二会""星六会"等聚餐团体，以及来青阁、中国书店等旧书店，构成了他在租界里活动的支撑。全面抗战八年，他正是靠这两张网络与敌伪争夺文献。
第一章 书籍的修罗场
战前的中国有三千七百四十四家图书馆，到1937年年底损失两千一百六十六家，损毁图书接近九千万册。郑振铎自己的藏书先后两次被毁：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他在东宝兴路寓所的两万余册唱本丧失无遗；1937年"八一三"期间，寄存在虹口开明书店仓库的一万数千册书籍被烧成灰烬。他站在静安寺庙弄家中，看着东北角的火光，捡起随风飘落的烬余纸张，上面还隐隐有字迹。
侥幸存下的俗文学古籍（戏曲、小说、宝卷、弹词）因放在家中便于随时翻阅而躲过炮火。1937年8月，郑振铎花十天时间整理出《西谛所藏善本戏曲目录》和《西谛所藏散曲目录》，委托刻字铺开刻雕版，用朱砂和蓝靛各刷印二十余册，分赠友好。他自述编目的缘由："抗战方始，此区区之幸免者，又安能测其前途运命之何若耶！"这两个目录后来成为研究者了解他藏书的重要索引。
郑振铎把印书当作在战乱中保存文献的办法。鲁迅1934年曾对他说："我想，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目多。"1939年他将三千余幅古代木刻版画编成《中国版画史》及《中国版画史图录》，1941年择取为中央图书馆购得的史料珍本影印《玄览堂丛书》，1944年把二十种逃过清廷禁毁的明末史料编为《明季史料丛书》。他在《明季史料丛书》序言中写道："若夫有史之民族，则终不可亡。盖史不能亡者也，史不亡，则其民族亦终不可亡矣！"
抗战时期古籍兼有文化价值和硬通货性质。郑振铎一边为国家收书，一边卖自家藏书维持十口之家的生计。他写的《售书记》记录这种"去书"之痛："不去它，便非饿死不可。在饿死与去书之间选择一种，当然只好去书。"他出让书籍有一条原则：尽量不分散整批藏书，让古籍完整地保存在中国人手中，即"楚弓楚得"。1939年秋，南迁昆明的北平图书馆以七千元购入《西谛目》中最为精华的八十四种善本，郑振铎自言"曲藏为之半空"，但又庆幸"归之公家，毕竟还可以见到"。
第二章 古书局中局：《古今杂剧》的争夺
1938年5月，六十四册《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在上海书市现世。这套明人赵琦美抄校的元明杂剧，郑振铎称之为"不下于内阁大库的打开，不下于安阳甲骨文字的出现"的发现。从洽购开始，一个围绕着旧书中间人的局就此展开。
苏州大华书店先以二百元把《古今杂剧》下半部卖给潘博山、潘景郑兄弟，老板唐耕余随后用三十元从旧货贩子手中买下两口楠木橱，打开内格才发现里面竟藏着《古今杂剧》上半部。1938年5月，古董商孙伯渊从唐耕余处取得上半部，又向潘氏洽购下半部，全书合拢，随即待价而沽。郑振铎先委托中间人陈乃乾，又委托来青阁店主杨寿祺，书价从最初的千余元一路抬到一万元，最终以九千元成交，由教育部出资购下。
本书对这段公案的重新梳理，建立在一批此前少被使用的史料上。潘景郑1944年撰文披露潘博山以二百元购入半部书；1964年周宽予据此提出"来青阁主杨寿祺与孙伯渊合伙谣骗郑振铎"的说法，被《郑振铎传》等采用，流传很广。吴真认为"杨孙潘合谋论"与郑振铎在抗战中表现出的机敏不相称，于是回到王伯祥日记、叶圣陶信件等"无意史料"，还原了另一套过程：陈乃乾抢回中介权并联合孙伯渊，郑振铎顾虑潘博山与陈乃乾的宿怨而未及时出手，孙伯渊趁机垄断抬价。
书里的关键发现，是1938年6月日本《书志学》杂志以刊首位置刊登的一篇署名"新陈"的中文论文《元剧之新发见》。"新陈"是陈乃乾的化名。他既是郑振铎的多年老友、戏曲出版名家，又是靠旧书中介谋利的"掮客"，在买家郑振铎尚未见到原书之前，已目验全书并在日本刊物上抢先发表研究成果。吴真据此指出，陈乃乾在这桩买卖里赚了两道钱：一道是中介费，一道是首发论文。
陈乃乾在这篇论文里还为日军掠夺江南文献作了辩护。他说日军"军队进退仓卒，未能有此闲暇"，未必懂鉴别古物，把文物散亡归咎于流弹、盗贼和监守自盗。吴真用徐迟《南浔浩劫实写》、阿英《如此烧抄》等亲历记和日本"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的档案相对照，指出日军对江南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陈乃乾此后与日本学者高仓正三等往来密切，1942—1944年又在周佛海资助的《古今》期刊发表文章。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1945年11月连载的《求书日录》里完全抹去了陈乃乾在这次购书中的作用，把通报消息和居间洽购都改写为来青阁杨寿祺，只以"他人"一词含糊带过。吴真认为这反映了1945年正在参与调查附逆文化人的郑振铎，对陈乃乾过往"亲日"历史的认知。《售书记》里那位被郑振铎称为"大时代里最可惜、惨酷的牺牲者"的旧友，其实就是陈乃乾。二人的立场分歧——一个以利为先，一个以国家利益为先——决定了他们对这段历史的不同书写。
第三章 地火在运行：1939年的聚餐与自我怀疑
2023年年底，此前从未披露的郑振铎1939年全年钢笔手写日记在上海现身。这份日记记录了他四十二岁那一年的日常生活：每星期上课、阅肆、看电影、聚餐、打麻将。吴真用它与《劫中得书记》等文章互证，拼出"孤岛"时期一个留守文化人的具体处境。
经济压力贯穿这一年。1939年2月一担米十二元三角，到8月涨至二十四元。工部局的调查显示，1939年11月与1936年同期相比，房租增加182%，食品增加149%，法币购买力只剩1936年的39.29%。郑振铎一个月的房租一百一十元，占他暨大月薪的四分之一，他还要靠商务印书馆版税和兼课费贴补家用。他身边以卖文为生的王统照、于伶、阿英等朋友，"过着饱一顿饿三顿的生活"。
日记里频繁出现的聚餐，背后是上海"孤岛"的几个抗日救亡秘密组织。1939年4月1日这一天，郑振铎中午赴银行公会参加复社年会，下午看电影，傍晚到航运俱乐部参加星期六聚餐会（"星六会"），散后到青年会闲谈。复社为集资出版《西行漫记》而成立，陆续又印行《鲁迅全集》《续西行漫记》和《论持久战》等书。日本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机关长影佐祯昭，曾命人把《西行漫记》翻译成日文，作为"极秘"资料派发各机关，复社被日伪视为上海租界最大的"敌机关"。
"星二会"成员有沪江大学校长刘湛恩、赵朴初、许广平、郑振铎等人，多为未公开身份的中共党员和各界上层人士，提出"节约救难"口号，秘密募集物资支援新四军。聚餐会为《译报》等报刊集资，营救被捕人员。刘湛恩1938年4月被特务暗杀；清华同学会会长陈三才把炸药埋在"76号"墙根，计划刺杀汪精卫，事泄后于1940年7月被捕，三个月后遇害于南京雨花台。郑振铎1939年全年参加"星二会"三十三次、"星六会"三十六次。
在紧张的环境中，郑振铎也陷入自我怀疑。1939年他和妻子高君箴都沉溺于打麻将（日记称"雀戏""雀战"），赢过八十余元也输过六十余元，日记里留下反复自责："此种劳民伤财之戏，渐宜戒止也""有许多事要做，却一件也不曾做"。他的学术写作这一年几乎停滞，直到年底才交出《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和《劫中得书记》两篇长文。这一年他还与徐调孚创办了《文学集林》，出版当夜日本特务搜查承印的协丰印刷店，绑架了店主。
第四章 三岔口夺书：与高仓正三的擦肩
1939年9月，日本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的高仓正三作为外务省特别研究员派驻苏州，任务是搜求江南文献、学习吴语。他按照郑振铎的目录书四处搜购戏曲弹词本子，多次到上海想拜见这位学术偶像，却始终没有见成。两人在中国书店、来青阁多次前后脚错过。1941年3月13日，高仓正三病逝于苏州，年仅二十八岁，临终前还在交代把弹词小说书籍捐赠给研究所。郑振铎的1939—1940年日记或后人整理的传记中，无一字提及此人。
高仓到中国书店买书，委托该店搜罗戏曲弹词书籍，定期邮寄到苏州。他每次到上海都到中国书店与陈乃乾、罗振常、小竹文夫等人会合，还会到特务机关报到。另一位在中国书店出现的日本人是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清水董三。此人主管沦陷区图书情报工作，是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日方决策层成员。他专程到中国书店想见郑振铎，郑振铎坐在店里，一个伙计悄悄问他见不见，他连忙摇头，站起来在书架上乱翻，装作购书的人。清水董三后来托一个当了汉奸的"朋友"转告郑振铎，日本人很敬佩他，想请他主持文化工作，并拿出一张数额巨大的支票。
1940年1月，"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成立。此前1939年11月，郑振铎在家中设午宴，邀请何炳松、张元济、张凤举等商议购书事，通过上海电话局总工程师郁秉坚的密台与重庆联系。1940年1月，重庆方面决定动用中英庚款中原本拨给中央图书馆建馆的费用，以四十万元为限在上海、香港分头购书。1月16日，郑振铎在法租界与中央图书馆筹备处主任蒋复璁见面，二人"畅所欲言，有如老友"。
"文献保存同志会"以暨南大学、光华大学、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的名义对外购书，成员有何炳松、张元济、张寿镛、郑振铎等，蒋复璁在重庆坐镇。郑振铎提出尽快收购玉海堂、群碧楼两家藏书。1940年2月3日，他谈定玉海堂藏书从二万五千元降到一万七千元，先付定洋三千金，余款半个月内付清。此前1939年12月，高仓正三曾到苏州大太平巷查看玉海堂藏书，得知书"三天前已在北平卖完"，抱怨晚了一步。实际上书是被孙伯渊整批买下，郑振铎又从孙氏手中购得。
1941年4月，"同志会"以二十五万元购下嘉业堂藏书中的明刊本一千二百余种、钞校本三十余种。嘉业堂是民国规模最大的私人藏书楼，主人刘承幹常与日本方面接洽。郑振铎判断嘉业堂的宋元刊本鱼龙混杂、"断烂伪冒触目皆是"，价值不过一二万元，而明刊本一千八百种以上"实大观也"，其中富含政经军事、击剿倭寇的史料。他把嘉业堂藏书分成上中下三品，只买上品和中品的一部分，其余留给亲日的刘承幹去搪塞日方。这种"两全之计"背后是郑振铎"不重外表，不重古董"的购书标准——他替国家买书，为的是建一座比较完备的图书馆，无意恢复一座古代藏书楼。
争夺嘉业堂藏书的过程中，郑振铎与代表美国势力的北平图书馆副馆长袁同礼发生误会。袁同礼、王重民当时到上海，是为了把北平图书馆存沪善本偷运美国。郑振铎怀疑袁氏要破坏嘉业堂购书，甚至认为他"系代美之国会图书馆出力也"。经徐森玉、何炳松调解，误会才解开。吴真用这一节说明她所说的"暗斗"：上海"孤岛"多方势力争夺古籍，黑暗中的打斗分不清敌友，自己人之间的猜忌也能伤及行动。
第五章 书林智斗：国家收购与"孤岛"书路
"文献保存同志会"的搜购流程写进了《文献保存同志会办事细则》：郑振铎负责接洽、搜访、挑选目标并对照书目避免复本，初鉴估价后把样册送张寿镛鉴定，张、郑商定价格后，开列清单到何炳松处开支票，付款须二人以上签字。每部价格在五十元以上的古籍，须委员全体签字通过。这些细则保证了议价的透明，也造成郑振铎抱怨的"不能当机立断"。1940年1月至1941年11月，"同志会"购进善本珍籍三千八百余种，其中宋元刊本三百余种。
"同志会"的主要对手是南下上海的北平书贾（郑振铎称之为"平贾"）和1941年涌入书市的投机游资。北平来薰阁、富晋书社等书店在沪设分店，把江南古籍搜罗北去，按书贾们相互传说的说法，这些北运的书十之六七送到哈佛燕京学社和华北交通公司。1940年谢光甫、潘明训等沪上"有力者"相继去世后，缺少了本地大藏家截留，书贾搜购更无顾忌。郑振铎采用"千金买马骨"的办法：向本地书商和跑单帮的书客一律招待，即使没有想要的书也选购几部，"我实行了这方法，果然有奇效"。他还对"平贾"晓以大义、适当让利，让修缮堂等书店转而为"同志会"办事。
1941年，上海社会游资达到五十七亿元，相当于国民政府1940年年底法币发行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古董字画成为围购对象。一部南宋余仲仁刻《礼记注》，来青阁1940年索价万金，郑振铎次年开出一万二千元仍竞购失败，被北平富晋书社老板王富晋以一万六千元抢走，两年后周叔弢花五万元津币才买到。郑振铎在信中反省："我辈失败之原因，一在对市价估计太低。"由于"同志会"出价保守，1941年7月之后书贾已不甚上门，与书林高手的暗斗暂时偃旗息鼓。
1941年6月起，"同志会"把三千多部、约两万三千册最精善的古籍，从上海邮局分批寄往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这是郑振铎的"先斩后奏"：6月2日到22日的二十天里，上海寄出一千七百一十个邮包，到8月上旬"善本书目"甲类书全部运毕。郑振铎在密信里说"商人辈明大义者多，得其助力不浅"，具体经办者是中国书店的郭石麒、杨金华等行家，负责登记编目、包装，最后由中国书店出面寄往香港，经办人杨金华回忆共寄出两千七百九十余件。
在香港负责收书的是许地山。郑振铎1945年写《悼许地山先生》回忆：他为国家买了很多善本书，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和别人商量，他们都不肯负责任，唯独许地山一通信就答应下来。1941年8月4日，许地山因心脏病猝然去世，古籍保管转由港大教授马鉴、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接手。此前在上海，邮局职员唐弢利用职务之便，从1941年6月起为郑振铎躲过日本邮检，半年内寄往内地的散叶和目录不下两百五十函。
古籍计划先运香港，再经滇缅公路内运重庆，或者转运美国。重庆方面为"识别物主"，要求每本古籍加盖中央图书馆藏章并附详细书目，从重庆带到香港的馆章只有一个，叶恭绰申请加刻五个藏章，教育部迟至11月4日才回复。这一套"盖章"程序拖延了三个月。12月6日，一百一十一箱古籍已运到码头，原定搭载的"格兰特总统号"邮轮停靠时间太短、舱位过挤，来不及装载，书被拉回香港大学。两天后日军进攻香港，12月28日宪兵队在冯平山图书馆发现这批古籍。1942年2月，日军23军调查班劫走了包括中央图书馆古籍在内的各单位图书，运往东京。
第六章 虎窟之旁：后四年的蛰居与守护
1941年12月8日，日军攻入上海租界，"孤岛"消失。当天清晨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召集紧急校务会议，宣布课照常进行，但只要看到一个日本兵或一面日本旗经过校门就停课关校。郑振铎在1945年的《最后一课》里记下定格于上午10时30分的这一幕，这是他教书生涯的最后一课。暨大师生次年迁往福建建阳，郑振铎没有随迁，因为书让他留了下来。
12月中旬，郑振铎把近三万册存沪古籍分散藏到多个地点。最隐蔽的一处在公共租界赫德路的觉园法宝馆——佛教净业社的藏经楼，郑振铎托赵朴初代为关照。另一处在王辛迪家中顶楼，王辛迪是暨南大学留沪的同事，转入金城银行任秘书，小楼顶层藏了几十箱中央图书馆古籍直到抗战胜利。郑振铎还给王伯祥留下一封厚厚的密封"遗嘱"，约定一旦有事再拆看料理，这封信直到1950年才原封交还。
12月15日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郑振铎"不能不走"，只带一包换洗衣衫离开家，化名"陈敬夫"蛰居。他靠一家文具店的职员凭证应付户口登记，每天挟着皮包出门闲逛到古书肆。1943年3月，他与老友耿济之在善钟路合开一间叫"蕴华阁"的小书店，一半卖旧书一半卖文具，实际上成了改姓易名的朋友们碰头谈天的地方。他在这里谋生，也利用书店作掩护搜购了八百多种清人文集。
1942年7月，上海市日本宪兵队勒令市民缴送"反动书报""敌性书籍"，上海市民纷纷烧书。郑振铎写的《烧书记》记录自己"硬了心肠在烧"——烧掉往来信件、抗日书籍和地图，他说"为了特殊的原因"，吴真认为这个原因大约就是他肩负着三万多册存沪珍籍的保全任务。同一时期，旧书店把古籍捆载卖给制纸商。1942年年底中国书店歇业，留下五千余册底货，来青阁收购后正想以四千元卖给纸商，郑振铎用全家十口人数月的口粮六千元拦下，发现其中有七八百种古籍佳本。
开明书店成为上海沦陷时期知识分子的庇护所。周予同、王统照、郭绍虞、陈乃乾等人先后进开明任编辑，每天中午合伙吃饭。郑振铎虽未正式任职开明，但作为原始股东几乎天天到店。重庆汇来的珍籍保管费（1943年度共十五万元）也汇至开明书店收账。围绕开明书店，以郑振铎为中心形成了一个"沉默的抵抗"圈子，对立面是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签名的文人圈。杨绛回忆，"孤岛"时期有个敌我界线，凡是不参加"大东亚共荣圈"的是"我们"。
后四年里，郑振铎躲过了牢狱之灾。宪兵队逮捕李健吾、柯灵、孔另境、夏丐尊等大批文化人，关押在贝当路宪兵司令部"贝公馆"，施以灌水、老虎凳等酷刑。审问文化人的日本军曹萩原大旭原是京都净土宗的僧侣，擅长从被捕者的笔记日记里找出"物证"。郑振铎说，有一次在朋友宴会上，在座十人中有八个遭过难受过酷刑，只有他和另一个朋友幸免。他能够幸免，一是靠遭难朋友们的保护——夏丐尊被宪兵问"你有见到郑某某吗"，答以"好久好久不见到他了"，而其实他们几乎天天见面；二是靠多年高压下练就的反侦察功夫，他易姓改名，深恐敌伪跟踪，有时觉得有人跟着，就在不相干的站头跳下电车。旧相识樊仲云投靠汪伪后，1943年秋在四马路尾随他，他拔步狂奔，像在四马路举行长距离赛跑，终于逸去。
第七章 难中相守：郑振铎与徐微
1943年3月，蛰居中的郑振铎在张宅重逢暨南大学旧日学生徐微。徐微原名徐淑娟，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转到暨南大学续学，曾与同学创办学生抗日文艺刊物《文艺》。抗战时期的徐微以"全国商业统制总会"职员的身份为掩护，保持着与苏北新四军的联系，输送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去。郑振铎对此似乎并不知情。吴真提醒读者：书中关于这段关系的一切讲述，几乎都出自郑振铎的单方面记载。
郑振铎的蛰居日记从1943年3月起频繁出现"微来，谈甚久"之类的记录。两人常在停电的夜里"仅燃双烛，谈笑甚欢"，郑振铎在日记里写下"从来没有这样的粘着过""此境可恋，而又可怕"。1944年他自费印行《长乐郑氏汇印传奇》十二册，请徐微手书序言、署签书名，这在郑振铎是破天荒——他素来主张"书法非艺术"，编印书籍的序言一向用铅字。印本限一百部，他写题词奉贻徐微第一部："但愿以此为始相扶助，以终此生耳。"
1945年秋天一个半月的短暂分开里，郑振铎给徐微写了十七封信，只接到五封回信。1957年全年，他至少写过三十七封信，只收到四封回信。1948年两人分开后，每逢浴佛节（徐微生于四月初八浴佛节），郑振铎日记总记上一笔。1957年他在敦煌莫高窟考察，特地叮嘱下属备面条，"十二时半，吃面为午餐，并喝啤酒，为与佛生日人祝寿也"。1987年陈梦熊访问徐微，问及手头是否还有郑公遗物墨迹，徐微说经过"文革"，信件已片纸无存。
吴真把这段关系放进性别史的框架里讨论。她指出，无论是郑振铎与徐微，还是顾颉刚与谭惕吾、梅贻琦与杨净珊，读者都只能从男方的私人记述中看到"被恋者"的身影，女方资料完全缺席，这构成某种"男性凝视"——女性处于被表述、被观看的位置，她们的沉默被视为德行。郑振铎本人又是最早把女性弹词《天雨花》《再生缘》纳入研究视野的学者，1927年即提倡"妇女的文学"，指出女性弹词普遍的"女扮男装"叙事其实揭示了女性在男权社会里的困境。作者没有对郑徐关系的性质下结论，只呈现日记中的记载与徐微余生的沉默这两面。
第八章 张叔平：一册书目背后的三面间谍
1944年，蛰居中的郑振铎得到一位"张叔平先生"的资助，影印出版《明季史料丛书》和《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两套丛书。他在特制赠送本的扉页上手书两页热情洋溢的赠语，称对方"古道热肠"。张叔平还曾把郑振铎惦记了六七年的《玉茗堂批评异梦记》以三万三千元买下后慨然相赠。这位资助者，在嘉业堂主人刘承幹口中却是"声气甚广""有恃无恐"的恶霸——他1942年以中储券两百万元买下嘉业堂藏书十三万二千册，转手倒卖给商人朱鸿仪，又利用汪伪势力逼朱"自愿"退书，掀起一场持续四年的购书纠纷。
张叔平是化名，真名张振镒，字子羽，晚清重臣张百熙之子。他1915年考入北京大学，后投笔从戎，在蒋介石军事委员会侍从室任职。1939年他以"第三战区驻沪联络专员"的身份化名张叔平回上海，任务是接近周佛海、策反汪伪高层；同时他又以"任庵"的身份为潘汉年领导的中共地下情报系统工作，1940年曾把袁殊的亲笔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证明袁殊"不至为汉奸"。吴真在书中称他为"三面间谍"：一面是国民党第三战区的联络员，一面是中共情报线的外围，一面是周佛海信任的座上客。
张子羽在周佛海处获得设秘密电台"与渝直接通电"的默许，借此营救了地下电台报务员李白——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主人公的原型。1942年9月李白被捕，华克之找到任庵设法营救，任庵向周佛海谎称自己的报务员被抓，周佛海因母亲、岳父被戴笠扣押在贵州息烽，正想向重庆示好，便向日方说情，李白于1943年6月出狱。1945年初，任庵把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平沪保安副总司令"的绝密指示经华克之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在报上曝光，使蒋介石在政治上被动。
1944年郑振铎受张叔平资助时，并不了解对方的其他身份。两人交集最深的公共事件是毛公鼎的接收。1942—1943年，毛公鼎险些被无意鉴别的商人熔毁，张子羽设法保存，商定由富商陈咏仁购下并"转报备案"。1945年抗战胜利后，毛公鼎被军统"劫收"，下落不明。郑振铎、叶恭绰、徐森玉、张国淦、沈兼士五人联名电请将毛公鼎交中央博物馆保存并嘉奖陈咏仁，教育部接收专员蒋复璁凭此向军统索还，1946年4月在军统杜美路办事处找回了这只被当作香炉使用的重器。蒋复璁因"从戴笠手中收回毛公鼎"而闻名，吴真指出，这五人组合可能是郑振铎与蒋复璁、张子羽商量的结果，郑振铎在这桩接收中的作用后来少有人留意。
1948年，张子羽因向新四军输送日军遗留的军火被国民党通缉，经范纪曼护送，乘渔船经韩国转赴香港。他仓促出逃，托文海书店出售藏书，郑振铎从送来的售书目录里发现自己1944年售与张叔平的书也在其中，在日记里写："可怜，惟有'书'堪卖耳。曾力劝其'退'，惜不能听，在'乱世'颇有应付之才，在胜利后，则失其作用矣。"吴真用这段日记点出张叔平这个人物的底色：一个靠世家出身和政军人脉在乱世里左右周旋的书生，最终没有立身之本。
第九章 楚弓楚得：追索与拖延
被日军劫往东京的古籍，1943年转交文部省，1944年1月在帝国图书馆开箱整理。负责整理的是日本文献学家长泽规矩也——郑振铎战前的旧识，他曾七次来华访书，为日本机构大批购买中国珍籍，被中国学界紧盯。长泽用了近一年时间为这批古籍撰写详尽的版本解题目录，1944年8月在帝国图书馆举办"明代史料展观会"，向日本学者推荐这些战利品。郑振铎担心的"史在他邦，文归海外"，一部分已经在东京发生。
日本战败后，长泽建议把其中约两万册善本从东京疏散到伊势原高部屋村原村长小泽家的地窖藏匿，企图逃过盟军追查。挑剩的一万多册留在上野帝国图书馆地下室。1946年1月，英军少校博萨尔（Charles Ralph Boxer）在帝国图书馆找到自己的藏书，同时发现"自香港移来的中国政府的书籍"，中方由此得知被劫善本的下落。2月，中国驻日代表团查明中央图书馆约三万册现存东京上野。
追索过程中，香港冯平山图书馆馆长陈君葆提供了劫掠经过的证据。他在日军侵港后被迫留任图书馆，目睹日本陆军23军调查班把一百一十一箱古籍搬离香港大学，战后向盟军提交了日方劫掠经过的详细说明。追索还依赖另一份材料：郑振铎手抄的善本目录——1941年寄港的七批书每批都有邮包目录，"寄港书的书目，厚厚的两册"，这份天地间独一份的目录成为追索的铁证。1946年6月，第一批十箱古籍精品空运回国；1947年2月8日，"伊兰胜利号"轮船装载一百零七箱古籍由王世襄押运抵达上海。中央图书馆被劫的三万四千九百七十册古籍至此全部退还。
书中给出了一组对照数字：中国在战时损失的书籍不下三百万册，战后归还的总共只有十五万八千八百七十三册，其中除中央图书馆一批善本先后空运、船运回国，其余多是普通书籍。这组数字是盟总追索程序限制下的结果——盟总要求被劫方列出名称、年代、形状、尺寸等具体证据，中方在国内办理损失登记时"申请者寥寥""多乏具体说明与确切证件"。
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在1948年又做了另一件事：拖延古籍迁台。1948年11月淮海战役打响，国民党当局筹划将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等单位的古物古籍渡海迁台。11月17日，郑振铎写信给蒋复璁，建议把最精的书籍装箱存放安全之地，"或即设法运沪存放亦可"，理由是上海人多注意物资、对古物不大留意，反而安全。12月7日中央图书馆第一批古籍由军舰运台，到次年6月共运出六百四十四箱、十二万一千多册——迁台的是南京本馆藏书。上海法宝馆的存书被郑振铎和助手孙家晋用"拖"字诀留了下来。
1949年2月，郑振铎秘密绕道香港进入解放区，临行前把法宝馆钥匙交给孙家晋："拜托了！"1949年冬天，董必武率华东区工作团到上海，文教组组长是郑振铎，孙家晋到上海大厦把钥匙亲手交还。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团外访，因飞机失事殉难。他逝世后，遗孀高君箴及子女把九万四千多册藏书（其中线装书四万一千多册）悉数捐赠北京图书馆。郑振铎生前经手搜购、抢救、保存的古籍，构成了今天海峡两岸图书馆古籍的基本库藏。吴真在书末用一个生态学比喻作结：一鲸落，万物生。
史料与方法的边界
本书的史料工作有两条线索。一条是郑振铎的私人文献：留存下来的抗战时期日记有1939年全年、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1945年6—10月；他与张寿镛、蒋复璁、徐森玉等人在1940—1945年间来往的四百多封"文献保存同志会"信件。另一条是日方档案：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的陆军档案、国立国会图书馆的馆史资料、帝国图书馆馆员的战后回忆，以及高仓正三《苏州日记》、长泽规矩也《静盦汉籍解题长编》等。
吴真沿用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的区分，把史料分成"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郑振铎、陈乃乾等人蓄意存留某部分事实、同时遮蔽某部分事实的日记文章回忆录，属于"有意史料"，彼此之间存在裂缝；历史档案、书籍题跋印章、旁观者的日记（王伯祥、夏承焘等）、日本图书馆员的集体回忆，属于"无意史料"，提供的是另一重目击者视角。全书多次演示这套方法：用王伯祥日记和叶圣陶信件补出《古今杂剧》洽购中被双方叙事遮蔽的潘博山；用日方档案释读郑振铎信件中"某方"的所指——过去研究者不知道"某方"是日方，吴真通过中日史料对照，确认"某方"就是日本侵略者。
作者在书中明确交代了证据的等级与限制。涉及郑振铎自我评价的数字（如"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是当事人的自述；涉及长泽规矩也发起第二次"疏散"（藏匿）的情节，是1978年冈田温喜寿座谈及多位馆员集体回忆的版本，与长泽本人的单一叙事不同，作者取集体回忆。张叔平资助出版时与郑振铎的交往、郑振铎与徐微的关系、1948年拖延迁台的具体数量，都存在文献缺口，作者均未强行下结论，只呈现可见的记载。
《暗斗》把郑振铎的私人行动放在中日双方档案的对照之下，为"文化抗战"提供了一个具体案例。同时作者不回避当事人叙事中的遮蔽与矛盾：郑振铎自己的文字在不同时期对陈乃乾、潘博山有不同的处理，这些"技术处理"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读者可以把本书看作一部以人物为线索、以档案为证据的专题研究，其中郑振铎的自我陈述、作者的推断与日方档案的记载分属不同层级，阅读时需要分开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