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NOTES

A Day in the Life of Abed Salama

Nathan Thrall

《A Day in the Life of Abed Salama》是内森·萨拉尔(Nathan Thrall)的一本纪实作品,原书二〇二三年由美国 Metropolitan Books 出版,本书为黄楷君的繁体中文译本(八旗文化,2025)。萨拉尔是定居耶路撒冷的美国作家与记者,曾任国际危机组织阿拉伯—以色列项目主任十年。全书围绕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六日发生在贾巴公路(Jaba Road)的一场校车火灾展开:努尔乎达小学的幼稚园巴士与半拖车相撞,翻覆起火,六名儿童与一名老师罹难。作者在书末的作者笔记里写明,这是一部纪实作品,书中所用人名均为真实姓名,只有阿布·哈珊、阿札姆、嘉瑟、哈珊四人因隐私使用假名。

全书由人物表、序言、五部二十四章、后记、作者笔记、谢词与逐部资料来源构成。五部分别题为「三场婚礼」「两场大火」「重大伤亡事件」「墙」「三场葬礼」。序言与第三部写事故当天,第一部回溯主角阿比德·萨拉玛(Abed Salama)的个人史,第二部转入近东救济工程处医师乎妲·达赫布尔的流亡与救援经历,第四部解释隔离墙与占领制度的建造,第五部写三位母亲失去孩子的过程,后记讨论追责与无人追究的深层原因。

繁体中文版书前另有两篇台湾推荐序,分别由王冠云和黄楷君撰写,其中包含对二〇二五年加萨局势的时事评论,这两篇属于台湾译本的附加内容,不属于萨拉尔的原作。以下内容只依据萨拉尔本人所写的正文、作者笔记、谢词与资料来源清单。

序言:事故前夜与当天早晨

车祸前一晚,五岁的米拉德·萨拉玛(Milad Salama)拉着父亲阿比德的手,到阿纳塔镇萨拉姆区的便利商店买郊游零食。他买了塔布奇纳橘子饮料、品客洋芋片和一颗健达出奇蛋。当天早上风雨交加,米拉德穿着缝有校徽的灰色毛衣出门,阿比德还在睡觉。前一晚阿比德忘记缴一百谢克尔郊游旅费,赶在学校关门前托老师穆菲妲帮忙,才补缴成功。

上午,阿比德和堂亲希勒米去朋友阿帝夫的肉铺买肉。阿帝夫堵在卡兰蒂雅与贾巴检查哨之间的车阵里,说前方似乎有车辆相撞。随后阿比德接到姪子电话:贾巴村附近有辆学校巴士出车祸。阿比德和希勒米驱车赶往现场,在亚当屯垦区路口被军人拦下。他跳下车徒步奔跑,途中招停一辆军用吉普车请求搭便车,被军人拒绝。他在人群里听见堂亲阿敏说「他们刚把烧焦的尸体移出巴士,放在地上」。

谣言在人群里流传:有人说孩子被送到拉木的诊所,有人说在拉玛军事基地,有人说在拉马拉的医疗中心,也有人说正转送斯科普斯山的哈达萨医院。阿比德拿的是绿色身份证,无法进入耶路撒冷,便搭上两位陌生人的车前往拉马拉的医院。路上他经过米拉德班级原定抵达的「儿童乐园」,屋顶有只巨大的海绵宝宝。在拉马拉医院的混乱中,阿比德反复问有没有人见到米拉德,脑海却反复浮起一个念头:他正在为对前妻阿丝玛罕做过的事受罚。

序言还交代了阿纳塔镇的地缘处境。阿纳塔原本是西岸最辽阔的城镇,面积达十二平方英里,如今只剩不到一平方英里。以色列没收了周边几乎全部土地,建起四座屯垦区、一座军事基地和一条种族隔离公路,并用高约八米的水泥墙包围城镇中心。汗阿赫玛尔的贝都因人棚户区坐落在阿比德祖父名下的一块土地上;阿比德兄弟的橄榄园被屯垦者占据;E1区就在附近,以色列计划在那里兴建数千户住宅。

第一部:三场婚礼(阿比德的个人史)

第一部回述阿比德的一生。他在一九八〇年代爱上哈姆丹家族的十四岁女孩嘉瑟,两人秘密交往七年:阿比德通过公共电话、托同学转信与她联络。阿比德一九八六年高中毕业,次年第一次大起义爆发。他在姐夫阿布·维萨姆的引介下加入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民主阵线),担任地方领袖,负责组织抗议、招募成员、分发起义公报。一九八九年秋,阿比德被捕,接受以色列安全总局的「沙贝赫」酷刑(拉伸双臂的审讯法),随后被军事法庭判处六个月徒刑,关进内盖夫的凯齐奥特监狱(纳卡卜)。出狱后他拿到绿色身份证——这是被拘留者专用的证件颜色,凭这张证在检查哨一定会被拦下。

提亲失败后,阿比德在愤怒与脆弱中答应了堂亲安排的婚事,娶了阿丝玛罕。订婚宴上,嘉瑟冲进客厅流泪,随后接受邻家一位法塔赫青年的提亲。阿比德和阿丝玛罕一九九三年结婚,生养四个女儿。他同时兼两份工:在以色列电信公司贝泽克监督电话线维修,并在枇杷餐馆当副主厨。他始终没有忘记嘉瑟。为保住工作,他曾与拿撒勒附近坎纳镇的贾蜜拉订婚,只为取得蓝色身份证,最终因撒谎而愧疚,主动结束这段关系。第二次大起义爆发后,他转而向海法提亲。海法是哈姆丹家族的人——正是他父亲当年未能娶到的旧情人的女儿——也是萨拉姆区村落领袖的女儿。海法同意嫁给阿比德,条件是他不能和阿丝玛罕离婚。阿丝玛罕的父母得知后坚持要求女儿离婚,阿比德成为四个女儿的唯一监护人。海法随后生下亚当和米拉德。

这一部同时写了阿纳塔的家族秩序与暴力:家族间的械斗、堂亲阿赫玛德与阿敏的持刀攻击、二哥纳伊勒的吸毒与堕落、传统的「和解会」与「休战」习俗。作者也交代了颜色身份证制度的由来:以色列统治初期,巴勒斯坦人可以在西岸、加萨、东耶路撒冷和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以色列领土内相当自由地移动;大起义期间,以色列沿着一九六七年前的界线设置检查哨,身份证颜色、出生区域、年龄、性别和有无前科共同决定一个人能走到哪里。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成立后,把西岸居民身份证从橘色改为绿色,即从前入狱者的证件颜色。阿比德评论这个设计恰如其分:每个巴勒斯坦人都是某种形式的囚犯,连总统出入也需要以色列许可。

第二部:两场大火(乎妲的流亡与救援)

第二部的主角是近东救济工程处(UNRWA)的内分泌科医师乎妲·达赫布尔。她的家族在一九四八年大浩劫时遭驱逐,从海法城出逃,落脚在叙利亚荷姆斯难民营,她是听着祖母讲的海法故事长大的。她在大马士革大学医学院毕业,一九八五年目睹以色列轰炸突尼斯巴解总部的惨状——她的叔叔、诗人艾哈迈德·达赫布尔因会议延期而幸免。她在突尼斯认识丈夫伊斯玛仪,婚后随他在布加勒斯特与莫斯科之间辗转,生下四个孩子。一九九五年《奥斯陆协议》后,她坚持随丈夫返回西岸,成为「返乡人士」,在近东救济工程处的流动诊所工作,服务贝都因人营地汗阿赫玛尔。

乎妲的儿子哈迪十六岁时因投掷石头被逮捕。她在军事法庭上看到儿子身上的瘀伤与烧伤疤痕,要求法官检查酷刑痕迹,随后接受认罪协议,哈迪被判十六个月监禁,关进纳卡卜监狱。认罪的条件是家人停止指控施刑军人。书中引用数据:军事法庭判罪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点七;哈迪被捕后的六年间,八百三十五名被告儿童中有八百三十四人被定罪。一份联合国报告调查发现,自占领开始,约七十万巴勒斯坦人曾被逮捕,相当于当地约四成的男人和男孩。

第二部分以乎妲的视角重述火灾救援。那天她正前往汗阿赫玛尔例行访视,途中看见翻覆燃烧的巴士。她的司机阿布·法拉吉把车横停在路上阻挡来车。围观民众萨里姆用灭火器打破后车窗,爬进着火的巴士救出数十名儿童;老师舞拉·朱拉尼跟着他回到车上,最终困在前座下方身亡。乎妲和同事接力把孩子抱出车外,贝都因人把水箱拖到峭壁边往火焰上浇水。贾巴检查哨的军人拒绝让阿布·法拉吉靠近求援。乎妲后来问一个受伤的女孩,为什么事发时她听不见任何哭喊,女孩回答:「因为我们太害怕了,看到那些火焰时,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死掉了,我们以为自己在地狱。」

第三部:重大伤亡事件(事故现场的多种视角)

第三部只有第十二章,从多位在场者的位置重写事故。巴士司机拉德万·塔瓦姆起初拒绝在暴风雨中出车,他的叔叔萨米开着车龄二十七年、没有合法登记的五十人座巴士到他家,逼他上车。拉德万最终失去双腿。卡车司机阿什拉夫·盖卡斯当天以九十公里时速行驶在限速五十公里的下坡路段,路面湿滑,他启动了本应关闭的减速器。警方报告认定事故原因是超速、训练不足、不熟悉减速系统;阿什拉夫此前有二十五次交通违规记录,取得重型卡车驾照仅一年,到水泥公司到职仅一个月,公司没有正确训练他操作复杂的煞车系统。

第一位赶到现场的急救人员是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纳迪尔·穆拉尔,他用无线电报称「重大伤亡事件」。以色列红大卫盾会的伊尔达德·班斯汀在相撞二十四分钟后抵达,是第一位到达的以色列人。现场没有消防车、警察或军队;巴勒斯坦消防车在事故发生后约三十四分钟才赶到。萨里姆向抵达的军人大吼指责,随后被六名以色列军人围殴,在拉马拉医院住院十天,双肾损伤、脊椎错位。扎卡组织(ZAKA)的杜比·维森斯登和班齐·厄林负责搜检遗体,在巴士残骸中没有找到任何尸块。以色列国防军便雅悯旅指挥官萨尔·楚尔上校到场后,与巴勒斯坦内政部首長易卜拉欣·萨拉玛协商:易卜拉欣要求巴勒斯坦保安部队接管现场、免除绿色身份证家长的通行限制,萨尔同意了。作者记录,这是唯一一次萨尔看到军方在C区让出管控权。

第四部:墙(隔离制度的建造)

第四部把镜头转向隔离墙的规划与建造,主角是负责以色列国防军西岸战略规划十三年、被阿拉法特称为「地图之父」的后备役上校丹尼·蒂尔扎。他在《奥斯陆协议》谈判期间画出把西岸分成A、B、C三区的地图:A区是巴勒斯坦自治政府拥有内部治安权的都市区,只占西岸面积百分之三;C区直接受以色列管辖,在最初地图上占百分之七十三,是唯一连片的区域,像一片「海洋」包围一百六十五座「岛屿」。巴勒斯坦首席谈判代表阿布·亚拉说:「你们把我们的自治区变成囚禁我们自己的牢笼了。」阿拉法特看过地图后夺门而出,最终仍接受了提议。

一九九四年,屯垦者巴鲁赫·戈爾茨坦在希伯崙的易卜拉欣清真寺杀害二十九名礼拜者,军方加速隔离政策。二〇〇二年逾越节爆炸案后,总理夏隆采纳丹尼的隔離屏障计划。屏障长约四百五十英里,长度超过绿线两倍,把八成屯垦者居住区域划入以色列一侧,其中超过四十英里是二十六英尺高的水泥墙,耗资近三十亿美元,超过国家供水系统的两倍。丹尼团队实地勘测了预定墙线的每一寸土地,直接与将被切开的巴勒斯坦农民对话。围绕耶路撒冷的一段,他选择按城市边界建墙、同时切除阿卡卜区与修阿法特难民营等人口稠密的并入区。墙外的社区从此失去救护车、消防车与警察。

第四部还写了两位与制度关系相反的巴勒斯坦人。易卜拉欣·萨拉玛是阿比德的堂兄,年轻时因参与大起义被判十年徒刑,出狱后加入预防安全组织,相信与以色列合作能促成建国。他在第二次大起义期间与亚拿突屯垦区的阿迪·施彼得谈判互不侵犯协议,两人成为好友;阿迪在围剿阿拉法特总部的行动中与易卜拉欣重逢,两人当街拥抱。亚當屯垦区的创建者比伯·瓦努努是贫苦的米兹拉希犹太人,从摩洛哥移民后住在围栏营地,他顶住政府压力把屯垦区建在贾巴村的土地上。第四部也交代了米兹拉希犹太人在以色列建国初期受到的歧视:他们被安置在围栏营地里,部分儿童死亡事件被隐瞒,相关指控在几十年后由卫生部内部报告证实。

墙的另一侧,十多万住在修阿法特难民营与阿卡卜区的人失去耶路撒冷的公共服务。这些飞地变成逃犯的避风港,出现过期食品、毒品、危险废物的非法经济。家长为了避开检查哨,把子女送进私立学校,努尔乎达小学正是其中之一。二〇一二年二月,这所小学雇请巴士公司载幼稚园学生去阿卡卜区的游乐场,公司派来一辆二十七年车龄、没有合法登记的旧巴士,行驶在缺乏照明、没有中央分隔岛、没有警察指挥的拥挤道路上。作者把这些条件与两天后的悲剧联系在一起。

第五部:三场葬礼(母亲们的等待)

第五部跟随三位母亲与阿比德的等待。阿比德在拉马拉医院度过一整天,电话不断传来互相矛盾的消息。米拉德的哥哥亚当回家后睡了一整天,四个姊姊抓着他的衣服闻他的味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布·玛赞(阿巴斯)到病房探望受伤儿童,助手发下去的礼物是坏掉的PS游戏机。医院太平间里躺着老师舞拉与五名儿童,其中三人烧焦到无法辨认。阿比德被医生问儿子发色,他答金发,而那具可辨认的男孩遗体是黑发;第二天DNA结果确认,太平间里的其中一名儿童是米拉德。

南希·卡瓦斯米只有二十三岁,她的儿子萨拉赫被视为聪颖过人。车祸前四十天,萨拉赫反复说「我快要上天堂了」,并要求在郊游前办生日派对。南希在周二心软签下郊游同意书。萨拉赫在哈达萨医院的隐柯林院区被确认为重度烧伤,医生「指着天」说接下来看老天的旨意;三天后他因细菌感染身亡。南希的丈夫阿札姆在病房外保持冷漠,此后多次殴打、威胁南希,录音里录到他父亲暗示要雇人杀害她。南希最终带着三个孩子离开阿札姆,搬回图尔的父母家。阿札姆和南希获得约二十万美元的卡尔尼特基金补偿——这笔基金只支付给以色列公民或观光客中被以色列车辆撞伤的受害者,阿比德和海法这类绿色身份证家庭拿不到分文。

哈雅·欣迪的儿子阿布杜拉也在巴士上。她的丈夫哈菲兹在耶路撒冷医院工作,家中所有人都有蓝色身份证。阿布杜拉下落不明,哈雅在太平间门口晕倒,凌晨清真寺广播宣告他身亡。阿布杜拉的遗体被葬在旧城外的巴卜亚斯巴特公墓,阿札姆把萨拉赫葬在同一座墓园。

米拉德的葬礼在事故第二天举行。遗体烧毁严重,无法举行传统的净身仪式,被直接带到清真寺下葬。上千人参加葬礼,阿比德始终没能与儿子独处。阿比德的母亲患有阿兹海默症,始终没有理解米拉德发生了什么事。葬礼第二天,嘉瑟随学校女教师前来吊唁,阿比德本想离开,海法劝他留下。两位曾经相爱的老人在同一个客厅里没有再交谈。

后记:追责与未被追责的原因

事故一个月后,以色列十号频道的记者艾里克·韦斯到阿比德家拍摄报道,标题是「有个阿拉伯小孩死掉了,哈哈哈哈」。报道记录了大量以色列青少年在脸书上的留言,庆祝巴勒斯坦儿童死亡,多数留言者用真名发布。艾里克在旁白里问道:「我们究竟是如何走到这一步的?」两位住在事故地点附近的屯垦者阿里克·瓦克尼什和杜里·亚里夫到阿比德家中致哀,杜里说附近没有任何屯垦区居民会因孩子是阿拉伯人就幸灾乐祸。阿比德在镜头前放了一段米拉德讲笑话的影片,影片结束时他遮住脸哭泣。

卡车司机阿什拉夫·盖卡斯被判处两年半徒刑,这是对造成七人死亡的重大过失罪的量刑。他在审判期间罹患血癌,辩护律师认为这是轻判原因。最高法院法官尼尔·亨德尔的判决书写道:「每个人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七人死亡的灾难无法用简单的加乘来衡量,这起事故的损失远远超过其总和。」

作者在后记里列出一连串无人追究的因果环节:东耶路撒冷教室数量长期不足,逼使家长把孩子送进疏于监督的西岸学校;隔离墙与许可证制度迫使幼稚园班级绕远路到拉马拉边缘,而不能直接前往皮斯加特泽夫的游乐场;以色列的救护车在卡兰蒂雅检查哨等待军方开门而延误;调度单位用附近的屯垦区名称指称巴勒斯坦地点,延误了从希兹马检查哨出发的救援队;绿色身份证家庭拿不到以色列的车辆事故补偿;隔离墙一侧缺乏紧急救援单位。作者写道,审判与警方调查只聚焦在司机的个人行为,无人因此被追究这些制度层面的责任。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的部长委员会报告则认定「以色列方应负起道德和法律责任」,并指出最近的以色列救护车距现场车程仅一分半钟;丧亲家长拒绝接受这份报告,批评它粗糙仓促,意在掩盖自治政府自身的救援不足与对学校的监督失职。

作者笔记、谢词与资料来源(证据基础)

作者笔记确认本书为纪实作品,说明了假名人数、转写系统的选择与货币换算规则(以二〇二三年六月币值呈现)。谢词列出所有受访者与协助者,包括阿比德一家、乎妲、萨拉赫与阿布杜拉及舞拉的家人、塔拉·巴赫里与家人、拉德万·塔瓦姆与家人、萨里姆、急救人员、扎卡志工、军方与民政官员、屯垦区居民与记者。资料来源清单按五部与后记逐段列出作者访谈与文件,包括以色列警方事故报告、塔奇图记录分析、耶路撒冷地方法院听证记录、最高法院判决、巴勒斯坦部长委员会报告、卜采莱姆(B'Tselem)报告、联合国机构报告、以色列媒体与历史文献。书中的地图部分为各章附图,标注了阿纳塔与周边、巴勒斯坦与以色列、贾巴公路与周边、约旦河西岸与隔离墙、大耶路撒冷。

作者作为叙述者的位置清楚:他是定居耶路撒冷的美国犹太作家,可自由通过检查哨,在事故后数年间采访阿比德一家与其他当事人。书中大量场景依赖当事人回忆,作者在行文中保留了一些记忆不确定之处,例如乎妲记不清自己是否听见孩童尖叫,以及她对事发当刻声音的抹除。货币、里程与统计数据均标明来源。

论证、证据等级与限制

整本书的追问围绕一桩事故:一辆校车在雨天翻覆起火,为什么救援迟了半个多小时,为什么最终死的是这些孩子。作者的论证分两层。近因由警方调查确定:卡车司机超速、经验不足、在湿滑路面使用减速器,加上巴士公司派出一辆老旧、未登记、满载学生的车辆。作者随后用隔离墙、检查哨、身份证制度、教室短缺、私立学校监管缺位、补偿基金的门槛、救援调度规则等一连串制度条件,说明这些条件如何在事故当天放大了灾难。

需要区分作者主张与作者提供的证据。制度层面的因果推论是作者的主张,他给出的支持材料包括:巴勒斯坦部长委员会报告(指认最近的以色列救援单位距现场一分半钟车程、巴勒斯坦救援车过检查哨需协调)、以色列救护车在检查哨等待开门的报道、紧急救援人员受访时「花了些时间才找到确切位置」的发言。同一批材料内部也有冲突:家长拒绝接受委员会报告,认为它掩盖自治政府的责任;作者本人没有为这道因果链中的每一个环节提供独立于上述报告与访谈之外的量化检验。法律上唯一被定罪的人是卡车司机,法院判决书没有采纳制度因果的论述。这些材料的证据等级各不相同,读者宜把「救援延误」这一可核实的部分与「延误源于制度设计」这一解释分开看待。

书里同样保留了与理想化叙述相反的内容。巴勒斯坦社会内部:派系斗争、通敌者网络、家族暴力、毒贩、对难民营居民的成见,以及阿比德对前妻的亏欠与海法家对多妻制的反对。以色列社会内部:反锡安主义的扎卡志工、米兹拉希犹太人对阿什肯纳兹精英的怨恨、与巴勒斯坦人交往的屯垦者,以及杜比承认犹太人的死亡对他的冲击大于巴勒斯坦人。作者没有把任何一方写成单一的整体。

可迁移的知识

这本书提供了一种叙事方法:用一桩可确认日期与地点的事件作为入口,把当事人的个人史、家族史与制度史交叉编织,让读者从不同位置的人眼中看见同一场灾难。读者可以借鉴的具体做法包括:为每个章节保留独立的资料来源清单;区分当事人叙述、官方文件与作者的推论;在写灾难时同时交代近因与结构性条件,并明确哪些判断有文件支撑、哪些只是解释。

对于写作以巴议题之外的读者,这本书同样示范了几条可迁移的纪律。第一,注意当事人身份与移动权利的不对称:作者能自由穿过检查哨,受访者不能,这种差异本身构成叙述的限制。第二,在引用统计数据时给出出处与口径(书中的人口、判罪率、逮捕人数均注明年份与来源)。第三,保留反例与内部矛盾,例如书中同时收录了委员会报告的指控、家长对报告的否认,以及救援人员对迟到原因的不同说法,读者得以自行衡量各方说法的分量。