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oblem from Hell》副题 "America and the Age of Genocide"，中译本题为《地狱的难题：世界警察为何无法阻止种族灭绝？》，2002年出版。作者萨曼莎．鲍尔当时在哈佛大学甘迺迪学院的卡尔人权政策中心任职，后来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她在1993至1995年间以记者身份驻在波斯尼亚，目睹塞拉耶佛围城与斯雷布雷尼察陷落，这段经历构成全书的出发点。
Power花费多年访问超过三百名曾经制定或影响美国政策的人，并借助非营利组织"国家安全档案馆"依《资讯自由法》取得的解密文件，重建七起种族灭绝案中的美国决策。案例依时间排序：一九一五至一六年的亚美尼亚、一九三九至四五年的纳粹大屠杀、一九七五至七九年的柬埔寨、一九八七至八八年的伊拉克库德族、一九九二至九五年的波斯尼亚、一九九四年的卢安达，以及一九九九年的科索沃。她给每起案例套用四个分析阶段：预警、承认、回应、余波。
全书的主张由三层判断构成。美国官员对屠杀知情，知情证据一贯且充分；美国拥有外交、经济、法律与军事上的干预选项；真正缺席的是意愿。Power在结语里写道，美国留下的执政纪录是成功，而非失败——决策者算清了不介入的收益，制度高效地执行了"不介入"。她用经济学家赫绪曼的三种修辞给反对干预者的论证归类：干预救不了人（无效论）、干预会让事情更糟（悖谬论）、干预会危及美国利益（危害论）。这三种说法在七起案例里反复出现，构成她所谓"地狱难题"话语的骨架。
命名与立法：莱姆金留下的法律
亚美尼亚案构成美国回应种族灭绝的第一个模式。一九一五年土耳其当局驱逐并屠杀亚美尼亚人，约一百万人死亡。美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老亨利．摩根索从七月起向华府发回详细电报，称之为"种族谋杀"，要求美国公开谴责并向德国施压。威尔逊政府保持中立，国务院近东事务部建议兰辛"不能采取任何积极作为"。摩根索在君士坦丁堡待了二十六个月后辞职。战后巴黎和会讨论审判土耳其官员时，国务卿兰辛反对，称"主权的本质是无须负责"。Power把这套反应——知情、以中立为由拒绝谴责、把暴行视为内政、只提供人道救济——称为往后案例一再重复的模式。
一九二一年，亚美尼亚青年索戈蒙．泰赫利里安在柏林枪杀前土耳其内政部长塔拉亚特。当年二十一岁、正在利沃夫大学读语言学的拉斐尔．莱姆金读到这则新闻，问教授为何塔拉亚特没有受审。教授用养鸡的比喻回答：国家杀死自己的国民就像农夫杀自己的鸡，那是人家的家务事。莱姆金此后三十年投入一件事，让"消灭一个民族"成为国际法上的犯罪。
莱姆金是波兰犹太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后流亡，经瑞典、苏联、日本，1941年4月抵达美国。他的家族至少有四十九人在大屠杀中丧生。1944年他出版《欧洲纳粹占领区的轴心国统治》，书中第一次使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定义是"各式各样行动的协调计划，旨在摧毁民族群体生命的根基，意图消灭该群体本身"，并主张种族灭绝分两个阶段：先摧毁受压迫群体的民族习性，再强加压迫者的习性。
1948年12月9日，联合国大会以五十五票全数通过《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比《世界人权宣言》早一天。公约定罪五类行为：杀害成员、造成严重身心伤害、故意制造毁灭性生活条件、强制防止生育、强迫转移儿童。公约有意排除政治团体，这项缺口在柬埔寨案中变成现实障碍——赤柬针对"政敌"的大规模屠杀难以被套进公约束文。
美国批准过程横跨三十八年。1950年代因参议员布里克、麦卡锡的反对与红色恐慌而搁置；1967年起威斯康辛州参议员普罗麦尔每天在参议院演讲，持续十九年共三千两百一十一次；1986年2月11日参议院以83票对11票批准，但附带一系列"保留、解释与声明"，其中影响最大的一条要求美国总统先同意国际法院的管辖权，美国才会接受管辖。1988年国会通过《普罗麦尔法》，把种族灭绝纳入美国国内法。Power在第七章末尾点明：批准公约没有让美国更愿意阻止种族灭绝，反而让官员更谨慎使用"种族灭绝"这个词。
案例：柬埔寨
一九七五年4月17日赤柬进入金边，驱赶全市约两百万居民步行出城。随后三年半，全国约两百万人因处决、饥饿与疾病死亡，七百万人中损失近三分之一。吐斯廉审讯中心（S-21）是象征之一，约一万六千人进入，生还者只有五人。
美国在柬埔寨的角色构成此案的前史。尼克森1969年下令秘密轰炸柬埔寨，代号"菜单行动"，至1973年共投下五十四万吨炸弹。美国支持龙诺政权，1970至1975年投入约十八亿五千万美元。赤柬叛逃者契图告诉作者，美国的轰炸让民众吓到"脑袋停止运转"，反而把民众推给赤柬。越战结束后的美国社会认定东南亚是"极度无望之地"，决策者把柬埔寨看作越南战争留下的烂摊子。
预警并非空白。外交官肯尼斯．昆因1974年提交四十五页报告，指出赤柬正在焚烧村庄、驱赶农民、建立公社，报告无人采纳。记者伊莉莎白．贝克1974年发表长文《赤柬是何方神圣？》，最早点名波布。怀疑论占了上风：左翼学者希德布兰德与波特出版《柬埔寨：饥饿与革命》，把难民证词斥为反共宣传；国际特赦组织沉默多年；美国媒体对柬埔寨的报道量在1975年12月骤减到每月一篇。福特政府一边预测"血洗"，一边因为美国信誉破产而无人相信。
回应阶段几乎空白。卡特政府没有公开谴责，也没有做种族灭绝判定。国务院官员特威宁在泰柬边界收集难民证词，报告在内部传阅却未推动政策。1978年参议员麦戈文公开呼吁国际军事介入，被国务院驳回；同年八十名参议员联名要求安理会处理，没有下文。越南1979年1月推翻赤柬，美国为对抗苏联与取悦中国，转而在联合国资格委员会保住赤柬的席位，直到1990年7月贝克致函米切尔后才改口。
案例：伊拉克
一九八七至八八年，伊拉克在安法尔行动中摧毁约四千座库德族村庄，杀害约十万库德人，多数是平民。1988年3月的哈拉布贾毒气攻击一次致死约五千人，被视为"库德人的广岛"。行动由海珊的表弟马吉德（外号"化学阿里"）指挥，他下令"用化学武器杀光他们"。
美国在案发时是伊拉克的盟友。两伊战争期间，雷根政府为阻止伊朗获胜，从1982年起给伊拉克农业信贷，年约五亿美元，1989年加到十亿美元以上，1984年美伊复交。美国知道伊拉克用毒气对付伊朗人，也知道它转向攻击库德人，国务院的说法是"撇除人权问题和化学武器的使用，我们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在许多方面与伊拉克一致"，此即第八章标题的来源。
国会层面的推动者是参议院幕僚彼得．加尔德布莱斯。他在1987年亲眼看见被夷平的库德村庄，1988年8月读到土耳其边境库德难民的报道后认定这是种族灭绝，为参议员裴尔起草《防止种族灭绝法案》：切断伊拉克的石油进口、农业信贷、制造品信贷，并翻转举证责任——要求雷根证明伊拉克没有用毒气攻击库德人。参议院1988年9月9日口头表决全数通过。法案随后在众议院被岁入委员会主席罗斯登考斯基以"蓝纸条"程序封杀，加尔德布莱斯的制裁全部落空。国务院内部，情报研究局确认伊拉克用毒气，近东事务局却坚持这是"平叛"，助理国务卿墨菲拒绝使用"种族灭绝"，理由是海珊没有消灭全部库德人的意图。
1988年9月8日，国务卿舒兹在压力下公开认定伊拉克使用化学武器。余波里有一条反例：Power在结语中指出，海珊此后不再对库德人使用毒气。1991年波斯湾战争后，库德人发动起义，美国联合盟国在伊拉克北部设"安全避难所"（提供舒适行动），让超过一百万名库德人返乡。人权观察会依据没收的伊拉克政府文件证明安法尔行动构成种族灭绝，但直到全书完稿，没有任何伊拉克官员因此受审。
案例：波斯尼亚
1992至95年，波斯尼亚的塞族军队对穆斯林与克罗地亚人实行"种族清洗"，约二十万人死亡，超过两百万人被逐。塞拉耶佛围城持续三年半，媒体反复播放集中营影像（奥马尔斯卡、特诺波杰），1992年8月独立电视新闻台播出铁丝网后骨瘦如柴的囚犯画面，美国舆论短暂沸腾。
布希政府时期，副国务卿伊格伯格、国安顾问史考克罗、参联会主席鲍威尔都反对干预。他们的理由包括：巴尔斯干是"数百年的古老仇恨"、军事介入会重演越战、塞族与穆斯林"所有阵营都有责任"。布希政府在伊格伯格的行动备忘录上批"不赞成"。
柯林顿上台后，国务卿克里斯多福把波斯尼亚称作"地狱的难题"。1993年5月，柯林顿的"解禁与攻击"政策在出访欧洲后胎死腹中；安理会改设六个"安全区"，兵力远不足。北约"双钥匙"制度要求联合国文职官员明石康与北约指挥官同时同意才能空袭，空袭请求屡屡被明石康否决。1994年2月塞拉耶佛市集爆炸（六十八人死亡）后，柯林顿发出最后通牒，短暂停火，随后美国注意力转移，北约只发动"针扎"式小规模空袭。
"种族灭绝"一词成为焦点。克里斯多福在国会听证中承认"部分行动和种族灭绝同等严重"，却拒绝正式判定。众议员麦克洛斯基在至少十五场听证会上追讨这个词。1993年10月，克里斯多福批准承认"种族灭绝行动"的信件，几天后因麦克洛斯基的社论而撤销，并在备忘录上批"O.B.E."（因故不再适用）。国务院内部，情报研究局的加蒂提交备忘录：塞族的行为符合公约，人数达到"重要部分"标准。国家安全顾问雷克没有把这件事提到总统面前。
国务院为此付出代价。1992年8月，官员乔治．肯尼辞职；1993年8月，波斯尼亚事务处长马修．哈里斯、情报分析师乔恩．伟斯登、克罗地亚事务处长史蒂芬．沃克相继辞职，构成国务院历史上最大的一波辞职潮。
案例：斯雷布雷尼察
1995年7月11日，塞族军队攻陷斯雷布雷尼察安全区，随后一周约七千名穆斯林男性与男孩被处决，这是二战后欧洲最大规模屠杀。荷兰维和部队（Dutchbat）人手不足、补给中断，北约空袭请求因"双钥匙"制度被否决。美国间谍卫星没有追踪被拘留男性的下落；情报分析师的训练是"回答政策规划者想知道的事，而非他们该知道的事"。
"打上一场仗"的模式在这里显现。1992年集中营危机时，美国靠争取国际红十字会探视权来缓解；1995年官员仍假设塞族会像1992年一样把穆斯林关进营地。人权助理国务卿沙塔克说："我们想象的是奥马尔斯卡模式"——而穆拉迪奇实际上处决了所有人。
斯雷布雷尼察的政治代价改变了算式。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推动解除武器禁运，1995年7月26日参议院以69对29票通过杜尔—李伯曼法案。副总统高尔在内阁会议搬出上吊少女的照片。8月底，塞拉耶佛市集再度遭炮击（三十七人死亡），北约启动"慎重武力行动"，轰炸三周、出动三千四百架次，塞军溃退，约两成领土被穆斯林与克罗地亚军队收回。1995年11月岱顿协议签订，美国部署两万美军执行和平。杜尔与马侃支持柯林顿的出兵决定，杜尔后来出任国际失踪人口委员会主席，负责调查斯雷布雷尼察失踪者。
案例：卢安达
1994年4月6日，卢安达与蒲隆地总统的飞机被击落，胡图族极端分子随即展开对图西族的屠杀。一百天内约八十万人遇害，平均每天八千人。加拿大少将达莱尔指挥的联合国维和部队（UNAMIR）只有约两千五百人，曾在一月呈报"达莱尔传真"——告密者称民兵计划杀害比利时维和人员以促成撤军——联合国总部否决了缴械行动。
美国在案发前把卢安达排除在国防部动荡地区名单外。屠杀开始后，柯林顿政府没有召开过一次高层政策会议，柯林顿本人三个月内从未召集顾问团讨论卢安达。美国完成撤侨后，4月15日克里斯多福指示驻联合国大使欧布莱特要求联合国全面撤军；4月21日安理会把UNAMIR兵力削减到两百七十人。美国反对增援，理由是索马利亚的教训和第二十五号总统决策方针。国务院的"种族灭绝"措辞战最为典型：发言人在记者会上长篇解释法律定义却不下判断；克里斯多福5月24日的授权文本限定"发生种族灭绝行为"，刻意避开"正在发生种族灭绝"。
美国拒绝的技术手段包括干扰"千山之地电台"——国防部认为每飞行一小时八千五百美元太贵，并反驳"电波不会杀人，人才会杀人"。联合国要求的五十五辆装甲运兵车因五角大厦与联合国就费用、车型争执而拖延，6月19日才启运，7月才抵达卢安达。最后是图西族反叛军（卢安达爱国阵线，卡加米指挥）7月攻入首都结束屠杀。
余波部分，达莱尔因创伤后压力症候群多次自杀未遂，2000年被加拿大军队强制退伍。柯林顿1998年出访卢安达时表示"没有尽力"。Power在结语中引用反例：吉佳利一间酒店的老板认为是美国外交官的电话说服民兵不攻击酒店里的图西人；联合国人员在场本身就有吓阻效果，约两万五千名卢安达人聚集在联合国据点内获救。
案例：科索沃
科索沃案是全书唯一的军事干预案例。1999年3月24日起，北约对塞尔维亚轰炸七十八天，迫使米洛塞维奇撤出科索沃。背景是1998至99年塞族军队与警察对阿尔巴尼亚人的清洗，以及1999年1月拉察克村四十五名平民被杀。朗布耶会议的最后通牒被塞方拒绝。
Power说明这次介入的道德与利益混合动机：斯雷布雷尼察的记忆、北约信誉、巴尔干局势外溢的风险。轰炸期间塞军反而加速驱逐，约一百三十万阿尔巴尼亚人被迫离开科索沃（"蹄铁行动"），七十四万人涌入马其顿与阿尔巴尼亚。北约为避免伤亡而把战机保持在一万五千英尺高度，地面部队被排除；克拉克将军的鹰派主张被国防部与参联会压制。
"种族灭绝"一词在这里被采用。战争罪办公室的谢弗在1999年3月末使用"种族灭绝迹象"，6月25日柯林顿说塞方"蓄意且系统地施行种族灭绝"——这是美国总统首次使用该词指认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批评者随即指控美方夸大死亡人数。事后挖掘证实约五百处墓穴、四千具遗骸，官方当时估算约一万名男性下落不明，难民主张与挖掘结果的吻合度在可验证范围内。
余波复杂。米洛塞维奇1999年5月24日被海牙法庭起诉，2000年9月败选，2001年6月被遣送海牙。北约轰炸结束后，阿尔巴尼亚人报复性地驱逐约十万名塞族人，约一千五百人被杀；柯林顿在科索沃要求原谅的讲话当场换来沉默。克拉克将军1999年7月被提前解职。Power承认这场战争"用脑也用心"，把它的成功界定为有限且带代价的。
法庭遗绪
一九九三年联合国为前南斯拉夫设国际刑事法庭（海牙），1994年为卢安达设国际刑事法庭（阿鲁夏）。克尔斯蒂奇案（2001年8月）首次确认"种族清洗成为种族灭绝"，判处四十六年；阿卡耶苏案（1998年9月）首次将系统性强暴认定为种族灭绝行为。但法庭初期资源匮乏，庭长卡塞斯形容它"没有手脚的巨人"，逮捕嫌犯靠运气，直到1997年7月英国军队在普利耶多突袭后才开始成规模移交。柬埔寨的混合法庭构想因洪森的阻挠而搁置，国际刑事法院的《罗马规约》1998年通过、2001年11月已有四十三国批准，美国拒绝加入。
结语：理解、影响与意愿
Power在结语把原因归为三层：理解、影响、意愿。"理解"指美国官员对暴行知情，且"绝不再重蹈覆辙"的承诺在案发时无一兑现；"影响"指干预确实能改变结果，她列出的反例包括海珊停止用毒气、库德安全区让百万人返乡、卢安达酒店的电话、波斯尼亚空袭结束战争、科索沃解放百万人、北约为逮捕嫌犯施压促使数十人自首；"意愿"才是症结。总统与高层决策者把阻止种族灭绝排除在利益计算之外，靠回避"种族灭绝"一词来免除道德义务，国内又没有力量让他们为"没有行动"付出代价。
Power特别强调责任结构。美国领导人害怕做错事的后果（索马利亚、越战），却没有人因为"没做"而被追究。社会沉默给官员提供"民意不支持"的借口；官员反过来也从不尝试去动员民意。她引用作家柯斯勒的"尖叫者"意象：少数抗议者让民众"像甩干身上的水的狗"一样恢复平静。
这本书也留出自我设限。作者在序言中交代，她访问的官员大多为自己辩护，只有极少数承认"我当时搞砸了"；她写的每个章节都标明信息来源，从解密文件、访谈记录到新闻稿。全书止于2002年，国际刑事法院尚未运转，米洛塞维奇案、穆拉迪奇案与卡拉迪奇案都悬而未决，柬埔寨审判尚未实现。
局限与可迁移
以下概括不属于作者原文，需要与作者主张分开理解。
对全书判断的限定有四点。其一，Power本人的立场是干预倡导者，她选取的访谈对象与文件服务于"美国应该做得更多"这个命题，书中对每个"不介入"决策都做了合理性重建，但批判偏向明显。其二，"种族灭绝"一词在书中有两套用法：法律定义（公约五类行为、意图要件、人数门槛）与道德指控。官员回避该词确有规避义务的动机，书中也如实记录了定义本身的困难——政治团体被排除、局部消灭的比例没有标准、意图难以证明。其三，死亡人数多为估计值且各案差异大，作者在文中多次标注数字来源。其四，科索沃案的反例（轰炸诱发驱逐、战后阿尔巴尼亚人报复）表明干预可能产生新的暴力，Power没有把干预写成无成本方案。
可迁移的观察工具包括：预警—承认—回应—余波的分析框架；赫绪曼的无效论、悖谬论、危害论作为识别"反对行动"论证的清单；"打上一场仗"的决策惯性；把争议词当作政策筹码的语义政治；以及"知情与不知情的模糊状态"对旁观者心理的描述。这些工具可以套用到任何涉及大规模暴行或人道危机的决策分析，前提是像Power那样同时核对档案、访谈与当事人证词，并把"官员声称知道什么"与"文件显示他们知道什么"分开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